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时代近年来持续进行着对“网语”的收集，这些“网语”包括了当月网民对热点新闻事件的评论、编写的时政讽刺类段子、共同创造的时下流行语录、甚至某篇长文中精辟的一句/段话等，是网民的集体智慧的集合，而中国数字时代尤其关注那些正在被中国言论审查制度抹杀的——“抵抗的声音”。诚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言：“犹如无数的珊瑚虫形成了杂乱无章的珊瑚礁，无数个体的不服从与逃避行为也形成了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堡礁……当国家的航船搁浅在礁石上时，人们通常仅仅关注船只失事本身；他们没有注意到，正是大量微不足道的行为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
七月，水灾、疫情、失业、香港国安法的实行、对自由言论的打击、对民怨的压制、对新闻媒体的管制、经济的下行，以及中美新冷战的到来，让七月的中国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然而，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人们渐渐达成一个共识：每一个人的自由都是不可分割的，从中共手中确保我们的自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7月贵州安顺公交车特大事故，52岁的司机故意把公交车开进湖里，造成21人的死亡。这辆公交车就像一个巨大的隐喻：我们每一个在车上的人的命运都是相连的，如约翰·多恩的诗《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冲掉一块，
欧洲就减小，
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六月，是一个与权力争夺记忆的季节：从三十一年前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到一年前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再到年初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权力无孔不入迫不及待地提供一个叙述模板，控制着集体记忆，给国人输入一个“正确集体记忆”。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所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因此，如何摆脱官方的“正确集体记忆”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保存个人的卑微的记忆，与权力争夺记忆。纪念六四、为天安门母亲呐喊、悼念梁凌杰、记录疫情期间的不正确记忆、写下那些普通人的故事、在微博上留下一句真话，都可以说是中国民众在挑战官方的“正确集体记忆”，挑战权力对记忆的控制。
只要这个体制没有改变，六月的记忆就不会淡去。
五月出现了不少荒诞的事。如何与荒诞对抗？如何与极权之下的大规模的“完美之罪”对抗？法国作家加缪在《反抗者》中指出，此时，人的唯一出路便是“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只有这样，才可以在荒诞与绝望中活下去。这正是中国民众正在努力的。从香港街头成千上万的游行民众，到中国网络流传的倡议书公开信，再到网络上每天层出不穷的政治笑话和讽刺，每一篇被删除的文章、被封的公号，再到每一句真话每一个笑声，都可视为是与极权主义的荒诞的一次格斗。
对于马保国的民间比武，学者赵士林认为：“格斗狂人”的重要意义远远不仅是打扒了几个江湖骗子，格斗狂人是在和虚伪格斗，和欺诈格斗，和流传久远、贻害无穷的骗子文化格斗。这对净化传统文化、净化社会风气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同样地，每一次与极权主义的荒诞的格斗，都会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这篇文章结尾，公周说：“一切丑陋，都不是那个时代的特有产物，但在那个时代被纵容放大到了极致”。在四月，这种丑陋再次被纵容放大到了极致， 充满了阴谋论、大字报与批判，从异议人士、人权律师到普通网民，从方方日记批判、美国投毒论到中泰大战、北岛白睿文再到真假记者之争，从国内混战到出征国际，从官方舆论导向到有组织的小粉红，无论是异议人士、公共知识分子、作家还是普通人，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都受到严重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从未走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
至暗时刻，每一个人的自由需要每一个人的行动来捍卫，守护李文亮、艾芬们的哨声，守护方方及其支持者的自由，因为这些也是我们的自由。
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开始飞翔。至暗时刻，也是改变时刻，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性与行动。
三月的中国民众，“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用“说真话”的威力一次次打破恐惧与谎言编织的现实，击碎极权主义的谎言：从武汉市民大喊“全部都是假的”，到“发哨子的人”接力赛，再到李文亮微博下每天成千上万句留言，再到一次一次微信流传出的打了标记的照片、刷屏的文章，民众一次一次戳穿谎言，一次一次反抗审查，一次一次向极权与审查显示公民不服从的力量，一次一次在互联网上创造出反抗的奇迹。
三月，网络还流传一篇据说是任志强写的一篇文章，文章称习近平“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这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比喻：三月的中国宣传机器和官僚，便犹如一位被一而再、再而三剥光了衣服的小丑，却依然坚持要当皇帝，伟大胜利的颂歌依然要按照极权的逻辑上演，即便民众一而再再而三地喊出这全都是假的，他们依然在认真地表演，极权主义的荒诞性由此而生，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中去，只是为这种荒诞性付出代价的却是那些无辜的生灵。
“发哨人”已经成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抗议审查的网上运动，“一场彰显网民不服从的大型集体行为艺术”
CDT编者按：《人物》报道《发哨子的人》刊发后，立即遭到封杀，而网民也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不断发送这篇报道，有修改敏感词发送的，有用截图发送的，还有用语音发送这篇报道的，虽然封杀不断，但网友依然不断变更标题或是变更敏感词发送。据不完全统计，在网络上至少出现过十几个版本的《吹口哨的人》。这些版本均不久被封杀。严厉的封杀，似乎更是激怒了网民，于是网民更是创造性地将报道翻译成“火星文”“西夏文”以及盲文、摩尔斯密码在微信公众号发送，虽然对于读者来说，已经无法阅读，但依然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对于他们来说，转发就是对审查的抗议。更是有网友自发把原文全部翻译成英文进行发送。CDT编辑将部分版本保存收藏。
从封锁消息、到大规模封号删帖、到中宣部派出300个记者到武汉、到各种穿帮的官媒报道、到利用女性身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到急不可耐高声唱赞歌歌颂战疫的伟大胜利，官方的消息一如既往地像一本拙劣的剧本，漏洞百出地上演，试图抹杀掩盖着一切真相。
然而，二月，也是一个愤怒的二月，一个高呼言论自由的二月，一个要求真相、明辨是非的二月。随着武汉疫情中一个一个让人摧肝裂肺、肝肠寸断的故事传出，尤其是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去世，中国民众的愤怒也到达一个高潮：“我们要言论自由”的呼声在网络上此起彼伏，要求要自由要真相的民众甚至走上街头举牌。在病毒肆虐的二月，中国民众在疫情之外开展了一场战事，一场争取明辨是非真假之自由的战事。
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墨尔本、柏林、巴黎等众多海外大城市的华人自发组织了李文亮的悼念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