韦森

2011年09月07日 09:12:42 　　 私有财产与市场秩序 ——重读哈耶克之三   　　 韦森     　　【内容提要】在全球化时期的后危机时代，在“国进民退”正在中国大规模发生的当下，重温哈耶克关于私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秩序乃至与公正、自由和民主政治关系的深刻洞见，似乎有着切实的当下意义。   　　     　　市场分工与交换体系作为一个不断成长和扩展的经济秩序，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是自亚当·斯密、门格尔到哈耶克乃至当代许多经济经济学家所共同认定的一个基本理念。人类社会的近现代和当代历史，也已向世人充分展示了这一点。西方世界近代的兴起，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乃至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从一个视角看，都是市场分工和交换体系不断扩展的结果。中国、越南等国的市场化改革，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社会转型，也均反过来说明，惟有市场经济在长历史时段中才是最有效率的。2007－8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的世界经济衰退，只是再次说明了市场经济的运行会出问题，但反过来并没有证明还有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     　　现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一个问题总是被不时提出，且似乎总是挥之不去：市场分工和交换体系如何才能自发地成长、常规地运行和不断地扩展？换句话说，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对于这类问题，哈耶克在其数十年的著述生涯中曾留给了我们大量的论述。照哈耶克看来，为了确保竞争，必须有调规市场运行的抽象规则系统；只有在抽象规则的系统中，市场自发秩序才能不断扩展。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甚至认为，“惟有规则能够结成一种扩展秩序”。     　　那么，能够确保和支持市场秩序自发生成、良序运作且不断扩展的抽象规则系统具体又是指什么？照哈耶克看来，这主要是确保私有财产和自由秩序的宪政和法律规则。哈耶克曾明确指出：“这种助长了个人目标多样化的秩序，只有在我愿意称之为专有财产（‘several property’——是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Henry S. Maine用来指通常人们所说的‘私有财产’一个专门术语——韦森注）的基础上方能形成。”为了说明这一点，哈耶克进一步说：“从古希腊到现在，这种财产、自由和秩序得以存在的前提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抽象规则意义上的法律，而这些规则能使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均明确知道谁有权名（is entitled）处置任一特定物”。哈耶克接着解释道，这种明确界定财产安排的法律，能使得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明确知道谁对任何具体财物享有支配权，这对市场交易和自发秩序的扩展尤为重要。通过对欧洲早期产权和商业制度演化历史的回顾，哈耶克得出结论说：“关键在于，专有财产的预先生成，是贸易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而对于形成前后一致的更大的协调结构，以及对我们称之为价格的信号的出现，也是不可或缺的”。     　　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今天说来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从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弗兰克·奈特，到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Coase）、诺思（Douglass North）、阿尔钦（Arman A. Alchia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张五常以及巴泽尔（Yoram Barzel）等，对产权制度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作用，都有过很多且很深刻的论述。如科斯教授在其在1962年发表在《法与经济学杂志》上的那一经典名篇“社会成本问题”中，就提出过“ 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基本前提 ”这一著名命题。这与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所说的“专有财产的最初出现，是贸易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而对形成统一而又相互协调的更大结构，以及我们称作为价格信号的出现，也是不可或缺的”，几乎讲的是同一个意思。     　　与新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思想艰深、知识广博、跨多学科且常常有着与他人不同的独到见解的哈耶克对产权制度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的认识，要比科斯教授的这一新制度经济学命题宽泛得多。     　　哈耶克对私有产权制度社会功用更深一层的理解，首先是私有产权制度是维系政治、法律和乃至在伦理和社会学意义上“公正”（请注意不是“社会公正”，哈耶克特别讨厌“社会公正”这个词，曾多次进行过批评和探讨）的一个必要条件。哈耶克曾指出，“要确保个人之间的和平合作这一繁荣的基础，政权（political authority）必须维护公正，而不承认私有财产，公正也不可能存在”。