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

10年前的9月11日，美国本土遭到一系列自杀式恐怖袭击。当天，19名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民航客机。其中有两架飞机飞向纽约，撞击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双塔受到撞击后很快倒塌，世贸第七号大楼也因遭受倒塌碎片的破坏和大火的侵蚀，于当天倒塌。世贸中心废墟的大火燃烧了三个月，造成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第三架飞机撞击了五角大楼北侧。第四架飞机飞向华盛顿特区后，部分乘客和机组人员试图夺回飞机控制权，但最终坠毁于宾夕法尼亚州索美塞特县。根据有关资料，在9.11袭击事件中共有2996人丧生。这一数据已经高于珍珠港事件2402人的伤亡人数。 恐怖事件发生后，北约首次根据盟约第五款启动了共同防御机制：如果有任何国家授意进行了本次袭击事件，将被视为对美国的军事袭击，也被视为对北约所有成员国的袭击。2011年10月26日，布什总统颁布“爱国者法案”，通过扩大警察侦查权限、加强金融管理力度等方式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其它国家也纷纷吸取美国的教训，把反恐作为加强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 2001年10月7日，美英联军联合阿富汗北方联盟空袭为本·拉登提供庇护的塔利班政权。1个多月后，塔利班政权瓦解，退缩到坎大哈地区。年底，阿富汗各派势力在德国波昂把机会，通过了一项政府重建计划，卡尔扎伊被选为临时政府主席，并决定2004年确立新宪法，并进行总统选举。2004年10月19日，卡尔扎伊成为阿富汗第一任民选总统。阿富汗局势尚未完全稳定，美国又投入了新的战斗。2003年3月20日，以美英为首的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宣战，发动了代号为“斩首行动”和“震慑行动”的大规模空袭和地面攻势。三周后，美军占领巴格达。4月15日，联军控制伊拉克全境，美军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为了帮助伊拉克建立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4419名美军士兵阵亡，3.2万名美军士兵受伤，7630亿美元用于军费，537亿美元用于重建伊拉克。 有的中国大陆人说，美国打击伊拉克是为了掠夺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实际上，在伊拉克重建工作中，伊拉克重建石油工业的最主要的外国公司正是中国大陆石油公司。换言之，中国大陆才是战后伊拉克石油的最大受益国。 为了消灭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美国打了两场“反恐战争”。两场战争有共同点，一方面是推翻独裁政权，另一方面是建立民主制度。 美国用反恐到处扩张民主，是为了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历史表明，在民主国家之间发生矛盾时，它们更倾向于用和平，而不是武力的方式解决，但在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却可能发生战争。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提出对可能危及美国及其人民的恐怖分子采取先发制人打击的同时，也表示，美国“将对国际恐怖主义发动一场意识形态之战，以赢得这场战争”。所谓“意识形态”指的就是民主制度。今天，“扩张民主，作为对外政策目标之一，已越来越为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所接受”。 “意识形态”恐怖主义不彻底根除，善与恶较量就不会结束，反恐战争就会继续。 从国家层面说，“9.11”事件开启了美国反恐战争的大门。“9.11”事件之前虽然恐怖分子一直威胁美国，比如1993年2月26日的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1998年8月7日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爆炸案等，但美国政府并没有将恐怖活动视为心腹大患，当时美国的战略重心准备东移，即从欧洲移到东亚。9.11恐怖袭击的最直接冲击，是在瞬时之间，根本扭转了世界唯一超强美利坚的内外政策走向；从此，美国政府对恐怖主义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将恐怖主义视为对美国的最重要威胁，布什政府公开宣布对基地组织以及支持基地组织的国家开战，同时宣布美国进入战争状态。 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出于反恐战争的需要，不得不与中国大陆结成“战略伙伴”。这不仅给中国大陆拓展国际空间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也使中国大陆的专制政治及人权问题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大大降低。而在21世纪零年代前期，北京确实沉浸于“和平崛起”这一幻想中，甚至成功地迫使美国舰队撤至太平洋第二岛链以东海域。 但自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大陆这个曾让世界充满期待的“第二大国”既暴露出它内部的种种不堪，所作所为也让国际社会看到日益增长的财富并未提升其作为大国的责任感。随着南海海域争端的尖锐化，东南亚邻国对中国大陆的崛起深感不安，美国在东南亚诸国的邀请下重返太平洋区域。在国内矛盾日益深化的压力下，北京不得不重归韬光养晦之道，以安抚美国与周边国家。中国大陆与周边国家的一系列摩擦证明，所谓“亚洲价值共同体”的内部矛盾远大于它们与西方文明的矛盾。 应该说，经济增长使北京的权力支配欲极度膨胀，曾一度热衷宣扬“中国模式”对“华盛顿共识”形成的巨大挑战。这种自信还表现在北京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满足与本国人民的“面包契约”。但现在北京已清楚地感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面包契约”是把双刃剑，让人民吃饱饭，固然在一段时期内提升了人民对政权的拥护；但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当生存需要这第一层次需求获得满足之后，人的尊严与人的权利等必然会成为国人关注的中心。另一方面，北京罔顾社会公正的发展方式，以及官僚集团肆无忌惮的腐败掠夺，使中国大陆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政府与企业对生态环境那种竭泽而渔的掠夺性使用，也使经济发展难以持续，“面包”的原料已日渐匮乏。互联网的发展又使政府控制信息的能力大为削弱，民众藉助互联网不仅冲破了政府的信息封锁，还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今日 中国大陆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权利”叫板“权力”，“维权”对抗“维稳”，“上网”渐渐取代“上访”，民间与政府的对峙以越来越尖锐的形式突显出来。 而这三大趋势，表明的其实就是一点：中国大陆人的权利意识正在逐渐觉醒。中东北非革命发生之后，中国大陆人经常会在微博上冒出一句：什么时候轮到中国大陆？而新左派等竭力打造的“中国模式”和政权倡导的民族主义则被越来越多的人唾弃。 光阴似箭，“9.11”事件弹指间已经整整10年。毫无疑问，美国主导了这十年世界的政治风向，甚至规范了世界大多数人的思想和行为，尽管很多人认为，这是美国“衰落的十年”，但事实证明，美国不是个“天下为公”的国家，美国确立的这十年“反恐”主题，大多数国家从中各得其所。而中国大陆也得到了她应有的东西：普遍的信仰危机。 不久前，中国著名学者，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在该研究所在北京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提出中国大陆要避免和以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内容的普适价值发生冲突的观点。茅于轼表示，曾被当作普适价值的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也不行了，现在即使是高层也不见得相信共产主义。 有评论特别讨论了茅于轼提到的普适价值一词：“他用的是‘普适’，是普遍适应或普遍适用的普适，而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普世’，普遍世界，世界的世，Universal的，就是全球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念，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关于普遍适用的价值还是普遍世界的价值的争论一直存在。其中关键问题，就是偷换了概念，比如通过说共产主义在很多国家适用，而把其引申为普遍被世界接受的价值。实际上，共产主义从出现的时候开始就受到很多国家和人民，正义人民的抵制，并且实际上共产主义流行的地方，前俄罗斯也好，中国大陆也好，越南、柬埔寨、北韩这些国家恰恰是最贫穷落后的国度才会有这种思潮的泛滥，今天，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正在全世界迅速的消亡。而普世价值，是指全人类、全世界应该奉行的价值。 当然茅于轼提出的普适价值，也可能是指中国大陆人要回归普世价值，即回归道德作为经济学家，他提出了普世价值对经济的保护作用，比如那些自由和平等的理念，由于有了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所以人们制定经济政策和法律规章的时候，才会保证公平的竞争，公平的市场，没有欺诈现象的发生，也不会出现垄断，这样这个社会才处于真正比较和谐的状态。在西方国家，通过教会、家庭伦理观念、及政治权力制衡制度来把普世价值也就是道德，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但在中国大陆普世价值和社会经济发展是冲突的，中国大陆人民的价值观念承载的东西，都被意识形态摧毁了，造成中国大陆政治经济文化都并不能按照一个正常社会的经济一样公平的发展。 中国大陆传统的儒家思想认为，高尚的人在个人利益面前，首先要考虑这是否符合全社会的道德准则。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曾指出，“文革”时期对儒家思想、佛教、道教等的过分批判和否定，导致中国大陆年轻人的思想文化传统被完全打破。中国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诚也表示，如果没有道德或规范的约束，弱肉强食，追求野蛮的经济形态，将不利于经济的平稳有序发展。也正是因为道德的缺失，使中国大陆社会出现了这样多的有害的食品，不计一切的去赚钱，完全不顾对社会的危害，不顾对环境的危害，完全不知道有明天，更不在乎明天会怎么样。然而从历史到现代，各个国家人民普遍奉行的价值有真诚，善良，忍让、和平等，这些真正的普世价值和中华传统文化是一致的。 统计今天，已经没有几个人还相信共产主义了。很多人被残酷的现实逼着放弃了对于共产主义的美好梦想，所有共产国家，所有试图实现共产主义的国家都无一例外走到了死胡同，经济社会土崩瓦解。可是，还是有一部分人依旧渴望美好的共产主义，只是苦于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那么，共产主义吸引人的光环到底是什么？恐怕是那句“按需分配”的美好承诺。 