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2.5

PM2.5指标迟迟未列入国家空气质量体系，民间掀起了热热闹闹的自测行动，如雨后春笋，大有“倒逼”官方发声的趋势。 整个十月，北京几乎面如土色。 北京市民王海燕有时会很绝望：“我是不是不该生孩子？”国庆之后，她特地向儿子的幼儿园告假一个月，打算趁着秋高气爽让孩子体验户外游玩，然而如今一家人只能闷在家里。 一场突如其来的灰霾连绵不绝笼罩京城，没有官方预警，也没有事后解释。美国大使馆自测的空气质量PM2.5指数反复跳上200大关，达到美国国家环保局认定的“非常不健康”、“危险”级别。 尽管美国大使馆小心翼翼在官网解释：“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是无法通过单一空气监测站的数据得到的”，但是每个北京市民都能闻到空气中呛鼻的灰尘味，视野不远处笼罩在灰霾中的高楼如同海市蜃楼。 最近北京环保局公布的每日空气质量报告中，严重时也仅为“轻度污染”，如同“轻度追尾”令人捉摸不透。官方和民间的感受一如既往地缺乏共鸣，环保NGO和不少市民自发拿起空气检测仪器，走上街头，开始自测PM2.5，通过网络发布民间信息。一场民间自救行动开始推而广之，坚毅中带点无奈。 PM2.5（Particulate Matter 2.5） 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粒径小，富含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尽管民间呼声甚高，但中国尚未将PM2.5列入空气质量体系，通行的仍是PM10监测。   自己拿起检测器 王海燕在一家出版社工作，2011年7月，她成了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检测中心的一名志愿者。 2011年上半年，达尔问开始招募志愿者，测试室内甲醛浓度。达尔文创办者之一冯永锋说，既然官方数据千呼万唤不出来，那么民间自测PM2.5总可以的。 2011年7月18日，王海燕带着检测器，上了公交车，从位于南三环的家到位于北京东三环附近的工作单位，又走进了十间办公室。 在办公室，同事们很好奇，有人想借仪器回家测，有人打算买一台自用，也有人毫不在意，在抽完一支烟后，滔滔不绝说：“污染是地球发展的必由之路，你们阻挡不了。” 她暗想，以后有一天她或许得对儿子说，孩子，戴好防毒面具再出门。 王海燕一天自测的结果发现，上午空气中的颗粒物普遍比下午少，有烟尘排放源的场所（如吸烟室、烤羊肉串摊）颗粒物明显增多，而空调公交车比非空公交车干净，地铁比马路上颗粒物少点但又比空调公交多。 她在空气质量日记里写道：“以上结果看出，只有空调车内的空气偶尔达到美国人‘优’的标准。多数时候，我们都生活在国标的健康空气和美国的不健康空气中。” 在北京最灰暗的那几天里，LG商品企业部经理刘昌峰突然忆起两个朋友，夫妻俩在日本大地震的三天后回国避难。不料在北京住了三个月，双双得了支气管炎。久治不愈，不得已又返回核辐射威胁下的日本。 漫画 （勾犇/图） 刘昌峰也成了达尔问自测队伍中的一员。在这次自测行动中，除了达尔问工作人员，还有十几位普通市民。“我们的检测结果和美国大使馆公布的差不多，”达尔问工作人员王秋霞说，“空气污染指数远高于官方公布。” 除了民间组织，商界精英和意见领袖也加入到这场自测行动中。 2011年10月22日晚11点多，地产企业家潘石屹在微博上贴了张iPad截图，在东三环亮马桥附近的大使馆院内，细颗粒物（PM2.5）指数为439，评级为“有毒害”。潘惊呼一声：“妈呀！有毒害！” 两天内，这张截图转发近五千次。不少网友按图索骥，找到了苹果商店上一款名为“Beijing Air Quality”的软件。其数据来源正是美国大使馆。 手机插件还不过瘾，远大集团旗下的空气品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继说，能测试空气质量的“远大生命手机”有望下个月在全国上市。这种手机能监测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 “这种手机监测空气质量的功能还没得到相关计量部门的认证，但不影响公众对空气质量的自我评价和判断。”彭继说。 早在几年前，远大老总张跃就已开始自测所到城市的空气质量。他常年随身携带一个十斤重的小包，里面装着监测颗粒物、甲醛等污染物的五六种仪器，由此记录了不少世界各地的空气质量。能测空气质量的手机，正是张的突发奇想。 “好事者”众 国庆长假，北京媒体人梁立（化名）开车从湖北襄樊返京，一千多公里的路上，能见度不到一公里。他一路始终开着雾灯、打着双闪，“感觉被闷在一个箱子里，却怎么都走不出来”。 在天津，市民也闻得到空气中呛人的味道。2011年10月21日，北京灰霾好转，广州又无可救药地迎来入秋后首场灰霾。 2011年10月20日，北京，你找得到天安门吗？ （杨罡 CFP/图） 这场民间自测行动，不惟北京，全国不少地方的市民都在参与。 