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

[转贴]徐贲:大学教育的公共性何在?

作者:徐贲 来源: 东方早报 古希腊和罗马人有高等教育,在法律、修辞、哲学方面都有很好的教学成果,但他们并没有大学。像苏格拉底这样伟大的导师,他是不发文凭的,到他那里求学的人是去求智慧而不是求文凭的。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在《大学的兴起》一书中写道,“今天,一个学生假如在(苏格拉底)那里学习了三个月,他肯定会要求一个证书,一个能够证明这段学习经历的有形的,外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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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 大学教育的公共性何在?

大学教育的公共性何在? 徐 贲   古希腊和罗马人有高等教育,在法律、修辞、哲学方面都有很好的教学成果,但他们并没有大学。像苏格拉底这样伟大的导师,他是不发文凭的,到他那里求学的人是去求智慧而不是求文凭的。查尔斯 · 霍默 · 哈斯金斯在《大学的兴起》一书中写道, “ 今天,一个学生假如在 ( 苏格拉底 ) 那里学习了三个月,他肯定会要求一个证书,一个能够证明这段学习经历的有形的,外在的东西。 ” 大学教育的公共性不在于为学生提供文凭并把他们打发到劳动市场上去自生自灭。大学教育有“育人”的责任,让他们不仅变得比较有知识,而且还知道在社会中成为一个怎样有用和有益的知识者。   一   有用的知识不是唯一有益的知识   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为自己提出的辩词中有这么一条 , 那就是 , 他与雅典人一起求智慧不是为了钱 , 他不是雅典人所不喜欢的那种以出卖知识为营生的 “ 智者 ” 。古希腊的 “ 智者 ” 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 “ 教学 ” 从业者之一 , 他们从事的是向社会出售 “ 有用知识 ” 的营生。智者原指那些在占卜和预言方面才能卓越的人 , 后泛指那些因通晓神意而技艺出众的人 , 再后来指那些以传授政治技能 ( 主要为演说术和论辩术 ) 为生的职业教师。智者学派教师的出现与城邦政治民主有关。城邦政治活动以公民在共同场所的竞说 — 法庭上的辩论、广场中的演说 — 为主要手段。每一个公民都有说的权利 , 问题在于如何说 , 以及说什么。智者们关注前者 , 即说的技艺 ; 哲学家关注后者 , 即说的内容是否符合真理。 “ 技艺 ” 和 “ 真理 ” 的区别 , 可以说是形成了最早的知识分子的 “ 职业 ” 和 “ 志业 ” 的区别 , 前者从事的是作为 “ 术 ” 的学问 , 后者从事的是作为 “ 智慧 ” 的学问。人文社科的 “ 职业化 ” 是在作为现代社会一部分的大学体制中发展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包含现代社会的知识市场(知识职业)因素。 在对现代职业结构的研究中,萨森( M. S. Sarson )发现, “ 知识 ” 或 “ 学问 ” 的 “ 职业化过程 ” 包含两个因素 , 一个是相对抽象、可以实际运用的知识 , 另一个是市场。其中市场不只是受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 , 而且还受权力意识形态的控制。 [i] 也就是说 , 教育和学术市场化涉及的不只是金钱利益 , 而且还是由某种意识形态权力结构所主导的金钱利益。萨森指出 , 在对知识市场分额的争夺中会出现 “ 新的领域 ”, 也就是新的专业 ,“ 产生新的领域或亚领域可以解决领域拥挤的问题 , 拥挤的领域由保守的年长者控制 , 使新来者难以进入。 ”                                                              二   知识与劳动市场   学术职业化的两个要素是 “ 垄断 ” 和 “ 标准化 ” 。职业化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体制化的 “ 人才 ” 训练 , 集中而标准化地生产 “ 专门职业者 ”(“ 专业人员 ”) 。大学这个学术、教育体制垄断了劳动市场中那些经济回报高、较为体面的 “ 专业 ”, 并对这个扩展而竞争的市场进行组织和统治。大学专业越分越细 , 劳动力市场的 “ 人才 ” 也越来越专门。例如 , 以前中文系毕业的可以轻松进入新闻、报刊行业 , 但自从有了 “ 新闻 ” 、 “ 传媒 ” 专业 , 中文系的文凭相比之下不那么专业了。以前,当记者的能力是通过在报馆当 “ 学徒 ” 或自学习的。现在,无论一个人的文字功夫有多好,对现实事件的观察有多敏锐,他都很难与拥有 “ 专业文凭 ” 者竞争新闻职业的工作机会。就连以前不需要文凭的 “ 干部 ” 职业,现在也和文凭、学位(不少是真的假文凭和真的假学位)挂起钩来。 由于大学拥有 “ 专业职业者的垄断和标准化生产 ” 的特别许可 , 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单纯的学术场所 , 学校是知识的衙门。试想,现在还有哪些职业是学校不能发文凭的呢?就连传统社会中的 “ 五行八作 ” (五行:车、船、店、脚、衙;八作:金匠、银匠、铜匠、铁匠、锡匠、木匠、瓦匠、石匠),只要一个行业还没有完全消失,哪一行,哪一作在现今的大学里是没有专门科系的呢? 但是,人们普遍追求的是“好工作”。那些经济回报特别丰厚、稳定的职业(如当官、当公务员,中国竟然有一半拥有博士学位者是公务员),不仅要有文凭,还要有 “ 组织 ” 、 “ 人事 ” 部门的 “ 安排 ”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这个知识衙门更是与权力体制的衙门合作 , 一起有效地控制着社会中最有利可图的职业机会。