实际上，真正的按需分配是不可能实现的，真正的共产主义所能实现的只是公有制。而公有制，则是吸引人的词语，带给了生活在艰苦的现实之中的人们太多美好的想象。一提到公有制，人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有许多联想：公平、公正、平等、没有贫富差距等等。但公有制的本质又是什么？公有制天生就具备了这些美好的特征？为什么这么多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最终都失败了？这些问题很少人想过。 公有制与私有制相对，都是描述对财产的分配权。每个人的生活都依赖于物质，或者叫做财产或生产资料。比如说人们维持生活必须要有食物、衣服、房屋等等。对一部分财产的完全掌握（私有），是生命安全的必要保障。比如你有一些完全属于你的面包，那么你就知道下顿饭不会饿肚子；同样，你有一笔私有的财产（比如钱），那么一段时间内就不会有衣食的忧虑。如果你不能完全拥有这些财产，而必须到特定的地点从特定人手中领取，那么你的生活就被财产的分配给牵制住。说的严重一点，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人实际上就成了拥有其财产分配权的人的奴隶。所以，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社会稳定的前提，这也是盗窃抢劫行为之所以成为犯罪的依据。当然私有制也不是完美无缺，首先私有制具有表面上的不公平性，例如有些人生来就在一个富裕的家庭，而有些人一出生就贫困潦倒；这种财产上的差别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嫉妒和矛盾。其次，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下，资本强大者对于资本弱小者有竞争优势，换句话说有钱人更容易去剥削穷人，导致贫富分化加剧。 正因为私有制的这些弊端，许多人将希望寄托在了“更先進”的所有制——公有制上。从字面上理解，公有制就是大家都放弃对财产的所有权和分配权，而将这些权力都交给社会，或曰公家。相对的，人们期望社会可以对这些财产做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在公有制下应当有怎样的分配方式？都记得政治书中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而在落后的原始社会实行“平均分配”。“按需分配”只是一个梦想，可是“按劳分配”或者“平均分配”听起来都是很有可行性的。而且最吸引人（特别是穷人）的地方是这种分配方式消除了天生的贫富差距，也消除了剥削，让辛苦劳动的底层人民有了更多的财产分配权。这也是许多人梦想着实现公有制的原因。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总是想当然的以为实行公有制后社会的分配制度一定是公平的。可是这个公平性由谁来保证？为什么许多共产国家搞公有制都失败了？当全社会都放弃了财产的分配权后，实际上决定了财产分配权的是谁？社会，公家？具体点？具体到最后一定就是共产高管，乃至党魁个人或者是党内高层的几个人。尽管党对人民承诺会实行按劳分配或平均分配这些公平的分配方式，可是一党专制之下党是否兑现了它的承诺又有谁可以监督！ 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毛泽东掌握了全国的财富，当毛泽东掌握了每个人的口粮之后，它就把全国人民都变成了自己的奴隶。奴隶主总是要求奴隶们对自己绝对的服从。于是什么按劳分配也好，平均分配也罢，都要以服从毛泽东为前提。任何的不服从，任何的抗争，毛泽东都可以轻易的進行制裁——全消分配。不给你饭吃，不给你衣穿，看你怎么活！ 真正的公有制是不存在的，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放弃对财产的所有和分配。所谓公有制，也不过是大多数人将自己的财产交给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而已。尽管财产是交给了社会，交给了“公家”，可是最后这个“公家”还是被党，被党魁给代表了。 其实深究一下人们迷恋共产主义公有制的思想根源，还是人们以为“公家”一定是公平的，以为“公家”是没有人欲的，是不会作恶的。可是实际上公有制的实质，是大家所有的财产集中到了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他们都是有欲望，会作恶，不能保证公平的！ 回过头来看一看，当人们讲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是不是更加稳定可靠，更加踏实？！尽管看似表面具有不公平性，尽管具有贫富分化的现象，可是私人的财产是神圣的，是受法律保护的，绝不是谁说拿走就可以拿走的。但是要保证私人财产的神圣性，就必须是一个法制的社会，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一个尊重人权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中，才能保证无论富裕还是贫困，人人都具有人身的自由，而不会成为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奴隶。当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某些利益集团打着公有制的旗号，肆意掠夺人们的私有财产，继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行专制独裁以保障其掠夺抢劫之特权，这样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恐怖的社会。 所以说 9.11以来，美国打了两场“反恐战争”。两场战争有共同点，一方面是推翻独裁政权，另一方面是建立民主制度 。这是为了消灭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以缔建法制、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相对公平和公正的社会。9.11以来，伊拉克、阿富汗、中东和北非的恐怖集团相继倒亡，人类在公平自由的道路上又迈开了一大步。但是，这场反恐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会直到全世界所有恐怖国家、集团和组织消失。 现在，如果要问在9.11事件为中国大陆营造的宽松国际环境中，中国大陆最不应该失去的是什么？回答是：最不应该失去的是改造国内制度结构的机会。可以预见，下一轮文明的冲突，即倡导以人为中心的西方文明与以漠视人权为特点的亚洲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以中国大陆为主战场展开。不幸的是，由于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已经过去，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留给中国大陆人民的重建资源也已经不多。

9.11 恐怖袭击 10 周年临近，美国前总统布什接受“国家地理频道”专访，讲述他 9.11 当天的无助、无奈、愤怒。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9.11 ”当日，时任总统的布什正探访佛州一所小学，听学生讲故事，幕僚长卡德突然在耳边告诉他第 2 架飞机撞向世贸大楼，他那刻一脸愕然。布什早前接受国家地理频道“ 9.11 ”特辑专访，他忆述首架飞机撞向世贸大楼北翼时，以为只是架小型飞机，还心想“老兄，不是天气差就是机师有问题”，到第二架飞机撞过去，幕僚长安迪•卡德告诉他“美国正遭受敌人攻击”，方察觉是恐袭。 布什在新书《抉择时刻》中也回忆了当时的情景：“这时，我感觉身后站了一个人，卡德凑近我，悄悄对我说：‘又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双子塔中的另一座大楼。’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故意带着他那马萨诸塞州的口音，‘美国正遭受袭击’”；“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竟然有人胆敢袭击美国。他们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之后，我看着面前的孩子们那一张张无辜的面孔，这些无辜的孩子与那些残忍的袭击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数百万象这些孩子一样的人们需要依靠我来保护他们。那时，我下定决心绝不会让他们失望。” 当时媒体捕捉到布什不断点头，神色凝重，似乎再也无法融入教室里的动静，他的贴身幕僚也在一旁不断交头接耳。突然变成战时总统的布什说，他坚持返回白宫。 就在华府的五角大厦也被攻击之后，布什搭上空军一号返回华府，在椭圆形办公室而非地堡发表演说，希望给国人信心。他召开记者会发表反恐宣言。媒体形容当时的布什，就像在跟看不见的敌人奋战，因为一开始，美国并不知道发动攻击的是谁。布什坦承感到无助：“最无助的一刻，是从电视机看着人们由大楼跳下来。我完全无能为力。” 虽然未掌握有多少客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布什做了一个艰难决定，就是下令空军击落拒绝降落的客机。一架客机之后在宾夕凡尼亚市郊坠毁，他以为那是空军执行了命令，后来才证实是客机的英勇乘客一起上前制服劫机者，自我牺牲免客机作为恐袭武器。当时传闻，客机撞击目标就是白宫。…… 就是这样，当恐怖来袭，上至总统下至民众，能如此从容、英勇和坚决地反击之。 10 年过去了，美国社会有效发挥军事力量对敌人迎头痛击。 10 年来在阿富汗与伊拉克长期驻军，改变美国 70 年代越战结束后，从未大规模干预外国的军事政策。《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国防部资料， 3 万 3739 名美军在韩战阵亡， 4 万 7434 名美军死于越战，此后 30 年，美军并未在海外遭遇重大伤亡及长期参与战事；而 9.11 事件后将近 10 年，至今有 3521 名美军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相对于韩战与越战爆发大规模社会运动，美国社会普遍接受以军事力量争取和平的手段，即使经济前景不佳，国防预算及海外军事支出也省不得。 《华盛顿邮报》称持续 10 年的国内外反恐战争，将美国带进“战争无止境”的时代，只有战争才有和平的想法反映在社会各角落。学校的爱国教育，街头与购物中心无所不在的保安警察，连线上游戏都以联军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事为内容而大受欢迎。 以政治手段争取和平在华府政治圈已不再受欢迎，众议院年初投票将旗下美国和平研究所预算全数删除，虽然最后仍获拨款，负责人认为“和平”一词无法反映现实，建议将研究机构改名为“冲突管理”研究所。 9.11 事件发生后，美国民众愿意为价值观一致的国家安全而付出任何代价。 那么，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从中得到什么警示和反思？不断有学者对此进行解读。 曾撰写“远华案黑幕”一书的作者、著名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认为，像“ 9.11 ”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悲剧，的确说明了整个人类社会面对了一个很大的困境；人们都知道“ 9.11 ”这个悲剧的表面原因是极端的穆斯林原教主义对美国发起的攻击，但从更深一层来说，人类这种博爱、宽容、理性这些精神是离我们的理想还非常非常的遥远，而且在飞速发展的物质世界中，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遭到人类进一步的忽视。