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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賺大錢仍加價；九巴，雖說蝕錢，但竟然將錄得盈利的業務分割出來，然後申請加價，讓市民生活百上加斤，同樣可恥。想深一層，九巴為何會在本業（巴士服務）錄得虧損？是九龍、新界的居民全都乘搭鐵路，支持不到一間巴士公司？還是九巴的營運策略出錯？依筆者分析，致命原因是九巴只懂收車削班來節流，而沒有認真想辦法改善路線來開源，結果只懂加價，讓市民更反感，選擇改搭其他交通工具。這乃惡性循環。 有人曾經指出，近十年投入服務的鐵路，都是服務新界區的，所以九巴客量大幅下跌也是理當所然，而九巴只是本港公共交通發展的受害者。不過，只要細心看看，就知道其實本港鐵路存在不少盲點，理應巴士公司是有不少商機的，然而九巴卻沒有努力改善路線的定位。過時的定線，才是致命傷。 一、沒有爭取新市場 香港其實一直也不斷有大型的新屋村落成，如前幾年觀塘區的四彩“彩福、彩德等四個公屋項目” 以及再之前的葵涌村（位於大窩口）。這兩條村的共通點都是與地鐵站有一段距離，理應巴士在行車時間上是有不少優勢的（因為居民步行至地鐵站也隨時得花上十至二十分鐘）。加上，這兩條村的人口頗密集，應該支持到巴士服務來往市區的。 不過，途經葵涌村來往旺角的路線33A，卻經常脫班，再加上因為節流而私下“收車”的問題，往往使居民花上逾半小時才能上車。結果，居民漸漸對此線失去耐性，轉投紅色小巴的懷抱。儘管紅小收費十多元，卻仍然大受捧場，就知道葵涌村來往旺角絕對是有需求，而且支持得到一條巴士線的。偏偏，九巴卻提供劣質服務，自動投降。 另一邊廂，觀塘的四彩區更是令人費解。由屋村落成至今，來往旺角的巴士服務，就只得星期一至五上午繁忙時間一班車前往旺角，但此特別班次卻不是採用較直接的道路前往旺角，而是要先繞經彩虹道及黃大仙，試問又怎能吸引居民選搭？ 二、定線過時 要跟地鐵競爭，除了車資優勢以及所謂點對點服務之外，車程也不能跟地鐵相差太遠。否則，乘客依然會選用地鐵然後再轉車前往目的地。可是，過時的定線，使九巴不少路線之車程跟地鐵相比，有著太大的差距，市民無可奈何，只能選搭年年加價的港鐵，或比巴士車資昂貴不少的紅小。 以慈雲山區為例，人口近十萬人，但來往慈雲山至尖沙咀及旺角之巴士服務卻極為差劣。來往旺角，居民可選搭路線3C（慈雲山南的居民稍為幸運，可到蒲崗村道選搭路線較直接的203E），不過此線需要途經黃大仙、樂富及九龍塘，車程隨時長達四十五分鐘，相比小巴轉地鐵，又或紅小實在相差太遠了。結果這條路線未能抓住這個“黃金客倉” ，多年來客量只是浮浮沉沉，並不突出。 而由慈雲山前往尖沙咀，則需乘搭路線5C。不過，跟3C一樣，此線因為需要繞經土瓜灣及紅磡的內街，經常遇到擠塞，所以車程也屬於“趕客” 級別。直至最近一年，九巴才懂得在繁忙時間開辦取道較直接路線的5P，但這已是後知後覺，為時已晚。 事實上，改用合適的定線，除了能夠跟其他交通工具競爭，爭取乘客之外，更可幫助巴士公司節省資源。就以來往大埔區至觀塘的74X為例，雖然此線客似雲來，但本線往大埔方向需繞經新蒲崗及鑽石山，著實大大拖低了效率。一、繁忙時間的時候，本線在九龍灣已可上滿了，繞經新蒲崗及鑽石山，只是浪費燃油以及乘客寶貴的時間而已；二、鑽石山已經有75X服務了，所以本線於繁忙時間絕對有能力改善行車路線的。而這也是不少前往觀塘上班的大埔居民之心聲。不過，九巴並沒有聽取居民的意見，無論分拆路線，抑或其他方案，都沒有嘗試向居民作出諮詢。 三、走向極端 最近一年，九巴的而且確態度上有所改變，變得比以前更為積極、進取，例如於繁忙時間開辦15X提供由觀塘前往紅磡的特快服務。