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

鄢烈山 | 《白纸黑字》杂志书创刊号前言: 书写“留得下来的文字”

2011年09月26日 08:18:03                   “温故”昨天        书写“现场”         《白纸黑字N0.1》已由读者出版集团  于9月出版上市,定价29元       《白纸黑字》第一期终于面世了!时间不会因为它而开始,时代却因为有了它而多了一份可以相信而有价值的印记——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出版“留得下来的文字”。     有人说,“历史”是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民族的“准宗教”。“留取丹心照汗青”曾是激励志士仁人的精神动力之一;而“人相食,是要上书的”,也曾是谏阻苛政猛于虎的有力说辞。“非虚构”是“白纸黑字”的文本要求之一,纪录时代、书写历史是它的旨趣。     从前的历史,主要是官修正史,的确是“胜利者书写的”,成王败寇,为帝王将相作家谱。而我们的“白纸黑字”,文本特征之二是“个人写作”,也就是民间叙述。虽然视角偏见与情感好恶势所难免,却因其平台的开放性和作者的多元化,可以全面呈现时代的复杂性和社会的丰富性;先贤的史学理想,“不隐恶”也许还做不到,“不虚美”却是可能实现的。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电子传播技术令人眼花缭乱。由此我们更加坚信,人们需要有精神文化内涵而非碎片化的浮光掠影的阅读;我们期望《白纸黑字》比喧嚣的现实“慢一拍”,比抢麦的表达“深一度”,不论是“温故”昨天,还是书写“在场”,都既有独立人格,又有清明理性,留下自己不可替代的观察与思考。     政治家说对当代史的叙述“宜粗不宜细”,这当然是一种政治智慧。本期《我的“老左”朋友》一文,作者就讲到既然各派朋友对民主自由有共同的追求,“为什么不能延迟算历史帐呢?”但是,为文却“宜细不宜粗”,正是鲜活的细节再现和情感回味,使我们的“白纸黑字”立体化,具像化,生动,可感,让他人与后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试读周筱赟笔下的高耀洁教授——“中国防艾(滋病)第一人”:人只知她是敢说真话的“斗士”,可这位老太太年届八旬时却断然谢绝小周上门做她的助手,理由竟是老伴不在了,男女之大防不可马虎,可见儒学传统对这位大家闺秀的影响是多么深远!人只知她是为防艾无私奉献的“道德完人”,却鲜有人知她对“抗艾骗子”深恶痛绝,竟在贺年片诅咒那些人渣。这样的一个新旧同体、爱恨交织的老人,不是更血肉丰满,可敬可亲吗?     《文革日记》看似一个县级普通干部平淡无奇的流水账,文字营造的那个疯狂年代的社会氛围却是有质感的,仿佛可以触摸。你看,“本来,自有《毛主席语录》以来,我已先后购买了12本,加之同志们送给我的,共有15本。但今天买到的又是烫金字和毛主席头像塑料皮的。所以,我感到心满意足……”领袖崇拜的社会热病可以发烧到这种程度!你听,“陡坡大队贫下中农妇女们批判时说:林彪这个砍脑壳的是个大流氓,上飞机逃跑还要带起妻子一群(叶群)……”多么搞笑,荒唐又真实。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远没有走出现代化的“历史三峡”。我们的“温故”里免不了有悲伤和苦痛,但它既不应是出于“斗争哲学”的仇恨教育,也不是要人感恩颂圣的“忆苦思甜”,而自有一种基于人性的真情乃至对生活的感恩,就像金雁记她的1960,忘不了乡下那个同龄人善良能干的小姑娘改改。我们的“在场”讲述里免不了有不平和愤慨,但它不应囿于一己得失,也不恣意于快意恩仇。篮球名将王郅治归来记,写出了他回国的一波三折,但是“从胡娜到王治郅,同样是滞美不归,一个是叛国者,一个只被界定为‘不遵守契约’,如此完全不同的结局,与其说是人物命运不同的反射,不如说是时代的改变与进步”,这难道不是持平之论,不是中国这些年取得社会进步的真实缩影吗?     我喜欢《从女厕攻防战到免费午餐》这种现场感很强的当下“网事”,也希望更多地读到《归去来兮王治郅》这种“揭秘”性的故事;我喜欢马雪蓓《父母的那一夜》很私人化的工笔的记叙,而偏好《广州从此没了歌坛》、《启蒙二三事》这种既有个人经历与思考,也有梳理思想文化时间流的历史断片。杜玫的《父亲的抗战》与易中天先生的《那时我们唱红歌》,个人记忆与宏观叙事水乳交融,是本书是我最推重的篇章;尤其是后者文采斐然,如果能有配乐视频,想必效果更佳。     本期有篇挑战不可一世的“大师”李敖,指出其文史知识的硬伤和逞辩的逻辑荒谬,作者只是一个业余的文史爱好者。孔夫子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要太自以是。这适用于李敖,也适用于我们每个人。《白纸黑字》衷心期待有更多的作者读者支持我们,为我们供稿,为我们出谋划策,也给我们指谬纠偏。     心灵的自由开放属于我们大家,精神文化的精品才能留传于世。这就是我们和作者、读者的共同追求吧!     2011/08/24  于广州       上一篇: 从网友鉴表看人民监督政府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68)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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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筱赟 | 周筱赟:我的博客就是用来揭黑的

【周筱赟语录】文学即垃圾,文人即流氓。粪青则是更低级的流氓。我写的不是文学,我只陈述事实。对我陈述事实不满者,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我要永远做一个正直、善良、简单的人。   本文仅代表我个人立场,与发布网站无关,与本人供职单位无关。本文只陈述事实,对我陈述事实不满者,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   如果有人愿意在我被有关部门抓捕后送牢饭,或者我被打伤住院期间探视,我也非常欢迎。我喜欢吃酸菜鱼、肥肠、猪蹄、牛肉、巧克力(不要用代可可脂的)、可乐、果汁(要百分之百的纯果汁)等 。   周筱赟:我的博客就是用来揭黑的       周筱赟按:这是《博客天下》杂志2011年5月1日发表的和我的访谈。《博客天下》不是那个痛骂“凡是哀悼日本地震的女生都是和日本人上床”的“媒体奇葩”王甘霖自称主编的《微博天下》。我此前一度把这两个杂志搞混了。事实上,所谓《微博天下》根本没有出刊,完全是虚拟的。     中石化天价酒事件,以鲁广余被撤职(降级使用)暂告一段落。事实上,即使以目前中石化总部承认的事实(当然是被大为缩小的,只承认被媒体曝光的部分),鲁广余也完全属于“利用职务便利,采取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构成侵占公共财物罪。按照刑法,10万元以上就属于法律规定的“数额较大”的程度,最高可以判处死刑的。而现在就是如此轻描淡写来个内部处分。中石化真的不是一般的黑啊! 文/《博客天下》记者 蔡亚林 原载《博客天下》杂志2011年5月1日   他是中石化天价酒事件的爆料人,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爆料。