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

据悉，中国大陆开始了针对“强拆”的整治。官媒报道，最近这一波因强拆造成伤亡而被问责的官员人数，远超历年累计的被追责官员的总和。2001年9月25日传出消息：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纠风办四部门，会同有关省、区纪检监察机关和纠风部门对今年上半年发生的11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进行了调查处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行政问责57人，其中副省级1人，市厅级4人，县处级20人，乡科级及以下32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31人。 据网络人士观察，2010年4月被判刑的安徽阜阳颍州区原副区长曹颍章，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因强拆而被行政追责，并被法庭判决有罪的科级以上的官员，当时有人指出“其人其案，似乎标志着结束了一个‘强拆均有功’的时代；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新时代’，暴力拆迁民宅的官员搞不好或许也能获罪”。接下来，有了江西抚州市委对宜黄县2010年“9·10自焚事件”的追责，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被立案调查、免职；2011年5月26日“钱明奇爆炸案”发生后，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区委书记傅清、区长习东森于当日被免职。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强拆中的恶性事件频发而民怨沸腾，若非中央部门牵头查处今年上半年发生的部分强拆伤人案件，在此前被追责的官员，不过仅偶尔倒霉的数人而已。 明摆着的抢劫案和命案，只因是地方官员制造的，地方司法就不管，司法系统就全部失灵，甚至还配合与服务这种权力犯罪。这种犯罪非由中央下手不可，否则就等于有功于地方，等于“严格执法”和“领导铁腕”，说明了大陆司法依附、听命于政权的机制大奸大恶。 中国大陆频发的无数强拆血案，令人想起美国偶尔发生的一场“强拆”。主角苏塞•凯露同样是一个不顾一切的女房主，过程同样是破釜沉舟式的抗议，结果也同样以房主的失败而告终。不同的是，凯露是站在法庭上，而不是站在屋顶上进行抗议。在长达数年的诉讼过程中，她可以继续住在自己的家里，不用担心推土机强行拆房。即使在败诉之后，她仍然可以保有自己的一份尊严，甚至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别人保护家园。 凯露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护士。1997年，她以5.3万美元的价格，在康州纽伦敦市贷款购买了一个小房子。帮助她办理手续的房产经纪人后来回忆说，凯露对这栋房子“一见钟情”，马上就决定买下来。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之后，凯露第一次有了在自己名下的产业。就在凯露将房子漆成自己钟爱的粉红色时，纽伦敦市为了推动本市经济发展，正在同世界最大的制药企业辉瑞进行谈判，希望利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辉瑞到纽伦敦市投资。 当时辉瑞正在为一款“钱途无量”的新产品“伟哥”的上市做准备，正处于急速扩张的阶段，于是便同纽伦敦市政府达成协议，在该市投资3亿美元建立一个研发中心。康州政府亦同意为此项目投入近八千万美元，相关的土地拆迁由纽伦敦市负责。 1998年2月，在凯露搬进新居仅仅半年，她就收到了政府的动迁通知。动迁补偿是6.8万美元，虽然比购房价多出了1.5万美元，但是凯露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市政府派来的人。对于凯露来说，这栋粉色的房子不是一笔投资，而是她的家。政府代表再次出现在凯露家门口的时候，搬迁补偿已经涨到了7.8万美元。凯露对来人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对卖掉自己的房子不感兴趣，如果你再出现的话，我就把你从这里扔出去。” 就这样，凯露成了一个钉子户。 经过近两年的僵持，2000年12月，在凯露拒绝了12.3万美元的补偿提议之后，政府向凯露和另外5户钉子户发出了强制征收令，勒令他们在90天内搬离住所。几天后，凯露连同其他钉子户，一纸诉状将纽伦敦市政府告上了法庭。官司一打就是4年多。历经市州两级法院，钉子户和市政府各有输赢，最后一路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诉讼期间，市政府的强制令被冻结。 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在讨论凯露案时，分歧很大。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规定，政府只有在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时才可以征用私人土地。这三个条件分别是“合理补偿”、“正常的法律途径”和“公共使用”。纽伦敦市土地开发的目的是否属于“公共使用”，成了法官们争议的焦点。2005年6月23日，美国最高法院对“凯露诉纽伦敦市案”作出终审判决。9名大法官经投票后，以5比4的一票之差，认定纽伦敦市政府强制征收凯露等人住所的行为符合宪法规定。经过8的抗争，凯露最终在这场保护自己家园的战斗中败下阵来。 然而，对于更多的美国人来说，保护家园的斗争才刚刚开始。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公之于众后，迅速引发了全美各界的一片抗议浪潮。国会议员们的电话几乎被愤怒的选民打爆。仅新泽西州一个议员就接到了选民1千多个抗议电话。媒体上更是一边倒的对最高法院进行声讨。凯露案的判决，被舆论认为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案例之一。《华尔街日报》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民众中这个判决的反对者与支持者的比例高达11:1。美国公众不仅对凯露的遭遇表示同情，同时也意识到，这样的司法解释对自身的财产安全是一种威胁。最高法院的一纸判决，成了美国民众群起反对政府滥用土地征收权的动员令。 在最高法院的判决宣布后一周，美国众议院便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动议，对该判决表示反对。判决宣布后3个月，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专门就此案件举行了听证会，凯露应邀出席作证。在听证会上，凯露表示：“这场同政府滥用权力的对抗，已经从我保住自己小房子的努力，发展成了美国人民捍卫自己神圣不可侵犯家园的斗争。” 凯露由此，从一个强拆的受害者变成了社会活动家。在凯露和其他无数普通美国人的努力推动下，美国联邦政府和联邦议会，连同各州政府和议会，分别通过不同的立法途径，在短短数年中，大大缩小和限制了政府征收私人土地的权限。 美国国会两院半年内分别通过了多个议案，禁止联邦政府机构征收私人土地进行经济开发，同时限制接受联邦拨款的各州和地方政府类似的征收行为。 在最高法院凯露案判决1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总统乔治布什签署行政命令，正式禁止联邦政府所属的各级机构出于经济目的对私有土地进行征收。 在凯露败诉5年后，美国共有43个州，分别通过修改州宪法和颁布新法等手段，对政府征收土地的行为进行限制。 同样是“强拆”的受害者，比起无数中国大陆人来，凯露无疑要幸运得多。她的幸运在于，她所处的社会，当官与民争地的时候，会求诸于法律而不是推土机来解决问题。