为了说明这一道理，哈耶克还专门引述了英国17世纪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人类理解》中以下一段名言 ：“‘无财产之处无公正’这一命题，就像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任何证明一样确定：因为所谓财产的观念，就是对任何事物的权利，而冠之以不公正之名的观念，就是对这种权利的践踏；显然，这些观念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这些名称就是因此而被赋予的，我相信这一命题是正确的，就像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之和一样正确 ”。根据洛克的这一著名判断，哈耶克认为，分立财产制度的确立，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开端，这一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哈耶克对产权制度的之第二种社会功用的解释是， 私有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必要保障；而个人选择的自由，包括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显然又是任何市场经济体系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明确指出：“所谓自由的人，是一个在和平年代不再受其共同体具体共同目标束缚的。这种个人决策的自由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规定了明确个人权利（如产权）并界定了每个人能够把自己所掌握的手段用于个人目标的范围。”在1960年出版的《自由的宪章》一书中，哈耶克则明确指出：“ 对私有财产和专有财产的承认，是阻止强制的一项基本条件，尽管这决非是唯一的条件。……显而易见，对产权的确认，是界定那个能够保护我们免受强制的私人领域的首要措施 ”。哈耶克还特别认同阿克顿勋爵的以下一句话：“ 大凡反对私有产权制度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由为何物 ”。事实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哈耶克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譬如，在《通向奴役之路》中，他就明确指出 ：“我们这一代已经忘记，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仅对有产者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无产者来说一点也不少。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许多多的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方能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掌控在一个人手中，不管这是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一个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没有正式的私有产权制度就没有民主自由，这一观点说来也并不是哈耶克最早发现的。实际上这一点早就为马克思本人所意识到了。譬如，在1941年，一位叫伊斯特曼（Max Eastman）的老牌共产主义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私有财产制度是给人以有限自由和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马克思则希望通过废除这种制度而给人以无限的自由。奇怪得很，马克思是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人。是他告诉我们，回顾以往，私人资本主义连同自由市场的演化，是我们所有民主自由演化的先决条件。他从未想到，向前瞻望，如果如他所说的那样，那些其它的自由，会随着废除自由市场而消逝。”     　　在全球化时期的这后危机时代，在“国进民退”正在中国大规模地发生的这当下，重温哈耶克关于私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秩序乃至与公正、自由和民主政治关系的这些深刻洞见，似乎有着切实的当下意义。     　　 2011/8/13日谨识于复旦   　　 本文于2011年8月26日发表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笔者的 “经济学如诗”专栏，见： http://cn.wsj.com/gb/20110826/WES074903.asp?source=channel   　　           上一篇： 重读哈耶克之二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3)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8月29日 09:34:59 　　   　　 市场、竞争与人类福祉   　　 ——重读哈耶克之二   　　 韦森   　　 【提要】在哈耶克看来，并不是市场竞争在短期中不出问题，会时时有效率和处处均衡，而是从人类社会长期演变过程来看，它是一种自发演化的、最不坏的且不断扩展的增进人类福祉的资源配置方式。       　　在当代世界思想家中，可能无人能像哈耶克那样数十年始终如一地执着弘传自由市场的理念了。在20世纪后半期，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曾与哈耶克在同一个战壕进行了数十年的“市场经济保卫战”，但哈耶克对自由市场体制和价格竞争机制的理解和阐释，却与新古典经济学家有着完全不同的视角和思路。在哈耶克在数十年著述生涯中，他还不时地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发些批评性的“横炮”。     　　