可是，筆者卻看到某些路線發展計劃有走向極端之勢。這絕對是自殺行為，對公司開源並沒有任何幫助。 在最新一份荃灣區路線發展計劃（RDP）裡，九巴及運輸署建議將路線30X變成特快路線，取道快速公路，不經長沙灣及荔枝角一帶，直達旺角。這本來是一件好事，畢竟荃灣區實在需要一條巴士路線特快來往旺角、尖沙咀。可是，九巴卻不知為何，將此線的荃灣區定線也一併修改，改成不經荃灣市中心、大河道一帶。荃威花園的居民享有超級特快服務的同時，本線卻失去了荃灣市中心這個大客倉，實在得不償失。筆者預計，若成功改線，客量會比現時更差。 有時候，你很難明白九巴的管理方針。應該提速、加快車程的，沒有去做；應該留住大客倉的，卻“飛走佢” 。 四、趕客的班次 多人乘搭的路線，班次較頻密；少人乘搭的，班次也自然較疏。這是理所當然的，而香港三大巴士公司也有不少班次十五分鐘以上一班的路線。但在處理這些班次較疏路線的手法上，九巴就與港島兩間巴士公司截然不同了。 新巴及城巴絕大部分疏車路線都是奉行“整點班次” 的，如每十五分鐘一班、每二十分鐘一班，甚至每三十分鐘一班。採用整點班次的好處在於乘客易於計算班次，因此他們候車的時間也可大幅減少。就以新巴路線30X及城巴路線A12為例，它們絕大部分時間都是二十分鐘一班，但因為整點班次的關係，乘客易於等候（繁忙時間受到交通擠塞，班次有誤點是無法避免的），儲了一批固定客源。 再加上新巴、城巴為不少疏車路線提供全日開車時間表，這樣不少乘客可以計算巴士到站時間，方便之餘，更有助留住這些乘客。 相反，九巴嘛，你只要看看幾條路線，就知道它是有心趕客的。來往屯門至青衣的路線263M (Fig.2)，平日日間大部分班次是每二十四至二十八鐘一班，你根本沒有可能預計、掌握哪時車才會來。另一條“經典路線” 來往上水至沙田的73A (Fig.1)，全日班次為每二十五至三十分鐘一班。換句話說，它可以是二十六分鐘一班，也可以是二十八分鐘一班，你吹佢唔脹。假若你是乘客，在不知道要等多久的情況下，你不改搭其他交通工具才怪。 總結 九巴落得所謂蝕錢的下場，除了是將路訊通分割出去“呃數”之外，更多的原因是管理不善，態度欠佳，沒有爭取市場，還作出不少趕客的措施，將乘客交給港鐵及紅小。如果某一天它要結業，那也算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可惜的。 九巴，你無心做，就唔該快點交返個專營權給政府啦，唔好阻住地球轉！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爭普選，並舉行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 凝聚共識 ，不過商討日概念，社會卻未進一步討論。美國版的商討日，原是為美國總統大選而設，希望打破候選人選舉時大量使用語言偽術。不過可能連戴耀廷也不知道，其實商討日也曾在香港發生。 2011年7月1日晚，在中環長江中心外就發生了一場實驗，數百名互不相識的示威者，用類似商討日方式，10人一組即場討論下一步行動。決議後他們連下三城，集體奔出馬路，奪得了德輔道中、遮打道及干諾道中，令深夜的中環，交通一度癱瘓，事後更引發當時未宣布參選的現任特首梁振英， 爆出「示威者需要受到制裁」論 。 商討成功　搶中環馬路 當日遊行後，合共超過1,000人拒絕散去，結集在干諾道中堵路。他們先聚在長江中心外，後來商議下再突然集體奔到德輔道中電車路，不久並再下一城奔到遮打道、再到干諾道中大會堂對出，成功連環奪得多條馬路，中環交通一度癱瘓。