而在法庭上，升斗小民面对县衙州府无需仰视，亦无需恐惧，双方有着平等的机会。虽然不见得一定能赢，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不是一纸空言。 她的幸运还在于，在司法出现偏差，背离常理民意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政体设计，还允许行政和立法机构及时高效地通过多种途径，平衡补救、纠偏改错。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民意不仅可以“上达天听”，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也正是因为如此，纽伦敦市政府即使打赢了官司，也并没有将凯露扫地出门，而是在最高法院判决后，又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和400多万美元的补偿费，才说服6户钉子户搬迁！ 凯露最终拿到了40多万美元的动迁补偿。她的粉红色小屋，被完整地搬迁到了一处更好的街区，成了美国百姓对抗政府滥用权力的最好见证。 还有一个让中国大陆人听了会感到象天方夜谭的美国拆迁故事：10美元购买纽约曼哈顿区的高级公寓。这个故事的背景如下：纽约曼哈顿区东村火星酒吧曾是公认的最好的平价酒吧之一，因而成为流浪者群聚的艺术场所，它不但以喧嚣古怪的顾客而闻名，也以满墙的涂鸦和震耳朵欲聋的爵士乐而广为人知，极富个性和艺术感染力，因而成为纽约著名的文化符号。今年6月底，这栋保留着老纽约记忆的老房子即将被推倒，在该片土地上将建起一座12层65套的高级公寓。火星酒吧楼上是廉价公寓，楼上的9位房客在6月底将被迫搬离他们租来的房子。但是他们与建筑开发商BPC达成的协定是两年后花费10美元即可在这栋新的高级公寓里购置一套新公寓。这样的便宜事情是依靠什么捡来的？其实是两条，一是美国的法律保障房客的权益，一般情况下，房东不能赶走房客，房地产开发商就算是买下了房子，成为新主人，也无权赶走原来的租户；二是美国绝大多数州的法律规定贫富混居，在新建住房中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低收入房。BFC的住房建设计划中，指定了13个单元为低收入单元。这9位坚持不愿意搬家的“钉子户”获得了10美元购买住房的优惠，另外4套将以15万美金的价格卖给那些年收入不足6.4万美金的人。这一收入水平约为该地区平均中间收入的80%。…… 如今在中国大陆，虽然经历了成千上万的被强拆、血拆的血腥恐怖之后，中央当局能祭起“处分涉事官员”的法宝，但仍不能杜绝暴力血腥强拆。 就在中央部门祭起“处分涉事官员”的法宝后，湖北武汉就发生一个月内两起暴力拆迁惨剧，一人跳楼亡另一人死于推土机。据悉，武汉江汉区八古新墩一拆迁户李金秀因不堪被逼迁的压力，2011年9月19日上午在家中跳楼身亡，同一天还有一人被推土机撞死。 9月2日八古新墩发生暴力强拆，导致村民王卓的叔叔及侄儿等三人被拆迁人员打伤之后，当地再次发生因逼迁引发的惨剧。一名65岁的业主李金秀在自家四楼跳楼抗议强拆，其后被送到附近的武汉市第十一医院，不治身亡。跳楼者邻居还讲述了当局的拆迁补偿极不合理，说他们家的房子有四层，有500多个平方米，一楼是门面，赔偿每平方米给3800元，没有什么补偿也不回建，也没有什么经济适用房。强拆前，当地商品房价每平方米达1万4千多元，李金秀家的门面房也不被认可是营业房，只按住房赔偿。李金秀不肯搬迁。9月18日晚，一伙人员再次到李家要其搬迁，并说了一些要利用黑社会之类的话。第二天，李金秀跳楼自杀，其尸体后被大批警察送到汉口殡仪馆。李金秀的亲属曾要求将遗体运回家中吊唁，遭到拒绝。邻居说，第二起命案是否与抵抗强拆有直接关系沙尚不能确定，但另一位村民说，开推土机的都是黑帮人员，意外的可能性非常低，“不可能是意外，不可能。那么高的一个人推土机看得到，推土机在那里施工，他会往推土机的前面走，推土机撞他，可能吗？拆迁的全是黑社会的，政府又跟公安的打了招呼，110去都不去，再说，你再多打几遍110就打不通了”。村民说，当局开出的补偿条件，全体村民都不接受，村官跟一些社会上的黑社会的人勾结。当时开发商给可能我们开的价格是8千到1万，但到他们居民手上就4千来元，中间的这些钱被这些人贪污了。 在上海，政府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引发了地赔偿纠纷。2011年9月21日，上海一个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奠基典礼引来数百失地农民集体围观请愿；同时，在上海市政大楼前也有一批经租房房主请愿，要求归还他们的房产所有权。上海市保障性住房闵行马桥基地当日举行开工典礼，引来了该施工地块上原本的耕种者，约5百名该镇工农村和联工村村民前往请愿，但被据称上千名警察和城管人员阻拦无法接近。 据介绍该面积达3千亩的地块原属于工农村和联工村两村的耕地，自从2003年被以８千４百元一亩征用至今撂荒，村民没有见到国务院相关征地的批文。村民们要求公布征地用地相关细节，当局不公布。村民曹女士说：“田收去了，钱不给我们了。03年征地，现在我们生活质素下降，以前我们种田最起码自给自足，还有钱交给国家，我们现在拿的是最低保障800块左右，保障性住房他们又不是给我们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当日，在上海市政大厦门前，数十名年迈经租房业主穿上印有“为家园鞠躬尽瘁，为尊严死而后已”的统一服，手拿标语旗帜，要求政府归还侵占了他们５０多年的私产。 2011年9月27日，河南固始县郭陆滩镇东园社区居民日前在镇政府前游行请愿，要求彻查土地被私卖问题，同时希望推选能协助他们维权的人大代表。河南固始县郭陆滩镇东园社区一两百多位居民周六在镇政府门前举着大型横幅写上“还我土地！惩治腐败！”，游行请愿，并高喊口号“还我民权！还我土地！”游行为时一个多小时，但未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对话。东园社区本身就只有300多亩土地，1980年代中防止水灾疏通石槽河河道兴修水利用去了100多亩；其后政府又以每年6万斤大米租赁的方式占用东园社区一组、二组、三组40多亩土地建学校。时至今日，这40亩土地其中不少已经被偷偷的一块块卖给了私人，40亩地每年4万元的租金被村委会克扣之后，到村民手中只有每人十几块钱。 当地也临近换届选举，一些东园社区居民推选当地维权人士周德才以独立参选人的方式竞选人大代表，希望选出一个能为自己发出声音的代表。杨先生说：“我们选的是能为老百姓说话的人，能为百姓撑起腰板的人！” 2011年9月28日，北京朝阳区拆迁户吴丽红对公安半年前强拆及拘禁她一案，要求行政复议，当地法院开庭。当地人大代表参选人也在场旁听，他们对法官偏袒提出抗议，遭逐出法庭。据悉拆迁户吴丽红提出了大量有力证据，同时有众多邻里为吴丽红作证；朝阳分局作为被告，派出一名身穿制服的年轻人应诉，主审法官一上来就明显偏袒被告。新一届北京区县人大代表参选人张善根描述道：“进入法庭以后，他要求我们把手机都关了。刚开庭没几分钟进来一法警，他带着对讲机，他对讲机渣渣渣的响起来了，我说你让我们关手机，你把你的台关了。审判长敲着法槌让我出去，我说你们首先违反纪律。一块去了十几个人就一块说，最后跟他们吵起来了，他们让警察把我们轰出去”。张善根说，“法庭的规格也不符合要求，没有录像、录音设备；要求更换更大的法庭满足旁听人的需求，因为关注这事的人挺多的，拆迁的人挺多的。我们去了11个人旁听的，有6个是人大参选人，还有5个就是他们本地区拆迁户”。他们被逐出法庭后，在法院外高喊口号：“我们喊口号‘要求见院长’要求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喊了有好几遍，院长也没有下来，信访的接待主任也没下来”。 此外，青岛一位退伍军人到北京上访，日前被抓回原籍。多年上访不果的山东青岛退伍军人高宏毅告诉媒体，他曾多次通过法律渠道，但法院不予立案。他再度到北京上访，再被黑帮拦截：“没有吃没有住，我就到北京找联合国人权组织让他成立一个租权委员会，我要个租屋权。我是当年38军，干了一辈子，红二代，我连个猪窝都没有。27号我又到北京去，半道上叫他们从火车上把我抓回来了，上访上的最后派黑社会绑架我”。