其实,他揭黑幕已经多年:他多次揭露蒙牛特伦苏含有致癌物质;百度收黑钱;还曾独家揭露有妇之夫余秋雨当众下跪追求女孩…… 【博主自述】   周筱赟:疾恶如仇,陈述事实。不做流氓文学家,只为天下弱者代言。不满者敬请跨省追捕,被抓后欢迎网友送饭。 我的博客地址: http://showing0808.blog.163.com/   博客天下:此次中石化天价酒事件,“深喉”是怎么找到你的,他的这次主动爆料,是外界所猜测的内部矛盾的升级吗?   周筱赟:我一直在强调我不是第一个爆料人,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深喉”之所以找到我,是因为我和他在这个事情之前就互相认识。他主动找我爆料说出更多内幕,可以算是他这样中石化广东分公司管理层的员工,在“天价酒”事件曝光后,对鲁广余不满的一种反映。   博客天下:你了解中石化天价酒最新进展吗?   周筱赟:我目前能够获得关于此事的信息,全部都来自公开报道,因为在央视东方时空栏目对我采访播出的第二天,我就再也联系不上“深喉”了。   博客天下:看了网上一段采访你的视频,你花了很长时间去说鲁广余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吗?“深喉”爆料是为了把这个人搞下台,还是有其他的初衷?你想过吗,也许他下去了,会有张广余、王广余……   周筱赟:据“深喉”的说法,鲁广余在提高销售业绩上还是有一手的。我爆料的初衷,只是陈述事实。   我从来没有想到鲁广余会因此下台,所以在我4月15日上午11点在博客公布后,不到4个小时,鲁广余就被宣布停职接受调查,完全出乎我的预料。确实,即使鲁广余下去了,还会有张广余、王广余……只要像中石化这样的超级垄断的国企体制不变,新来一个老总,他难道不喝茅台酒吗?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个案反腐对于推进社会进步的作用。改革不就是在一个个的个案中推进的吗?   博客天下:你觉得公众如此关注此事,是触动了他们哪根神经?   周筱赟:我想公众舆论之所以如此关注,就是触动了他们对油价的敏感神经。众所周知,中石化这样的垄断企业,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每年的利润近千亿,公众却从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反而是油价不断上涨。油价上涨不仅和有车一族有关,和普通大众也息息相关,现在物价上涨很大一部分就来自物流成本的上升。我看到网友说,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加的油里面流淌着茅台的血液啊,所以怪不得这么贵呢。花近300万购买的天价酒,当然是计入成本了。   博客天下:有意思的是,你在博客上贴了一张蒙面的照片,却放言“有种就来砍我”。你还是挺怕的吧。   周筱赟:我几乎每篇博文,都是批评公权力、批评垄断企业、批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都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   要说我一点不害怕,那肯定不是真的。但我想我有广大网友的支持、声援,如果真有人来砍我他们完全没法收场。我的腾讯博客,总浏览量已经超过4600万,所以我根本一点不担心,只要适当注意一点就行了。我总没必要公布我全部个人信息,故意创造条件让人来砍我吧?谨慎的预防措施还是有必要的。   博客天下:从2009年开博至今,你在博客上揭了不少黑幕,好像每年你都会被人威胁。既然知道有生命安危了,为什么还要一直揭黑呢?   周筱赟:这可能和我疾恶如仇的性格有关吧,我就是看不惯那些丑恶的人和事。我在博客上揭黑,也是希望通过我个人的力量,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尽一点绵薄之力。虽然频繁受到人身威胁,但还没有遇到过人身伤害。有时候想,既然很多揭黑没有起什么作用,那我又何必继续呢?但是,有时形成了习惯,很难改变。   博客天下:你会一直做这个揭黑的事情吗?你做这个有没有利益驱使,换句话说,是拿钱替别人办事吗?   周筱赟:我想我应该继续把揭黑的事情做下去,我想这个社会就是太缺少较真的人。如果这样的人多了,我们这个社会也许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事实上,我已经多次受过金钱的诱惑,钱财当然是好东西,但我通过努力工作可以获得,我完全没必要通过这种不光彩的方式去获得。而且,一旦在网络上有了一定正面的知名度,一旦收钱替人办事了,名声马上就彻底臭了,所以我一向爱惜羽毛。   博客天下:每次你出现在媒体总是一副性格刚烈的样子,但据说你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而且是大家的开心果。   周筱赟:在博客上,我一直都在说,我要做一个正直、善良、简单的人,之所以看似刚烈,这可能和我直接接触到的一些师长对我的教育和引导有关吧。陈丹青、高耀洁、葛剑雄、贺卫方等人的为人和文章,都对我影响很大。而且我是学理科出身,这对我的影响就是凡事要讲证据和逻辑,这使我可能显得较真。   博客天下:你博客上每一篇博文前都有这样一句话,“文学即垃圾,文人即流氓;“粪”青则是更低级的流氓。我写的不是文学,我只陈述事实。”还专门写了一本书骂愤青,他们为什么这么让你讨厌?   周筱赟:我出过一本《中国谁在不高兴》,批评国内的愤青。愤青的特点就是没有理性,不讲证据和逻辑。比如明明是瞎编的一则谎言—只要一组抗日的图片传播超过400万次,日本驻华大使就会向中国人民道歉,竟然有无数愤青相信,到处转发邮件。他们真的以为外交是小孩子过家家啊?   虚伪和无知也是愤青的特点。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愤青要求抵制日货,但在抵制日货现场,却有几个愤青拿着日系相机在拍照。愤青要砸烂别人的日货,为什么不先把自己的日货砸烂呢?愤青从来不去批评公权力的征地拆迁、不去批评公权力剥夺公民的正当言论权利,却喜欢处处表现,维护抽象的国家利益。   博客天下:“端午祭本来就是韩国的节日!”“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单看这些言论,如不细致看你的解释,就会觉得你很偏激。以至于有人说你也是个愤青。   周筱赟:端午祭本来就是韩国的节日,这是央视在2008年的端午节当天做的节目,和我观点完全一致。要知道,端午祭不是端午节,两者没有继承关系,韩国的端午祭是祭祀山神的,也不在五月初五。“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是我发表在知名刊物《炎黄春秋》的长文,只是在公开发表时,我没有用“一百年”这个概念。如果说我也是愤青,那是概念问题,在我看来,讲理性、有证据、重逻辑的批评者就不是愤青。只有那些盲目排外者才是愤青。 采访手记:   这是这个栏目开办以来,我们第一次用这样类似漫画的图片来呈现嘉宾的面貌。和很多人一样,我的疑问是:既然你处处口出“狂言”:“有种就来砍我”,为何不敢露出真容?网友说,难道他怕露出真容被女粉丝狂追?周筱赟说这是一种谨慎的预防——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一个学历很高的江南书生,从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刚烈?这也是我的一个疑问,周筱赟笑了笑:如果这都算刚烈的话,那只能说面对假、丑、恶,世人都太不刚烈了。事实上,总是以“刚烈、犀利”示人的他,为人谦和,是众人的开心果,朋友都亲切地叫他“小云”、“周博士”。“筱赟洒脱而知小节,喜辩而不失礼。语言激昂,表情丰富,喜皱眉,喜侧耳,喜形诸于色。”他的朋友如此评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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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何方:对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三)

