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层

核心提示：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林蔚说，自我审查的危险是促使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教职员工一致反对开设孔子学院的原因之一。他说：”大家都不想得罪人。他们不想失去交流伙伴。大学都急需钱，而中国人很有钱。” 原文： Critics Worry About Influence of Chinese Institutes on U.S. Campuses 发表：2012年3月4日 作者：D.D. GUTTENPLAN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位于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国立大学的孔子学院是全球许多家孔子学院中的一家。中国提供教材、师资、由北京资助，还提供和一名主任的工资。 Theodore Kaye为《纽约时报》拍摄。 】 伦敦—— 上月，北达科他州的州立迪金森学院成为最新一所拒绝开设孔子学院的大学。但是，斯坦福大学伸开双臂欢迎孔子学院。宾州大学看了一下这个计划，也通过了建立孔子学院的提议。哥伦比亚大学也有一所，还有伦敦经济学院。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文化前哨，目前已经有350所这样的学院开在全球各地的校园里，从巴黎狄德罗大学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从阿根廷到津巴布韦。 在支持者看来，孔子学院提供了与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新千年上升势头最快的国家加强接触的机会。对于手头紧张的大学管理者来说，孔子学院似乎是天赐之物，不仅带来了中国培训并资助的语言教师和教材，还为学院负责人开工资，为公共交流计划提供经费。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孔子学院的英方院长尼克·伯恩（Nick Byrne）说：”成立一所孔子学院就意味着得到了一个现成的合作伙伴。”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和中国的清华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清华大学向伦敦经济学院派出汉语教师；伦敦经济学院的孔子学院则提供奖学金，资助英国学生到清华大学学习。 批评人士担心，伴随孔子学院这份大礼而来的还有一些束缚。在迈阿密大学主讲中国政府与外交事务的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说：”有一长串禁止触及的话题。不能讨论达赖喇嘛，也不能邀请达赖喇嘛来学校。西藏、台湾、中国的军力增长、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派系斗争，这些都是禁区。”金德芳说，迈阿密大学没有孔子学院，不过他说，孔子学院的迅速发展和潜在影响是中国问题专家经常讨论的话题。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汉办”的官员没有回应一再要求其对此发表评论的呼声。不过汉办的网站上公布的规章制度中提到，所有的孔子学院都要本着”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和平等互利的原则”。 对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林蔚（Arthur Waldron）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学术独立性。他说：”一旦在校园里设立了孔子学院，就有了另一个舆论与权威源，它归根结底是向中国共产党负责的，而不是取决于学术研究结果。你不能指责中国政府希望讨论不那么尖锐。但是监督中国留学生是中国使馆和领馆的事，我们真的想把他们请进校园么？” 第一家孔子学院是2004年在首尔开设的。同年，有在马里兰大学开设了另一家；大部分的美国孔子学院都在州立大学或地区大学，但是，胡锦涛在2007年10月的17大上发表讲话之后，这一项目在范围和雄心上都迅速膨胀。胡在讲话中说中国必须”将文化作为我国的软实力的一部分加以提升。” 在美国有20加孔子学院，在法国有14家，德国有11加，英国有13家，在东欧和亚洲也都有。伦敦经济学院的项目是为商业设立的孔子学院；伦敦的南岸大学的孔子学院则聚焦于中药。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孔子学院的行政主管卢红说，目前已经围绕在戈德史密斯学院设立中国舞蹈项目、在萨塞克斯大学设立专门研究中国戏剧的中心以及在伦敦艺术大学设立中国艺术与设计项目达成了协议。这些所在大学预期将提供场所和师资，以便进行管理。作为回报，学校每年会获得10万美元——即使在欧洲，这些钱也是用美元计量——汉办除了提供资金，还为特别项目提供教学资料和申请额外资金的机会。汉办还在全世界的高中资助数百家”孔子课堂”。 伯恩为来访者提供英国茶或中国茶的选择，还有是吃饼干还是幸运饼。他说：”你拿不到一百万英镑。但是你能得到等值的好感、合作和把学生送到中国去的机会。”他否认中国合作伙伴为避开某些领域而向英方施加压力。他说：”他们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做那些会让我说出’哦，英国文化协会不会这样做’的事情。我们关注的是与商业和文化相关的语言。我们在这儿不是想处理那些棘手问题。” 