她指出，“ 9.11 ”是一个非常典型、具有标志性的一个巨大悲剧，实际上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类似小的悲剧经常发生。事实上人类应该进一步了解在这种信仰、文化、种族、生活方面等这些方面，应该更加的宽容、能够彼此更包容，有一种更高层次的尊重。 盛雪表示，现代成熟的民主国家，比在专制国家、军人统治的国家、甚至是极端的原教主义所控制的国家，人类悲剧少的多，差异非常大。“实际上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它因为有可靠的司法系统，有自由社会媒体的第三方的监督，也包括它有不同党派之间的这种制衡……等等因素，特别它对这个无权无势的少数人的一种保护机制，它确实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避免很多的悲剧发生。” 盛雪认为，“恐怖主义对人类的危害，我们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但是我始终还是觉得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偏颇，就是说反恐怖主义的同时，必须要反专制。”盛雪认为恐怖主义做为一种形式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其实它是有更深的背景和来源：就是专制主义，它就是极权、专制这样一种社会型态。“今天世界上的许多恐怖主义的泛滥，直接就受到专制政权的支持，甚至是培养。另外，一种专制社会制度，专制的思维方式和对社会的管理方式，包括它所造成的这种意识形态等等，它确实是恐怖主义延伸的一个重要来源。” 她还表示，反恐的同时不能舍本逐末，不能够只是注意或者是应对这些表面问题，要真的深入到它的背后去，才能从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杜绝恐怖主义。无庸置疑的事实是，国际上许多恐怖主义的国家，他们恐怖主义的力量、实施恐怖主义的行为，不但在国际上一直在支持恐怖主义，同时也对自己国内的民众一直实行恐怖主义的统治。 盛雪认为，在“ 9.11 ”过去了 10 年之后，一些专制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达到了更加登峰造极的程度。“它的国家恐怖主义统治的模式比 10 年前、 20 年前还要恐怖。虽然在很多人可能比以前比起来生活方式是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人们在精神层面受到压制、心灵层面受到威胁、行为方式受到限制，在另外一个更大的范围之内受到盘剥和奴役。”所以，今天的国家恐怖主义的统治模式，不但没有任何的缓解，甚至可以说是走到了一个极端的境地，随意抢夺人民的私有财产、私有房产、土地的现象，就是非常直接的诠释。 对国家恐怖主义统治模式的结局，盛雪也早就做了预测，“全球的独裁专制国家都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结局，从当时整个东欧国家连锁式的变革开始，不管它的政权所谓稳固时期是多么的强大，只要有一个适当的契机，它就会吹枯拉朽一样的一败涂地。” 著名经济学家、时事评论家何清涟指出， 2011 年将是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北非中东发生的“茉莉花革命”表明：一、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是这场革命的主要动力。由于权利意识是西方文明独有的，这表明所谓“文明的冲突”，将由国别战争与反恐战争转化为独裁专制国家内人民要求权利与统治者固守权力的内部冲突。二、西方文明与穆斯林文明的冲突退居次要地位，集专制与共产文化为一体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将会以内部冲突的形式日趋激化。 9.11 事件发生之后，世界普遍认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预言成真——西方文明与穆斯林文化的冲突将成为 21 世纪主旋律。这一忧虑即使在萨达姆覆亡后也未减轻。但到了 2011 年，随着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的发生，突尼斯、埃及等国相继走上民主化道路，伊朗民主化的诉求增强与恐怖主义头子本•拉登的死亡，西方文明与穆斯林文化的冲突――即以国别战争与反恐战争形式发生的冲突已基本结束，并已转化为一国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独裁与反独裁的内部冲突。她以北非中东国家的革命作为判断的事实根据，即人民的权利意识，如民主、自由、人权这些理念，并非穆斯林文明与东亚儒家文明内生的要求，而是人民受到西方普世文明影响后所形成的一种权利主张。 她不否定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的贡献与影响，他的观察已相当准确地预见到世界几大文明间的冲突，只是他无法预测互联网对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与思想将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现阶段中东北非的青年与 1990 年代中期以前的青年不同。前辈青年所处的时代信息相对封闭，更容易成为统治者宣传蛊惑的对象，其生活出路更多地是进入军队，成为基本教义、恐怖主义、叛乱的兵源。现在这些国家的青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但仍然大量失业，生活无意义，看不到明天。而在互联网的帮助下，青年人了解到世界上除了独裁统治之外，还有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可以让人民选择统治者，并过上具有人格尊严的生活，因此这代青年很自然地将实现普世价值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 十年间，因 9.11 造成的各种损失和开支总计高达 2.6 万亿美元。纽约审计官员估计， 9.11 恐怖袭击发生后，因建筑损毁、人员伤亡、灾区清理、世贸塔重建等造成的各项损失和开支高达 770 亿美元。这还只是 9.11 引起的经济损失的九牛一毛。有统计资料说：金融公司在此浩劫中直接损失 100 亿美元；因股市暴跌，股票缩水近 1.4 万亿美元；因航班停飞和旅客减少，航空业向政府提出 240 美元的援助；航空旅客因各种安检造成的各种损失达 4170 亿美元；各项国土安全花费 6900 亿美元；在未经通货膨胀率和国债利率调整的前提下，伊拉克军费开支 1.4 万亿美元……。但虽受此重创，美国仍在稳健发展。政治方面，民主制度随着反恐战争扩展到世界各地，自由和人权仍然是美国无法撼动的核心价值；科学技术方面，美国仍然是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国家，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据，美国科技专利数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经济方面，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科技日益完善和成熟，调整和优化了生产过程，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除遭遇经济危机后的 2009 年美国经济为负增长 1.9% 外，其余年份经济增长在 2.5% 至 6.7% 之间；文化方面，美国以开放的态度容纳各种不同的文化，世界任何国家的人都可以在美国自由自在的生活，并吸引着世界上最优秀的学子到美国的大学深造。 人们不难看到，美国的资本主义并没有走下坡路，反而越来越繁荣。美国仍旧充当着人类文明创造的发动机。正如古代的文明社会常常要遭受游牧部落的侵扰一样，某些流氓和独裁国家也威胁着现代文明和世界的安全。反恐战争应时而出，借用李大钊的话语形式，“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民主的世界！” 当然，也有学者形容，中国大陆是反恐战争的大赢家。比如美国华人学者熊剑说，“ 9.11 ”事件后美国政府将反恐作为战略重心，先后打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这两场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影响很大，军费据不同的估计高达数万亿美元，使得美国国债大增，导致一部分保守的美国人对政府越来越不满，引起社会舆论纷争。此前国会与总统之间在提高国债问题上爆发激烈争执以及标准普尔下调美国国债评级，直接起因就是这两场战争开销巨大，所以也可以说是“ 9.11 ” 事件的后遗症发酵。 更糟糕的是 10 年下来，冷战的胜利，再加上高科技革命，当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睥睨全球的美国，却因为 9.11 ，陷入了一场与徘徊世界的新幽灵——政治伊斯兰几乎力均势敌的抗争。山姆大叔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绝对优势，在这场抗争中却显得力不从心陷入了深刻的内外危机——对外，令人质疑美国的世界霸权还能延续多久？对内，虽然受到美国社会历史演变的主导，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9.11 的加剧和恶化。 总之，世界向反恐领域的投入是空前的，这样的人力物力规模可以办成任何事，但反恐的收效与投入比，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拿不出手的。它在提示我们，这中间有些差错，或者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准，或者是我们打击的目标和我们原来想的不一样。 熊剑说，在未来历史学家眼中， 9.11 的最大赢家是中国大陆，乘美国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政治伊斯兰的 10 年中，通过高速发展坐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首要威胁。 9.11 之后，若干犹太新保守主义劫持了美国外交政策，把政治伊斯兰立为美国的头号敌手，而忽略了对中国大陆崛起的关注。随着两国经济、贸易、外交交往越来越紧密。这 10 年不仅根本性地改变了美中经济实力的对比，也加深了中美经济“连体婴”关系，使得华盛顿即便要打击北京，也会有投鼠忌器的多重制约。 但是“福兮祸所倚”。以熊剑的看法，北京固然是 9.11 的大赢家，但是 9.11 之后国际环境的改善，也延续了北京以经济发展取代政治改革的痼疾。其结果是国内社会矛盾的深化和体制道德权威的巨大赤字。从长远角度，北京不断增长的道德权威赤字，与华盛顿的金钱赤字一样，都是不可能无限期延续的现象，而且越是拖延，其解决方案越加困难。 熊剑提醒大陆当局：一个有点诡异的结果是， 9.11 对美国和世界的冲击，也对穆斯林社会的产生影响。 10 年以来，本拉登主张的暴力激进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不断减小。而主张“议会道路”的政治伊斯兰，开始通过和平途径进入主流政治。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就是典型代表。“阿拉伯之春”，为穆斯林社会带来了远比美国高科技军力有效的和平发展途径，随着基地组织头目本 •• 拉登的被击毙以及基地组织的瓦解，美国的战略重心又从反恐重新转向东亚。他以为，这个转移对中美关系将产生什么影响值得密切关注。即，时下又适逢全球经济危机，在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有“罗斯福”愿景的美国民众看来，他是否还需要再一次等待那期望中的“珍珠港”或“ 9.11 ”？