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

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卡里约曾说：金日成曾对他说，朝鲜战争是金发起的，毛泽东比斯大林更早、更坚决地支持他。。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中国和朝鲜同美国打一场大仗对他有说不完的好处。第一他可以做军火商；第二他可以试验自己的新式装备，特别是米格飞机，还可能获得某些美国军事技术；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国的底，在跟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上，美国到底能走多远。 但最使斯大林动心的还是中国人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斯大林的全球梦包括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若干欧洲国家夺权。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里说：共产党面对一个绝无仅有、而且转瞬即逝的良机，那就是在资本主义阵营里，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军事强国部刚刚战败，如果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我们应当害怕这一前景吗？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害怕”，“如果大战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来吧，与其几年后打，不如现在就打”。毛泽东很清楚斯大林的梦，反复向斯大林表态：可以依靠他来实现这个梦。毛泽东一再告诉斯大林的联络员尤金：美国可能在朝鲜投入三十到四十个师，但是中国军队会把他们 “ 碾 ” 得粉碎。 金日成入侵韩国后，联合国安理会很快通过决议派联合国军队支援韩国。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马利克本来可以行使否决权，否决这一决议，但人就在纽约的马利克没有到会。马利克曾向斯大林要求去安理会，斯大林亲自给他打电话，叫他不要去。派联合国军队的决议于是得以通过。苏联拒绝行使否决权的举动，一直使人们大惑不解，都说苏联错过了阻止西方出兵的机会。实际上，斯大林是故意让联合国通过决议，想要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队进朝鲜，好让毛泽东的士兵们把他们“碾”得粉碎。 毛泽东要帮金日成打仗了，斯大林自然要让他当金日成的顶头上司。但斯大林得让金明白，大老板还是他。当他首次电告金日成同意打韩国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斯大林对毛泽东一字未吐，反而命令金日成不许向中国人露出一点风声。在毛泽东回国以后，斯大林才把金日成接来莫斯科，跟他讨论作战方案。 1950 年 5 月 13 日，苏联飞机把金日成送到北京。一下飞机金直奔毛泽东处，向毛泽东宣布斯大林同意了。当晚 11 点半，毛泽东派周恩来到苏联大使罗申那里去核实。第二天一早，斯大林的话来了：“朝鲜可以着手行动；可是，这个问题应该与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 15 日，毛泽东对金日成表示无保留的支持：“如果美国参战，中国将派兵入朝。”毛泽东特意排除了苏联军队的卷入：“苏联同美国有 38 度线的协议，不方便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中国没有这种约束，可以全面援助北部。” 毛泽东主动提议马上在中朝边界部署大军。 金日成同斯大林制定的计划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斯大林 16 日来电最后点头。 6 月 25 日，朝鲜的军队越过 38 度线，侵入韩国。美国总统杜鲁门于 27 日宣布派兵入朝。同时他增加了对正同越共打仗的法国人的援助，改变了对台湾的“不干预”政策。由于这一政策改变，毛泽东和他的后继者们都只能对台湾隔海兴叹。 8 月初，朝鲜军攻占了 90% 的韩国。美军增援迅速赶到， 9 月 15 日在 38 度线以南的仁川登陆，把朝鲜军截为两半，紧接着准备向北进攻。 29 日，金日成急电斯大林，请大老板叫中国派“志愿军”。 10 月 1 日，斯大林告诉毛泽东：履行诺言的时刻到了。斯大林的电报先推卸责任说：“我现在远离莫斯科在度假，跟朝鲜的事有点隔膜。”接着他委婉而客气地下命令：“据我看，如果您认为可能派兵援朝的话，您应该起码派 5 、 6 个师向 38 度线进发”，“他们可以称为志愿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依照斯大林的命令“诞生”的。 毛泽东马上作出反应。 10 月 2 日凌晨二时，他要派到中朝边界的部队，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但毛泽东在临战前，才召开政治局会议，想听听同事们的意见。对毛泽东来说，政治局不是做决定的机构，而是为他提参考意见的智囊团和他决定的执行者。这次，他特别要求智囊们畅所欲言，着重摆一摆出兵的不利条件。绝大部分人反对出兵。周恩来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反对声音最高的是林彪。毛泽东后来曾讲出兵“是一个半人决定的”，一个是他，半个是周恩来。反对意见包括：美国具有完全的制空权，大炮优势是四十比一，美国可能轰炸摧毁中国大城市及工业基地，甚至可能朝中国扔原子弹。这些问题毛泽东都知道，他也曾为此多少天睡不着觉。毁了中国对他本人有百害而无一利。毛泽东最终把赌注押在美国不可能打到中国本土来。中国的城市和工业基地也会有苏联空军保卫。毛泽东不相信美国会扔原子弹。不过，他还是为自己采取了以防万一的措施：待在有坚固防空设施的玉泉山。 10 月 2 日 ，毛泽东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说他“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这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一向对出兵显得太积极，从未谈过困难，不利于同斯大林讨价还价。毛泽东压下已起草的电报，发给斯大林另外一封，故意表现得犹豫不决：中国出兵“多半会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多数同志认为对此持慎重态度是必要的”。“因此，目前最好暂时不派出军队。”毛泽东怕斯大林把他的话当真了，特地说“我们尚未作最后决定，希望能同您商量”。与此同时，为了给出兵铺路，毛泽东假装给美国一个“警告”，派周恩来演了场有声有色的戏。 10 月 3 日 凌晨，周把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从睡梦中叫醒，要他告诉全世界，如果美国军队越过 38 度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为什么中国政府不直接发表声明，而绕个弯透过一个在西方说话没人听的大使？显然毛泽东有把握这个“警告”会被置之不理，他便能以“美国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门口”为理由出兵。 10 月 5 日 ，联合国军队推进到了朝鲜北部，斯大林对毛泽东感到有些不耐烦了。他回答毛泽东那封“暂不出兵”的电报说：“我上次向您提出派 5 、 6 个师的中国志愿军，是因为我很了解，中国领导同志作出过一系列声明，说他们准备好了派几个军去支援朝鲜同志。”这里的“中国领导同志”显而易见是指毛泽东，提醒毛泽东朝鲜战争是他最先积极要打的。 毛泽东只是想抬高身价。收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时，他已指定了入朝总司令：彭德怀。 10 月 8 日，他下令组成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当天电告金日成：“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他同时派周恩来，林彪到苏联，向斯大林要武器。路上，林彪给毛泽东发了封长长的电报，再次劝毛泽东回心转意，放弃出兵。派强烈反对出兵的林彪去见斯大林，毛泽东有他的用心。他想让林彪对斯大林多说，说够出兵的困难，以便从斯大林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 周、林于 10 月 10 日到达斯大林在黑海畔的别墅，当晚谈了一夜。斯大林答应卖给中国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周恩来连价格也没问。斯大林曾许诺派“一个空军师，一百二十四架飞机，提供空中掩护”，可现在他忽然说派不出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要等两个月。没有空军掩护，志愿军只好在地面上等著挨美国飞机炸。周恩来、林彪坚持说苏联空军掩护决不可少，争来争去斯大林也不松口。最后，斯大林打电报给毛泽东说：中国不必出兵。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斯大林说：“算了吧！”斯大林这是在将毛泽东的军，明知毛泽东想出兵，非出兵不可。果然，毛泽东马上就不争了，说：“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 10 月 13 日，他打电报给周恩来：“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周恩来看完电报后，一言未发，双手抱着头，陷入深深的沉思。毛泽东怕周不把他的意图传达透澈，双管齐下，通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中国一定出兵。 中国大陆，就这样在 1950 年 10 月 19 日被毛泽东投进了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后，中国大陆仍在朝鲜留有几十万驻军，但 1958 年 3 月 12 日，军方总部却发布了撤军公报，称将于 1958 年年底以前，分批将驻军全部撤出朝鲜。从 3 月 15 日至 10 月 26 日，中国大陆分三批撤出了其在朝鲜的全部驻军。到底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 这首先要从朝鲜劳动党的构成说起。朝鲜劳动党是在战前不久才由 4 个主要派别联合组成的，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占据了主导地位；亲中共的“延安派”成员则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莫斯科派（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朝鲜族人）和南方派（或国内派）虽势力较小，但也有个别领袖人物在党内很有影响。 朝鲜战争自 1950 年 6 月 25 日持续到 1953 年 7 月 27 日（以南朝鲜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为标志），在此期间，当时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开始对身边的元老级人物进行打击；到了 1956 年，金日成正式对党内“延安派”实施大清洗。 朴宪永（ 1900 年 ——1955 年）是威望很高的政治家，他在 19 岁时便参加了朝鲜“ 31 运动”，后因日本警察的追捕而流亡中国上海。 1945 年，朝鲜取得独立后，以朴宪永为领导的朝鲜共产党中央领导全朝鲜共产党的活动。