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

2011年10月17日，法国“论坛报”和“解放报”都发表与中国有关的文章，“为抑制通货膨胀中国中产阶级所付出的昂贵代价”占据法国财经报纸“论坛报”头版重要位置；在世界20强巴黎会议上，北京可能准备向欧元区的基础建设投资，“解放报”记者格兰日罗的分析文章认为，中国在欧债问题上哪怕没有大阔步向前，也还是迈出一小步。 “论坛报”署名阿林罗伯特的文章写道，中国所推行的向企业贷款减少，减低通货膨胀的货币紧缩政策虽表面上是成功的，但北京上个星期还是为挽救受到贷款枯竭威胁的小型企业紧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9月份物价上升幅度微弱却掩盖着食品价格的飞涨，9月份食品价格飞涨13.4%惩罚了中国中产阶级。在贷款紧缩的紧锣密鼓当中，先后出台了10多个相关的措施，而上个星期北京又推出了方便小型企业措施，原因是小型企业破产，企业家丧失其经济便可能会演变成社会问题风潮。缺乏资金，这一工业结构最根本的方面将会饱受贷款收紧的影响。而贷款是北京近一年以来平缓中国国内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而使用的经济政策中的主要工具。这一战略结出了部分成果，中国在出现7月份的物价高峰之后，物价上涨的趋势在9月份有所缓和。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9月份中国通货膨胀只上升了6.1%。6.1%肯定仍是通货膨胀高水平，但是从理论上讲，尚可保持购买力。然而在实际当中，中国生产的增值分配却远没有达成共识，如通货膨胀放慢，通胀仍会集中在必需品，特别是集中在食品之上。9月份通货膨胀整体放慢主要集中在不动产和成品方面，而包括油、大米和猪肉等食品却危险地飙升13.4%。 小型纺织企业借贷难，但需要资金去买价格提高的棉花。与此同时，牛仔裤和其他T恤衫的价格下降，对他们的收入有影响，而且食品价格却在不断攀升。另一个让人吃惊的倾向是中国家庭消费减少，从2000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到10年之后的2010年，中国家庭消费却减少了10%，只占35%。 而叙说中国通胀，人们一般都会从美国3年前的经济危机讲起。这个经济危机很快就发展到了全世界，也导致了经济衰退。不过，从2009年第三季度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就已经从这个衰退期出来了，现在是一个在复苏的阶段。而中国是2008年10月发布的经济支持的计划，美国是3个月之后同时发布了政府支持的计划。从时间上来看，美国政府支持的这个计划已经快完了，当时的预测计划是政府支持两年之后，私人投资、非政府投资能够支持的上，能够使经济可以顺利复苏。这种非政府投资和消费确实也是增长了，所以美国经济在复苏中。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总统最近就推出了一个新的计划，新的计划没有再叫做经济刺激的计划，是计划再加强一些政府方面的支持。但这个计划还在国会在非常激烈的讨论中，国会通过了才能算数。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美国政府没有权利告诉联邦储备银行该干什么，这个联邦储备银行自己做自己的决定。 而在这同时，中国的中央银行也推出了一个货币计划，人们就很关注。 美国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确实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这种相对的效应也是需要长期的转化。假如美国的经济继续的不景气，那么对中国的影响就相当大。金融危机2008年以后能够看得出来，当时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因为中国是出口国，出口急剧下降。所以说美国再一次进入一个衰退的话，对全世界的经济都会不好，中国为甚。 很多人责怪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因为美国的货币政策，或是美国的联邦政府的政策的原因。但这是一个不成立的说法。第一，美国的货币政策并没有造成银行的货币大量的流入市场里，在美国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第二，中国通货膨胀问题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而且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通过中国政府得到控制的，大量的可以通过政府控制。唯一不能控制的是，中国现在进口的一些期货的价钱增长，比如说大豆的价格，增长的很快。虽然有些期货是中国政府不能控制的，但其他大部分期货都是中国政府能控制的。 所以，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自身原因造成的。2009年政府让银行放很多的债，现在要紧缩，但实际上还是在增长，只是增长的速度减缓，但整体的在增长。为什么中国的货币贷款一直在增长？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汇率问题。中国首先有贸易的顺差，另一方面是外国对中国有很多的投资。都可以换成人民币在中国投资，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中国的现金流量多。 中国政府一直说通货膨胀是第一大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外界观看，认为非常吃惊，一直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但一直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让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以后就有三个非常明显的效果：1，进口的成本就会降低。2，减少了货币供应量3人民币升值后对出口会有一定影响。顺差会减少也会减少货币在市场上的流量。但中国却反对或拖延人民币升值，所以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中国制造的，不是华盛顿制造的。 今年以来，中国的CPI指数节节攀高，官方发布的7月CPI指数已高达6.5%，超过了经济学上定义的“严重通胀水平”，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严重缩水。 那么，谁才是本轮通货膨胀的最大推手？ 今年年初，“涨价的种子”开始萌动，而且似乎是由民企开始。先是康师傅公司打算从2011年4月1日起将桶装方便面价格每桶上调0.5元，紧接着宝洁、联合利华、立白、纳爱斯四大日化品牌也传出对洗涤类日化用品全线涨价，涨幅最高可达15%。经过发改委的约谈，康师傅已表示，4月1日桶装面的涨价方案暂缓实施，一些原计划给洗衣粉、洗发水等日化产品提价的超市也决定先暂缓涨价。但更令人担心的成品油价格上涨又接踵而至。自4月7日起汽油出厂价格每吨上调500元，全国平均93号汽油提高0.39元。人们感到奇怪，康师傅被约谈，联合利华被约谈，为什么不能约谈这些石油国企？！再看媒体的反应，一个反应是约谈成了密谈，约谈的具体内容、约谈的方式，还有约谈最后出台的一些具体措施都没有什么报道。约谈部门的表态都很微妙，说不允许这些民营企业搭车涨价。就是说在涨价的“康庄大道”上，那些垄断国企在迅猛向前，但民企只能原地踏步。联合利华为什么涨价？联合利华说，主要是因为近期上游原材料石化产品、植物油、无机化工产品等价格平均上涨了40%，直接带动日化用品成本增加约20%。其实从2010年6月份开始到12月份，大部分化工原料上涨已经不止是40%了，而是基本都超过了60%。原料上涨这么多，那企业的产品能不涨价？！ 原料为什么涨价？是谁涨的？要晓得，这些日化产品的原料很多是石油的副产品，而油价上涨已是不争的事实了。真正应该被约谈的是谁？应该是中石油、中石化。如果把油价遏制住的话，日化品不就不用涨价了。如果政府足够牛的话，应该去找那些中东的产油国，让石油的价格降下来，或者再约谈一下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美钞影响到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但政府只拿民营企业开刀。更无奈的是，中国的电力公司说电价也要涨，给出的理由是煤价在涨，电力公司说自己亏钱了，因此中电联呼吁每度电上涨3分钱。但查一查，电力公司和煤挂钩的比例就知道，中国的电力公司每一年大概用16亿吨煤，其中7亿吨是发改委规定不能涨价的。也就是说，真正可以涨价的只占43%。如果涨价，中国的电跟煤要联动，大陆油要跟国际油联动的话，为什么国际油价跌的时候中国不跌，国际油价涨的时候却使劲涨？！除了上面说到的石油、电力等垄断企业是在以一些莫须有的名义涨价之外，还有一个行业，就是中国的电信。现在更多的数据被披露出来了，说这个信息资费在国外一般占到居民收入的2%左右，但是在中国中国却占到了7%到8%。更可恨的是，中国电信行业乱收费，那个套餐之多，完全超出人们的想象。有些人说，中国垄断国企的核心资源，包括中移动，都是买来的，没有任何创新能力。这样说并不完全对，拿中国电信公司的套餐来说，这个套餐，外国人是看不明白的。除非你数学学得特别好，特别聪明，你才可能从这个套餐里面看出来哪个地方是陷阱。换句话说，中国电信行业在设计套餐方面，对全世界人民的智力形成了巨大的挑战，这应该算是它们的创新之处。 中国现在所做的事情违反了一个逻辑，叫“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油价涨就是“牵一发”。本来说油价涨，其他应该跟着联动地涨。中国很多媒体也很不负责任，不去做事实调查，就乱炮轰这些民企，说你们蓄谋串联涨价。要说串谋，谁在才算串谋，大家心知肚明。 觉得可怕，又感到无奈的是，中国这些垄断企业好像永远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定位搞清楚。它们完全不晓得央企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是为了服务百姓的，是要奉献给百姓的，是要做百姓不愿意做的事的，这才是央企的责任。但实际情况，它们给百姓制造了好多麻烦，用给百姓的不便利来图利自己。现在中国中国的油价比美国还贵，因为它们在进口的时候成本也贵。因为中石油、中石化把它们吃喝的成本都加到里面去了。