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层

核心提示：在权力斗争中，胡锦涛打开了让军官成为仲裁者的机会大门。现在将官们虽然没有赢得对文官的控制权，但是将官们赢得了做自己的事情、文官只能进行有限干涉的自由。 党的分裂导致另一场文革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那场灾难在1966年就是这样发生的。不幸的是，从那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发生过根本性变化。 原文： Chinese Leader: Cultural Revolution Coming to China 发表：2012年3月20日 作者：章家敦（Gordon G. Chang）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 【原文配图：来自维基百科上的文革宣传画】 中国是否将陷入十年动荡？温家宝总理担心中国将再陷动乱。 他14日晨在北京说，”没有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就不可能全面实施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我们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也可能丧失。中国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就无法根本解决，文革之类历史悲剧可能重演。”毛泽东的十年文革杀死了数千万人，几乎摧毁了中国社会。 温家宝上周在年度人大会议闭幕时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实际上发出了关于另一场文革的两大严峻警告。一，如上文所述，事关经济和政治改革；另一个则是他对尚未结束的令人讶异的”王立军事件”的发言。 在美国人观看”超级碗”的时候（译注：”超级碗”是美国人热衷的棒球赛事。），重庆的高级官员王立军想要到四川成都的美领馆叛逃，带着他认为是对外国有利的关于他的前任老板薄熙来的妻子的材料。 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想要阻止王，命令数百名武警跨过四川省界，包围了成都的美领馆。王的努力失败，被国家安全部的官员押送到北京。现在在拘押中的王立军现在被中共和国家正式称为”叛国者”。 薄熙来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周四，他被免去在重庆担任的职务。几乎所有的分析者们都相信他不再可能在今年秋天进入最有实权的常委。很多人相信，是中国当今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主导者这场大戏的进展，并以此让薄熙来靠边站，但这些事件在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可能超出控制。 长期以来，中国问题观察家似乎相信中国政治体制的形式不会再出问题。他们告诉我们，共产党已经使其自身制度化了，并解决了自一开始以来就困扰强硬政府的问题：接班人问题。我们被告知即将来临的（从所谓的第四代领导人到第五代的）权力过渡将会”平稳”进行，波澜不惊。 他们错了。首先，薄熙来仍占据着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席位，这给了他回击的机会。在成都危机的最高峰，他曾跑到云南省昆明的第14集团军。 薄熙来的行为被普遍视为企图让军队卷入这场斗争。在上一个10年，当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拒绝体面地交出权力时，胡使用过同样的策略，他得到了将官们的支持。  胡实际上打开了让将官成为仲裁人、有时在共产党日益肮脏的政治斗争中成为政治掮客的大门。这一做法的后果是10多年来军队影响力在中国日益下降的局面得到了扭转。从那以后，人民解放军的预算急剧增长，将官们在一度被认为专属文职官员管辖的事务上也有了发言权。总之，出现了政治和政策重新军事化的情况。 并非中国的将官们赢得了对文官的控制权，而是将官们赢得了做自己的事情、文官只能进行有限干涉的自由。去年1月，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谈到了中国的文职和军事领导人之间的”脱节”。正如他指出的，中国政府分裂为不同阵营，它们通常实行各自的政策，少有证据说明他们会相互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在过去几个月出现政变谣言就毫不奇怪了。这些谣言传得神乎其神，没有一件可以证实，但我们必须记住，当一个政权稳定时，人们是不会谈论军事政变的。人们现在之所以传播流言，是因为他们知道军队变得多么强大。 毫无疑问，周一，胡锦涛发布了一项他自己做出的警告。他在北京提醒人民解放军要听从党的领导。正如一名退休的陆军上校 告诉《南华早报》 的那样，最近胡的讲话意味着”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被削弱了”。 此时，在领导层过渡的历史性时刻，共产党分裂成数个派别。内讧将加剧分裂，进一步侵蚀这个执政组织的统治能力。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举步维艰，并出现了其他重大挑战。 党的分裂导致另一场文革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那场灾难在1966年就是这样发生的。不幸的是，从那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发生过根本性变化。 温家宝总理告诉我们，尖锐的毛主义式的政治正在21世纪的中国卷土重来。 章家敦的推号是：@GordonGChang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天线宝宝大战康师傅系列关键词：zhou yongkang，ZYK，周YK（前三词均指周永康），番号不明部队（网传昨夜有番号不明不对进京），帝都，胡一刀，康师傅+下架，王丽娟+护士长，天线宝宝+康师傅，天线宝宝+方便面，天线宝宝+轮胎，锦湖轮胎，锦胡轮胎，北京+内斗，中共+内斗