同年，金日成从中国回到朝鲜后，一方面表示接受在汉城的朴宪永中央的领导，另一方面建立了朝鲜共产党北方局，但这在初期遭到汉城中央的批评，北方咸镜道党组织甚至一度表示不接受北方局的领导。 1947 年，由于韩国当局和美国的镇压，朝鲜共产党中央无法在汉城立足，领导人物纷纷被迫撤退到北方，于是在苏联的撮合下，南北双方达成了联合协议，正式成立了朝鲜劳动党，以金日成为委员长，朴宪永为副委员长。 朝鲜战争爆发后，朴宪永负责策动南方党组织和民众起义，由于战争失利，南方党实力大减。朝鲜劳动党内即指责南方的劳动党在解放战争中没有做到发动人民起义配合人民军进军的计划，从而把战争失利的责任推到南方劳动党领导身上。 1953 年 3 月，司法部长李承烨、驻中国大使全五稷、第一届最高人民议会议员金午星、韩国解放游击第十支队长孟种镐、劳动党联络部长朴胜源、劳动党联络部长裴哲、劳动党社会部长姜文锡、内务省干部白亨福等十人被判处死刑，另有两人分别被判处 15 年和 12 年有期徒刑。当时，作为劳动党第二把手的朴宪永也不能幸免于难，他于 1955 年 12 月 15 日 被判处死刑。上述等人都是以“美帝国主义雇佣间谍”的名义起诉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金日成的朝鲜人民军突破三八线一路南下，人民军的主力是从中国归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两个朝鲜族师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服役的朝鲜族官兵以及从苏联归国的旅苏朝鲜侨民。 旅苏朝侨大都是坦克兵。所以金日成的陆军主力和装甲部队都极为强悍。他自己的那些游击队却不值一提。由于金日成笨拙的指挥，导致在釜山前线的人民军主力被麦克阿瑟从仁川登陆的美军截断后路，基本被歼灭。大约 11 万朝鲜人民军成建制被俘虏。要不是朝鲜副帅崔庸健带领少数部队拼死扭住美军使之不能迅速北上形成合围，金日成早就成了美军的俘虏，到美军战俘营去啃窝窝头了。崔庸健是一位忠厚的将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是战功卓著，当金日成随着苏军回国时，崔庸健正在中国东北汇报工作。因为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解散朝鲜共产党，朝鲜党员并入中国共产党，崔庸健严格遵守既定的组织程序，所以被金日成钻了空子。但即使崔庸健先于金日成回国，这位亲华的朝鲜领袖也不能被苏军接受。 崔庸健本人没有政治野心，他一心拥戴金日成为领袖，在美军仁川登陆后又死战不撤，给金日成率残部退入朝鲜争取到了黄金般的宝贵时间。其实只要崔庸健稍一退让，金日成必败无疑，而此时的朝鲜领袖必将是他这位次帅。由于崔庸健的崇高威望，金日成后来的清洗始终不敢动这位老帅， 1970 年上赶着要跟中国友好，还得派这位老帅访华。 “延安派”以参加中共及其军队并在 1945 年至 1950 年回国的朝鲜人为主，主要人物有金武亭、金枓奉、崔昌益等，大多数人与毛泽东、林彪关系密切。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金日成就为树立自己的威望，大力清洗朝鲜各派包括“延安派”。 1951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金日成以“平壤失守”和“作战不力”为由解除了“延安派”势力最大的人物、民族保卫省副相兼人民军炮兵司令、第 2 军军团长金武亭手中的权力并开除军籍，其后金武亭被彭德怀接往中国，后吐血而亡。被认为是毛泽东个人代表的朝鲜内务相朴一禹也被解除职务。 1956 年 2 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会议上猛烈在批判斯大林，并借机指责金日成在朝鲜大搞个人崇拜。 4 个月后，金日成访问苏联，赫鲁晓夫曾要求金日成放弃个人崇拜。根据记录了当时朝苏两党会谈的苏共内部文件记载：苏共向朝鲜同志提出忠告，朝鲜劳动党存在严重错误，对金日成进行个人崇拜。金日成接受了苏共的提议，同意采取措施改正缺点。苏联的动向使得朝鲜国内的延安派受到鼓励。延安派暗中策划对金日成的批判。实际上，从哪一方面看，金日成也不配担任朝鲜的最高领袖。 1956 年 8 月 29 日 ，朝鲜劳动党举行苏联、东欧归国报告会，亲苏派的朴昌玉和延安派的崔昌益等人公开向金日成挑战。金日成回国后，得到了秘密报告，因此决意铲除“延安派”。同年 8 月 29 日，在朝鲜劳动党召开的中央委员会议上，苏联派的朴昌玉和延安派的崔昌益等人对金日成的领导方法提出批评，但遭到了金日成为首的满洲游击队革命团体的反击，并给对手安上“反党分子”的帽子。会议最终投票决定将朴昌玉和崔昌益开除出党，并将其逮捕。延安派的商业部长尹金钦、职业总同盟委员会委员长戌辉当天即逃亡中国。之后，苏联第一副总理米高扬、中共国防部长彭德怀先后访问了朝鲜，均要求撤回对苏联派和延安派的除名处分，是以在 9 月的中央全会上，崔昌益和朴昌玉又被恢复了中央委员身份。他们联合要求金日成停止对他们的迫害，但金日成无动于衷。 1960 年代初期亡命韩国的前朝鲜副总理助理吴基完见证了“延安派”发难及失败的全过程：“延安派”的一位成员在朝鲜中央会议上刚一发言，立刻遭到金日成游击队派一哄而上的高声谩骂以至于无法继续发言，会场乱作一团。其他“延安派”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实际上金日成的卧底已经洞悉了“延安派”的意图，因此金日成迅即反扑，把涉及的“延安派”成员全部开除出党。 1956 年年底，朝鲜劳动党开始换发党证（实际就是清党）。 1958 年 3 月 3 日 至 6 日，在朝鲜劳动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金日成公布了有关延安派阴谋的详细材料，披露了党中央第一副委员长金枓奉支持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集团”进行“阴谋活动的罪行”，决定将金枓奉、崔昌益、朴昌玉开除出党。一些“延安派”主要人物被判处死刑，其他一些人逃到了中国。经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洗运动后，到了 1958 年 3 月，朝鲜劳动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金日成将这一连串事件形容为一大胜利，从此，以其为主体的游击队派独占了朝鲜的领导地位。据统计，到 1961 年 9 月，四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 85 名中央委员中，原来三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 71 名中央委员连任者只有 28 人，而其余 43 人中大部分是遭清洗的“延安派”和亲苏派。 金日成还在朝鲜全境开展思想整肃，后来解密的苏联内部文件记录了金日成的清洗过程：在一个月内，有两千多人遭到整肃，其中 4 百多人以反对朝鲜政治体制的名义被公开枪杀。 然而，金日成并没有放过那些逃到中国的“延安派”人物，而是追杀到中国，找中共要人。最终，在苏联和中共的劝说下，金日成同意放过这些人，但条件是中共将在朝鲜的驻军撤走。 中国大陆 这才有了前述撤军的公告。而金日成亦逐渐在朝鲜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成为了共产极权下的又一个独裁者。 牺牲了数十万军人帮助朝鲜的中国大陆，就这样被金日成变相赶出了朝鲜，而且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的 12 个展厅中，关于中国大陆军队的只有一个，其余介绍朝鲜人民军作战行动的均被解释成与中国大陆军队无关。不过，中国大陆对此却不敢吭声，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国共内战时期，朝鲜也给中共提供了很大的援助。如果没有朝鲜的援助，中共军队在东北战场能否获胜也未可知。 中国大陆出兵朝鲜，不仅最后被金日成赶出来，而且被联合国大会决议为侵略者。 1951 年 2 月 1 日 ，联合国大会以 44 票赞成、 7 票反对、 9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谴责共产党中国为在韩国的侵略者”提案，中国军人史无前例、实至名归享受了丑陋侵略者的“辉煌”：在联合国军的反击下，中国军队不得不在 3 月 14 日 放弃侵占了 70 天的韩国首都汉城，退回 3 个半月前发动侵略战争的出发地朝鲜。 4 月下旬，得到了国内大力补充实力大增的中国军队再次入侵韩国，又侵占了韩国大片地方，一千多万韩国人一而再地饱尝中国侵略者施加的战火蹂躏。 1951 年 5 月 18 日 ，为了间接帮助联合国军执行公务，打击肆意与联合国军作战的中国人，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大陆地区实行禁运的美国提案， 47 票赞成这个提案， 8 国（阿富汗、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叙利亚、瑞典、埃及）弃权，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参加表决。没有任何一张反对票。 由于外交侏儒毛泽东实在太矮，站在凳子上还是看不见联合国外交舞台，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不断产生重大失误，自绝于地球村人类社会。 中国大陆还首次遭到国际社会“禁运”的制裁。 1951 年 11 月 12 日，美国国务院公报称：“有 43 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侵略者 —— 中国大陆地区，受到了人类社会的普遍抵制。 中国大陆在发动民众“抗美援朝”时，是一“保家卫国”“打败美帝野心狼”为忽悠的，但结果不仅美国没有侵占中国一丝一毫的土地，倒是中国“抗美援朝”自动抗走了宝贵的领土。如今 在网上发现很多网页都有下面的内容：座落于中朝边界的长白山天池和白头峰，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天池位于长白山之巅，乃火山爆发铸成的九峰围合而成，最高一座为白头峰，历史上中朝国界线在分水岭东下 20 公里处，自南而北划定。即使在日本统治朝鲜时期，天池也在中国版图；且朝鲜建国时对此也是承认的。在中朝蜜月中，朝方派员来华，提出分天池一角的要求，说什么天池是伟大的金将军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希望我国能理解朝鲜劳动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等等。我们这边大手一挥，就切了天池一半 ( 一说有 53%) 过去，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跟着一道送了出去。朝方接收后的第二天，白头峰便更了名，改成了“将军峰”。“我们这边”能够大手一挥就把天池切一半并且加上几个高峰一起送给金日成的人，只有毛泽东。 领土问题，疆域地图是最权威的资料。国家图书馆有地图出版社 1958 年 1 月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甲种本），在 27—28 页，在东经 128 度线东边，北纬 42 度线上下，可以看到“天池”完全在中国境内吉林省范围内，天池东边标高 2744 的白头山也在中国境内。而地图出版社 2004 年 6 月版《朝鲜韩国地图册》，在第 9 页，在东经 128 度、北纬 42 度的周围，可见一蓝色块，标注为“长白山天池”，中间自西南至东北一条线，应该就是中朝边界线了，天池东南有一山峰标记，标注将军峰，标高 2749 ，在朝鲜境内。

