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中國有句古語「民以食為天」，「衣、食、住、行」中最容易解決看似是食，但當想食而不得的時候又是最為煎熬。光看臨近歲晚，全港各大超市藥物的奶粉，近在上水，遠至離島都有如大掃除一罐不留，幸存的也給人當作奇貨囤積。嬰兒吃不到奶粉倒也沒怎麼感覺，也許對他們而言母乳與奶粉的味道沒有多大差別，能吃飽就好。反倒難為了父母，走遍港九才得兩三罐以應急，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 其實內地水貨客搶購舶來貨亦非首次，半年前有小道消息傳出益力多能豐胸抗癌而導致港產益力多一度短缺；現在又因市場需求大手購入奶粉而使初為父母的香港父母四處奔波，連特區政府也要計劃修訂法例限制奶粉出境，看似勞師動眾的舉動其實亦不無道理。 本來香港只有七百多萬人口，決定繁衍下一代為數不多，所以香港的奶粉供應也就沒甚麼大問題。然而幾年前內地發生了有毒奶粉事故後，內地人對國產奶粉已經畏而遠之，因此紛紛透過水貨客來求有質素保證的奶粉。香港的奶粉供應市場平白要連帶吸收內地的需求，求過於供的情況下又怎能面面俱圓的應付各方需求呢？遠至荷蘭、德國、紐西蘭等地的奶粉也在不經意出現緊絀情況，更遑論香港這個毗鄰的小城市。然而限購令也只是輕微紓緩一下情況，螞蟻依舊搬家，奶粉依然短缺，父母仍是焦急，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於我看來除了實施限購令，更重要是把內地奶粉需求重點轉移，至少香港不是箭頭的那一點，例如是從內地的食品安全着手。中國這麼龐大的市場很難有一個城市或者地區能完全吸納，唯一的方法就是靠自身解決，改革食品監測制度。也許有人質疑內地會不會煞有介事的看待這個問題？ 但是連海外地區也對亞洲遊客購買的奶粉實施限制出境，香港市民嚷着要聯署美國白宮回應奶粉短缺問題，這就不是一件小事了。或許有人覺得這個辦法並非是一個確實的辦法，只是推卸問題，但試問還有甚麼方法更可行呢？內地父母就是要求品質保證才來港購貨，可是即使奶粉供應商同意增加貨源，奶粉短缺問題依然，可見這個問題並不能靠香港單方面解決，亦需要內地自身作出改善。不過也難怪，以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確實有心無力，以一個小城市卻要同時提供偌大的國家需求，所以縱然感到無奈，但要求內地自我加強食品安全檢驗確實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從來治根之法都會讓人感到遙遠，覺得是永無解決的可能，但如果不選擇邁出第一步，以後的二、三步更是沒有可能走下去。若是繼續無視根本之法，今天可能只是奶粉，明日又將會是甚麼產品呢？ 馬堃騰 中文大學國是學會幹事 *原刊於2013年2月16日《成報》

那麼，甚麼是否定性？還有，為甚麼巴迪歐說我們有一個否定性的危機？我以兩篇文章的節譯解釋。但是，容我先說幾句，否定文化的差異性不等於對所有文化無聊的包容，如果把這跟「多元主義」混淆了就是巴迪歐所說的「壓抑否定性」，而這也不是我或齊澤克會提出等答案。正確的觀念的思考方向是：在「減除」（下文會有清晰定義）文化一概念後，我們的行動會以甚麼形式來進行？答案是明顯的：堅持我們對製造這些問題的制度自身作出否定（如魁北克的學生那樣），不讓當權者分化所有有可能行動的人。魁北克獨立黨過往不斷的失敗就正好證明了我這一點。在這程度上，魁北克的學生運動正是「減除法的政治」、堅持建構有效運作公共社會機制。 第一篇是巴迪歐二零零七年在加州的援課。 〈破除法、否定性、減除法〉 以下演講中理論上的內容是非常簡單的。我以五點作總結： 一、所有的創造、所有的創新，都是在一個意義上一個否定性當中肯定性的部分。這個「否定性」是由於，如果一些東西是發生為新的，那麼它就不可以被換算為它所發生的狀態當中那裡的客觀性。因此，對於該狀態的法則律令的那種客觀性而言，創新確實是像一個否定的例外。