学校越开越多 , 公务员越来越多 , 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     三 大学教授是职业,更是志业   由于大学对知识市场的垄断,大学教授本身就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大学教师自己也从 80 、 90 年代初的 “ 清贫从业者 ” 变化到今天收入丰厚的 “ 中产阶级 ”, 更不要说那些高收入的明星教授、学术大腕和学术富人。 90 年代初的大学教师舍学术 “ 下海 ” 似乎还是眼前的事 , 但现在的大学教职却已经成为年轻学子向往的 “ 好收入 ” 工作 , 非有高学历 ( 博士 ) 而不可得之。从 “ 知识分子 ” 到 “ 专业人员 ” (专家、学者、教授)的身份转变便是在这样一个经济背景下发生的。 当今中国大学的主要功能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 “ 专业 ” 生产者 , 也就是所谓的专门职业者 , 许多本来属于职业训练的学习由于进入了大学而变成了 “ 高等教育 ”, 这使得高等教育的含义发生了异变。 “ 职业教育 ” 原本是一种中等教育 , 由于职业的积累和高科技化,职业教育向大学转移,本未尝不可。但问题是 , 大学里的职业教育与一般中等的职业教育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征区别 , 才能成为一种比较而言的 “ 高等教育 ” ( higher education )呢 ? “ 高等教育 ” 的特征应该是在职业知识传授之外的人文教育,即那种可以被称作为 “ 人的自由教育 ” 的人文教育。远在 11 世纪出现大学这个体制之前 , 人类已经有了高等教育的原初概念。在高等教育中 , 人接受的是 “ 成人 ” 教育 , 不仅是年龄上的成人 , 而且是个人与群体关系意义上的成 “ 人 ”, 其中涉及的关于什么是人的德性 , 什么是人的幸福 , 什么是人的真实等等的知识。人的自由的、有意义的存在取决于 , 也体现在对人文知识的探求之中。这种人文知识是未成年者难以把握的 , 需要等到一定的年龄和其它知识准备后方能习得。延续到今天 ,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原义至今仍然是 , 也必须是人的自由教育。   四   人文教育是人的自由教育   古希腊人相信 ,7 这个数字具有特别的意义。人 7 岁以后 , 开始换齿 ,14 岁进入青春期 ,21 岁身体就已经完全成熟。人的教育是和人的这种 7 基数成长联系在一起的 ,7 岁时开始学习 ,14 岁和 21 岁则也是一个人教育中的两个提升年龄 , 至少亚里斯多德是这么认为的。亚里斯多德没有解释 21 岁的特别意义 , 但他把 14 岁确定为从初等到中等教育的转折年龄。 14 岁前 , 一个人学习了读写 , 还有一些文学 ,14 岁以后 , 用 3 年来进行 “ 其它学习 ” 。亚里斯多德所说的 “ 其它学习 ” 是指普通教育 , 也就是希腊人所说的 enkuklios paideia 或 enkuklia mathemata 。 罗马人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希腊人的概念 , 称这种教育为 liberales artes, 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liberal arts 。一直到今天 , 美国的许多大学的核心部分仍然是 “ 人文学院 ” ( school of liberal arts )。人文教育提供的是一个适合于自由人的课目 , 按照启蒙时代的说法 , 则是适合 “ 绅士 ” (有教养者)的教育。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的人文教育论述中一直都是用 “ 绅士 ” 这个说法 ( 与中国人熟悉的 “ 士 ” 有些相似 ) 。人文学课的数目也是 7: 语言、修辞、辩证 ( 逻辑 ) 、算术、音乐、几何和星象。 在古代 , 除了普适教育或人文教育 , 只有三种职业教育( professional education ) , 那就是医学、建筑和施教。其它的都是 “ 手艺 ”(trades) 。手艺是通过 “ 学徒 ” 而不是 “ 教育 ” 习得的。制皮革的、修船的、修帐篷的、木匠、酿酒的、做买卖的 , 都是 “ 手艺人 ”, 在雅典 , 他们可能有机会担任重要的公共职务 , 但却是在 “ 教育 ” 上有欠缺的人。苏格拉底对话中出现过不止一次的阿尼图斯 (Anytus ,审判苏格拉底时的起诉官之一 ), 就是一个皮革师傅 , 苏格拉底 , 至少是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显然看不起他。   五 知识和知识的善用   现代社会中的 “ 职业 ” 和职业结构与古代已经完全不相同了。好的皮革师傅、酿酒师是 “ 轻工业学院 ” 的毕业生 , 好的造船匠和专业打鱼人是航海学院毕业的 , 做买卖的更是拥有 MBA 的学位。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乔姆斯基所说的 “ 以知识为基础 ” 的社会 (knowledge-based society) 。各行各业的专门知识累积 , 使得 “ 学徒 ” 这种从师学徒的方式被到大学学习代替了。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 尽管上大学的学生可能接受了丰富的专门职业知识 , 但却可能因为 “ 人文教育 ” 的缺失而并未真正受到 “ 高等教育 ” 。 现代社会仅仅以知识为基础是不够的。