當時做決策，就是用商討方式：10個素未謀面的人一組在馬路中心，緊急討論下一步行動，盡量令決策更民主。 事後各人反應有毀有譽，但多數第一次參與的「入門級」市民都覺得這種決策方法，令他們自覺有很強的參與感（engagement），有參與者表示，「即使出來的結果不是自已第一選擇，都覺得自己『own呢件事』」，產生強勁的認同和投入，這批人事後更有部份亦有出席檢討會分享感受，顯示他們的參與度可以持續。 兩年前當晚，如此倉卒、毫無準備，只數百人初嚐街頭討論滋味，也已有此效果，連梁振英也要發出「制裁」之詞，可見堵路有效。如果真能做到戴耀廷所講的一萬人，這便真是談判的核彈！ 美國商討日　為破語言偽術而設 至於美國版的商討日，原為處理總統選舉問題。《Deliberation Day》作者認為，現代科技發達，候選人只要有錢，容易透過密密做focus group測驗各種族聽眾反應、聘請公關、購買競選方案、設計sound bite等來贏得選舉。選舉已無內容，又或選民覺得候選人總是花言巧語、什麼都有個講法，自己一票卻無影響力。無力感之下，很多人便索性不投票。《Deliberation Day》一書提供方案，認為必須透過深入討論，才可以令選民充權。 商討日流程 計劃中，為令美國選民更了解選總統一票其實投了什麼，商討日將在連續兩日公眾假期舉行，確保大家有空出席。每位參加者完成後，可獲150美金作為鼓勵，並彌補交通膳食開支。15人一組，先收看電視，聽總統候選人辯論。之後小組領航員（Facilitator）會 先叫大家不要理會討論中任何誹謗歧視之語，並開始小組討論，每人嚴限用90秒發言，提出自己想討論的題目。 領航員收集問題後，公開讀出，由大家投票決定集中焦點在哪個議題上（此設計會令大家為了中選，而盡量提出人人都關心的問題，有助收窄範圍）。然後便是真正的小組討論，最後投票。 如果有人不守討論秩序亂罵人，大家便會進行不記名投票；只要15人中有超過12人都認為此人太過份，就會趕走他，他便拿不到當日的150元美金。在多次實驗中顯示，商討有助深化公民對議題的認識，亦令他們能夠抗拒電視廣告的語言偽術，思考時直搗問題核心。 商討日的威力：it’s possible 記者探索佔領中環題目愈久，愈發現商討日威力，可將看似必敗的運動，轉化出神奇實在的可能。下面列出，近年採用密集討論、開會、商討模式的運動，讀者可發現商討威力驚人： 灣仔利東街（喜帖街）街坊不過普通中年人，由單個被迫遷的個體，透過持續開會、討論，變得團結，慢慢甚至掌握到專業語言，設計出的「啞鈴方案」，更奪得香港規劃師學會在2005年頒發銀獎。利東街後來雖然拆了，活躍運動的May姐（本來在樓梯鋪從事改衣），卻在下一波運動中留了下來，後來深水埗花牌師傅黃乃忠先生被迫遷、順寧道重建租戶被趕，亦處處見到May姐和一班利東街坊支援的身影。 花牌師傅黃乃忠，一生對著紙和竹，人到中年卻要與市建局對簿公堂，更被上門收樓。但黃生被迫走後，往創意書院教書，向學生現身說法重建之害。後成為本土藝術空間「活化廳」駐場師傅，在多次社會運動中都由他紮出標語花牌示威 順寧道被趕的租戶，最最最弱勢社群：有新移民、有離婚婦女、有基層勞工，既要湊仔亦要返工，因為不斷的討論而令運動深化，到現在也已成立了關注組，到處向其他區受重建影響的街坊教路、並持續向市建局主席張震遠示威。 幾年前多名本土行動成員，三個月來在皇后碼頭上同起同居看過日出日落，碼頭被拆，但保育、解殖及本土議題開始進入市民視野，議題在社會以高速散播。成員散落成為近年多場大型群眾運動主力，令公民社會起翻天覆地變化。 菜園村運動團結了老人、農人、婦女，不少人學歷不高，卻也學懂展開連綿漫長而有力的抗爭，更號召市民圍立會，最後當時運房局局長鄭汝樺，需深夜乘地鐵倉卒逃走。