2011 年 10 月 16 日 ，大陆官媒报道称，一项民调显示，美国“吃不起饭者”比例远高于中国大陆，引来民众的一致否定。网民分析指出，“此饭非彼饭”，调查报道玩弄“文字游戏”，是“世界级的笑话”；网民怒批官媒“弱智”、“无耻”、“又在愚民”。 官媒中新社 10 月 16 日报道称，盖洛普最新一项民调显示，美国和中国大陆相比，相对有更多人正在为了吃饭问题挣扎。报道称，盖洛普 10 月 12 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 2011 年受调中国大陆人中有 6% 的人曾经在过去 12 个月内发生过没钱购买自己或家庭需要的食物的经历，这个比例在 2008 年时为 16% ，下降明显。 相比较而言，调查显示， 2011 年有 19% 的美国人在过去 12 个月间发生过没钱买食物的经历，这个数字在 2008 年为 9% ，比例整整翻了一番还多。同一个调查还显示，中国大陆住房有困难者的比例要高于美国， 2008 年时这一比例高达 21% ，到了 2011 年为 16% ，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的住房困难群体，在 2008 年比例为 5% ，但到 2011 年有 11% 的美国人出现住房困难，也翻了一番多。报道称，这项调查是基于 2007 ～ 2011 年每年对 4,100 名中国大陆成年人的电话或面对面采访，以及大约 1,000 名美国人的调查基础上得出的结果。 中新社这一报道被新华网、人民网等其它党媒以及大陆各大网站大肆转载报道。 在各大网站和论坛转载调查报道新闻之后，大量网民跟帖质疑、怒批。网民质疑调查没有标准、没有代表性、没有可比性，“盖洛普收黑钱了？”；批调查和报道是“世界级的笑话”、“文字游戏”；网民分析指出“此饭非彼饭”，怒批大陆官媒“弱智”、“无耻”、“又在愚民”： 这份报告里没提美国这类人有政府发的食品券，可以免费领取食物吗？美国的情况和加拿大类似，没钱买食物和没有食物是两个概念。——网易加拿大网民 这个调查是笑话吧？说实话在美国找一个撑死的穷人容易，但是找一个饿死的穷人太难了。——网易美国网民 中国大陆人连猪吃的泔水都有人在吃，难道这也是吃饱饭？还和美国比。——网易浙江省网民 就算这个调查是真的，拜托看看“饭”的标准，中国大陆多数人吃的是猪食（我就是，买不起肉，每天吃点白菜）。不要拿这些来哄骗百姓了。我们的物价跟美国一样高，收入是人家的五到六分之一！——网易山东省网民 此饭非彼饭。——网易贵州省贵阳市网民 又见文字游戏……人家不做饭不买饭也饿不着。——网民“ deydey ” 扯淡！美国穷人吃什么？住什么？中国大陆穷人吃什么？住什么？——网易海南省网民 请问所谓的吃饭是指的什么饭，是馒头蘸盐吃吗？——网民“ ytertie ” 美国 12 个月没钱买食物不会饿死，但是中国大陆 12 个月没钱买食物看看会怎么样？——网民“ tanshiang ” “没钱购买自己或家庭需要的食物”这个跟挨饿是同等的？需要吃澳洲龙虾跟需要吃土豆相同了？又是文字游戏吧！——网民“ iefux ” 请调查的再详细一些，应该有一组比如工资收入、福利待遇、每天的生活标准、失业补贴的发放等等，最好给些数字的对比，让人们自己来判断。——网易河南省网民 （中国大陆）现在在花钱买调查机构了哟！——网易重庆市手机网民 这个盖洛普不是收了黑钱了吧。——网易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网民 电话调查？那些吃不上饭的人有电话吗？——网易河北省石家庄市网民 哈哈，牙要笑丢了！这个调查和作者的文章肯定是精神病院出来的。——网民“无语” 盖洛普调查的都是中国大陆的五毛吧，你想啊，如果发贴不勤快，现在 CPI 这么高，是不是没钱买吃的啊。——网民“ Craftsman ” “ 2011 年有 19% 的美国人在过去 12 个月间发生过没钱买食物的经历”，美国给穷人发食品券，于是问美国穷人你今天用钱买食品了吗？于是人们答没有。人家把钱留着干其它的了。在中国大陆问你们用钱买食品了吗？大家说买了。不用钱买就饿死了。——网易云南省网民 不要侮辱民意——网易北京市网民 世界级的笑话。——网易山东省网民 政府越来越不知耻了 ! ——网易四川省成都市网民 自己弱智就认为别人也是白痴。——网易广西南宁市网民 太有意思了。我以为自己到了朝鲜呢！——网易上海市网民 无耻也得有个度啊！怎么能到这种地步！——网易广东省网民 意思不就是社会主义独裁好吗？明着说好啦！——网易北京市网民 真拿老百姓当傻子，还有比这更弱智的新闻吗？——网易天津市网民 哈哈，这样的调查忽悠得了地球村的人民吗？！——网易浙江省金华市网民 不能让自己的国民富有，便说别国的人民贫穷！——网易广东省网民 这得弱智到啥成度，还得脑袋被驴踢了，门框夹了才能写出来。——网易北京市网民 发这篇新闻的人不知道是什么目的，现在社会这么怨声载道还能发这些话来忽悠老百姓，太他妈不要脸了。还以为是改革开放那会的老百姓那么好忽悠啊。——网易广东省东莞市网民 同日，大陆各大媒体转载《新京报》报道称，据财政部介绍，中国大陆财政收入很高，而“民生投入不明显”，是由于中国大陆人均财政收入水平不仅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而且世界排名也处于百位之后。 2010 年美国、日本、德国等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均在 14,000 美元以上，而中国大陆人均财政收入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 1,166 美元，仅为上述国家人均财政收入的 8% 左右。 大陆财政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8 月，全国财政收入约为 7 万 4 千 2 百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 31% 。由此推算， 2011 年全年大陆政府的财政收入很有可能突破 10 万亿元人民币。而“福布斯” 2009 年公布的“全球税收负担痛苦指数”排行榜中，中国大陆的税负指数位列全球第二。 就以农村为例，说说 “美国吃不起饭者比例高于中国”的谎言。 最近几年，经常看到或听到官方或官方媒体关心民生、减轻农民负担等方面的政策宣传，例如给农民减免农业税，给农民上疾病保险，按照农村人口给予生活补贴等等优惠政策。除建房方面的税照收之外，农业方面的税收一概全免了。大力倡导建立和谐社会，中央电视台也在经常搞盛世大联欢宣传或庆祝演出，全国上下好像真是一片以民为本、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的繁荣景象。但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剥去了这些伪装之后，我们惊奇的发现当今大陆农民的负担并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有专家最近去农村老家做了一个实地调查，共调查了两方面情况：一是农民的负担情况，二是农民的疾病保险治疗情况。 拿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来说，国家给她家的种地补助款接近 4 百元，还给他家免了不到五百元的农业税、上调款、提留款，从表面上看起来对比以前多收入了 9 百多元人民币，乍看起来是好事。但再算算开支帐，比比以前其结果却恰恰相反。以前没免农业税时因为买化肥、种子、农药的价钱低，全家共用一千元钱就够了，而现在化肥、农药、种子的价格比以前长了三、四倍，全家再买同样的化肥、种子、农药则需要 5 千元钱，需要比以前多开支 4 千元钱。这样算一下收、支总帐，这个五口之家比以前反而多开支了 3 千元钱。 国家为农民投入了那么多钱，农民的收入怎么反而降低了呢？谁是其中的盈利者呢？知道底细的人都明白，化肥、种子、农药比以前长了三、四倍的价格，是不是这些厂家都发了大财呢？非也！之所以价格这么高，就因为这个价格是官方一手制定的，长了大价格以后，用税收的名义从厂家把大批的钱提走了，人们看到它拿走的是商家的钱，然后从中拿出一小部份再补助给农民。殊不知这钱根本上来说还是农民出的。这就等于它这只手从农民的兜里拿走了大钱，那只手还给了一点小钱。还美其名曰：支农、免税、补贴。 至于农民疾病保险的事，比如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得了阑尾炎，在县医院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手术后在医院里住了七天院，检查化验费、手术费、医药费合计用了 3 千元。疾病保险按 60% 给报销，也就是说给报销了 1800 元钱，自己承担了 1200 元。表面听起来这个疾病保险对农民还真有实惠，但再深究一下，实质却不是这样。其中的化验检查费、手术费权且不说，就单拿医药费这一项来看，就很能说明问题。在这 3 千元开支当中，其中的 2 千元钱是医药费，这 2 千元钱的药品如果到一般的医药门市去买，只花 7 百元钱就能买下来，而且买的还是同样的药品。这就是说在医院里光药品费这一项就多花了 1300 元钱。等于疾病保险并没有给报销，只是多转了几个弯儿而已。 从上述的事实中不难发现，无论官媒怎么涂脂抹粉，都掩盖不了其欺世盗名，鱼肉百姓的龌龊嘴脸和丑恶灵魂。 关于“美国吃不起饭者比例高于中国”，有力生动的例证是， 2011 年 10 月在经合组织发布的一个有关生活质量的调查报告里，中国大陆在有 41 个国家参加的题为“生活满意度”的调查结果中排名倒数第一。在此次调查中，经合组织淡化了 GDP 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等衡量标准，而是采用了包括收入、工作、住房、健康、教育、环境等 11 项指标在内的更加广泛的评选标准。评选结果中排在最后，在中国大陆之前的国家，有印度、爱沙尼亚、俄罗斯等。 消息一经发布，很多五毛便开始为大陆鸣不平：“参选的国家只有 41 个，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除了这项调查，中国大陆在其他主题的调查中排名还可以啊？”云云。当然，就全球所有国家的范围内来个排名的话，都会觉得中国大陆排到倒数第一是有些困难了，起码朝鲜之类的小兄弟会为大陆老大垫个底。大陆这几年一直在强调“大国崛起”、“和谐盛世”，幼稚地以为发射几艘飞船、举办一场奥运、把 GDP 按照一定的增长比率编造一下，其就可以把国内的百姓们忽悠住。谈何容易？！倒数第一的排名，将大陆极力粉饰下的虚假繁荣撕地粉碎，将大陆治下百姓生活的真实现状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今天中国大陆，草根老百姓们吃饭怕有毒、坐车怕追尾、读书交不起学费、买楼马上变成房奴、示威有人请“喝茶”、讲真话坐大牢，大陆的情形似已超越了满意与不满意的范畴。周立波调侃说《死神来了》在中国大陆非电影而是非常现实的生活，或许有人觉得夸张，但是细细地去想，老百姓目前的生活处境真的是到了一个非常困苦的境地。 前段时间，韩国“罗老”号卫星的发射连续失败，很多韩国人觉得这与自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韩国政府要进口美国的劣质牛肉，成千上万的韩国人就不同意了，纷纷上街示威抗议。老百姓最需要的是贴近自己生活的要求能够得到及时的满足，而后才是其他。而大陆恰恰本末倒置，贴金工程动辄成百上千亿的投入，贫困山区的孩子却往往没有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校舍。为了统战大陆可以免除其他国家几十亿上百亿的债务，中国大陆百姓受灾大陆却吝啬的犹如葛朗台。如果老百姓对自己的生活极度不满意，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也就谈不上崛起，所谓崛起的依据无非就是那个华而不实的 GDP 罢了。就单看这个 GDP 大陆也谈不上崛起。看看中国大陆历代 GDP 总量在全球的比重就一目了然：唐朝的 GDP 占当时世界 GDP 重量的 50% ，到了北宋时期这个数据是 80% ，明朝是 45% ，即便是到了战乱不断的清末以及民国时期这个数据也在 10% 。到了今天。这个数据不到 10% ，如果谈及人均 GDP ，那结果就更加可怜。 谈到“生活满意度”倒数第一，其实大陆治下的倒数第一又何止这一项？！不过这些倒数第一都是以负面数量第一的形式出现的。比如：中国大陆的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中国大陆的矿难数量以及矿难死亡人数世界第一；大陆官员每年转移出境的赃款金额世界第一；中国大陆官民比例世界第一等等。