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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維園年宵市場的本地示威文化商品 〔按：本文為「文化監察」的約稿，於2月15日在信報的「文化論政」專欄刊出。〕 一提起創意文化產業，往往會勾起諸多想像。一種是荷里活、迪士尼、建國偉業等「大茶飯」，另一種是文化創意商業化下，小眾或探索性藝術實踐被擠壓得凋零的意境。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及發展部」過去兩年的「文化創意中小企業的跨界別協同效應：創意、人才與企業精神」的研究計劃，就是希望在上述兩種想像之間，探索新的方向。 文化創意中小企，不單是最能製造機會及吸納勞動力的區塊，也因為其立足本土的特性，最能保留和再生產本地文化。是故，歐盟在面對最新一輪金融危機 提出來的對策 ，是透過幫助文化創意中小企去幫助青年發展事業；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過去亦一直以發展文化中小企的形式，去保留和發展一些消失中的文化，該組織建議政府機構應調撥更多的資源，扶植本地中小型的文化企業。 然而，自九七金融風暴爆發以來，香港政府天天掛在口邊要產業多元，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到頭來資源卻集中到幾個大型的建設項目。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並没有利用香港的地緣和本土文化優勢，去開拓更多空間。 作為中介力量的邊陲文化 自回歸以來，香港的經濟發展，主要北望大陸。背靠一個新興的經濟體系，區域性經濟整合實在無可厚非，尤其是近年大陸要進行產業升級，減少污染企業，希望借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軟實力，卻礙於國內既有的政治審查制度，產業難以走向國際。在這格局下，香港再一次成為了中西方的中介，譬如說，目前大部份針對國際市場的電影，均為中港合拍片，創作人在既有的審查制度的框架下，尋找與西方價值、美學、風格等層面的對話。 可見，香港雖處於大中華邊陲，卻因為殖民的歷史及廣東文化，形成一個抵禦中（大陸）、西（殖民）文化霸權的邊緣文化空間，這顛覆的位置，使文化保持流動，並以各種各樣的媒介呈現，成為推動創意的動力。舉例說，香港的廣東方言、電影動作風格、黃賭毒故事、飲食文化、無厘頭低俗幽默、甚至示威抗爭手法，不論在大陸、海外華人、還是西方社會，均能佔一席位，足見本地的文化創造力。 這邊陲文化的特色，近年卻因表達上自我設限，以及在大中華市場的浮沉之間，慢慢退色。很多電影題材，如黑幫、黑警 (dirty cop)、賭搏、以及歷史及政治性的題材，就因為大陸的政治審查而大幅減少，而本來在海內外紅極一時的 Canton-pop，已被 Korean-pop 慢慢取代。當南韓 PSY 的 Gangnam Style 紅爆全球互聯網內外，香港流行音樂界卻為了大陸市場而放棄了主體以及世界。 文化再生城市的淪陷與躁動 邊陲文化的失落，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香港文化創意政策缺乏本地文化的定位，取而代之的是抽像的市場、消費、進出口的想像：透過中港更緊密經濟合作關係進入大陸市場、輸入不同地方的文化表演與展覽（迪士尼、西九場館等）及文化消費者（自由行、高鐵）。這些想像，使香港從一個文化再生的城市，變成一個文化進出口港。近年八、九十後文化青年的躁動，以及本土保育運動，正是對邊陲文化失落的反動。 香港自八十年代開始，進入了後工業化的時期，今天躁動中的青年，受惠於大專學額擴充，較上一代有更多知識，他們本來是重建香港這文化再生城市的新力軍，卻因為產業缺乏多元，學無所用。文化創意中小企的發展，本來正好吸納這創造性的能量。 然而，要創造新的空間，就要透過政策手段，打破目前壟斷的經濟，這包括大家天天掛在口邊要打倒的地產霸權及無線電線和電台廣播的壟斷。