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

中国的城市烟雾笼罩，空气污染严重，尽管废气的排放规定越来越严格，空气污染依然继续恶化，政府在空气检测数据上耍手腕，民众也不愿放弃汽车，似乎享有新鲜空气只是干部的特权。——这是德国《世界报》 11 月 29 日的报道。 该报道写道，“灰蒙蒙的雾霾现在又来了，因为北京的冬天开始了。中国的首都常常烟雾笼罩，持续数日。潮气与废气密集聚积，吞没了地平线，让人眼睛流泪、呼吸困难。一年之中的好多天，北京都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其它城市如广州或上海也总是消失在灰色的烟雾弥漫之中，……。”文章说，中国 2010 年实施的类似于欧洲汽车尾气四号标准的新规定，明年起适用于卡车，然而“实施新规范不仅需要更好的排气系统，也需要价值更高的燃料，中国的炼油厂也必须投资。”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主席沃尔什认为，“炼油厂迄今未能遵守含硫量极限值，所以新标准对柴油车的实施很有可能会推迟。”报道引述沃尔什的话说，面对汽车数量不断增加，中国最迟在 2015 年必须达到欧 IV 标准，“如不尽快严格规定，到 2020 年废气就会增加一倍。因为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城市，空气污染都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值，进一步上升是相当危险的。 ” 该报认为，“空气污染是中国政府的伤口之一，多年来北京在空气检测数据上耍手腕，政府如今还在和美国大使馆就其在北京大使馆和广州总领馆屋顶上的检测设备争吵，这些设备监测那些中国环保部不予统计的小颗粒。美国大使馆每天通过推特的短讯服务公布结果，一直让中国政府耿耿于怀。“对空气污染负有责任的不仅是圆了个人汽车梦的数百万中国人。尤其是工厂和许多燃煤电站责无旁贷。奥纬咨询公司的班腾里德说， ‘ 要减少中国的碳排放，只有废气排放标准当然是不够的。 ’ 净化空气任务组织是与空气污染作斗争的非政府组织，其亚洲首席代表宋明也说， ‘ 遗憾的是这个新标准没有带来预期效果。新添的汽车太多，主要是煤炭，必须为之规定更严格的极限值。 ’” 报道说，“政府已经多次更严格地规定造纸、服装和化工厂的排污上限。国家通过资助和罚款提高废气减排的积极性。然而立法滞后于经济增长，尽管这个国家今年想比 2010 年减少碳排放 1.5% ，环保部不得不公布的是，头 6 个月的排放就已经超过去年同期的 6% 。民众在与污染作斗争时也没有做到应尽的本份，今年秋天的 ‘ 无汽车日 ’ 名存实亡，在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这个日子使德国的马路空无一车。放弃汽车，似乎没有中国人愿意。中共也是一样，它给许多干部配备公车和司机。然而干部们不该受废气之苦，不久前获知，生产空气净化器的远大科技集团公司为中共在北京的办公室安装了 200 台空气净化器，不用开账单。这个消息在互联网平台 — 新浪微博引来许多愤怒的评论。” “干净的空气是特权，至少眼下如此”，该报说。 该报没有告诉德国读者的是，在中国大陆不仅仅空气是干部的特权，而且一切都是干部的特权。这种特权从“新中国”建立起就存在了。比如中国大陆有毒食品如三鹿奶粉、地沟油、毒蔬菜，近年来广受老百姓诟病但当局就是装聋作哑至少是监管不力，老百姓百思不解因为当官的也要生活，细究之下才知道党国高层早就有特供食品，所以治下的毒食物就能肆意横行。但这“特供”的根源在哪里？在“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那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安部为了保证党的高级干部在饮食上的安全与健康，决定配合玉泉山规划改造，在附近建立了一个以奶制品、鲜蛋、蔬菜等为主的小型农场，即“香山农场”，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根据 人民网文章《 解密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 – 香山农场专供反季蔬菜 》消息， 早在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共和苏联签订了为期 30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中南海多了两位苏联客人。他们的正式身份是警卫和卫生专家，主要搞医疗保健与食品营养研究。香山农场初建时，一专家对产品、规模、保鲜、消毒、化验、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议。如：场地要大，物种要多，粮食、蔬菜、肉类、奶制品、水果要有专业生产区，办公区要独立，并且要有相应科研加工设备，牲畜用房要敞亮通风、讲究卫生、便于清扫。此外，还要有大小不等的硬质道路，完善的灌溉排水系统，绿化隔离带或围墙等等。 1974 年 10 月，原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回忆当年参与筹办香山农场：“那时大家刚从小农经济环境里过来，对办什么新式农场毫无经验。最大的愿望就是养猪炖肉、种粮吃饭。对苏联专家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听说过，真是‘新媳妇上轿，头一遭’。” 香山农场筹办小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传达的毛泽东意见：人家想搞一流的模范农场，说明他们有学问、有知识，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办成好事。苏联工业发达，地方大、人口少、好办事，我们比不了。现在弄吃的，也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先搞“土”的，以后有条件，再搞“洋”的。在北京市和香山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个以荒地、土墩为主体，近 600 亩的农场就这样迅速上马了。一张存留至今的“香山农场区划图”，告诉人们当时各类作物区面积和放射、道路、深井及粪场的方位。如：种青贮玉米 260 亩；青割玉米 15 亩；打籽玉米 10 亩；白薯 110 亩；燕麦、大麦、冬小麦 50   亩；苜蓿（重要牧草） 80 亩、苏丹草 10 亩，蔬菜 40 余亩等等。 时间不长，香山农场基本建成，归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并专供副总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的需要。这种包括领导、生产、购销为一体的三级管理体制，是十分安全和顺畅的。但是，如何做到既要国家花钱少，又要东西质量好，成了农场一项非常突出的硬任务。在供给制年代，高官们大多在中南海西楼总特灶就餐。少数愿在自己家里吃的，由公务员打回去，菜肴变化不大。总体上是农场提供什么就做什么。除了保证“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需要外，其人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进入薪给制年代，各家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公派厨师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农场干部想方设法加强田间管理，减少损失。 在较长时期里，高官们宴请外宾或重要人士所用的农场小牛肉、笋鸡、乳制品、肉鸽、鲜蛋等样样都是真材实料。各家日常用量较大的豆角、黄瓜、茄子、西红柿、油菜、青笋、尖椒、萝卜之类的蔬菜。加上职工早起、早摘、细心分装、及时送达，其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要是赶上哪家高官们孩子多，端上餐桌的肉片烧豆角，蒸茄拌肉末，拍黄瓜段，便是吃得很香的好菜。不久，香山农场东西好、价钱便宜的赞扬声逐渐传开，有的高官如董必武等开始前往视察参观。 赶上农忙时候，香山农场单凭 40 余名在编人员，很难完成任务。警卫局就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一次，颐年堂会议上谈到干部问题时，刘少奇、陈云指出：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许多干部、特别是年纪轻的几乎都是“三门出身”（即家门、学校门、机关门），走的是一条由父母、政府安排的人生道路，不用自己操心就变成了公职人员而且是终身的。舒服倒是舒服，可经不起风吹雨打，容易摔跟斗。就组织干部轮流到农场进行劳动。时隔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中南海居仁堂专门开了厅务会，研究布置干部参加劳动生产的问题及为了便于考核、检查，特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劳动生产办公室名义，印刷了《劳动记工本》，人手一册。内有姓名、日期、劳动项目、劳动时间、记时人签名等详细栏目。当时原则规定，每人每年必须要有 20 天时间，到农场参加劳动生产。 当临时需要的劳动力问题解决后，香山农场的规模便日渐扩大了。向南，与居山农场果园相连；向东、水稻田几乎发展到玉泉山疗养区的大门口。生猪也养多了，还盖了一些搞试验田用的半地下菜房。至 1956 年后，国内安全形式已大为好转，北京市在商品收购、供应、藏储、管理等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成熟经验。有一批精干的专业队伍“供应归口”，香山农场的转向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除稻田和人员外，农场全部归北京市统一管理，自主经营。为了不影响生产和供应，警卫局事先还专门从部队挑选 20 余名战士，转业到农场熟悉情况，协助相关部门进行交接。尔后，中南海高官们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之后，在原有香山农场的基础上，以部队人员为主，组建了一个常年生产班子，大家习惯叫它“玉泉山农场”。玉泉山管理处的人，开垦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种果树，算是农场副业。到了收摘季节，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高官们；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 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根据玉泉山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毛泽东等少数高官们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有一年初夏刚至，天气较热，毛泽东提出要吃桔子，然而时间不对，老的没有，新的要等到 9 月才能上市。报告上去，不知什么原因，毛泽东火了，“现在正是摘桔子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我要吃，叫他们去办。” ” 结果还是没有鲜桔子，只好用罐头产品替代，毛泽东自然很不高兴。此后玉泉山农场的人专为毛泽东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特供中的特供”。 今日的中国大陆，官员贪污腐化，生活奢靡，于是有人开始怀念官方宣传的毛泽东时代的所谓“艰苦朴素”。