2009年叶泉山还是中山大学本科生时，主持一个摄像头监控天气的小项目。他和同学发现，在8公里外的大学城遥望广州电视塔“小蛮腰”，大概有1／3到1／2的时间看不到。一般气象上认为，湿度90％以下，能见度10公里以下，就算是灰霾天气。 在试验之后，叶泉山开始关注PM2.5。 2010年起，他依据官方公开信息，制作了一个每日自动更新的网页，命名为：“今天我们的空气质量真的‘优良’吗？” PM10和PM2.5的关系，被叶泉山比作“大苹果和小苹果”。对于大多数内地城市而言，PM10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主要污染物。而许多研究表明，PM10和PM2.5空气浓度比例在0.5到0.8之间，因此只要通过空气污染指数反推PM10的浓度，再乘以比值，就可以得出PM2.5估计值。 叶的网站正是以此进行估算。我国现行空气质量标准中没有包括PM2.5，他希望通过公布经细颗粒物改正的空气污染指数估计，“让大家对身边的空气污染程度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 上线为10月18日-25日，每日上午9点美国驻华大使馆自测的pm2.5指数；下线为同期北京环保局公布的每日空气质量情况。由于检测污染物种类和布点不同，两者毫无可比较性。 （李伯根制图/图） 民间自测科学吗？ 达尔问在微博公布的结果很快遭到诸多专业质疑，比如现行空气质量最准确的检测方式是膜式称重法，需要经历捕捉颗粒、晾晒、称重、分析等步骤，而便携仪受温度、湿度的干扰较大，准确性存疑。 2011年10月上旬，王秋霞频繁拜访了中科院大气物理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专家，咨询如何提高测试准确性。 其中一名专家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他和同事曾发表过一项研究成果。2004年到2006年期间，潘小川在北大校园里设置了数个观测点，他们发现，当这些观测点的PM2.5日均浓度增加时，约4公里以外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急诊患者数量也会有所增加。 “虽然PM10和PM2.5都是心血管病发病的危险因素，但显然后者的影响更大。”潘小川说。 其实，早在环保NGO和市民自测PM2.5之前，许多科研机构都做过小样本的调查。 1990年代初，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工程师魏复盛曾参与了一项中美联合研究。他们在广州、兰州、武汉、重庆的城区和郊区各选了一所小学作为研究样本，并观测1995年至1996年间八所学校的PM2.5和PM10等数据。观测结果显示，如果按照美国1997年制定的PM2.5年均质量浓度推荐标准，八所学校全部超标，分别是美国标准的3.8至10.7倍。 2002年，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黄鹂鸣等人在南京设了5个PM2.5和PM10的观测点，这五个地点分别代表交通主干道、居民区、商贸饮食、化工和旅游区五种城市功能区。若以我国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衡量PM10，而以美国国家空气质量标准衡量PM2.5，则二者的超标率分别达到72％和92％，最高超标倍数达到6.29至9.02。 然而，这些仅限于科研领域，最终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的自测数据。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美国大使馆在其院内架设了一台监测仪，每天记录PM2.5的浓度，并在Twitter网站上实时发布。严重时，美国大使馆用了“crazy bad”（糟得一塌糊涂）这一骇人词汇来形容。 这曾掀起一阵争议波澜。直至2011年7月，当达尔问开始自测并公布结果时，也遭到了同样质疑。在微博上，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回复众博友：“北京的空气质量一直在进步，有诸多的数据可以证明，不要仅拿某使馆的数据来说事儿。” “美国大使馆的数据只能代表大使馆，代表不了北京。”一位多年研究大气污染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说。 现在，达尔问的检测团队吸纳了环境专业的老师和学生。他们开始尽可能按照科学方法，记录监测点的环境气象数据、离主干道的距离等。“便携式检测仪有不可避免的缺陷，而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分析结果，得出报告。”王秋霞说。为了避免错误，她不再收录同期美国大使馆的检测数据。 “我们会少活几年？” 