可惜，事與願違，在地產、金融及自由行消費主導的經濟下，社會要求政府把更多的資源投向公營房屋，而中小商舖及企業的空間不斷被壓縮。同時，政治上中央對港的控制加越緊，與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的媒體、出版、設計等領域，也受到打壓。去年數碼廣播電台的所謂股東爭拗，新的免費電視牌照遲遲未發，當中的政治操作，大家心照。 缺乏文化內涵的政策 文化青年的躁動，不論在空間上（如石峽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的建立）或政策上（保育），已迫使從政者有一些「補鑊」的舉動。事實上，在「文化創意中小企經營者」的研究個案裡，它們或多或少都得到一些政策上的幫助才能成事。詹瑞文的「 PIP 文化產業」，在脫離政府資助前，建立了流行劇場的營運經驗；G.O.D在石峽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設立了「住好D街頭文化館」，透過策展本地文化創作展以吸立本土元素到家居產品設計；Daydream Nation 在灣仔星街開設的第一間旗鑑店，間接受惠於本地的文化保育運動，獲太古地產資助兩年租金，建立品牌在香港的形象。 除政策外，香港本土或邊陲文化的特性，亦幫助這些品牌在區域經濟中定位：PIP的劇場吸納了大量廣東方言和香港的古感仔性質；G.O.D打正旗號再生香港的「街頭文化」；Daydream Nation，則以要以西方的文化價值衝擊香港越來越僵化的社會文化。這些中小企，把自己的品牌內容，透過海內外中小企之間或非商業領域的合作，以不同的媒介和形式再生和散播：劇場、商品、展覽、音樂、時裝、文化活動等等。這些創意經營策略，不單涉及技巧，還要有厚實的文化觀作為基礎。 目前香港的創意文化教育，均缺乏對本土文化的整理與反思，相反，近年中港對立的情緒，卻引起了社會的激辯，在激盪的思潮中，慢慢形成新的邊陲文化觀與文化再生力量。 辯證地說，經濟與政治壟斷的死結一天解不開， 躁動沒完沒了，而邊陲文化再生的力量，自然從經濟生產的領域流向政治的領域，生生不滅。

南同盟社區文化交流暨導賞團2012第一團暢遊深水埗 社區文化交流暨導賞團及少數民族敏銳度訓練課程2012由南方民主同盟主辨、深水埗區議會贊助、並由文化交遊協助。 2013年1月20日，超過20名泰國族裔及本土華人參與社區文化交流暨導賞團2012第一團，一起暢遊深水埗，認識石硤尾邨、汝州街、北河街及鴨寮街的文化特色。多謝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長沙灣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借出JCCAC L-216 展覽場地，舉行第一節社區文化交流暨導賞團2012分享會。 歡迎登入＜南方民主同盟視像頻道＞，重溫＜南同盟社區文化交流暨導賞團2012第一團暢遊深水埗＞：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c-kwaczOOI 影像串流:

筆者年年新年都會去菜街碰運氣，希望可見小販出動，記得去年食環嚴打，小販不多。今年小販在不同地區空群出動，旺角菜街和深水埗福榮街特別熱鬧，菜街更有上百檔小販，深水埗又有久違了的街頭美食，政府多年來為小販塑造的負面形象，並沒有影響前來小販區揍熱鬧的大批市民的雅興。 新春大笪地：旺角西洋菜街 旺角這區較多乾貨和街頭賣藝者，筆者初三晚上十時多走到旺角西洋菜街，不見熟食蹤影，而賣藝者也多是平時都有表演的人。由豉油街以北的馬路兩旁都是小販，人山人海，有如年宵市場搬來菜街，但這裡沒有年宵般有警察為你封路或做人潮管制，也沒有地鐵站告示，那時雖非行人專用區時段，小販也集中在馬路兩旁擺賣，但人車共處，車輛在路中慢駛，行人自動讓出位置。兩旁小販在三條行車線中的左右兩條擺檔，一檔連著一檔，想逛小販檔的市民可走在中間那條行車線，小販就向著中間掃貨的市民叫賣，兩邊行人路就留出空間，各取所需。 筆者現場所見，豉油街山東街之間多是小販新手，更加入不少街頭藝術創作和青年人，有印度手繪、有自製首飾也有寶麗萊影相檔。