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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倒台,太子党内部加速分裂

太子党不是政党之党,而是朋党之党。太子党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指的是一个松散的政治团体和力量的总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太子党内部又可分为支持民主,改革和自由的偏右太子党,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有政界的俞正声,王岐山,军界的刘亚洲,张又侠,学界的胡德平,赵雁南等等。还有一派就是象薄熙来这样,打着毛旗,喜欢折腾,对外主张强硬,对内主张以暴制暴的造反有理派,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军界的张海阳,商界的王军等等。 胡温这次打击的主要是以薄熙来为首的极左,有人也称为新左派的太子党政治势力,薄的倒台,加速了太子党内部的分化。其中最明显就是太子习近平的政治立场的变化和转变,大家应该还清楚地记得去年习近平还亲自去重庆肯定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还在各种场合宣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时习近平把自己错误的放到了偏左的阵营里,这才是胡温极为忌惮和担心的,他们担心习上台后便会被薄所控制,胁天子以令诸侯,被迫实行二次文革,否定改革,导致中国社会倒退,这才是胡温在退休之前必须要拿下薄熙来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今,习近平主张严惩薄熙来,支持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已经把自己重新定位于偏右的太子党阵营中,习站到了改革派胡温的阵营中,习的转变,加速了太子党内部的分裂,以习马首是瞻的新一代太子党成员例如刘源,刘亚洲等等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对待薄王动乱一案上,太子党成员也被要求站队表立场,最近中共党刊《求是》杂志4月16日刊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题为“增强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的文章。刘亚洲的这篇文章显示中国军方红二代在薄熙来事件有了初步定论之后,高调向中央表忠心的表现。所以说,倒薄事件也可以说是一次改革路线之争事件,要不然你也不会看到近期的中央改革政策频频出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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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薄熙来时代”政局走向

很多海内外观察家认为薄熙来的倒台,代表中共高层改革势力的抬头,也是改革意志的彰显。从近日来中共官方对薄熙来问题定调为“党纪国法”问题来看,“改革”的话语固然不能从官方口径中消失,但“稳中求进”才是真正的主旋律。 使用“后薄熙来时代”这样的语词,看起来似乎过于抬高了薄熙来的地位,然而,薄熙来的起与落,又确实是1989年后,大陆政治上最具张力、最富戏剧性,影响也相当深远的重要事件。从这个角度,我们还是暂时使用这个语词,来帮助我们观察、理解大陆政局未来可能的走向。 有人形容大陆的高层政治是在三分透明的布幕后演出的戏剧,可以看到人影晃动,却说不清谁在戏台上、又扮演什么角色,说了哪些台词。我们可能很难精准判断大陆高层政治的人事布局、权力动向,但是从大的趋势来看,在“后薄熙来时代”,大陆政治有三个比较明显的发展趋势,值得我们留意:政治改革前景不容乐观,尤其是西方式民主改革道路绝难推动;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仍然有大市场;不是薄熙来的新薄熙来仍大有可能出现。 很多海内外观察家认为薄熙来的倒台,代表中共高层改革势力的抬头,也是改革意志的彰显。不过,从近日来中共官方对薄熙来问题定调为“党纪国法”问题来看,温家宝在两会后记者会上大谈的反思文革、积极改革,并未成为当前的主旋律,“改革”的话语固然不能从官方口径中消失,但“稳中求进”才是真正的主旋律。 平稳交棒、平稳接班、平稳过渡,是当局下定决心处理薄熙来的真正动力。固然有个别中共领导人不断强调“不改革将是死路一条”,但更多中共领导人忧虑的是,大幅度的政治改革将使动荡更大规模、更快速的到来。最近中共官方媒体针对薄王事件的评论文章也不断强调“敌对势力”、“错误意识形态”的存在,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在军中批判“军队国家化”等观点,凡此种种,都让人看不到多少的改革气象。大陆政改的前途,还取决于社会压力的强弱以及党内不同派别的力量对比。 而就失败的薄熙来一方来说,不少人将薄定位成“左派”,如果此说成立,这里的“左派”也不是西方的左翼,而是运用专政手段来分蛋糕、息民怨的政治谋略。不容讳言,在大陆当前官民矛盾、贫富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这样的政治“路线”确实大有市场。薄熙来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中真正招致失败,主要不是他的民生措施,也未必是单纯的唱红打黑,主要还是他个人行事作风问题。相信在“后薄熙来时代”,仍然会有政治人物依靠类似薄熙来的偏左路线来博取民心、累积资本,只不过在具体做法上将会汲取薄的教训,有所调整。这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 最后,薄熙来结党谋权的高调作为,既突显了中共领导集体权威的日益低落,也说明一度被视为稳定成熟的中共接班规则仍有明显破绽,因为这套游戏规则始终缺乏令人信服的民主与透明程序。而威权强人的逝去和党内民主规则的缺失,都将使类似薄熙来这样的挑战者有不断出现的可能,只不过未必是采用薄的偏左路线,未来新起的实力派人物,也可能选择其它的政治路线来牟取更大的权力、更高的位置。这就是“不是薄熙来的新薄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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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瓜瓜曾入中国高官训练营

