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循规蹈矩，标准国立大学的好学生。

免费留学大餐停止供应 ——瑞典高等教育的选择与挑战 □《南方周末》2011年10月27日 记者 方可成 发自瑞典 2011年秋的入学季，前往瑞典的中国留学生大幅下滑。原因是，从今年秋天开始，瑞典取消了非欧盟国家本科、研究生阶段学生免费的政策。对于中国学生而言，这意味着每年平均十几万人民币的留学费用。 10月上旬，南方周末记者应瑞典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之邀，赴瑞了解瑞典留学政策的出台背景。瑞典教育部表示，他们希望能够吸引到更优秀的学生。 “取消收费”讨论了六年 “我在申请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了要收学费的传闻。”在瑞典皇家理工学院（KTH）就读医学影像学硕士的李思超幸运地赶上了2010年瑞典高等教育的免费末班车。 那时候，是否取消免费就已经在瑞典这个素以全免费教育著称的国家讨论了多年。 “这个政策可以追溯到上届政府。”瑞典教育大臣的政治顾问安娜（Anna Neuman）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06年1月，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建议对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学生征收学费。报告一公布，就遭到高校和工会的反对。他们在10月提交了一份针锋相对的报告，表示收费将令瑞典失去大量来自外国的人才。 瑞典人口仅900万，却拥有多家世界知名的汽车、飞机制造企业，发达的工业对众多留学生也颇具吸引力，但瑞典的产业更需要国际学生。 “我们需要中国学生、印度学生。”隆德大学无线通讯技术硕士项目负责人弗雷德里克（Fredrik Rusek）说，“瑞典的工程师很紧缺，留下优秀的国际学生，对瑞典很有意义。如今的瑞典学生总说自己更喜欢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就算去咖啡馆里当服务生也很乐意。长此以往，瑞典公司招不到人，就只能搬到国外去了。” 国际学生还能促进教育增值。“学生在找工作时，一个很好的卖点是：他们曾与来自几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学生一起学习、互动。”隆德大学品牌管理硕士项目负责人伍尔夫（Ulf Elg）说。 代表教师的工会组织在意见书中写道：理解收费的需求，但要警惕，收费最终指向本国学生。 此观点得到了瑞典学生组织的支持。在瑞典，学生组织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每一所高校的各类决策机构中都有学生代表的身影。“我们非常反对收费，我们认为接受教育是一项基本权利，而不是像衣服和鞋子一样可以买卖的东西。”瑞典学生联合会主席莫阿（Moa Meuman）说，“免费教育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东西。” 在巨大的争议之下，瑞典政府的收费时间表一推再推，历经两届政府，直至2011年秋季学期才开始实施。 用优质替代免费 尽管瑞典国内反对收费声音颇为强烈，但支持者更为众多。在针对收费法案的投票中，绝大多数议员投了赞成票。联合执政的四个政党，以及最大的在野党社会民主党全部同意对国际学生收费。 “支持者的主要理由是，瑞典应该以高质量的教育水准参与国际教育市场的竞争，而不是仅靠免费作为卖点。”教育大臣政治顾问安娜说，“以前，对那些本来付得起学费的国际学生，我们也不收学费；但现在，我们可以节约一部分资源，将其用于提高教育质量，并为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 尽管免费与优质并不绝对矛盾，但免费客观上的确滋养一部分劣质者。瑞典所有大学，只要有学生都可以获得政府相应的拨款。这就养育了一批资质不佳的高校，它们在本国招收不到足够的生源，但能依靠免费吸引大批留学生，由此获得政府拨款。 自然，在此番政策转型中，这些学校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许多国际项目不得不停办。 能提供高质量教育的名校则相对乐观。“只要能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奖学金，我们并不反对收费。”乌普萨拉大学副校长科斯腾说，“学生交了学费后，我们的责任更清晰，更有必要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 有观察者认为，瑞典，乃至整个北欧在高等教育政策上的转向，实际上与近年来福利国家面临挑战并不断进行的调整合拍。 