但是創新同時是一個「肯定性」，它是一個否定性當中肯定性的部分，這是因為如果一個創造可被換算為一個對普通律令的客觀性而言的否定性，它的邏輯同一性就是完全地依賴於這個客觀性。因此，一個創新的特有本質既包含了否定性，但同時必要在這個否定性當中否定的部分以外來肯定自身的邏輯同一性。這就是為何我會說創造或創新必要被矛盾地定義否定性當中肯定性的部分。 二、我稱否定性當中否定的部分為「破除法」。例如，如果的們考慮到勛伯格在上世紀的開端的創造——他的十二音列理論——我們可以說這個創造實現了一個破除法：它實現了瓦解那主導了西方傳統近三個世紀的十六音列系統的這一過程。在同一個方向上，馬克思的革命這個概念就是要，透過完全地破除資產階級國家的機關，實現一個資本主義的內在否定性的過程。在兩個案例中，否定性都是在一過程中「事件」的集中關注，而否定性就透過這個「事件」來達致那舊的世界的瓦解。正正是有了這個「事件」的集中性，我們才得以實現否定性當中否定的力量，而那就是否定性當中的否定的部分。我把此稱為「破除法」。 三、我稱否定性當中肯定性的部分為「減除法」。例如，那些結構了勛伯格系統中音樂作品可采納的單音序列（旋律）的音樂公理，這些在十六音列系統以外的公理是沒有辦法被該系統的破除所推論的。它們是音樂活動的一個新的框架中的肯定性律令。它們展示了音樂話語之中新的一致性的可能性。我們要理解的重點是，這個新的一致性是新的並不因為它實現了瓦解既有系統的這一過程。這新的一致性是新的是在以下程度而致：在那些勛伯格的公理所實行的新框架以下，音樂話語避開了十六音列系統律令，或更準備地說，它們變得對舊有律令中立、或不聞不問。這就是為何我們可以說這個音樂話語是減除了它舊有的律令。清晰地，這個減除法是在否定性眼界之內；但是它存在於那些否定性當中純粹否定的部分之外。它們存在於「破除法」之外。 而在馬克思的政治場境之中，這事情也是一樣。馬克思堅決宣稱資本階級的國家機制的破除自身並不是一種實踐。而共產主義才是其目標，也就是國家本身的終結、社會階級的終結，以支持一個主張平等的文明社會的組織方法。但是要達致這一點，我們必要首先以一個新的國家機制來取代資本階級的國家，而這並不是破除了資本階級國家以後的即時結果。實際上，這是一個有別於資產階級國家的國家，就如今天的實驗性音樂可以是十九世紀的學術界的調性樂曲，或一個當代表演可以是學術界的對奧林思匹十二主神的陳述。而一個新的國家——馬克思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一個組織自身的消沒的國家，一個其特有的本質就是「去國家化」的過程的國家。或許，如對阿多諾多說，在音樂作品中「非形式音樂」正正就是那個瓦解所有形式的過程。因此，我們可以說，在馬克思原來的想法中，「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減除了「正常的」國家中所有的古典律令的一個國家的名字。由於，一個古典國家它的形式就是權力；但是，一個以「無產階級專政」而名的國家就是「非權力」的權力，那種「權力的問題」自身正在消逝的權力。在任何情況下，否定性當中的一部分——那定向於那絕對地存在於否定性所否定的律令之下的東西以外的東西的可能性——我們稱之為「減除法」。 四、因此，否定性經常是，在其實質的行動中——不管是政治性或是藝術性的——懸浮於破除法和減除法之間。而上世紀的基本思想正正是：否定性的特有本質是破除法。而在這個世紀的開端，我們的基礎思想必然是：否定性的特有本質為減除法。 五、但是減除法並不是對破除法的否定性，同樣地破除法不是對減除法的否定性，正如我們從馬克思和勛伯格那裡看到。 而這項任務最困難的問題正正是在減除法的觀點下保持否定性這完整的概念：如列寧、勛伯格、杜象、凱吉、毛澤東或波洛克在破除法的觀點下保持了否定性這完整的概念。 第二篇是上面提及的《否定性的危機》訪談中的開首： 約翰‧範‧保持訪問阿蘭‧巴迪歐；論《諸世界的諸邏輯》的理論構架（2009） 保：從康德到胡塞爾，直到現在到你的作品，這個回歸到先驗哲學的舉動絕大部分都是發生在「危機」的時候。