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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关注】“每个角落都装有摄像头，墙上是一整面监控屏，显示着所有监室的画面：如厕、洗澡、走动、吃饭”（外二篇）

2025年10 月27日

她记得最开始在公安局，厕所是透明的玻璃房，四面都是摄像头。她戴着手铐进去，站在里面，不知道该先脱裤子，还是先背过身去。几次试图用身体遮挡，都失败了。镜头太多，没有死角。

2025年10 月12日

她们的经历共同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中国，一旦女性被羁押，便身处一个封闭、失衡的权力体系中。她们无法会见律师，无法与外界通信，甚至不知道申诉渠道的存在。而一旦试图发声，等待她们的往往是更严厉的打压。

2025年10 月3日

2003年，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浮出水面，随后尝试公开化和合法登记；然而2014年起，随着“宗教中国化”政策逐渐落地，大量家庭教会重遭驱赶和取缔，被迫退回原子化、小组化和地下状态。面对持续的高压，他们以“非暴力不服从”方式续写着信仰抗命的传统。

2025年6 月27日

自2011年起，长平已在德国生活了十四年。他说:“我的流亡经历始终难以讲述。”于他，流亡不只是被迫地逃离，也包含着主动地选择，一种精神上的抵抗——通过一场绝望的抗争，去战胜流亡本身。

2025年4 月16日

“我不愿意说他是勇敢的、无畏的、伟大的，这些单一的词语简化了他。他用他的沉默消解着那些‘求而不得’，也用他的行动坚守着那些‘理应如此’。”

2025年4 月11日

我们必须追问：当TIBET的孩子只能听到一种叙事，当城镇与乡村的藏人无法接收远方真实的讯息，当寺院僧侣被困于数据网络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之中；谁，还能告诉他们，他们的世界并不只有一个被中共当局编写的版本？

2024年9 月29日

独立媒体 WOMEN我们日前发表报道《软肋》，揭示了中国政府利用子女作为打压维权行动者的工具，剥夺他们子女的基本权利，导致这些孩子失去正常的教育权利和生活环境，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展现了中国政府对异议者及其家属采取的残酷镇压手段。

2024年7 月25日

谈及被捕的过程，郭艺很意外地发现，很多亲近的朋友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有朋友不好意思问她，但她其实很愿意讲述，讲述是疗愈的一种方式。而面对曾经的报道争议，她说，她更倾向于公开，但也理解无法自由沟通的情况下，朋友们的两难。

2024年6 月9日

为了解救身陷囹圄的广场友人，文献学者吴仁华走上泅渡流亡之路。他离开了平静的象牙塔生涯，也远离了家园与故国。广场却从未离开，记忆的伤痛和对事实的执着，让他仍然成为一位史学家，以三十五年前的自己意料之外的方式。

2024年5 月19日

我们采访了几位在疫情中度过大学生活的大学生。他们在当时并没有屈服于“非常态”，而是竭尽所能，在自己周边小小的角落里，维持和营造“正常”与“意义”：有的为劳动者协调物资，有的做过事实核查与深度报道。封控放开后，他们走出校园，不得不面对日渐逼仄的现实环境，各自作出人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