中石油给自己职工在北京的核心区域买房子，中石化的一个吊灯花了几百万。像这类的花费，都是要打到成本里面去，但是，这些信息向来是不对外公布的。然后再加上愚蠢的成本，每次误判的成本，到最后中国的油价就不可能比国际原油价格便宜。经常误判的结果，是别人高的时候它高，别人低的时候它还是高，因此，所有这些成本加在一起，中国的油价就是全世界最贵的。 对于垄断企业的制约，其实中国在2008年7月份已经有一个《反垄断法》了，《反垄断法》规定，垄断企业不能利用垄断优势来攫取社会公众的利益。，既然国企没有道德，但有了《反垄断法》，法律总得遵守。可中国《反垄断法》却本身又是个“垄断法”，比如《反垄断法》里有这样一条，说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不在本法的调节之列。意思很明显，所谓的关系国计民生，就是些垄断行业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因为它们既不受法律的约束，又不受道德的约束。 中国的通胀始作俑者，就是这些垄断的国企央企。 还记得今年初北京“两会”闭幕时温家宝总理针对中国通货膨胀问题说，“通货膨胀就像一只老虎，如果放出来就很难再关进去”。现在看来，通胀这支老虎还在中国四处游荡，还没有被关进笼中。为此，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博士表示：“因为即使6.2%也还是比较高。在目前方方面面的价格，特别是农产品的价格还包括一些工业品的价格在上涨，特别是美国这边的量化宽松政策还有其他的经济刺激方案有可能最终的结果会导致美元贬值。那么，贬值了以后，正因为人民币跟美元挂钩挂得非常非常紧。美元贬值有可能也会转变成中国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综合之下我的理解是不管是中国的央行还是国务院目前还会继续观察通货膨胀压力的走向。”虽然8月份和7月份环比，中国通胀出现9个月来的首次回落，但中国有经济学者网上撰文指出，这既不能预示着中国通胀问题将继续得以缓解，更不能说明物价不再上涨得“吓人”和让人感到“恐怖”。 为此，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宋圭武表示，中国央行将抑制通胀仍然视其首要工作是明智之举：“中国总体的贫富差距也比较大。很多人实际上生活水平也不高。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对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有重要的影响。所以，现在抑制通货膨胀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协调发展还是有重要意义，也涉及到社会稳定问题。所以我想政府下更多功夫关注通货膨胀我觉得还是方向正确的。”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价格7月份上涨了14.8%，8月份相比有所减速，上涨了13.4%。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近日中国蔬菜和水产品价格上涨仍然是主旋律，21种蔬菜中，15种价格上涨。那么政府仍然将抑制通胀作为未来工作重点有没有可能减缓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宋圭武教授表示：“可能会影响，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是我觉得中国发展降低速度应该是一种好事情。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怕降速度，最关键是要提高质量。速度要降下来，但是质量要提上去。如果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恐怕会影响到提高质量的问题。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增长之后，将近10%的增长率。还是要降低增长速度，要重视农业、提高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最新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速是9.5%，增速之快仍然让欧美国家望尘莫及。陈志武教授认为，中国政府抑制通胀对经济增速影响不会很大：“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增长的内容主要是靠投资带动的。这些投资主要是官方的投资，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一些投资。尽管现在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还有银行的利率都往上调了一些，但实际上货币的紧缩，地方政府和主要的大国企影响有一些，但并不是很大。所以考虑到中国GDP主要是靠投资带动的，而投资又是靠这些大的国企和地方政府。那么，总体上现在的通胀压力应该对接下来GDP的增长。今年和明年GDP的增长可能影响不会那么大。” 中国经济相比将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普通百姓如何应对物价持续上涨或在高位徘徊？有媒体评论说，通货膨胀时代，普通老百姓更多的时候，“只能选择勒紧裤腰带，承受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飞涨，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不要让猛于虎的通胀吞噬。 美国一些能人智士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们在内，最近作出预测，美国和西方世界将会经历类似日本的通货紧缩，他们因此督促美联储实行又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所谓“QE3”，来帮助西方经济躲避又一次经济寒冬。而在世界的另一极，通货膨胀正在席卷所有的新兴经济体。印度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两位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通胀率已经超过了5%。中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字是3%多一点，但是普通中国民众感受到的通胀率要比这个数字高得多。所有新兴经济体的热度在房地产行业获得了最集中的体现。在孟买，价值百万美元的住宅，俯瞰的也只是贫民窟的全貌。在香港，房价已经接近1997年的最高点，而经济却几乎没有增长。北京和上海的房价居高不下，即使是腰缠万贯的香港银行家，付了本港15%的税之后，要购买两地的房产也颇感吃力。而莫斯科总是能在全世界生活成本最高昂的城市排行榜中名列前茅。整个新兴经济市场一片红红火火。 东方的通胀的“火”会把西方的通缩的“冰”变成一团糟。 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是哪国政府推行的经济刺激政策，都会更多地影响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在西方国家通过中央银行为全球经济投入大量资金的同时，不管这些钱是通过扩大政府收支规模还是增加赤字，最终都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吸收到了过多的流动性，导致这半边世界火热一团。游戏该如何收场呢？西方世界的理想结果是，在通货膨胀波及到西方之前，各新兴经济体的生产成本已经升高到足够的程度，足以促使跨国公司在西方国家投资办厂，创造就业。人们对此完全不抱希望，因为发达国家的平均工资水平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10倍。而且新兴国家有发达国家5倍的人口规模。 另外一个更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通货膨胀从新兴经济体蔓延到西方。最直接的渠道可能就是通过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这相当于向西方国家收税，来补贴完成生产过程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最讽刺的是：西方的经济刺激政策一出台，马上就会给自身经济发展带来祸害。这也是全球化最神奇的地方。 进口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将与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同步。中国的名义GDP正以每年20%的速度上升。随着用工荒的加剧，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有可能会超过GDP增速。最后，西方的产业工人也会为了弥补当前和将来的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损失，而要求提高工资。到2012年，美联储就再也难以找到理由拒绝提高利率，那时，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将会积累得十分可怕。随着地产泡沫破裂，到时的紧缩政策将会导致一次全球经济危机。这时候，对中国的打击，才是致命的。