對康德來說，這個危機就是古典描述中的理性——面對休謨的懷疑論——面臨失敗的可能；對胡塞爾來說，這個危機是哲學的精神——在現代科學和法西斯主義的發作的雙重壓力底下——的崩潰；而對你來說，你稱我們現在的問題為「否定性的危機」。你是怎樣定義「否定性」，以及為何它今天陷入了危機？ 巴：我的答案事實上是一個簡單的答案。在我看來，我們今天的這個危機，它特有的性質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危機，而是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或許，我這個哲學家所屬的時代，是那從十九世紀而來的稱之為「偉大的假設」的東西——更或是，法國大革命——陷入了危機的時代。因此，這是革命這個概念的危機。但是在這個革命的概念的背後，那就是「另一個世界」這個概念的危機、另一種組織社會的方法的可能性的危機…等等。這些不只是關乎到純粹可能性的危機，而是，這些革命的可能性的歷史可能性這個危機陷入了事實的本身。而這是一個否定性的危機，因為它是關乎到我們能否構想到一種是創造性的否定性。否定性這個概念它自身是一個對「新的事物」的否定，而若果我們有一個手段真的能夠否定那已建立的秩序——在這一種否定性的時刻——那麼我們就有一個新的秩序誕生。而因此，這種否定性的過程當中已經包含了其肯定性或建構性的部分。 最後，我們亦能談及一個「（黑格爾主義下）辯證法的危機」。在黑格爾裡，我們知道在否定性當中那創造性的部分就是否定的否定，因此，這個否定的否定並不是回歸到從前，相反地，它是內容的瓦解、否定性當中確實的內容。而否定性這概念的失敗當中有很多東西都證明了，否定性這個概念現在正經常被否定。而這就是否定性的危機。而今天的各方面中，我們知道對於否定性的一些純粹觀念，實際上，經常是在侵蝕否定性的基礎，而因此推翻了（黑格爾概念中）「否定的否定」的未來 。那就是了，革命的未來、成功的革命，最終就成了恐怖份子國家。這一切東西的完整討論是自然地複雜很多，如我們需要準確地指明事情發生的時間等，但哲學上來說我們正有這樣的東西。 因此，我們必要宣稱我們正面臨一個否定性的危機，而這危機有兩個可能的後果： 一、我們要純粹地、簡單地放棄革命這個概念、世界的改變…等等，並且承認資本主義世界，伴隨著溫和的民主…等等，已畢竟是最好的世界——不太好亦不太差。而最終我們只能接受這一個觀點。 二、而在這一個觀點中，某個意義上，哲學與歷史之間就是一個分離的關係。而因為我的信念是——如果人類的歷史現在就已經是其最後的階段——這就證明了歷史不再與哲學有關，就如只剩下一個實用主義的立場，因此，最佳的立場就是只是作為一種如商業般的生意。在這個案例中，最佳的不是哲學而是生意！ 影像串流:

（獨媒特約報導）今年是中共建國六十四週年，亦是六四事件二十四週年，二十四年來的六月四日，香港的維園都會舉行燭光晚會；悼念當年的學生及先烈外，更要薪火相傳至下一代，接好民主棒。而去年的晚會台上，六四樂隊的一首《民主會戰勝歸來》深受觀眾歡迎，引起廣大迴響。記者今次跟隨這隊樂隊到 Band 房練歌，大談他們的理想和成立過程等。 一張貼紙成就一隊樂隊 VIIV是六四的羅馬數字，所以VIIV樂隊也就是六四樂隊。樂隊的最初骨幹成員有三人，分別是 Kenneif、Sunny和 Barry。他們在《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的舞台劇中所以認識，偶然拿起樂器便一起夾歌。玩得興起下，遂有組樂隊的念頭。不過，為何會以「VIIV」命名？原來全因為一張印有「VIIV」的宣傳貼紙。前支聯會主席司徒華離世後，VIIV樂隊受支聯會邀請在追思會現場獻唱。2011年的六四集會，是他們第一次以VIIV樂隊的名義正式演出。 其後有更多不同的成員如慧儀、Ivy和Anthony等人加入，不過其實樂隊每次演出都有不同的成員，所以他們也沒有一個官方固定的人數。反而是視乎編曲上需要使用的樂器，以不同的成員作演出上的配合。「創作靈感全都是來自社會議題，當我們眼見不公平，或者隱形了的議題，我們就會拿出來說。」