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生活满意度”会倒数第一了。 就在 2011 年 4 月 8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 2010 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再次严词批评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恶化。次日大陆外交部回应“我们奉劝美方多反省自己的人权问题，不要以‘人权教师爷’自居，停止借人权报告等方式干涉别国内政。”有网民调侃说，“警告万恶的美国，中国大陆的人权是最好的！作为一个中国大陆人，我自嚎不已！”；也有网民进行中美对比： 1 、美国：市长见了谁都要讨好 ; 中国大陆：谁见了市长都要讨好。 2 、美国：老百姓可以乱搞，当官的不可以； 中国大陆：当官的可以乱搞，老百姓不可以。 3 、美国：公共知识份子以批判政府为使命 ; 中国大陆：公共知识份子以歌颂政府为使命。 4 、美国：批判政府最厉害的知识份子得大奖 ; 中国大陆：歌颂政府最厉害的知识份子得大奖。 5 、美国：国穷民富，政府宁愿欠中国大陆巨款，去保民生福利 ; 中国大陆：国富民穷，政府宁愿牺牲民生也要去买美国政府贬值国债。 6 、美国：学校甚少政治教育，而精英都很爱国 ; 中国大陆：学校强调政治教育，但精英纷纷移民。 7 、美国：少年运动员业余时间运动； 中国大陆：少年运动员业余时间学习。 8 、美国：在向中国大陆的传统学习； 中国大陆：在向美国的现代学习。 9 、美国人：喜欢到中国大陆领养小孩； 中国大陆人：喜欢到美国生小孩。 10 、美国政府：外悍内善，对哪个国家都不怕得罪，只讨好本国人民 ; 中国大陆政府：外善内悍，对哪个国家都不愿得罪，只不怕得罪人民！！ 随之，网民说：“警告万恶的美国，中国大陆的人权是最好的！” 中国大陆的人权是全世界最好的，美国人权是全世界最差的，所以，我们广大干部争先恐后牺牲自己的子女，率先勇闯刀山火海，纷纷定居万恶的美国，去亲身体验美国人民是怎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这再次证明我们是具有无比的先进性！ 美国动不动就对别的国家的人权指手画脚，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是极不正确的。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一直在进步，在发展，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 当拒不拆迁的刁民自焚时，我们的执法队员总是冲锋在前，手拿灭火器，帮助灭火。 城管和小贩亲如一家，总是帮着小贩卖水果。保安公司生怕上访群众冻着饿着，免费给上访的群众安排食宿。对于其中得了精神病的群众，免费把他们送到医院去治疗，主动承担了医疗费。 中国大陆人有最充分的言论自由，可以对领导们进行批评，而被批评的领导们不远千里，不辞劳苦，风尘仆仆带着水果脑白金等礼品跨省“慰问”网民，虚心接受大家的建议。 中国大陆的犯人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犯人，为了不让他们在里面太寂寞，干警们创造了躲猫猫，喝开水，睡觉觉等众多喜闻乐见的游戏供人们玩耍。多么人性化的管理啊！ 广大公仆们日夜操劳，前仆后继，真抓实干，敛洁奉公，广大群众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群众们流着热泪，唱着红歌，拿着锦旗去送给公仆们，县政府门前那是人山人海，彩旗招展，如此感人的场景，竟然被 CNN ， BCC 这些美帝国主义的爪牙污蔑为群体性事件！ 中国大陆人民住着 77 元的廉租房，食用着没有三聚氰胺的牛奶，没有瘦肉精的猪肉，没有苏丹红的鸭蛋，没有兑水的白酒，吃着没有转基因的粮食，……。 看看美国，到处是一起又一起食品安全事件，“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苏丹红……正侵害全体美国人民！而且，美国人民还吃不上饭！所以不仅人权，中国大陆连食品都是比美国好五倍！这不仅是中国大陆官媒的“自嚎”，而且更令无数吃着没有地沟油火锅唱着红歌、拿着一帖五毛钱补助、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国家“主人”们自嚎不已！

无家可归，让人电影《落叶归根》里面的镜头，没有地方住，在哪个桥洞或者地铁站的角落栖身，要饭、靠拾荒为生，饥一顿饱一顿的，衣服脏兮兮的，更重要的是没有尊严，没人瞧的起，都绕着他们走。这是中国版的无家可归的写照。但是，在美国呢？大不同！ 在美国，无家可归人士幸福着呢！ 在美国无家可归的人很容易判断，就是别人都忙忙碌碌的上班，工作，他们聚集在树荫下，长椅那晒太阳唠嗑的人。黑人居多，白人也有，穿的很休闲，比较干净体面。试想一下这样的场面：图书馆前面风景很美，有大型的喷泉，有树荫，有长椅，还有不怕人的小鸽子，一派祥和。无家可归人士就坐在长椅上聊天，读报，还有玩扑克的。到了中午，一辆教堂派来的车停到了广场前，大家就都朝着那车走过去，是“免费的午餐”来了。大家排好队，临近的人寒暄着，领到午饭的就找到广场的圆桌坐下安心的吃饭，也有免费水供应。吃完了饭，可以继续晒晒太阳，要不然就去图书馆里补充一下精神食粮。图书馆里有冷气开放，有免费上网，也可以找个沙发，找一本喜欢看的杂志，插上MP4，悠闲自得。还可以预约自习室，几个人凉凉快快的畅谈一下，渴了的话还有自动饮水机补充水分。傍晚时分，图书馆关门了，他们就去教堂提供的住处登记入住。早上到了固定时间离开住处，继续开始社交，接触自然，享受没有压力的人生。当然，白天他们也去超市，商店逛逛街。…… 在中国大陆，有的人劳累了一辈子，就想有一天能够没有压力的晒晒太阳，看看热闹，而这些无家可归的美国人天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当然，这样不劳而获的生活不值得提倡，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美国的社会保障，慈善事业的完善。更重要的是，即使等待着政府、慈善机构的救济，但他们是有人权的，没有人因为他们没有钱，社会地位低而歧视，侮辱或者迫害他们；即使有，他们的权利也是由法律保障的，如果遇到这样的委屈，会有律师出面无偿的为他们伸冤。由此，人们就会自然地联系到中国大陆，联想到大陆官媒报道称，一项民调显示，美国“吃不起饭者”比例远高于中国大陆，联想到中国大陆那些被强占土地的农民，被强拆的老百姓，那些被城管欺负的小商贩，因为宗教信仰自由遭到迫害的人们，还有那些因为说句真话、公道话而受到监视被失踪的正义之士。在中国，他们无权无势，用辛勤的劳动赚钱持家，他们的基本人权无理的遭到权贵政府以及政府与黑社会勾结的势力的剥夺、乃至迫害。也会深感： 中国大陆的屁民，挣扎在飙升的CPI里；幸福，梦幻在CCTV的新闻里；反腐，酣睡在纪委的规划里；倡廉，嗨叫在领导的报告里；爱国，签证在美国的绿卡里；道德，跌倒在彭宇的赔偿里；宝马，奔驰在平民的躯体上；阔少，接班在京城的大会堂；公平，畅想在双江的红歌里；正义，关在安元鼎的黑狱里；动车，夜行于不归的雷雨中；沉船，只关注非洲的河流里；真相，保密在组织的档案里；良知，湮灭在网管的删贴里；警察，维稳在抗议的人群里；城管，跋扈在小贩的泪水里；强拆，屁民自焚在祖传家园里；跨省，网民躲猫猫在看守所里；法律，勾兑在莫须有的罪名里；慈善，包裹在美美的避孕套里；官员，糜烂在荷尔蒙的激荡里；医院，偷乐在谋财害命的红包里；学校，窃喜在毁人不倦的收费里；房价，遨游在高不可及的天宫里；…… 中国大陆，台湾的旅美学者余英时用“三大裂痕”来形容，并用三个系列的事件作说明。 第一个裂痕是农民的耕地被掠夺，被官商勾结起来抢走，然后给他（她）很少的补偿，引起集体反抗 。这个事情常常发生，但是现在忽然加速度起来了，尤其在9月、最近刚刚发生的。比如广东的陆丰有几百家住户农民，因为官商勾结，市政府把他们的土地800亩都卖给发展商了，造房子、造其它的值钱东西。卖掉钱是很高的，1亿5千6百万的美金，但农民所得到的补偿少得不得了。农民自己，根据大陆内部的报道，就是他们说：“我们得到的钱，顶多每人只能买1张床，以后就没有任何土地了。”所以，这几百家就联合起来，要政府还他们土地。口号旗帜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还我祖先耕地！”，这个旗号上面有几百人公开签名，都是真名真姓，签名信也在《纽约时报》登出来。可见这件事情老百姓是已经下定决心，跟政府要对抗了。而且，也是打了警察局，同时也烧了车子。总而言之，这件事情闹得很大，结果当然一定是被抓，被送进监牢。这件事情是刚刚发生的，但是这事情发生一星期之前，浙江的海宁也发生同样的事情，但不是抢耕地，而是几百家住户抗议他们一个工厂有很大的污染、造成癌症。他们就抗议当局毁约，因为本来答应工厂距离1千公尺以外，造成的结果是已经到他们家门口了。所以，有几百家农民和住户联合起来，也是打警察局，摧毁工厂，把工厂设备种种、工厂汽车都推翻、烧掉了。而在海宁事件前几个星期，当然还有一件更大的事情就发生在大连的大规模抗议，上万人参加，要求一个化学工厂赶快搬走。化学工厂是非常危害他们健康的，尤其是造成癌症的一个主要来源。这三件事情都发生在几个星期之内，可以说是加速度地在发生，这是大陆统治机器的一个很明显的、很大的裂痕。 第二个裂痕，就是车祸的问题。 9月27日上海市中心到虹桥机场的一段地下车，又发生同样的车祸、即所谓快车追尾、追尾事件。为什么那样撞呢？原因跟7月23日在温州发生的事情，同样的原因：信号系统忽然不灵了。因此车站的负责人只有靠打电话来指挥，结果40分钟以后、就是2点50分，终于发生车祸。这车祸发生在豫园公园附近，游人很多，据说有270多人甚至有300人受伤，其中严重的有20个人，可能没有死亡，但无论如何，这是个极严重的事。事件跟温州的事情是同一个类型的，等于跟抢夺耕地、或者环境污染一样，已变成一个周而复始的一种形态，一个固定的形态，老是发生。 老发生的原因也是同样的，都是官僚系统要尽快地发展，就粗制滥造；而且为了下面的官僚向上面讨功，没有真正造好以前，就开始动用。有些桥螺丝钉都没有转紧，就开始用了；还有一些公路，还没有造得很好，也就开放了；再加上铁路的轨道没有完全搞好，就让使用，这些事情已经到处发生。不过温州是一个最大事件，把整个弄出来了。大小事故到处都发生，这就是一个固定的形态。从这个形态可以看出，这也是统治的官僚系统的基本的问题，就是根本没有把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心上；而只是想到他们怎么样能完成任务，就在这完成任务中，有很多钱牵涉在内，可以大笔捞一笔。 第三个裂痕也是最近《纽约时报》有报道的河南洛阳有个官员叫李浩，他造一个地下室，强迫16岁到24岁的女孩子，在里面强迫她居住，不准她出去，用各种淫乐的方式来取悦他。 其中有两个不服从的，把她们杀掉了。这件事情最后是靠一个《南方都市报》记者，把这件事情戳穿了。李浩被抓起来以后，而这个记者也被当局警告威胁。警察局说记者不应该报道这件事情，这是“国家机密”。从中人们可以看出来，大陆所谓的“国家机密”，常常是抓人的的借口。这件事情本身作为一个孤立事件、他们叫做“性奴”，这种事情也不是特殊的，别的国家也有。不过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却又变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固定的形态，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裂痕。因为 没有人能控制、法律也管不到的一个官僚系统，一定是官官相护、或者官商勾结、官商互惠，把小民的利害完全不放在心里 。 这种情况之下，这些官 员们胆子就越来越大，可以无恶不作，而且觉得有持无恐 。 这三件事情最后被告发，但是，还有很多的人虽然做同样的事情，一点问题也没有。这就是中国大陆一党专政官僚系统下绝对权力、控制老百姓的这种权力，造成以上这几个明显的裂痕，也是中国大陆的致命伤 。 大陆官僚体系的裂痕，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陆社会的巨大分裂，使得大陆社会变得更加冷血。就在近日有媒体报道，一女童在市场玩耍时被面包车撞倒，前轮压过，司机又加油门后轮从女童身上压过。