毛左份子吹捧他们的伟大领袖艰苦朴素清廉如水，所引事实无非睡木板床、爱穿旧衣布鞋等等。然而，有评论却认为，这只是其个人的农民生活品味，与艰苦朴素无关。毛泽东是中国帝王式独裁者，他一边尽情挥霍，一边把自己打扮成节约的楷模，要全中国人民都在极端艰苦中过日子。 《多维网》日前发表一篇名为《揭秘：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奢靡生活》的文章，认为官方对毛泽东的宣传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甚至完全相反。文章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们总是对外界称，毛生活艰苦朴素。然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精心挑选的，政治上高度可靠，不会将毛泽东生活方面的真实情况毫无保留的说出来，只是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一些。另外，毛泽东经常将钱物赠予身边工作人员，可谓皇恩浩荡。有一次就给了卫士李银桥 1000 元，这几乎相当于李银桥两年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们更加守口如瓶，只说好听的。 根据管家吴连登的説法，主席的月工资是 404.8 元，江青是 243 元，这个家庭的年收入为 7773.6 元。这在当时的中国来讲，毛泽东的工资无疑是全国最高的，至少也只最高者之一。在领导人的夫人中，江青的工资也至少是最高者之一。然而这却不能满足毛泽东的实际需要。 1996 年出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中透露了这一点：该书说，除工资收入外，毛泽东每年还要从稿费中开支近万元，用于补贴生活。可见这个家庭用于生活的开支，每年不低于 15000 元。那时，李银桥的年收入约 600 元，吴连登则更少。 《揭秘：毛泽东不为人知的奢靡生活》一文的作者认为，毛泽东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别人写的；他的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各单位用公款买来发给职工的；稿费源源不断滚滚而来，全国只有他一人，有特权。事实上，他在世时，稿费就是私房钱，由他随意支配，党和人民从未分享过一分钱。在 1950 年代高达 100 万元的稿费，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文章进一步揭秘，毛泽东每年一万多元的生活费，其实仅仅是个表面上的数字，毛泽东在生活上享受的特权，是老百姓所看不见的，不是用多少钱就能量化出来的。比如，管家吴连登说主席吃东西不讲究，厨师做什么就吃什么，从不提出自己想吃什么。但厨师程汝明表示，毛泽东有个习惯，有些他没吃过的菜肴，不管多么有讲究，是名系名菜，你就是烹制得再好，他也不吃，一筷子都不动。程汝明和另一名厨师于存还说，有时毛提出想吃的特别的东西由于厨师不会做，会弄到他们措手不及。 另外，毛泽东喜欢吃的食品，则从全国各地运到他的厨房。如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门空运东方红渔场的活鱼。而想吃武昌鱼的时候，就从武汉空运活武昌鱼。文章描写道，在大饥荒期间，毛泽东曾宣布他要“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了；因此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上，他在一个短时间内是没吃猪肉，却是吃鱼。毛泽东享受的其他特供食品，还包括从香港购买澳大利亚麦片，玉泉山农场生产的大米，“巨山”农场则供应毛喜欢的蔬菜、肉类和牛奶。冬天的蔬菜则是由广东提供。 此外，茶和烟自然也不能少。毛泽东喝的龙井茶，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在每年最适宜的季节，采下来送进北京。而毛泽东抽的特供烟，有“中华”、“熊猫”等牌子，以及四川什邡卷烟厂特供烟生产小组制造的雪茄。由于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什邡烟厂取烟不方便，就从什邡烟厂选中了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成立了“一三二小组”举家迁至北京，在门牌号为 81 号的中南海对门的北京南长街 80 号设立特制烟小组，专门为毛泽东精制“一三二”雪茄。之所以称为“一三二”，是因为雪茄所采用的柳烟和毛烟，型号分别为十三号和二号，均产自新都县独桥河两岸的 200 亩油沙地，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 而毛泽东的厨师班子也是阵容强大，规模曾经达到 4 人，至少有 14 人先后在这里工作过，他们个个都是顶级名家。而毛泽东本人 1960 年代初还一度喜欢吃西餐。在大饥荒最为严峻时，营养专家与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订了西菜，西菜汤菜谱。这份菜谱包括 7 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 毛泽东的住所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菊香书屋是一个四合院，四面各有五间房，内有办公室、会客室、卧室、餐厅、门厅，另外还有书房、藏书室等。毛泽东的家人则住菊香书屋旁边的另一个四合院。毛泽东还拥有一个室内私人游泳池，游泳池旁边也有书房、会客室和卧室。私人游泳池的池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保持合适的温度，随时等候他驾临。而在修建这个私人游泳池之前，毛泽东在中南海已经有一个室外游泳池了。 文章还称，毛泽东喜欢别墅，起码有五十多所别墅在全国各地为他建起，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五所。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一旦中选，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泽东享用。他有一个别墅新建在一个山凹里，面向大海，背后是郁郁葱葱的山，里面被工兵掏空，修建成万无一失的防空洞和隧道。只有极少数中共领导和他们的家属、随从才可以靠近。 韶山“滴水洞”别墅，是在大饥荒饿死很多人的时候花数亿元修建的，当时几亿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濒于饿死的边缘，却需要喊“毛主席大救星万岁万万岁”！然而，毛泽东只在这里住过一次，而有的别墅从未去过。文章说，毛泽东出巡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当时是最先进的移动宫殿——德国进口专列，自带发电机，有空调和全套办公设施和医务室。他出巡时，办公、吃住通常是在专列上，除了开会，很少住地方的宾馆。专列共 12 节车厢，能容纳大批随从。他的一位厨师曾展示过他与随从们合影的照片，竟达 60 人之多。 文章还披露，跳舞是毛泽东的一大嗜好。在延安时，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教会了革命家们跳交际舞，毛泽东很快着迷，于是每周都组织舞会。到中南海后， 1953 年专门成立了中南海文工团，团员从各大军区文艺团体选调，女团员的选调标准包括“面貌清秀、体态端正”。彭德怀对此有意见，认为是“选妃子”。 1958 年撤销了中南海文工团，但每周周末的舞会照常举办， 1960 年改为每周两次，直到文革第二年中南海才取消舞会。 中南海文工团撤销后，毛泽东的舞伴主要来自空政文工团，她们个个端庄秀丽，年龄相当于现在的初中生或高中生，每次舞会由中南海派专车接送，舞会结束后可以享用在外面吃不到的晚餐。舞厅旁边有毛泽东专用休息室，在这里舞伴可以单独聆听领袖教诲。一位名叫陈惠敏女士，是空政文工团演员，初到中南海时 14 岁。另一位来自空政的舞伴刘素媛，初到中南海时 18 岁；这两人都与毛泽东结下了特殊关系。大名鼎鼎的孟锦云也来自空政，初到中南海时 14 岁，后来成了毛泽东的护士，毛泽东外出视察时，地方官员也投其所好举办舞会。在一次舞会上，一位地方官员甚至对一位小演员说：“主席很喜欢你，你就在主席跳了几支舞后，陪着他到走廊上的沙发上休息会儿。” 文章又说，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的衣服，面料是黄色美国将校呢，一口气做了四件。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穿的军装，面料有好几种，一口气做了八套。为参加 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专门做了几套衣服，面料主要是啥味呢和哔叽呢，样式是根据毛泽东的情况，在中山装基础上作了改动。这种样式毛泽东非常满意，他的标准像就是穿这种衣服照的（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就是标准像）；这种样式的衣服后来被称为“毛式中山服”。毛泽东的所有衣服都是国内顶级大师的作品。在确定衣服尺寸时，大师站只能在距离毛泽东 5 米远处目测，确保领袖的安全不受到威胁。 毛泽东去世后，留下 20 多件睡衣，其中一件补丁甚多，连同一条也打了很多补丁的毛巾被，被确定为他节俭的物证，放在展览馆展出，让人们世代颂扬。文章披露，人们不知道的是睡衣的补丁其实是送到总后被服厂打的，而毛巾被的补丁是送到远在上海的毛巾厂织补的，打补丁的成本远远超过新买。如果给睡衣打很多补丁是节俭，那为什么要买 20 多件睡衣呢？！这不是节俭，世界上许多随心所欲的巨富和极权者，常有这类享乐怪癖。 毛泽东与一般的奢侈的生活不同是，他一边尽情挥霍，一边把自己打扮成节约的楷模，要全中国人民都在极端艰苦中过日子，对挪用国家财产远不如他的人无情惩罚，乃至枪毙。 作家张戎在她的书中写道：“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像他和他的后继者宣传的那样‘艰苦朴素’呢？出现在人前时，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毛都不给人一种骄奢淫逸的印象。他不喜欢豪华，一般人眼中的奢侈品，不论是金子铸的水龙头还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名画，都与他无缘。然而，他并非为了人民的利益在牺牲自己，只是他所要的东西不同。凡是他想要的，他都随心所欲地拿取，对国家钱财毫不顾惜。” 文章最后说，毛泽东去世后还在继续奢侈着。他的继任者花巨资，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修了一幢大房子，让他一个人住在里面。他睡的床也非常昂贵，全水晶的。……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缅甸会见总统吳登盛及反对派政治领袖昂山素季，体现 “ 重返亚洲 ” 政策的重要一环。中国大陆政府公开场合虽表示愿意看到缅甸与西方国家的接触，但官方媒体却抨击美国及缅甸的做法。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11 月 30 日抵达缅甸首都内比都，开启了对缅甸的“历史性访问”，她表示希望亲身了解一下缅甸政府的改革決心。她 12 月 1 日与缅甸总统吳登盛举行了会谈。其后也会见著名的反对派政治领袖昂山素季。缅甸自去年 11 月释放昂山素季后，先后解除了网络封锁，报禁、党禁。并在去年 11 月举行了多党制大选。