【注:作者何方系张闻天秘书】 相关阅读: 何方:对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一) 何方:对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二) (四)如何看待共产党领导 从列宁的建党学说谈起 延安整风时受到毛泽东高度推崇的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中强调,中国党是根据列宁创立的一整套建党学说并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建设的,而且始终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影响。刘少奇是把这当作党的优点来讲的。如果从以夺取和保持政权为主要目的来讲,“列宁式的党”确实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从推进历史发展来看,列宁的建党学说更多的是起负面作用。连胡乔木也公然指出过两点。一是“按《“左”派幼稚病》的说法,领袖专政是完全合理的。”一是“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性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这两条也是斯大林后来坚决照办的。 列宁的建党学说比较显着的特点是:一党专政、不讲民主、高度集权、绝对服从、铁的纪律、严格保密、依靠暴力、忽视人权等。应当承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正是依靠这些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斯大林和苏共也正是依靠这些才建立起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和保持了七十年的执政地位。 共产国际成立后,许多国家都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组建了共产党。欧洲各国多是由社会民主党中的左派先后分裂出来组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几乎都是在共产国际直接帮助和指导下建立的。这些党由于一律听命于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服从苏联的外交政策),又把社会民主党当成了主要斗争对象,所以成立后力量都不大,发展更不是列宁幻想的那样快(他在两次国际代表大会上都说过,他们那一代就会看到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实现)。直到1929年起的经济危机和反法西斯斗争的开展,一些欧洲国家的党才得到较快发展,并在战争中壮大起来。不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在二战后那次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中,积极参加了斗争,也得到迅速发展,有的党还曾掌握了国家的领导权。所有这些,就使二战后一个时期的国际共运,不论是在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在整个国际斗争中,都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为维护和平、结束殖民主义、促使资本主义进行改革和调整,起了重大作用。但不久就逐渐衰落,最后随着苏东巨变而趋于瓦解,即使存下来的一些党也都放弃了国际主义的口号(中共从十三大起)。一些“左”派人士,把这次大衰落看成共运发展的一时挫折或低潮,意思是以后还会再来高潮。在我看来,这种老皇历已经不能再用了。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国际共运被客观形势的发展抛弃了。这个形势就是发达国家自行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用不着暴力革命了。例如美国什么时候会出现“革命形势”?是谁革谁的命?现存的共产党领导国家已经和只能走趋同的道路,只手打天下,“赤化五大洲”,恐怕是办不到了。二是实践证明,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过时了或原本就不正确,列宁的建党思想也是一条歧路,今后再也走不通了。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就世界形势说,作为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特点的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出现了一次高潮,影响急剧扩大,中国自不能例外。所以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国内形势来说,经过长期的西学东渐和中国先进分子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探索,加上世界大战的影响和刺激,在中国发生了要求科学民主的启蒙运动和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两者合而为一的“五四”运动。这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阶层的觉醒。在这种情况下,推行世界革命的苏联和共产国际主动派人传经送宝,就收到马到成功的效果,不仅帮助和指挥成立了一个共产党,还出钱出力按同一模式帮助改组了国民党。这说明,在中国组织政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但是中国还处在封建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很少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还力量脆弱、政治上很不成熟,整个国家没有经过现代化启蒙的洗礼,人民还处于蒙昧状态。既不是现代社会,当然就不会产生现代化的政党,也就无法实现政党政治。列宁主义的诞生地俄罗斯,虽然比中国强,但还是被欧洲看做落后的东方,所以列宁建党学说中一些原则,如暴力夺权、一党专政、个人崇拜等,就很容易适合更落后的中国。这在一些欧洲先进国家,却看不惯,也难行通。像同情社会主义的法国作家纪德、罗曼•罗兰等人上世纪三十年代访问苏联的感受,在中国人中就没看到过。