是继续布什政府的未尽事业，适时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拉动消费与生产、控制资源和交通，并激发民众走出低谷的心理潜能？还是……？！ 对于此，史蒂芬 • 温伯格关于“无神论者的名言”或许会对我们思考有所助益，他说“宗教就是一个普通人视之为真，聪明人视之为假，统治者视之为有用的东西。无论宗教存在与否，善人行善，恶人行恶。但善人欲行善，或恶人欲行恶，就需要宗教”。假如你仍不明白，那“无神论者的名言”还有“绝对的信仰如同绝对的权利那样会彻底腐化，绝对的权利只会在绝对的信仰手中腐化”，“人被教会接受是因其所信，被教会驱逐是因其所知”等等。…… 2011 年 9 月 11 日 ，是美国遭遇 9.11 恐怖袭击十周年。十年前的 9.11 事件，影响和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把原本正在正常行进的历史之轮拖入了一条岔道。 三百多年前，英国的清教徒为了逃避宗教迫害，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后来创建了美国，独立宣言写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的立国之本来源于人生而平等的基督教教义。纵观美国建国后 200 多年的历史，就是在实践平等、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观，并把这种价值观推广于全世界。但进入 20 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以苏联为首开始了在全世界的实验，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给世界带来的是战争、饥荒和屠杀以及数以亿计生命的死亡，以无神论和达尔文进化论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信奉的基督教教义以及普世价值水火难容。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了近代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安全的最大威胁。 为了保护美国的立国之本及普世价值在全球的推行，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成为了世界第一的美国承担起了“国际警察”的任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了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对抗。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冷战格局，美国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终于促使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解体，迎来了新的世界格局。中国大陆在冷战后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的军力迅速扩张，被世界舆论视为对美国与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在中国大陆的官媒，在宣传中也称“美国把中国当成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手”等等，其实，由于美国的立国之本和所奉行的价值原则，美国从来都不会把一个经济繁荣自由民主的中国当成敌人。相反，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存在，是对世界稳定与和平最大的贡献，被美国当作敌人的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政权，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不仅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拥有了核武器的共产政权更是明证： 2005 年 7 月 14 日，时任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的朱成虎少将在香港对记者表示，若因台湾问题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大陆别无选择，“只能动用核武”。他还说，如果中国大陆西安以东的城市在核战争中变成废墟，则美国一两百座城市也将遭到毁灭。此语不仅令全球自由人士骇然，就是大陆民众，也想起毛泽东愿意为苏联共产主义而不惜死掉 3 亿人口的“豪言壮语”，在共产人士眼里，民众的生命草芥不如，可以随意被他们的主义消灭。 有鉴于此，如何消除世界上最后一个共产专制政权，就成为美国的最主要战略目标，美国也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为此而运作进行。但这时发生了 9.11 恐怖袭击事件，从此把美国拖入了 10 年的反恐战争，原本的历史进程由此改变。 但是，今年的 9.11 与以往不同。经过十年的努力，在付出了巨大的经济资源和几千名美国军人的生命代价之后， 5 月份本拉登被击毙，宣告了美国的反恐战争取得了巨大成果和根本性的转折。美国终于有机会转过身来。目前，欧洲 44 国全部走向民主，成为地球上第一个都是民选政府的洲际大陆；美洲 35 国，除古巴外，也都实行了选举制度。在亚洲，日本、印度、南韩、菲律宾、台湾、印尼、柬埔寨，都走向了民主。从美国诞生至今才短短的二百多年，但正是由于美国的存在，才给全球带来越来越多的自由。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也正在向这一目标靠近：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安全，充当好世界警察的角色，消除世界上所有的共产专制政权，迎来自由民主的大同世界。 9.11 十周年，历史之轮有望重归正途。 “华盛顿邮报”指出，从国防部到华府政治圈，美国以和平的外交手段处理全球冲突的思维，不再是优先考量。取而代之的是加强军事设施、重塑领导体系与直接执行恐怖分子追杀令的强硬手段。这样，未来才有真正和平可能的新思维。

2011 年 9 月 6 日 晚 9 点， 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 歌唱家李双江与梦鸽夫妇的儿子李天一和朋友苏楠的打人事件，轰动网络，引发网民围观。李双江也被网民选入了与李刚齐名的“四大名爹”的行列。 每一次网络热点事件，都激发起网民的无限创作欲望，藉此“网络造句”抒发自己的心意。在李双江子打人事件上，再一次体现了网民们幽默才智。 去年“我爸是李刚”引发了网络造句，此时网民的“床前明月光，我爸李双江，谁打 110 ，看我冲锋枪”，再次掀起网络造句热潮。 网民造句形式多样，有些既押韵又幽默，有些则以对联的形式讽刺无奈的现实： “红爹罩我去战斗”：小小宝马无牌遛，套牌奥迪跟我走，有人挡我路，直接上拳头，打架斗殴一起上，爹的教导记心头。小小年纪实在牛，不由分说把人揍，红爹闪闪亮，罩我去战斗，坑爹二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爹走，砸碎所有的穷光蛋，万人面前把脸丢，把脸丢。 《打靶归来》：日落西山门牙飞，儿子打人把家归把家归，会堂的车证映鲜血，哀嚎的哭声满天飞，哭声飞到天上去，李双江听了心欢喜，夸咱们儿子干得好，夸少爷打法属第一， mi sao la mi sao ， la sao mi dao ruai ，夸少爷打法属第一！一二三四…… “小小公子深夜游，胯下宝马横街走，我爸是双江，哪怕风雨骤， 32 笔违章一笔勾，爸的教导记心头，爸的教导记心头，爸的教导记心头；小小公子深夜游，暴拳怒打拦路狗，红歌闪闪亮，照我去战斗，身旁还有辆晋 O ，前赴后继跟爹走，前赴后继跟爹走，迎接二代的新世界，万里江山全都有，全都有。” “我爸李双江，宝马系改装，车上后备箱，装着冲锋枪，我叫李天一，天下我第一，无证无牌车，敢闯大会堂，谁敢把路挡？看着很风光，早把良心丧，你若不服气，打你没商量，我家权势大，还有关系网，法律算什么？打人又怎样？我妈是校官，我爸是少将，今天抓了我，明天就释放，社会就这样。” “前有我爸是李刚，后有我爹李双江。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儿子有钱去买狂，老子后面替你挡。小小竹排江中游，老子流氓儿风流。革命重担挑肩上，谁敢拦我谁遭殃。改装宝马向前走，红星照我去战斗！ 正所谓‘我爸是李刚，杀人不用慌。 我爸李双江，咱有冲锋枪’！” “预备，念！窗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我爸李双江。力拔山兮气盖世，双江胜李刚。我自横刀向天笑，我的车配冲锋枪！总之，不是每一种牛奶都叫特仑苏，不是谁的爹，都叫李刚李双江。” “上联：恨爹不成刚。下联：怨爸不双江。横批：投胎姓李。” “上联：李刚李阳李双双。下联：车祸家暴冲锋枪。横批：李家牛逼。” “上联：英雄儿好汉。下联：儿子肇事爹道歉。横批：姓李真好。” “上联：你爸是李刚。很酷？下联：我爹是双江。不服？横批：霸气外露。” “上联：长江后浪推前浪。下联：一爹更比一爹狂。横批：非李莫属。” 网民感叹，“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国产四大名爹：李刚、王军、卢俊卿、李双江，总有一款你伤不起，拼不起。” 也有网民写给自己未来的儿子：“儿子，爹改姓李肯定是晚了，再说爹也不干，你爷你太爷都姓吴，想当年闯关东，你太爷的爷从山东杀向东北，你太爷又把咱家带到北京，如今北京是姓李的天下，什么李刚李双江李天一唔儿的，你爹也让你过上带冲锋枪，见谁打谁的日子，但是吧还是因为你爹不姓李，孙子以后你就凑合玩微博吧。”…… 事件回放—— 9 月 6 日晚约 9 时，在北京海淀区一住宅小区门口，一辆无牌的宝马车和一辆车牌为晋 O00888 的奥迪车司机，因不满前面的一辆车突然煞停，下车将该车上的司机夫妇殴打至头破血流 , 伤者入院后共缝了 11 针。打人者态度嚣张，边打边高喊“谁敢打 110! ”“谁报警就跟谁没完 ! ”当时引起民愤，两人欲逃离时，被民众围堵转交公安。 现场记者称，宝马司机年龄 15 岁，无驾照，系著名歌唱家李双江和梦鸽之子，“晋 O ”车牌为套牌。该无照宝马车系经过改装，前挡风玻璃上放置一张“人民大会堂”临时车证，车后座下藏着一把“冲锋枪”，后公安称为塑料玩具枪。另一个打人者叫苏楠，男， 1993 年 7 月出生，北京市人，某校高三学生；苏某驾驶的奥迪车悬挂车牌号码系山西省某司法机关一车辆所有，案发时，该车及该车牌均在山西， 而据《新京报》和《京华早报》报道，李双江与第二任妻子的儿子开着无牌照宝马，并携带疑似冲锋枪殴打梁光烈秘书亲戚一事震惊了中央高层。国防部一位官员证实了被殴打的彭先生夫妇确实系国防部长梁光烈秘书的亲戚。另一个打人者叫苏楠，网传是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苏浩之子。打人者，称“我爸是公安”， 19 岁的小孩说话不会空穴来风，其身份与狂言相符。虽然山西警方最新情况通报：苏浩与肇事车主没有任何关系。但网民并不卖帐，称与李双江之子一起行凶的，晋 O00888 奥迪 A8 的驾驶者叫苏楠， 19 岁，其父山西省公安厅装备财务处副处长，不是什么公司的老总。其爷爷是前任山西省党政领导，现已找到可顶包的某焦炭公司老板，为解救其孙误导公众。 李双江和苏楠父母都曾去医院探望伤者，请求谅解，对方表示接受道歉，但还可能诉诸法律。媒体报道， 9 月 8 日上午 8 点，在北京 309 医院，自称是奥迪车司机苏楠的父母手拎果篮走进屋，承认“孩子不懂事，教育不当”，并希望彭氏夫妇能够谅解。彭先生称，从始至终，对方并未透露自己的职业。同一天下午 2 点 50 分，李双江和几名身着军装的军人进入病房。李双江对彭先生夫妻说：“子不教，父之过，我对不起你们夫妇，我宁愿你们用棍子把我打一顿。”对于李双江诚恳的道歉，受伤业主微博表示“接受他们的道歉，就仅仅是接受道谦，不代表别的。” 