如和學民思潮合作的《思潮起動》，反行政長官梁振英的《FUCY》。不過他們亦不諱言，樂隊曾經遇到不公平的對待。國內電視台想借他們的歌曲作音樂節目之用；但因為樂隊名字敏感，遂被要求不可以直出原名，所以他們亦拒絕了邀請。 圖：Kenneif 堅持到底 我自由與天地同在 人們真正認識他們是在去年晚會上演唱《民主會戰勝歸來》。這曲由 Anthony 作曲，Barry 填詞，Anthony 坦言這是一首滄海遺珠。「這已經是四、五年前儲落的歌曲，兩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在樣本唱片中拿出來，交了給Barry去填。之後在去年燭光晚會正式公開演唱，我們也沒想到會這麼受歡迎。」 這歌聽起來有點老香港的韻味，像武俠片和電視劇集主題曲，又帶點顧家輝的感覺。 Kenneif 亦坦言：「他們完成了這歌的時候，拿出來說要編歌。我心中的感覺是『想點呀』！武俠劇呀？但聽了一陣，又覺得可塑性頗高，之後就開始排了。」後來得知歌曲能夠感動很多人，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其中在 YouTube 的點擊率在集會當晚後更直線上升，而這歌也收錄了在支聯會已推出的《 民主會戰勝歸來——籌建永久「六四紀念館」民運歌曲專緝》之中。 被問到各成員的正職及生活背景，樂隊靈魂人物之一的 Kenneif 笑言他們是一隊雜牌軍。不論是職業、年紀、參加六四晚會的資歴，大家都是南轅北轍。六四樂隊的成員有從事音樂創作、音樂教育的、有從事傳媒行業的，也有風馬牛不相及的工程和食品安全等等 。「我們都很忙，不過都儘量抽時間一起練歌。」儘管如此，這一群絕不是雜牌軍。因為六四，他們站在同一線上，負起同一使命。「我們會唱到六四真正平反為止，假如真的『有幸』見到一天，我們依然會繼續創作和演唱下去。因為在香港和中國內地，仍然會有很多問題存在。」 Kenneif 最後補充：「我覺得我會堅持唱到我死的那天。」 圖：Barry 推動音樂潮流 後有巨浪承接這變改 六四樂隊這幾年來出席過大大小小等不同的演出，他們亦有不同的體會。他們表示，在2011年六四燭光晚會中演出《自由花》後，集會人士都認為他們唱得不俗，但參加六四集會的群眾不太習慣這曲的節奏。所以他們坦言，每一次的現場演出均有很多不同的觀眾，遂有很多現場上的考慮，尤其在編曲上。例如為了令長者能跟上節奏，就得用較慢的拍子。「我們努力花更多不同心思，去凝聚群眾和著力帶出議題。我們唱的不只是歌曲，更是大家的心聲、想法甚至憤怒。」Barry 更認為：「我們希望能在香港推動 Political Pop，雖然目前仍在摸索階段，但我們會繼續努力。」 談到年輕人對政治取向的問題，Barry 便認為現在新一代很極端。「要不是直接表明『我很討厭政治』，就是一提及政府便覺得無能，甚麼都反，十分相當激進。而中間有一群人想試試用另一個角度來看，來思考問題。這個也是我們樂隊想做到的。」 由1989年至今，每年均堅持參與六四晚會的 Barry 也見證了參與者的轉變。「由 2009年的二十週年開始，開始多了很多年青人參與；那一年也是皇后碼頭和高鐵事件發生的一年。到二十一、二十二週年的時候，就有更多八、九十後來到，也有一些年青人想帶自己的父母參與，也有國內的自由行的人士參加。」縱使平反六四、爭取民主的路愈來愈難走，但廿四年過去了，結伴同行的人卻也越來越多。 由台下走到台上 鋪天蓋蓋不住世代 樂隊每名成員參與六四晚會的年資不一，但信念卻是一致的。「我們每一個人也很享受，每一個也很希望可以把訊息傳播給下一代。」。 而他們亦由過往多年台下的集會者轉變為台上的演出者，成員們各有不同的感受。Sunny 認為：「我們會有了一份使命感，當站在台上，力量很強烈。」。 Kenneif 則比較了在台下參與和台上獻唱的分別：「一開始坐在台下，你連台也看不見，是由身邊的人開始，你不一定認識身邊左右那個人，但燃點蠟燭的時候，你會問身邊的陌生人借火，之後大家會一起高舉燭光、一起唱歌，在台下感覺很熱血沸騰 ，而在台上，感覺就是把那種熱血燃燒出來。」 