武汉异议人士秦永敏事后说，希望海外社会帮助在中国大陆水深火热之中、苦难深重的同胞。 但有网评说，13亿家伙实在太老实了，房子被拆了，土地被霸占了，资源被挖光了，还经常被冲凉死，洗脸死，睡觉死，一个个整天点头哈药奴颜媚骨的苟且偷生。而利比亚人不老实，虽然人口只有600万，可是人家明白石油不是卡扎菲的。 2011年5月间，官媒就报道“国办要求确保再无暴力拆迁，全国立即展开检查”，同时多部门密集发文对本系统提出要求，此为高层“痛下决心”之表现。而本年度之前涉案官员则有幸“获得赦免”，就连唐福珍自焚案中的责任人也逍遥法外。哪怕是对官员轻描淡写的处罚，也来之不易。 常有人用宏大敍事方式比较中美两国的差别，有比较政治制度的，有比较人居环境的，也有比较教育制度的，当然更多的是比较收入水平。但有关拆迁的报道，却比上述几个角度更能直观地说明美国人与中国大陆人生存状态之差异：在以人权为本的美国，公民权利得到法律强有力的保证；在权力至上且肆虐无边的中国大陆，政府本身成了剥夺人民各种权利（包括生存权）的罪魁祸首，民众即使用生命维权也只能为世间留下又一幕人间惨剧。 因为除了动迁和“流转”，许多地方已经没了别的“经济增长点”和官员的“暴发点”，那么多的体制内人口需要豪华供养，“不强拆吃什么”的问题，理直气壮、压力十足，其答案在体制内人士中共识度非常之高。而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官员口碑或威望，其实和普通百姓的感受关系不大，所谓民意，主要是“体制内民意”——但这才是官员强拆决策的真正的压力或动力之源。面对千万、亿万之巨的经济利益，面对“官员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向人民道歉”没什么了不起。且强拆举动引来中央部门查处的可能性并不大；地方司法和全部的体制内力量，都会主动积极地制造“依法合规”的理由来实施强拆。法律不会成为民众的挡箭牌，但法律作为官员的“铁布衫”和“不法堡垒”，倒是绝对不成问题。 中国大陆迁故事不仅充满血恨，更令人极端恐怖。而且，几乎每天在不同地方都上演着有关拆迁征地的恐怖的血恨故事。南都记者谭人玮在微博上说：“唐福珍自焚后，再有自焚就很难引起媒体兴趣了。江西宜黄是因为有三个人自焚，另加跳楼，加官员见死不救还不让人自救。每一次极端事件被报道后，都抬高了同类事件报道的门槛”，这段话说明了中国大陆人“身体维权”效益逐次递减的残酷现实。有网评呼吁，死了许多人，流了好多血，这个社会需要记住唐福珍等著名死者，也要记住更多的非著名死者。 中美两国拆迁户天壤之别的命运，体现的是权利为本之国与权力肆虐之国之间的本质差别。美国的立国立法原则都是权利本位，一切从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出发。以纽约租房法律为例，其特点是保护相对弱势的房客。房主不能赶房客走，更不能以断水断电等各种方法相逼。即使房客不交租金，房东也只能上法庭解决。而中国大陆是权力本位，立国立法基本不考虑人民的权利，只考虑政府行使权力的方便及规定人民要对国家尽的种种义务。 这就是美国拆迁过程中“钉子户”能够用10美元的象征性价格购置低收入房，而中国大陆拆迁过程，血拆故事没完没了的深层制度原因。 学界说到住宅权利，往往拿“亨利·史威特案”说事，——1926年，美国黑人亨利·史威特枪杀在街对面对他的住宅实施吵闹骚扰的白人，最终被判无罪。此案使住宅不可侵犯原则得以确立，在家庭受到无限自卫权保护的条件下，促进了美国的社会融合。其实，中国古代的法律就规定过，无故私入民宅并有犯罪行为者杀之无罪，甚至规定，政府官吏夜间禁入民宅，否则即便闯入者被杀，杀人者也没罪。起码自汉代起，历代皇朝均持“毋故入人室律”，对侵犯住宅尤其是夜入民宅待之以严刑峻法，只是自私产制度被颠覆的时期之后，中国大陆才没了对人民的“宅权”。 这也就是说，如今的中国大陆，和古代中国封建王朝相比，都差之甚远。 在现代，一场非“强拆”就能改变美国。但要多少血恨，才能改变中国大陆？

孙中山孙女孙穗芳透露，北京曾两度向她许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高职，但被她拒绝。孙穗芳称，她不愿学国母宋庆龄做政治花瓶，如笼中鸟被囚禁。据《明报》2011年9月28日报道，孙穗芳称，1996年9月和1997年3月，中共元老陈云的女儿陈伟力和丈夫两次到夏威夷她家，提出希望她回国定居，陈伟力还转达了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话，承诺让她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穗芳说，当时北京提出的条件就是要她放弃在国际间宣扬三民主义。 孙穗芳说：“我今年75岁，不在家中安享晚年，一年四季在世界各地奔走演说，我也很辛苦，不过要让我放弃宣传祖父的中山精神，那是办不到的。”她说，为宣传孙中山的思想，近年她在美国、加拿大、东南亚以及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和台湾，演讲超过1000场，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她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向全世界捐献100座孙中山的铜像，她表示，“希望这样可以把孙中山的精神带回来，将他的思想发扬光大。” 曾在夏威夷做地产经纪的孙穗芳说，一座铜像加底座造价近2万美元，100座铜像需要近200万美元。为筹款她除了节俭外，还将夏威夷郊外的房子卖掉。 孙穗芳虽然从未见过祖父孙中山，但却认为应该担负起宣扬祖父的中山精神和三民主义的使命。“9岁开始，舅父给了我一张祖父的照片，我就开始收集有关我祖父的一切。”她表示，这种选择源于她的心灵，更源于她的血脉。 孙穗芳说，作为国父的孙女，做任何事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争取不出差错，但最终却换来政治的报复。她说，在大陆时，“因为被指是反动官僚资产阶级出身，虽然高中毕业时成绩优秀，但我却不能上大学。还发配我到上海近郊农村做苦工，白天倒马桶，晚上睡泥地，还要遭白眼，当时甚至想到自杀。”孙穗芳后来写信求助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祖母宋庆龄，终获得帮助，得以入读同济大学，“祖母是很爱国的，不过后来她却成为了政治花瓶。” 笔者想，孙中山孙女孙穗芳两拒国家领导人高职，除了不愿当“政治花瓶”外，还与其和中国大陆官方的政治理念迥异有关，与中国大陆官方长期歪曲或曲解孙中山及其思想有关，所以她作为孙的嫡系后人，宁愿很辛苦地“一年四季在世界各地奔走演说”，宣传祖父的中山精神，而不愿高官厚禄、锦衣玉食。 孙中山创建了中华民国，所以在中华民国，孙中山被称为国父，但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孙中山也被尊崇，却仅仅是一个“先行者”。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在中国大陆执政党的设计里，也是一种“政治花瓶”。中国大陆执政党与孙中山的政治关系，包含着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就是革命关系，另一个内容就是建国关系。 但这两个关系，却是大相径庭的。孙中山发动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和由苏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动的共产革命，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孙中山于1912年所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与毛泽东在1931年所建立的苏联附庸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1949年建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一个要走向共和的三民主义中国，一个真正的新中国；后者是在苏俄的指挥下，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建立的的“马列中国”。