1956年开八大时,英共总书记波立特发现他乘车上街竟有开道车,而且可以不管红绿灯,曾很不以为然,向接待人员反映了他的不满。 中共除完全遵守列宁建党学说(而且主要是其中消极因素)并有所发展外,还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的传统和游民阶层结党的经验,如神化领导、盲目服从、迷信武力、无法无天等等。中国老百姓缺少自己救自己的理念,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明君、清官、英雄、救星的身上。中国党不但没有进行肃清这些遗毒的工作,而且有时还有意继承。例如毛泽东就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接受“人民大救星”、“山呼万岁”等反马克思主义口号、把党内的山头(帮派)称“码头”、要人们学《大同书》、《张鲁传》等等。农民暴动中互相残杀的恶习也传到党内。据李锐计算,十年内战中,中共以肃反之名,在家里自己杀自己就达十万,而且多是精华,超过国民党杀害共产党人(不算战争中双方军民的伤亡)好多倍。直到张闻天当选总书记才制止了这一现象。但在毛泽东确立为领袖后,从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开始,又自己整自己,而且愈演愈烈,错整和冤死的更多了,连党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和副主席也未能幸免。 当然,中共的先辈们和广大精英,学来列宁的建党学说和继承中国农民运动的传统,还是为了救国救民解放人类,而且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改变了历史,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主要的。所以不能因为接受许多消极因素而抹杀一切。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们一直把消极因素当作积极因素来坚持和强化,特别是执政以后更使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与时代发展背道而驰,始终不能成为一个现代政党,如果不及早改革调整,迟早必将被时代所抛弃。苏共和国民党都是前车之鉴。 我以为斯大林给列宁主义下的定义还是准确的,说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列宁确实重视夺权和掌权,强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用中国农民运动的语言,就叫“打天下坐天下”。中国党不但领会了这一精神,而且一直在照此办理。看来,“共产党领导”的唯一法理根据,恐怕就是这个“打天下坐天下”。俄国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也是占少数的。中国党统管一切,也根本不理论多数少数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对少数的专政。可在俄国和中国,无产阶级都占绝对少数,那根据什么来专政呢?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又是从哪儿获得的授权呢?所以就必须创造一个代代相接的传承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一代领导一上任就先到西柏坡瞻仰朝拜,去取被提出者自己早已摒弃的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经。这也是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纪念“长征”、把“红色记忆”作为长期宣传的主旋律,而禁止谈论更近的反右派、大跃进、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等这些中国人绝对不应忘记的重大事件。因为不管毛主席犯有多大错误,我们现在“坐”的终究是他老人家(包括他领导的“永远的丰碑”中的英杰)打下的江山。    党领导的历程 由于中国社会落后,中国工人阶级很不成熟,所以中国党的建设就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党的骨干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没有几个产业工人(有的如向忠发、顾顺章还叛变了)、二是缺乏独立性,一切都得听俄国人的指挥。这就使中国党的领导容易脱离实际,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广大群众缺乏觉悟的情况下,党的活动又只能是恩格斯说的,“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大革命的失败是犯右的教条主义;十年内战的失败是犯“左”的教条主义。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吃了外国人指挥的亏。只有在土地革命中占领了一些地盘、积蓄了一些力量,成为后来取得革命胜利的本钱。但那是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下进行的,既与工人运动无关,也很难说是得到工人阶级的领导。中国党走出逆境,主要得力于以知识阶层为主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西安事变。党在抗日战争中实行以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为主的政策,为取得胜利积蓄了力量、准备了条件。有的台湾学者说,中共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强调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但有一个最明显的差别,就是中共的组织不仅在规模上超过了国民党,而且真正深入到了社会底层,所以内聚力极为强固(这应归功于毛泽东最早提出支部建立在连队上)。其实这只是就力量的大小和稳固性而言。中共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原因,就是中共适应人民要求,提出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实行土地改革,反对贪污腐败,以及保持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从而赢得了民心,孤立了敌人。 在民主革命阶段,党虽然也犯过不少严重错误,但主流还是为老百姓做了大量好事,特别是“打土豪分田地”,因此得到了农民的拥护。那时也强调群众作风,清廉俭朴,军民一家。在对敌斗争中,作风问题是个生命攸关的问题,群众关系搞不好就站不住脚。这种优良作风在解放后还保持了相当时间。同国民党一比,真有天壤之别。解放战争中和解放初期,共产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知识分子和大部分资产阶级的欢迎,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二十多年的斗争经历看,一些人说共产党代表农民的利益,倒还真有点像。但后来把农民打成二等公民、人为地制造城乡二元结构,就又完全不像了。