2006年，在过去74年中执政了65年、坚持高福利模式的社民党下台，四个中右翼政党组建新政府。新政府一上台，矛头所向就是“福利过剩”。 旅居瑞典的华裔作家茉莉也认为，瑞典福利制度的改革及政策的“向右转”是促成收费政策的原因之一。根据她的观察，此番收费的“催化剂”是丹麦——这个紧邻瑞典的北欧国家自2006年开始向非欧盟国家学生收学费。 在提供免费教育的国家越来越少的今天，倘若依然坚持对国际学生免费，也容易令纳税人感觉心理不平衡。瑞典出国留学的学生中，大约95%的人都需要交学费。“为什么我们瑞典纳税人要给外国学生付费？”在查尔姆斯理工大学工作的塞西莉亚（Cecilia）说，“出国留学交学费，这很正常。” 开始重视大学排名 瑞典各界本以为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国际学生的剧烈下跌依然超出了预期。 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秋季学期，仅有不到1300名非欧盟国家学生付费到瑞典求学，而前一年的数字是超过16000人。在流失的生源中，中国学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隆德大学在招收国际学生方面算是成功的。由于做了很好的推广，隆德大学在留学生份额上从6%上升至18%。但绝对数量依然难如人意：招收400名非欧盟学生的计划目标只完成了207人。 “我们的目标是回到之前的学生数量，这需要下大力气。”乌普萨拉大学副校长科斯腾说，“不仅要提高教育质量，还要将我们的质量告诉别人。学术质量可以用各种数据指标衡量，比如宣传我们的诺贝尔奖获奖者数量；但教学质量有简单的方法能告诉大家吗？所以瑞典高校普遍也开始重视大学排名了，大家都很留意自己的位置。” “不过，良好的质量仍然是最好的市场推广。”科斯腾强调。 瑞典不少大学有可资骄傲的教育质量和科研环境。“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做科研，设施齐全，经费充足。”在乌普萨拉大学读分子生物学博士的庞艳红说，“国内需要三天干完的活儿，在这里一上午就能干完，因为科研与产业紧密相连，有公司可以提供实验需要的蛋白、试剂盒。教材、文献都是新鲜的，国内中文版本一般两三年后才会有。” 但显然，在这个教育市场国际竞争的年代，酒香也怕巷子深。即便是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这家负责评选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全球顶尖医学院，也成立了国际合作办公室进行推广，并且特意招了几名中国学生开设自己的博客，介绍在瑞典的学习生活情况，并为申请者答疑。 为了吸引国际人才，瑞典政府除了设立各种奖学金之外，也相应推出了更为宽松的劳动移民法：学生缴纳学费后可以合法打工，毕业前找到工作的留学生可将学生签证换为工作签证，签证数量没有限额。此外，政府还正在讨论：是否允许留学生们在学业结束后继续在瑞典逗留6个月，以方便他们找工作。 瑞典自由党高等教育政策委员会甚至建议：如果理工科的留学生承诺在学业结束后留在瑞典工作数年发挥人力价值，就可以免除他们的学费，但这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 “收取学费后，瑞典肯定不是一个可以以低成本混得一个文凭的地方。”中国学生李思超说，“但如果你是真的希望学到东西，尤其是如果你希望在生物医药、工程技术等瑞典的优势学科深造，那么这里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博客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15天的民间“大学”实验 和瑞典副议长共进午餐 南方科大冒险：办一所“出格”的大学有多难 细解中国大学校长政治 无觅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大学危机。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其实早就没有了大学，大学的灵魂早就被抽空，大学早就成为行尸走肉，不成其为大学了。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大学危机还突出地表现在，大量的党团机构充斥在大学之中控制并垄断了大学教育的一切权力和资源，大学已经完全沦陷为官场的附属品。这是政治权势侵入大学之后的显著表现和后果。从一些大学生们盲目入党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浮躁、犬儒化和功利化倾向我们也能窥视当今中国大学的内在忧患和精神危机。 　　大学生入党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大学的一个潮流，一个特色。一方面是来自于执政党自身超强势的宣传造势，另一方面来自于一些大学生对个人前途的考量。