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从性质上来说，就是孙中山提倡和发动的中国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和民生革命的总概念或总名称。它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民族革命方面，对外反对东西方列强的欺凌和瓜分，追求民族的独立地位；对内推翻满清少数部族的贵族统治，追求满、汉和各民族间的平等。在民权方面，则志在推翻专制，结束帝制，创建一个民主共和国，“是为了走向共和，而不是为了夺权专政”。在民生方面，则意在发展自由经济，节制资本经济，为民生幸福而奋斗。所以，他既包含了美国独立革命的民族意义，又包含了欧洲民主革命的内容，还创举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民生革命的旗帜。民国创建之初，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前，新中国-大中华民国，确实是在上述方面有着卓越的表现的。对此，已经有大量历史事实说明，近年来史学家们的努力还原真相，大陆民众也得以逐渐了解。 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一是推倒专制，建立共和，所以又称共和革命。二是在革命初造成功前，要坚定地反对“专制改良”，因为专制改良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的；而当专制势力卷土重来之时，则要坚定地反对“专制复辟”，因为专制复辟是要葬送共和民主的，是倒退，更是反动。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前，就曾明确地反对专制改良行径；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后，又坚定地反对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比如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反对张勋复辟满清，反对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对此，孙中山确实无负于自身的使命。特别是孙中山反对专制复辟的坚定表现，才又使他同样地具有了欧洲各国共和革命的鲜明性质和特征。后来，他虽然和俄国二月民主革命一样，遭遇了共产革命对他的进攻甚至遭遇失败，但他的前途却是十分的光明的。因为，共和必将胜利，共产必定败亡。 一个无须赘言的事实是，用马恩列斯和中国共产领袖的话来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就是中国共产革命；中国共产革命，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部份。这个革命在思想上，就是鼓吹暴力革命，宣扬阶级斗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目的是既要用暴力推翻共和，又要用暴力维护专政。同时要求以阶级性代替人性，进而用阶级性来消灭人性，并为此制造新的严酷等级来重新划分阶级，将“出身和血统”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共产“贵族”子弟不仅在文革中高唱“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可以任意宰杀、活活打死“成份不好或出身不好”的男女青壮、老幼弱孺，至今的“官二代”、“名二代”、“富二代”横行无忌，表现残酷，共产暴力革命意识就是为他们“传道解惑”的导师。在欧洲，这是对19世纪民主共和思想发展及其实践的一个彻底反动；在中国，则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之后，特别是辛亥共和革命之后的一个极端反动。共产革命的结果不是人人平等，而是更恶劣的等级森严，乃至于共产官员一个小科长死了，“向马克思报到”去了，当地官媒上都要刊登新闻，报道他生前享受“正科级”待遇。 共产革命，在政治上，就是要消灭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推翻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建立一个由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永远实行专政的国家，即“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铁打江山”；实际上则是要推翻共和制度，推翻开始艰难走向共和的崭新民主国家。列宁推翻了由俄罗斯二月民主革命所创建的俄罗斯共和国，毛泽东推翻了辛亥革命所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都是历史的明证。 共产革命，在经济上，则是要“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为此，他们消灭资本家，屠杀地主；弘扬阿Q精神，煽动穷人造反；把杀人取货唤作革命，将抄家劫财当作儿戏；高喊“一大二公”却在实际上“公有即官有”——掌握暴力权力者所有，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国家及其层层腐败统治集团，都曾拥有、或还在继续和疯狂地拥有着一个“独一无二和完美无缺”的血腥“官有制”。所谓“吃喝嫖赌都报销”，便是大陆人民对此最富于形象的描述。 共产革命，革命在文化上，首先号召“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也就是说，它要求各民族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共产政权，都要批判、否定自己的民族传统，并指责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封建文化，都在被打倒、被焚毁之列。其目的，就是要制造出一种以马列文化作为其文化基础的新的反民族文化，实行“独尊马列、杀尽百家”，以建立一个“世界教廷”的“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国家。正因为如此，革命的无产阶级是没有祖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后来则均要认前苏联为自己的祖国，并为了保卫他们的无产阶级祖国苏联，而疯狂背叛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辛灏年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论证说，马克思主义是鼓吹专制复辟的哲学，世界共产革命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重建专制制度的复辟，中国共产革命是对中国辛亥共和革命的彻底反动，毛泽东篡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复辟了专制制度，建立了极权统治，“认马列为祖宗、不认中华为祖先”的假中国和假新中国，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和国家，而是马列党族的党族专制国家。 理所当然的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关系，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关系。中国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也许就是孙中山孙女孙穗芳两拒国家领导人高职的内在原因。 