学过现代经济学的都知道，新古典经济学是基于理性经济人个人利益最大化推理来论述市场经济之好处的。这种理论认定，完全理性且有着完备信息的市场参与者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会导致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最大化，达到市场出清的一般均衡，因而是最有效率的。任何垄断和行政干预，都会扭曲市场体系的最优资源配置，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和低效率。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优长的这种理性解说，不时引来一些持不同见解的经济学家和论者的质疑和批评。持批评意见论者一般认为，完全竞争只是经济学家们所杜撰和幻想出来的理论上的“海市蜃楼”；现实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危机和商业周期，说明了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尽美尽善的现世“伊甸园”。一个早年研究和赞同哈耶克的自由理念但后来又对哈耶克批评甚多的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曾说过：“在实际中，自由市场很少根据经济学家构建的模型运行。有繁荣和泡沫、萧条和崩溃。只有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市场才是自我调节的。”格雷的这段似是而非的话，可谓是代表了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市场观的典型批评意见。     　　与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之优长的“传道”（preaching）方式不同，哈耶克从20世纪30年代起，一直把市场价格体系视作为“一种人类交流和沟通信息的机制”，一种自发成长且不断扩展的交换体系（catallaxy）。在1936年在伦敦经济学俱乐部所做的“经济学与知识”的讲演中，哈耶克就从人们的知识分工和信息利用来论述价格体系的合理性。在1945年的经典名篇“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中，他又进一步指出，市场秩序之所以能解决“资源最佳使用的问题”，是因为人们的知识和信息是分立的和有限的，因而只有通过市场价格机制，以劳动分工和分立知识（divided knowledge）为基础的协调运用资源的做法才有可能。     　　根据这一认识，从20世纪30年代到他去世前，哈耶克一直坚持认为，“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是一种牵涉到[人类社会]进化方方面面的过程；正是通过进一步的竞争，而不是通过大家的一致同意，才逐渐增进了我们的效率”（《致命的自负》）。哈耶克还曾基于这一推理批评过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天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中央计划经济的一些看法。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一文中，爱因斯坦曾主张，应当用当时流行的一个社会主义口号“为用途而生产”，来取代资本主义的“为利润而生产”。对此，哈耶克批评道：“爱因斯坦似乎没弄明白，只有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计算和分配，方能够使我们所发现的资源得到精细地（intensively）运用，从而引导生产服务于各种生产者所无法预想到的目的，使每个人都能有效率地参加生产交换。”     　　纵观哈耶克的一生，与其说他是在沿着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来宣扬自由市场体制的优长，而毋宁说他的经济社会理论的中心目标是阐释中央计划体制的非可行性。只是作为这一理论任务的副产品，他附带地证明了只有市场价格竞争机制才是惟一能增进人类福祉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对于这一点，并不是很多睿智的经济学家所能理解得了的。     　　在20世纪30－40年代，世界刚刚经历过1929－1933年大萧条，复苏之路仍然步履维艰，当时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人士对自由市场体制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怀疑，且对中央计划经济抱有这样或那样的幻想和憧憬，以致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中，不无感叹地说：“根据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见解，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才能最佳地利用自由社会中可以发现的自发力量。实际上，我们已经着手取消那些产生不可预知后果的力量，并对一切社会力量加以集体的和‘有意识’的指导，借以达到刻意选择的目标，来取代那些非个人化和匿名的市场机制”。就是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哈耶克当时十分孤寂但却又数十年持之以恒地坚持认为，中央计划经济会限制个人自由、摧毁人们的责任感和社会的道德基础；会阻碍财富的生产，造成社会贫困；亦会导致极权主义政府。哈耶克当时就尖锐和深刻地指出，放弃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用中央计划和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过程和进行资源配置，不但会在经济上导致像诗人荷尔德林（F. Hoelderlin）所描述的那样“用通向天堂的美好愿望来铺设一个国家通向地狱之路”，而且也会在政治上走向一条奴役之路。     　　