在李双江看望之前，彭氏夫妇曾表示，他们体谅两名打人者父母的用心，但不会接受私了，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此事。李双江走后，彭先生仍在微博中阐明观点，父母的认错态度很好很诚恳，“心里已经好受点了，但是孩子一定要受到应有的惩罚”，并表示已委托律师处理诉讼事宜。 现年 72 岁的李双江， 1963 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曾在新疆军区文工团、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任男高音独唱演员，除了拥有少将军衔，还身负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教授、音乐家协会理事等多种头衔。他 50 岁时娶了较他年轻 27 岁的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梦鸽而轰动一时。李天一是他和梦鸽的独生子。 据悉，李天一今年才 15 岁，属于无照驾驶，打人手狠，网民纷纷指责其父母没尽到责任。而关于李双江和梦鸽的旧闻也被网民翻出来。据悉，梦鸽是李双江的第二任妻子，在与梦鸽结婚前，李双江还曾经历过一段婚姻。其前妻丁英曾是舞蹈演员，丁英与李双江也育有一子，后两人因感情不和而分手。据悉，丁英目前已退休，为人低调，也很少与李双江联系。 据《广州日报》报道， 1988 年，李双江认识现任妻子梦鸽时，梦鸽 22 岁，而李双江 49 岁。当年，梦鸽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一天，李双江的学生介绍她去听他的课。一进去，满满一屋子的人，李双江正在听学生唱歌。他们唱完了，她走上前去，对李双江说：李老师，我唱一支歌给你听听。刚唱完，李双江就带头鼓起掌来。 1990 年，梦鸽与李双江结婚。 李双江曾自爆溺爱儿子， 透露他对儿子“不打，舍不得，有时真想打，但不能打，劝说，我们吓唬一下。……” 网民说，当今是“三国”时代，继“我爸是李刚”后，拥有少将军衔的歌唱家李双江的 15 岁儿子李天一及富二代友人开车闯祸并把车上的司机夫妇殴打致重伤，这是 “ 官”、“富”、“名”三国格局的二代们的必然动作。且据报道，被打者是国防部长梁光烈秘书的亲戚，就更有戏看。 香港《苹果日报》引述大陆舆论形容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也形容为“三国”时代，反映了当今大陆社会的混乱。评论说，李刚之子的张狂尚未走远，李双江之子的嚣张又呼啸而至；从 2009 年杭州富二代一起改装三菱车 , 在闹市超速驾驶致一名贫困大学生死亡的飙车案，到“我爸是李刚”……，内地官二代、富二代等整体缺乏管束已成社会问题。 李双江子打人更是引发网民的热议、拍砖。有网民说：对方肯定后台比他硬，李双江摆不平，才又演这一出，如果是一般百姓，对方肯赔钱肯道歉，肯定就握手言和了，这家伙坚持要告，也是个厉害的角色，李双江只不过是一个戏子，实力拼不过人家只能演戏了。 《苹果日报》还总结出大陆发生的富二代官二代嚣张事件—— 2011 年 9 月 6 日 ：著名歌唱家李双江之子、富二代兼名二代的李天一被爆无证驾驶之余，还行凶伤人，其间叫喊：“谁敢打 110! ” 2011 年 2 月 13 日 ：河南伊川一交警在街上虐打少女，叫嚣“我爸是公安局副局长史站立，告到哪也没人管。” 2011 年 2 月 8 日 ：武汉有富二代驾驶平治四驱车时与一辆国产车发生轻微碰撞，盛怒之下，他疯狂追截对方数百米，逼对方跳车；又召来十多人掀翻国产车，洩愤离去。 2010 年 10 月 20 日 ：陕西西安富二代赶与女友约会，开车撞倒女服务员后，发现她正记下车牌，将她灭口。 2010 年 10 月 16 日 ：河北官二代李启铭醉驾撞倒两名大学生后，竟大呼“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 2009 年 5 月 7 日 ：浙江杭州富二代在市内飙车，将一名过马路的学生撞死。…… 李双江对彭先生夫妻说：“子不教，父之过”，诚哉斯言。 中国古人早已有言：子不教，父之过。身为父亲的李双江当然要承担相当大的责任。对此，李双江也并不讳言，承认是自己没有教育好儿子。在李双江夫妇的溺爱和悉心的照料下，李天一一直走在鲜花铺就的路上： 4 岁就入选中国幼儿申奥形象大使，同年开始与名师学习钢琴， 10 岁加入中国少年冰球队，还曾去美国 Shattuck St. Mary’s 冰球学校学习……李天一还获得了不少奖项。然而让儿子学这学那、参加这参加那、让孩子笼罩荣誉下，李双江却唯一没有教会儿子如何做人，如何“正心”。 不妨看看古代中国那些日理万机的名人们是如何教育子女的。明太祖朱元璋教育子女时特别重视品德教育，他训诫太子和其他儿子道：“你们知道‘进德修业’的道理吗？‘进德’，即进益道德；‘修业’，即修营功业。古代的君子，德充于内，又见于外，故器识高明，善道日多，恶行邪僻皆避之。己修道已成，必能服人，贤者集拢于你的周围，不肖者远避。能进德修业，则天下必治，否则必败。”为了使诸子做到“进德修业”，朱元璋聘请各地名师，精选经典著作，对他们进行严格、系统的“德行”教育。他要求这些老师：“好师傅要做出榜样来，因材施教，以德教人。我的诸子是要治理国事的，教的法子，最重要的是要正心。正了心，什么事都可办好，正不了心 , 各种私欲便会趁虚而入。” 清朝最伟大的圣祖皇帝康熙对于子女的教育也十分严格。康熙共有 35 个儿子、 20 个女儿，孙子辈则有 97 个。除了言传身教外，他还对他们聘请老师，学习各种儒家经典。皇子皇孙读书的地方叫“上书房”，每天要从早上 3 点学到晚上 9 点。通常，早 3 点到 5 点，皇子皇孙就要到书房复习头一天的功课， 5 点到 7 点，老师们来此检查他们的课业并教授新课。此后，康熙要有时间，就会来此看看皇子皇孙的背书情况。之后，皇子们还要学习书法、练习武艺等。不论寒暑，皆是如此。在如此严格的教育下，康熙的皇子皇孙礼敬老师，为人谦和有礼，分别在政治、文化、艺术等方面显出了才能，而且当中没有一个纨绔子弟。清朝著名一品大员、地位显赫的曾国藩告诫子女的两项箴铭是：一、不谋做官发财，只求读书明理。二、杜绝奢侈懒惰，培养勤俭谦劳精神。他教育子女要记住以下十个方面：一是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是尽孝悌，除骄逸；三是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是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是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是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是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是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是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是择良师以求教。正是因为曾国藩教子有方，曾家子孙贤者、能人辈出，如其长子纪泽为清末出色的外交官。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即便是帝王将相，在教育子女问题上，也是首先重视教其如何做人。因为一个没有德行的人，一个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人，即使再有出众的才华，也终将给社会带来危害，并会最终害了自己。反观当代中国，不少父母为了孩子出人头地，不惜花费重金，但又有多少父母意识到、或者愿意让孩子“进修德业”？又有多少父母明了教会孩子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要远远比让孩子学习什么钢琴、小提琴等要重要的多？因此人们可以看到李子铭、可以看到郭美美、可以看到李天一，……。 父母的过错又是谁造成的？当然是拜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今意识形态所赐。自 1949 年建政后，当政者就开始对中华正统文化的摧残，尤其文化大革命，更是将传统文化对神的信仰、对仁义礼智信的尊崇彻底毁坏。在变异的党文化成长起来的父母们，有多少还了解自己老祖宗的文明？是以，当表述“子不教，父之过”的同时，更要明晰的是，“父之过，谁之果？”。 如今，人们不知该把这 李天一 划入“官二代”还是“富二代”，但 15 岁开宝马绝非等閒之辈，更何况，李双江的名气比李刚大多了。从上述报道中可看出， 李天一当属现今“ 官二代”、“富二代”、“名二代”的典型复合体。 “官二代”、“名二代”和“富二代”，本来应该是两个中性的简称，这可能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实下，成了引入注目的阶层。而当这个“简称”进入人们视野的时候，往往是贬义的。这其实很不符合社会进步的趋势。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物质文明的体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哪怕只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应该成为先进的楷模。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相辅相成关系，假设一个社会有着一种良好的风尚，保持着良性发展的势态，精神文明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共同追求，那么，物质文明显然可以成为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说通俗一点就是，越有钱就可以越显示文明，所谓的“绅士风度”就包含了文明的举止和绅士的身价。这里所指的“越有钱就可以越显示文明”，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发展的良性趋势，是比照人类社会从贫困蛮荒时代进入现代文明的历史，文明的具象确实是用物质积累来体现的。随着物质财富的逐步丰富，人类社会的文明也随之进步。反之，如果越富裕越不懂得文明，甚至越富裕越野蛮，这种文明的倒退，无异于人类的返祖。 而这些 “ 官二代”、“富二代”、“名二代”，一再挑战人们的美好愿望，让权力和财富背负了不仁的罪孽，加深人们“仇官”、“仇富”的心理。客观地说，权贵们对自己的子女，不见得因权势反而比普通家庭少了起码的教育，更多的因素可能在于他们的权势让人的某种劣根性得以膨胀，这种劣根性不是因权势而原发，而是因权势而滋长。 “ 官二代”、“富二代”、“名二代”屡屡把人性中的恶大肆张扬，这种有恃无恐的恶劣行径，已不是个案，而是一种社会现象了。而这种几乎成规律的东西，就是财富助长了劣根性。如此，将其归咎为家庭问题就太简单。试想，既得的权势能助长一宗宗的罪恶，谁能保证新生的权贵不前腐后继？这个问题才是更深重的社会问题。 财富的分配制度决定了获取财富的方式，权力和财富的勾肩搭背“联姻”出权贵阶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 “ 官二代”、“富二代”、“名二代”只是因他们的稚嫩把权势的无所不能演绎的触目惊心。所以， “ 官二代”、“富二代”、“名二代”并不是仅仅缺乏家庭教育，而是他们对权力的解读，对财富的理解，已经被他们对应的上一代潜移默化了。这不是单纯的子女对父母的认识，而是处在权势光环之下的人对社会秩序的认知。 权力的失控和张狂屡见不鲜，为富不仁司空见惯，而权势之下的 “ 官二代”、“富二代”、“名二代”，必然会形成一个错觉，而这个错觉一旦成为他们的世界观，就能让他们随时随地表现出人的劣根性。那么，一个可怕的问题是，财富助长了劣根性。但财富是不是具备这种原罪？那就要从财富的的获取途径和手段，以及权势对社会的主宰能力中去找答案了。 