只有存在着思想上的共识，才能相谋；若不存在思想上的共识，就不可能同道。由于孙中山发动和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思想基础是进步的三民主义，而共产党要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共受苏俄的命令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建立一个从属于苏俄的共产专制国家，他们就不可能不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为，只需中国的国民革命朝着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方向发展并获得成功，就不符合中华民族的世仇大敌新老沙皇的利益，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不符合共产主义革命一心要为所谓的“无产阶级”得到全世界而进行的无休止的和残酷的阶级斗争道路。 为此，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毛泽东秉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列宁、斯大林的旨意，在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之下，虽然在谋略上曾着意混淆中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在性质和使命上的根本区别，意在利用和诱变中国的国民革命，但在思想、理论和行动上，则从来都是指责孙中山的中国国民革命，否定孙中山的中国国民革命，和坚决要打倒孙中山的中国国民革命的。毛泽东就曾在他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完全根据马克思对世界无知、对中国更无知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称“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然后，毛泽东便居心叵测地把1840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认定为“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并且把“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都视为“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的革命，即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当毛泽东存心将结束二千年君主帝制、志在走向共和的辛亥革命即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发端”，与太平天国造反这一类意在“推翻旧王朝、复辟旧制度”的造反革命混为一谈之后，他混淆黑白地说：“辛亥革命，……按其社会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然需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因为毛泽东根据列宁的“革命阶段论”，把中国近现代所出现的革命，分为先后两个部分：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在第一步的民主主义革命中，又分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便被毛泽东划为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的这个划分，不仅把孙中山的中国国民革命推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地位，而且把孙中山正在领导的反复辟的中国国民革命，推到了必须被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取代的地位，等于在宣布说，虽然孙中山的革命现在应为我们所取代。 综上所述，人们必须清楚的是：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是中华民国国父，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但却不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先行者。因为不仅孙中山的革命和共产革命性质完全不同，甚至相反，而且毛泽东早就指斥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早就指认孙中山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推倒的革命，孙中山又怎么能够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先行者？！正因为如此，辛亥之后的孙中山要继续领导反对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的中国国民革命，而毛泽东则要受俄命在中国发动世界共产革命；孙中山要继续领导中国国民革命以捍卫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大中华民国，毛泽东却要受俄命一心要颠覆亚洲的第一共和国——大中华民国；孙中山要反对“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的军阀及其复辟混战，决心北伐打倒军阀，毛泽东才会为受俄命发动共产革命，而利用北伐、破坏北伐，直至背叛北伐，彻底叛变中国的国民革命，在苏联斯大林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煽动土地革命，建立认苏联为祖国的苏维埃政权……。这只能说，孙中山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历史领袖，绝不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先行者，而是苏俄领导指挥的中国共产革命的对象。 为了将谎言变成真理，为了划清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思想界限，更为了彻底地抛弃和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向死去的孙中山摊开了底牌，说明了他和孙中山在思想上从来就不是一路人，他说：“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毛泽东把话说绝了，也终于把孙中山为之研究、宣传、奋斗了一生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彻底地埋葬在无穷的谎言之中。 大陆官方表面上崇敬孙中山，但实际上孙中山只是“政治花瓶”，这一点孙中山孙女孙穗芳早就清楚。比如就在大陆官方高调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的同时，却对民间的纪念活动却严加控制。据《武汉晨报》2006年11月11日报道的消息说，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将于次日，参加在武汉中山公园举行的孙中山先生铜像揭幕式，届时她将向武汉市民赠送2000本纪念孙中山的书籍。然而闻讯而去的人们却空手而归，原因是中央不批准，活动被临时取消；长沙民间人士张子霖因筹备纪念孙中山的活动遭到当局抓捕，并警告他不得举办纪念孙中山诞辰的活动。大陆民间也有评论指出，中国大陆表面上高调纪念孙中山，并不是真正认同孙先生的理念，而是为了其统战的需要。