昂山素季宣布将参加明年的国会补选，并强调，她支持美国奧巴马政府与缅甸接触。 希拉里是 50 年来第一位踏上缅甸领土的美国领导人，她表示希望能与缅甸重修两国关系。她 11 月 30 日在前往缅甸途中的一个发展援助会议上发表讲话说：“要警惕那些对采掘你们的资源（而非构建你们的能力）更感兴趣的援助国，某些资金也许有助于填补短期预算缺口，但我们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这些权宜之计不会产生自我持续的结果。”此话没有直接点名中国大陆，但外界认为含沙射影暗示的就是中国大陆。 缅甸以往的靠山是中国大陆，不少人认为美国近期努力加速在亚洲的军事接触，让北京方面感到不安，不过官方最近公开表态的调门上又有些微妙变化。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11 月 30 日表示，“中国愿意看到缅甸同西方国家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加强接触、改善关系，促进缅甸的稳定与发展”。但官媒《环球时报》 11 月 30 日却发表评论说，“美国在缅甸搞 ‘ 外交赌博 ’ ，缅向美 ‘ 暗送秋波 ’ ”。文中引述了多家媒体就希拉里访问缅甸的评论，指出“美国造访缅甸是为了削弱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 曾担任中国大陆外交官的著名博客作家杨恒均 12 月 1 日表示，“缅甸一直是中国最大的盟友，现在希拉里突然访问去了，而且态度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对于北京来说是非常紧张的，因为缅甸跟东盟现在的关系最好，美国的软实力也很强大，很多国家突然之间都会转向，如果美国愿意放低姿态的话，就有更多国家愿意接受它，东南亚国家很多以前是把美国赶走的，看到中国一强大就拥抱美国。”香港《大公报》 12 月 1 日也发表评论表示：“对美国势力入缅不值得大惊小怪。尽管美国非常希望扩大其对缅甸事务的影响力，打破中缅关系‘一枝独秀’的现状。但在现阶段，双方利益并无太多契合点，美在缅长期立足不可能一蹴而就。”“对缅甸新政府的变革方向需要冷静观察。缅甸长期积弱，玩大国平衡游戏是十分危险的。中缅关系是在缅甸几十年的政治变迁中‘自然形成’的，破坏这种关系受害的首先是缅甸自己。”香港时事评论员李国成称：“缅甸对中国太重要了，战略通道和投资都很多，错失了缅甸，大陆会很紧张的，就怕他牺牲中国的利益跟美国改善关系，外交部的发言说支持缅甸跟西方改善关系，但实际上还有一句话就是希望不要牺牲中国大陆的利益。”网民 helicopterh 讽刺说，“有没有发现个规律，最近几十年每一个原本被独裁统治的国家民主化后都跟中国闹不开心，然后开始跟美帝交朋友？这跟我们提倡的和谐世界的理念相悖啊。” 外界普遍认为美国重新认识到亚太地区的外交地位，包括近期在澳大利亚的驻军以及 TPP 计划的推出可能都是针对中国大陆。缅甸重新解封 Facebook 等社交网站，也让中国大陆网民哗然，偌大的中国大陆，强大的实体，竟然还不如一个多年在军政府下的专制小国反应迅速，顺应潮流，因此中国大陆未来反倒更加堪忧。此前有关昂山素季的影片《夫人》在中国大陆网络上被封禁，也反映了中国大陆当局对此类信息的畏惧心态。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希拉里访问缅甸，不但使缅甸跟西方国家的关系成为世界和中国大陆媒体关注的焦点，也使缅甸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受到份外的关注。日本《产经新闻》 11 月 30 日发表记者矢板明夫从北京发出的报道，专门描述了缅甸跟中国大陆多年来的特殊关系，以及缅甸当前跟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和中国大陆的三角关系。报道说：“美国希拉里国务卿访问缅甸，缅甸长年的盟友中国大陆感到焦躁和不满。中国大陆担心，随着美国的影响扩大，缅甸会跟中国大陆越来越疏远。 11 月 30 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表现出了这种不快。该报发表的社论说， ‘ 中国大陆在亚洲的墙角似乎正被美国一个个 ‘ 挖掉 ’ 。今年 3 月将政权移交给文官政府的缅甸在军政权时代与中国陆建立了蜜月关系，与朝鲜、巴基斯坦一道，是中国三大盟友之一。缅甸从中国那里得到经济、基本建设、军事等多方面的援助。在人权和民主化问题上受到来自联合国等国际社会的批判的时候，缅甸也能得到中国的庇护。与此同时，中国建设通过缅甸的输油管，可以使中东原油经由缅甸西部的港口运送到中国。为了确保云南省等中国国内的电力供应，中国也在推进在缅甸兴建发电厂的规划，对缅甸给予了绝对的信任。而中国着眼于其海军将来在亚洲的发展，积极参与缅甸的港口修建。然而，随着中国资本在缅甸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华人居民在缅甸的影响力扩大，缅甸国民当中反中国的情绪高涨也成为事实。也有人提出，中国主导的一系列建设项目导致缅甸的环境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缅甸新政权开始与中国拉开距离，力图与国际社会融合。缅甸与中国渐行渐远，对中国来说不但是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盟友，而且也意味着先前的援助和投资付诸东流，中国将被迫全面修正对亚洲的外交政策。北京政府的智库有一位研究者说， ‘ 中国大陆感到被缅甸背叛，但如今只能是静观缅甸到底是能跟美国接近到什么程度。在希拉里国务卿访问缅甸之前的 11 月 28 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跟访问中国的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兰举行了会谈。在谈论深化两国之间的军事交流之外，习近平也表示 ‘ 中国支持缅甸的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 ’‘ 支持缅甸的民族团结 ’ 的意思是不支持缅甸的少数民族华人的武装势力。这被认为是中国开始对缅甸进行怀柔。 ” 日本《产经新闻》记者矢板明夫的报道涉及一系列目前依然对中国大陆当局敏感的问题，其中包括在 1960 年代，北京公开支持缅甸境内亲北京的势力跟缅甸政府进行“武装斗争”。即使是在过去 20 年里，在缅甸军人政权跟北京关系特别密切之际，缅甸军方依然对北京心存疑虑。习近平与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兰所说的 “ 支持缅甸的民族团结 ” 之类的话，显然是意图让缅甸政府在这方面放心。另外，中国大陆还有一个公众大量议论、但官方控制的媒体却不能公开报道或允许辩论的一个话题，这就是中国大陆政府的朋友为什么总是萨达姆、卡扎菲、卡斯特罗等在国际社会名声不佳的人，中国大陆在亚洲的三大盟国为什么会是坚持奉行独裁专制的朝鲜和长期实行军人统治的缅甸、巴基斯坦之类的国家。 《环球时报》 11 月 30 日发表的社论，在说缅甸之外，也特意提到了巴基斯坦和朝鲜，从而间接地承认了中国大陆公众长期质疑但官方长期回避的这个问题：“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今天访问缅甸，舆论对美国同中国争夺 ‘ 在缅甸的影响力 ’ 议论颇多，中国在亚洲的墙角似乎正被美国一个个 ‘ 挖掉。 ’ ”；“美国同中国大陆做影响力的博弈是肯定的，它的很多优势中国不具备。在缅美关系几乎 ‘ 断绝 ’ 很久之后，美国有力量把自己的影响力在一夜之间 ‘ 空降 ’ 回缅甸。这一点我们得服气。即使在巴基斯坦那样中国苦心经营的国家，也很难说美国的影响力就比中国的差。”；“即使今天的朝鲜，其与美国的对抗也是出于它自身利益，而非为了迎合中国大陆的战略需要。”；“中国对缅甸向西方开放无任何心理上的抵触，但中国不会接受这样的开放同时是对中国利益动剪刀的粗鲁转身。” 《环球时报》社论所说的缅甸“对中国大陆利益动剪刀的粗鲁转身”包括缅甸在今年 9 月底宣布，“为了尊重民意”决定停建在缅甸北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中国大陆投资兴建的有争议的密松水电站。《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缅甸在密松水电站的毁约，让中国公司损失惨重。”显然，“尊重民意”对《环球时报》或大陆当局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或者是可疑的概念。在权贵统治的中国大陆，不存在所谓的“尊重民意”的问题，因为他们，坚持声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问题上都代表民意、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多年来，还频频警告香港或台湾的政界人士，休想跟北京打民意牌。 中国大陆如何看美国跟缅甸的接近，也是《纽约时报》记者黄安伟 11 月 30 日发表的报道的主题。黄安伟报道的题目是“中国关注美国在缅甸的举动”；报道说，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兰本星期早些时候访问中国大陆，受到政府和军方的高规格接待。“在任何一个星期，这种接待都会被迅速报道，迅速忘却。但这次缅甸军方高级将领对中国的访问成为中国一些学者和记者的话题，因为他访问中国两天之后，美国国务卿基就要访问缅甸。那是美国国务卿 56 年来第一次访问缅甸。敏昂兰将军访问中国所受到的关注，透露出中国官员和学者重视奥巴马政府接触缅甸的政策，以及重视美国政府对缅甸政策对中缅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中国是缅甸最大的经济伙伴，近年来中国对缅甸的影响超过了印度的影响。中国军方和外交政策圈内的一些保守派人士现在经常谈论美国试图围堵中国，但美国官员对此表示否认。两个星期前，奥巴马总统在访问这一地区的时候宣布，要派遣 2500 名美国军人进驻澳大利亚。他还跟许多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当面对中国总理温家宝表示质疑中国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提出领土要求。一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声言，奥巴马政府暗下使劲，劝说缅甸总统吴登盛决定停止建设密松水电站，甚至是鼓励了缅甸内部反对该水电站建设的抗议行动。美国政府没有承认在这方面有任何卷入。 11 月 30 日，在希拉里国务卿抵达缅甸之际，《环球时报》英文版就美国和缅甸关系发表社论，特别提出了密松水坝的大挫折。社论最后说， ‘ 中国欢迎缅甸开放，但坚决反对缅甸践踏中国的利益。 ’” 缅甸当局最近展示的对内放松社会压制、对外全方位外交的姿态，使缅甸跟周围邻国、尤其是跟中国大陆，以及美国、日本等世界大国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一变化也使喜好观察外交纵横捭阖的人获得了一个观察的好机会。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11 月 29 日发表记者彼德 · 福特的报道，题目是 “ 缅甸跟越南和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中国会怎样？ ” 报道说：“中国珍视跟缅甸的友好关系。但现在看来这种关系正处于重大变化之中。几十年来，缅甸每次有一个军队总司令获得任命，都会把北京作为出访的第一站。中国是缅甸的外交盟友，长期以来也是缅甸的主要经济支柱。但目前正在中国访问的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兰在访问中国之前在另外一些地方忙碌：早些时候，他跟美国的缅甸问题特使德里克 · 米切尔举行会谈，然后他又前往越南访问。…… “ 敏昂兰将军选择出访正在跟华盛顿建立更密切的军事关系、并且不隐瞒自己担忧中国在该地区野心的越南，这一事实也受到北京的注意。”；缅甸“现在看来是处于这种风云变幻之中。缅甸名义上的文官新政府在今年 3 月从军人那里接掌了权力，释放了许多政治犯，主动跟少数民族联络谈判结束多年来的暴力冲突，并且尝试跟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进行谈判，以便打开政治局面。自 1962 年缅甸军人独裁开始以来，中国就一直是缅甸的靠山，在 1988 年缅甸军人残暴镇压要求民主的示威起义、缅甸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制裁和孤立以来，中国尤其是缅甸的靠山。但很有实权的缅甸议会议长、先前的军政府成员吴瑞曼对记者说，现在缅甸希望跟美国有正常的关系。尽管新的缅甸当局看来急于要给缅甸的外交政策重新定向，但没有多少观察家认为缅甸会抛弃跟中国这个有影响力的邻国的关系。观察家们认为，缅甸领导人更有可能是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走钢丝。”