大部份村民決定寧不上樓，也要集體搬村，並計劃組成一隊，向受新界東北發展影響的居民分享與政府談判經驗，並提醒他們不要受騙 上述的運動，所有共通點，就是參與者都經過漫長的會議、深入的討論、多次的爭拗，以及朝夕的相處。我們覺得最難鼓動、凝聚，「最無運動條件」的群體，其實卻是過去幾年社會運動的主體。 商討模式的運動，已切實在香港發生過；為什麼我們還只一邊在問，「一萬人點來」、「一萬人點傾野」？ 更深入持久的「新」運動模式 無論是投票抑或遊行集會，其政治動能近年已明顯見頂。投票不但已成為四年一次的「即日仙民主」，民主與民生的關係更總是難以三言兩語說清，因此區議會選舉，出現飽受蛇齋餅糭困擾的窘境。而無論是七一或六四遊行，近年已湧現「唔想行完、坐完就算」的聲音，因此近兩三年，持續出現遊行後堵路的現象，開發「新」運動模式，實有必要。過去不論投票抑或集會，皆未能將政治問題與生活、民生結合，因此受外力（例如傳媒關注度）影響頗大，一旦傳媒冷待，事件便丟淡。但由商討而成的運動，節奏卻是由公民自己主宰，因此更為堅實（見圖1）。 商討為之後結集　以運動深化運動 人與人從商討而產生的連繫（bonding），會引發魔幻效果，令大家不用再開口埋口，只會講飲食／旅遊／天氣這些最無爭議的題目。 人得以聚在一起，為自己所肉緊的議題爭論，會誘發難忘、可貴的共同感。這種團結，正是打破冷漠的力量，也是今次佔領行動的真正核威力所在。你可記得，七一時候，地鐵裡每個人都穿黑衣、每個人都不發一言向著同一個出口走動的奇妙滋味？ 按戴耀廷設想，這批本已是打算抗命自首的人，具頗高公民質素，如果能透過小組互相認識，連繫上更多同道中人，這一萬人豈會捨得，「商討」了半日，投了票就此散去？ 他們只要有機會互相結集，就有條件自已發動更多創意行動、深化討論。這才是今次行動最爆炸性之處。根據過去經驗，只百來個「八十後」青年，發起的苦行、民間報導、圍立會、賣小食攤檔、斷食……已搞得政府招架不住。如果有一萬——就算打折到一千人，政府可以怎樣應付？ 早前公民黨余若薇接受《明報》訪問時認為，要一萬個經濟實惠的香港人參與商討日很難。公民黨本身是港珠澳大橋、雙非案及公投「受害者」，一度被不理解事件的市民「唾罵」，因此余若薇絕對有資格表示擔憂。 香港早有大型社運經驗 不過，香港亦已展現過組織大型行動的質素。即便是最起點的六四，幾萬人連續23年，每年有一晚8點鐘食飯行街的黃金時間，在維園點蠟燭、坐地下、收看播音不清兼普通話版本、亳不互動的天安門母親片段，也辦得到，而且秩序井然。 為何我們覺得，一萬人的宗教布道會可以安全、順利、感動地完成；幾千個烏合之眾，一起去看黃耀明演唱會又嗌又喊咁激動也不會亂。當一萬個甚至有被捕決心的公民去討論普選、政治制度這些嚴肅議題時，為什麼我們先要覺得不可能？ 要鑽研的，可能便是要提供什麼制度條件（institution），令這事發生。美國的商討日模式為我們提供了起點，透過各種小設計，令萬人討論得以進行。 待續 不過，商討日並非和上述活動可全面比擬，商討日亦非萬應靈丹，筆者將在下一篇文章，請來有份參加過去大型社會行動的運動者，討論關於商討行動和佔領中環的另一些問題。 Links 飯氣劇場: 香港職人系列~花牌師傅黃乃忠 http://ricegas.blogspot.hk/2009/11/blog-post_11.html 片中可見楊女士能清楚表達抗爭的原因： 順寧道楊媽媽: 行動只是為公道, 請勿抹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OTWnuWyL0

