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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   文化商品 让我们以电视作为文化工业的范例，来探查电视的商品（或文本）在两种平行的、半自主的经济中生产与销售的过程。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金融经济（它在两个子系统中使财富流通起来）与文化经济（流通着意义和快感）。其模式如下:   电视的两种经济 演播室生产出一种商品，即某个节目，把它卖给经销商，如广播公司或有限电视网，以谋求利润。对所有商品而言，这都是一种简单的金融交换。然而这不是事情的了结，因为一个电视节目，或一种文化商品，并不是微波炉或牛仔裤这样的物质商品。一个电视节目的经济功能，并未在它售出之后即告完成，因为在它被消费的时候，它又转变成一个生产者。她产生出来的是一批观众，然后，这批观众有被卖给了广告商。 许多人来说，文化工业最重要的产品，是被卖给广告商的“商品化的受众”。司麦思（Smythe,1977）便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把它的权利从工作世界扩展到休闲世界，于是观众看电视这一行为，也就直接参与了把大众商品化的那一行为，它为商业资本主义卖命的程度，一如装配线上勤劳苦干的工人。此论固然精当而敏锐，但仍固定在社会的经济基础方面，并把意义或意识形态，仅仅解释为那一经济基础机械决定下的产物。因此，它只能从耐穿、便宜、唾手可得这些层面，而无法从文化意义的多重维度，来说明牛仔裤的流行。在消费社会中，所有的商品既有实用价值，也有文化价值。倘若将这一要点模式化，我们必须扩展原有的经济概念，把文化经济容纳进去。在文化经济中，流通过程并非货币的周转，而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于是此处的观众，乃从一种商品成现在的生产者，即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在这种文化经济里，没有消费者，而意义的流通者，因为意义是整个过程的唯一要素，它既不能被商品化，也无法消费：换言之，只有在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那一持续的过程中，意义才能被生产、再生产和流通。 我们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中，所以我们的大众文化当然是一种工业化文化，我们所有的文化资源也是如此；而所谓的“资源”一词，既指符号学资源或文化资源，也指物质资源，它们是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二者共同的商品。除了极少数和极为边缘的例外，大众无法也未曾生产自己的物质商品或文化商品（他们在部落社会或民间社会中可能生产出来）。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本真的”（authentic）民间文化，可以用来测量群众文化的“非本真性”(inauthenticity)，因此哀悼本真性的丧失，只是浪漫怀旧情绪下的徒劳努力。 不过，大众无法生产并流通自己的商品，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不能存在。正如德塞都（deCerteau,1984）所言，大众必须凭借他们手头拥有的东西度日，而他们所拥有的，便是文化（和其他）工业的产品。大众文化的创造力与其说在于商品的生产，不如说在于对工业商品的生产性使用。大众的艺术乃是“权且利用”（making do）的艺术。日常生活的文化，落实在创造性地、有识别力地使用资本主义提供的资源。 于是，文化商品想要流行，就必须满足相互抵牾的需要。一方面存在着金融经济的中心化、同质化的需要。任何一种产品，它赢得的消费者越多，它在文化工厂现有的流程中被告再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它得到的经济回馈也就越高。因此它必须诉诸大众的共同之处，并否定社会差异。在资本主义社会，大众共同拥有的是宰制性的意识形态，是服从或被剥夺权力的体验。因此，文化工业的经济需要，完全符合于现存社会秩序之规训的、意识形态的要求。于是所有的文化商品，多多少少都具有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心化的、规训性的、霸权式的、一体化的、商品化的（这类词几乎可以无限繁衍）力量。然而，与这些力量相对抗的，乃是大众的文化需要。文化需要这一社会效忠从属关系的“流动式策源地”（shiffing  matrix），超越个人、阶级、性别、种族等范畴，或是在社会秩序中处于稳定状态的任何一种范畴。