有关中国大陆国民生活水平的话题，在国内外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真实的中国大陆人的生活，比邻国印度还要艰难的多，如果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可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有人认为中国大陆人现在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欧美差；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持有电脑手机，而中国大陆的旅游团更是世界各地到处都是，所到之处购买力都是最强的。一些海外华人和外国游客也对中国大陆豪华的都市建设，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还有奢华的娱乐服务设施大加赞赏。尤其是最近，一些海外华人和西方人，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看法更存在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因为中国大陆陆目前物价飞涨，连政府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陆的通货膨胀已经相当严重；但有些人说，中国大陆的物价一点也不贵，在餐馆吃饭才花了十几元；相反中国大陆的发展超出人们想象，到处都建设得非常漂亮；…… 上述观点差距之大难以调和。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哪一种是真实的？！ 著名旅美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说，若要得出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以及它的经济做出一个整体性的判断，不能靠蜻蜓点水的一两个人的观察来做判断。而要从社会调查的角度去分析。科学的调查通常强调，要对整个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地区都要做普遍的观察，另外观察者本人不能带有先入为主的任何意见。必须把个人的一些偏好剔出了以后问题，才可能获得一些比较客观的结论，否则就可能带有主观的偏见。若从这个角度去看，旅游者或外国人到中国大陆观光光的人，他们的看法通常是不具有代表性的，因为这些看法往往只是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点对某一个局部的一点观察，有多大代表性是值得怀疑的。 另一方面，还要考虑调查者或者观察者本人有没有价值倾向性。如果有价值倾向性，比如，这个人有先入为主的认为，中国大陆经济好或者不好，有偏见也会产生对问题观察的一种潜意识的诱导。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外国观察者到中国大陆旅游，他们去的地方基本上是宾馆、酒吧，然后是旅游场所，这些地方通常服务比较好点，设施条件比较完善。如果以为这些地方代表中国大陆，那么这显然是片面的。同样的，中国大陆人回国观察也有这个问题，因为海外回国的大部分来自于城市，又由于他们的很多人的家庭背景是在中国大陆本身属于中上阶层，所以如果他回国接触交往的都是同一阶层的人，那么他得出的结论就可能只不过是这个阶层的观感，也同样不具备代表性。清华大学一个很著名的社会学者叫孙立平，他在几年前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就是以北京为中心，往外走五十公里，我们就能看到三个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所谓第一世界指的是，北京的象复兴门一带的金融街，还有长安街的办公楼，这里看上去好像是已经达到了现代国家的城市的水准了。建筑豪华、街道整洁，走在街上的人也都西装革履。看起来和西方国家没多大区别。到中关村的时候，情况就又变化了，变成第二世界了。这里既有高科技公司，但是也有大量打工的人，街道就比较乱，人也很杂。如果再往西走十几公里，到北京的石景山区，那么看到的是以首钢原来的工人居住区为主要群体的没落的工人住宅区，环境和 1990 年代没有多大差别；如果再往外走 30 公里，就到了北京西南郊的房山，房山县靠山区的那些村庄，仍然和 1980 年代的农村差不了多少，非常贫困。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只不过是从北京的市中心往外走 50 公里，就已经看到三个世界。那么哪一个代表中国大陆呢？毫无疑问这三块都代表中国大陆，而且都是北京市的范围。很可惜的是，无论是从海外回去的华人，还是西方的旅游者，没有人有兴趣离开城市跑到偏远的乡村去，因为那不是旅游的目标，那是社会调查的任务。但是，恰恰是在这个市中心以外的地区居住着中国大陆 95% 以上的人口。那里的情况才更准确的反映中国大陆的现实。所以，这个时候就提出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谈到他的观感的时候忽悠需要识别。这种观感是来自于什么阶层的观察者，来自于对什么地区的观察，有没有代表性。可以讲，外国旅游者的观察没有代表性。中国大陆人特别是来自中低阶层的老百姓通常不会认同这些外国旅游者对中国大陆的这种盲目的赞扬。原因是他们根本不了解大都市旅游区之外的情况。 最近，新浪网采访了四位在北京工作的外国记者，其中有人往来中国大陆将近 20 年，其中一位德国记者说，西方国家往往强调服务，当他来到中国大陆他才发现中国大陆才是真正的服务型社会，所到之处不仅能享受到各种各样的服务，价格也很便宜，回到德国反而不适应。事实上，世界各国的媒体在北京都派有记者，从这些记者发回本国媒体的报道，对中国大陆的报道好像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样的话语。也就是说，为西方媒体工作的记者发回本国的报道并没有这样的观感。这几位记者其实是在替中国大陆官方的喉舌在工作，喉舌的任务本身，就是粉饰太平；这一点所有的中国大陆人都很清楚。所以，新浪网采访的这四个人的看法并不能代表在中国大陆的外国记者的看法。 举两个客观的事情，来做为一个判断的标准。 最近在中国大陆讨论很热烈的关于美国大使馆在北京设立一个空气污染程度监测器。这个监测器监测的结果是，北京市的空气污染程度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经常达到所谓不适合户外活动，甚至达到所谓的相当危险的状态。因为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美国大使馆使用的这种其它国家都采用的仪器，它的读数素如果超过 25 － 30 基本上就开始突破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所谓空气正常标准，进入不正常状态了。美国大使馆过去一个多星期，每天、每小时的监测数据监测的空气污染程度达到 300 多。 300 多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就是对人身体体有害了。美国大使馆设置这个设备的目的，是为了用这个设备的数据提醒在北京的外国人，这里的空气状况是什么样，请各位做好自我保护。这是一种在京外国人的服务。当然，中国大陆政府很不喜欢这种服务。因为这各服务数据的提供出了中国大陆政府的洋相。因为中国大陆政府宣称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看待的所谓的有害的环境，在中国大陆政府的标准里头叫做 “ 轻度污染 ” 。但纽约和华盛顿空气，用同样的仪器同样的标准，是基本上在世界卫生组织讲的在 25 个读数上下波动，纽约才属于有轻度污染的城市。但中国大陆超出这个标准 15 倍。对外国人而言，如果他们适应了本国的健康的空气环境，到了北京生活，会觉得这是一种令人非常享受的环境吗？！所以，如果外国人对中国大陆空气污染没有特殊的不满，美国大使馆也没有必要设置这个仪器了。 此外，在美国大使馆的网站上看到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正好是针对说中国大陆的“服务很好” | 的讽刺。就是说在北京三里屯的一个酒吧，连续接到了美国公民的报告，说受到了中国大陆人的骚扰和羞辱，因此美国大使馆建议在北京的美国人没有事的话不要再去那几个酒吧，同样的希望他们晚上出去的时候尽量的注意安全。这个公告本身实际上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北京并不是一个让外国人感到十分满意的地方。否则，美国大使馆不需要发这样的公告。美国大使馆的公告，并没有特别的针对性，只是客观的叙述事实。这个公告也说明个问题，即有人也许觉得这个酒吧不错，认为这就代表了中国大陆。那么，如果从美国大使馆公布的那几个酒吧情况来看，也同样是中国大陆的一块。所以，无论是哪种酒吧都不能简单的说它能代表整个中国大陆。也至少说明，只看一、两个酒吧，一两个餐馆，一两个饭店，几个旅游场所是看不出中国大陆的整体真相来的。需要去了解不同城市，不同地区，城市、乡村、富裕地区、贫困地区，偏远地区、沿海地区，到这些地方做了随机抽样的调查之后，用客观的标准去衡量，然后才可能得出一个比较整体的一个对中国大陆的判断。 当然，现在在互联网时代，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看中国大陆上网的年轻一代他们在网上说什么。如果中国大陆人的大部分的观感都是和外国游客和回国观光华人旅游者相似的话，那么在互联网上就应该看到有大批的人对中国大陆今天的现状赞美不已、赞不绝口。但事实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大陆政府现在正在全力以赴管制微博，管制互联网；目的就是要删除所有的批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政府强烈的对互联网的干预，原因就是互联网上存在着大量的对现状不满的言论。这些言论是随机的来自于全国各地不同地方的人。他们的言论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个指标：为什么在西方少数旅游者眼里都看起来十分繁荣发达、又和谐美好的中国大陆，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大陆人天天在互联网上发表他们对现状的不满。 