說到難忘的演出經歷，Sunny 指最感受深刻的一次是剛過去的六四晚會，「當唱到最後一句『我、自由與天地』的『地』字拉到很長，而聽到觀眾一同在唱；感覺到的確與觀眾是同在…這一部分是很觸動的。」 Kenneif 的最深刻則是2011年的那次：「那次唱的是《繼續革命》，最後一句是『延續你抗戰的心沒有所謂的宿命』，一唱完了『 宿命』，全場靜了下來，但『 宿命』的回音在銅鑼灣尤如環迴聲響。之後大家亦隔了一陣才懂得反應過來，真的很震撼。」。對慧儀來說，在台上往下看的燭光之海是最深刻的：「因為在台上才可以看得見燭光的光茫是可以如此震撼，是你在台下未必可以看得見。」 圖：Anthony 毋忘六四 信念如舊清澈恬靜 作為「六四」樂隊，談到六四的問題，Kenneif 便十分激動的說：「六四整事最重要的就是你（中共）開槍鎮壓百姓就是不對，開槍鎮壓完自己人民，還要說慌來掩飾是不對，掩飾完了你不去變、不去改，就更加不對。」仍是學生身分的樂隊成員 Ivy 也有自己的見解：「 為甚麼那群學生會走出來爭取？他們與我們現在爭取的東西可能是一樣，大家的信念是一樣。學生就不可以走出來表達他們想表達的東西？」 和六四樂隊談到他們的未來動向，他們期望今年內能作更不同的演出及開一個迷你音樂會。感謝六四樂隊帶給香港人很多有關社會議題的歌曲，畢竟在香港創作非主流歌曲已經不容易，更何況要創作和政治有關的音樂？而且他們沒有大公司的資金或贊助，仍堅持音樂路，絕對更需要群眾的支持。平反六四，是他們也是我們的願景。或許如最近「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致姚監復的公開信所言：「我們都要特別注意保重身體，等到這一天的到來。」 記者：麥馬高、Yiuman Fung、autumnyu

我是一個不愛逛商場的女生，不是不逛，而是我需要一個原因，才會讓自己暴露於物欲橫流的人海中。否則，一不留神，傾家蕩產。K11是少數我有事沒事，只要是走過尖沙嘴，都總會鑽進去update一下的商場。 這一期的展覽是Inter-act和Number展。前者在場內的Stage Of The Arts，後者展示於每層的特製櫥窗之內。 [按此見更多作品圖片] (展期明天就完了!!!) 藝術本身就是互動，藉著作品表現創作者的內心景象，透過與觀者的互動，建構出獨一無二意義。放在堂廟之內的作品，不是用欄擋住，就是裝有警報器或在保安嚴密下參觀。Inter-act便打破這種「藝術的界限」，主動邀請觀者接觸藝術品。冰冷的作品與人接觸之後產生變化，方能完成作品，以互動建構出作品獨一無二意義。很多人見到「藝術品」都不敢觸碰，怕弄破，怕搞壞，見而避之。好些參觀的人，目光帶點疑惑，見到有人玩，就開始碰一下，咦？有反應呢，就繼續玩下去。這種互動就像小孩子玩玩具，在孩子的小眼睛裡，世界所有事物都新鮮有趣，所有東西在他們手上都變成玩物。Inter-act的概念借用了藝術理論中席勒(Schiller)提出的遊戲元素，帶觀者回味童年的諧趣。 相對來說，Mobile Numbers展就成熟得多了。「填滿一生，全是數字」，有沒有讀過社會學理論的人，都會感受到數字在我們生活中是無處不在、無孔不入。身份證、每月收入、GPA、午餐價格、食物卡路里……無一不是1234。十多個來自亞洲各地的青年藝術家，展現他們對於數字人生的觀點與角度。有反思科技、有緊扣成長背景、有質問金錢至上的資本主義運作邏輯……正如張煒森論普普藝術，當代藝術的作品，通常都要配合時代背景，才能讀出作品的意味。在眾多作品之中，總有一件半件能勾起你的共鳴。 記得當年讀大學，有一門課說藝術。導師是藝術家，當年K11開張不久，他問我們覺得K11作為藝術扣連商業的嘗試，將是成功還是失敗。今年新年，我帶家中老爸老媽去行K11，他們平日都不會專誠參觀藝術館。在K11商場的包裝下，他們不知不覺地給藝術滲入。Window shopping看時裝的同時，也「不小心」地看到畫或裝置。讓藝術走出showcase發現更大的世界，主動進入普羅大眾的生活。如此誘惑，如何抵擋？我見我爸也玩得開心地笑，數年後的今天，我可以回答老師：「K11 is a good try」。 （原文首發於個人部落格，參考連結： http://movingfromhere2there.blogspot.hk/2013/02/window-shoppingk11.html ）