接着两个行人路过，看到女童躺在地上，不屑一顾。女童又被小货车压过。前前后后，10个人经过，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才把女童拉起来……。此情此景，让人汗毛耸立，血都冷了！ 而在美国，人们却争先当义工，人们都梦想能居住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付诸行动，让现实更接近我们的美梦；人们认为，做义工便是实践此一美梦的最佳捷径。义工，这一名词在中国并不多见，这跟中国的历史和家庭传统观念有关。而在美国，义工可谓是无处不在，也因此“义工”在美国社会受重视和尊敬的程度，让很多华人，尤其是大陆来的华人感到惊讶。 “义工”在美国社会里非常普遍，许多基金会和非盈利组织就是由义工组织或参与的。学校从小就培养孩子回馈社会的公德心，引导学生参加“义工”活动，比如组织小学生去访问附近的老人中心；收集一分钱，然后由学生会决定捐给那个慈善机构等等。到了高中时，有些学校更规定每年要参加几十小时的社区服务，而大学申请也以此作为一个很主要的考量。由此可见，美国的教育自始至终强调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要有服务于社会的精神，认为志愿者精神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所以，做义工已经成为美国的一种传统。 做义工能培养孩子的爱心，藉由传递这份爱心，让孩子体验到帮助别人的快乐。尤其在他们正值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的高中阶段去参加义工活动，更有助于他们认识社会、理解不同人的生活方式，从而对自己的生活心怀感激，更加热爱生活。 一位在洛杉矶一处粮食银行当义工的家长指出，来领取免费食品的人千姿百态，看久了很耐人寻味。有的人失业了，还没有找到工作，所以临时来拿些食物贴补家里生活；有的人身有残疾或者重病在身，无法工作，全靠政府救济生活；还有的人身强力壮，精神正常，正当壮年，不知为什么也会长年累月地领救济。她曾碰到这么一对前来粮食银行领取免费食物的父子，让她深深感受到，什么叫“施比受有福”。那是个十几岁的大男孩，气愤地拉着他的父亲的胳膊，质问道：“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们家里有食物！你缺食物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父亲小声地解释着，儿子又大声说：“你回去，我不会进这里的，打死我都不会进这里的！”过了好一会儿，那个父亲一个人进来了，满脸的沮丧和难堪。后来负责登记的人告诉我们，这个父亲失业好一阵子，失业金已经领完了，不得不开始申请救济，同时也来粮食银行领取食物，而他的儿子很不谅解。 这个父亲后来终于重新找到工作。他每2周发一次工资，发了工资就到粮食银行来送一张支票，面额都是100元。他说，他困难的时候，在这里得到了很多帮助，现在有能力了，也希望能够尽点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生命的真谛，在于自助助人。就像这首奥黛丽·赫本的朋友萨姆·莱文森写给孙女的诗〈永保美丽的秘诀〉所写： 诱人的双唇，来自亲切友善的话语。 可爱的双眼，是善于看到别人的优点。 苗条的身材，在于将食物与饥饿的人分享。 美丽的秀发，因为每天都有孩子的手指穿过。 优雅的姿态，来自于一直都与知识同行。 人之所以为人，因为我们会自我反省、自我更新、自我成长， 不断地自我成长，而非向他人抱怨。 请记住，如果你需要帮助，首先要自助， 随着岁月增长，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帮助自己，一只帮助他人。 如果让做义工成为我们的习惯，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你就是改变世界的主角! 什 么时候，中国大陆的人们能争先恐后地做义工，什么时候中国大陆官僚能真实的关照无家可归的人们，什么时候中国大陆的官媒不再欺骗老百姓说“美国‘吃不起饭者’比例远高于中国大陆”。那么这时候中国就真正崛起了 ！

同国民党的内战刚胜利在望，毛泽东便跃跃欲试，要在斯大林的全球势力范围内插一脚。毛泽东希望有个斯诺式的人物来助他一臂之力。 1947 年，毛泽东派斯特朗周游列国，为他宣传。临行前给了她一套文件，嘱咐她“转交给全世界的共产党，特别是给美国、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看看”，还特别叮嘱她“不必拿到莫斯科去”。斯特朗遵命写了篇文章《毛泽东思想》外加一本书《中国的黎明》，颂扬毛泽东“用马克思、列宁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方式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整个亚洲可以从中国学到比苏联更多的东西”，还说毛泽东的著作“完全可能影响了欧洲有些政府战后的模式”。这些话明摆著在夺斯大林的风光。斯特朗的书在苏联出不了，在美国出版时美共删去一半。但书的全文在印度和好几个东欧国家出版了，包括正跟斯大林顶著干的南斯拉夫。 斯大林盘算著采取什么办法教训毛泽东，让毛泽东知道谁是大老板。 1947 年 11 月 30 日 ，毛泽东看着内战胜券在握，向斯大林提出访问苏联的要求。斯大林的机会来了。 12 月 16 日 ，斯大林办公室给毛泽东回电说欢迎他访苏。电报由阿洛夫大夫转给毛泽东。阿洛夫大夫同时收到指令，要他汇报毛泽东的反应。第二天，他电告斯大林：毛泽东“非常高兴”，“以说是兴奋得手舞足蹈”，“马上说：‘好极了，我 3 个月后可以动身’”。 3 个月过去了，斯大林没有发来邀请函。毛泽东等了又等，中共收复延安那天，毛泽东再向阿洛大大夫提起，说他打算 5 月 4 、 5 号起程。斯大林回电说可以，但是有意不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另一个要求：访问东欧。 5 月 10 日 ，毛泽东自己定的起程日子已过了几天，斯大林突然来电推迟访问。春去夏来，再也不见斯大林提及邀毛泽东访苏的事。毛泽东着急要走，这时；他已与中共其他领导人汇集在西柏坡，人人都知道毛泽东要去莫斯科见斯大林，而且就在这几天。说走说了半天，斯大林仍不来邀请，毛泽东大失面子。 7 月 4 日 ，毛泽东给斯大林发了封电报，说他打算 10 天后出发：“我决定近期访问您。”“无论如何我们都得要在这个月 15 日动身。”他要斯大林派两架飞机。 14 日，毛泽东自定行期的前一天，天上不见飞机，地上阿洛夫大夫却传来斯大林的电报：“告诉毛泽东：鉴于粮食收获季节在望，党的高级领导都要在八月份离开莫斯科到各省去，十一月才回来。因此，中央委员会敬请毛泽东同志把他对莫斯科的访问推迟到 11 月底，以便有机会会见所有中央负责同志。” 全苏联的领导人都要离开莫斯科 4 个月到外省去收庄稼？毛泽东访苏非得推迟到有名的俄罗斯隆冬？这显然是在耍毛泽东。阿洛夫大夫向斯大林汇报毛泽东的反应：毛泽东挂著一丝微笑听著，嘴里说“好，好。”但他问阿洛夫：“在苏联，他们真的这么看重粮食收获，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要下去？”阿洛夫说：“我认识毛泽东六年多了，如果我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话，他的微笑，他的‘好，好’”，并不表示他真正满意”。毛泽东意识到他的野心惹恼了斯大林，连忙采取措施补救。 8 月 15 日，他得知华北大学准备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后，马上否决了这一提法，说这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他还下令把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 9 月 28 日，毛泽东发给斯大林一封讨好的电报，请求斯大林让他去苏联。毛泽东用斯大林喜欢听的别号“大老板”称呼斯大林：“请让我本人面见大老板，亲口向大老板汇报情况，这至关紧要。” 斯大林见毛泽东低了头，便放下身段， 10 月 17 日，给毛泽东回了封友好而不失居高临下的电报，说他欢迎毛泽东十一月底来。毛泽东吃了定心丸。只是国内战局的发展使他不得不自己主动推迟访苏行期。 但在中国的夺权问题上，毛泽东对斯大林寸步不让。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时， 1949 年 1 月，南京政府要求和谈。斯大林要毛泽东答复“中共主张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毛泽东大为光火。阿洛夫大夫报告斯大林说，毛泽东“比起平常来说话更不客气”。斯大林得知后第二天补发一封电报向毛泽东解释，说他的提议完全是做样子，为的是让全世界看到继续内战的责任在国民党。斯大林说：“我们为您拟的答复，目的只是为了破坏南京方面所提议的和平谈判。”毛泽东的想法是一天和平也不能给国民党，哪怕做做样子也不行。他对斯大林说，他要的是南京政府的无条件投降，“我们已无须采取政治上的迂回策略。”毛泽东还史无前例地教斯大林怎样说话。当时南京政府请求苏联调解，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我们认为您应该这样回答……”，斯大林身边的人都觉得斯大林“受了毛泽东的训”。 斯大林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第二天就给毛泽东来了篇长篇说教，说拒绝和谈有损公众形象，还危言耸听地说可能导致西方武装干涉。毛泽东根本就不相信什么西方干涉，但也不想叫斯大林下不了台，他策略地找了个办法。当天发表声明，开出一系列和谈条件，等于是叫国民党无条件投降。然后毛泽东电告斯大林，巧妙地引用斯大林的原话，似乎这一声明是按斯大林的指示办的：“在破坏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这一基本方针上，我们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斯大林也顺势下了台阶，第二天回电： “ 我们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件事就此了结。”斯大林感到毛泽东这个人不简单，这时他对南斯拉夫等共产党人说：毛泽东不听话，但是个能成事的。 1 月 14 日，斯大林要毛泽东再次推迟访苏，说“中国此时的局势缺您不行。”斯大林提出即刻派权威的政治局委员来见毛泽东。得知斯大林又要延期，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把电报往桌上一扔，说：“随他去吧！”等静下来一想，毛泽东明白斯大林其实是看重他。斯大林还从来没派政治局委员到任何共产党打内战的国家去过，更不用说那个国家的政府跟苏联还有外交关系。 1 月 17 日，毛泽东回电说“非常欢迎”斯大林的使者。 米高扬在 1 月 30 日到达西柏坡。在给斯大林的汇报里，米高扬说毛泽东“高兴已极，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细心关怀”。米高扬到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由南京搬到广州，随同搬去的只有一个外国大使：苏联大使罗申。 2 月 1 、 2 日，毛泽东没有出席跟米高扬的会谈，以示不快。周恩来受命请米高扬解释，米高扬说：“这是很正常的。不仅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无害，恰恰相反，还有助于它的发展。”这理由当然说服不了毛泽东。斯大林后来对刘少奇解释，说大使搬去广州是为了收集情报。毛泽东不依不饶，拿罗申出气。罗申被斯大林派到毛泽东的中国来做首任大使时，设宴招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坐在那里“露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尽管心怀不满，毛泽东仍让米高扬喜出望外。