到底谁更了解中国大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城乡各地的人更了解呢还是在旅游区里在外宾居住的宾馆里头、酒吧里头转来转去的外国人更了解中国大陆？人们自己判断。 至于怎么看今天中国大陆人真实的生活状况，先举一些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这些数据应该说比较权威。 用国家统计局 2007 年公布的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做了个计算，发现 2007 年的时候，全国农村人均每天的消费支出大概相当于 8 块人民币，按当时的物价折合美元大概是 1.1 几美元。这意味着这些人生活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界定的贫困线之下。早在 2005 年的时候，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范围内的贫困线标准就是每天 1.25 美元。也就是说，到了 2007 年，中国大陆全国农村平均生活水平仍然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之下。一般人都认为世界上的贫困国家、贫困人口都集中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但实际上，最大的贫困人口就在中国大陆。 当看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据表明， 8 亿农村人口平均生活水平还在全世界范围内贫困线之下的时候，就大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大陆人口的 60 ％－ 70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一点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本身提供的。把这一批农村人口排除，中国大陆城市里大概还有两亿左右的所谓白领；这里包括北京讲的所谓议族，一个月一、两千块钱，租不起房子，要几个人合租一间，生活非常艰苦，到了周末能吃一碗牛肉面改善一下就心满意足。这就是几十万长期在北京耗着，既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又没办法回到农村家乡的大学毕业生。白领中，还包括一些收入不错的白领中的中上阶层。那么，这些白领现在的生活状况如何？按大陆官方宣传的说法，中国大陆早就进入了白领阶层，人数不断扩大，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但是去互联网上去看，中国官媒如“三联生活周刊”“了望周刊”，在过去几年中，有过多次关于大陆城市白领生活情况的调查。虽然这种调查不具有充分的、普遍的代表性，只是选择性的采访了一些人，但从采访和报道当可以看出来，现在白领的青年人，有相当一部分人现在生活压力非常大，即便月薪在万把块钱，很多人也是“月光族”，到月底就花光了。这里面包括很艰难的共住一处房子，然后每天的交通费，上班要在外面吃饭，然后子女的教育费等等。所以当今中国大陆，对很多人来说生活压力很重。尤其是在通货膨胀之后，现在这些人生活水平在下降，很多人已经表示他们不能够再经常去买衣服，很多人要精打细算，甚至到淘宝网上去找一点便宜的东西。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不敢再去吃像样一点的午餐，而且是每天买一个十块钱的盒饭应付，早上吃一、两个包子就拉倒了。从这种情况来看，中国大陆的白领阶层现在生活压力也非常重。不久前还有一个报道，是关于中国大陆一个白领阶层家庭的。如果他们生一个孩子，那么，作为父母他们要为这个孩子准备多少钱；分析的结论是：一个城市的白领家庭，如果现在生一个孩子要把他抚养到大学毕业，这对父母要准备 46 万。也就是说对很多家庭来说，要不吃不喝好多年。对他们来说生活是很艰难的，虽然并不贫困，但是也决不宽裕。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中国大陆 8 亿的普通老百姓生活是很贫困的，白领并不贫困，但生活也并不宽裕。 城市里，另外还有两亿左右的由于下岗、退休的人，现在工资收入水平很低的、或者退休金水平很低的中老年人，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是很艰苦。比如，如果是夫妻两个都是退休的工人，正常退休的话现在一个月也就是一千几百块钱。在目前物价状况下，要存一点钱是很不容易的。另外，中国大陆现在还存在很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叫做啃老族，就是很多中老年人他们的子女由于种种原因找不到工作或者不愿意找工作而在家里啃老，啃他们的父母。所以，父母虽然只有那么一点微博的退休金，还要供养下一代甚至孙辈。这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历程。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他们看不到未来的。 农村的大部分人口，城市的两亿人口的中低收入家庭，加上寄生在这个家庭里头的啃老族，再加上两亿白领，中国大陆这个社会大部分状况，就基本就曝光了。 中国大陆互联网上有很多人在博客里或者在微博上每天有大量的言论，这些言论都反映一点，就是大家对现状非常不满。对现状的不满还包含两层，一层是对现在的现状不满，还有一层是对未来的担忧。也就是说，现状已经如此艰难了，未来是不是会更加糟糕，他们今后能不能维持现在的这个生活水平，很多人是非常担心。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陆政府拼命的控制互联网根源。 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每天在监控微博，设定了大量的所谓敏感词。这种现象本身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民怨很深。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多数人对现状其实是相当不满的。而这个不满的背后就说明，中国大陆多数老百姓生活状况远不是西方一些媒体和一些旅游者所以为的那样十分美好。 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7 年公布的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分析指出，中国大陆人口的 70 ％生活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以下，他们每天的消费支出还不到世界银行公布的最低贫困线标准，即每天 1.25 美元。但尽管中国大陆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在世界上是很低的，可中国大陆官僚特权们的生活水平却相当高。据 2010 年初大陆官方做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披露：中国大陆厅级以上官员的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 8-25 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 25-85 倍。 但是近些年来，这批官僚特权们开始大量移民海外，根据胡润联合中国大陆银行私人银行发布的《 2011 中国大陆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报告显示，中国大陆 14% 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很多老百姓不解，这些富人有着巨额的财富，过着奢华的、常人无法想象和企及的生活，为什么他们还要纷纷出国移民。

2011 年 11 月 29 日，一个“脑残”五毛连续在本博留言，痛斥说：“你们是否想过，政府一旦解散退出，中国有何种政治力量能担起中华民族的大梁？现在自封“真理”的主义很多，可有那一种能号令中国？有那一个人能让全国信服？地区差别大，两极分化，思想堕落混乱，谁都不服谁，是必然分裂的内因，歪曲的“民主”推波助澜，不知会冒出多少草头王要求独立，南斯拉夫的悲剧将在中国重演。分裂必然伴随战争，盲目内斗中国不会有赢家，得利的是渔翁。吃惯了软饭高靠外经济决定了中国很容易被外国操纵，列强最喜欢趁火打劫，采用惯用的拉打结合即打压主体扯边角的手段很容易分裂中国，分成几国，中国人说了不算，列强说了算，届时就是毛泽东再世也难以扭转全面分裂全面殖民地化的局面。战争和分裂不知持续多久，中国将成为大火药桶，血流成河，中国人将在战火的水深火热中煎熬无期，中华民族将划上句号。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前车有鉴，符合社会规律。中国脱离百年战乱只有 60 余年，百年战乱的原因是政府腐败无能，不得民心，内无聚力，外不抗强。去党后避免分裂和战争几乎不可能，谁能保证不发生这种悲剧？有多少中国人愿意出现这种悲剧？未雨绸缪是明智，祸事临头已晚矣！” 这个“脑残”五毛又说：“骂开国领袖，骂中华民族，动辄就秽语连天，破口漫骂，不堪入目。这是叛祖离宗，欺天毁史。中华民族凝聚万千人的智慧五千年文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你们是什么东西，口里嚷着拿先烈打下的江山卖骂先人，不学无术捡点洋垃圾充理论是无知，身流炎黄血骂中华民族是无耻，吃着农民的粮穿着工人的衣仇视民众是无德，无义无知无德无耻之人有何颜建言立论？你们开口美国，闭口西方民主自由，请问美国有骂华盛顿骂美利坚的民主吗？” “脑残”五毛甚至将矛头对准他说所述说“能担起中华民族的大梁”的政府：“国内的‘精英’，他们就是靠出卖了国民的民主权益，换取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的利益所得，和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完全不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而是靠出卖国家和民众利益，获取的超级享受。其结果可想而知。” …… …… 当然，这样的“脑残”，说话是毫无逻辑可循的。一方面要拍政府的马屁，却一方面又咒骂“能担起中华民族的大梁”的政府精英。一方面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却动辄声称“开国领袖”，让人弄不清这“开国领袖”究竟是秦始皇还是毛泽东。只是“脑残”不知道的是，美国的第一任总统是华盛顿，被国民尊称“国父”，但这个国父虽然用枪杆子保护了美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建立了权力制衡体制和以人权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但他却不是独裁者，不像秦始皇和毛泽东，致死都就霸住权力不放；他拒绝了枪杆子和笔杆子的极力挽留，还权于民；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光辉典范。但即便是这样，美国人批评他的声音都至今不绝，包括他曾拥有黑奴——人们用超越时代和历史局限的方式来衡量他。美国人也深谙“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的道理。 当然了，这些道理五毛不懂，而且既得的蝇头小利也让他们不愿去懂。 对于五毛的“脑残”或“装脑残”，大陆著名的青年作家 慕容雪村曾写了一篇文章叫“杀人的问题”，似乎能回答这种五毛现象。 