鄧忍光毫不專業多番干預節目創作 人權監察促立法會查政治壓力問題 人權監察新聞稿2013年3月18日 香港人權監察關注廣播處長鄧忍光被指干預港台節目創作及編輯自主事件。人權監察批評鄧忍光未有盡廣播處長維護港台各級人員的創意和專業製作空間，反而自上而下插手干預，企圖透過撤換立場鮮明的主持、將針砭時弊的時事節目放於收視較低的電視台播放及小事化大干預節目製作以至初步構思等，侵擾編輯自主，為政府護航，消減針砭時弊聲音的影響力。鄧忍光日前與員工會面，並未能就上述侵犯編輯自主事件釋疑，反被員工批評語言偽術。 [1] 人權監察已在日內瓦將問題向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反映，並會透過「撐公共廣播運動」向委員會提交補充意見，促請委員會關注港台編輯自主的問題。人權監察亦促請立法會召開公聽會跟進事件，並以特權法案調查港台和員工受政治壓力等問題。 報載，廣播處長鄧忍光多番干預港台節目創作，譬如鄧在立法會指《城市論壇》放空凳令官員尷尬不是重要考慮，但內部電郵顯示他重點提醒高層不應令缺席者尷尬；[2]署任助理處長施永遠因不肯接受政治任務而升職無望，[3]亦表示感受到政治壓力；[4]有傳鄧建議將重頭節目《頭條新聞》及《鏗鏘集》改在收視較差的亞視播放，試圖減少這些具批判節目的影響，在員工反對下作罷；[5]有傳鄧欲撤換《頭條新聞》主持吳志森及曾志豪；停播常批評政府的電台節目《輝遊記》；[6] 在《頭條新聞》團隊否決以希特拉角色取代太后與小豪子的初步構思，改用其他角色諷刺時弊後，鄧忍光在電郵批評團體差點為港台製造危機，要求署任助理處長施永遠提交「思想報告」，逐一交代節目構思詳情；[7]在員工大會前夕，鄧忍光在高層內部會議討論電郵外洩，並在《城市論壇》監製謝志峰不在場時討論節目擺放空凳事件。[8]今日鄧與港台員工會面後，試圖為周一立法會言論令員工感到不舒服而道歉，解釋從無要求港台將《頭條新聞》及《鏗鏘集》永久在亞視播放，並無要求製作員工思想交代等。 當香港政府再次空降毫無廣播經驗的政務官出任廣播處長，人權監察曾言擔憂此將是繼當局拒絕香港電台脫離政府成為獨立公共廣播機構及設立儼如「太上皇」的顧問委員會後，更為加強控制港台的舉措，近日報道印證我們的擔憂。 人權監察批評，鄧忍光不懂傳媒運作，毫不專業，根本不能勝任廣播處長及港台總編輯的職務。他不但未有盡力維護港台各級人員的創意和專業製作空間，尊重前線人員對節目規劃以至具體製作的意見，聲援記者在北京採訪被毆打，反而是自上而下插手干預，企圖透過撤換立場鮮明的主持、將針砭時弊的時事節目放於收視較差的電視台播放及小事化大干預節目製作以至審查初步構思等，侵擾編輯自主，為政府護航，消減批評聲音的影響力，損害多元化節目形式和無忌諱的創作天地，從而收窄言論空間。鄧忍光亦無法取信於港台員工，難以履行職務。 人權監察促請立法會運用特權法召開調查委員會，並在有法律保障下讓鄧忍光和港台員工當面對質。 根據聯合國社科文組織的定義，公共廣播服務機構是由公眾建立、公帑資助、為公眾利益服務的廣播機構，須要為公眾發聲，並非政府的宣傳機器。 人權監察認為，只有香港電台脫離政府部門，轉型為真正、獨立和法定公共廣播機構，在法定章程保障下提供真正獨立的公共廣播服務，才可較為免受政治和商業的干預和壓力，確保編輯自主。 註： [1]香港電台即時新聞《麥麗貞：員工大會處長與員工各自表述》2013年3月15日。 [2]蘋果日報《內部電郵揭AO處長立會講大話》2013年3月13日。 信報《高層電郵證鄧忍光講大話 欺壓港台三宗罪欲蓋彌彰》2013年3月12日。 [3]明報《署任助理處長1年 施永遠「坐正」否將揭盅 節目規劃與鄧忍光現分歧 員工關注》2013年3月8日。 [4]香港電台新聞《施永遠：如有需要願出席立會交代政治壓力》2013年3月15日。 [5]明報《港台消息：鄧忍光倡《鏗鏘集》轉亞視播》2013年3月13日。 [6]蘋果日報《鄧忍光欲炒《頭條新聞》主持　 施永遠：感到處長要求我做政治任務》2013年3月13日。 [7]am730《鄧忍光電郵曝光 要求港台員工「思想交代」》2013年3月13日。 [8]明報《鄧忍光追究電郵外泄　員工大會前夕高層會議》2013年3月15日。 照片攝於2013.3.15港台外 「撐公共廣播運動」 橫額。