英国媒体报道称,牛津一校刊曾用“爱花钱到病态”、“和书本关系紧张”形容薄瓜瓜,并称其入学第二年即因成绩差被退学。现在,因为父亲职位的变动,这位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年轻人变得沉默起来。 中国学生上哈罗公学能否拿到奖学金,这是“两会”期间人们议论的话题。现在,很多人谈的另一个议题是,从世界顶尖名校英国牛津大学转到美国的哈佛大学,需要什么样的资质和条件。 3月中旬,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更换,“红二代”、媒体人洪晃感叹:“我不由想起薄瓜瓜。他爸爸会给他打预防针吗?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他身边的美国人会劝他留在美国吗?他会留下吗?那些势利眼的美国大学还会继续给他全额奖学金吗?” 薄瓜瓜,这位曾经的媒体宠儿,开始消失在大众视线,人们仅见3月31日英国《泰晤士报》刊出的其回复采访的部分邮件内容:“自己希望能专注学业……无论最近事态如何,我只希望中国能顺利平稳过渡。”而其就读的哈佛肯尼迪学院,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从牛津到哈佛 2006年,薄瓜瓜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就读PPE(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综合)专业,成为该专业第一位大陆留学生,学费大约在每年26000英镑。而其目前所在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学费高达一年7万美元。 之前,这位在北京景山中学读到初一就辍学的孩子,随母亲先是进入离英国伦敦市中心只有25英里的知名预科学校帕威克就读,一年后就被著名私立男校哈罗公学录取,成为该校第一位大陆留学生。 薄瓜瓜对那段经历的回忆是,“在希望不大的情况下,妈妈带着我,开始在英国帮我补习英文。那时比较苦,吃、住、行样样成问题,没有任何人帮忙,几天就要换个地方住。记得有一次,妈妈领我去一个新住处,又小又暗,条件特别差,我一进屋就说:‘这不是贫民窟嘛!’妈妈一句话也没说。后来我对自己的态度特别后悔。” 英国媒体后来的报道称,牛津一校刊曾用“爱花钱到病态”、“和书本关系紧张”形容薄瓜瓜,并称其入学第二年即因成绩差被退学。另有消息称,薄瓜瓜在牛津大学最终没能拿到学位,只能拿着“就学证明”入读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 肯尼迪政府学院前身是建立于1936年的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研究生院,其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类职业硕士项目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美第一。学院坐落在美国剑桥城的肯尼迪大街,与哈佛商学院隔查理士河相望。 与薄瓜瓜之前就读的几所英国名校不同,肯尼迪政府学院不仅拥有大批的中国留学生,还与中国政府有多个合作项目。最著名的当属2001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KSG)、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方共同举办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该学院以培训政界人才而闻名国内。 中国高官训练营 1998年,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与国家外国专家局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签署协议,共同启动“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项目由中组部、国家外国专家局以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联合立项。每年,哈佛肯尼迪学院接纳20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来此接受加培训。其中4-6名官员参加一个学期的中长期培训,其他成员则参加2-3周的短期培训,全程英文。 2001年,一项更大规模的官员海外培训项目——“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一手操办起来。2002年1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项目正式签约。这也是肯尼迪学院第一次为一个国家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培训班。 