但是，英国文化协会会长马丁·戴维森（Martin Davidson）说，孔子学院的拥护者经常会拿推广英国文化的英国文化协会与中国孔子学院来作对比，不过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也就只有这么多。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是在自己的活动场所运作的独立组织。他们的做法是嵌入大学校园。真正的问题在于独立性。我们被认为只代表政府立场吗？还是与政府有一定程度的分离？” 英国文化协会目前在100多个国家开展活动；法兰西联谊会和哥德学院都以类似的模式运作。虽然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新闻署图书馆项目的声势已经大不如前，但美国国务院仍努力在海外推广美国文化。 不过这些计划都不是建立在大学校园的基础上。而且据戴维森说，这些机构都不像孔子学院那样，在推广本土文化方面呈现出同质化特点。他说：”谁也不会认为扎迪·史密斯（英国女作家——译者注）或格雷森·佩里（英国艺术家——译者注）受控于英国文化协会。” 戴维森说：”中国人非常清楚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想改变外界对中国的看法，用正面的宣传来对抗负面的宣传。他们用的是’宣传’这个词。不过我怀疑他们要说’只有你们不再批评中国，我们才会给你们这笔钱。’危险的地方是会有更多的自我审查，这是非常微妙的事情。” 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林蔚说，自我审查的危险是促使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教职员工一致反对开设孔子学院的原因之一。他说：”大家都不想得罪人。他们不想失去交流伙伴。大学都急需钱，而中国人很有钱。” 一些官员说，有时中国方面会公开施压。斯坦福大学的系主任理查德·萨勒（Richard Saller）去年11月对彭博社说，汉办表示愿意出资400万美元在该校设立一所孔子学院，并资助一个教授席位，不过同时建议这名教授不要讨论西藏问题。斯坦福大学没有这样做，不过还是得到了这笔钱，并用它来资助中国古诗方面的一个教授席位。在哥伦比亚大学，能够看出争议的惟一迹象是发表在校报上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孔子学院的存在会考验该校的”学术诚信承诺”。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去年因该校接受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资助而辞职，不过孔子学院的存在从来没有引发质疑。 伯恩说：”我们没有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从来不做会引起争议的事情。” 不过其他学校的一些学者说，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寒意。在一所设立了孔子学院的大学，一名资历较浅的教授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要求匿名，因为一旦被认为是孔子学院的批评者，他的饭碗就要丢了。他说：”我是一名非终身教授，我所在的系从一所孔子学院得到了许多钱，这个孔子学院是由资深教职员工负责的，他们会决定我的聘期。”这名教授的一名同事也不愿公开姓名，他说中方施加的压力是很微妙的。他说：”他们不是要阻止讨论，而要操纵讨论。” 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授、历史学家布鲁斯·康明斯（Bruce Cumings）在一份呼吁书上签名，抗议在那儿开办孔子学院，他说虽然他是该大学的东亚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直到孔子学院开张那天”他才听说此事。但是，他说，这种低调的作风只是在中方只字不提的时候才可能。他说：孔子学院网络”是下一场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的定时炸弹。”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阅读更多与” 胡锦涛挑战西方文化 “相关的译文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最新一起藏人自焚事件发生于本周一(3月5日)。据自由西藏和西藏运动组织透露，18岁的藏人多杰在阿坝地方政府大楼前呼喊反政府口号之后点燃火焰，当场自焚身亡。而上周日一名育有四名子女的32岁的女性藏人也在阿坝县自焚，她高喊支持藏独和达赖喇嘛的口号，当场伤重死亡。本月3日在甘肃的玛曲县，一名藏族女中学生也在菜市场自焚身亡。   二月底是藏历新年，三月份又有西藏历史上多个敏感日， 1959年三月十日发生了藏人称为起义，中国政府称为暴乱的拉萨事件，达赖喇嘛在事件发生之后出走印度，1989年3月5日和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萨都发生过严重骚乱事件。为了维护西藏地区的治安，北京当局从今年一月开始就加强了对西藏的出入控制，限制外国游客到西藏旅游，规定中国游客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才能入藏。西藏当局前不久还发出了“严格执行春节藏历新年及3月份期间有关规定的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干部全力以赴维护西藏稳定。并称对擅离职守干部“一律先就地免职，再视情给予纪律处分。” 