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政党的经验,说中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看来也没有多少站得住的事实根据。硬要用阶级、政党、领袖理论套,恐怕多少属于搬用教条。例如说“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大概就是为了说明它有权领导其它组织。若果有两个以上的工人政党,比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那凭什么你就是最高组织,我只能在下面甚至不允许存在。对此也许很难说出个道理来。所以从前的阶级分析法和列宁的建党学说,还是需要重新研究。 建国后党和党的领导除保持原有的一些传统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的变化来得很快,有的慢一些。这里只能不设顺序地简要说几点。一是改变了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和建立联合政府的路线,一开始就实行一党专政,党管一切,形成实际上的个人独断专行体制。这有点类似历史上某些农民起义的结局。二是改变了原先坚持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目标——争取民主自由,事实上也从未实行,而且严格禁止言论、结社、迁徙等自由,公开主张“舆论一律”。一切群众组织以至民主党派,都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工青妇等团体只是维护党领导(专政)的几个环节。农民连这一点形式上的权利也没有。三是改变了七届二中全会的方针和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由少数几个人(也许只是个人)决定急剧向社会主义过渡,破坏了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建国后对生产和生态影响最大的有三次运动,就是三大改造、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四是改变了团结知识分子的方针,打击和摧残了大批知识精英和优秀文化。五是改变了原有的一些好传统、好作风,助长了旧社会好多不良风气如官僚主义、弄虚作假、拍马溜须,媚上欺下、拉帮结派、贪污受贿,等等。以上只是列举一些尽人皆知的变化。这已足以说明,建国后党在毛泽东的控制下实行了一条极左路线,犯了党史上一次时间最长和损失最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并在其它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拨乱反正工作,使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加上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的国际地位显着提高,外国人对中国也刮目相看了。但是由于邓小平、陈云等不敢清算建国以来的错误路线,不愿放弃一党专政和“打天下坐天下”的特权,因此就要保持原有的政治体制和从严控制意识形态,维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就使得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不能进行政治改革,不能走向民主法治,不能实现宪政,不能成为文明国家,还会越来越多地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回避政改,自然就要继续造神造假、暗箱作业,把群众蒙在鼓里,剥夺他们的知情权、监督权、参政权,以至反映情况、申冤诉状(如制止上访)的权利,任凭一些官僚、权贵和恶势力为所欲为,欺压群众、聚敛钱财。这就使经济转型期间,不但旧社会的沉渣泛起,而且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腐蚀和危及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存在的问题 “四个坚持”的中心“党的领导”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可说是人人皆知,无法也不必要一一列举。这里只谈几个本人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不过应当首先声明,谈存在的问题并不等于否认取得的伟大成绩。如果说,建国以后党执行了一条基本错误的路线,那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就是对这条路线的重大修正,主要表现在经济建设方面。当然,在政治和各个上层建筑领域也有不少进步,例如高唱“无法无天”,经常发动整人的运动,一句话就定人死生等现象已大体消除,但是一党专政的根本体制没有改变,所以必然会保留和新产生许多严重问题。这里就列举几条,以点到为止。 1,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和一元化领导体制下的人治。 这是产生一切弊端和不良现象的总根源,和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更不兼容。在这种体制下,党自然要实行对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垄断,要以党代政、包办一切,排除竞争,不受监督。由于党是站在宪法和一切法律之上的,所以在转型期间势必造成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各种歪风邪气,产生官僚权贵阶层和其它特殊利益集团。这不但会杜绝政治改革,也妨碍经济改革的健康进行。所以这些年来,虽然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伟大成绩,但却延续着粗放经营、竭泽而渔等,特别是以低人权成本为代价的老路子,还造成一些新的结构性问题,阻碍成熟市场的形成,影响可持续发展,埋藏不少严重隐患。 2,两极分化造成严重贫富悬殊,其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发达国家。根据社科院的材料,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6,就是公认的收入严重不公的危险线。相比之下,日本是0.285%,印度是0.33,美国也不过0.46。去年美国一个公司发布《全球财富报告》说,中国0.4%的家庭占了70%的国民财富,比例之高也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另据官方研究机构调查,中国的亿万富豪有80-90%是高干亲属,其中的2900多名拥有的资产达两万多亿元。所以不少中外学者和研究机构,都认定中国已形成一个官僚权贵阶层。另一方面,中国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据世界银行统计,到2005年还有1.3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超过一美元,有两亿多农民靠进城打工谋生。