由此看来，在哈耶克对自由市场体制的捍卫中，并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把市场体制描述为一个完美无缺且高效率的现世的伊甸园，而是试图阐明这样一个道理，有着分立知识和有限理性的市场参与者，通过运用价格机制这种信息装置，会在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增加人类福祉。换句话说，照哈耶克看来，并不是市场竞争在短期中不出问题，会时时有效率和处处均衡，而只是从人类社会长期演变过程来看，它是一种自发演化生成的、最不坏的、且不断扩展的增进人类福祉的资源配置方式。     　　哈耶克对自由市场体制的捍卫，并不限于“经济效率”这一维的考虑。在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甚至上升到道德的层面来论述市场交易体制的优长。他指出，那种“市场秩序可以理解的目的就是它会产生‘创造财富’这一有利的结果”的观点，是宽泛的和肤浅的。哈耶克认为，“只有在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定运用他的知识时，才有可能使任何人所拥有的许多具体知识全部得到运用”，才能不断扩大参与市场分工的社会成员在天赋、技能和兴趣上差异，才会促进生成德国思想家威廉·冯·洪堡特所说的“人类最为丰富多样性发展”的文明，最后形成他心目中“伟大社会”。这一点，显然又是19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卡尔·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相一致——尽管马克思试图采取不同的路径即欲从消灭私有制和市场交换来达致这一理想。     　　在21世纪的当今中国，经历了近30年计划经济时代的低效率和普遍的贫困，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还在怀疑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点了。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风暴和接踵而致的世界经济衰退，致使许多人又开始怀疑市场体制的合理性，以致反思性地抨击市场经济运行的种种弊端和问题，但若要再恢复用中央计划来进行社会资源配置，恐怕今天即使有些左倾思想倾向和情怀的人士也不大会同意。在这方面，我们至少要部分地感谢哈耶克。人类社会思想史，将永远记下哈耶克这位执着且常常给人们有些偏执印象的思想探索者。     　　历史还在前行，故事也好像并没有讲完。在最近欧美各国政府负债累累和标准普尔调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这当下，西方发达国家要走出经济衰退似乎变得遥遥无期。在此情况下，是否又会像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那样在全世界再涌起一波压挤、限制甚至试图消灭市场竞争机制并相应增强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思潮？在这目前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     　　 2011/8/9谨识于复旦   　　 本文于2011年08月15日发表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笔者的“经济学如诗”专栏 见： http://cn.wsj.com/gb/20110815/WES071726.asp?source=UpFeature   　　   上一篇： 韦森：常被误读的两大经济学家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77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6月29日 08:08:05 　　   　　 央行为何不加息 ? ——反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理之九   　　 韦森     　　【内容提要】只有借贷成本增加了，存款利率不再为负了，才能恢复货币市场的均衡。一方面，利率提高，可以遏制地方政府从银行贷款扩张的投资冲动；另一方面，加息对目前的CPI上涨势头会有一定的遏制作用。加息并最终改变民间借贷利率远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的格局，会部分消解掉国外热钱流入中国炒短线利差的机会，进而部分化解热钱流入的冲动，减少央行为对冲流入外汇而不得不增发基础货币的压力。这样一举数得，中国央行为何不为？   　　     　　从6月20日起，中国央行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年内央行第6次上调存款法定准备金率，自2010年1月18日以来，央行已经上调12次法准金了。这次上调后，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高达21.5%，创历史新高。     　　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为遏制不断攀高的CPI势头，央行一方面在上调法定准备金上频频动作（甚至被人们谑称为“央行月事”），已经冻结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资金15万多亿；另一方面，在CPI企高不下的情况下（五月份创5.5%的新高），央行却在加息上却甚为谨慎和行动迟缓。今年以来，才有两次加息（2月9日和4月6日），且每次加息的幅度也只有0.25百分点。到目前为止，一年期定期存款，也才只有3.25。     　　于是，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央行在上调法准金上频频动作、大刀阔斧，且看来似乎没有封顶之虞，而在加息上却是步履蹒跚、谨小慎微？这背后央行的考虑和理由到底在哪里？     　　即使没学过任何经济学，人们也会大致推知，央行提高商业银行法准金，其作用在于控制货币供给；而央行升息，则主要在于遏制货币需求。一方面，货币供给被控制的特紧、特严；另一方面，央行却在遏制货币需求上几乎不作为。这样一来，中国的货币市场焉能会有均衡？中国宏观经济还不会“被扭曲”和“被畸形”？     　　