这些大众的力量将文化商品转变成一种文化资源，还使文化商品提供的意义和快感多元化，它也规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规训努力，裂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袭击或偷猎文化商品的地盘。所有的大众文化都是一场斗争过程，而这场斗争，发生在社会经验、人的个性及其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该秩序的文本和商品的意义之上。而阅读种种关系，会再生产并重新展现种种社会关系，所以权力、抵抗和规避都必然被结构到这此关系中。正如斯图尔特 霍尔（Stuart Hall,1981:238）所言：比起阶级之间的对抗，大众与权力集团之间的对立，才是整个矛盾的主线，而文化区域正是围绕着这一矛盾分化的。大众文化更是环绕着这一矛盾，即大众力量与权力集团的对抗加以组织的。霍尔由此作结，大众文化研究的开始处中，每每是“遏制与对抗的双向动力，这在大众文化内务部常常是难以避免的”（228页）。 撕破或漂白自己的牛仔裤，是一策略性的抵抗行为；而资本主义工业将这种抵抗行为收编到自己的生产体制，乃是一种相应的遏制策略。从金融经济里面保留住文化经济的相对自主性，这样做，可以打开文化商品所具有的抵抗或规避的用途：而相形之下，弥合分歧、削减自主性的尝试，则是进一步施行“遏制”或“收编”的策略。广告业总是力图控制商品的文化意义，其方式是让商品的文化意义尽可能紧密地配合金融经济的运转。广告业总是兢兢业业地使社会的差异符合于文化的差异与产品的差异。 尽管有近两个世纪的经济宰制（以及在性别与种族领域为时更久的统治），白种人的父权制资本主义，却无法对其主体的思想与文化进行同质化。我们的社会不折不扣是多样化的，而这一多样性，面对形形色色的同质化策略，是靠大众与文化的力量维系下来的。当然，资本主义也要求多样性，但它所要求的是一种被告控制的多样性，一种由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需要所决定、所限制的多样性。资本主义需要各式各样的社会控制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机构，以便再生产自己和自己的主体，所以它生产出阶级差异、以及这些阶级当中微量的或局部的差异。资本拥有者之所以能保持他们的社会地位，那只是因为他们于其中繁荣兴旺的社会秩序，已经生产出法律的、政治的、教育的以及文化的体制，而这些体制在其自身范围内，则又再生产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社会主体性。 不过，社会的多样性却超出了资本主义、父权制、种族宰制所需要的程度。父权制当然需要性别差异，并且是在性别差异上兴旺起来的，但它不需要女性主义，也不需要女性放弃婚姻，或作单亲妈妈，抚育没有父亲的孩子。种族宰制不需要黑人的独立运动，也不需要黑人高中生退出白人中心的教育体制，甚至于把在该体制中获得成功，视为对黑人特性的背叛。 围绕着各种差异轴（譬如阶级、性别、、年龄等等）所组成的一种复杂的基质，社会得以结构成形，其中每一个差异轴都有一个权力向度。如果没有权力差异，就没有社会差异。所以，正如霍尔所言，界定“大众”的方式之一，便是通过它与“权力集团”的对抗性来识别它。“大众”还可以根据它的流动性加以描述。一个人，他或她在社会层理中运动时，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并不一定是“矛盾的”）社会群体，形成文化上的效忠从属关系。我可以为我自己缔造迥然不同的文化效忠人性关系，以应付并理解自己日常生活的不同领域。譬如说，当年龄轴变得至关重要时，我此时的效忠从属关系，就可能抵触那些在其他时间，更为切中肯綮的性别轴、阶级轴或种族轴中形成的效忠从属关系。 大众在观看电视剧《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中那位刚愎自用的阿尔奇·邦克（ArchieBunker）时，会因为把自己放在他们所塑造的不同的社会层理与文化效忠从属关系中，而对这一人物形象有迥然不同的理解。当观众把邦克用作一种文化资源，来思考他们自己的社会体验和意义时，邦克的意义，便能够并的确在阶级轴、性别轴、种族轴之间（此处仅枚举若干最明显的轴线）移动不止。大众文本的这种多义的开放性（polysemic openness），正是社会差异所需要的，并被用来维持、置疑、思索这些差异。 产品的差异虽然同样为差异所需要，却并不产生差异，即使前者可以用来保持后者。广告业总是尽可能让社会差异与产品差异相符全，并让后者在某种意义上驾御前者。只要看看广告业是如何的无所不在，它所需要的资源是何等巨大，我们便可明了，社会差异是怎样远远超出了经济体制所需要的多样性。