他说， 中国大陆近代史上，有过无数次人道主义灾难，这些灾难让千万人受损乃至惨死。然而灾难过后，人们对于灾难的反思常常只着眼于体制，而不及于个人。那些曾为体制效力的人会坦然地为自己辩护，说他们身不由己，他们只是螺丝钉而非机器的开动者，是被动而不是主动做恶。但是，体制本身并不能独自运行，正是因为有那些看似无辜的人的参与，罪恶才得以实现；因为有了他们，灾难才能如此深重。 1964 年，汉娜 · 阿伦特发表了题为《专制下的个人责任》的著名演讲并尖锐地指出，不仅要反思体制，不仅要追究政治责任（政府必须对其前任的行为负责），也要追究个人责任。 第一种辩护会说：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雇员，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甚至连齿轮都不是，只是齿轮上的一个齿牙。你看，我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即使我不去做那些事，肯定也会有别的人替我去做。对此阿伦特的回应是：请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变成一个齿轮？又在何种情况下，你才会继续愿意做一个齿轮？如果从上到下的每个公职人员都是齿轮，难道就没有人需要对罪恶负责任了吗？她继续追问：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吗？难道我们没有主观意志和选择的自由吗？！ 慕容雪村在 她严厉的质问后面加了一句：难道你是猪吗？！ 还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我不去做那些事，可能会有比我更坏的人去做。我们参与其中，事实上避免了更坏的事情发生。还有些人会说，我们在体制中做了一些坏事，但也做了一些好事。我们没有加重灾难，相反我们使之减轻，甚至挽救了一些人。阿伦特的回应是：这种辩护或许可以减轻法律上的责任，但并不构成道义上的合理性。当人们辩称自己在体制中做了一些好事，那就要问：这些好事是否最终改变、终止或推翻了邪恶的体制？如果没有，那么与体制的妥协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还在继续做恶并将迫害更多的人。事实上，一个小的罪恶通常会成为更大罪恶的前奏，人们会很快走向 “ 道德的滑坡 ” ，从一件坏事到多件坏事，从小罪恶到大罪恶。如果为保护一个村而交出一个人，也必然会为了保护一个乡而交出一个村，更会为了一个县而交出一个乡。在这种不间断的 “ 道德滑坡 ” 中，最明智的办法显然只有一个：停止做恶，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如果体制内的工作是邪恶的，就应该立即停止与体制合作。 第三种说法认为：服从命令、遵守法律是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公职人员的天然责任。我虽然做了某些事，但我只是在履行职责。阿伦特的回应是：上级的命令和 “ 法律 ” 并不能为众多的犯罪行为开脱，对成年人来说， “ 服从 ” 就意味着 “ 认可 ” ， “ 认可 ” 就意味着 “ 赞同和支持 ” ，所以，不应该问那些作恶的人 “ 你为什么服从 ” ，而应该问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把犹太人押进毒气室，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开动坦克，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囚禁一个盲人，你为什么支持？法学中有句话：恶法亦法。而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就不应该把邪恶的法律再视为法律，更不应该支持。 第四种是所谓的 “ 集体过错理论 ” ，每次灾难过后，总会有人拿着完美的道德标准质问别人：你说他做的不好，难道你就没做过一点坏事？在这种完美道德之下，谁都没有资格质问别人，最终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也都无罪。人们不再追究个体责任，转而去拷问制度、拷问历史、拷问文化，把全部罪恶归诸集体，如果要忏悔，那就所有人一起忏悔，如果要受惩罚，那就所有人共同受罚。阿伦特对此的回应是：这种集体认罪、集体悔过的理论，其实无助于认清真相，只能让真正有罪的人顺利脱罪，并最终将演化为 “ 道德虚无主义 ” 。她说： “ 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集体愧疚或集体清白，愧疚和清白只有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时才有意义。 ” 当真正有罪的人拒不忏悔并以 “ 集体过错 ” 为自己辩护，其实是在逃避责任。 中国文化常常强调 “ 宽容 ” 而忽视 “ 责任 ” ，但只有在私人生活中 “ 宽容 ” 才有意义，而在公共生活中，在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中，主张宽容其实是一种智力低下的表现，或者用孔夫子的话说，乡愿，德之贼也。在《专制下的个人责任》中，汉娜 · 阿伦特提出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她认为那些效力于体制的人，通常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因为他们抗拒不了诱惑，专制制度总是会给它的效力者提供各种优待：铁饭碗、显赫的身份、满足感以及可观的物质利益。当德国人纷纷加入纳粹军队，实际上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功成名就。 慕容雪村进一步指出， 几十年前的年轻人纷纷加入红卫兵组织，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受了虚荣心的驱使；当今数以百万的人踊跃报道考公务员，他们不仅是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更是为了潜规则和巨大的灰色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再以 “ 齿轮说 ” 或 “ 服从命令说 ” 为自己辩护，其虚伪和无耻不言而喻。 慕容雪村说， 邪恶制度是人间灾难，更是对人类良知的考验，换成更形象的说法，它其实是两个问题：一、给你很多钱，你会不会去杀人？二、如果你不杀人，自己就会被杀，你将如何选择？许多体制内的人都会夸耀自己的道德水平，而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道德高尚的人，邪恶的制度才得以运转。还是那句话：做帮凶还是不做帮凶，这是一个问题。 至于“脑残”提出的“中国有何种政治力量能担起中华民族的大梁”问题，根本就不值一答。因为既然中国具有 5 千年历史，那么中国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会挺立。回想 50 多年前，也有人用这个问题来“危言耸听”，具有的 批评中共“党天下”的著名“大右派”储安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对于国民党是多少的问题，对中共却是有无的问题了。 1957 年文人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大胆问毛泽东：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当时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迄今为止，当局的政策一直把知识分子作为依附在党政体制上的“毛”，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980 年代初的开放改革时期，有识之士曾指出，大陆著名学者、专家的成就，主要是在 1949 年以前完成的，毛泽东的斯大林政治体制，以扼杀人的创造力为己任，导致太监文化盛行。这种体制就是文明进步的天敌。这也是思想解放、松绑放权、呼唤人权自由等思潮、运动出台的背景因素。如今，似乎有人正引领中国这条巨轮重返毛泽东时代，并要彻底逆转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宣传机器再三否认普世价值，但他们的行动却表明：法西斯主义才是他们心仪的“普世价值”。 法西斯主义鼻祖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他早年信仰社会主义，并加入了当时激进的左翼政党意大利社会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思想上从极左转向极右， 1921 年建立了国家法西斯党，稍后建立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独裁的统治。法西斯主义是一种让集体（国家、民族、种族、或阶级）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反自由主义与宪政主义的政治哲学、政治运动或政权体制，其特征包括建立高于任何制度的以个人为核心的极权体制及严厉镇压不同声音与力量，对外则侵略扩张等。 60 多年来，前半截毛泽东时代是极左，实行阶级斗争为纲，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总和；后半截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了，正如 “脑残”五毛将矛头对准他说所述说的，国内的“精英” 转向了极右。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对不同声音和力量严厉镇压，同样已经是法西斯化，比如纵容各级官吏滥施黑社会手段，黑社会势力变成穿着警服的公安，警匪一家，黑社会完全公开化（基层政权黑社会化）。在国际关系中则从过去的输出革命到如今输出党文化意识形态，否定普世价值、抢夺所谓话语权，正在构成法西斯化的中国特色。 北京已经有学者担心，墨索里尼的幽灵正在中国上空游荡。 所以，有学者指出：请相信，没有他们，我们会过的更好。 因为现在，他们可能正在离我们美好的愿望越来越远。 记得小的时候，上初中，是 20 多人挤在一辆拖拉机上去上学，那时候的人没有抱怨，因为并不知道原来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很多是做免费九年义务教育的，他们的儿童，午餐是政府免费供给的。很多年后，人们都知道了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的这种罪恶。当人们知道这些时，那些拖拉机已几近消失，政府的税收已多年增幅在 GDP 增长的三倍以上。今年更是超过了 10 万亿，它已经是全世界最有钱、最财大气粗的政府了。但是，仍然有 64 个孩子，挤在一辆核定承载 9 人的面包车里，最后撞上了货车， 20 条生命溘然而逝。 从汶川到玉树、从免费午餐到免费校车，人们突然开始厌倦了中国大陆的一切慈善。因为，所谓的慈善不会让这个世界有任何变化；所做的一切，都会成为他们脸上的脂粉。而且，人们也开始向政府提要求；因为逐渐发现，当人们向政府要求的越多，他们就越有足够的理由把手伸进我们口袋里，掏走仅剩的养家糊口的口粮。 1949 年时他们就是这样许诺的：把你们的财产都交给我，我保证你们世世代代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结果，不到 20 年，就死了几千万了。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现在，两三代人的努力去购买一套商品房，不就是为了赎回那些原本属于我们的财产吗？