就目前中国经济格局来看，央行升息，可以抑制贷款需求，减少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冲动，对消费品物价和房价上涨肯定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再说，在CPI高过银行存款利息225个基点的情况下，央行迟迟不上调人民币存贷款的基准利率，使居民和企业的储蓄一直为实际负利率，这无疑又是在替政府向全国老百姓征收一种高达1.7以上万亿的“通货膨胀税”。这难道是一个以执政为民为基本理念的政府所当为的？     　　当为不为，有诸多理由须为却不为，央行的难处和隐忧到底在什么地方？     　　追问这个问题，学界和财经媒体界许多人的第一个发现是：如果央行升息，一些有着巨额公开和隐形负债的地方政府首先就受不了。到底全国地方政府的负债有多少？目前是个很难说得清楚的数字。央行和财政部的专家去年估计说大约有7到8万亿，而按照银监会最近的数据，到2010年末，各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约为9.1万亿元。根据央行6月1日发布的《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所提出的1万多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占当地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不超过30%的数字，有人甚至估算地方政府负债总额会超过14万亿。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这可能是个永远也查不清、弄不准的数字，但是至少目前在10万亿上下已经是个很大的数字了。在此格局中，如果央行升息，一些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如果不破产，也只能从银行借新款，还旧债和付利息，无疑日子将会很难过。     　　这里要补充的是，上述谈的还仅仅是地方政府的负债问题。大家可能还忘记了，在目前54万多亿的全国本外币贷款余额中，又有多大比重贷给了各级政府、国有部门和国资企业？政府、国有部门（包括大学和各种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国企的银行负债累累，如果加息，无疑会加重这些国有部门和机构的利息和还款负担。央行迟迟不升息，是否有这重考虑？     　　世上许多事情好像均可从两面看，目前加息也是如此。如果反过来看央行加息和好处，加息不是正好遏制了各级和各地政府的投资冲动，从而有利于实现中央政府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所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不也会减少政府和国有部门的贷款，减少“货币内生”，从而减缓中国广义货币的增速，有利于在长时段中治理通货膨胀？再说，在CPI远远高于银行储蓄利率的情况下，央行迟迟不加息，继续让全国的老百姓存款人不断向政府交一种“通涨税”，为政府和国有部门的巨额负债埋单？这又是公正的？     　　其次，许多经济学家和财经媒体的人士在追问央行为什么只是频频提高法准金而不升息时的原因发现，央行这样做，可能有其自身的利益计算。到今年4月末，央行总负债规模已经高达27.18万亿人民币。其中，单外汇占款（外汇资产）就已超过22.05万亿（来自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数据）。这么大的外汇资产，央行主要是通过各种方式的负债从商业银行买来的，包括央票、商业银行准备金，以及现金发行。另一方面，央行所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则是由国际金融市场所决定，与国内的利率关系不是很大，其负债的成本，原则上等于国内存款的基准利率。由于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利率很低，央行外汇储备本来就已经产生了巨额收益亏损，现在，如果央行再提高国内基准利率，它自己所掌握的外汇资产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而收益则不变。根据这一点，就连老实敦厚的我国宏观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也指出，如果央行升息，它自己的亏损将进而增加。假定央行的外汇资产占款的大部分仍为商业银行的法准金抵消，且假定法准金利息不变，仅按现有3万亿上下的央行债券来计算，每升息100个基点，央行自身也要多亏损200～300亿元，这要比央行自有资产总额还要高。从这一点来推理，在目前中国的通胀势头难以遏制，CPI和房价企高不下的宏观经济格局中，央行只是频频提高法准金而不加息，显然有着央行自身的考虑和难言之隐。     　　第三，近些日子，不少财经媒体界的专业人士推论到，中国央行频频提高法准金而很少很少加息，加息幅度很小，还有另一重考虑，那就是怕升息后国外热钱进一步流入中国来“赚利差”，在目前央行仍不断用人民币对冲外汇占款的制度安排中，会导致再度增加基础货币供应量，这样以来将更不利于控制通货膨胀势头。     　　仔细想来，这一推理是有很大问题的。当然，今年以来，国外的资金和各种热钱还在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但我估计这与境外资本对中国央行升息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关系并不大，或者说可能这二者均不是主要原因。根据央行6月16日发布最新的数据，今年以来外国资金确实仍在持续流入中国，不断增加国内基础货币供给的压力。今年5月末，我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为24.4万亿元人民币，5月又新增外汇占款3764.14亿元人民币，环比上升了21%。有关机构还推算到，今年前5个月，我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已新增1.8万亿元。     　　今年四月份以来，中国股市熊气弥漫，房地产及房价变动前景扑溯迷离，人民升值也只是小步慢行，加上国内人民币存款实际上已经很长时间里是负利率，在此格局中，为什么还有境外资金不断流入中国？