广告之所以如此繁多，仅仅因为广告永远无法成功地完成任务——把社会多样性容纳在资本主义需要下，并削减文化经济摆脱金融经济的相对自主性。换言之，这些任务不但要控制大众所买的商品，而且要控制大众赋予这些商品的文化用途。广告业无疑成功地说服了生产商和行销商去购买它的服务：但是，广告业是否成功地说服消费者去购买其产品，则有待斟酌——譬如，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新产品，尽管其广告宣传耗资甚昂，却于事无补。再譬如，许多电影，为增加票房收入而不惜巨资宣传，最终还是入不敷出。 一个仅30秒的电视商业广告，其耗资竟相当于它插入其间的50分钟的电视节目，这一事实足以在如下方面，即“商业广告的潜意识控制（subliminal manipulation）应该与其生产价值成正比”这一方面，造成道德恐慌。伦敦的英国独立广播管理局（IBA）的科雷特（Collett）报告便表明，当商业广告出现时，观众的注意力马上会离开电视屏幕，这一现象是非常典型的。而且，那些偶尔看一下商业广告的学童，也不一定会变成无可救药的消费者。1982年间，澳洲悉尼的一群小孩，将一则啤酒广告词儿改编成他们在操场上玩耍时的黄色顺口溜。当他们唱着“How do you feel when you`re having a fuck, under a truck, and the truck rolls off? I feel like a Tooheys, I feel like a Tooheys, I feel like a Tooheys or two”当你在卡车底下，跟人搞了一把，卡车隆隆开走了，你的感觉还好吗？我就像喝了瓶Tooheys，我就像喝了瓶Tooheys，我就像喝了瓶Tooheys，或两瓶。（费斯克，1987a），这群玩童既不是没有代表性，也未被商品化。类似的，当我的一个女学生穿着短裙，踩着高跟鞋，走过一群乳臭未干的玩童时，他们奚落着对她唱道，“Razzmatazz,Razzmatazz, enjoy that jazz” (Razzmatazz, Razzmatazz, 享受那首爵士曲”。Razzmatazz是一种连袜裤品牌，而其广告语，乃由如下一组镜头相配合：一群穿着亮色连袜裤产品的长腿模特儿走来走去)。这些调皮孩子正在把那则广告，用于他们黄色的、对抗性的亚文化意图：他们远远不是任何潜意识的消费主义（subliminal consumerism）的无可救药的牺牲品，相反，他们却有能力将广告文本转化成他们自己的大众文化。 近期的两份报告，增强了我乐观的怀疑态度。其中一份报告说，在澳洲，每一个家庭平均每天接触到1100份广告。这些广告中，539份出现在报刊杂志上，374份在电视上，99份在收音机上，22份在电影上。其余广告则散见于发光的指示牌，或出现在广告牌、出租车、公共汽车、商店橱窗以及超市的付款台。但该研究如是作结，人们每天只能记住3或4则广告（《每日新闻》Daily News,1987年10月15日）。另一份研究对8条流行的电视广告语作回忆测试，看她们能否将产品的名称对应上相关的广告语。结果表明，最高的答对率为14%，而平均的答对率只有6%（《西部澳大利亚人》West Australian,1987年11月2日）。这两份报告都无法证明那个引发道德恐慌、具有可怕力量与操纵性的工业之存在。 当然，所有的广告就广义而言，都在推销消费主义，而在狭义上，则销售着某种产品;广告的商品化策略是勿庸置疑的,有争议的仅仅是该策略的成效。我们终老一生都生活在消费社会中,并经由形形色色的商品化力量,协商我们自己的道路；而广告,则是这些商品化力中的一种，仅仅是一种罢了，而且广告同其他策略性力一样,也手导经受颠覆、规避或抵抗。 倘若某种特定的商品即将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它就必须造出抵抗式或规避式用途或读法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必须获得承认。这些机会的创造，不会受到金融商品（financial commodity）生产者的控制：而这些机会有可能出现，恰恰源于商品的使用者在文化经济中表现的大众的创造力(popular creativity)。

  人类文化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阶段——电子媒介文化阶段。乐观主义者称，电子媒介把我们带入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开放的新时期；悲观主义者却为媒介的霸权和专制深感忧虑，各种折中之说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面对无处不在的电视影像文化，我们该做些或能做些什么?