“惊人”是一个容易被滥用的词。然而，国际媒体、中国大陆公众，甚至大陆官方在形容当今中国大陆的时候，还是常常不得不用“惊人”一词。例如中国大陆，经济增长是惊人的；环境污染是惊人的；食品安全状况是惊人的；大款对高档奢侈品的购买力是惊人的；在号称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财富集中的速度和幅度更是惊人的。而2011年10月12日，中国大陆又给国际社会提供了另一个令人震惊、愤怒、难以言说的惊人。 当日下午，广东佛山南海黄岐镇广佛五金城发生一件惨案，一个两岁女童在路中央被卷入车底，客货车撞人后，不但没有停下来救人，反而明知撞倒人后，仍然继续急踩油门，令后轮再辗过重伤女童。垂死女童在地上挣扎，途人无动于衷，总共18个途人路过，都对重伤者视若无睹，另一架货车经过，更是完全不避，直开过去，令重伤女童再次受创，伤上加伤，到最终才由拾荒妇拖起,。但一切都变得太迟，女童最后更因伤重而告脑死亡。 据法国广播电台网络报道，有关的报道和现场实况录像在通过互联网传开，显然让报道这一事件的西方媒体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好。包括法国在内的法语国家新闻媒体转载法新社的报道，题目是“一个小女孩被两辆车碾压，大众不管不问。”瑞士法文报纸《晨报》在发表这篇报道的同时，还配发来自中国大陆的录像，并在录像链接图像下面配有这样一番解说和警告：“过路人对受重伤的女孩完全视若无睹。这一事件在互联网上激起愤怒。请注意，此录像包含一些画面，有可能激起反感。” 请注意“此录像包含一些画面，有可能激起反感”的说法，其法语原文是：Attention, cette video contient des images pouvant choquer。其中的“pouvant choquer翻译成“有可能激起反感”显然是一种很无力、很无助翻译。这里的关键词是choquer，标准翻译是“导致反感”，即相当于英语当中的“offend”；然而在英语和法语中，这种反感不是一般的反感，而是指由惊恐、惊骇、震惊而导致的令人毛骨悚然、令人发指、令人撕心裂肺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极端痛苦、厌恶和反感。因为，一个两岁的女孩路上被车撞倒，假如有一个人从她身边路过不管不问，可以有很多解释：那个人或许是没看见，那个人或许是特别胆小，那个人或许是个坏人或许是个精神病等等；有两个人从她身边走过不管不问，合理解释就会大幅度减少。假如三个人从这样可怜的女孩身边走过不管不问，已经难以找到别的解释。然而，闭路电视录像显示，两岁的女孩小悦悦被汽车撞倒、碾压、躺在血泊中，至少有18个人从她身边经过，但他们都不管不问、若无其事地走过去。小悦悦被撞、被碾、被无视的监控录像记录清晰地显示，当今中国大陆社会的冷漠和残忍已经高到令人毛骨悚然的、令人发指、令人撕心裂肺的程度。 喜欢进行数量化研究、以数字说明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可设计一个各国冷漠和残忍度试验：把一个满身血污的十分逼真的假娃娃放在某一国家路上，看到底是第几个过路人会对她伸出援手（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五个？第十个？），由此得出的数字越高，即表明该国的残忍度越高。在这个所谓的“令人反感”的残忍度数字指标上，中国大陆要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18个路人已经为此做了极端的证明。一些敏感的中国大陆人也已经得出结论，演员袁弘通过新浪微博发表评论说：“看完这段视频，被强烈的民族自卑感击倒在地。连续18人，这自卑的腰杆怕是再多18个天宫一号发射升空也挺不起来的。” 面对如此残忍的画面，西方媒体目瞪口呆，张口结舌，只能简单地复述事件，描述那段惨不忍睹的录像画面。英国《每日电讯报》驻北京记者彼德·福斯特发表有关小悦悦的报道，也提出了18这个令人惊骇的数字：“这是一条让千百万中国人深深不安的新闻报道。它向人们提出了若干令人不安的问题：30年来专心致志的经济发展是否只是留下一种道德真空？……让千百万普通中国人对中国的走向感到困惑的，不是撞人事故本身，而是接下来发生、也可以说接下来没发生的事情。闭路电视显示，从小女孩身边经过的人不下18个。小女孩清清楚楚地倒在路上，血流进水沟里。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她。” 见死不救只属道德问题，而非法律责任，对中国大陆人来说，这没有甚么大不了；可如果意外发生在法国，事情将会向完全可同的方向发展，因为法国的法律下，见死不救乃属刑事责任，每一个国民，都有法律责任去救护伤者，上述情节令中国大陆人震惊，在欧洲却只会更加惊天动地，因为重视人权的欧洲，不但伤人者有罪，这18个见死不救的途人都同时犯了法，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国这种法律观点或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更应该想想，为何人家的法律竟和我们有如此大的落差？这种差距显示了一点，就是大陆不但是制度上差了近百年，社会文化更有绝大的差距，辛亥革命一百年了，究竟中国大陆人本质上没有改善，还是和人家越差越远。这绝对是反面教材之最，这种国民，情何以堪？！ 从有文字的历史开始以来，中国人传统上就讲究尊老爱幼，扶助弱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见义勇为”是检验一个人是好汉还是孬种的最终尺度，而出自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则是检验一个人是否有基本人性的最终尺度。尽管大陆政府与民间批评者对当今中国大陆很多问题观点冲突，看法相左，但双方也有一些共识，其中包括认为在当今的“新中国”或“新时期的”中国大陆，“见义勇为”和“恻隐之心”成为濒危物种一样的稀缺物，甚至濒临灭绝，就像小悦悦的录像显示的那样。而这位女童小悦悦，说明了在所谓“新中国”，人命是如何的卑微，如何的不值一哂；这件惨案只不过是一件交通意外，类似意外几乎天天都在中国大陆发生。 这段影像告诉了人们， 在一个法制不健存的国家，人为了自保，最终会连人性都失去，会令最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熟识中国大陆国情的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要自保，不强出头；公安警察破不了案，多事的你往往会成为勒索的对象，更甚者如果撞人司机乃高干子弟，随时把你拖累成为撞死人司机的替死鬼； 除此以外，不合情理的法律，也令撞人者为了利益，宁杀人赔少些，好过伤人而赔多些；在中国大陆，车死人只须赔几万，车伤人却往往十倍百倍之，这种制度下变相鼓励杀人，发生意外后，不是第一时间照顾伤者，而是担忧伤得不够，于是停下再踩油，在外国黑色电影的荒谬情节，却每天都在中国大陆发生。所以即使有人良心未泯，每一个国民，都不得不变成冷血的途人。在这种国度生存，要不清醒而痛苦，就只有选择变成魔鬼的同路人。 为什么在享受着官方所说的史无前例的盛世的中国，“见义勇为”和“恻隐之心”却史无前例地缺乏？批评者认为， 这是一种政治现象，而不是文化现象；这是中国大陆体制始终一贯地通过政治和法律手段无情打压胆敢“见义勇为”或坚持“恻隐之心”人所造成 。但官方对批评者多年来提出的这些批评从来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或辩驳，而是要么使用一种同义反复的说法，坚持说中国大陆当今社会呈现出的种种令人惊骇的不道德甚至是非人道的现象是道德败坏的结果；要么则归咎于传统文化或外来文化的糟粕。然而，官方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传统文化或外来文化糟粕特别容易感染当今中国大陆。 小悦悦的惊人惨剧，在许多大陆公众泛泛而论当今社会道德水平低下、人性泯灭的同时，也有网民指出，“不是人心冷漠，是现实让正义者的心冷漠。”而与此同时，官媒又开始进行所谓“大灾面前有大爱”式的正面宣传，即所谓的“正确舆论导向”，力图展示中国大陆依然是一个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的道德高尚的国度。比如金羊网发出的报道题目是：“小悦悦母亲：这个社会好人太多了。”报道说：“两岁女童惨遭两车碾压，十多路人见死不救。佛山女童小悦悦被碾压事件，牵动了广大市民的心。今天，小悦悦母亲向记者表示，感谢连日来人们对小悦悦的关心。虽然发生了这种不幸，但是她始终认为，这个社会好人太多了。”…… 在大陆媒体这两三年来披露出大量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而政府却一筹莫展之后，当权者执政合法性越来越得不到中国大陆人民的认同，于是温家宝总理出来讲话。温总理在2011年4月14日与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提高国民素质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他还表示，必须清醒看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年来，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指出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他呼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来解决这些问题。不过问题是，这些人哪里去找？既然党领导一切，并且控制社会的全部资源，那么中国大陆社会的精英都在体制内，都在政府机构里 。 大陆第一代领袖毛泽东，他的“老三篇”就鼓吹“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还有雷锋的样板；但整个社会却发展成自相残杀的文化大革命。记得“最讲政治”、“最讲道德”的文革期间，就出了这么一个“英雄人物”：刘学宝。刘学保原是兰州部队才当兵一年的新任副班长，正在甘肃一个山区林场参加“支左”。据说他当时看到“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特别是“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认为“阶级敌人”一定要作“垂死挣扎”，他便认定了其中一个为企图破坏“文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反革命分子”。1967年底的一天，刘学保发现这个“反革命分子”正要爆炸一座“新建”的大桥，他就一边祷念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最高指示”，一边“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反革命分子”猛扑过去，经过一场“激烈搏斗”，用自己带来的短刀和斧头，将那家伙连砍带扎“砸烂了他的狗头！”这时他又见到大桥下的炸药包正在嗤嗤地冒着烟火，随时都会发生爆炸，就又背诵著毛主席诗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喊著“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冲向大桥，取下炸药包，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激荡著山谷的夜空，火光映红了大地，刘学保被震倒在河滩上……”。