另据透露，中共当局下达命令，从本月5日开始封锁西藏大学，被封锁的期限定为一个月，禁止学生自由外出，还要全面审查学生证件等。   尽管如此，北京当局的高压政策显然并没有能够遏制藏人的自焚抗议，面对接二连三的自焚事件，北京依然将达赖喇嘛当作替罪羊，中国两会发言人赵启正本月二日在回答中外记者的相关问题时，依然谴责达赖喇嘛鼓励藏人自焚。赵启正还说：“这些不幸的事件发生之前，有人预告时间地点，有人准备好摄像机拍摄，阻碍别人去抢救自焚者。”自焚事件是否有人事先预告？是否有人事先准备好摄像机？外界不得而知，总之，如果中方的评论和宣传属实，就应该光明正大地允许国际独立调查机构进入藏区各地展开调查。我们知道，中国当局严格禁止所有境外媒体前往藏区采访，在网上流传的一些罕见的难以确证的有关藏人自焚的录像中，人们能够看到自焚者周围有许多人在围观。对此，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解释是周围的人或者是害怕因救援而受到牵连，或者是要成全自焚者为了西藏自由而英勇献身的理想。 至于应该如何看待自焚现象？   印度流亡藏人的看法不一，有的批评这是邪道，也有的认为这是为西藏事业所做出的必要牺牲。印度流亡藏人领导层对自焚抗议的看法也有分歧。可以肯定的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去年十一月曾经明确宣布他反对自焚。他说，因为生命是神圣的。所以，北京发言人赵启正所谓达赖喇嘛鼓励自焚的说法不知是从何而来。当然，西藏流亡政府中也不乏赞赏自焚的言论，总理洛桑桑盖就曾表示，他敬佩自焚藏人的勇气，并说这些人是为了西藏事业，选择将自己的肉身做为火炬点燃。   不过，正如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所说的那样，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为什么这些年轻的藏人要自焚。这才应该是北京政府所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因为即使有境外分裂势力的煽动，如果不是处于绝望的境地，藏人也不至于会走上自焚这条路。如果不是出于绝望的境地，藏人也不至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前绝食，据西藏之声报道，三名藏人在联合国总部门前的绝食活动已经进入第十四天，他们的主要诉求是要求联合国派遣独立代表团前往西藏调查，要求北京允许独立媒体前往西藏采访，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藏民的爱国主义教育等等。 2 月27日开幕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十九次年会目前正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会议将一直延续到本月23日，再加上目前又是中国政协与人大两会召开期间，可以想象，藏人会千方百计在此期间引发国际舆论关注西藏问题。另外，明天三月八日是国际妇女节，这或许也是近日有两名女性自焚的原因之一。

强大舆论场下的“摸石头”改革 作者：丁咚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6 本站发布时间：2012-3-6 10:31:59 阅读量：2009次 　　社会各界都注意到，温家宝总理的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改革”一词出现了69次，为近年来少见;报告的第八部分依旧是“深入推动重点领域的改革”，但是字数为1500字左右，而去年这一段落不到500字。 　　其中，政府改革首次纳入今年重点领域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被重点提及。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比如“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深化土地、户籍、公共服务改革，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这些内容以往都是出现在政府的其他工作内容之中，而这次也列入“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部分。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研究推进铁路、电力等行业改革，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深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三个内容，前者展现新意，后两者则是老调重弹。 　　众所周知，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20周年。在此前后，国民长期积郁的负面情绪得到了集中的、全面的爆发，借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话题，对过去十年来改革裹足不前、社会矛盾集聚、民众幸福感降低表示了强烈的失望，也对改革的未来、中国的未来表达了深切的忧虑。 　　对国民的这种情绪、情感的浓烈表达，我想最高层是能感觉到的，因此在整体未能作出反应的情况下，部分高级领导人对这种民间情绪进行了较为正面的回应，并在局部对改革进行了一些尝试。温家宝总理在国内外多个场合以非常到位的辞令谈到改革，其他一些官阶稍低的官员也呼吁改革，甚至提到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改革首先从自身做起。