台湾与东南亚跨国婚姻的发展 l   1970 中期–1980 初 部分退伍老兵或偏远农村青年择偶困难，有一些东南亚华侨开始媒介女性婚嫁至台湾，以生活贫困的女性占多数 l   1980 年代 台湾开始推动南向投资政策 在台湾商人及外派劳工担任婚姻中介者下，台湾籍农村失婚男性与东南亚女性通婚日益显著 l   1990 以后 专业婚姻中介公司出现: 牵线、安排相亲、当地政府结婚登记、迎娶回台湾 促使跨国通婚数量更大幅增加 外籍配偶人数概况表：   资料来源 台湾内政部移民署与户政司 2008年统计 台湾媒体再现下的“外籍新娘”？ 台湾今日新闻 2008/05/02 报道《东、越女敢玩敢秀 攻陷台湾情色市场》 外籍新娘现象在台湾的媒体建构 外籍新娘现象为社会问题 1 来台卖淫 2 破碎家庭: 逃家、重婚、离婚 3 低学历者结合，子女教育不良 外籍新娘现象的女人图像 (低劣他者) 1 无可奈何的受害者 2 唯利是图的吸血鬼 3 有犯罪 外籍新娘现象的男人图像 (社会所不欲者) 1 身心障碍与罹患精神性疾病 2 道德卑劣: 骗徒与沙猪 媒体再现外籍新娘议题的报导问题： 1 相互抄袭的报导 2 与官方机构合作: 高度依赖此来源 3杜撰的统计数字与模零稜两可的说词 4 选择性的资料呈现 – 缺乏当事人的说法 – 新闻过滤器:向官方观点看齐或媒体预设的立场 – 着重冲突、戏剧性和怪异的事情上面 – 采访结果呈现与编辑手法的选取 媒体再现的影响 1 主流论述透过强势媒体运作，当事人常将之内化，用以评量自己的配偶或与自己处境相似者。 2 当自己为媒体描述对象时，仅以自己是例外，而非根本的挑战媒体论述的有效性或背后之意识型态。 课程视频:多元文化主义的派别会如何解读外籍新娘之媒体再现？ 多元文化主义字面定义： 指在一个集团群体、社会共同体、区域联合体等系统中共存的、相互联系且各自具有独立文化特征的几种文化。 三位具影响力的学者： Iris Marion Young，1949-2006 ； Will Kymlicka, Queen’s Univeristy, Canada ； Charles Taylor,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保守派的多元文化主义： 1）对多元文化主义抱持着敌对的态度: 认为社会没有种族不平等主义、性别歧视或阶级偏差的存在主张保持西方文化经典学习对抗多元文化研究课程。 2）主张自由市场经济，认为政府不应用太多福利措施帮助边缘团体，以免养成其依赖社会福利不求自我改进的行为。 3）崇尚传统家庭价值，主张文化剥夺论: 此派别认为儿童的可受教性是受其早期社会化阶段与就学前的因素来决定，处于贫困或弱势族群家庭的儿童是被剥夺了一种可以达致成功的文化，也就是说，一个贫困白人/非裔美国人/原住民儿童在学校表现相对失败，可归因到他的家庭背景与教养方式。因此，学校教育要努力同化弱势族 群的孩子，让他们能融入主流文化。 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 主张: 强调个人主义与个人的自主自决，但须尊重他人自由的权利.每个人有均等机会追求自我发展，发挥自己的潜能。人之才智不会因性别、种族、阶级等差异而有所不同，只要努力，必能跟主流群体一样有所成就。 理论限制: 1）缺乏挑战既有评价标准2）过度追求共同性与统一3）将问题归因个人因素，忽视社会权力结构的问题 左派本质的多元文化主义： 认为某些本质无法改变，凌驾于历史、社会背景及权力的影响。如性别在生理上的差异。 理论预设: 1）只有被支配者才有立场去发动批判与抗争。2）支配文化一定是不好的，被边缘化的文化才是可取的.3)褊狭排外的立场排除掉许多与他团体或圈外人合作的可能性。 复合论的多元文化主义： 1)非常强调差异性，主张要鼓励学生多元学习，放弃偏见，学习来自各相异族群阶层的知识与价值.2)仍忽略要去挑战欧洲中心思想规范的普遍性。3）若只是将差异拜物化，片面强调奇风异俗的结果，只是学习知道有各种异文化表象存在，并无助于改变权力运作现状，反有将其工具化而进一步欲捍卫既存权力结构之嫌。 批判性的多元文化主义： 复合论和批判性虽都强调文化差异，但前者对每一种文化都主张应持价值中立的态度，而后者则更强调要对主权文化之霸权加以质疑，对特定族群之主体位置及价值应加以肯认。 1）关切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的支配结构与权力运作。 2）检视社会不平等如何透过学校教育的过程而再制或加强。 种族: 检视白种优势与白种规范的形成及其影响 性别: 检视男性优势与价值规范如何在教育与社会中复制与传播，女性如何被负面化的呈现而渐形成 “霸权”共识。 