他对苏联跟蒋介石政府 1945 年签的损害中国领土权益的协定（这份协定指的是中苏友好协定，协定的内容以雅尔达密约为前提；雅尔达密约即是在签订协定之前的同一年 2 月，由美、英、苏三国首脑所签定，这是一份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而由三国首脑背着中国政府秘密讨论侵害中国主权、瓜分中国领土的一份协议。但这次会议的召开和密约内容的制定，全都是由苏联的斯大林一手操办），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反而说它是“爱国的”。米高扬向斯大林汇报说：毛泽东再三强调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导师，是全世界人民的导师，他是斯大林同志的信徒，随时准备接受指示。可是米高扬也告诉斯大林：“毛泽东的这些话并不真代表他这个人，也不代表他对自己的真实看法。”那时南斯拉夫的铁托由于表现出太多的独立性刚被斯大林开除出共产主义阵营。毛泽东竭力表示他不会成为铁托式的人物，在米高扬面前批南斯拉夫，甚至还引用斯大林远在 1925 年对南斯拉大民族主义的批评。米高扬向毛泽东提起亚洲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马上提出成立“亚洲情报局”。斯大林在这之前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成员只有欧洲的共产党，毛泽东认为这是斯大林示意亚洲共产党可以有另外一个组织。毛泽东对米高扬说，他计划好了亚洲情报局的成员，列举了朝鲜、印度支那、菲律宾等，一旦在中国掌权后，立刻可以干起来。米高扬建议考虑成立以毛泽东为首脑的“东亚”情报局，一开始只包括三个成员：中国、日本、朝鲜，以后再逐步增加。这比毛泽东期待的范围小得多。 米高扬同毛泽东讨论势力范围的第二天，斯大林通过米高扬向毛泽东发出强烈暗示：你的野心不要太大了！具体方式是命令毛泽东逮捕为毛泽东到处游说的斯特朗的美国同事李敦白。斯大林说他俩是美国间谍网成员，《真理报》公布了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的消息。毛泽东按斯大林的意思逮捕了在西柏坡工作的李敦白。在苏联，随着斯特朗进监狱的还有曾风云一时的鲍罗廷。斯特朗请他帮忙在苏联出版她颂扬毛泽东的书，鲍罗廷为之奔走。现在他也跟着倒楣，刑讯逼问要他交代跟毛泽东的关系。 毛泽东并不紧张。他领会到了斯大林对他的警告，但更多地看到斯大林的主动让步：东亚可以给你，不要把手伸到美国、欧洲去。此时的王明，自知没法子扳倒毛泽东，转而对毛泽东极尽恭维之能事，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不仅是东亚，甚至不仅是亚洲，而且是全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王明搔到了毛泽东的痒处，在 1949 年 3 月 13 日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浮想联翩： “ 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归我们，可是有那么一个国家，提出不买你的货，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比如，拿日本来说，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现在算归我们，将来美帝国主义撤走以后，它又该归斯大林管了，这岂不是笑话？当然，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 毛泽东做的梦，是在与斯大林瓜分世界了。 刘少奇这年夏天访问苏联，委婉地想让斯大林把建立东亚情报局这一设想付诸实施。刘少奇问斯大林中国是否应该加入那个只有欧洲国家参加的“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答道：“我认为没必要，中国应当组织一个东亚共产党联盟”。这似乎是确认毛泽东在东亚的领袖地位，但其实不然，斯大林紧接着又说：“苏联横跨欧亚大陆，也将参加这个联盟。”苏联一进来，毛泽东还有什么领袖可当呢？显然，斯大林改变了主意。 斯大林继续用抓人来向毛泽东发警告。刘少奇在莫斯科时，阿洛夫大夫进了监狱。克格勃头子阿巴库莫夫亲自审问他跟“美国、日本间谍”毛泽东的关系。苏联人特地找到为刘少奇做翻译的师哲，叫他揭发阿洛夫。斯大林用这种方式告诉毛泽东，他在整毛泽东的“黑材料”，要毛泽东收敛他的野心。在毛泽东那里工作过的苏联人后来都死得不明不白：阿洛夫不久坐飞机出了事；米大夫在陪同毛泽东访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鲍罗廷 1951 年死于酷刑之下；驻延安的孙平 1953 年去世，据他的儿子、奥林匹克举重冠军、苏联解体后的总统候选人尤利 • 乌拉索夫说，孙平是被克格勃的贝利亚 ) 用缓慢释放毒性的毒药毒死的。…… 羽翼已丰的毛泽东也不示弱。毛泽东建国后第一个国际性共产党会议“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订于 1949 年 11 月在北京召开。这是毛泽东通向世界舞台的跳板。斯大林对大会召开事先点了头，但过后又想不开了，或者改地方开。刘少奇写信给苏联人说：“会议仍应如期在中国召开。它的筹备工作不应停止，开会地点亦不应改变。”刘许诺说，大会只作一般的号召，不进行任何组织工作，意思是毛泽东不会藉开会之机建立海外关系网。 大会如期开幕，刘少奇在会上大谈“毛泽东的道路”，一次也没提斯大林或者苏联的榜样：“中国人民走过的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应该走的路”，“这些地区的革命人民不可能不走这条路，谁要想回避它谁就将犯错误。”毛泽东还违反了不进行任何组织工作的诺言。 11 月 23 日，刘少奇向大会宣布将成立一个“联络局”，总部设在北京。毛泽东我行我素，斯大林又能拿他怎么样？当苏联代表索洛维约夫指责刘少奇的讲话“极左”时，斯大林反过来骂索洛维约夫是“工贼”，要他向毛泽东作检查。毛泽东主持了这次检查会，第一次听苏联高级官员当着中共其他领导人的面向他道歉。毛泽东然后以胜利者的姿态，请斯大林原谅索洛维约夫。但毛泽东很清楚斯大林眼前的让步预示着新的暴风雨的来临，他也很清楚斯大林不可能像开除铁托那样对付他。毛泽东拥有中国，拥有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极大增强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分量。 在毛泽东夺取了大陆政权后，本来要乘势获得斯大林的奖赏，但遗憾的是，在划分势力范围方面，毛泽东没有获得更多的权益，斯大林只是把越共交给了他。斯大林是一举三得：既让毛泽东高兴一点，又能在亚洲有效地扩展共产主义阵营，援助越南的巨大费用自然也由中国负担。而越共领袖胡志明十分亲华，在中国住过多年，去过延安，说一口地道的中文。毛泽东一直在出资、出力支援他。尽管他与中共关系非同一般，为了体现大老板的地位，斯大林还是要由自己亲自把越共分配给毛泽东。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把胡志明召到莫斯科，对胡说援越由毛泽东负责。胡志明成为共产党领袖中唯一跟毛泽东会谈的人，还跟毛泽东同乘火车回到中国。自此，越南问题毛泽东事必躬亲，大至战略计划，小到战场细节，首先是把越共的根据地与中国连成一气，就像当年中共打通苏联一样。中国国内通向越南的公路于 1950 年 8 月完工。接着帮胡志明打赢了“边界战役”，中国援助从此源源而至。正是因为背靠中国，越共才得以打了 25 年的仗，先赶走了法国人，再赶走了美国人。 毛泽东不久就开始“毛化”越南，搞毛泽东式土改斗地主，中国顾问甚至坐在台上宣判越南本地人死刑。毛泽东式土改为越南人所深恶痛绝，好些越共领导人强烈反对，就是胡志明也进行了抵制。 1950 年 9 月间，毛泽东暂缓了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以便集中精力打朝鲜战争。 20 世纪初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在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被沿着北纬 38 度线一分为二，南边驻扎美国军队，北边驻扎苏联军队。 1949 年 3 月，金日成看见中共军队就要夺取全中国了，着急了，到苏联去想说服斯大林帮他打韩国。斯大林拒绝了，怕跟美国打起来。金日成于是求毛泽东帮忙，派他的国防部副部长来北京见毛泽东。毛泽东明确表态支持，说等他拿下全中国再开战。毛泽东说朝鲜“最好是在 1950 年上半年举行全面进攻”。毛泽东着重说：“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悄悄派些中国部队给你们”，中、朝两国人肤色一样，美国人“认不出来”。 这时候，毛泽东的意思还是秘密派兵进去，乔装成朝鲜人，而不是公开与美国对阵。访苏期间毛泽东有了改变。他要公开同美国作战，只有这样他才能从斯大林那里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毛泽东设想：我帮你打败你的敌人美国，你给我军事工业、势力范围。毛泽东之所以敢打，是因为他拥有千百万可充当炮灰的中国人，相信美国不可能跟他比赛死人。打朝鲜战争还给他提供了一个处理上百万在国共内战后期投降的国民党部队的办法：把他们大量派去朝鲜。 斯大林收到了金、毛之间联系的报告，金日成很激动地请求允许他发动进攻，强调说毛泽东曾向他许下诺言，中国战争一旦结束就来帮他的忙。两个月后，斯大林把金日成召来莫斯科，对他说：中国人现在可以专心对付朝鲜问题了，我们有了成败攸关的条件——北京的支持，我们可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统一朝鲜了。斯大林要金“必须依靠毛泽东，毛泽东对亚洲事务的了解再高明不过”。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中国和朝鲜同美国打一场大仗对他有说不完的好处。第一他可以做军火商；第二他可以试验自己的新式装备，特别是米格飞机，还可能获得某些美国军事技术；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国的底，在跟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上，美国到底能走多远。 但最使斯大林动心的还是中国人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里说：共产党面对一个绝无仅有、而且转瞬即逝的良机，那就是在资本主义阵营里，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军事强国部刚刚战败，如果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我们应当害怕这一前景吗？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害怕”，“如果大战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来吧，与其几年后打，不如现在就打”。毛泽东很清楚斯大林的梦，反复向斯大林表态：可以依靠他来实现这个梦。 金日成入侵韩国后，联合国安理会很快通过决议派联合国军队支援韩国。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马利克本来可以行使否决权，否决这一决议，但人就在纽约的马利克没有到会。马利克曾向斯大林要求去安理会，斯大林亲自给他打电话，叫他不要去。派联合国军队的决议于是得以通过。苏联拒绝行使否决权的举动，一直使人们大惑不解，都说苏联错过了阻止西方出兵的机会。实际上，斯大林是故意让联合国通过决议，想要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队进朝鲜，好让毛泽东的士兵们把他们“碾”得粉碎。 毛泽东要帮金日成打仗了，斯大林自然要让他当金日成的顶头上司。但斯大林得让金明白，大老板还是他。