于是，许多大学生纷纷选择入党，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这个问题原本不必大惊小怪。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确实有大学生是为了崇高的理想和追求自愿申请入党的。但是，当我们追溯到大学精神的本原，再观察一下身边的一些大学生入党的动机及其表现，我们不能对这个问题无动于衷。至少，据笔者的观察，一些大学生处心积虑谋求入党存在着盲目、浮躁和势利化的不良倾向，而一些政工老师对大学生入党的不恰当的引导和鼓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笔者对中国高校出现的大学生盲目入党的现象深感忧虑。 　　首先，大学生盲目谋求入党背离了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违背了大学教育的根本宗旨。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首先体现在它的内在价值追求——“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还体现在大学和政治的关系上——大学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保持对政治的批判和对真理的追求。受德国教育家洪堡思想影响颇深的蔡元培，提出把北大建成一个像柏林大学那样学术独立、追求自由的教育机构。蔡元培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就开宗明义地宣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席演讲虽然名为对北大学生求学宗旨的校正，但实际上也提出了大学本身与政治的关系。蔡元培认为大学既然是纯粹传授和研究学问的地方，那么，尽可能地防止政治干预就是大学实现独立自治和维护学术自由最重要的外部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不存在，则根本无从谈起大学精神的塑造。众所周知，自从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之后，完全照搬苏联模式，执政党全面统管中国大学的一切权力和资源，并确立了党对大学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自此大学完全沦为政权的婢女和庞大官僚专政机器上的一个部件，中国大学自蔡元培先生开创的优良传统——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遭到彻底破坏，至今还没有恢复。与此同时，一股独大的党团活动占据了大学教育活动的中心地位和全部领地，大学生也被教导驯化积极入党、向党表忠心和一切跟党走，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阉割自己的精神追求，这和现代大学所追求倡导的自由、独立精神完全相背离，也扭曲了大学和政治的正常关系，使得政治权势通过党团活动实现干预、控制大学教育之企图。 　　其次，一些大学生盲目谋求入党呈现出犬儒化、功利化的倾向，以牺牲个人人格和独立思考为代价换取入党的门票。东西不少大学生写入党申请书或者所谓的思想汇报材料，完全是网上一大抄，而且有许多网站提供了现成的范本和模式，写出来的东西完全是八股文之类，表现出来的是令人作呕的“表态”文化、“太监”风格。有的大学生为了能入党，委曲求全，畏首畏尾，报喜不报忧，自我矮化、自我阉割，甘愿被“统一思想”，为五斗米折腰。更为严重的是，不少大学生为了能入党不惜把自己天赋的自由思考判断之权轻易转让与人，全然不懂得运用自己的表达权和自由思想，只知道一味地表态顺服，不珍惜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由精神、独立思考和追求真理为何物，更不知道大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为何物，其实也没有人教育引导他们这样去思考。相反，他们倒是学会了圆滑世故、弄虚作假、急功近利、言行不一、见风使舵、拉帮结派、官本位崇拜等等这些和大学精神格格不入、完全世俗化的东西。在这里满是世俗利益的铜臭味，哪能见得上一点人文理想的气息呢？我为中国大学教育结出这样的苦果而深感悲哀。笔者刚上大一的时候，班长就号召大家写入党申请书，“向党组织积极靠拢”。当时笔者也写了，但是笔者所写的申请书和别人的很是不同，因为笔者在申请书中提到了并反思了执政党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错误和悲剧以及由此导致的灾难。某同学看了笔者写的这篇入党申请书后说道：“你这么能这样写？你还想不想入党了？”