乔姆斯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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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年4月)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学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事,但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勗,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已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随机日志 Leslie Green作品一览 (0) 范立波:分离命题与法律实证主义 (8) 与同学论学之二 (0) 施一公:如何提高英文的科研写作能力 (0) 刘叶深:麦考密克对哈特的解读(蓟门法哲学研习会第八期预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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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谁谋杀了中国的大学生

又到一年开学时。据媒体报道,开学季到来,除了数码城一如既往的热闹之外,今年汽车4S店也提前进入“金九银十”。买几件新衣服,买最新款的智能手机,买品牌笔记本电脑,买像素千万以上的数码相机……这些万元左右的入学装备早已不能成为大学新 生“入学行头”的代表,随着高校新生入学季的到来,新生的入学装备也在以“几何级”速度飙升,电脑、手机、相机“三大件”已被认为只是“刚性需求”,汽车 甚至股票、房子这样的“入学新三大件”成为新流行。网友质疑,大学究竟是学习的地方,还是炫富的地方?我在新书《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中,对我们的教育体系和教育价值观深表无奈。   药家鑫,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董藩,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教授。两位看似毫无关联,却因敲响中国高等教育的警钟而被纠结在一起。药家鑫让我们悲愤地看到了漠视生命的又一个版本。2009年“杭州飙车案”,“官二代”同伴围在死者身前嬉笑的场景曾经灼痛着公众的眼睛;2010年李启铭在校园内将两名女生撞成一死一伤后,又嚣张冷漠地喊出“我爸是李刚”。这些涉案的当事人都是在校学生,但是,如果一个差不多的案子能够一再翻版上演,我们就必须做出思考:是司法制度出了问题,是社会心理出了问题,还是教育体系出了问题?   先说说董藩吧,就是之前高喊“只有房地产才能救中国”的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的教 授,这个人太可爱了,最近又抛出一个言论,他对他的研究生说,四十岁之前赚不到四千万,就不要来见他。董藩在其微博上的言论一出,马上有评论说,“四千 万”呐,就是四个“千万”,你的学生不是做房地产的吗,怎样叫“四千万”呢?就是千万要暴利,千万要心黑,千万要行贿,千万要强拆,只有这么四个“千 万”,才能弄到你这个所谓的“四千万”。我发现我们的网民太有才了,总结得太到位了。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四千万”的背后是什么?其实就是金钱至 上、成功主义,也就是那些房地产商的价值观。   透过董藩事件和药家鑫事件,我们发现我们的价值观真是五花八门。药家鑫的同门师妹李颖,在网络上有这样一个言论说,要是她,她也捅,谁让你受害者去记车牌号呢?之后,网上很多90后80后, 还表现出自己对药家鑫的一种同情。这个事儿其实让我真有点无法理解。自古以来,杀人偿命,不管你捅几刀,终归是致命伤吧,那你是不是应该尊重基本的法律? 但是,看看律师的辩词,说药家鑫是“激情杀人”,还有专家说“药家鑫捅六刀是习惯性弹钢琴动作”。更搞笑的是,还有一种辩护说,这个学生在成长的道路上 “品学兼优”,获过好多奖。各位晓得他们是如何理解“品学兼优”的吗?关于“品”,药家鑫的同学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对同学、老师都很好,原来“品” 是这个“品”。“学”呢,药家鑫的辩护律师说他得过13次奖状,甚至还会弹钢琴,说他是一个学习非常认真的人。那我请问,如果按照这个“品学兼优”的标准,这种“品”跟这种“学”的人怎么会犯下这么恐怖的杀人案?竟然还有人同情他?甚至还用“品学兼优”这个观念,来回应我们这个社会对他的审判?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对于大学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是独立的大学人格。作为大学的教授,要有不畏强权的独立人格,那我请问,我们有多少教授有这种独立人格?我们的清华大学有个校训,叫“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对不对?但是,各位知道这是多少年前的校训吗?100年前的。可悲的是100年前的校训到了现在,差不多已经被我们丢掉了。还有,2011年不是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吗?很多人在反思清华大学走过的这100年, 发现人文思潮越来越淡漠,而清华大学丢失的其实正是这个社会最稀缺的。