3）挑战与破除中产阶级为主、异性恋与城市中心等主流预设，重新思考建构知识与思想。 教学政治化:  教师、学生和社区成员一起分析种族、性别与阶级等歧视与压迫的运作过程，并讨论如何反抗与转化现实。 4）重视认同政治、差异政治之议题: 批判权力、认同与知识交互建构而成的教育实践；由差异所造成的排他过程等。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影：《我的强娜威》                   内容介绍： 黄乃辉是一个脑性麻痹患者，表面上他是弱势者，但是他对人生的企图心比一般人还大，为了想要自己的家，三年前，他不顾别人异样的眼光，娶了小他20岁的柬埔寨新娘强娜威，生下可爱的女儿静慈，圆了人生的梦想。 但是，为了经济问题，两个人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强娜威必须帮助贫穷的柬埔寨娘家，黄乃辉想要保护自己的家。这对终身伴侣展开了一连串跨国婚姻的激烈战斗，这些战役横跨着性别、年龄、文化与阶级的鸿沟。

  美国的大众文化中随处可见基督教价值的影响，也体现为以民主、自由、平等、宽容、公平、个人主义、爱护家庭等为核心的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对一些有道德争议的大众文化的批评，正是以社会主流价值为依据的，而这些主流价值则大多与基督教价值相一致。 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里，人们对什么是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实例联想。例如，在美国，影视和某些音乐种类（尤其是绕舌和摇滚音乐）是特别典型的大众文化，现有的督导制度也主要是针对这些大众文化种类的。现有的好些不同的大众文化定义都同时适用于影视和某些音乐种类。其中包括以受众的众多、群众文化（mass culture）、现代技术传媒、商业和消费等来界定大众文化。 影视以及绕舌、摇滚只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恰好可以用作多种大众文化界定的例子。但是，大众文化的范围和种类远不局限于这些例子。至少在美国，人们无法用单一的定义来界定十分复杂多样而且多元的大众文化。同时存在的多种大众文化定义中，每一种都有特别适合的例子，但又都可能排斥其他的大众文化样式或现象。这是因为，人们对大众文化的定义是从经验性的直觉观察出发的，而这种观察在取舍对象时，其实已经包含了某种对大众文化特征的认定以及对大众文化与非大众文化的区分。 最常见的大众文化定义就是有广大的受众或参与者，很受欢迎的电影，无论是《远大前程》，还是李安导演的《理智与情感》（改编自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同名小说），无论是严肃的《辛德勒的名单》，还是消遣娱乐的好莱坞影片，都可以说是大众文化。 许多人把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等同为群众文化(mass culture) ，这也是大众文化常见的一种定义。群众文化需要的技术条件是“群众传播媒介”(mass media)，又称电子媒介,它包括电影、电视、广播、网络。群众文化以电子交流手段为其媒介,是社会工业化、都市化,特别是技术化的产物。 群众文化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群众文化并不就等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早在群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主要形式是“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故事、民歌、占巫、庆典、戏曲说唱、绘画装饰),这就是传统的大众文化。因此，有人主张以民间性或“人民”来作为大众文化的定义，这样一来，许多日常生活的内容（习俗、传统习惯、饮食、时尚和现存的民间文化等）也都包括在了大众文化之内。 以“民间”或“人民”来定义大众文化往往使得大众文化带有一种区别或对抗官方文化的政治色彩，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就包含了底层文化对精英文化支配或权力对文化宰制的反抗。这本身又可以成为一种后现代或左派政治的大众文化定义。