结果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大桥完好无损，被刘学保砍死的“阶级敌人”罪有应得，他立即成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巍巍高山”式的“革命英雄”。但事实真相是，被他“砸烂狗头”的那个“阶级敌人”李世白，是一个老实本分和勤劳的林场老工人。1967年12月17日晚上，刘学保偶然看到李世白外出，就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刀子和斧头悄悄跟了上去，等李世白走近一座已不通车连行人都没有的破旧废桥时，刘学保突然扑上去用斧头朝李世白当头砍去，使李世白死于非命。之后刘学保跑到桥下河滩上，将自己带来的一个引爆雷管拉响，炸伤了自己的左手表面，接着大声呼叫“抓反革命啊！”，待有人来后他见人就说自己是如何为“保卫大桥”与“阶级敌人”李世白激烈博斗并战胜了他，最后终于保住了大桥的“英勇事迹”。他所属部队领导机关听说后，很快将这事报了上去，军报迅速组织了报道。此后刘学保不仅连升几级成为部队营级干部，还当上了兰州军区的党委委员，直至被“选”为“九大”代表，神气活现地到了北京，多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与此相反的是，李世白一家突然成了“反革命家属”，被赶出林场，儿子因喊冤被抓进监牢，老妻被迫改嫁给一个疯老头，其余孩子都流落异乡改名换姓苦度岁月。 当年人们就对刘学保的“英雄行为”产生过怀疑，但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这些怀疑者反而都受到了追查、重压和惩处。直到“文革”以后，当地的党政机关特别是政法部门，经过了反复调查核实和技术鉴定，终于查明李世白确实是无辜的冤死者，刘学保的所谓“英雄事迹”完全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为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学保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刘学保实际上是在包括军报在内的舆论工具宣传蛊惑和煽动教唆下，从一个20来岁的普通战士，变成了杀人凶犯和政治骗子。由于文革后政治伦理和文化伦理仍延续文革，刘学保似的人物至今犹存，表现在暴力和谎言上的极其残忍与卑鄙恶劣并无多大差异。所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五讲四美三热爱”；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经过开动全部宣传机器进行道德教育后，其结果仍如同温家宝所说的，整个社会充满“唯利是图、坑蒙拐骗，以及贪赃枉法等丑恶和腐败行为”。 既然无法用道德教育来解决这些问题，可见问题的本质并非道德，而是政治问题。因此也有领导人在吸取文革教训之后，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例如胡耀邦。 有关道德问题，温家宝此前也有两次呼吁：2008年9月23日，温家宝在纽约出席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盛大欢迎午宴，在回答听众有关中国大陆食品安全的提问时，他认为一个企业家身上应流着道德的血液。2011年2月27日下午，温家宝在新华网回答大陆网民的提问时，谈及房地产问题，他向获取了暴利的地产商喊话，要求他们应“流淌道德血液”。也有温家宝口中“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宪章”或其他改革措施，至少也得把祸国殃民、炮制豆腐渣工程的贪官污吏揪出来，以儆效尤，但他们被关进监狱，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 其实，最没有“道德血液”的，就是体制内的一些掌权者。 党如果不改造体制内的道德血液，就无法挽救中国大陆社会的沉沦。不论如何“唱红打黑”，或者把孔夫子抬到天安门广场上，中国大陆的血液只会越来越肮脏。党应该去研究现在龌龊的道德血液是从哪里来的，再研究如何给他们换血。比如：“一切向钱看”的重商主义，勿过问政治，闷声去发财。首先是高官们自己要发大财，不断更新的天下天下第一贪，都是党的高级官员；其次，中 国大陆的高干子弟阶层都成为富甲一方的“红色贵族”，权力与金钱勾结，是他们的世袭领地。就连业已落马坐牢的高级贪官，在监狱里都享受着特权； 比如中国档案网站提供落马贪官中几个例子：“中共上海前任领导人陈良宇，在豪华监狱里享有20平方米的单间，每日享用4餐，包括夜宵，香烟和巧克力。每月开销为6000元，是上海人每月平均收入的两倍。成都贪官马建国在被监禁刑期，被允许参加私人宴会，回家就寝，在狱中不受限制地使用手机。安徽贪官曹小明被判刑后，仍允许继续领取6个月工资。”在中国大陆，牢里贪官都比老百姓舒服！ 今天中国大陆，有的人很有权，有的人很富，有的人很有知识，有的人很有名气。可他们普遍都没一样东西——良知 。因此，当官的鱼肉百姓，有钱的为富不仁，有知识的助纣为虐，有名气的麻木不仁。活生生使这个社会堕落成非人的人间：0.3％的人控制着86％的财富，3000名亿万富豪中有2895名是高干子弟，官员家属96％移民国外，民众3千万人无家可归，上访冤民突破一个亿，2000万小孩没学上，……；可余秋雨之流还在说什么“中国模式”、“中国梦”！ 历史上从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一些国王为发财通过对外贸易取得顺差，积累贵金属，实行重商主义，但任谁也不敢祸乱国计民生不敢以发大财为号召。后来，重商主义还是被欧洲经济学界权威亚当斯密批判为“人为的反自然的非理性的资本主义”，到18世纪被自由贸易所取代。而中国大陆居然在把探讨大国掘起的时间定到从15世纪开始，借用重商主义名义；事实上“重商主义”和“闷声发大财”不是同一个概念，发大财只能得自暴利，必然伤害民众。比如日本军阀财阀土肥原贤二在中国东三省造成多少万人坑，都是强力剥削和暴力镇压的铁证。以暴力保护暴利这种连环套结构，就是从日寇特工头目土肥原学来的“重商主义”。这种暴力与暴利并驾齐驱的双暴连环体系，对中国大陆民众的伤害，“18个令人惊骇的数字”还只是开始……。 人们欣赏着“大国崛起”，容易忘掉现实，冤死的何止一个小悦悦！其实，从枪杀17条人命的河北定州、广西博白、贵州瓮安、湖北石首，到广东新塘……，人们对“打死人白打”都很无奈，只能用“躲猫猫”、“俯卧撑”、“打酱油”的讥刺来表达愤悲，这长长的一条死亡逻辑线，串连着平均每年20万起暴力镇压事件。而比如今年温州7．23动车埋人事件，危害的不仅是农民，也囊括了大陆贫富各个阶层，谁都在这个圈里：买动车车箱不买安全控制系统，省下钱就为闷着声发大财，偷工减料，豆腐渣工程……。一个副总工程师在国外存入美元28亿！ “重商主义”还有配套措施，对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有打有拉： 出卖广大农民，收买城市居民；出卖下岗工人，收买知识精英；漠视弱势群体，豢养暴力机构：踩低农村，发展城市；牺牲农业，填补工业；变“工农联盟”为“官商联盟” 。…… 这里有许多悖理之处 :1、以快速发展之名来选择，而德国与日本正是在二次大战之后的民主政体，才走上快速发展之路。为什么不走二战后德、日真正快速发展之路?!2、15世纪以来发展成功的大国并不少见，为什么单单选择发动侵略战事双双惨败的法西斯德国和日本?！3、为什么不走人民幸福的民主之路，专门选择草菅民命，让人民来承担核灾难的二战前日本亡国之路?！说白了，是既得利益，需要以暴力保护“重商主义”之暴利 。 暴力保护“重商主义”之暴利，目前已进入“四个现代化”： 1、法律工具化或玩具化：首创非政治事件政治化，政治问题非政治化 ，从此欲加之罪，不患无词；2、 警察军事化或战斗化：以适宜对民作战的武器配畚，强化警察镇压民众力度 ，逐步建立不同档次，不同名目的武装警察、防暴警察、特殊警察、便衣警察、网上警察、城管部队，训练近战:拚刺刀、擒拿、格斗，也有钢管、狼牙捧，以城市工人、市民为对象；城管与军警结合：视抗议规模，灵活变动，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3、“维稳”手段科技化 ：购进美国高科技，建立金盾工程，居民楼内外与上下多设摄家镜头，仿满洲国的良民证，把居民圈起来，进“屯落”，出入检查；街道干部与户籍警、雇用农民与讯息员举报结合，不留空隙“三不管”，居民证全息化，电子化，全民全档电子化，普遍掌控居民信息； 4、权贵专政网络化 ：广设6张网: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惕协作网——实现对社会动态的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严控。…… 在国内，“重商主义”这样对内： 你摆摊，叫破坏市容；他们砸摊，叫整顿市容；他打你，叫执法；他们打你，叫联合执法；你跑，叫畏罪潜逃；你不跑，叫妨碍公务；你抵抗，叫抗法；你反抗，叫暴力抗法；他们打死你，叫围攻执法人员导致心脏病发；你防卫，叫故意杀人；你含冤，叫社会不稳定因素，你上访，叫精神病……。在海外，“重商主义”这样对外：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 ……。 总而言之，不论他们如何为所欲为，统统都是“主权”和内政，不容置喙。 “重商主义”和权贵专制主义是孪生儿。在这对双胞胎的毒害下，中国大陆的人们就变得越来越冷血 。目前，中国大陆正在努力“文化大发展”，建设“文化强国”。但执政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符合世界潮流的政治伦理的话，就不可能有先进文明的文化伦理，文化大革命在当年也是一种文化大发展，“就是好，就是好”；其发展结果，全世界都已经见识了。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旧金山华人社区大陆人刘小姐是红歌迷，并且能将唱红歌上升到时代意义。她说：“红歌代表了一定的历史时代，它是爱国主义的象征，它是号召力和凝聚力的象征。不管怎么说红色是代表暴力，但这个时代的历史是不能抹杀的。” 但是在旧金山华人中，大多数人对唱红歌的感觉，却和刘小姐完全不一样，包括华人中的台湾人。旧金山台湾人知名人士罗财信对于中国大陆红潮泛滥，感到恐惧和不安。在谈到对唱红歌的观感时说道：“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在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发生在中国，残害了几千万人的生命，甚至连人类与生俱来的善良心灵都被扭曲到可以对自己的亲人毫不留情加以迫害，这种现象，对于中国人真是当头棒喝。”