有人在微博发出了一个帖子,说史上最牛的毕业证,这个学生的毕业证是清华大学的,他 的导师是四位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是四大大师给他加持的证书,说这样的证书再也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大师了!   各位还记得民国时期的军阀张作霖吧,这个人是个军人出身,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非常注 重教育,他每次去辖区学校的时候,一定会换上马褂,然后非常谦卑地对老师说,我是一个文化很低的人,教育方面的东西,我什么都不懂,下一代要靠你们了。张 作霖对教育的尊重不只是表面的,办教育所需要的钱、地、政策,都是他给的,但是,他从来不干涉教育。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他给大学一个独立的人格。这点 很重要,因为只有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大学,才会有独立人格的教授,然后才会引导学生学会思辨,并透过思辨这个过程,最后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价值观。还有被称 为“学者军阀”的吴佩孚,曾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骂完吴佩孚以后,吴佩孚照样给北大拨教育经费。透过张作霖和吴佩孚,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办好教育的原则,就 是给钱但不干预学校事务。正是因为他们给了学校一个独立的人格,才会有那么多有独立人格的大师。   以前我们北大的校长、清华的校长多么崇高啊。但是现在呢?哪个大学校长会让学生发自内心 地尊重?好像没有。为什么?因为一个大学校长真正伟大之处在于他独立的人格,他可以为了学术上的自由跟各种权力作斗争。现在的大学校长怎么可能那么 “傻”?所以说,对于现在的大学,即使是北大和清华,谁来当校长都无所谓了,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差不多,没什么区别。   为什么说我们的大学现在已经失去了人格?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钱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经费。在我们国家,所有大学的经费基本都是靠政府拨款,而校长也是由政府任命的,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而且对这个所谓的经费,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发现还真是挺复杂的,比方说“211”和“985” 是教育部对大学层面的拨款,之后还会具体对什么国家级重点学科或是科研基地再分学院拨款,再之后还有对精品课工程的专业拨款;然后大学又分成直属、省属和 市属的,这里面又涉及非常复杂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问题。因此今天的大学校长,就在这个拨款的网里面,整个人格都被阉割了。所以说,现在的状况就是什么事 情都归教育部管,甚至应该由大学颁发的学位证书也是教育部发,这个太可笑了。   香港大学的独立性是非常完美的。我举个例子,香港大学的校长郑耀宗,对一个教授的研究经 费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大概意思是说,如果你再批评我们特首董建华的话,就要封杀你的这个研究项目。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内地的话,也许算不了什么,顶多 是给你警告,注意一下就是了。但是,这件事却在香港闹起轩然大波。为什么?因为香港人认为,一个校长竟然敢干涉学术的自由与独立,这是他们无法容忍的。最 后,郑耀宗竟然因为这件事情下台了。所以说,这个在我们内地看来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在香港却导致一个大学校长下台。这就是差距!美国设置终身教授制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告诉你,是为了保护学校的独立与创作的自由。因为有时候教授的发言会冲击社会、冲击当权者,而美国为了保护这些教授独立的发言权,才搞出这么一个叫做终身教职的系统出来。   我们梳理一下刚才说到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就是大学的自治跟独立,孕育出了一个思辨的氛围和传统。然后由思辨和实证主义的传统,形成了价值观的“无为而为,无塑造而塑造”。我们呢,正是因为缺少了思辨和实证主义这一环,才会出现董藩教 授这种奇怪的现象,竟然把个人的一种人生经历当作一个教条传输给学生!记得有一篇文章,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政治学系主任张鸣写的,说的是大学的官本位问题。 他举了他们人民大学的一个例子,他说人大分配办公室都是按照官本位来分配的,校长的办公室可以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但教授的办公室可能就是一个小格子,还 说一个教授的办公室还不一定有一个科长的办公室阔气。而且,我们的高校,现在也都是行政主导,一个小小的科长竟然可以把一个教授管得没话说。这不只是教授 的悲哀,更是我们大学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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