难道这是因为外资有中国央行加息的预期而流进来赚息差？或搏人民币升值的币值收益？显然不是。我的判断是，目前国外热钱和其他资金持续流入中国，可能并不像国家外汇管理局最近发布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2010》所判断的那样，“是利差、汇差和境外融资成本较低等因素可能使得套利资金净流入增加”。根据最近从民间和业界所得到的一些消息，笔者的判断是，热钱和境外资金流入中国，既不是来炒股市，也不是来炒房地产，更不是有人民币升值和加息预期想进来从息差和币值上升中套利，而主要是进来炒短线资金的高额利润。     　　今年以来，在央行一再提高法准金和收紧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在有76.34万亿广义货币的中国，竟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大面积的“钱荒”。据媒体传，“钱荒”之下，各地民间借贷利率年息不断攀高，据说有地方在25%~30%，有的地区甚至高达60~70%，或者说5%~6%的月息。在目前国有银行贷款年息只有6.06到6.60个点的情况下，显然在民间和短线资金运作方面存在巨大的息差和盈利空间。近几个月，热钱和其他境外资金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是否主要旨在短线资金运作方面进行息差套利？     　　如果是这样，在目前中国央行的商业银行的法准金已经达到21.5％的历史高位而CPI却仍在5%以上的高位企高不下的情况下，决策层的合宜的货币政策应该是尽快加息而不是再提高法准金。应尽快改变储蓄实际负利率的格局，尽快消解掉钱荒之下民间短期资金套利的空间和可能。这样，才有望真正阻止热钱和境外其他资金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境内。     　　概言之，从目前加息的好处方面来说，尽快且较大幅度的加息，改变目前储蓄存款的实际负利率状况，一方面可以抑制地方政府的许多低效率甚至浪费的投资冲动和贷款需求，另一方面也对房价和CPI的上涨有一些釜底抽薪的效果。只有借贷成本增加了，银行存款利率不再为负了，才能恢复货币市场的均衡，最终改变民间借贷利率远远高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格局。消解掉了民间借贷利率和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之间的巨大息差，才能在目前的宏观经济格局中从根本上化解国外热钱流入国内的冲动，从而实际上减弱而不是增强国外热钱流入所导致的基础货币供应的压力。这样一举数得，央行为何不为？     　　当然，尽快和大幅度的升息，可能会加重央行自己所握有的巨额外汇资产负债的亏损，但是，综合权衡负利率所致全国储蓄实值每年被蒸发掉的近两万亿“通胀税”，理性的计算是，亿万储蓄户主更希望改变现在的储蓄负利率状况，而宁愿允许央行增发一点基础货币来弥补自己的升息之亏。再说，只要货币市场上真正的均衡达致了，未来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健康、持续地增长。不然，在目前这样扭曲的货币政策下，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会越积越多。扭曲的社会经济机制会对加重货币政策的扭曲，而扭曲的货币政策又会导致更多的社会经济问题。     　　目前，央行背上的外汇资产占款负债已是自己资产的1,003.29倍，现在各方面还在不断往央行背负的这座“大山”上加石头。 到一定时候，就是央行有孙行者那铜头铁臂的金刚不坏之躯，即使不被这座“大山”压趴下，最后也会“被逼”成为一个行动迟缓、左右为难、低效率且主要靠行政手段来调控货币市场供给和需求的“货币计划经济委员会”。 现在，似该问这样的问题：央行有必要把20几万亿人民币的外汇资产的负债重担全驮在自己背上么？为什么央行不考虑把美元等外汇资产直接甩留给结汇商业银行？         　　 2011/6/18夜谨识于复旦 6月20日修改稿 本文已于6月22日发表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笔者《经济学如诗》，见： http://cn.wsj.com/gb/20110622/WES081823.asp?source=channel 上一篇： 韦森：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 　 下一篇： 韦森：为什么中国政府税收连年超… 阅读数(3045)　评论数( 27 ) 27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7月20日 06:25:03 　　   　　 为什么中国政府税收连年超高速增长？   　　 ——反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理之十   　　 韦森     　　【内容提要】中国政府决策层多年来一直把增加财政收入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各级政府和财税部门对税收这种“必要的恶”的不恰当认识、多多益善的行政目标，庞大的税务人员和信息技术队伍，以及激励兼容的征税奖惩制度等，是推动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已经保持十几年超高速增长了，每年的增速，差不多都是GDP增速的两倍，有些年份甚至更高。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的计算，按全口径计算（政府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的中国的宏观税负，在2009年为32.2%，这不仅大大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欧美等发达国家比较也不算低。不久前，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的财税权威专家又计算出，2010年中国政府的宏观税负又提高了2.5百分点，进一步增加到34.5%。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较宜为13%左右，中上收入国家应该是23%左右，高收入国家是30%左右。