小販們將大個小個的行李箱，中間掛著一條竹就成了展示架，或用紙皮箱改裝，成了飾櫃。而山東街以北就多是小販熟手，有本身已有流動牌的小販，他們賣平日街頭多見的公仔和電話機殼，也有平時在女人街擺「黃格仔」檔，新年的晚上就來菜街擺檔幫補幫補。 　 旺角菜街初三晚盛況(葉寶琳攝) 我在路口的寶麗萊影相檔，碰到一位在聯區小販發展平台活動而認識的理大學生小國，她今天來幫朋友Tony擺檔，她說只是在初一至初三才可見這麼熱鬧的場景。Tony是城大創意媒體的學生，他的家人以前都是做熟食小販，多年來靠賣炭爐串燒、煎釀三寶、雞蛋仔、魚肉菜等等來養活一家，他兒時都會和家人一起擺檔，對小販生涯一點都不陌生。他剛買了部寶麗萊相機，因此相約朋友一起擺檔「玩下」，不打算賺錢，新年時曾去銅鑼灣，但食環署嚴打，只好走來旺角。Tony在年廿八就開始第一日生意，他說下午已有人如排街症般霸位，六七點開始就愈多小販加入，第一天都會有小販爭位，但之後互相已成默契，每晚都到三四點才收檔，高峰期的初一二三，豉油街至先達商場幾條街，可有超過二百檔小販，但只限於三天，初四已不可以擺檔了。 問到食環到走鬼，Tony說天天都有，「食環都幾狼，晚晚都十點幾來到，初一仲來清左兩次。每次都係行人專區解封前，警車就好似摩西過紅海咁係中間條行車線掃一次場。本身係排檔小販仲慘，佢地十一點幾先出來擺，擺一陣就被清場，但食環走左就要十二點幾先可再擺，去到三點幾得三個鐘。」香港政府只有「管理」小販概念，卻沒有「發展」的計劃，食環的生存價值就只是剷除小販，『食環根本唔熟悉小販，佢地話我阻街，我問佢影相點阻街？佢就話腳架，我好想知腳架可以點阻街？佢地又話我冇牌，我就反問佢而家可以申請小販牌咩？唉，我實在唔明佢地咩心態，好似夾硬搵啲理由黎。』 食環黎到，急腳收野(葉寶琳攝) 跟家人擺檔多，但第一次做小販，Tony說好開心，有機會希望可以再擺，「有個客揸成架電單車入黎影相，喺最後一日，仲同隔離檔的小販影相留念，有啲成頭金毛，以為佢地好惡，最後個日佢地主動走過來齊齊影相，自己玩都玩左十幾盒菲林。」本來只打算回本，Tony最後影了六十盒菲林，還可以賺回買相機的成本。要和其他小販和平共處一街，可能嗎？『我第一日擺檔，都有同樣影相的檔主話我，後來年初一，我見咁多人擺，又搵唔到第二處地方，就冇理。我地同其他檔唔同，佢地賣乾貨要係路中心，我地影相係入面多啲位既空間先啱，其實傾掂數就OK啦。』小販空間的默契，就這樣產生。 作為小販第二代，今天做小販過癮，Tony對小販更有一份認同，但想到生存空間就剩下唏噓，「我成日諗，香港仲有咩地方，可以做交易而唔需要比租？但係諗黎諗去，發現香港其實已經冇晒呢啲地方啦！」 真正的「掃街」：深水埗福榮街 說香港街頭小食，其實都已入舖，說是「掃街」其實只能「掃舖」，除了上水彩園邨天橋，我們已難以在香港街頭找到真正的街頭小食。獨媒特記景恆初三再走到深水埗，終於可再見小販車炊煙冉冉的盛況！ 特記發現這個新年在網上瘋傳的街頭熟食市場，只是福華福榮街中間一段的桂林街，十幾檔熟食就樣樣都有：豬大腸、炭燒串燒、魚旦、油渣麵以外，更有印度薄餅和即制腸粉，兩個爐放在街頭就成廣告標誌，吸引成百人排隊，特記見到都開心。小販忙於整食物，市民又忙於「覓食」，特記要找到被訪者，實在不易，但問過幾位，原來都不是當區居民，而是慕名而來，個個都超愛小販檔，看看景恆拍的短片就知道了。 圖為深水埗桂林街在今年新年期間的盛況(景恆攝) 後記 飲飽食醉執完平貨滿載而歸之後，或許會有人覺得這是節日才需要的氣氛，有如絲襪奶茶大牌檔炭燒雞蛋仔和天星皇后一樣，沒有告別，那來懷舊。這種市集風貌對七八十後絕不陌生，只是政府自1973年停止小販發牌，再加上大力打擊熟食小販後，過去除2009年因保育風而有限度發了141個牌外，四十年來想入行的小販要麼做助手睇牌主面色，要麼做無牌小販，如想做熟食更難以找到立足之地，大坑雞蛋仔吳伯的命運便是近年的典型例子。 九七後，食環更加大力度打擊小販，過去十年有牌小販數目一直下跌，由2000年的8000多個，跌至2012年的6000多個，當中流動的只剩下一千多個。這個月天水圍天秀墟開幕，效果如何仍是未知數；但同一時間，政府就推出十二萬「利誘」排檔牌主交牌，小販數目恐怕進一步萎縮。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農曆新年的街頭提醒我們香港草根曾經努力打拼出來的城市空間，趁小販仍未絕跡，我們可以做的，應該更多。 附加檔案 大小 WP_20130211_005_s.jpg 45.99 KB