土地从私有变成了公有，然后公有的土地拍卖了，让私人再去赎回来，我们正在用两三代人的牺牲，去纠正 62 年前集体犯下的那个错误（或者说，去还当时被忽悠而欠下的债）。 政府都有钱成这样了，公款消费一年随便几千亿了，政府官员的标准座驾都是奥迪 A6 了，县政府的办公楼豪华程度都赛过白宫了，却还是让孩子 64 个挤在一辆车里上学，你还能指望什么？你还指望政府做这个做那个？你以为 160 亿免费午餐是他们出的钱？你以为他们是从自己大吃大喝中省下这 160 亿？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们会想尽办法，向你我、向所有人征收 1600 亿，包括向湖里抗税的那些人多加一份“机头税”，然后把其中一个零头扔给那些挨饿的孩子。这个结局不会有任何意外，在一个没有公共财政的国度里，国家施舍给百姓的一点点福利，都是以百姓十倍百倍的付出为代价的，必然是这样的结果，免费午餐如是、保障房如是、公费医疗如是……。 因为你们要求：政府要办这事办那事，显得它对我们是多么重要，一刻也离不开它，所以，它就自动代表了我们。那个前驻法国大使赵进军说，作为大使，代表国家，我要坐头等舱。按照这样的逻辑，他们应该代表国家去嫖价格最高的娼妓、喝价格最高的茅台、包价格最高的二奶……啊。 为何这些人会说出这种反常识的话？主要的责任在于民众，因为民众太纵容他们了，因为民众太依赖他们了。正如 “脑残”五毛所痛斥的：你们是否想过，政府一旦解散退出，中国有何种政治力量能担起中华民族的大梁？！ 于是，老百姓都认为，政府如此重要，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政府，比如免费午餐，比如免费校车。但老百姓越是要求多，他们越有理由让你为了他的面子牺牲。所以，他们宁愿花上万亿来搞四大会（奥运、世博、亚运、大运），因为他对你如此重要，离开他你寸步难行，所以他的胡作非为你都得忍受。 “脑残”五毛们也 骂他们无耻浪费，但却紧紧抱着他的大腿，让他们从指缝间漏点面包渣给自己，然后就不停地唱赞歌，山呼万岁。 但民众要明白，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当你想要获得免费的午餐时，就必然会为此付出更多代价。免费的午餐，若是以放弃应有权利换来的，就失去得更多。 近日网络爆料： 2010 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周洪宇提交议案，提出校车行驶中享有某些特权；教育部回复，全国范围内的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购买运行和维护校车， 4500 亿的政府买单费用太大。据不完全统计， 2010 年 10 月到 2011 年 9 月，平均每月 4 名儿童惨死在上下学路上。山西省为低收入农户出台的“爱心煤”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变了味儿成了“爱心没”，不仅分量不足，煤里还掺杂着大量石头，每家每户还得交十元运费才能领到煤。 11 月 28 日，调研范围涵盖全国 31 个省的《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出炉。报告称，在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逐步拉大等情况下，农民的尊严感或继续下滑。过半的受访者认为农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比其他人低一等。…… 够了，够了！不需要再网爆了！ 是时候告诉他们了：我们不需要你的免费午餐，不需要你的免费校车、不需要你的所谓免费医疗。没有你，我们自己会做的更好，会活得更好。但前提是，请你们把那些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横征暴敛的钱还回来，哪怕是一部分。 是的，没有他们，我们会过的更好。

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历朝历代对土地改革慎之又慎。大陆当局近来开足马力，对土地进行股份制改革，这无异于为强势集团兼并土地大开绿灯，势必造成大规模流民。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日前表示，国土部门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土地上市交易将成为常态。香港媒体评论，王世元的讲话表明，早先提出的土地流转政策进入具体实施阶段，这将给社会稳定埋下一颗巨大的计时炸弹——当年朱镕基搞国企股份制改革，抓大放小，使上千万工人下岗，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入权贵们的荷包，造就了成千的亿万富翁。如今土地股份制改革，权贵们又将屠刀指向农民，可以预见，这将是中国社会的最后疯狂、最后一场暴富盛宴，但紧接着，当局很可能要面临农民被逼上梁山的后果。 表面上，土地股份化有利于还富于民，让农民以土地抵押进行借贷，但问题是一旦土地成为商品，最终受益者是势大财雄的权贵们，他们可以利用特权或财富，低价购入农民的土地，摇身成为新地主，而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则沦为一无所有的游民。农民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旦又丢失饭碗，他们何以生存？只能揭竿而起。 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变迁，历朝历代治乱兴替，基本矛盾皆源于土地，无论是隋唐的天下大乱，还是元末、明末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土地问题始终困扰着统治者：分田分地夺天下，兼并土地失天下。朱元璋当时打出的旗号就是分田分地，起义军如滚雪球般壮大，最终夺取政权；明末土地兼并极其严重，随便一个王公大臣占有的土地少则几十万亩，多则上百万亩。于是，李自成又提出“均田免赋”口号，迅速赢得贫民和农民的支持，几年间便将貌似强大的明王朝推翻。 最近十多年，内地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权贵们在各地跑马圈地，兼并土地，已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他们动不动购置几十套楼房，弱势群体则无片瓦遮头。更有甚者，部分地方官员明目张胆地通过公安暴力机器，驱赶农民，强占民田，俨然成为当代的大地主。现在看来，土地股份制改革如果启动，土地自由交易成为合法，中国的土地兼并又将迎来新 ​​ 高潮，但不幸的是，当土地落入寡头手中之时，便是神州天下大乱之日。 港媒还历数了当今农民的苦楚。在这个国家，一个农民从生到死都没有多少权利，也没有什么福利，尽管在名义上农民享有一个城市居民 1/4 的选举权。但他们依然必须接受国家 ( 官吏 ) 严厉的管理，户口壁垒是一种严，准生制度是一种严厉。而现在如日中天的丧葬制度——或者说准死制度更是一种严厉。港媒说，一个农民，在这个国家微若蝼蚁，默默地生默默地死，生得不“伟大”，死得不“光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像牲口一样勤劳一生仅仅是讨了一口饭吃。许多农民无法承受医疗费而病死，对农民来说已算正常死亡了。 2009 年，一个 92 岁的耄耋老者陶兴尧竟然被官府的强拆逼得自焚，估计是破了吉尼斯记录的……。 现行的农村丧葬改革是很令人恐怖的。谁家人要死了，这家人就陷入深深的双重恐惧之中。相关规定中明确，死亡必须立即报告国家 ( 官吏 ) ，被举报则要接受惩罚。因为举报有巨额金钱奖励，邻里亲友之间出卖告密之风大盛……。对火化后重新土葬这种普遍存在的荒诞现实，实在经不起一个正常人的推敲。这不能不使人想起 1958 年全中国人砸锅炼钢的壮举，这二者何其相似。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对骨灰盒进行土葬必须向国家 ( 官吏 ) 行贿赎买土葬权，在加上火葬费用；在此，国家 ( 官吏 ) 从死人身上狠狠敲诈了一大笔钱。而大炼钢铁时国家并没捞到多少好处，损民不利国 ( 官吏 ) 。共同之处是置民众于水火，对人权滥意践踏和剥夺。在中国目前这种丧尽天良的丧葬制度下，中国的掘墓从业者迅速发展壮大。一些地方官吏为了节约掘墓成本，竟然强制缺乏行为能力的中小学学生进行掘墓。 曾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贵州偏远山区的农民也被强制火葬，尸体翻山越岭运到火葬场，仅运费一项就足以使其倾家荡产。对当下这些死去农民来说，他们一生几乎都在饥饿和压迫中度过： 1960 年代大跃进几乎饿死， 1970 年代学大寨几乎累死， 1980 年代后刚开始认识人民币了，国家对教育和医疗完全撒手——那丁点血汗钱够供个大学生，还是够做个手术？ ! 中国人认为对人最大的诅咒是“不得好死”、“死无葬身之地”，中国人认为对人最大的侮辱是曝尸掘墓。如果说过去半个世纪里中国农民活得不像个人，至少还可以入土为安，死得像个人的话，如今他们连死得像个人都成为奢望。当年，林昭被权力当局以法律的名义杀害之后，刽子手竟然无耻地向林昭的母亲索取 5 分钱的杀害林昭的子弹费。如今，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将丧葬与教育医疗住房一起列为公民基本福利的背景下，诺大中国，竟容不下一缕卑微的孤魂栖身。…… 对农民的迫害，已成为 中国大陆权贵们的最后疯狂、最后一场暴富的盛宴。在以前的农民被自焚、被殴打、被死亡、被专政的案例已经无计其数；就在大陆当局开足马力，对土地进行股份制改革，为强势集团兼并土地大开绿灯的近日，农民被迫于与当局对峙的新闻就频频见诸媒体。 比如 2011 年 11 月 24 日上午，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新前街道七里村发生严重征地冲突，当局派出逾千人和护地农民发生激烈冲突，现场一片混乱，对村民进行暴力殴打，导致 20 多位村民受轻重伤。据悉，当天上午 10 点左右，当地政府官员带着城管、公安、政府各部门的人及不明身份的人近 2000 人，现场亦备好多辆 120 急救车待命，准备拆除村民 9 月底搭建的护地帐篷及强行进行施工，遭到村民阻止。当时，这帮人冲上去就对着护地村民进行殴打。有村民形容现场惨不忍睹，呼天喊地，一片混乱，有的当场被打得大小便失禁。 在现场的徐姓村民告诉媒体说：“政府来了一千五百人以上，带着头盔、皮棍，将近 (24 日 ) 上午 11 点多，他们趁村民回家吃饭人少时，第一批冲过来的城管和黑社会，将近六七百人，两地夹击，看见村民不走就打，拳打脚踢，有五、六人打一个，有逃到田里的村民，二十多个人追着打。后面冲上来的是公职人员，谁跨进警戒线谁就被打，打了好几人趴在地上，被打者伤势很严重。”现场的村民看到这场面也吓呆了；徐姓村民说：“那场面很残忍，有村民吓得晕过去，有的吓哭，有一位中年妇女被打，可能体力吃不消，当场大小便失禁。至少有四、五个老人被打，喉咙一掐，提起来扔到路边，把他们吓走。有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被打得住院，最少有十个人住院，有七、八个重伤，轻伤的也很多。” 潘姓村民表示，政府来了一、二千人，过来就打人，只要村民多说两句就被打，很多人受伤住院，有的被打的头破血流。老百姓说政府比黑社会还黑，让农民无法活了。当天，村民潘根顺被打成重伤送进医院，靠氧气维持生命；村民李利、彭荣清、解荷莲、徐启春、徐祥国、李元春、童冬菊、王金梅、邱雪云、潘朋建等人则有不同程度的伤残；……。村民反映，那些不明身份的人是政府一天 300 元人民币雇来的，当地官员还暗中吩咐医院，不要给住院的村民用药。近日，当地政府还不断抓捕带头维权村民，有许多村民不敢回家。 