当他首次电告金日成同意打韩国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斯大林对毛泽东一字未吐，反而命令金日成不许向中国人露出一点风声。在毛泽东回国以后，斯大林才把金日成接来莫斯科讨论作战方案。 1950 年 5 月 13 日，苏联飞机把金日成送到北京。一下飞机金直奔毛泽东处，向毛泽东宣布斯大林同意了。当晚 11 点半，毛泽东派周恩来到苏联大使罗申那里去核实。第二天一早，斯大林回话：“朝鲜可以着手行动；可是，这个问题应该与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 15 日，毛泽东对金日成表示无保留的支持：“如果美国参战，中国将派兵入朝。”毛泽东特意排除了苏联军队的卷入：“苏联同美国有 38 度线的协议，不方便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中国没有这种约束，可以全面援助北部。” 6 月 25 日 ，朝鲜的军队越过 38 度线，侵入韩国。美国总统杜鲁门于 27 日宣布派兵入朝。同时他增加了对正同越共打仗的法国人的援助，改变了对台湾的“不干预”政策。由于这一政策改变，毛泽东和他的后继者们都只能对台湾隔海兴叹。 8 月初，朝鲜军攻占了 90% 的韩国。美军增援迅速赶到， 9 月 15 日 在 38 度线以南的仁川登陆，把朝鲜军截为两半，紧接着准备向北进攻。 29 日，金日成急电斯大林，请大老板叫中国派“志愿军”。 10 月 1 日 ，斯大林告诉毛泽东：履行诺言的时刻到了。斯大林的电报先推卸责任说：“我现在远离莫斯科在度假，跟朝鲜的事有点隔膜。”接着他委婉而客气地下命令：“据我看，如果您认为可能派兵援朝的话，您应该起码派 5 、 6 个师向 38 度线进发”，“他们可以称为志愿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依照斯大林的命令“诞生”的。 毛泽东马上作出反应。 10 月 2 日凌晨二时，他要派到中朝边界的部队，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但毛泽东在临战前，才召开政治局会议，想听听同事们的意见。对毛泽东来说，政治局不是做决定的机构，而是为他提参考意见的智囊团和他决定的执行者。这次，他特别要求智囊们畅所欲言，着重摆一摆出兵的不利条件。绝大部分人反对出兵，周恩来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反对声音最高的是林彪。毛泽东后来曾讲出兵“是一个半人决定的”，一个是他，半个是周恩来。反对意见包括：美国具有完全的制空权，大炮优势是四十比一，美国可能轰炸摧毁中国大城市及工业基地，甚至可能朝中国扔原子弹。这些问题毛泽东都知道，他也曾为此多少天睡不着觉。毁了中国对他本人有百害而无一利。毛泽东最终把赌注押在美国不可能打到中国本土来。 10 月 2 日 ，毛泽东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说他“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这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一向对出兵显得太积极，从未谈过困难，不利于同斯大林讨价还价。毛泽东压下已起草的电报，发给斯大林另外一封，故意表现得犹豫不决：中国出兵“多半会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多数同志认为对此持慎重态度是必要的”。“因此，目前最好暂时不派出军队。”毛泽东怕斯大林把他的话当真了，特地说“我们尚未作最后决定，希望能同您商量”。 10 月 5 日 ，联合国军队推进到了朝鲜北部，斯大林对毛泽东感到有些不耐烦了。他回答毛泽东那封“暂不出兵”的电报说：“我上次向您提出派 5 、 6 个师的中国志愿军，是因为我很了解，中国领导同志作出过一系列声明，说他们准备好了派几个军去支援朝鲜同志。”这里的“中国领导同志”显而易见是指毛泽东，提醒毛泽东朝鲜战争是他最先积极要打的。 毛泽东只是想抬高身价。收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时，他已指定了入朝总司令：彭德怀。 10 月 8 日，他下令组成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当天电告金日成：“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他同时派周恩来，林彪到苏联，向斯大林要武器。路上，林彪给毛泽东发了封长长的电报，再次劝毛泽东回心转意，放弃出兵。派强烈反对出兵的林彪去见斯大林，毛泽东有他的用心，让林彪对斯大林多说，说够出兵的困难，以便从斯大林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 周、林于 10 月 10 日到达斯大林在黑海畔的别墅，当晚谈了一夜。斯大林答应卖给中国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周恩来连价格也没问。斯大林曾许诺派“一个空军师，一百二十四架飞机，提供空中掩护”，可现在他忽然说派不出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要等两个月。没有空军掩护，志愿军只好在地面上等著挨美国飞机炸。周恩来、林彪坚持说苏联空军掩护决不可少，争来争去斯大林也不松口。最后，斯大林打电报给毛泽东说：中国不必出兵。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斯大林说：“算了吧！”斯大林这是在将毛泽东的军，明知毛泽东想出兵，非出兵不可。果然，毛泽东马上就不争了，说：“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 10 月 13 日，他打电报给周恩来：“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周恩来看完电报后，一言未发，双手抱着头，陷入深深的沉思。 中国大陆，就这样在 1950 年 10 月 19 日 被毛泽东投进了朝鲜战争。……

一位网民日前在河南省洛阳市街头抓拍一组镜头:一个老乞丐在给一个小乞丐读书，读的是初中语文课本。这位网民在把这组照片发在微博上后，有网民呼吁说：“望有关部门找到这爷俩，并给孩子一个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因为中华大地上，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权力！” 不知道网民所称的“有关单位”是什么单位，倒是有些怀疑正是一些“有关单位”剥夺了孩子受义务教育的机会，让无数孩子丧失这样的权力。 于是随手在网上摘抄两条“有关单位”的新闻—— 1，浙江永康教育系统贪污学生午餐费的腐败窝案，涉案人员包括当地教育局原局长、12名中小学原校长。百万住房、宝马车，还有那400余万回扣款，就是从学生饭碗里一勺一勺“吸血”聚集而成。 2，北京幼儿园升小学择校费每年创收15亿，钱由校长自由支配，孩子四、五岁时家长们就处处找渠道找资源。北京择校费少的6万，最高达25万。2011年幼儿园升小学北京知名小学最高择校费公布，仅供参考：景山25万、史家13万、府学15万、光明9万、和九8万、育民10万、北京实验二小17万、黄城根10万、中古友谊8万、育翔10万、奋斗8万、北大附小18万、北师大附小16万、中3小13万、中2小11万、中1小11万、人大附小10万。 在美国，连非法移民的孩子和美国孩子享受同样的免费义务教育。为了让非法移民愿意送孩子上学，移民局从来不上学校搜查。 而中国大陆，勤俭节约主要在教育上，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平均占GNP的5.1%，发达国家5.3%，撒哈拉以南国家4.6%，印度3.5%，最不发达国家3.3%，中国2.3%。占世界20%受教育人口的中国，只占用世界各国教育总开支的1.5%；美国2亿人口，教育经费7,000亿美元，中国13亿人口，教育经费400亿美元。真是节约到家了。 中国对教育的勤俭节约是因为政府缺钱吗？不！只看几条和非洲相关新闻就知道—— ——外交部长杨洁篪在出席联合国“非洲之角饥荒问题”捐助国大会时称，中国政府在半个多月内两次宣布为遭受严重旱灾和饥荒的非洲之角地区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和粮援现汇，总额共计4,432亿元人民币。 ——坦桑尼亚报纸援引该国能源和矿产部部长恩盖莱贾的说法称，中国和坦桑尼亚预计将签署10.6亿美元贷款协议，在坦国建一条从南部到其经济之都的输气管，成为该国1961年独立建国以来史上最大一笔国家贷款。 ——中国非洲“希望工程”计划将启动，准备花费15亿在10年内在非洲援建1,000所希望小学项目，每所拟定150万人民币。 再加一条旧闻：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他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敬仰的“老者、勇者、智者”……。因为毛泽东说：“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1970年，1800多公里长度的坦赞铁路开工，超20亿人民币的投入，10年的艰苦施工，上万名中国施工人员中，66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非洲总体上讲北部富裕，南部贫穷。但即使是南部非洲，他们的国民生活水平早已超过了中国。博茨瓦纳原属非洲最贫穷国家，是1966年独立的。独立时，该国经济基础一穷二白，2008年达到人均12,000美元。中国同期GDP，还不到博国的三分之一。 当然，非洲也有穷地方，由于自然环境问题，有穷有富。但总体上说，义务教育早就免费，有的国家大学都免费，学生食宿都免费，一些国家早就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那为什么大陆政府还要大把大把的钱投向非洲？为什么几十年如一日的发作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病”？花钱买投票。在联合国中的所谓“反华势力”作出谴责大陆践踏人权的决议案时，这些非洲国家可以投反对票。 那难道中国没有义务教育吗？有，照片中的乞丐就是，这就是中国的义务教育。 在大陆建政62年之际，舆论上出现了对其教育政策的否定声，认为没有注意培养有创造性和有道德的人。一些学者回顾历史说，自1949年以来，大陆的教育就是在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调阶级斗争；教育产业化之后，已经从本质上摧毁了中国教育，有专家称：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2011年9月15日，在中国大连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在会上表示，这整个几十年的教育是失败的，没有注意到培养有创造性和有道德的人，“1949年以后教育已失去了应有的基本活力”。 而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对外表示，这60多年的教育是中国的血泪史，是教育工作备受摧残的历史。1949年以后，教育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在自然科学界学前苏联的那一套，对西方比较先进的理论他不学；在历史方面就更明显，讲“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他回顾说，在1950年代，除了学中共党史外，还要学联苏联共党史，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宣扬“伟光正”，强调阶级斗争和民族仇恨。所以文革中才出现学生造老师的反，甚至打死自己老师的惨剧。原河北电台编辑朱欣欣认为，导致现在教育失败的原因之一，是1949年以后教育已失去了应有的基本活力。