（原載於： http://hkwolfslayer.blogspot.hk/2013/02/so-what.html ） 　　昨日古思堯因觸犯侮辱國旗罪被重判入獄九個月，另外日前有網民將沾有屎尿的國旗圖片上載到Facebook後被捕，兩單案件都令人憤慨。所謂國旗，不過區區一塊布，到底當權者憑甚麼將它變得神聖不可侵犯，憑甚麼因此而禁制我們表達政見的自由？自由的可貴，正正在於只要不妨礙他人，每人都有權說任何話、做任何事。 　　整件事的關鍵，不是古思堯九個月判刑是否過重，而是焚燒國旗本身就不應是罪行。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凡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香港政府制訂《國旗及國徽條例》，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而終審法院的「吳恭劭國旗案」是香港目前最具權威的國旗案件。在吳恭劭案中，終審庭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香港正處於一個新秩序的初期。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極之重要，正如維護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亦是極之重要一樣。既然國旗及區旗具獨有的象徵意義，保護這兩面旗幟免受侮辱對達致上述目標也就起着重大作用」，因此裁定將侮辱國旗及區旗刑事化是對表達自由的合理限制，並不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根據終審庭在吳恭劭案的判決，法院先後在多宗焚燒、塗污或侮辱國旗案判處不同程度的刑罰。將侮辱國旗列為刑事罪行的理據主要有二，一個是終審庭提及的國旗象徵意義，另一個是公眾安全的考慮。在古思堯案中，裁判官就是認為焚燒國旗的行為會對在場人士構成危險，故此對古判處重刑。這個論點絕對是荒謬的，當日古是在中聯辦門外焚燒國旗，整個過程都是和平有序地進行，完全沒有跡象顯示焚旗的舉動引起任何動亂或危險。到底焚燒一塊布可以怎樣危害公眾安全、怎樣破壞秩序？裁判官通通沒有解答，只是一句公眾安全，就對他判以重刑。退一步說，即使焚燒一塊布會構成危險，又有甚麼理據說明焚燒一面國旗，會比焚燒一塊普通的布構成更多的危險，因而要判處九個月的重刑？邏輯上根本講不通。 　　至於國旗神聖不可侵犯這點，亦是經不起辯證的。法庭認為國旗代表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因此要保護它免於侮辱，我倒想問一下，香港哪條法例要求我們維護國家統一？廿三條通過了嗎？將保護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視為一個合法目的，本身就是非常可笑。有人說，由於國旗代表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所以不可隨便褻瀆。美國大法官William J. Brennan, Jr.的判詞就是最好的解答：「政府不能僅僅因為一個思想被社會視作冒犯，不能接受，就禁止人們表達這種思想。對此原則，我們不承認有任何例外，即使被冒犯的是我們的國旗。」身為一個自由和獨立的人，我們有擁戴國家的自由，也應該有討厭國家的自由。既然我們有權厭惡國家，當然也應有權用任何不妨礙他人的方法表達對國家的厭惡。單單因為一班愛國人士看不過眼，就剝奪他們表達想法的權利，絕不公道。 　　如何對待國旗，是表達政治意見的權利，也是表達自由的一部份，絕對不應該因為一些虛無縹緲、憑空想像的國族意識而遭受限制。燒國旗，so what？