事实上，我国PM2.5监测和研究起步并不算晚。从1980年代的兰州光化学烟雾，到1990年代的南方酸雨，都曾涉足细颗粒物监测和研究。但直到1990年代末灰霾天气才增多，但国家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还在二氧化硫等，细颗粒物尚未提上日程。 而传闻中的“监测能力不足，布点太少”一说也难以成立。以北京为例，北京在2000年后有了较大规模的常规监测点。迄今，北京已密集布置了四十多个PM2.5监测点，只是从未发布结果。 2010年，环保部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时，呼声很高的PM2.5指标并未如期纳入强制性监测体系，而是作为制定和实施地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参考污染物。 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在于，在不包括PM2.5的空气污染指数下，全国70％以上的城市空气质量可以达标，如果PM2.5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时期过渡标准，将其纳入修订中的新国标的话，城市的空气质量的合格率可能会下降到20％。 2011年9月，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司长赵华林明确表示，要将PM2.5纳入修订中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而一位多次参加过标准修订会的专家也向南方周末证实，PM2.5入国标已确定，“现在举棋不定的关键在要不要把PM2.5达标纳入政府考核。” 随着灰霾天气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地区不断增加，环保部门已在南京、上海、广州、长沙二十多个城市试点监测，无锡等地的气象台也在自购设备进行科研监测。 未在空气质量标准中纳入PM2.5，却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试点监测，究其原因，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解释无非是“监测结果不太乐观，否则标准早就出台了”。 创新工场CEO李开复在微博上对潘石屹说：“算算这样的空气，我们会少活几年？”他还调侃说，“测PM1000好了，这样可以说北京有完美的空气。” 2011年10月23日，新浪微博网友“黄城李记”发现，当日京城一场风雨彻底扭转了美国大使馆发布的惊人读数，从“危险”转至“中等”。“黄城李记”调侃道：“传说中的‘环保基本靠风’……谢谢风风雨雨。” 市民们不得不开始自卫。刘昌峰发现儿子卧室紧邻公路，成了全家细颗粒物污染最严重的地带。无奈之中，刘昌峰把家里布置成植物园，大大小小的绿植有近30盆，甚至还种了三棵1.6高的树，来吸附颗粒物。 和大多数市民一样，刘昌峰继续自己的生活轨迹。他甚至不热衷于PM2.5入国标的事。只是他开始骑车时只用鼻呼吸，阴霾天尽量躲在室内。 （南方周末记者袁瑛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南方周末】 链接： http://www.infzm.com/content/64281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2314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北京的空气污染到底有多严重？ Skydy 发表于 2011-10-27 20:07:37 北京的空气污染到底有多严重？在很多关注美驻华使馆空气质量检测数据的网友来看，动辄几百的污染指数，实在让人感到恐惧。那么美使馆的自测数据，真的能反映北京的空气质量吗？ 关于北京的空气污染，有这么一个流传已久的段子：一直独自检测空气质量的美国驻华使馆，在去年某天，突然觉得传统的形容词已经无法描述北京的空气质量了，于是在他们发布检测结果的推特上，“悍然”抛出了“令人发疯的糟糕（Crazy bad）”的说辞。 尽管随后不久，美使馆迅速删除了“Crazy bad”这一说法，并以“指数超标（Beyond index）”的结果取而代之，然而即便是这一剥离出个人情绪的措辞，也被网友戏称为“机器爆表”，且“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和重视空气质量，有网友开始将美使馆的空气检测数据从推特同步到了国内的微博，也引来了更多人的关注。比之国内环保局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人们似乎更愿意相信美国使馆的空气检测数据。 “糟糕透了”，“爆表”的，到底是什么？