我辩驳道：“我怎么就不能这样写？我写的都是事实呀，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难道仅仅只说‘伟大、光明、正确’就是对党忠心吗？” 　　毋庸讳言，现在有些大学生入党动机很是功利化。我以前曾听班上一个同学说：“我将来要到政法机关混，不入党绝对是不行的。”我还有个大学同学为了报考公务员突击入党，许多程序都省略了，因为和某老师的关系好，真让人瞠目不已。原来入党在一些大学生眼中完全成了混入官场的敲门砖。在他们心中官本位意识是多么的顽固，这和现代民主社会所要求的公民意识完全背道而驰！ 　　再次，不恰当地鼓动大学生入党，完全不看人品学识，而是用单一化的政治标准这把剪刀裁剪大学生们的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使广大青年学子们“于不知不觉之间从党的立场和一孔之见来看世界，看人，看事”，“憎恶党所憎恶的事物，喜好党所喜好的事物”，完全抹煞了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和大学本应有的自由精魂。实施党化教育的结果就是造就了一批毫无节操的顺民！这不仅是大学的悲哀，也是执政党的悲哀！ 　　政治权力凌驾在教育之上，政客领导教授，权术控制学术，大学教育缺乏最基本的自治权，并成为限制和控制青年思想和言论的驯化工具。这就是今天中国大学的苦涩现实。有学者就此尖锐指出：“只讲政治标准，不讲学问人品，是中国大学百疴缠身、是中国大学不成其为大学的根本原因。” 　　最后，大学生盲目入党是党化教育侵入大学之后的表现和结果。中国党化教育运动的始作俑者是国民党，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国民党时期，党化教育开始是强迫所有教育行政人员、教师等全部入党，同时鼓励学生入党，在学校里设立国民党党部支部，树立党团组织，企图控制学校机构；进而规定“三民主义”为必修课，控制与改订教科书，强行灌输某种思想和主义，传播政治神话，全然不顾学生的个性成长。三民主义成了不容批评的金科玉律，虽然没有写进宪法要求国民必须坚持，却强行灌输，在公立的学校中培养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虽然国民党没有能够把知识分子完全纳入体制枷锁，却曾经试图通过政治思想工作而对其思想和言论进行限制，并且试图通过学校教育灌输党派的私货，使国家的教育事业为党派的利益服务。这样的做法严重践踏了大学教育应该有的自治权利和自由独立的精神。台湾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曾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判，并指出：“在世界的现状之下，党化教育是不会成功的。退一步说，党化教育即令成功，充其量也不过是造出一批只听一党的话的盲从之众而已。这样的人，离开了党的窝子，根本不能适应外界的新环境，只有成为废料。”在今天的中国，党化教育继续毒害着青少年的人生和思想，侵蚀着他们的人格和精神，真是贻害无穷！ 　　中国大学要走出“百疴缠身”的局面，首先必须使大学教育从政治权势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恢复和实现大学的自治，这也是我们国家建立现代化民主社会的根本问题。大学的自治是保证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根本要求。美国大学在20世纪初就确立了三A原则，即“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的原则，来保证教授的权利，真正做到教授治校。中国近代现代大学的开拓者 　　蔡元培先生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胡适是蔡元培后继者中在大学理念与蔡元培最接近的，也是继蔡元培之后名声最响的北大领导人（先后任北大教务长，文学院院长，校长）。但胡适一生在办学实践上更能体现他对大学自治的追求的，并不是在他的北大校长任内（1945-1949），而是在他的中国公学校长任内（1928-1930）。他在主持中国公学校务时，学校不挂国民党旗，不上总理纪念周，这在其它受所谓“党化教育”影响日深的大学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今天中国的大学要恢复民国时期的元气，首先需要蔡元培、胡适这样有魄力、勇于追求真理的校长。治大学之人如果没有那种追求和捍卫“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圣徒气质，任何拯救大学的努力都将归于无效！我们相信中国并不缺乏这样的人，但如何让这样的人脱颖而出治理中国的大学才是真正的根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