代嫻姐及芬姨告青年書 前言： 對不起，年青的朋友們，我已經無法像以往一樣充滿火氣。 年青人，憤怒吧！ 香港年青人的競爭力 我想，大家還是考慮一下接受現實吧！ 正文： 請不要誤會嫻姐和胡恩威的建議是羞辱你們，其實他們是在磨練大家。 不要擔心噪音空氣污染等問題，香港本來就已經很髒亂吵，再加上近年過度接待旅客，早就不是宜居城市。 至於私隱保安等問題，也不用太擔心，根據報導，營運「青年房屋」的機構將會參考大學宿舍管理模式運作，例如十一時後清場打蛇，確保不會發生問題。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難得他們如此器重年青人，你們還不接受？ 我就知道，你們一定會引用＜孟子．盡心＞中的「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去反駁我，但其實，此句 亦可解作「防患於未然」。上一輩常常批評你們生活無憂以致失去危機意識和解難能力，如今將你們置於天橋之下，本質上就是一種經驗學習(experience learning)，讓你們學會察覺潛在危險及採取預防措施，並在問題發生之時明白當機立斷馬上逃離之重要性。 也許你們都不知道「君子不立危牆之下」的上句就是「莫非命也，受順其正」，明知會遭人唾罵也願意為你們想那麼多，如此一片苦心一番好意，你們為何不領情。 當然我明白，這天橋底計劃會趕走部分露宿者，但為了下一代的前途，要他們再犧牲一下又何妨？ 我知道你一定會問，為什麼如此好的計劃不首先讓政府機關或政黨中人身先士卒，這個你便有所不知了！要建立一個年青人的社群從來不易，不多花一點時間怎能見效。反之，強國人已經愈來愈瞧不起港燦，若果連特首辦也廁身天橋底，恐怕門常開也會被他們買下變成奶粉城。為免中港矛盾加劇，政府中人唯有繼續鎮守維港黃金地段好了。 同樣道理，愚亦以為年青人應仔細閱讀日前明報專訪，後經主場新聞節錄，並引起的網上熱議的梁美芬：中學生不應談戀愛　性向教育等大學一文。 事實上，坊間不少年青人誤會甚至曲解了芬姨的原意，指她保守落後。 為了深化討論，先容我引錄明報原文 梁美芬不認同，指中學生「連value building（建立價值觀）都未做完」，不夠成熟去了解愛情、性傾向問題，「好多人入大學後便可自行判斷」。她更表明，若有中學生問到有關拍拖等問題，「我會叫他們不要試住，因為未想清楚。」梁美芬說，中學生不應談戀愛，「我會說，十五六歲不應拍拖！」 陳志全不服氣，反問梁﹕「難道我見到十五六歲的男女拍拖，會向他講，你不要拍拖住，你怎知道你是鍾意女仔呢？」梁美芬認為，若學生真的有疑問，可向社工求助尋求意見。 香港寸金尺土，加上近年百物騰貴，年青男女未有事業基礎及完整生涯規劃根本不可能買樓成婚（甚至連租屋也有困難）。為免港女港婿和港爸港媽起衝突，推遲一下生理周期乃無可厚非。更何況，在等待過程中，年青男女大可鍛鍊自己的忍耐力，實在一箭雙鵰。 與此同時，芬姨深明前線社工及輔導老師為應付年青人感情煩惱之龐大工作量。學校不教性教育，甚至立例一刀切禁止年輕人談戀愛，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或曰，年中很多人進不了大學，那豈不是強奪了他們接受性教育的權利？其實大家有所不知，芬姨這樣做也不過是希望鼓勵青少年用功讀書奮發向上而已。 小結： 總括而言，香港年青人應學會思考，避免太快下結論，當你們明白嫻姐及芬姨等前輩對你們的苦心，社會自然會變得更加和諧。 後記： 關於類似的個別事件，我們是不會亂作議論的。 原文(附影片、圖片及相關連結) http://tommyjonk.xanga.com/771691298/%E4%BB%A3%E5%AB%BB%E5%A7%90%E5%8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