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同步美使馆空气质量检测数据的微博，或者使用相关的app软件，实时关注北京的空气质量。】 关注空气质量实时发布数据的人可以发现，美国使馆是逐小时的发布PM2.5和Ozone的检测数据。这两个指标中Ozone为臭氧，而PM2.5指的是直径为2.5微米以下的细颗粒物，也叫可入肺颗粒物，浓度一再超标，令美使馆工作人员惊呼“Crazy bad”的正是这种悬浮在空气中的“健康杀手”。 【根据美国环保署EPA的空气质量标准，当PM2.5的浓度介于250和500之间，所有人就都应该避免户外体力活动。而在美国使馆测得的数据中，PM2.5的浓度常常在几百的数量级上居高不下。】 美国使馆检测仪器如果显示“Beyond Index”，这表明，他们的机器已经无法读出空气中细颗粒物的浓度，也就是此时的细颗粒物浓度已经超过500大关。根据美环保署的空气质量标准，这意味着，空气污染的状况已经比现有的最高“危险”级别还要严重。 这种名为PM2.5的细颗粒物为什么会让人惊呼“Crazy bad”呢？原因是，这种细小的颗粒物，能够进入人体的细支气管和肺泡，对呼吸系统、心脏及血液系统等造成广泛的损伤，是空气污染中最需要关注的对象之一。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胡敏教授从事大气细颗粒物PM2.5的研究多年，在接受果壳网采访时，她解释说，细颗粒物是对一个对粒径极小的空气污染物群体的统称，其成分非常复杂，要判断它具体会对人体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还要分析它的化学成分。但在空气污染中，PM2.5对人群，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健康的危害性，目前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 根据短期暴露和长期暴露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细颗粒物PM2.5的日均浓度和年均浓度上，分别制定出25微克/立方米和10微克/立方米的准则值。从美国使馆测得的数据来看，超标数十倍，的确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糟糕透了”、“爆表”的说法。 美使馆的自测数据能真实反映北京空气质量吗？ 【在美国使馆检测出的空气质量数据中，PM2.5细颗粒物的浓度有时会突破250，此时的空气质量级别因为上升至“危险”，被很多人解读成“毒气”。】 目前，国内的环保部门并没有公布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的污染情况，因此很多关心空气污染的民众纷纷将目光投向美国使馆的空气质量检测数据，那么，美国使馆自测的空气质量数据能代表全北京的空气质量吗？ 从美国使馆提供的信息来看，他们仅设立了一个空气监测点，并且就设立在地处市区繁华地带自家使馆的大楼上。显然，仅凭一个监测点位的数据来试图评价整个北京市的空气质量，是不科学的。这一点，美国使馆自己也强调，他们的空气监测站仅仅是提供使馆大楼区域的空气质量信息，让工作人员了解自己工作地点的空气质量，而无法说明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 从理论上说，美国使馆位于车流量较多的繁华地段，由于机动车尾气就是空气污染中细颗粒物的重要来源，因此相对于北京市的整体情况而言，这一区域的空气污染的确存在更严重的可能。事实上，以北京市对空气质量的检测为例，环保部门在全市设有27个空气质量的检测子站。只有综合各站点分析得出的数据，才能全面的反应北京市整体的空气质量状况。但为人诟病的是，目前环保部门日常监测并公开的指标，是粒径在10微米以下的可吸入颗粒物PM10，而不是危害更严重的可入肺颗粒物PM2.5。而这也是美使馆自测的PM2.5数据反映的“空气污染严重”，和环保部门检测的PM10数据反映的“轻微污染”，二者存在的根本分歧。 北京的空气质量到底有多差？ 与令人琢磨不定的数据不同的是，反映空气中颗粒物污染情况的灰霾天气，能真真切切的被我们察觉到。一旦颗粒物浓度过高，能见度低、肉眼看去灰蒙蒙一片的灰霾现象就可能出现。胡敏教授在接受果壳网采访时说，从她们在国内开展研究的几个城市来看，北京、广州、深圳等地现在都呈现出一个不好的趋势，灰霾天气出现的比例越来越增高。 【即使是以可吸入颗粒物PM10来计，在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绘制的PM10分布图上，国内空气的颗粒物污染状况也是非常严重的，在世卫组织的这次统计中，中方的数据来自国内环保部门公开的信息。】 胡敏教授解释说，“与发达国家经历的空气污染过程相比，我们国家的空气污染现状显得非常特殊。国外的空气污染物问题，是逐个出现逐个解决，而国内现阶段面临的是，很多种类的污染物同时出现高浓度的爆发。” 