在 李双江“ 父之过”被曝光后， 新华网英文新闻和英文《中国日报》的标题，以及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法文网站有关新闻的标题，则可以说是相当典型地代表了官方的视角，它们分别是： Respected Chinese tenor faces the music over son’s disregard for the law （受人尊敬的中国男高音歌手面对儿子无视法律招致的各种批评 —— 新华网， 9 月 9 日）； Singer apologizes for son’s attack （歌手为儿子打人道歉 —— 英文《中国日报》， 9 月 9 日）； Un chanteur presente ses excuses pour l’attaque perpetree par son fils （歌手为儿子打人表示道歉 —— 《人民日报》法文网站， 9 月 9 日）。至少从标题来看，对李双江儿子打人一事，中国民间和官媒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视角。民间视角着重权贵及其家人可以肆意欺压民众；而官媒视角则着重打人一方的家人通情达理。 新华网的英文报导标题当中的“ music ”可谓可圈可点。 music 最常用的字面意思是“音乐”，“悦耳动听的话”。现在不清楚新华网在这种场合的这种新闻标题中选用这样的一个词，是因为英文不灵、用词不当，还是意图对李双江和中国社会及政治进行讽刺挖苦。 日本媒体对中国这一最新热议话题新闻跟踪最紧。明显跟大陆官媒不同而更接近中国民间的观点：“北京：一边打人一边叫喊，‘谁敢叫警察？’ / 军队歌手的 15 岁的儿子 — 特权阶级 / 民众）不满爆发”；“中国：特权阶级的子弟、 15 岁无照驾车而且飙车、因前车突停发怒、向对方施暴”；“中国：超有名歌手溺爱的 15 岁儿子无照飙车、对市民施暴”，……。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以及菲律宾、科威特国的英文媒体则广泛转载法新社从北京发出的一篇英文报导，题目是“中国军队将军因为儿子的暴力行为受到强烈批评”。日本《每日新闻》和法新社都在报导中提到了当今中国的名言名句“我爸爸是李刚”，“这两个案件让公众越来越注意中国所谓的‘富二代’的坏名声。‘富二代’是指享受了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大发展的权势人家的后代。” 美国之音指出，在中国，当局认为是敏感的话题往往就是民众特别关心的话题。李双江儿子打人的话题显然是这两天中国民众特别关心的话题。最新的帖子包括如下一条：“道歉背后，尽显将军威严！李天一打人事件过后，多路记者赶到 309 医院，李双江刚刚离去，记者正欲探访伤者，医院派人将记者拦出病房。《京华时报》记者证件被没收，并被告知到宣传部登记。找到病房，没人。费周折找到新病房被武警拦下，禁入。《娱乐现场》记者表示拍摄时遭恐吓，声称再拍就把机器砸了。”…… 在这里，人们对李双江“ 父之过” 背后的 “谁之果”，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口数量、消费增长和技术能力（指消耗单位资源所产生的环境损失）的相互作用。中国的人口数量为世界最大，近 25 年城市人口的人均消费增长也相当快，而利用资源的技术能力却相当低下。从大陆建政以来，中国的环境生态就处于一种被过度掠夺的状态（如大跃进时期的乱砍乱伐， “ 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 ” 的改造大自然），改革以来尤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不止一次谈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上，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自然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触目惊心。威胁人类的所有污染种类，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固体废物污染、化学污染正在迅速侵蚀着中国的肌体，对中国的未来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地地力递减，沙化、盐碱化、板结等各种土地质量恶化的情况都已经大面积出现，沙漠化面积现在已占整个国土面积的 38 ％，对人均耕地本就紧张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对矿物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出现：资源综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资源消耗量却达到极高，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矿物消耗量为发达国家的 2 至 4 倍，投入的原料仅有三分之一转化为产品。中国 7,000 多个矿山中现在有一半因掠夺性开采已经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联合国公布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 20 个城市中，有 16 个在中国。 环境生态破坏对中国社会的恶劣影响，现在可能已经基本达成社会共识，至少在知识圈内与受过教育的人群当中是如此，这比前几年还有学者大力介绍西方 “ 先污染后治理 ” 的 “ 先进经验 ” 时有进步。值得一提的是腐败加剧了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与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可以说，目前许多中国官员决策的出发点已经不是国家与人民的长远利益，而是算计自己在每一项决策当中所获得的个人收益。在这种算计下，中国的生态资源不可避免地处于被极度掠夺的状态当中，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国官方在 20 世纪末以生态系统为赌注的超级豪赌 ──“ 三峡工程 ” 。 近 20 年来，中国的公共工程成了一架产生贿赂的机器。三峡工程这个将来在历史上要备受指责的工程，其出台与一些依靠水利工程吃饭的利益集团长年累月的游说活动有关。三峡工程的兴建也为大量贪官污吏提供了寻租机会，如搬迁中用于安置移民的土地，许多根本没有真正用于移民搬迁及小城镇建设，而是被一些部门、地方政府搭移民搬迁的 “ 快车 ” ，违法占地炒卖，谋取私利。如四川省忠县石宝镇政府将征用的土地以高价转让给建设单位和个人， 1997 年收转让费每亩达 9 万元以上， 2000 年每亩高达 20 万元以上，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而丧失土地、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却得不到依法律规定应有的补偿。当局表示，已经有 97 名参与长江三峡工程的政府官员因从工程中谋取私人利益被判贪污罪，其中一名官员被判死刑。审计官员则表示，重新安置因三峡工程而被迫迁居者的款项中，有 5200 万美元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四川省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 4 位农民何克昌、温定春、姜青山、冉从新因向政府部门反映地方官员大肆贪污移民款的问题而被逮捕，被控以 “ 聚众扰乱社会序罪 ” 和 “ 泄露国家机密罪 ” ，并在狱中受到残酷折磨。虽然因三峡工程造成的严重污染在中国国内是禁止讨论的话题，但已经广为国际社会所知，如对气候、水文条件等的影响，还有各种地质灾害接连不断地发生。三峡工程开工 8 年，就已滑坡 3465 次，崩塌变形高达 1190 多次。如果说三峡工程对环境的改变是间接缓慢的，其长期后果目前还难以评估。 列举中国环境污染的结果，还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假如按照绿色 GDP 计算中国为经济发展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可以说中国这 30 年的发展是负值。这一评估其实也为官方研究机构的测算所证实： 1990 年代中期，中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 GDP 的比重达到 8 ％以上。按照常识，官方的这一估计只会低估，实际情况远比官方承认的更严重。但根据这一官方估计，每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增长率大约在 8 ％左右）基本上被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所抵消，中国的经济 “ 繁荣 ” 其实属于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破坏型增长。 1949 年以前中国发生动乱后重建社会时，尚有完好的生态系统做为重建社会的依托。而经过近几十年的掠夺式 “ 发展 ” 之后，中国的生态系统已经相当脆弱，无法支撑起十几亿人的生存与发展。 可怕的 环境生态破坏和 环境污染，已成为中国的噩梦。最近的康菲石油案例显示，中国的环境仍然处于噩梦包围之中，丝毫没有改善的迹象。 据国家海洋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25 日，渤海溢油事故已经造成累计 5500 平方公里海面遭受污染。 8 月 31 日，是国家海洋局向康菲公司提出彻底排查溢油风险点、彻底封堵溢油源的 “ 大限 ” 。但据康菲公司透露，目前在 C 平台西北侧发现 9 处海底油污渗漏点，此次溢油总量已经增加至 2500 桶。并且现在的渗油点发现渗出原油，均为海床浅层残留油气混合。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王飞坦言，目前事故后续处理的前景依然不明确。 大限之前，问题无法解决；大限之后，问题仍然可能长期无法得到解决。 如果此次漏油事件发生在美国，会怎么样？以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为例，堵漏是第一要务，而后是媒体、政府议会的介入，而后政府司法部长宣布进行刑事调整，而后是石油公司 CEO 为事件负责辞职，而后是发生事故的公司建立 200 亿美元的赔偿基金，而后是进入漫长的民事索赔阶段。在美国，法律没有缺位，政府在舆论的监督下及时介入，民众拥有维护权益的工具，肇事的公司必须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负责，从刑事到民事到声誉到市场估值，都会遭遇极大的损失。反观作为国际知名企业的康菲石油公司，在渤海漏洞事件中，充满了无耻的傲慢。 8 月 25 日，新华网记者采访该公司，该公司表示， “ 在赔偿问题，如果有向我们起诉的情况发生，我们会根据中国法律来进行讨论。康菲公司和中海油的合作一直是非常紧密的，最近这段时间，双方每天见很多次面，一直在为处理这起事故集中地工作。到目前为止，双方工作的重点是解决溢油事件，还没有谈赔偿的事情，但是将来一旦有要求赔偿的事情发生，当然会谈及 ” 。 这家深入了解中国国情的公司，有两点心理准备。首先，中国的法规对此几乎是一片空白。此前所有的法律法规围绕着发展经济制订，当云南的铬渣事件有可能不了了之，当血铅事件沉淀十年无法得到应有的赔偿，当尘肺病人必须剖胸获得可怜的赔偿，当奶企因为三聚氰胺而下滑的股价很快反弹，当绿色 GDP 数据在甚嚣尘上的反对声中无疾而终，所有的企业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在这块土地上， GDP 比人命值钱，更比沿岸渔民的水产品值钱，健忘而低贱的投资者只要数天就会好了伤疤忘了疼，忽略企业的社会责任，把丧事当喜事办，追求反弹收益，而政府乐观其成。总之，这片土地上的许多人缺乏对环境的责任感，更没有对子孙后代的长远规划，他们以污染环境的代价获取短期收益，最后离开这里追求大洋彼岸的人间乐土。一群短视的民众与一个缺乏建立在责任感上的精英意识的管理群体，共同筑造了可怕的法律文化环境，可以陷入以罪，也可以将所有的责任化在瞬间为乌有。