台湾人曾先生则表示：“红歌的历史伴随着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反华势力苏联，把好端端的中国分成了两个中国。” 那么唱红歌真的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吗？王先生刚刚从中国辽宁省到美国，他说：“唱红歌是对人的一种洗脑。它没有把事实告诉人们，而是通过唱红歌这种方式对人民进行催眠，进行麻醉。”中国人被驱使着大唱红歌，使人不能不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担忧：“国内的矛盾非常激烈，所以用红歌、红的东西来突出专制的厉害。中华民族如果用这种东西来循环的话，这个民族的出路在哪里？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如果用这种东西来维持的话，危险！” 还有一位洪先生指出：红歌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不是人类的优秀文化。他说：“一个国家必须有文化传承。中国古代文化是儒家文化加上佛教、道教， 49 年之后把这些全部打断。红色文化在历史上不能作为文化存在，它不可能对中华民族文化起传承作用。同时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面对外来文化兼容并包，但是红色文化是排他的。” 德国华人学者 谢盛友说，我们这代人，都是在听 “ 红歌 ” 和唱 “ 红歌 ” 中长大的，《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现在我们还会唱。我们看的电影，除了《地道战》和《地雷战》以外，就是 8 个样板戏。唱 “ 红歌 ” 和看样板戏时，我想不明白，现在我想通了，这些 “ 红色 ” 作品是根据需要编写而成的。哪怕是到了高考恢复后，我们大学里，每天中午高音喇叭播放 “ 全国十首优秀歌曲 ” ，我当时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十亿人，只唱 “ 十首歌曲 ” 。如今 “ 红歌 ” 提倡者说， “ 红歌 ” 是中国文化特别宝贵的文化代表，就像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化的代表一样。这个比喻不但 “ 荒腔走板 ” ，而且 “ 独一无二 ” 、 “ 天下无双 ” 。 战后，德国出现政党政治以后，根据德国的国旗颜色，人们习惯用颜色来划分主要的政党，比如保守的基督教联盟是黑色，激进的社会民主党是红色，自由民主党是黄色，它们构成了德国政治的主色调。后来，绿党出现，现在还有超左的紫红色左翼党。在政党政治里， “ 红 ” 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民道德，而是按照某一政党的要求，来思想和规范人的行为。 目前，中国 “ 红歌 ” 提倡者提倡的 “ 红 ” ，一般理解为像 “ 文革 ” 一样，要求所有人的思想一致。按照某种 “ 正确 ” 的政治思想来编写的 “ 红歌 ” ，目的是要传达这种 “ 正确 ” 的思想。用歌曲或音乐来宣传政治理念，并非中国独创。希特勒曾叫人在拜罗伊特，为他专门演出瓦格纳的作品，当时希特勒听着听着，感动得流泪，恨不得立刻上台，与这位天才音乐家执手亲谈。瓦格纳青年时期，其思想主要倾向于 “ 德意志 ” ，他受到费尔巴哈和巴枯宁的影响，写过许多狂热激进的文章，甚至参加过德累斯顿的革命。 唱 “ 红歌 ” 未必就是爱国，至少不是爱整体中国，因为中国并非从来就是 “ 红色 ” 的。 “ 红色中国 ” 是西方人给的概念，以区别对岸的 “ 蓝色中国 ” 。如果说，海南人喜欢唱《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多少是爱家爱乡的情感流露，但都唱《学习雷锋好榜样》： “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学习雷锋好榜样，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保卫祖国握紧枪，继续革命当闯将。 ” 这跟爱国爱家就没什么关系，让人不做公民，而是做 “ 革命的螺丝钉 ” 。 谢盛友说，我们这代人，很多在听 “ 敌台 ” 中长大。我读中小学的时候，堂哥有一部收音机，是他的外公在泰国，回来探亲时送给他们家的最好的礼物，也是我们村子里最好的娱乐。大人白天和晚上听，我跟堂哥深夜听。我们深夜听对台广播节目，当然也听台湾的 “ 敌台 ” 。听 “ 敌台 ” 是会被判刑的，哪怕到了 1986 年，我在湖北铜禄山工作时，还看到高墙上写着 “ 严禁偷听敌台，人人监督举报！ ” 的标语，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冷战期间， “ 蓝色中国 ” 为了执行 “ 反攻大陆 ” 的政策，开展最多的就是对大陆的广播与空飘作业。广播是国民党对大陆宣传的重要工具，主要电台有金门前线电台、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国广播公司的 “ 自由中国之声 ” 。早年金门前线广播本质上为 “ 对敌喊话 ” ，播报员均为由大陆去台的专业播音员，发音字正腔圆，乍听之下几乎分不出是台湾电台或是大陆电台。大陆所称的 “ 收听敌台广播 ” ，指的多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其播音员亦模仿大陆电台的腔调，据说是为了方便大陆听众偷听。至于广播的内容，则包罗万象，从时事讲评、宣读国民党的文告、到社会新闻等等均有。比如， 1966 年，蒋介石因为 “ 文革 ” 爆发，在广播里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 “ ……大家知道，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 ”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港台的流行文化旋即席卷神州，使得国民党对大陆广播又有了新的内容，即大量播放流行音乐。这时候，我偷听 “ 敌台 ” ，往往是邓丽君的歌曲，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什么《甜蜜蜜》，均是 “ 敌台 ” 播送的。 “ 敌台 ” 的操作，是对岸实实在在存在一个 “ 敌人 ” ，通过广播心理战，希望打倒对方。但是， “ 敌我 ” 是人为的概念和划分，并非永恒的定义。中央广播电台的民雄分台台长黄吉祥说，以前他们是 “ 反共电台 ” ，现在要做两岸沟通的桥梁。 “ 红歌 ” 的操作者，是否内心存在一个 “ 假想敌 ” ？自己设立一个对手，不懈努力而花费大量的心理和金钱，来同这个对手作战？！ 如果在一个有颜色党派划分的政治社会里，想要在一个国家保持长久的优势，任何一个政党，都会将其他政党当成一个永久的假想敌，不停地打击对方，直至超越对方。 近来，重庆与广东交锋，理所当然地引起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重庆这几年与其他地方的发展思路：“先做大蛋糕再分”有所不同，重庆是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广东提出，要做大蛋糕，仍然是要以所谓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海外舆论认为，两种“蛋糕论”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这个蛋糕是一直在做，问题是那个蛋糕做得对不对，更主要的问题是，蛋糕应该怎么分，因为中国的社会矛盾，主要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即使是蛋糕做大了，因为分得不合理，一个人拿的很多，一个人拿得很少，甚至拿不到，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蛋糕论”，是 2010 年两会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温家宝当时说：“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但目前中国做蛋糕很大问题都出现问题，比如搞地产业，乱拆人家的房子，把农民从土地上逼走，这样的蛋糕做出来，是牺牲了很多人的身家性命做出来的，这样的蛋糕是血腥蛋糕。目前中国 GDP 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 GDP 却还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贫富差距已经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而“先分蛋糕，再做大”，是要将蛋糕重新分配，似乎要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公的问题。这好像又回到毛泽东时代了，其实，即使毛泽东时代，官员一样拥有许多许多特权，只是因为是国家机密，老百姓都不知道。实际上那时贫富差距也很严重，老百姓生活非常贫困，但领导人按照级别都有限特供，生活得非常优越。 其实，广东与重庆一次著名的短兵相接，就是广东公开表示，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唱红歌颂辉煌”更重要。与此同时，重庆“千人红歌团”进北京演唱，并发表长篇“打黑除恶”讲话。海外舆论认为，要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还是要政治改革，要人民当家作主。蛋糕应该这么做，应该怎么分配，应该由全体人民来作主，而不是由官方来自说自话。 检视大陆政治，会发现其经历了一种变化：毛泽东的独裁政治――邓小平的有限政治威――围绕第 X 代核心形成的中央集体领导。目前这种围绕核心的集体领导体制正受到挑战，广东挑战是言论方面，也未打算将言论付诸实施；但重庆却是有计划且大张旗鼓地推行“重庆模式”，从意识形态到行动都对中央权威形成严重挑战。广东的挑战有限。回顾中共历史，从来只有领袖享有创设理论之权威，其他人即使理论上比领袖高明，其思想理论也得奉献给领袖让其笑纳为“伟大思想”的一部份。中共元老、理论家当中，从张闻天到陈伯达；从范文澜到艾思奇，谁也没少做这种事情。