大年初四，假期放完，錢財花光，心情難過面色難看——眾所週知，以「年初四咁嘅樣」形容黑口黑面源自周星馳電影《行運一條龍》。《行》是1998年的賀歲片，十五年前的對白到近年仍被打工仔女在網上傷心share，但「茶餐廳如何逃離業主加租逼遷」這條片中主線，卻未必有多少人關心，包括周星馳自己。《食神》裡憑瀨尿牛丸由街邊檔做到連鎖店的飲食業發達夢，是東亞金融風暴前的奇想；到泡沫爆破之後的《少林足球》，用太極功夫搓麵團做饅頭的趙薇要脫貧只能轉行踢足球。 可記得「行運茶餐廳」在哪裡取景？那是一間真實存在的老式茶餐廳，位於太子與旺角之間，設有閣樓雅座，晚上不營業，心水清的看倌大概知道是哪一間舖。時隔多年，現實裡的「行運茶餐廳」僥倖未受舊區重建的魔掌摧殘，仍然屹立原址，不過其他舊區茶餐廳可就未必挺得住，市建局和田生地產出手收樓，絕對比吳君如飾演的盛世地產揸fit人「姣婆四」兇猛獰惡。 反過來說，要是不被收樓，茶餐廳是否難以承受舖位加租？單純就數字上來說，也不一定如此。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統計，從《行》上映的1998年到2011年，私人零售業樓宇租金指數升幅才20.8%；相對的，政府統計處的《香港統計年刊》則顯示包括茶餐廳在內的快餐店行業收入頗有進帳，同期食肆收益價值指數卻升了59.5%，似乎足夠應付加租有餘（見表一）。 表一：1998至2011年快餐店收益與租金趨勢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差餉物業估價署 （備註：食肆收益價值指數以2000年10月至2001年9月期內按季平均指數為100，私人零售業樓宇租金指數以1999年指數為100。） 飲食業確實不見得比九十年代衰頹，2010年全港快餐店數目比1999年還多了四十間，就業人數更足足多了三成半，有進無退。有趣的是，快餐店行內就業人數大增，但「非僱員」的就業者卻不升反跌，意謂做老闆開舖的人沒增加，聘用人手則膨脹，每個老闆平均帶著52.7個手下（見表二）。要是像吳孟達開一間街坊茶餐廳，伙記四、五個，斷無大舉增聘人手的需要，除非另開分店。收益提高，人手擴充，回歸後香港快餐業經歷的不是小舖創業潮，而是連鎖店爆炸，規模越搞越大。在《行》開畫的年代，我們有幾多間太興燒味？翠華上市了沒有？ 表二：1999年與2010年快餐店行業勞動結構比較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連鎖店盛行，刺激的不是舖租，而是樓價。一如前述，私人零售業樓宇的租金指數沒錯加得不多，但同期的售價指數竟狂飆227.3%，遠遠拋離租金也拋離快餐業收入，泡沫勁過生啤。無他，業主愛引入大集團大品牌的租戶，借他人名氣抬高物業價值，領匯在公屋商場玩的是這種把戲，私樓舖位炒家當然不甘後人。舖價一升，轉手套現再問銀行借錢買更多舖位，一間變兩間，兩間變四間，過程裡又繼續邀請連鎖店進駐繁殖。連鎖店漫山遍野，表面上是生活品味使然，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鍊金術。 快餐連鎖店發達，舖位炒家發大達，可是我們無法向那幾萬位快餐店打工仔說句「恭喜發財」。也是1999年至2010年，香港快餐業收入加，規模加，舖價加，就是人工幾乎沒加，十一年才升了7.28%，平均每年加幅還不到百分之一（見表三）。 表三：1999年與2010年快餐店行業工資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老闆賺，炒家賺，你人工雞碎咁多還要交貴租供貴樓，而據稱「代表」飲食業的張宇人（代表「業界」的從來只有業界老闆而無業界僱員，儘管快餐業規模擴張必然意味著打工仔比例上升，老闆在業界的代表性越來越小——其實本來已經有夠小）竟揚言法定最低工資應為港幣廿元，回歸以來錢跑到甚麼地方，貧富何以懸殊，可見一斑矣。捱到2013年，最低工資時薪三十，地產炒賣格局卻更形鞏固，連鎖店鍊金術術式依舊不變。年初四咁嘅樣，在現實裡並不屬於地產強人姣婆四，應該屬於何金水。假如今日叫常餐時伙記贈送一副年初四面口跟餐，別怪他，大家同是天涯淪落人。新年新開始，願打工仔蛇年團結，蛇王舒泰。 （原文網址 見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