根据胡敏及其团队此前的研究，北京全年PM2.5的年均浓度大约在100微克/立方米，而在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空气质量准则》中，PM2.5的年均浓度准则值为10微克/立方米，当细颗粒物浓度超过年均准则值的时候，总死亡率、心肺疾病的死亡率和肺癌的死亡率会显著增加。因此，从研究数据来看，北京市PM2.5的浓度超标无疑是非常严重的。 由于细颗粒物的浓度与工业排放、机动车排放这些污染源相关，且受气象扩散条件的影响非常之高，因此细颗粒物的浓度变化也呈现出一定的季节性。比如在当下的秋冬转换季节，受风力、湿度等条件的影响，污染物不易扩散，更容易积累到一个较高的浓度，这个时节出现灰霾天气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细颗粒物浓度的这种变化性，无论是美国使馆检测的数据，还是我们自己每天的亲身体验，也都能从中看到这一点。往往头一天，美国使馆的检测数值还在几百的高位徘徊，我们肉眼所见的城市空气还是灰蒙蒙一片，但只要当天晚上刮场大风下场大雨，不管是美使馆的检测仪器，还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对空气质量的态度马上就会变成赞不绝口。 只是，刚庆幸能呼上清新的空气， 脚下的城市，没准又被雨水淹了 。

相信在大城市生活的各位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城市笼罩在灰雾之中，鼻子灵敏的朋友已经咳个不停，但官方宣称空气污染指数仍然停留在“良好”级别。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未必是因为有关部门有意“修改”了数据，但却主要是因为他们尚未将非常重要的一种污染物—— 细颗粒物 、或称可入肺污染物及PM2.5——纳入监测体系造成的。 细颗粒物 (PM2.5)是一种对环境和健康有严重影响的物质，而我国是世界上细颗粒物污染最严重的国家。网易探索频道对这个问题有一篇写的简明扼要的导读： 《“空气污染指数”为何不准》 。 　　为了让大家对空气污染程度有更直观的参考，我特别制作了这个网页，根据当天 中央气象台公布的全国各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日报 ，计算出考虑细颗粒物(PM2.5)以后的空气污染指数估计值。数值背景的颜色分别是香港和美国的空气污染等级。本网页在每天下午6时自动更新。如果各位对这个网页背后的技术问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附在表格后面的说明。 年 月 日经细颗粒物改正的主要城市空气质量报告 城市 官方报告值 适用于中国内地、香港标准 经细颗粒物改正后的估计值 适用于美国、加拿大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 空气质量 准则范围 日均 至 年均 至 日均 至 年均 至 B 北海 至 B 北京 至 C 长春 至 C 长沙 至 C 成都 至 C 重庆 至 D 大连 至 F 福州 至 G 广州 至 G 桂林 至 G 贵阳 至 H 海口 至 H 杭州 至 H 哈尔滨 至 H 合肥 至 H 呼和浩特 至 J 济南 至 K 昆明 至 L 兰州 至 L 拉萨 至 L 连云港 至 N 南昌 至 N 南京 至 N 南宁 至 N 南通 至 N 宁波 至 Q 青岛 至 Q 秦皇岛 至 S 上海 至 S 汕头 至 S 沈阳 至 S 深圳 至 S 石家庄 至 S 苏州 至 T 太原 至 T 天津 至 U 乌鲁木齐 至 W 温州 至 W 武汉 至 X 厦门 至 X 西安 至 X 西宁 至 Y 烟台 至 Y 银川 至 Z 湛江 至 Z 郑州 至 Z 珠海 至 注1. 在计算改正空气污染指数时，我们假设可吸入颗粒物(PM10)是主要污染物来源。不过对于国内城市来说，这一假设大多数时候都是成立的。 注2. “官方报告值”的背景色使用香港标准，内地标准的评定值已经在 中央气象台公布的空气质量日报 中给出；“估计值”的背景色使用美国标准。 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空气污染标准（适用于官方报告值） 美国和加拿大的空气污染标准（适用于经细颗粒物改正后的估计值） 世界卫生组织对年均颗粒物空气质量准则的制定基础 可吸入颗粒物(PM10)污染指数 细颗粒物(PM2.5)污染指数 死亡风险增加(较准则值) 准则值 20 33 0% 过渡时期目标-3 30 50 ~3% 过渡时期目标-2 50 70 ~9% 过渡时期目标-1 60 90 ~15% 以上资料引自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颗粒物、臭氧、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的空气质量准则（2005年版）》 。 