圖：(左起) 土地正義聯盟葉寶琳、浸大教職員工會理事陳士齊、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浸大教職員工會會長李建賢、香港批判地理學會鄧永成、土地正義聯盟王浩賢、浸大學生會會長馮靖汶 （獨媒特約報導）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及浸大學生會等多個團體，昨召開記者會發表聯合聲明，反對政府改變李惠利校舍的地皮用途。團體的聯合聲明批評政府在土地使用上專斷獨行，抵觸公眾利益，明確反對將前李惠利地皮改作豪宅用途。土地正義聯盟王浩賢指，如將土地更改為住宅用地，就會出現人口過度擠迫，欠缺社區設施等問題。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亦表示，如特首梁振英繼續逆民意而行，只會賠上政治代價及失去政府與大專院校的良好合作關係傳統。 王浩賢批評政府「霸王硬上弓」，未完成諮詢便將李惠利南面土地放進2013-14年度住宅賣地表，使城規會陷於「兩難局面」，如該會現通過該項目，就會破壞其公信；如不通過則是與政府「對著幹」。他促請政府將該地皮從賣地表中抽出，並由公眾討論應否將之發展成豪宅。葉建源表示，若政府繼續強行搶地，將會付出「制度上的代價」，破壞政府「恆之有效」的制度。 香港批判地理學會鄧永成教授指，從前發展商如想將 GIC（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改為住宅用途，他們須先向城規會提出有關建議，再由該會審批，他質疑現時政府將 GIC 土地轉作房屋用地是否涉及「利益輸送」。浸大學生會會長馮靖汶表示，政府將22幅 GIC 用地放入賣地表是一「不可接受的行為」，批評政府只為一時的賣地收入而漠視市民的利益，學生會不排除以罷課抗爭。浸大教職員工會理事陳士齊亦指出，政府現有二千公頃土地儲備，但政府卻未有交代土地發展用途，他促請政府對土地儲備的發展定出時間表。 葉建源表示，短期內會組織一跨黨派約見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的行動，希望於諮詢期完結前向當局發表「強烈聲音」，同時亦有議員向發展事務委員會提出要求，就用地一事再在立法會討論。馮靖汶表示，同學踴躍參與早前舉辦的「一人一信爭取李惠利土地」行動，城規會目前已收集到二千多封信，學生會望於諮詢期完結前發起遊行，及不排除會組織「罷課」行動，「因政府忽視市民聲音實在是不能接受」。 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在今日《香港經濟日報》刊出的專訪中表示，香港需要一所中醫教學醫院，他正與中大及港大洽商，希望推動三間大學聯合撰寫建議書予教資會。陳新滋又指，假如前李惠利地皮興建豪宅，將會是政府一個很大的污點。 相關報導： 浸大政府爭地風波 校長陳新滋：改住宅用途，除發展商外無人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