不同国家里的“民间”会具有不同的政治含义，这使得有的大众文化与官方文化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 一般而言，大众文化中那些最边缘化的“亚文化”、“异类文化”或“底层文化”往往是最具有反叛意识的，因此也最为主流文化所诟病。在不同国家里，这样的边缘文化会有不同的形式和表现，但都会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运用带有暴力、性、仇恨、愤怒内容的语言，或者故意表现一种夸大的狂傲、粗鲁、粗俗、强暴和桀骜不驯。美国的一些绕舌和摇滚音乐就有这些特点，因此也成为“问题”最多的大众文化类型。 在美国，现有的多种大众文化定义都能找到相应的例证，但每一种却又都不能充分显示大众文化的多元样式和多种特征。而且，有的文化研究由于过分注重边缘性的大众文化，反而容易忽视影响更为广泛的大众文化。例如，基督教就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大众文化，群众传播媒介（如电视、广播和网络上的布道）使得基督教以新的大众文化形式发挥道德教化、社会组织、选举政治动员等重要作用。这样的大众文化既是传统的，又是民间的，既借助现代技术，但又并不依赖于此。它虽然是宗教，但对于美国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有着重要的影响。托克维尔将这种植根于民间的基本价值称作为“民情” (moeur)。 民情指的是一个民族的整体道德和精神面貌。美国民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自由意识。托克维尔看到,在美国,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携手并进,美国没有对民主共和制度怀有敌意的宗教学说。宗教虽然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被视为政治设施中最主要设施,因为它虽然没有向美国人提倡爱好自由,但它却使美国人能够极其容易地享用自由。自由认为宗教是自己的战友和胜利伙伴,是自己婴儿时期的摇篮和后来的各项权利的神赐依据。宗教在它自身的领域内是自由而强大的,并满足于为它准备的地位,它并不直接介入政治,却通过约束家庭而对国家发生约束作用。宗教是个人怀疑、忌妒而骚动的精神的缓和剂。宗教通过提供关于上帝和人性的清楚的、确切的、人人都可以理解的思想,缓解了人们的怀疑、愤恨和怒意，并帮助他们避免陷入惊慌的绝望、仇恨、性放纵和暴力。这样的大众文化对另一些大众文化中无约束的性和暴力形成了抗衡。 美国的大众文化中随处可见基督教价值的影响，也体现为以民主、自由、平等、宽容、公平、个人主义、爱护家庭等为核心的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对一些有道德争议的大众文化的批评，正是以社会主流价值为依据的，而这些主流价值则大多与基督教价值相一致。 然而，在大众文化有争议的时候，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同时也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这同样也是主流社会能普遍遵守的价值原则。在美国，最有道德争议的大众文化可以说是绕舌、摇滚等音乐有关暴力和性的内容，对这种道德偏差的批评很多来自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保守”民众。所谓“保守”就是维护和坚持传统的主流价值观。由于主流价值观中包含着自由价值，这种批评并不要求政府动用行政权力去禁止或惩罚绕舌和摇滚等音乐，因为在文化问题上动用政府权力，这本身就不符合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自由民主政治传统和价值。   【原文链接】