所谓重庆模式，是否涉及中共路线之争，以目前所知，无法判别，不过，无论薄熙来4年来给重庆带来多少转变，但是他的做法所带来潜在危险，必须警惕。因为薄熙来所推动政策，有重大缺陷：他在推行人治而非法治，他在强化政权而非民权，他以一党之尊凌驾公民社会。历史上，不乏野心家曾经以类似模式取得权力，最终使社会、国家陷于万劫不复境地。” 台湾《旺报》的社论称： “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后的薄熙来，这几年逐渐走上了所谓‘左’的道路，他的重庆模式，放在世界历史的范围来看，与其说是左，不如说和极右的纳粹法西斯更为接近。毕竟国际左翼传统上重视的是公民权利和草根民主，是以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来矫治市场经济与资本独大的弊害，而不是依靠国家权力与个人崇拜来暂时解决民生问题，更何况薄熙来家人的生活方式更是远离庶民，何左之有？”“对当前的领导集体和即将接班的新一代领导人来说，如果放任薄熙来以强人政治结合民粹动员、这种类似文革的方式来夺取权力，势必冲击中共在文革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相对稳定的集体领导体制。更严重的是，比较清醒的中共官员都清楚，几十年来大陆社会累积了庞大新旧矛盾与民怨，民粹强人崛起势将打开潘多拉的盒子，破坏维稳大局，最终造成天下大乱，这也是温家宝一再说要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原因。” 香港《信报》的社论称：“薄熙来在重庆4年多的施政，当地经济有所发展，民生有所改善，而他‘唱红打黑’的一套，在全国亦有一些捧场客，故此中央领导层里，纵有对其不满者，一时间也无可奈何。王立军事件有‘叛国投敌’之嫌，性质之严重不言而喻，作为王立军上司兼提携者的薄熙来，被问责合情合理，中央趁此契机将他调离重庆，也有助煞住‘左风’，不啻机会难逢。然而，‘重庆模式’在中国尚存土壤，改革开放前的岁月，仍然有人怀念，这是不争的事实，当权者必须反思。” 台湾《联合晚报》的社论称：“这次斗争最确切的涵义，可谓权贵资本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决，目前是以前者胜、后者败为结局。但薄熙来之前何以能够创造‘唱红打黑’的高潮？难道薄熙来一人之力，就能横空拉出全重庆、全中国的巨幅红幕？‘唱红打黑’毕竟唱响、打响了好一阵子，是因大陆的权贵资本主义制造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社会，”“经年累月之下，民间的仇怨已四处横溢，薄熙来才可以藉势而起。他创造的重庆模式，简言之即‘唱红打黑重民生’。 ‘红’未必可径解为‘左’，它其实顺势借助了老百姓对‘服务人民大众’的纯净目标的向往与回归；‘黑’亦非‘黑社会’而已，而多少有遥指‘权贵’之意，打黑意在打权贵；而‘民生’则是配房、均贫富，就是所谓分蛋糕论。这些无不扣合了民众的深层心理。 薄熙来本人太子党出身，他的政治动作能一度创造出‘毛泽东思想在重庆回归’的赞誉，不能说没有‘群众基础’。以此可察，薄熙来事件的本质，还是‘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中共当局拔除了薄熙来的权力，一时止住了这场运动的风向，但追根究柢的贫富对立与民怨问题未解，执政者再不作为，民怨洪流势不可挡，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内部动荡不安的大问题。”

　　亚洲目前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 　　《21世纪》：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不少国际观察家提出，国际形势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欧美陷入了一定程度的衰落，而亚洲开始崛起。您认为亚洲在崛起吗? 　　郑永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要回答：什么是亚洲?实际上，亚洲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只存在一个个亚洲国家。如果说作为一个地区的话，那么这个概念在制度和文化上的整体感很弱很分散。 　　比如欧洲，由于文明的相近，所以在一个个国家的基础上形成了欧盟，在经济和法律制度上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再如北美，由于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绝对强大，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各种制度上不得不依赖它，其制度化基础之上的共同性也很高。 　　但是回过头，我们看亚洲，我认为不存在制度意义上的共同体。过去我们说亚洲文明，是因为东北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号称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尽管如此，这种文明并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共同的制度上。今天，这个地区从贸易往来的角度来看，其紧密程度并不比其他地区低，但是制度化和法制化的东西很少，不但很少，而且在不少领域还很隔阂。