其实权贵统治者非常惧怕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以及三民主义的理论在民间传播。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被禁播的事实，以及近年来不断在大陆媒体上出现的攻击和批判孙中山先生的文章，不能不引起人们思考。 辛亥革命，推翻了268年的君主帝制，结束了秦始皇之后的2100百年的君主制度。在中国大陆，从1950年代开始，读过小学的人，都知道什么是辛亥革命。至于说辛亥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革命？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怎样的国家？由于某些人对这段历史进行的大篡改，所以，很多人在辛亥革命的概念上产生一种糊涂的认识。 为什么大陆官方对孙中山又捧又批？究竟他们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还是掘墓人？孙中山的所谓的“联俄容共”以及“国共合作”的由来和真相又是什么？人们也在思考。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中共成立90周年。这两个“周年”在中国大陆的不同待遇，很耐人回味。其实7月1日只是中共的“党庆”，而十月十日这一天 是一百年前武昌起义的纪念日，它是中国从几千年帝制走向共和的历史转折点。这次革命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全世界中国人引以自 豪的光荣节日。然而中国大陆，却把自己一个政党的生日弄成惊天动地的全民节日，不惜劳民伤财旷日持久，而把整个国家从帝制走向共和这个关乎每个中国人的重 要节日放到一旁，显得冷冷清清。 对于中国大陆执政党来说，当然说得过去，因为辛亥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国，叫作“中华民国”，那是“旧中国”；而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新中 国”。如果高规格地纪念辛亥革命，岂不是变成庆祝中华民国的国庆，岂不是自己在搞“两个中国”？其实，中国大陆官方大可不必紧张，因为地球上的中国只有一 个，但国号却有两个，这是中国内战的结果，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必害怕“中华民国”这个国号。连中共在1949年以前都是中华民国辖区内的一支反政府 力量，也并没有降低了这个党的身分。中共在内战中打败了中华民国的政府军，占领了中国大陆，建立了新的中央政府，才起了一个新的国号。中华民国的政府退到 台湾，它虽然在内战中失败，但并未灭亡，只是辖区小了，而国号依旧。于是台湾海峡西边就出现了两个“中国”，有了所谓的“旧中国”和“新中国”，但本质上 一个中国并无改变。 其实，台湾还是中华民国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收回的。正是由于这个政府一直坚持“中华民国”的国号，这个岛屿才和大陆一样，都是中国的领土，都是中国 的一部分，没有独立出去，成为“台湾国”。中国大陆官方对“两个中国”怕得要命，实际上是在国际上争个名份，即谁是“正统”，谁能代表中国。而这“名 份”，其实也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目的，是封杀台湾的一切国际联系，逼它收起中华民国的国号，像香港一样成为北京直辖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先是“一国两制”， 然后“一国一制”。于是内战的遗留问题就完满地划上句号，“旧中国”完全消灭，“新中国”取得完全的胜利。 众所周知，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朝代更替，已是家常便饭。光是辛亥革命以后这一百年，入主北京、南京的执政者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历史都是胜利 者写的，老百姓对于“城头变幻大王旗”也都司空见惯，嘴里虽然不说，心里却有个比较。包括国共内战的是非曲直和“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方方面面，虽然纸 上的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事实总归是事实。 中国大陆不仅将中华民国称之为“旧中国”，官方还历来喜欢将1949年大陆建政后称为“解放后”，整个大陆人习惯成自然，就是在海外的大陆人士， 也这样称呼。但也有头脑清晰的人士对此强烈质疑；比如著名博客作者汪园斐就是一个。在文章中，他问“解放”到底解放了谁？1949年后，大陆人民有没有得 到解放？作者做一个简单的检视： 1，工人得到解放了吗？“解放”前，工人可以自由组建工会、自由组党和加入不同政党，可以依靠自己的工会维护自己的权益，一个工人的薪金往往可以养一大家子人 。 “解放”后，工人没有组建工会的权利，只能被迫面对共产党一手操控的伪工会，没有任何实质的参与权，更不用提组建政党和自由入党了。工人不但受到残酷的剥 削和压榨，并且没有任何实质的维权渠道。工人的薪金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本无法养家糊口。在21世纪的今天，在大陆就连富士康这样着名的厂商都频频被曝 虐待工人，其他小企业更不用提了。敢于反抗的工人，要么被老板威胁甚至殴打，要么 被当局“维稳”、监控甚至抓捕、判刑 。 2，农民得到解放了吗？“解放”前，农民如果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自由耕种，也可以租给别人，自己当“地主”。如果没有自己的土地，可以租种别家的土地谋生。 如 果上述情况都不适合自己，可以去当工人。农民只是一种职业，不是一种身份的标志，也没有所谓的户籍制度，想迁徙到城市或别的地方，都是自然而然、十分简单 的。“解放”后，有地的农民被毛泽东以“公有制”的名义把土地给抢去了，而“改革开放”后，农民虽然“分”到了土地，但所有权居然不是自己的，自己不过是 “承包”而已，说白了就是：土地是党的，大家只能从党手里租地来种。农民有时候连想种什么都不是自由的，党和政府命令你种什么就得种什么，但亏钱了他们却 不负任何责任。所有的农民都被党的户籍制度绑在土地上，无法自由迁徙，“农民”成了身份的标志，成了下等人，去哪里都要看所谓干部和城里人的眼色。 3，知识分子得到解放了吗？“解放”前，知识分子享有充分的舆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可以自由创办各种报刊、杂志，可以自由发表各种文章， 可以自由组党、结社等等。知识分子德高望重，是人民的表率，是最受尊重的人群之一，知识分子的收入在社会当中也处于上层，享有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 。 “解放”后，知识分子先是被罗织各种罪名进行屠杀和迫害，而后剥夺自由创作、自由出版、自己办报、自由发表的权利，没有任何实质的政治自由，举手投足都要 看党的脸色，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收入处于社会中下层，难以养家糊口。大部分知识分子失去了灵魂，有的成了犬儒，有的成了“叫兽”，甚至有的成了“五 毛”……，都得不到社会的尊重。 4，商人得到解放了吗？“解放”前，商人为国也好、为民也好、为己也好，兴办实业、走南闯北、自由交易、经营家业……，一切都安然自在，辛辛苦苦积攒的财产也得到充分的保护，可以安安然然的世代继承、拥有和享受，也可以自由举办慈善事业，扶残济困 。 “解放”后，商人财产被迫“充公”（实际上落入党的口袋），商人被禁止经商做生意，商人的地位处于社会最底层。“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可以经商了，但能赚 钱的行业都被红色贵族垄断，商人只能去干最苦、最累、利润最微薄的行业。