毛泽东在世时，奉献者没人敢对此吭半声，但到毛死后，不少人就要求认领思想权与著作权。面对这一“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纠葛，中共中央只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承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平息来自党内人士的知识产权要求。回顾这段历史，是说明中共的理论传统曾经是只允许一个大脑、一种思维。其他人的思想理论即使被采纳也得挂在领袖名下。温相提到“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尽管未能实施这些主张，但这种姿态在毛时代不可能出现。当年朱镕基也因为在外放言“地雷阵、万丈深渊”之类的话，回国后被迫在国务院内所属的党小组民主生活会上做检讨。温相比朱走得远，但从其锲而不舍地重复这个话题，可见“老大”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并未对他施加巨大的压力。而重庆以地方诸侯之身，想重塑意识形态并构建新模式，更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之事。尽管中央热衷于参拜西柏坡回延安之类，方向似乎与唱红歌一致，但始终对“重庆模式”不置一词。从中央大员到地方诸侯，再到学界一班趋炎附势者，为政治保险起见，于是以物美价廉的唱红歌作秀以预结欢心，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预留退步，于是唱红歌蔚然成风。等到对外视野最广的外交界与被目为最“出世”的宗教界这两大“行业”的人热情加入唱红歌行列，北京、重庆、成都三地学者们共聚一堂一本正经地为“重庆模式”理论加冕之时，中国的未来将走向何方就值得探讨了。 什么是“重庆模式”？对这个模式的通俗形容是“唱红打黑”。由于“打黑”备受批评，这面旗帜已被悄悄卷起，大力张扬的是“唱红”。重庆所以高举毛泽东，一是因其理论资源匮乏，二是现今的政权继承的是毛的政治合法性，毛的政治遗产和经过谎言包装的形象可以用来作为政治权争的武器。抛开“重庆模式”唱红歌这一表征不谈，这个模式在经济上、政治上到底有什么特点？ 且看学界追随者是怎样为重庆模式赋予意义的。学者崔之元曾为重庆模式苦心总结出四条经验：一是经济上的国民共进；二是通过土地储备制度和地票交易，实现了“涨价归公”；三是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四是通过“三进三同”重建党群关系。但崔的这一理论总结不具备理论推广的战略高度，大概只当作“重要参考”，还得继续找寻智囊将“重庆模式”总结成“放之中国而皆准”的理论。 来自北京、重庆与成都三地的一些学者在西南政法大学举办了“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讨论会，据与会学者概括，“华盛顿共识”已经破产，在此际推出重庆模式具有以下重大意义：第一，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要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组织生产”；第二，重庆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第三，重庆模式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进军号角。从理论上讲，在十七大推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构建了一个框框，但并不完善。这些学者们的意思是说，加进了重庆模式，中共就能够形成与毛泽东思想并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重庆主张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什么呢？这些智囊准智囊搜索枯肠，总算是发现：一是在生产时要问姓社姓资，才能保证食品安全，公开批评“不择手段去发展”，认为如果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生产，决不会允许假冒伪造，所以不问姓资姓社，无论是针对食品安全还是其他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之举。二是和改革相结合的民生动力论，从投资、出口和消费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来分析，认为消费这匹马不够大，所以要做大。三是干部考核不能只看 GDP ，干部的考核、选拔机制“今后还要进一步充实、完善考核指标，将理想信念、社会正气等也纳入考核范围，不能只看 GDP 。”学术界讨论怎样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将“社会正气”纳入考核范围，“好得很，抓到了点子上”。比如重庆干部的“精气神”就是一例，上班“ 5+1 ”，将星期六都投进去了。四是开展“唱读讲传”红色文化活动，再加上打造城市名片，比如重庆现有五大城市名片：楹联文化、滨江文化、古镇文化、名人文化、爱情文化。 上述“重庆模式”，很有一点“拿来主义”气概。第一点，从历史上看，毛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从未生产出什么优质产品，都是工艺落后制作粗糙毫无竞争力之物。 1970 年代末打开国门之后连人家生产的折叠伞都成了当时中国人艳羡之物。从现实看，世界上最大的假冒伪劣产品生产地正是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堡垒，而不是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时问姓社姓资”又如何能够解决质量问题，恐怕只有重庆才能自圆其说。第二点，民生动力论这个名词勉强可以算创新，但内容却是标准地“拿来”。近十余年来，学界一直在检讨由于分配不公导致内需不足，使得三驾马车中的一驾国内消费萎缩，现在标上“重庆模式”而已。第三点，干部考核指标中要加上社会正气，这如同当年毛泽东时代考核干部提倡讲社会主义新风一样，也是效颦之作。“ 5+1 ”只不过是“社会主义义务劳动”的变种罢了。只有第四点算创新，但于解决当下社会矛盾似乎无补。在没有毛泽东这尊活神的情况下寄望于唱红歌加强思想控制，总体效果未必比意识形态淡出的“面包契约”好到哪里去。 自毛泽东发动祸国殃民的“文革”开始，当政者就陷入了意识形态与执政行为完全分裂的状态。所谓“革命理念”更成了政权合法性的装饰物，自我服务的自利行为成了各级政府的日常行为模式，权谋和权术成了基本运行方式。“重庆模式”，只是权威衰退下的一个政治怪胎。从这个模式中找不出任何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迹象，只看到政治权威可肆意干预经济、锻造“民意”，更加寡廉鲜耻。 三年前，重庆“唱红打黑”吸引了不少眼球。唱红是标榜自己是红色接班人，以赢得党心；而打黑则是为了清除异己，树立权威，骗取民心。红与黑也就成了重庆的代表色，红是光环、宣传、表面；而黑则是野心、本质、手段。唱红也好，打黑也罢，其实都是权术表演。 唱红，虽然符合了党的利益，得到了官方的提倡，但在民间确是反对声一片；打黑则不同了，在民间赢得了不少喝彩。当今 中国社会 ，贪腐成风、官匪一家、黑白通吃、贫富悬殊、民不聊生， 社会 矛盾空前尖锐。重庆利用民众对 社会 的不满、对贪官污吏的憎恨以及仇富心理，打着为民做主的旗号，祭出了打黑这一招，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赢得了不少支持。杀了文强，群众是拍手称快，放鞭炮庆祝。不管文强是否该杀、程序合不合法，只要杀了官，百姓就高兴。这一方面反映了老百姓对腐败的憎恨，也表现出来他们的天真：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包拯式的青天大老爷身上，不知道真正的 民主 和公正的法制才是公民权益的根本保障。 就在重庆打黑如日中天，媒体大声喝彩、百姓拍手称快之时，还是有很多有识之士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运动式的打黑本身就是目无法纪、滥用职权、践踏法制的行为，这种打黑不是打黑，而是黑打。利用舆论定罪、舆论杀人，没有什么公正性可言，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只能是冤狱遍地。许多人认为，打黑应该打，但是要重证据、合程序、守法律；打黑不能搞运动，不是一阵风，那只是公安机关的基本职责和日常工作，应该常抓不懈，公安机关就应该保一方平安，不应该把打黑当作政治炒作的题材。这种运动式的打黑对法制的破坏性很大，其副作用远远大于它的正面意义。 李庄案使重庆打黑露出了马脚，也使重庆打黑成为笑柄。李庄是 北京 律师，他受被告人龚刚模家属的委托，替被告人龚刚模辩护，称重庆警方有 刑讯逼供 行为。结果委托人龚刚模突然反口，称重庆警方没有 刑讯逼供 行为，李庄是做伪证，勒索钱财，演出了荒唐滑稽的一幕。结果李庄因伪证罪被法院强判入狱，服刑一年半，引起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就在李庄服刑将满之时，重庆检察院又称李庄有余罪，要求法院加刑，激起了全国的义愤。在舆论的压力下，重庆检察院最终撤诉，李庄顺利出狱。人们希望李庄说出真相，但李庄至今仍缄口不言。而李俊曝光了重庆打黑的真相，使外界真切的看到了重庆公检法是怎样的执法枉法；也使人看到了一个身价亿万的社会成功人士怎样在一夜之间就变成阶下囚和穷光蛋。 李俊案生动的说明，在没有法治的社会，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不管你是亿万富翁还是平民百姓，哪怕你是高官，今天居庙堂，明天也可能是阶下囚。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县官、村官都可以狂妄的声称 “ 我就是法 ” ，为非作歹、称王称霸、欺压民众？为什么无数百姓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饱受大小官吏欺凌？不就是因为民主、人权与法治沦丧？！