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制度分歧也很大，更不用说与中亚和西亚之间了。 　　所以，现实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亚洲内部，不同国家间的制度没有整合起来，不是一个整体。 　　《21世纪》：的确，亚洲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内部包含多种不同形态的文明，但是单从经济的意义上来看，亚洲是否在崛起呢? 　　郑永年：在制度之外，亚洲地区的经济也对欧美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自主性很弱。尽管亚洲的经济近十几年来发展很快，但是其对欧美市场的依赖程度变得更高。因此，我们看到，到了2008年年底，亚洲的主要经济体要么是减缓了发展速度，要么就直接陷入了明显的衰退。这也说明1998年以来，亚洲始终未能突破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根据亚洲银行的数据，出口占亚洲GDP的比例在2000-2007年期间从35%上升到47%，其中一半以上都是与欧美发达国家达成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却从1980年代早期的67%降到了2007年的50%以下。2007年，美国居民消费超过了9.5万亿美元，是中国(1万亿美元)和印度(6500亿美元)居民消费总额的6倍。仅仅从数字上看，正在崛起的中印两国完全就无法填补美国消费大潮褪去后的真空地带。 　　上述状况在2008年之后，没有也不能得到迅速的扭转。同时，在中印之外，最早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为日本。日本虽然经济高度发达，但它和韩国一样在经济和军事上都依赖美国，主权独立性比较弱。很显然，如果美国不同意，这两个国家就很难享有完全自主的亚洲外交。 　　如此看来，亚洲的主要经济体，因为其经济对外依存度太高，缺少自主性，所以即便在经济上也并未崛起成为一个类似于欧洲和北美的区域。 　　因此，亚洲的个别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确实在腾飞，你可以说亚洲国家在崛起，但不能说亚洲在崛起。换句说，在亚洲，只存在个别国家的崛起，在被其他大国所分割的情况下，亚洲不存在整体的崛起。 　　亚洲区域或将形成一种开放、包容的新模式 　　《21世纪》：那么，您如何预判亚洲作为一个区域的发展未来? 　　郑永年：未来亚洲会走向哪里?很难讲。在亚洲，中国也没有真正崛起，还没有掌握亚洲的主导权。二战前，日本想做，失败了。现在日本也做不了。因此，亚洲很难形成北美那种美国一家独大的模式。 　　同时，文明基础如此多元：东北亚可以说是儒家文明，印度是印度教文明，而中亚又是伊斯兰文明，东南亚的文明形态就更复杂。因此，亚洲 　　很难走欧洲的模式，短期和中期之内很难形成欧盟那样的高度一体化的组织。 　　那么，假如亚洲存在一种区域模式的话，将是一种新的模式。其特点是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和传统意义上的区域模式完全不同。传统上，所有的区域模式大都是排他性的，就是说，特定区域模式是为了本区域的利益，对本区域和其他区域实行不同的政策。 　　《21世纪》：那么如何理解这种新的区域模式? 　　郑永年：不妨以代表亚洲区域化程度最高的东盟为例。1967年8月7-8日，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成为政府间、区域性、一般性的国家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组织。随后，文莱(1984年)、老挝(1997年)、马来西亚和缅甸(1997年)、越南(1995年)和柬埔寨(1999年)也先后加入，形成了东盟十国。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当中国开始和东盟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的时候，日本和韩国就开始担心中国在东南亚力量的发展和扩张，因此也紧随中国先后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当时的很多人也作类似的解读，认为中国和日本在东南亚的竞争必然导致大国之间的冲突。 　　但是，这种担心并没有成为现实。这些国家在东南亚的竞争导致了出乎时人预料的积极结果。在东盟和中国“10+1”机制形成之后，和日本、韩国之间也形成了同样的机制。不仅如此它还形成了和东北亚三国的“10+3”机制以及双方的互动机制。东北亚三国之间因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问题很难形成独立的合作机制，是东盟这个平台促成了这三国的良性互动。很快，这种合作机制扩展到东盟和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现在，美国的加入表明这种机制已经延伸到所有这个地区的大国。 　　东盟的演变过程，说明东亚开放型区域模式已经使之与北美和欧洲区域模式区分开来。北美模式具有强烈的等级性，美国因为其庞大的经济体和其他方面的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加拿大和墨西哥不得不依附于它。欧洲区域模式则表现为平等性，主要是因为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的各方面力量都旗鼓相当。但无论是北美模式还是欧洲模式都具有很大的排他性。 　　重返亚洲为美国长期战略 　　《21世纪》：在亚洲区域，亚洲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可以主导。美国现在实施重返亚洲的战略，您怎么看待这一战略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