而且还要被红色贵族榨取重税，商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辛辛苦苦积累的财产也得不 到保护，随时存在被红色贵族强行“征收”甚至罗织罪名“没收”的风险。在21世纪的今天，功夫巨星李连杰的“壹基金”居然只能挂靠在官方慈善机构下面才能 运作，并且还有签约期限，出现慈善义举可能无法继续进行的荒唐局面。 可见，所谓的中国大陆人民的“解放”，只不过一种彻头彻尾的谎言和欺骗，得到“解放“的不是工人、农民，也不是知识分子、商人，“解放”的仅仅是 杀人成性、荒淫无度、专制恋权、贪污堕落的权贵暴政集团成员及其子女。人民不单没有得到“解放”，反而被奴役更深了。和“新中国”相比，“旧中国”反而拥 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尊严。1949年“新中国”后，中国大陆人失去了哪些自由和权利？列举如下： 一、言论自由。民国时期，人们谈论国事非常踊跃，一般情况下不必担心仅因言谈而带来严重后果 。而“新中国”，从一开始的人们相互检举、人人自危乃至家人反目，直至今日人们动不动就会因为几句所谓的敏感言辞而被“国保”、“国安”请“喝茶”、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谩骂、殴打、拘留；连官媒记者都因正常报道“河南洛阳性奴案”而泄露国家机密遭警告。 二、游行、示威自由。民国时期，人们因不满政府而举行的各种抗议、游行、示威活动比比皆是，就连大陆官方美化自己所谓“革命”历史的各类影视作品中，都少不了各种大规模游行、示威的画面，可见当时人们是享有充分的游行、示威自由的 。 许多游行、示威活动都在当时的总统府附近举行，并且受到总统蒋中正的亲自接见和对话。反观“新中国”后，除了官办官许的游行、示威，人们从未有过真正的游 行、示威。就连60余年后、21世纪的今天，游行、示威对中国大陆人而言，仍然是多么遥远的梦想。“新中国”由于自知其非，深怕人们的抗议活动会导致自己 的垮台，向来对任何形式的游行、示威活动都严厉镇压。“新中国”一直不遗余力的推行“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别说游行、示威的举行，就算是有任何 游行、示威的倾向而已，相关人员都可能遭到抓捕。 三、结社自由。民国时期，中国政党林立，包括当时身为叛乱组织的中国共产党都能得以存在，其他各类组织更是不胜枚举，可见社会有充分的结社自由 。然而“新中国”后，除了几个花瓶组织外，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组织。但凡民间一出现结社倾向，“新中国”就大为紧张，迅速出动警察对相关人士进行抓捕、判刑。可是，就算是那几个掩人耳目存在的花瓶组织，许多成员甚至领导人都“旧中国”的“地下党员”。 四、出版自由。民国时期，文人办报、出版书籍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也是那个时候，中国出现了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胡适、鲁迅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 他们可以在政府的眼皮底下公开出版各种“异见”书籍并公开发售。作为“颠覆国家政权”为目的“新华日报”，都居然可以堂而皇之的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和陪都重 庆公开发行，这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事！“新中国”后，所有的自由出版物均被取缔，无一幸免。包括当初的“革命”文人在内的大批文人，历经“新中国”各类整 人运动后，自杀的自杀、枪毙的枪毙、发疯的发疯……，总之非死即伤，少量幸存的也都奄奄一息、苟活图存。综观今日“新中国”，可有哪家不受党操控的报纸和 杂志？可由哪本“禁书”可以自由发行？就算是体制内记者、编辑，因说话“不小心”而被整肃的比比皆是。 五、学术自由。民国时期，大学不是由政府控 制，而是由教授、学者甚至学生控制，政府除了拨款，其他方面管的不多。因此才出现了学术争鸣的局面 。甚至在8年抗战时期，学术界仍然取得许多重大成果。那 时候，教授、学者秉持学术良心，广受各界尊重。如对政府部门不满，教师、学生还会罢课抗议。此外公民还可以自由办学，所以那个时候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立高 校、中学、小学。“新中国”后，教授学者被批斗，被骂“臭老九”。学生在校期间除了接受洗脑教育，毫无其他可为之处。在“新中国”宣称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 的今天，教授学者不是自甘“犬儒”在为“新中国”涂脂抹粉，就是在忙着跑项目、拉赞助，或者在忙着评职称、跑官位。学生被严密控制在校园内，无法组织真正 的学生会和其他真正的社团，也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不是在谈恋爱就是在忙着入党，更谈不上拥有其他政治权利和自由和想法。 六、信仰自由。民国的时候，人们信佛、信道、信教，无人干涉、限制。国内古寺、名刹、道观、教堂到处都是 。“新中国”后，在物质上 毛泽东通过“破四旧”、“文化大革命”等手段，将各类宗教场所破坏殆尽；在精神上，通过强制推行“无神论”教育，让人们只知马列，不知如来耶稣。“新中 国”还通过“宗教管理局”等无神论职能机关和通过成立所谓的“佛教协会”和“三自爱国教会”等，来控制宗教信徒。对于不接受“新中国”宗教控制的信徒， “新中国”就会予以制裁。 七、永久拥有土地和房屋，私有财产受到保护 。民国时期，人们的土地、房屋和其他私有财产都是受到政府和社会保护的，只要自己不卖、 不送给他人，就永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世代继承。“新中国”后，将所有的私有土地以“国家”的名义予以抢夺，对有利用价值的房屋也明目张胆的强行予以 “征收”，人们的其他财产也不同程度的被“新中国”以各种名义抢夺、没收。时至今日，老百姓倾其一生所得去购买的房屋亦仅仅是“70年产权”。不但如此， “新中国”任何时候想要国民的房子，国民都不能拒绝，否则将面临强征、强拆的命运。人们的其他财产亦没有充分的保障，“新中国”盯上国民的财产时，就会给 国民构陷各种罪名，然后以各种貌似合“法”的手段对财产进行没收。此刻，正在发生的新移民潮，就是人们对自己的财产寻求保护的结果。 八、自由买卖，没有城管 。民国时期，人们摆摊设点，利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取生计，从来不受任何部门的限制，更没有所谓的“城管”存 在。即使在今日的民国台湾，路边摊还是吸引无数游客的一大亮点。然而“新中国”后，为了掩盖百姓生活艰难的事实，为了防止自由商业的发展会威胁到“新中 国”的统治，为了从商贩的身上榨取更多的税收油水，“新中国”就成立各种机构，养着一群称为“城管”的流氓土匪，对老百姓赖以生存的自由商业活动百般阻挠 甚至任意殴打百姓、砸毁设备、抢夺财物。 九、公平致富、自由选择经营行业 。民国时期，只要勤劳肯干，人们发财致富的机会相对是均等的，人们通往上层社会的道路并没有堵塞， 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经营行业，不受各种名目繁多的控制和审批。“新中国”后，先是搞大锅饭，富人变成穷人，穷人永远是穷人、永无翻身机会，大家都吃不饱饭。 后来“新中国”搞了“改革开放”，但“改革开放”最大受益者都是“新中国”特权阶层，普通百姓甚少有机会。此外，“新中国”为了牢牢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 社会上的经营者进行各种各样的限制，经营者没有自由选择经营行业的权利。能赚钱的好行业都被“新中国”特权阶层把持，普通人只能去做赚钱少而且又苦又累的 行业。 十、自由行善。民国时期，教会、寺庙、富豪、名人、乡绅举办的各种慈善机构比比皆是，穷人走投无路时，都可以寻求他们的各种帮助 。 “新中国”后，深怕各类慈善机构抢了“党和政府”的光，对各类慈善机构赶尽杀绝。