最初的计划是,从2002年起的5年内,三方共同持续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年一期,每期为中国政府培训60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员,中组部负责从全国各地以及中央各有关部委里进行选拔,原则上是每个省一个名额。有资格接受这项培训的官员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应当具备副厅以上的级别,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的工作经验;45岁以下(副部级可适当放宽);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的水平等硬性指标。 其实,早在1996年,先后已有60名中国政府官员和48名解放军军官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训。根据公开资料,本刊记者粗略计算,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训过的中国高级官员已经超过1000人。 该项目的最新一期是2011年5月4日至6月26日举办的第9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有学员48人,分别来自2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18个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其中省部级干部7名,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陈向群任团长。 之前的培训中,较受关注的学员有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邓小刚(参训时任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安徽省副省长唐承沛(参训时任安徽省科技厅厅长)、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参训时任宿迁市市委书记)、江苏省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参训时任苏州市市长)等。 对于一个官员来说,能够到哈佛受训意味着更多的擢升机会,而参与项目的级别与擢升的级别息息相关。 在“新世界”项目中,最知名的学员当属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参训时任南京市委书记)。他结束培训回到南京的几周后就遇到一次严重的食物中毒危机事件,他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并阻止了危机的扩大。 “在处理这次紧急事件的过程中,哈佛所受的培训对我帮助很大,” 2009年10月李源潮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两百多人获救,36个小时内投毒的嫌疑犯就被捕,我们地方政府的做法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所以,今天在这里我想说谢谢哈佛!” 当然,进入哈佛受训的成本也极其高昂——2005年6月24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KSG)中国论坛在京举行,会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KSG)时任院长David Ellwood表示:“哈佛大学学费非常昂贵,很多想来哈佛大学学习的学生因为学费昂贵不能来……” 2005年,本刊采访获知的消息是,当时,每个官员在哈佛、清华受训一个多月,基本上花费在20万元左右,这引来大批媒体质疑:“哈佛培训遭遇中国特色”、“中国官员每人20万元去哈佛培训3周值吗?”“谨防官员海外培训‘大跃进’”、“出国培训不能变成公费旅游”…… 这些,对于薄瓜瓜或许不是问题。媒体披露的情况是,2008年,在他当选为牛津欧洲事务委员会执行主席后,他在牛津大学举办了一个名为“丝路”的中国主题文化活动,特地“空运”了少林僧人到英国表演中国功夫,而功夫巨星成龙则作为薄瓜瓜献给同学们的“惊喜”出场,与他同台献唱。 现在,因为父亲职位的变动,这位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年轻人变得沉默起来。本刊曾尝试联系熟悉他的两位同学,截至发稿时,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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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引出倚天剑,美媒三问北京

本文作者裴敏欣,是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Claremont McKenna)学院政府学教授,文章4月15日周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网站上。原文标题:问北京的三个问题   薄熙来戏剧性的垮台很容易让人们把这一事件看作是一场政治道德的游戏。当中共上周正式宣布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从政治局被停职时,大多数国内国外观察家们都认为这个野心勃勃“太子党”罪有应得。中国的官方媒体称,薄熙来的垮台证明了中共体制运转良好。   不过,这种看法有个问题:薄熙来差一点就成功地登上(中国)权力的顶峰。