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已经达到了34.5%，这意味着什么？   　　现在需要进一步理清的问题是：近些年来中国宏观税负超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其内在机理又是怎样的？作为一个税收学的外行，笔者初步发现，近十几年来，导致中国政府税收快速增加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央政府决策层、包括财政部、国税局一直有较强增加税收收入的冲动和实际指令。近些年来，尽管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中中国的排名一直位列前三甲，但是财政部和国税局一再对此加以否认，并一直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不高，因而从来没有真正把减税富民作为自己的政策选项。譬如，2010年10月，国税局局长肖捷曾在《改革》杂志上撰文，明确指出：“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还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合理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肖捷认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宏观税负不仅有上升的需要，也有提升的空间。他还透漏，在下一个10年，中国税收增长的弹性系数总体上仍可能继续保持大于1的态势，即政府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目前的水平上仍有继续上升的空间和条件。由此看来，继续提高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过去是、且未来仍将是财政部和国税局的主要行政目标。   　　国税局和财政部的这一整体政策导向，与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乃至在中国政府的《十二五规划》所确立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似乎是相悖的。因为，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税收、劳动者报酬和企业营业盈余三分法来看，如果中国税收增长的弹性系数总体上仍继续保持大于1的态势，只能会减少劳动者收入和企业盈余份额。换句话说，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即使国民收入的“蛋糕”被不断做大，如果政府税收仍保持持续的超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的相对份额必定会相应减少。据此来看，财政部和国税局的基本政策导向和行政目标，是推动近些年中国政府税收超高速增长的来自上头的主要动力。   　　第二，到目前为止，各级政府包括财税部门的领导人，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在任何社会中政府税收都只是一种“必要恶”因而并不是税收征收得越多越好这一点。在前两年马国川所做的一篇题为“税收不是好东西”访谈中，笔者曾指出，之所以说“税收不是好东西”，有三点理由：第一，按照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在给定的市场需求函数下，任何开征新一种产品税（如燃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即减少社会总福利。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常说的“哈伯格三角”（Harberger triangle）。第二，从宏观经济学上来看，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盈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因而从整体上来说政府增加税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些负面效应。第三，从税法学原理上来说，政府对企业和个人增收任何税收，都是政府公权力对个人私有产权的侵犯。但是，离开赋税，国家机器将不能运转，政府也无法向社会提供任何单个人所无法提供一些必要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因此，税收又是任何一个社会均所“必要的恶”。既然税收是任何社会的“必要的恶”，毕竟是“恶”。“恶”，尽管不可能被尽除，从福利经济学原理上来看，就应该尽量减少。   　　由于对税收的这一本质并没有确当认识，导致各级政府和财税部门的官员多年来一直认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越多越好。现在大多数地方政府在报政绩时，一个是会报本地区的成绩是GDP增加了多少，另一个就是会报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增加了多少。在这一错误观念的引领下，2000年以来，按照每年政府工作报告当年的财税增长目标和当年的实际完成情况，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差不多都完成当年预算目标的170%以上，有好几年都超国预算目标的200%甚至300％。这一现象迄今为止竟然没有引起决策层、经济学家们和社会各界的注意。正是因为各级政府均把税收增长作一个政绩来考核、来炫耀政绩，把税收的高速增加视作为自己工作的成就，导致各级财税部门总是层层加码。汇集到一起，使过去十多年全国的税收增长差不多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两倍。　　第三，按照前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现任财政部长谢旭人的说法，中国税务部门的信息化对中国近些年税收的连年快速增加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税务系统信息化中，自1994年3月开始实行并在近些年不断完善的“金税工程”贡献巨大。