中国大陆被誉为新兴经济体的“楷模”，许多人到中国大陆发展商业或进行投资。不过，国际商务组织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大陆官场政治透明度低、不讲信用、腐败严重，中国大陆劳力市场风险高，商业投资环境差，投资者赚钱难。报告指出，统计数据令人大跌眼镜，“金砖五国”综合指标“出乎意外”地拖后腿，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最佳商业投资地。 报告指出，加拿大的商业投资环境好于美国和任何新兴市场的国家，包括“金砖五国”巴西、中国大陆、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的税收系统和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低商业税。报告根据政治透明度、劳力市场状况、商业投资风险和税务系统等综合指标来评估一个国家的商业投资环境。报告对 20 个发展国家的商业投资指标进行了研究比较，并用加拿大的相应数据作为参考。 根据 BWB 报告数据，中国大陆政治不透明、腐败和非法侵占私人财产情况严重，劳动力市场风险高，税务系统效率低，商业税重。《环球邮报》 10 月 13 日“中共加入无信用俱乐部”的报道指出，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无节制”和“不可靠”的经济增长已经导致严重的资产分配混乱、巨大的民间及银行借贷坏账、难于控制的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由于没有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在中国大陆发展商业和进行投资，私人财产得不到有效保障。 报道指出，由于长期操控货币汇率，中国大陆官场政府信誉不断恶化，并终将失信于世界，“一个不能令人信赖的政府很难长期保持经济繁荣”。 10 月 13 日 ，中国大陆官方贸易报告数据，中国大陆 9 月份贸易顺差为 145 亿美元，低于经济学家预计的 170 亿美元，是 2011 年 5 月以来的最小贸易顺差， 9 月份出口增长为过去 7 个月的最小增长。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和需求减缓，中国大陆出口增长恐继续减缓。“现在跟中国大陆做生意很难赚钱。”管理 2 千亿加元资产的加拿大魁北克退休基金 CDPQ 副主席 Bernard Morency 说：“近几年来，中国大陆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投资多样化优势逐渐消失。” 报告指出，“金砖五国”中的巴西、印度和中国大陆在受调查的 20 个发展国家的排位中拖后腿，分别位于倒第 2 、倒数第 3 和倒数第 5 ，俄罗斯位于第 11 位，南非位居第 4 。在调查的 20 个发展国家中，综合指标值（ 66 个指标的平均值）排列前 5 位的国家依次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 1 ）、智利、马来西亚、南非和台湾（第 5 ）。排列最后 5 位的国家依次是阿根廷（倒数第 1 ）、印度、巴西、越南和中国大陆（倒数第 5 ）。 中国大陆的政治透明度为 3.5 （满分为 10 ）；俄罗斯为 2.1 最低；智利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政治透明度最好，分别为 7.2 和 6.3 。 中国大陆劳力市场的风险值为 64 ，在受调查的发展国家中位居倒数第 2 ，倒数第 1 是越南。劳力市场风险最低的 3 个国家（地区）分别是台湾、匈牙利和智利，分别得分 32 、 32 和 36 。数字越大，风险越高。 中国大陆的商业风险值为 47 ，智利商业风险值 22 为最低，阿根廷 58 为最高。中国大陆商业风险分别是加拿大（ 18 ）的 2.67 倍。中国大陆的商业税为 63.3% ，在受调查的 20 个国家中是税收第 4 高的国家，是加拿大商业税（ 29.2% ）的 2.2 倍。中国大陆税收系统的得分为 114 ；印度的税收系统的效率最低，得分 164 。分数越低，报税程序越简单，效率越高，使用的人力和时间越少。中国大陆商业保税的复杂程度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22.8 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税收系统最有效，得分 5 。 受调查的 20 个发展国家综合指数的排名依次是（括号中的数字为排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 ）、智利（ 2 ）、马来西亚（ 3 ）、南非（ 4 ）、台湾（ 5 ）、土耳其（ 6 ）、秘鲁（ 7 ）、匈牙利（ 8 ）、波兰（ 9 ）、泰国（ 10 ）、俄罗斯（ 11 ）、菲律宾（ 12 ）、墨西哥（ 13 ）、埃及（ 14 ）、哥伦比亚（ 15 ）、中国大陆（ 16 ）、越南（ 17 ）、巴西（ 18 ）、印度（ 19 ）、阿根廷（ 20 ）。 作为参考，加拿大政治透明度为 8.9 ，劳动力市场风险值为 29 ，商业风险值为 18 ，税收系统的效率值为 10 ，商业税为 29.2 。 对于中国大陆，国内民众也感触甚深。他们经常的话语是： 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中国大陆官员在民众中的整体形象，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糟糕程度，中国大陆如今官民之间的关系，紧张到剑拔弩张。原因当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经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败！是官员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腐败！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国大陆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曾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 “ 段子 ” ，说是“如果把中国大陆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 “ 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 ” 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 “ 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 ” 这两个 “ 经典 ” 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党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馀振东贪污 40 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 4.2 亿；中国大陆官场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 2 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 1.88 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 1.8 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 1.6 亿；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 1.6 亿；还有最近被 “ 双轨 ” 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 32 忆！今年落网的原铁道部长据说贪污百亿，网传他居然要用 20 以买一个副总理当当！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当今中国大陆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国大陆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国大陆特色。 1 、集团化。 中国大陆的腐败在 20 世纪的后 50 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 “ 豆腐砖 ” ；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 “ 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 ，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如， 2001 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 200 多人； 2002 年 4 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 260 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 至 2005 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 120 人，徐波一案涉及 78 人，先后共有 200 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 8 位市委常委、 11 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 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 6 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 21 名正副厅级干部和 5 名处级干部， “ 空降 ” 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 2 、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党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国大陆从来党政不分，党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 