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个有心慈善的富豪在“新中国”想创办一个慈善机构 比登天还难，大部份的捐款捐物只能通过“新中国”各级政府和“新中国”把持的官方慈善机构。在“新中国”统治下，行善都成了举步维艰的事情。 十一、迁徙自由、就业自由。民国时期，人们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不用办暂住证，没有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之分。农民只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的标志 。“新中国”后，为了最大限度控制和监视人民，炮制了户籍制度，将公民分为三六九等。 农民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农民及后代饱受各种歧视。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腐朽制度依然存在 。 在民国时期，人们在就业方面十分自由，可以自由流动，没有监视公民的档案制度，没有变态的档案托管，没有所谓的组织关系转进转出。“新中国”如果没有所谓 “组织的安排”，要想调换工作难于登天，另外所谓的“档案”跟着人一辈子，永远也别想逃出“新中国”手掌。就在21世纪的今天，高校毕业生还面临着变态的 “档案托管”，除了给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每年还要搭上几百数千元的血汗钱。 十二、组建工会、罢工的自由 。根据历史档案，民国时期，包括共产党策动的罢工在内，工人罢工事件十分平常，正如在今天的西方民主国 家，工人罢工是很平常的事。那时候，工人可以自由组建工会等自己的组织，不必有任何政府的背景涉入。“新中国”后，在各级单位广泛设立了“工会”，但此 “工会”非彼“工会”。 “新中国”所谓的“工会”除了作为统治的一个工具，存在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混淆视听、欺骗工人和外界。因为这个工会从来没有真正的工人参与，也从未听说过有此类工会主动出面真正为工人争取权益的事例 。 在“新中国”，工人罢工更是遥不可及的“浮云”，想罢工的工人恐怕还没有行动，就已经全数被抓捕、拘留了！领头的工人或推选出来的工人代表更是会面临重判 和酷刑的待遇。“新中国”在还没有夺取政权的时候，用谎言和欺骗获得了工人的支持，但夺取政权后“兔死狗烹”，对工人的压迫和控制从未缓解过。…… 以上不过是随手列举的一些方面，其实与现在相比，“旧中国”老百姓享有的权利并不止这些。列出这些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60多年前有多么美好，而 是让人们看到，60余年前，中国或许并不完美，但至少那时候人民拥有上述的权利。另外，“旧中国”立法、行政、司法是相互独立的，公路是没有收费站的，学 校和企业是没有“党委”和“党支部”的，政党是不能凌驾于国家和民族之上的，猪肉是不会有瘦肉精的，饭店是没有地沟油的，大米是没有石蜡的，养鱼是不放避 孕药的，豆芽是没有尿素的，米酒是没有甲醇的，馒头是没有染色剂的，……。 6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本应在原有的基础上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获得更多，就如同今日的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台湾一样。然而“ 新中国”硬 生生的把老百姓给禁锢了，60多年来，社会不单没有进步，反而严重倒退了。人们不得不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里，“人民”和“共和”是假的。在 这个国家，人民既不能自由选举国家领导人，也不能自由选举人民代表。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不但是个橡皮图章，而且对它所“代表”的 人民怕得要命 ，每逢开会都如临大敌；军警倾巢出动，像拉网一样肃清一切上访冤民，绝对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跑出来，以免吓坏正在领会首长讲话精神的“人民代表”，或是打扰了他们欣赏专场文艺演出的雅兴。 在这个遍地挂满“人民”招牌的国度，一切政务，党早已全部包办，老百姓就不必再去瞎操心了，这叫“坚持党的领导”。不光政治上垄断一切，经 济资源也是中国大陆执政党一手操控。现在虽然有条件地“允许”民营经济存在，“允许”农民包产到户，但所有的自然资源，国家经济命脉和获利最丰的产业，则 完全操在国家手里，而国家机器是由官员运作的，官员又是由执政党任命的，其实一切有实权的官员全是党员，所以全部国家资源无不掌握在执政党手里，这叫“坚 持社会主义”。如今中国大陆的全部国土和水面以及地下矿藏，已经百分之百地“官有化”。任何人所居住的房屋和死后埋葬的坟地，全是党租给他的，没有一平方 厘米的土地属于个人私有。所以如果从所有权来说，“新中国”的居民不但是“上无片瓦遮身”，而且还“死无葬身之地”。对全国居民如此彻底的剥夺，不但和 “旧中国”不同，就是在全世界，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 当年起兵反对中华民国政府时，毛泽东把那场革命叫作“新式农民战争”，也用“打天下，坐天下”这种农民口号来鼓舞士气，并且在打进北京，以后进入 中南海“坐”起天下来了。“坐天下”者，就是把“天下”当作自己私产，也就是“家天下”。现在由党来实行“家天下”，自然就是“党天下”。储安平在 1957年把此事一语道破，结果“人间蒸发”。其实毛泽东进城以后，就把“新中国”当作自己“家”一样，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毫无顾忌， 也毫无节制监督，若异议，就算国家主席和党章接班人，照例“人间蒸发”。 辛亥革命以前，各个朝代的帝王虽然都实行“家天下”，并且大修陵寝，但都把陵寝修在远郊，而不是把棺木放在都城。这当然是追求“风水”，但也未尝 不隐含这种考虑：万一改朝换代，他还能在都城享受香火吗？然而“党天下”却比皇帝的“家天下”更加牛气，从苏共开始，就把党领袖葬在首都。中国大陆执政党 也特地把毛泽东的坟墓放在首都的心脏。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任何皇帝都不能望其项背的。 “新中国”还有一个特色可以说举世无双：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中国的领土上虽然有几百万大军，却归党所有，是党卫军。 全世界文明国家的军队都是属于国家的；只忠于宪法，绝不属于任何党派。文明国家的政党，都是靠自己的政见去争取人民授权，然后上台执政。而“新中国”实行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先是用暴力“打天下”，然后用暴力“坐天下”。“旧中国”不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不曾有过“新中国”这样空前绝后的党禁报 禁，这样空前绝后的信息封锁和思想箝制。 更发人深省的鲜明对比是，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台湾海峡两岸，即被中国大陆执政党用武力打败而退到台湾的“旧中国”，经过1980年代解除党禁报禁和自由普 选，已经远远走在海峡对岸这个“新中国”前面，实现了宪政民主。虽然在民主生活中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它已经走过了决定性的一步，进入人类现代文明的共 同归宿──自由民主的殿堂了。 这，是辛亥革命之后经过百年的风风雨雨，中国人至今所得到的最宝贵的成果。现在两岸交往日益密切，但愿大陆的中国人也能尽快享受到这种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