通过引入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以及数字密码和电子信息存储技术等手段，金税工程大幅度降低了企业和个人逃税问题。据有关专家研究，在金税工程前期三个紧密衔接的子系统——即“增值税计算机稽核系统、增值税专用发票防伪税控系统和税控收款机系统”——基础上，经过第二和第三期建设，目前金税工程在主体软件CTAIS（中国税务信息管理系统）建立了有35个模块的管理、征收、稽查、处罚、执行、救济、监控七子系统，并在税务系统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形成了数万人的信息技术队伍。目前，国税系统的网络建设已经覆盖了全国区县（含）以上国税机关，形成了总局、省局、地市局、区县局的四级广域网。有了如此发达的金税工程和如此庞大的税务征收人员和信息技术队伍，税收征收率（实征税收与应征税收的百分比）不断提高，应该是自然的。这应该是近些年中国税收总量和宏观税负快速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四，各级税务部门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征税目标，在不少地方采取了超额征税部分留成发奖金的激励制度。从激励经济学上来说，这是一个很强的激励兼容机制。在此激励机制中，每一个税务局和税务员人员在征税时，往往只考虑完成和超额完成自己的征税目标，以期得到更多的留成和得到更多奖金，而很少考虑到他所要征的纳税人的福利减少问题，更没可能意识到自己从每个纳税人那里征到更多的税，在宏观经济上是在“边际地”减少国内需求和减弱企业的竞争力，并会造成一定的社会福利净损失。庞大的税务人员和信息技术队伍，先进的金税工程的网络信息设备和技术，加上激励兼容的征税奖惩制度等，无疑是推动近些年中国税收高速增长和宏观税负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推动中国政府税收高速增长的因素，也导致了中国税务系统的征税成本快速增加，换句话说，庞大的税务部门所花纳税人的钱也在快速增长。　　按照香港城市大学吴木銮研究员不久前所做的一项研究，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中国的征税成本占税收收入大约是3.12%，而1996年比重是4.73%；之后有人估计认为现在的征税成本现在大约是5%至8%。广东商学院于海峰教授调查数据则显示中国的征税成本或则更高：一个地级市的国家税务局的税收成本是8.87%，如果加上基建成本，税收经费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是13.14%。而另一个地级市地方税务局征收经费达19.29%。相比之下，美国的征税成本大约为0.58%，新加坡为0.95%，澳大利亚为1.07%，日本为1.13%，英国为1.76%。   　　按照国家审计署署长刘家义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所做的审计工作报告第七部分所提及的征税成本审计调查所给出的数据，近几年中国税务部门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中国税务部门人头经费偏高。在2006年，18个省（市）税务部门人员平均支出为5.83万元（当年全国机关工作人员平均收入为2.3万元），而抽查到的236个税务局人员人均支出高达9.06万元。第二，办公用房面积大幅超标。审计署报告提到，抽查到的部分税务局，超标面积占58%，也就是一半以上的税务局建超标办公楼。第三，小汽车购置有大量的违规行为。审计署抽查已实施或参照实施车辆编制管理的162个税务局中，有90个税务局超编制购置小汽车。第四，各种招待费、会议费、培训费和出国费用严重超标。抽查到236个税务局2006年此类支出高达10.55亿元，每个局平均支出400余万元。税务部门这样大手大脚地花钱，中国的征税成本高就是完全可以理解得了（以上数据转引自吴木銮发表在《南风窗》2011年第10期上的文章“税收利维坦”）。   　　另外，吴木銮研的这篇文章还发现，在中国近些年税收高速增长的同时，税务基建费用大增：“税务机关似乎形成了对基建的某种偏好。从办公楼，再到培训中心，再到计算机中心，再到宿舍楼，有的仅拥有百余人的税务局坐拥二三十层的豪华办公楼。因此中央审计报告指出，抽查的税务机关过半超标建房。有的地方地税和国税之间还形成了攀比问题，地税盖起了豪华大楼，国税也在原有的办公楼基础上加建或重新装修。”根据上述数据，吴木銮研究员惊呼道，在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一个花着纳税人的钱的巨大的“税务利维坦”。　　在中国政府税收保持十多年超高速增长、且目前增长势头仍然不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决策层和全社会似应重新思考以下几个问题：一个社会的税负是否越高越好？中国财政部和国税系统每年所定不断税收增长的政策目标是否与中共十七大报告和中国政府刚颁布实施的《十二五规划》中所确定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基本国策相冲突？一个不受任何制约的“征税利维坦”是否是可控的？谁来约束和制约税务部门无限制征税的冲动？中国政府税收这样快速增加的长期经济社会影响又是什么？   　　还有，中国政府目前征到的十几万亿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是如何用的？又用到什么地方去了？这难道不是中国政治体制运行的一个核心问题？       　　 韦森于2011/7/14晨谨识于浙江临安神龙川农舍   　　 本文已经于2011年7月18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网络中文版笔者的《经济学如诗》专栏，见： http://cn.wsj.com/gb/20110718/WES072027.asp?source=UpFeature   　　 上一篇： 韦森：央行为何不加息？ 　 下一篇： 韦森就政府减税和中国预算民主建… 阅读数(1686)　评论数( 2 ) 2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