1997 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 20 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县一级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四任交通厅长像接龙似地前 “ 腐 ” 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复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 “ 交通规则 ” ，连续出现 “ 交通事故 ” ，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党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党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1996 年 3 月到 2002 年 5 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及市委组织部长的 6 年间，总共卖出 23 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 75 次达 90 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 1998 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 100 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 2000 万元。比如疯狂卖官的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 432 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 6 人是兵，其馀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上海就有！ 但所有的“乌纱帽批发”案发后，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 ” 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人哭笑不得。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在中国大陆，权、钱、色从来是三位一体。 人民赋予官员们权力，本来是想让他们帮助人民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让人民更好地投入到生产经营和发展中的，本来是想让他们用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未曾想到，人民赋予官员们的权力，被狗日的官们拿去糟蹋，狗日的官们不仅拿着人民赋予的权力巧取豪夺了太多的人民血汗财富，还将人民踩在脚下，欺压人民，剥削人民。 贪官们不仅巧取豪夺人民血汗创造的财富，还大肆玩弄人民的妻子和女儿。时至今日，官们的疯狂的反动的举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 报载， 当今贪官“玩女人”已经到了疯狂之极的地步；如今的贪官“玩女人”不再像他们的某些“前辈”那样“遮遮掩掩”了，而是堂而皇之公开化了。“玩女人”对于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不怕组织管（事实上通常组织也不管），而且也不怕下属议论。他们不仅敢于公开地玩，还玩出了很多花样。嫖娼对于当今的贪官们而言，已经“没什么意思”，他们已经不干这种“低级活”了，他们更愿意将自己中意的女人像养金丝雀般地“包养”起来；“玩”“风尘女子”那太没劲了，他们更喜欢玩“女干部、女教师、女老板、学生妹”；光自己玩没劲，还开始共同“享有”情妇，或交换情妇，换着“玩”；女人年轻漂亮，那是必须的，那些年老色衰的，他们才不感兴趣呢，像他们的某些“前辈”多老土，是个女人也“上”；嫖嫖幼、“玩玩”学生妹、体验体验强奸的刺激，这是当今一些贪官的“特殊嗜好”，他们才不怕法律惩治呢，法律对于他们来说算个屁！据说，现在的一些贪官“玩女人”又出现了“新动向”——他们只跟有利用价值的女人上床。为什么？因为当今愿意上贪官们床的女人太多了，可供贪官们“享用”的“性资源”太丰富了，贪官们大可不必像他们的某些“前辈”那样“饥不择食”，他们对于送上门来的女人开始变得挑剔了，不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通常只能做贪官的“露水情人”，不能长久，而那些真正能做“长久情人”的，往往是那些姿色颇佳、而且还有利用价值的女人。比如某贪官又看上了一个姿色颇佳的女干部，两人如今经常在一起卿卿我我，难舍难分，此贪官因何要选择此女干部做自己的情人？因为此女干部的老爸是一公司老板，贪官有不少“黑钱”要在女干部老爸的公司里“洗”。而女干部主要是看上此贪官身居高位，位高权重，不仅可以让自己“日后提拔”，还可以“照顾”她老爸的生意。这就是如今某些贪官“玩女人”的“新动向”，他们不仅要从女人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丰富性爱”，还要充分开发女人的家族资源和社会资源，从中获得物质回报，当然，他们给予这些女人的回报也不少。 如今，贪官们几乎垄断了所有的国家和社会资源，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实在太大了，而人民却无法监督制约他们，这样的态势导致一些企图“走捷径”的女人，犹如苍蝇逐臭般纷纷投向了他们的怀抱。在这样一种态势之下，贪官们“玩女人”顺风顺水，春风得意。 政治腐败，导致了经济腐败，而经济腐败又加速了政治腐败的无可逆转。在政经双重腐败下，中国大陆看似繁荣，但一如沙垒的大厦，禁不起风吹草动。目下，中国大陆经济，已经是危如累卵。 这是一般经济学家都认同，经济增长依靠三个动力，投资、出口和消费。中国大陆经济连续增长 10 多年，依靠的是对外出口和国内投资。一直以来，中国大陆国内消费增长疲弱，也是中国大陆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共识，而且此问题的改善，需要对中国大陆经济收入分配进行大规模的转变，却依靠整个体制的变化。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如果详细考量中国大陆的经济，实际上其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活动本身的货币化过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房地产市场。根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管清友的数据，中国大陆房地产业在过去一年内，便创造了 3 万亿人民币的政府财政收入。他在微博中发表了一个过去近 20 年来中国大陆官场地方当局卖地收入的图表，结果相当惊人。根据他的计算，从 1989 年到 2010 年的 21 年间，中国大陆官场各级政权每年卖地的收入，从 4.5 亿增加到 3 万亿，增长了 6732 倍。而各级政权财政收入，则从 1989 年的 1842.38 亿，增加到 2010 年的 4 万 613.04 亿，增长了 21 倍。同样让人惊讶的，是这 4 万亿财政中，居然有 3 万亿是卖地的收入，中国大陆官场地方当局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达到 75 ％。管清友特别澄清，有关的数据全部根据官方公开的数据，而非所谓“秘密来源”。数据披露之后，中国大陆网民大声惊呼，难怪中国大陆房价如此之高！ 近 10 多年推动中国大陆经济的另一个火车头是出口。中国大陆对外出口价值每年超过 10 万亿人民币，占了中国大陆 2010 年 GDP 的四分之一，如果加上进口价值，中国大陆进出口创造的 GDP 占了中国大陆经济的一半以上，大量官营和民营的企业依靠出口货品生存。然而美国经济不景气，欧洲陷入新的困境，中国大陆通货膨胀导致的劳动力和原料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上升造成的问题，中国大陆的进出口即使不衰退，大概也难以获得以往一样的实际增长。根据浙江温州官方的数据，这个中国大陆出口大省， 2011 年出口大概下降了三成，大约四成的出口企业亏损，大量企业停工。 问题还在于，中国大陆经济滑坡，国家收入下降，将直接导致资金外流。最近几个月，在华投机资金开始出逃，境外企业抛售高档商业房地产，消息每天疯传。经济增长的持续发展，主要依靠初期积累的资本不断滚动，一旦资本逃出系统之外，经济陷入停滞难以避免。上世纪下半叶，南美多个国家经历过类似的局面。 中国大陆商业精英也在外逃。有数据显示，大约七成的中国大陆富人（百万美元资产以上）准备或者已经移民，大规模资金外逃的局面正在发生。 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无非减税和增加投资，前者大陆政权不可能采用，而后者已经是强弩之末。 2008 年 4 万亿人民币投入刺激经济增长，结果大部分到了国有垄断企业和权贵手中。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过去两年的飙升和股市上升，都是中国大陆当局经济刺激方案的结果。最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几乎都是望洋兴叹，无法获得真正的支持。目前，浙江、广东的中小企业困境不是偶然的，去年以来有多位经济学者指出其必然性和对中国大陆经济的危害。但中国大陆现行制度已经失去了调整的弹性，各级政权官员以及他们周边的裙带形成的圈子力量巨大，连中南海都毫无办法。 中国大陆经济危机已经在发生之中。而根据牛顿定律，物体质量越大，运动惯性越大。以中国大陆如此庞大的规模，即使有人指出危险，也没有人有力量改变未来的结果。 目前，中国大陆政治不透明、腐败和非法侵占私人财产情况严重，劳动力市场风险高，税务系统效率低，商业税重，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在各方面指标上，都不如对岸台湾。甚至连印度、智利和阿拉伯国家都不如！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