其次，这是一个以追求眼前稳定为和谐最高宗旨的民族，迄今为止，中国没有真正支持过任何一项针对大型公司的集体民事诉讼案，震惊一时的造假大案银广夏以重组告终，集体诉讼被视作提高社会运作成本的负面因素，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个体的松散的维权行为无法收效，而群体的维权行为因为有反对现有秩序之嫌，从骨子里被敌视，于是，渔民的群体维权行为，律师的诉讼成为秀场里的表演，民众的利益从未得到尊重。 当中国海洋局等管理者终于对康菲石油发出责难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地位十分尴尬。他们一方面反映滞后，在民众巨大的压力下严厉指责康菲石油，试图建立起海洋环境保护的基本规则，另一方面对民间的诉讼要求，对蓬莱油田的控股方中海油的责任视而不见。 中海油推脱自己的责任，宣称 “ 仅代表国家行使控股股东权利，没有参与具体油田作业 ” ，但中海油旗下在沪港两地上市的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是蓬莱 19-3 油田的服务承包商，而该油田由中海油和康菲石油共同成立的合资公司运营，其中前者持有 51% 的股权，后者持有 49% 的股权。康菲石油是运营方。当责任牵涉到大型国有企业，追责追到了自己头上，许多自诩为民族产业保护者的人士都会偃旗息鼓。康菲石油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 8 月 24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洋洋得意地表示康菲作为作业方愿意承担主要责任，在清污工作中与中海油合作愉快。更让人郁闷的是，到 8 月 29 日，康菲石油公司还说到目前为止它并未收到任何现金索赔的要求。这并不是中国民众不会维护自己的权益，已经有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贾方义向多家海事法院提起了环境公益诉讼，要求中海油和康菲石油设立 100 亿元的赔偿基金，进行生态赔偿和恢复。同时他还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状告国家海洋局行政不作为。 这回轮到了国家海洋局向康菲石油学习傲慢，法院像国家海洋局前期处理阶段一样态度暧昧，官僚与不负责任的国内企业与傲慢的跨国企业的结合，形成了屏蔽中国环境污染 “ 噪声 ” 的铁三角。当国家海洋局表示索赔程序已经启动时，他们将民间的维权诉求，与草根的法律力量驱逐出了政府救济的范围之外。…… 众所周知，堵截噩梦的惟一办法是堵住噩梦之源。 早在 2011 年 5 月 18 日，中国国务院承认三峡工程蓄水后对长江中下游带来了不利影响，并要求妥善处理时，美国之音等西方媒体普遍报道了中国国务院承认三峡大坝存在安置移民和“防止地质灾害”等“迫切性的问题”，且总结了问题的根源、为中国开出来药方。比如 5 月 21 日的《华盛顿邮报》社论说，中国官方媒体曾在 2007 年援引专家的话警告三峡大坝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但这次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发出警告：“这项声明引来一个明显的问题：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用了 15 年的时间和数百亿美元修建大坝，淹没了 13 座城市、 140 个镇子和 1600 所村庄，迫使 240 万人离开家园，他们为什么当初听不进批评者的声音，反而监禁和压制其中一些人呢？！”《华盛顿邮报》的社论提到，中国统治者纠正历史错误往往有现实政治背景。社论说，据说目前有人主张把大力拦河造坝发展水电列入下一个五年规划，但总理温家宝对此不满。社论说，即使这次温家宝胜利了，那种使三峡大坝工程上马的中央集权、不容异议的决策程序不会有什么变化。 中国国务院表示要着手解决三峡大坝的紧迫问题，但《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中国政府等于是告诉中国人民说，他们可以依靠那种制造了问题的政治权力架构来解决问题。社论最后说：只要保持着对权力的垄断，中国人民就别无选择。 西方世界的药方是：若要 堵截噩梦、 挽回 环境生态破坏对中国社会的恶劣影响，政府就必须放弃 对权力的垄断，还政于民、还权于民。

时至今日，还有人说，在这种种灾难中，是毛泽东带领人民走出阴霾，走出泥淖，带领全国上下走向光明。人们津津乐道“旧中国”上海的跑马场外竖着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随之我们的耻辱噎随着历史的车轮永远成为过去；津津乐道“新中国”第一件事，是废除了一千个不平等条约……。但是，谎言就是谎言，禁不住阳光的照射。历史资料告诉人们，“旧中国”上海的跑马场外“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纯属挑拨极端民族主义的杜撰，就和义和说西方传教士喜欢吃小孩一样；历史影像也告诉人们，1949年10月日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没有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 “建国以后的第一件事，是废除了一千个不平等条约”更是纯粹的谎言。查阅互联网“不平等条约——百度百科”网页，就可知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到1946年就已被中华民国几乎全部废除，只留下香港岛和新界以及澳门的尾巴，此外就是沙皇俄国的接班人苏联继续占领由不平等条约而得到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百度百科”云：“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而被废除不平等条约。1917年苏联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事后未完全兑现，亦无退还条约中获得的领土)。1943年，美国和英国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意大利和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失去他们的特殊地位。1946年，法国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中国收回了租界，收回了关税主权，废除了领事裁判权与最惠国待遇。”数一下“不平等条约——百度百科”网页所列不平等条约的数量，也仅仅是34个。 恰恰相反， 毛泽东主政中国大陆以后，不但没有收回在苏联手中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还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还与苏联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毛泽东不但不是外交巨人，其实连普通外交家的外交能力都比不上，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外交侏儒 。在外交侏儒毛泽东的一系列胡作非为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仅得罪了地球村中众多国家，1951年还被联合国大会戴上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侵略者“桂冠”，成为全人类真正爱好和平人民的公敌。后来，毛泽东又与“同志加兄弟”的苏联老大哥反目成仇。文革初期，热衷于搞世界革命的毛泽东，夜郎自大说什么“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结果触怒地球村各地村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跌入空前绝后的孤立境地。而毛泽东梦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就拿贫穷至极的中国人的民脂民膏收买一些小国家，直接残害老百姓的生存权，祸国殃民 。 尤其是毛泽东的“ 大跃进惨败，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祸”——大饥荒 。始作俑者毛泽东非但不自省，其个人威望数年后不降反升，还积累了发动“文革”的本钱。以今人眼光观之，这似乎是咄咄怪事。但考诸当时的历史背景，却自有本原。因为，自毛泽东建政以来，大陆政局曾经发生过几次重大转折。 如1957年从“大鸣大放”的“整风”到“反右”就是个转折。另一次重大转折是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在此，可以重点说一说后一次转折，这次转折，被喻为毛泽东从经济到政治的“华丽转身” 。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两次会议相隔不到8个月，可会议的基调却发生极大的变化。“七千人大会”的主题是检讨“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坦承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好歹做了点自我批评，还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强调“发扬民主”。八届十中全会虽然也通过了关于调整经济的若干决定，但毛泽东却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全会公报宣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会议的基调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从“发扬民主”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疑是个重要转变，“七千人大会”刚形成的开放气氛顿时消失殆尽 。毛泽东此时所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在“文革”开始时成为清算刘少奇等人的指导纲领。史学家丁抒在《人祸》里写道，“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他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等似是而非的词汇唬住了中央委员会。”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批评“三面红旗”，再也没有人敢追究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人祸”问题，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毛泽东的是非了 。 “阶级斗争”与“两条道路斗争”的话语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威慑力，考诸当时的国内外政治背景，造成这一转折的原因在于“大跃进”遭到极其惨重的失败。在内部，从党员干部到群众都满腹怨气；在外部，西方世界猛烈抨击，苏联则无情嘲笑，誓言要“反攻大陆”的蒋介石趁机宣称要“解民于倒悬”。此时此刻，不仅毛泽东的个人权力，连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面临1949年建政以来的最大危机。正是这种深刻的危机意识激发起中共上层的命运共同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具有强化政权威慑力的作用。