空气污染指数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空气污染指数(Air Pollution Index, API)是为了方便公众对污染情况有个直观的认识，根据污染物的浓度计算出来的。一般而言，监控部门会监测数种污染物，并选取其中指数最大者为最终的空气污染指数。在我国，监控的污染物有可吸入颗粒物(PM10)、臭氧、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等。 　　对于不同的空气污染指数分级，会有不同的限值。比如，对于可吸入颗粒物(PM10)而言，有如下限值： API 50 100 200 300 400 500 PM10浓度 (μg/m 3 ) 50 150 350 420 500 600 　　然后可以根据下式算出PM10所对应的空气污染指数： 　　其中 I 是PM10所对应的空气污染指数； C 是PM10的浓度； C high 和 C low 是表中最贴近 C 的两个值； I high 和 I low 是表中最贴近 I 的两个值。 　　比如说，若此时PM10的污染物浓度为100μg/m 3 ，则根据上式可以算得 ，即此时PM10的空气污染指数为75。如果在所监测的几种空气污染物中，PM10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那此时的空气污染指数就是75。 　　对于细颗粒物，不同污染指数对应的限值如下： API 50 100 150 200 300 400 500 PM2.5浓度 (μg/m 3 ) 15 40 65 150 250 350 500 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有何不同？为何要给出经细颗粒物改正的空气污染指数估计？ 　　可吸入颗粒物(PM10)指直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物；细颗粒物(PM2.5)指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又称气溶胶或可入肺颗粒物。对于大城市而言，细颗粒物产生的主要来源是日常发电、工业生产、汽车尾气排放等过程中经过燃烧而排放的残留物，大多含有重金属等有毒物质，而且不易被人体排出。 　　根据Donkelaar等人2010年发表的研究结果( Donkelaar et al., 2010, doi:10.1289/ehp.0901623 ，或参见 NASA的新闻稿 )，我国是世界上细颗粒物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最近十几年来许多国内外研究成果也证实，国内大城市的细颗粒物严重超标。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至今还没有将细颗粒物纳入监测体系，这也是大家经常抱怨“空气污染指数不准”的原因。我希望，通过公布经细颗粒物改正的空气污染指数估计，可以让大家对身边的空气污染程度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 既然有关部门没有将细颗粒物(PM2.5)纳入监测体系，你是如何对包含细颗粒物的空气污染指数进行估计的？ 　　对于大多数城市内地来说，可吸入颗粒物(PM10)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主要污染物，而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PM2.5)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简单地说，和大苹果和小苹果的关系一样）。许多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城市的细颗粒物与可吸入颗粒物之比在0.5-0.8之间（中国内地城市的测定数值列如下表），因此，只要通过空气污染指数反推出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再乘上这个比值，便可得到细颗粒物(PM2.5)浓度的估计值。本页面的改正估计值，就是根据细颗粒物与可吸入颗粒物的比值为0.5-0.8这个结果推算出来的。不过，用于计算空气污染指数的细颗粒物的限值和可吸入颗粒物是不一样的。这里我使用的是美国环境保护局的标准，具体数值 可查询他们的技术文档 。 数据出处 城市/观测年份 细颗粒物与可吸入颗粒物之比 Wei et al., 1999, Environ. Sci. Technol., 33, 4188 重庆/1997 0.651 Wei et al., 1999, Environ. S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