难以想象，向来对外显示团结一致的中共会出现少数官员出位表达个人意见的情形，这些对民意的反馈，应该是内部达成的一种策略，就是一方面对改革比较审慎，唯恐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迟滞不前，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忽视民众的意愿，民间的意愿，因此，总要有人对这些社会情绪进行安抚。这大概就是真实的背景。 　　但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20周年前后，社会各界以纪念的名义隐晦然而十分鲜明地对目前的格局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对改革的前景十分悲观，尤其是对本届政府十年来在改革上几乎无所作为，颇有微词，我想，在这一点上，高层是很明确地感受到了。邓小平认为中国的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但也强调要大胆试，大胆闯，不要怕出错，不能停住不走。公众聚焦两点：当前的情况是，一是连“石头”也不愿意“摸”了;二是只是在河里转圈，根本不想“过河”了，“过河”似乎永远只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对改革在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下，始终不能取得突破性的重大进展，始终未能在国家和社会建设上提出新的思路和方向，满足人民需求，实现从此岸到彼岸的历史性跨越，导致国家、社会发展面临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国民心里是有数的。 　　毋庸讳言，强大的社会舆论在在显示了，中国改革真的到了躲不开、绕不过、拖不得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无法回避、无法忽视、无法延宕了，必须硬着头皮面对它，“石头”必须还要继续“摸”，而且必须要想着办法怎么“过河”，再也不能得过且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才有了温家宝总理在本届政府最后一个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以较大篇幅、并整合以往在改革方面的表述，集中展现它对改革的认识和措施。 　　毫无疑问，在巨大的困难和风险面前，在利益集团千方百计的阻挠和拖延之下，改革意志消退，长久以来不能直面矛盾和问题，提出因应的改革对策，而在即将卸任之际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浓墨重彩地就改革的若干方向进行了高密度的阐述。首先，我认为，这是本届政府在政治上的一个交代，从十六大到十七大，在中共形成的最高层次的文件上，都对改革有过系统的表述，但在实践层面很多都未能落实，而由于本届政府剩下来的施政时间有限，很难在上述领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这时候如此大张旗鼓地重提改革，而且措施还比较有针对性、比较实，仅具象征意味，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姿态，是对下一届政府留下的一个政治遗产、政治交代。 　　第二个方面，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对改革进行的集中、系统表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试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民意的试探，看大家对这个改革的方案是否满意，有哪些意见;二是对利益集团和党内各派系的试探，看这个方案会遇到什么样的反弹，落实起来能到哪一步。真正能够反映现任领导层对改革方向的把握的，是在不久之后最高领导人党校讲话里有没有突破性的表述，对中国矛盾和问题的认识，对改革的重大问题提出明确的意见;其次是要看在今秋中共十八大上是不是对改革进行了具有前瞻性的展望，对改革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进行阐述，并在实际操作层面进行了政策部署。 　　第三个方面，由于施政时间有限，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还力求避免敏感问题，从方向上、制度上控制改革的力度，防止改革进入不可预测的轨道。具体来讲就是从政治高度着眼，从机制层面落实，而对国民关心的民主政治、公民权利、媒体自由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没有进行任何正面的积极的回应，继续“摸着石头”，而对“过河”继续保持审慎戒惧的态度。因此可见，在改革的方向和内容上，仍然是重经济、轻政治;重民生、轻政改;重关系调整、利益调整、轻结构性改革、攻关式突破，对政府治理进行机制性的改革，而不触碰体制性的关键，注重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城市和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关系，从技术层面缓解而非彻底解决当前最突出的矛盾、最严重的问题。 　　由此看来，改革仍任重道远，前景虽然可期，然而方向依旧朦胧，能否拨云见日，还要走一走，看一看。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