  文化多元是以最低的成本保障社会的稳定，任何极端都因存在大量的中和因素而难以直接危害社会的总体和谐；而站在精英立场上，以一种标准化来管理文化，成本是最高的，效果也是最差的，以一种标准压制其他，人为造成一系列新的矛盾，反而很难收拾局面。 文化是什么？费孝通认为，“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基辛就此写道：“通过文化学习，一个婴儿可以变成部落民，或印第安农夫，或纽约曼哈顿公寓里的居民。” 文化是什么？费孝通认为，“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文化具有传承性，但不是生理的遗传，而是后天的习得。人拥有何种文化取决于他生活的文化环境。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基辛（Roger Keesing）就此写道：“通过文化学习，一个婴儿可以变成部落民，或印第安农夫，或纽约曼哈顿公寓里的居民。”既定的文化犹如空气弥漫、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何衣食住行、如何处理生老病死，无不由文化来界定和指引。 当今网络时代，比起电视时代来，网络表现的文化或文艺可能更得遭到批判。这些批判并非没有道理，但有一种明显的通病，即批判者高高在上，采用一种恒定的关于什么是文化或文艺的标准衡量一切，凡是在这个尺度以下的、看不顺眼的，均被戴上各种不同帽子，怪诞、庸俗、下流，以及其他主要来自道德评价方面的批评。 大众文艺开始于19世纪中叶，那时还仅限于大众化的报刊。从那时起，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持续存在，尤其是电视时代，批判的锋芒更大。网络时代，人人都可以参与到文艺创作中，同时亦可以成为其中的制作者、表演者，几近到全民狂欢的地步。当然，这与原本意义的文艺，特别是精英的文艺，已经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文化或文艺。站在精英角度看，自然是离经叛道，天下大乱。 其实，文化是动态的。文化虽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但在与外部交流过程中通常会缓慢地演变（特殊情况下急剧变化），在与异文化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吐故纳新。从电视时代到网络时代，传播科技使得全球化的文化流动极为频繁，顽固地坚持原有传统而拒绝变化的文化，不是消亡，便是被其他文化所替代。在这个意义上，关于文化或大众文艺的讨论应持一种开放的视角。 文化的多元是好事，也应该是常态。现在传播科技发达了，文化交流呈现出“天下若比邻”的状态，于是不同文化间的借鉴多起来。站在比较原始意义的文化角度看目前的状态，自然实在可怕，例如我们以长袍马褂的标准看比基尼，那不是下流才怪呢！在这个意义上，首先要改变的尚不是文化本身，而是要检讨一下我们从什么角度认为文化“病”了？如果以一种恒定的认识标准来衡量现在的文化，遇到如此多的不符合心意的作品，当然会惊呼礼崩乐坏。 如果从文化多元的角度审视现在的文化，它比“舆论一律”条件下的文化存在状态要好得多。即使从文化安全的角度看，文化多元是以最低的成本保障社会的稳定，不同的文化都有表现的适当空间，任何极端都因存在大量的中和因素而难以直接危害社会的总体和谐；而站在精英立场上，以一种标准化（而且相当程度是主观标准）来管理文化，成本是最高的，效果也是最差的，以一种标准压制其他，人为造成一系列新的矛盾，反而很难收拾局面。 话说回来，网络时代的文化几乎是全民文化，因而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其优点和缺陷也就能清晰地暴露出来。就传媒（包括网络媒体）而言，职业道德和规范的缺乏是造成一些人感觉文化有“病”的直接原因。当一切以利益作为标准的时候，文化和文艺就会变得没有文化了。若在这个意义上感觉文化有“病”，看得还是准的。 主要问题出在哪里呢？制造大众文化的主要传媒是电视，我国的电视体制是国家所有，但经济上推给市场，于是收视率成为类似经济上的硬杠杠GDP。一旦电视文化的水准主要不是审美而是获利多少，那么，这种文化多少会染病，并且病在体制。我国的网络，特别是商业网络，以赢利为目的，于是点击率成为生存与否的前提，网络文化除了个性张扬外，自然以媚俗为特征。 市场经济给文化的多元带来生存空间，但在我国，缺乏道德和法治理念的自我约束是社会和行业的普遍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文化的行政管理是必要的。当下的问题还在于管理标准中带有较强的人治色彩。例如去年底文化部门禁止使用“偷菜”这个词汇，网上的偷菜游戏分别更名为“收获”和“摘取”。 改变这种文化发展的现状，在于形成传媒业的职业自律体制。在体制上，电视和网络如果是国有的，就不能让商业侵蚀。国外一些文化格调高的电视节目，法律或法规规定它们不准播放广告；如果传媒是民营的，就要有完备的自律体制，以及对自律执行的行业监管部门，做到制作与经营确实分开，保障文艺节目的质量。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