“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它需要开阔的视野，自由信息的交流，教育者需要吸取古今中外文明的教育精华。而中国大陆建立的是一个封闭的、都是围绕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的这么一个教育体制。” 朱欣欣说，中国教育最大问题是大陆建立了一整套的垄断机制，1949年之后，各地没有办学的自主权，一切都听行政命令的指挥。校长、教师都是铁饭碗，代价就是丧失了自主性，用人和教什么都没有选择，失去了教育的特点和个性，都可以混饭吃。“再一个是教育管理功利化，教育的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所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模仿前苏联，文理科完全划分，之后逐步的压缩文科，很多的人文专业全部被取消，从而导致中国社会整个教育的下滑。”由于政府对教育投入的资金严重不足，“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教育走入了产业化。从90年代开始呢，全民经商热让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导向了追求物欲。一边是政治的压力，一边是物质的诱惑，对中国的教育是双重的损害。“现在校长不再是教育官了，都变成大老板了。他们完全只是为捞钱，学生就是摇钱树。” 有评论说，教育改革的目的应该是使教育更加公平，使全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以此提高我们国家公民的素质。但现在的改革恰恰相反，经过改革，有限的教育资源更加垄断在少数重点和城市学校手中，而承担众多学生教育任务的广大农村学校却举步维艰，陷入困境。现在最可怜的是那些农村没有钱的孩子。有的大学出现了农村学生在教师办公大楼的厕所捡饭盒里的剩饭吃的地步。所以中国1949年以后的教育是非常悲惨的，这是一段教育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比起高铁等项目动辄万亿的“慷慨”投资规模，10年来，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还未到4%，教育经费累计“欠账”高达16843亿元。联合国人权调查员托马谢夫斯基曾经表示，中国在确保人民受教育权利方面甚至不如非洲穷国乌干达。大陆网民痛批大陆“说一套，做一套”，所谓“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只是口号。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导，根据中国教育部财务司、《中国统计年鉴2009》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从2000年到2009年10年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还未到4%，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10年累计“欠账”已达16843亿元。2002年到2003年间，经费投入甚至还出现了0.06%的倒退。 18年前的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48条中就曾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也就是说，按此纲要，到2000年，4%已经成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比的下限。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54条也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但遗憾的是，即便是18年前的4%这一目标，迄今也尚未实现。 根据世界银行2001年的统计，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4.8%，而哥伦比亚、古巴、约旦、秘鲁等中低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5.6%。经济学家何清涟曾指出，中国的教育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中国的国耻。中国教育经费投入比台湾的10％左右要低得多。包括比中国要穷得多的国家像非洲的加纳，都比中国要高得多。联合国人权调查员托马谢夫斯基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中国政府在教育政策上有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时，托马谢夫斯基的回答是：“没有”。她说，中国对教育的投资比例几乎比任何一个实行义务教育政策的国家都低；即使是非洲的穷国乌干达，在确保人民受教育权利方面都比中国做得好。 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多年不引进中小学教师，或者留用多名50岁以上的农村老师和60岁以上的男老师“超期服役”、不让退休的事情时有发生，直接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从而进一步拉开中西部差距。 保定市网民玛瑙发贴诉说教师工资不如农民工的的一半：什么科教兴国，扯淡。40多岁的老师的工资（1300元）还不如一个小农民工（3500）的一半，现在的老师不能安心工作，以后谁还来当老师，后继无人。老师们有的要转行，有的校外或校内补课，有多少老师安心工作的？谁来关心下一代？！ 对此，大陆地方官员称是因为“财政困难”。但另外一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资料，2009年中国的教育支出仅为8033亿元，远远低于大陆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的“三公”消费1万4千亿元。有大陆媒体报导，中国人的纳税痛苦指数全球第一，真实税赋超过GDP的60%。调查显示，2010年中国人的纳税钱将被吃掉9千亿元，占中国总行政开支的30%。 对此，网民炮轰中国大陆官员“都是罪人”。比如： 青岛市网民海外来人：难怪有那么多上不起学的；那么多校舍倒塌；那么多孩子因为缺钱不能上小学……不能上大学，什么提倡社会办学；提倡捐资助学，“苦了什么不能苦了孩子”，原来欠账教育18年，1.6万亿！他们都是罪人，历史会画上那个号码的。 烟台市网民酒清华郎：从世界主要国家的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来看，2000年时，印度是6.3%、加拿大是7.1%、俄罗斯是7.6%、美国是9.9%、中国是25.7%。这就是差别。群众在你心里的份量有多重，你在群众心中的份量就有多重。 广元市网民凡夫段：看看我们这样的农村中学，学生连个操作实验室都没有，更没有什么多媒体教室，就连桌凳都是老掉牙的木头桌凳，缺胳臂少腿的，学生坐的不注意就轰一声滚到地上了。局里就一句话：“你们要理解，我们县财政困难……” 河南省网民简溪：看看河南中医学院等大学的教学设备多差，你就知道国家投入的多少了，好坏也是个大学还没一些高中的教学设备好，软件教学跟不上，硬件更加跟不上，我们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换来的是河南这样的破烂大学啊？！ 网民弘日斯利纳枷：教育产业，按照夫子的思想来评价，应该是最有德行的人来担任这些行业的职务。看看今天的人才，庸才，奴才。18年啊，失业最高的是高才生，知识最渊博的是高才生，最没有德行的人群也包括高才生，还包括教育行业的员工；18年意味着什么？18年产生了18届缺乏优良德行的高才生，三聚氰胺，苏丹红；还有那些所谓的高效饲料，不读出个高才生是研究不出来的，不读出个高才生，是没法知道怎么使用这些化学产品的。18年啊，危害社会、危害家庭、危害国家的人群，这就是教育的结果。 …… …… 据中国教育部公布：2000至2005年，中国脱盲人数975万；然而，同一时期，新增加的文盲人数，却高达3000多万；中国文盲总数达到1亿1千6百万人，占世界文盲总数达11.3%，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这一消息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号称”全球之冠”；”中国崛起”，成为时下的热门话题；中国大张旗鼓地迈向”现代化”，中国政府又一直宣扬其”扫盲”成绩如何巨大。当此之际，文盲人数，何以不降反增？而且暴增？ 教育部的官员说：目前的扫盲经费只有80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每个文盲只能分配到7分钱，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教育部官员的口气，似乎是无奈，又似乎是抱怨。如果说是抱怨，只能抱怨大陆当权者：他们穷兵黩武，每年的军费开支，就以两位数狂涨，凌驾于国民经济增长之上，也凌驾于所有其他项目开支之上。 今年军费开销3509.21亿，教育经费536亿；两相对照，攸关13亿人口和民族前途的教育大计，开支仅为军费的15%。其中的扫盲经费，仅800万元，比不上军费开销的一个零头！哪怕从三千多亿的军费中，只挪腾出几个亿来，投入扫盲，中国的文盲也不至于大幅增加；如果挪腾出几十个或者几百个亿来，投入扫盲，完全可能将中国的文盲一扫而光。然而，人们只能看到，神州飞船上天，核潜艇下水，导弹击毁卫星，700枚导弹瞄准台湾，部队官兵不断加薪，34.6%的官兵体重超标……；与此同时，农村的孩子继续失学，民工的孩子饱受歧视，全国文盲人数岂能不有增无减？！ 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一直低于联合国标准；在扫盲课题上，更是背离联合国的目标。联合国规定：教育开支至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但中国当局的教育开支，长年仅为国民生产总值的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目标：到2015年，实现文盲人口减半。中国文盲人数不降反增，与联合国的目标背道而驰。 在文盲暴增的过程中，有关中国文盲的区域分布，耐人寻味。相对贫困的西部地区，文盲人数为4000万；相对富裕的东部和中部地区，文盲人数为7600万，基本与人口比例相当。换言之，不论各地经济状况如何，文盲人数均有增无减。经济发达省份，文盲人数依然众多，仅滨海的山东一省，文盲就高达近1000万。这说明，各地方当局一律忽视教育，并未因为经济发展、财富膨胀而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官员宁愿摆尽阔场，挥霍无度，也不愿意拔下一毛，投向“祖国的未来”。这是上行下效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大陆社会意识形态念落后，“一切向钱看”的思潮泛滥，只重金钱，轻视教育和知识。 纵观日本、德国、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过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无不把教育列于优先地位，表现他们的远见卓识。事实证明，正是全民教育的充实和提高，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既实现了物质的现代化，也实现了人的现代化，成为真正的文明国度。 说起来，这一切，又跟人权和民权有关。在民权有保障的民主国家，攸关普通百姓的生计、教育、医疗等民生议题，得到优先解决；在民权无所保障的专制国家，政府的目标优先落实，国计民生，往往被搁置一边，备受忽视和冷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