据悉，七里村共有村民 3500 多人，是黄岩蜜橘主产区，桔林和土地面积总和有 2700 亩左右。 2010 年 5 、 6 月间，在农民不知情下，当地政府以每亩 5.6 万元低价强征七里村北院线以东 2000 亩左右、北院线以西 500 亩左右（包括基本农田）的土地，而地方政府却以每亩 425 万卖给杭州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搞房地产开发。 该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政府贱卖，导致农民生活失去保障。为此，村民曾多次进京上访，都被地方政府截访。为保护土地，全村村民搭帐蓬日夜轮流坚守保护自己的土地。徐姓村民表示，当地政府以低廉的价格征收土地搞开发，有些土地没有审批手续。他说：“开发商说已支付村民养老和医疗保险，一个人将近 9 万元给了政府，但政府没有给村民，村民认为钱被官员贪污，为了保护土地，村民守在那里不让推土机动工。” 而七里村村民到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查询涉案地块的土地审批文件，发现涉案地块，系政府用化整为零分 9 个批次、拆分审批、避开国务院等政策而获得。另外，涉案地块均已超过四年没有具体实施； 2011 年 1 月 1 日，涉案地块被国土局以每亩 400 多万元的价格出让给杭州绿城房地产公司搞商业开发。徐姓村民表示：“现在政府向村民下黑手，真的很无奈，共产党搞得百姓民不聊生。”今年 11 月 24 日之前，有 50 多位村民到北京上访回来，有七、八个带头的村民被关在当地黑宾馆里，至今未放。 就在农民被当局残酷迫害的同时，大陆的城市居民也同样凄惨。 2011 年 11 月 25 日，成都市温江区的天府社区一家农户被三四百名警察围困，把男女老少连拉带打地拖出屋外，有谁抗议立即就被抓走。 70 多岁的老妇人被殴打得当场昏迷，其女康凰英拨打急救电话后，为现场母亲拍照存证时，就被几个警察按倒在地，警察还将手伸进内衣乱摸，并撕碎外衣和内衣口袋抢走了相机。房屋被挖掘车推倒，家私物品被掩埋在废墟当中。温江区康凰英对记者表示，她今天上午回娘家，上午 8 点过后，刚走到温江天府社区青泰小区附近的娘家时，眼前的一幕让她惊呆了，只见来自区政府各级官员、各派出所警察、协警、城管等部门三四百人围住她家房屋，警察进屋去把她的几个亲人连拉带拖的朝屋外拽。康凰英说，她 70 多岁的老母亲也被粗暴的连拉带打的弄出来打倒在地，由于母亲有心脏病，当场昏迷；一时间哭声、喊叫声响成一片，带着抗议情绪的几个亲人被说成妨碍公务，强行被抓走四人，她的二哥二婶不知去向。 由于母亲昏迷，她打了急救电话，马上又掏出相机拍照，这时冲上来几个警察抢相机，她迅速藏进内衣口袋里，几个警察把她一个弱女子按倒在地，手伸进内衣乱摸，同时撕碎外衣和内衣口袋抢走了相机，这时只听见“轰轰”声，她家二百多平方米的房屋被挖掘车推倒了，家私物品被损坏，全部掩埋在废墟当中。有目击者表示，他们也被警察禁止拍照和驱赶，远远的看见他家八口人，无论大人小孩、男女老少，像捉小鸡一样朝屋外扔，然后踏平房屋，强占地皮，特别是殴打老人和抢相机这一幕，简直不敢相信是政府的行为。 康凰英说，他们事先也听说要拆她家房屋建制药厂，他们也主动去找过有关部门，都没有明确答覆，只说要作部份人员的安置，而其它拥有产权但户口不在本地的亲人不作安置，也根本不按房屋的等价和相等的面积作赔偿。在当天暴力拆迁前，没有任何人来商谈拆迁事宜，也没有出示过任何拆迁告示和相关文书。 为什么当局敢如此残酷地迫害中国大陆普通老百姓？说到底就一个字：钱！ 为了钱，他们不仅不顾自己的党法和党规，甚至连基本的人性都没有！ 最近，大陆网民列举了近代中国最悲催的 5 件事：一，好不容易建立新中国，结果新中国饿死的比抗日战争牺牲还多。二，内战死了几百万同胞，结果发现其实国民党不比共产党差。三，发现当初所谓四大家族其实有还没有现在党国的处级干部有钱。四，请神容易送神难。五，反美反西方几十年，结果带领我们反美的人后代移民美国。 1949 年时他们就是这样许诺，我保证你们世世代代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结果，不到 20 年，就死了几千万了，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现在，两三代人的努力去购买一套商品房，就是为了赎回那些原本属于我们的财产：土地从私有变成了公有，然后公有的土地拍卖了，让私人再去赎回来，我们正在用两三代人的牺牲，去偿还 62 年前被忽悠而欠下的债！ 人们还想起就在不久前，海内外一些中文媒体大肆喧哗，大讲中国人现在要到美国抄底，好像中国人的钱包满得不得了，要把西方世界的龙头老大兜底包下来的。其实，当时美国的地产倒真是值得抄底的；次贷危机导致金融危机，银行放贷无法偿还，被收回的抵押住房流入市场，造成房价下跌，标价 1 美元到 5 万美元的别墅随处可见。当时，美国住房价钱已普遍降低了至少二、三成；跟中国的房地产比较，以个人收入和投资房产的租金收入作参照，美国的房价反而要低。如果考虑到在美国置产是真的购买一块房产，是很划算的，因为这房产从地球的表面到地心的土地，以及上面的建筑和下面的矿产永远都是你的；而中国大陆的房产，人们以更高的价格只能买 70 年的使用权。而美国的农田，更是值得投资，那时美国的私人农场、牧场、空地、和未开发的大片山林土地，价格都大幅度下降。如果买属于农村的土地和住房的话，更有许多美国农业部针对农民的优惠待遇可供选择。 当时，有人还真的捡到了便宜，这又反过来促进更多的人加入“淘金”的行列。逗趣的人说，好像中国人在美国搞起了一个新的“宰老美、分田地”运动了。美国房地产跌价，法拍房增加，房地产产权转手，从某个角度看，还真有点像“分田地”的过程。不过，这里没有“打土豪”的内容，只是有房产和土地的所有权转让，所有权从一批人的手中转移到另外一批人的手中。而中国发生的野蛮拆迁、强制驱离的现象，则是另一种产权转移的过程，只是它比“打土豪、分田地”要技高一筹，不是先假装分田地、再用合作社的方式收回，而是直接的巧取豪夺。与中国大陆旧日的“分田地”和今日的“拆迁”都有所不同的，是美国土地所有权转移的方式。美国房地产跌价、法拍房增加、房地产产权转手，过程中没有野蛮抢夺，而是遵循合法、公平、和合理的所有权再分配的过程。美国房地产跌价，法拍房增加，房地产产权转手，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是什么样的人失去了房产、土地和财富，而又是什么样的人在信贷紧缩的年代低价买到了这些房产、土地、和资产呢？如果抛开美国民主党政府过去这些年社会福利政策的遗患，和抵押贷款银行过度放松银根的因素，而从消费者个人的特质来看，会发现一些有意义的观察。失去了财富的有这样的人：施骗局、造大业者如马多夫之流，财产被没收拍卖；金融高危产品的炮制、推广、和受益者，那些华尔街的券商，财富迅速流失；信用不好、欠债不还的人们，被收回了资产；爱炫耀图虚名、过度借贷者，提前耗尽了自己的财富，现在一贫如洗等。而这些流失了的财富，在今天看来，往往转移到了这样的人手中：兢兢业业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不为高薪和暴富行业所诱惑的人；信用良好、欠债还钱、奉行诚实不欺的人；不图虚名，量入为出，懂得约束自己物质欲望的人；等等。它告诫人们：诚实善良的人积德行善，自然会见证富贵从德而生；偏离宇宙的特性，人无德或失德，财富终究不得、或得而复失、消散殆尽。这个道理，在当今社会，尤其应该引起世人之戒。 最近，中国大陆百姓在开始追究当局的“忽悠人民”的行动。比如中国“平反土改”发起人谭松年在网上发表公开信，呼吁当局面对土改的历史错误，还地主及其后代公道。广东佛山人谭松年几年前就发起组织了“平反土改”的活动。他爷爷是地主，父亲从小就因为是地主的儿子而被欺辱。 1960 年代出生的谭松年，出生时家里不再有“地”，也不再是“主”，但他仍要背“地主”的骂名，饱受欺凌。相信这“地主”的帽子不仅仅是谭松年和他家人的噩梦，也是几百万中国民众的心病。 不过，谭发起“平反土改”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回来。 这个主意真的挺好，相信大部份人们都乐见其成。可惜的是，当年的私有土地，现在过了 60 年，作为后代都不知道其疆界在哪儿了。海外有人发起起诉、索赔，可如果自己都不知道祖先的财产在哪儿，去要赔偿和讨债，恐怕难以进行。 但这个行动告诫大陆当局：要顺应宇宙真善美的特性。 社会要和谐，得先要社会成员 ── 百姓民众心情舒畅，才能同心同德地共建和谐社会。 90 多年历史中，从战争年代到执政后的和平时期，在党内党外、在社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知多少自己人被迫害、被 “ 非正常 ” 死亡，多少家庭受株连伤害！ “ 一党业成万骨枯 ” 、 “ 万户萧疏鬼唱歌 ” ，作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党、执政党所犯 “ 错误 ” ，不仅仅是自己的 “ 伟业 ” 、 “ 遇到挫折 ” 的问题，而是千千万万人民付出惨重生命代价的严重问题！任何尚有人性、良心和良知的人，都不能不想到这一点。 当今大陆的领导核心，都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理应了解和仍然记得共产党执政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整人、杀人、饿死人以及株连伤害人的种种史迹。几十年来政经迫害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岂能轻易忘记所受的伤害？！就是邓小平，不也因其长子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残而耿耿于怀？！ 当权者或认为，对付以理性、和平方式提出合理诉求的受害者，也可以采用对付硕果仅存的党内元老和民主老人李锐、胡绩伟等的呼吁政改那样，等他们 “ 自然淘汰 ” 。经过党对历史真相的继续遮蔽和对民众的不断洗脑，使后生一代（即使是受害者的后人）对历史都不了解或甚至不感兴趣，只知道 “ 伟光正 ” ，甚至一直都是 “ 伟光正 ” ，那么，这些历史欠债就可躲过去，责任问题就可以绕过去。而最重要的，就是一党专制继续下去。 然而，温家宝说过， “ 世界上一切事物不是亘古不变的 ” 。如果一贯自诩 “ 伟大光荣正确 ” ，那么就必须光明正大 ── 就是襟怀要坦白、行为要正派。人也好、党也罢，犯了错，必须认、更需改。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多是理性的，是顾大局的。但民众的理性和谅解却不等于党就可以若无其事。几年前，某图书馆一个老读者座谈会上，一位长者突然偏离了主题，愤愤不平地说： “ 党中央总书记，他会分裂党 ?!” 语惊四座！可见，对历史，民众包括党员心中，其实都有一本帐。将来的历史记载必定会功罪分明、笔笔清楚。 历史并非只由统治者来写。 祈望有人性、良心和良知，具政治道德、智慧、勇气和魄力的当权者，能真正本着 “ 以人民为本 ” 、 “ 以人的尊严和生命为本 ” 的精神，认真地反思、梳理，对历史上的错误尤其对人民的欠债 ── 包括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诚恳表态并重新做出合理的善后，则功德无量！尽管不少受害者早已人亡家破，但相信仍有不少受害者及受到影响的家庭仍幸存，并在生活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困窘和精神伤痛。这些家庭虽不一定都有经济困难，但越是“盛世”，这些人们却越是悲怆！ 刘少奇说过： “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 。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并非只由统治者自己写。自己造成而又一直捂著、拖着的问题，终究是既躲不开也绕不过的。须知，孽债，总是要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