城市的失业和就业问题也很大。农村还有两三亿失业和半失业的农民。而当前的趋势却是两极分化在继续扩大。二十五万户富人2005年比2004年的财富增幅高达18%。此外,早已官多成灾,农村不胜负担。但官员还在大量提升,数量在不断增加,待遇也在大幅度或成倍提高。这种形势发展下去,自然带有极大的危险。 3,腐败制度化和某些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和憎恶。一些地方早已贿赂公行,买官卖官近乎明码标价。腐败现象遍布各行各业,从上到下,无孔不入。无理有权,走遍天下;有理无钱,打官司也必输。我就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想为群众做好事的一个干部,给朱镕基总理写过信反映三农问题,还得到朱的一再批示,结果竟然在原地站不住脚,无法继续工作,只好另谋出路。难道一个堂堂大国总理竟管不了这点小事?保护不了一个乡党委书记?这里虽然没有听说牵扯到贪污受贿,但是从中反映出某种腐败恐怕是无疑的。腐败不光是贪污。利用权力,提拔亲信,排除异己,算不算腐败?一些高干子女三两年就变成了大款或大官,算不算腐败?这类事情真是不可胜数。腐败可说是遍地开花,竞相“创新”。至于“黑社会化”,也发展很快。警匪一家、官商勾结,官方雇暴徒打新闻记者或维权人士,书籍、文人被上了不同等级的黑名单等,早已不是新闻了。随便软禁与官方的意见不同的人,一些人被便衣看管,一些人突然失踪,也是常事。拦截上访,押回原地处理,我看也带点黑社会味道。花样还在继续翻新,将来还会出现什么手法,实在难以预料。按理说,统治应该是公开的透明的,何况还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除了真正的国家机密,政治上任何不敢让人知道的做法,任何偷着干的做法,都属于黑社会性质。 4,继续造神造假,实行愚民政策。为了维护毛泽东的神圣地位,不但不能揭盖子,还必需继续弄虚作假,加以神化。不讲理由,没有任何法理根据,硬是禁止人们回忆和纪念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重大事件,是十足的专制主义行径。为了维持执政地位,不但伪造历史,而且粉饰现实,怕人揭穿,干脆就用专制手法,不准讨论。因为造神造假的目的无非是为保持执政地位寻找“道统”“法统”和遮掩错误、显示正确。所以这一传统和做法还会持续下去。除非人民觉醒到不再受愚弄,自己有权了解真相,也就是争取到知情权。 5,严重的农民问题仍看不到解决。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不是在缩小,除沿海少数地区,就全国而论还在继续扩大。农民的二等公民地位和束缚农民(包括城市贫民)的户口制和迁徙自由还会长期保持下去。农民工造成许多新问题如家庭分离、孩子管教、遭受歧视、欠薪不发、申诉无门,以及春节的民工潮等等,都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全稳定和道德风尚,甚至引发其它严重问题。在城市里各级领导、大小官员眼皮底下,是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儿、拿最少的工资、过最底层生活,但却享受不到集会、结社、集体自卫等应有的人权。连为他们说点公道话、采访、登报、维权、上访的人也往往受到迫害。而对他们进行歧视、骚扰、制造麻烦的,主要还是那些名义上代表他们利益的官员、军警和部门及其领导。 6,深化等级,扩大特权。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特点。等级制的细致复杂本来就世界少见,改革开放后还在不断创新。本来,划分等级和权力,是进行工作和维持秩序的需要,为各国通行。但中国的等级是和特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决策者就在这方面大动脑筋。为了自己终身享受、照顾亲属和争取官心,等级就越分越细,待遇也越定越高。例如在民主国家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公务人员的工资和其中的“含金量”相等,可在中国,却能有百倍千倍万倍之差。他们的政府部长,去职后又成了老百姓。中国的官员去职后却可享受终身特权,有些如住房、用车等还可传给妻子儿女。在中国,等级制几乎无所不在,不只党政军民学,就是市镇、企业、寺庙等也都分等级,而且不断创新。有的领导利用一时的手中权力,可以创造出一些等级。例如各种正级的副职啦,在哪些国家一当大使就成副部级啦等等。此外在待遇享受上,如分房、用车、医疗等,就分得更细了。老百姓痛恨等级制和特权是因为:第一,它与民争利。好事好物都被大官大款占去了,低等级的人和平民就轮不到了。以看病为例。好医院、好病房建得不少,而且越修越好,好的大夫也在增加。但是比较起来,这些可能还没有享有特权的大官、大款(现在权钱相通,只要有钱就可享受高级医疗)增长得快。单从这点看,“看病难”问题就很难解决。第二是太不公平。若果享受高级医疗待遇的确是对人民有大功对社会有大贡献的人,那人们倒也服气。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有些人能当大官,不是因为本领强、立了功,而是由于有人事关系,包括给更大的官当过一阵秘书,会拍马溜须等,高干亲友就更不用说了。否则,再有贡献也不算。这就使人想起了著名的文人唐弢,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参加进步文艺活动,夏衍一再证明他那时就已参加革命,对中国左翼文艺的贡献,特别是研究鲁迅,更是人所共知。但中组部就只给定为司局级,因此生病时不能住进好点的病房,而是被安置住在三四十人的大通间里,终因医疗条件较差而不治身亡,曾一时在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还有一位著名诗人又是老延安的严辰,也因为是司局级,生病只能住大通间,没法休息,高烧不退,变成终身痴呆。第三,更重要的是,这种等级制和特权原是封建专制时代的遗毒,在西方早已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扫除,但在社会主义中国不但被保存下来,而且还有所发展,成为改革的重大阻力(自愿放弃特权的人不多)。例如报载2004年单是公费吃喝即达3700亿元,使用公车费用4085亿元,而1999年的公费出国就已到了3000亿元,三项加在一起超过万亿。这些问题社会上已喊了好久,但就是不愿改。还有个官员们公布个人和家属资产等有关情况的问题,也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前几年搞的医疗改革终告失败,大概原因也在此。究其关键,这都是腐败制度化的表现。 7,党风和社会风气走下坡路。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一切都受党的影响,道德风气当然也不例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党带头说假话(反右派的“钓鱼”,大跃进的“放卫星”等),于是说假话很快普及到全社会,现在更发展到说假话成为常规的程度。最近在国内外造成轰动的软禁中国“抗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洁大夫的事件就是一个新的典型例子。本来已禁止她去美国领奖,却要逼她说成自己年迈体弱不能去。她拒绝说假话,于是就被严加软禁,切断她对外的一切联系。