在中国最具决策权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一个席位已经在等着薄熙来,直到2月初,薄熙来手下的警察局长王立军跑到成都美领馆试图寻求庇护。   领导层的不稳定将会给中国人自身以及全世界,造成政治和经济上的巨大代价。因此,现在到了所有能与北京当局对话的人-从外交官到学者到记者,质问北京当局一些关键问题的时候了。   第一, 为什么这样一个明知有问题的人被委以如此大的权力,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制约?   薄熙来的升迁几乎和他的垮台一样令人惊叹。在他升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任命为重庆市委书记之前,薄熙来作为辽宁省长和商务部长表现平庸。现在其家人被曝光的那些可疑的金融交易,当时也不可能逃过中共反贪机构-中纪委的注意。   最让人担忧的是,薄熙来成为重庆市委书记后,滥用权力,在所谓的“打黑”运动中,几乎不顾及法律程序,逮捕关押了成千上万的人。他打着激进的毛派旗号,炫耀与党的现行政策不同的政治思想,玩世不恭地操纵公众舆论。   然而,北京当局当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约束薄熙来。更糟糕的是,北京允许他沉浸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九个政治局常委中有六个到过重庆参拜,含蓄的对现在已声名狼藉的“重庆模式”表示支持。   现在,薄熙来下台了,这个党似乎为自己及时罢免了薄熙来而感到庆幸。但事实很简单:中共挑选国家领导人的过程存在严重缺陷。现行制度偏向那些有权力的、缺乏才能的、无所顾忌的人,而不是挑选最有能力的、正直的人。   这个党必须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在领导层换届时,党如何更好的处理在高层的权力竞争?   毫无疑问,薄熙来事件是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共党内高层领导人之间最严重的分裂。分裂的性质不是关于意识形态,而是权力。薄熙来的政敌想让他出局,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薄熙来进入最高层,他可能威胁到他们的安全和财产。薄熙来的支持者们为他加油,因为他可以保护他们的安全和财产。   薄熙来事件表明了,今天在中南海的权力继承政治中,仍然充满了阴谋、不可预测性和邪恶。现在的继位过程,被一小群政治寡头操纵着在秘密进行,不仅产生了不恰当的领导人,而且还破坏了党的统治。   问这个政党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互联网和微博时代,党如何更好的应付政治危机?   从二月初,当王立军试图叛逃时,当局的反应显示了其无能和自我毁灭。它滑稽的称王立军“操劳过度”需要“休假式治疗”,王的结果却是被国安收监。这个党没有迅速地罢黜薄熙来,而是让政治丑闻拖延了一个多月,助长了谣言,也加重了人们对当局权威的怀疑。   甚至当这个政党最终决定停了薄熙来在中央政治局的职位时,它仍然采用了40年前林彪叛逃苏联失败时一样的手法来传达消息。它先通知了更高级的干部,然后通知了基层,尽管薄熙来的政治垮台已成为了在中国只要有手机就知道的众所周知的常识。   这个党现在正忙着从薄熙来惨败的创伤中着急地把几近出轨的继位导回正轨,它现在没有心情来回答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只会加剧关于“一党统治”是否适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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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伍德被氰化物毒杀

伦敦综合讯)英国媒体昨天纷纷引述中国网站消息称,去年死于重庆的英国人伍德是被人用氰化物(cyanide)毒杀的。 其中,《每日邮报》还报道称,伍德与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有婚外情,他在协助谷开来转移近8亿英镑的海外资产后被谋杀,而下令杀死伍德的是薄熙来。据报道,氰化物会导致人体细胞停止运作,在10至20秒内令受害者昏迷,并在几分钟内死亡,而表面上看受害者就像是突發性心臟衰竭。 相关报道还称,伍德被杀两天后,53岁的谷开来在一家咖啡厅与海伍德的遗孀王露露会面,谷开来哭着恳求王露露同意让其丈夫的尸体迅速火化。 这些传言近日其实已在中国境外网站流传,但无法获得证实。 英国媒体发现,这些信息前天(英国时间)在中国网站出现,却没有立即删除,因而推断这些信息是获中国官方默许才可以在网站上流传。 《每日邮报》报道称,很多相关传言源自于以美国为基地的博讯网站,这些消息经常在中国的微博上流传,只要太过敏感就马上被当局删除,不过这些信息前晚意外地在好些包括“中国智库”在内的“受人尊敬和读者众多的网站”上出现。 《每日邮报》认为,这显示中国官方有意发放消息,以铲除薄熙来的残余支持力量,而熟悉案情的消息人士则说,网上谣言至今有“95%是正确的”。 《星期日泰晤士报》昨天也在头版头条做了相关报道。据BBC报道转述,星期日泰晤士报引述中国网站百度上传的跟贴称,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夏德良已经招供,是他提供氰化物给谷开来。 该报道也说,因为中国当局没有立即删除这些信息,所以分析人士认为,它是获得官方许可才得以在网上流传。 除了《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英国镜报》也做了类似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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