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南下武汉，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主持了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一次国务院扩大会议。这几次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并且提出一整套调整经济的措施。随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3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了多数常委的意见，但强调不要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表面上看，毛泽东和刘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有所不同；其实，毛泽东何尝不知道形势严重，他只是反感别人把形势的严重性讲出来，那意味着他的错误更严重、责任更重大。接下来6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先后召见了田家英和刘少奇。田家英主要讲的是农民“包产到户”的问题。事实上，当时中央的多数人（尤其是陈云和邓子恢）都比较倾向于“包产到户”。毛泽东先是静静地听田讲，一言不发，然后突然问道：“你是主张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田家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等他出来后对逄先知说：“主席真厉害。”毛泽东对田家英的质问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包产到户”是否有利于恢复经济，而是把问题变换成了要集体经济还是要个体经济这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问题”，顿时就使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人陷入了政治上的被动之境。当年的共产党人信奉的基本教义是集体经济优于个体经济、公有制优于私有制、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也是共产党闹革命、夺政权、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信念基础。1949年以后，中共匆忙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大搞集体化，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如今要回到“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否定农业集体化，岂不等于走回头路，自己否定自己？! 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然后又进一步提出：“从 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头脑 。”在8月9日的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把话讲得更白了。他一开讲就是：“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这就明确点出政权危机问题。接下来毛泽东说：“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23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毛泽东这样讲，不是危言耸听。 然而，“大跃进”既然造成了旷古未有的大灾难，亲身经历着饥馑和压迫的民众，难道毫无触动？后人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时，最费解的可能就是当年何以不曾爆发大规模的反抗。据说刘少奇讲过：要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早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可事实上，与其说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不如说是控制得太严密。 刘少奇所说的“饿死那么多人”、“人相食”，只是高层才能掌握的“国家机密”，老百姓不得与闻。无论是经济崩溃、人口大量死亡，还是国际社会抨击，民众均无法从媒体上知悉。那时候的报刊广播以及各单位的领导所作的报告，口径高度一致：数年大饥馑被说成是“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原因则是“连续3年特大自然灾害”再加上“苏修逼债”；总的情况是“形势大好，尚有困难，前途光明 ”。 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高干们说得明明白白：“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的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后来万里也说过：“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在这样的制度下，当时党内的务实派面临极大的困境：一方面，他们知道党犯了大错，不改不行，而且希望改得彻底一些；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正因为党犯的错实在太大了，一旦打开了纠错的口子，会引发连锁反应。所以，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说：我觉得悲哀、失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头，整个中央委员会，除了几个挨整的当事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讲一句公道话！真是大寂寞，大悲哀……。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做了些许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但他仍然保留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项最重要的职务。在凭借意识形态统治的共产国家，谁在意识形态上占据正统地位，谁实际上就拥有最高权力。在1961年，毛泽东被迫放弃了有关“三面红旗”的一系列激进政策，但他依然坚持保留了“三面红旗”的口号，此举绝非无关紧要。从表面上看毛泽东不过是在悄悄地纠正错误的同时力图使自己保全面子；但正是凭借着“面子”，毛泽东对外维护住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并为日后的反击预留下了重要伏笔。接下来，毛泽东做了两件事。除了重提“阶级斗争”之外，他又发动了“中苏论战”，摆出一付要争当国际共运龙头老大的架式，这既给“三年困难时期”积下的民怨找了个出气筒，又刺激与迎合了中国人那种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故而赢得了党内的附和景从。再接下来，毛泽东号召“学雷锋”，批判文艺“毒草”；以后又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口号，在城乡展开了“四清运动”。更重要的是，和这些运动相伴随的，是毛泽东开始将自己打造为“神”，重要步骤之一就是发动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在这一点上，林彪控制的解放军扮演了重要角色，林也为自己的坟墓掘下了第一铲土。毛泽东通过这些活动，终于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树立起毛泽东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 按照毛泽东当时推出的“世界革命”话语，刚刚走出数年严重饥馑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从贫困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高”境界： 资本主义早就陷入“垂死腐朽”之境，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要如何追赶西方（其潜台词是中国不如西方先进），而是中国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着中国才是最先进的）；同时，国际共运阵营的领袖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中国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性地转移到了中国，毛泽东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中国的经济固然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封建王朝与国民党）的错，洋人（列强侵略）的错。深谙“国君”之心的林彪则在1965年进一步宣称：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必定属于我们而不属于他们。 极权主义需要不断地制造幻象，营造高潮。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独家“品牌”，不但要有足以令民众献身的“伟大目标”，而且还要有足以令民众骄傲的伟大成就，否则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无法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 。因此，一种幻象和高潮破灭了，就必须迅速地用另一种去填充。大饥荒后的中国现实是，要在经济上、物质上创造奇迹已全然无望，所以党急切地需要转移目标、转移视线 。“玩”经济“玩”砸了就“玩”政治，物质“玩”不转了就“玩”精神。 于是，毛泽东终于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钱。不久之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他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应该承认，中国大陆之所以爆发文化大革命，是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在专制集权压抑过久的社会里，毛泽东的“大民主”释放了广大人民的希望，人民只要服从一个大皇帝，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横扫全国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可以冲破各种以法律名义限制他们权利的桎梏。而这，也是至今很多人怀念文革的重要原因，更是毛左蛊惑人心的法宝。 按照汉纳•阿伦特的比喻， 极权社会好比洋葱头，越是外层的人越天真轻信，越是核心的人则越是犬儒化 。而托克维尔早就发现，专制政权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纠正错误或改革之时。因为政绩最恶劣之时，往往也是民众最沮丧消沉、最绝望之日。而一旦统治者不得不大规模纠正自己的错误或改革原有体制，那就会使沮丧的人们燃起希望。不是苦难，而是希望，才能促使人们起来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