而《河南日报》(2007年2月13日)还报道,省委副书记去看她,“高耀洁教授激动地说,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关怀”。当软禁中的高教授得知这件事后,曾气愤地说,她一辈子都不会说这种阿谀奉承的话。虽然最后被迫让高教授出国,但从这件事上人们已可看到腐败堕落、黑社会行为、弄虚作假和寡廉鲜耻的全面表现。无怪乎高老太太一再说,“现在都在缺德。”一些老人聊天时,提起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摇头,觉得道德的沦丧应该看作我们民族的最大损失。变坏容易变好难,大家对恢复传统美德已经没信心了。当年我们老家(陕西)以民风淳朴着称,经过文化大革命就已大变,现在几乎感受不到那种淳朴了。民风直接受党风影响。贪污成风,可大贪污犯有几个不是党员?而且官官相护,有些当领导的大贪污犯几乎人人皆知,但还是大摇大摆地当他的领导。许多贪污犯都是被检举过十数八年,有千百封检举信,但仍岿然不动,组织领导还出面为他辩解。这种事还少吗?直到不得不处理时,领导上不但没有半句检讨,而且还禁止人们议论,下令传媒不得“炒作”。 由于没有问责制,当官的可以肆意妄为,造成再大的损失,也不追究责任,或者继续当官,或者留个烂摊子走人。有些不大的官员可以贪污数亿,经长期准备逃往外国,但没听说过追究领导责任的。延安整风期间提出的三大作风,本来就没有认真落实,现在更有点反其道而行之了。例如理论联系实际,已经变成说的和做的一再分家。说要学习和遵守党章、宪法,可最不遵守的正是党的领导。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有吗?党章、宪法规定,地方领导由选举产生。我们不都是由上一级党委圈定和任命吗?更哪里谈得上罢免权?领导人公开谈话,特别是对外,总是强调实行民主,一再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可是我们人民能享受到多少民主呢?解放快六十年了,连个区镇领导都不能自由选举和进行竞选,人民还有什么权!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现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可以说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地步。为了维持执政地位,只能加强防和压的办法,哪里谈得上“和谐”?而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延安整风一开始就走了邪道,一些人专门批评人,而且乱戴帽子乱上纲,一些人只能挨批作检讨。专事批评别人的人,自己是绝对不做检讨的,因为他自封“一贯正确”,带头的正是党的领袖毛泽东。领袖既然“一贯正确”,党当然也不会犯错误了,要犯,也顶多是“一个指头”。于是就提出了自夸自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口号。从此,党犯再大的错误,也不会检讨,还不让群众清算错误接受教训,这就只能在党史上大肆造神造假、遍设禁区。过去常说“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不准回忆和写作许多事过不久的历史问题,就是有意要大家忘记过去。这难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吗? 8,轻视知识和压制知识分子,妨碍文化发展和出人才轻视知识和不信任有知识的人,这是毛泽东留给国家的重要传统,由党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是一党专政的需要,是不要自由民主的必然结果。这首先表现为禁止独立思考(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和言论自由,目的就是怕对一党专政带来危害。其实这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世界通例,凡是专制主义政权莫不如此。因为先进的文化必然要讲自由民主,自然会影响到专制政权,所以就要禁止宣传先进文化的书刊出版,对互联网设防火墙。另一方面却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名,大力提倡复古,什么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尽量让群众忘记近代、漠视现代。这样下去,使我们在世界文明中,不但无法走在前面,连追赶也办不到,而只有在后面设防了。同样的道理,专制政权打压知识分子(御用者除外),就是因为他们有知识、脑子活、意见多,容易伤及当权者的地位和利益。这在解放后的政治生活中已是家常便饭。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严格限制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都是为了对付他们的。这些办法也确使知识界大部分屈服、沉默,对眼前时弊采取旁观态度,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在这种打压和约束的条件下,科学文化很难跟上世界潮流,当然也很难培养出多少人才,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就是中国文史哲界为什么建国后几乎没有培养出几个大师级的人物,原有的大师级人物也很少再能写出大师级的作品。 9,信仰危机。这是多年前媒体上常见到的话题,也是身边的感受。近些年来,在媒体上看到的少了,但听到和感受到的却多了。据某权威机构对二百来名县处级和厅局级干部的问卷调查,认为出现了信仰危机的竟达60.85%,比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非常坚定的多十倍,可见问题的严重。在我认识的中青年里,就有些信了佛,皈依了基督教或天主教。报上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也许是由于信教的人太多了(据传,天主教称“家庭教会”的地下教会,教徒已超过爱国教会的一倍以上,达千余万人),人们已见怪不怪,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了。更大的可能是由于党组织和宣传部门严格禁止报道和传播这类消息,更不准“妄加评论”。信仰危机的正面表现,就是机关干部、教员、学生和社会人士,关心政治和政治学习的兴趣越来越小,不但很少人主动读政治书籍,就是组织上安排的学习讨论会也多是扯乱谈和发牢骚。为了调动大家参加会的积极性,开会聚餐就成为必须有的程序。至于那些脱产学习和训练,据说也是往往收效甚微,而且还带来不少副作用,如传播小道消息、交流官场经验,以及相互拉关系,向上送礼品等。我听到一些上过中央党校的熟人就是这样说的。现在无论是问老百姓还是问学生,能说出自己有崇高信仰的恐怕为数不多。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很强调有无理想对一个民族的重要,不知道我们民族算不算有理想的民族。而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没有抱负的民族,是不可能跟上时代潮流、列身于世界文明和现代化民族之林的。 10,党群、干群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前面已经提到,但鉴于问题的重要,这里再稍为展开一些。战争时期,不但党在政策上要反映群众的要求(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制),而且党员和干部离开群众也无处立身。所以那时党群关系很好,人们比之为鱼水关系。建国后逐渐变为官民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党群关系又有点变好,主要是因为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符合群众利益,但党和干部的作风并没有多大改变。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两极分化加剧、城乡差距拉大、贪污腐败成风、等级特权突显、官员人数大增、群众负担加重(从各种苛捐杂税到圈地掠夺),以及动用军警打压群众(对付集体维权、上访、城市民工摊贩等),党群关系日益变坏,以至在某些地方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发生需要镇压的所谓“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我参加革命七十年来,还没遇到过工农群众对党的不满发展到近年来这种程度。每遇到某些民工或出租车司机一类的人,就听到他们当面骂起共产党来,说什么他们干活(如挖煤、修路、开出租车)是给共产党干的,共产党剥削他们,想方设法少给工钱,甚至欠薪不还。有的人谈后一问,他自己还是共产党员。至于发牢骚,那在下面,无论党内外,已成普遍和经常现象。这大概也是严禁集会(更不要说游行示威了)的原因,说明党群关系的紧张,上面也是清楚的,只是由于涉及本集团的利益,没打算也没办法彻底解决就是了。因为领导上早已形成一些官僚权贵集团,合成总的利益共同体。所以这里说的党群关系,也包括这个共同体同广大党员群众的关系。    对存在问题的不同看法 党的领导存在着不少严重问题,大约党内外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区别只在于对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的程度看法不同。主流舆论还是以前的那套,认为方向和政策是正确的,形势也是大好,缺点和错误只是一两个指头的问题,有些还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就可以逐步克服和改正。这起码是宣传的基调或叫主旋律,至于真实的想法恐怕要复杂得多,对问题严重程度的估计也因人而异。不过总的说来,多数人心想的要比口讲的严重得多,这从实际采取的措施中就可看得出来,例如严格预防和镇压“闹事”,进一步禁止新闻出版自由等。第二种属于“左”的看法。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借鉴资本主义和对自由主义让步都过了头,影响到了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应当赶快倒退,退回到毛泽东时代(主要是建国后头七年)。持这一看法的人最看不惯向资本主义“趋同”,尽一切力量阻止改革的深化。他们还动不动来个“万言书”,向中央和政府施压。而领导上对他们也比较宽容和照顾,因为相互间的共同点更多些。第三种看法出自要求自由民主、实行宪政法治的人们,官方和“左”派称其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他们认为,解放后党建立的就是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政权,实行的是一元化体制下的人治而不是法治。这是导致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只涉及经济,而且很不彻底,政治和意识形态还是处在党的完全垄断之下,使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一直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因此,虽然经济得到迅速增长,却很难变成文明国家。他们和“左”派根本不同,不是主张向后看,而是主张大踏步前进,对党的领导和国家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当然,这里分为三种看法,是就大体倾向而言的,实际上各种的内部意见也很不一致,三种之间在看法上更是错综复杂。例如在保持一党专政这一根本问题上,“左”派就和当权派没有分歧。这也是当权派对“左”派能够宽容和有所偏向的原因。但在某些比较具体的问题上,如反对贪污腐败、铺张浪费等,“左”派又可能和要求民主的一起批评当权派。从根本上讲,“左”派和要求民主是势不两立的,当权派也视后者为主要威胁。总之,三种看法各有千秋,但也应该承认,他们之间还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有共同点就有合作和妥协的余地。这个问题也许更重要。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都可以通过和平演变,那么要改善和改造党的领导,就更应该采取和平的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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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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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微博选登(2009.6~2010.7)

艾未未微博选登(2009.6—2010.7) Ai Weiwei( @aiww )Tweet Quotes 1 (June 2009—July 2010) 1. 孩子们肾结石、大头娃娃、被拐卖、被活埋、被开苞、被毒害,但是要让他们保持纯洁。 1. It does not matter children suffer from kidney stones or abnormally big heads, and it does not matter children have been abducted, buried alive, poisoned or lost their virginity, what matters is they remain mentally pure. June 10, 2009 12:30:31 2. 我郑重的宣布,一个开骂的时代开始了,我们要轻声的骂死敌人。 2. I solemnly declare that here comes a name-calling era, and we would curse the enemy softly to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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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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