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四通桥事件发生之后，郭艺（Edith）在北京市地铁站的两个公共厕所内张贴了声援四通桥事件、反对疫情封控政策的海报，并用马克笔在厕所墙上写下“我们看见了”、“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核酸要吃饭”、“和平抗议，不再沉默”等口号。
一天之后的深夜，警察排查到她，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将她从家中带走，此后，她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和第一看守所待了四个月（见“Women我们”往期文章），于2023年2月离开了看守所，回到朋友们身边。今年2月，她的取保候审期限结束，决定离开北京，去国外继续上学。
郭艺在新疆出生长大，上大学之后来到北京。她说，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性少数，这样的成长经历让她很自然地关心边缘人群的处境。被捕的时候，她刚刚本科毕业，金融专业的她并没有从事相关工作，而是去了一个服务流动女工的机构。那个时候，她的头发是像凤凰花一样的火红色。但去了看守所之后，她的红头发被剃掉了。
去厕所贴海报并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结果。她几乎没有做任何安全和风险的考虑。四通桥事件之后的网络噤声、大学里禁止学生使用打印机、活动被叫停，这些令她愤怒的事件像浪一样，一层一层拍进她的生活里，将她推向那个时刻。
近期，“Women我们”专访了郭艺。谈及她被捕的过程，郭艺说，她很意外地发现，很多亲近的朋友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有朋友不好意思问她，但她其实很愿意讲述，讲述是疗愈的一种方式。而面对曾经的报道争议，她说，她更倾向于公开，但也理解无法自由沟通的情况下，朋友们的两难。
她分享了失去自由之后和回归日常的心路历程，也主动提到希望实名接受采访，因为，“我可能会觉得实名还是让我感觉更有力量一些吧”。
下班的路上，突然决定要去贴“四通桥”海报
Women我们：当时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具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Edith：事情的起因是四通桥。四通桥事件发生当天（2022年10月13日），我其实没有很大的波澜。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我发现我工作的社区完全没有被四通桥影响，没有人谈论，但那个社区里，很多住在五环六环的人们，其实是受防疫政策影响最深的。如果她们都不讨论这件事，我觉得是很割裂的。
真正让我感到生气的一件事，是我在学校微信群里看到不让同学用学校的打印机。我就开始在闲鱼上看打印机，看了一个下午，新室友刚好要搬进来，她有一台打印机，我就没买，这个事情就放下了。
一直到我的事情发生的那一周（2022年10月16日到22日），我们机构原本周末要做开放日活动，每个月都会做的，邀请大家来参观，聊聊天。但那一周突然接到警察电话，警察问你们是不是要做一个女权相关的活动，你们别办了。那一周是二十大，他们就直接说你别做这个了。
其实那个周末我们活动特别多，大家压力挺大的，同事还在调侃说少一个活动可以轻松一点。但我就特别生气，你知道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事情，但是真的发生之后，还是感觉踩到你脸上了，我还是有点受不了吧。
我记得那一天（2022年10月19日）特别冷，北京的秋天让人特别难以忍受。在一个很寒冷、没有阳光的下午，我就觉得活不下去了，但又没想好要做什么，我就先下载了那些海报，网上当时已经有关于四通桥事件的海报资料包了。我在机构做活动的时候，剩了一些马克笔和胶带，我就先装到包里了，我没有具体的计划。
那天下班之后，在公交车上，我才下定决心。我很难说我具体在想什么，我就是一直在酝酿情绪。其实那个时候海外或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在公共场所贴海报的事情，也已经发生了有人在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喷绘的事情。所以我知道我能干什么，只是没有想好具体怎么做。
一直到下公交，进了地铁站，刚好路过一个女厕所，我就拐进去了。反正我就先贴了海报，海报上是四通桥事件的照片和介绍，又掏出马克笔写了字，写什么都是我现想的，我还拍了照。然后我就去坐地铁了。
我要在惠新西街南口那里转地铁，我又去了那个口的厕所，干了同样的事情。这真是一个没有计划的事情，突如其来的，我当时就是觉得需要做点什么，我才能活下去。我也没有想更多，没有太评估风险。风险就是你知道可能会发生些什么，但是之前在我身上发生过最严重的事，也就是我去蓬蒿（剧场）涂鸦，警察带我去做笔录，威胁说要给我做精神鉴定，但这个事情后来也没下文了。
警察跟我说，我被彭立发骗了
Women我们：从贴完海报到你被带走，这中间过了多长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Edith：一天一夜。贴完海报的第二天白天，正常上班，回家之后我就睡了。警察来的时候，我的室友在客厅，她们完全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开门之后进来了一批警察，他们直接来我的房间，让我换衣服，说疫情流调。我清楚，肯定不是疫情流调。
那天下班的时候，不是白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嘛！我就又打印了一批海报回来，贴了一些在我的卧室里。第三天我要去北京大学第六医学院复诊，我计划是去医院再贴一遍，我就把海报放在了卧室的桌子上。他们估计是看见了这些海报，就直接说，“不用找了，就是她”。
他们又打电话叫来第二批警察，前后一共十几个人，但只有一个女警，后来她就负责看着我换衣服、上厕所什么的。来的警察问了很多问题。一开始搜的时候，就问“你是不是女权主义者”，有一个警察一眼就看到我墙上一份英文购物收据，那是我在一个维吾尔族人的网站上买的一些商品，一个汉字都没有，只有logo和收据，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就让我把这个网站上买的东西拿出来，之后就收走了一批。
Women我们：当时被带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吗？
Edith：不会，我一直都特别冷静。他们把我带去做笔录，一直做到第二天下午，我得去医院开药，开完药之后，又继续做笔录。其实当天晚上就应该要把我转去看守所的，不然会超过24小时。派出所的人一直催，但国安的人不怎么理他们，还是一直问。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就放弃了时间管理。我听警察聊天说，他们不想半夜送我去看守所，因为看守所会不高兴。
笔录做到后来，我就非常想结束问话，非常困，甚至在椅子上睡着了。那些警察就说，你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可以去看守所睡觉了。所以我当时一直在想，看守所是一个可以躺着睡觉的地方。
Women我们：问话是围绕着什么问呢？
Edith：当时有三个不同的部门，辖区派出所、国安、和反恐特警支队。
他们问话的方向不一样。国安主要是问涉及境外的，比如你怎么开始用VPN，用VPN干什么，有没有收境外的钱？反恐特警支队会问我一些涉及新疆的东西，因为我买的那些东西涉及到疆独，有一些东突厥斯坦的旗帜，有一个商品是直接在地图上把新疆给分出去了，还有解放维吾尔人的标语之类的。那个警察说，“你知不知道，如果这些都实现的话，以后你回家就要用护照了？”派出所主要问我有什么朋友，参加过、组织过什么活动这些。
警察还跟我说，我被彭立发骗了，他很间接地跟我说，彭欠了赌债，是收了一大笔钱财干这个事情的。他们还很想跟我辩论防疫政策，觉得我不支持中国的防疫政策，那就肯定是支持美国的，于是就跟我说美国死了多少人之类的。
我其实有非常真诚地跟他们分享我的成长经历，讲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他们给我的反馈是，我听不懂，你好好说，说些能听懂的。
Women我们：你跟他们讲你在新疆的成长经历吗？
Edith：对，他们会问你为什么要支持维吾尔人？我说我作为一个成长在新疆的少数民族的女同性恋，会很自然地关心边缘人群。后来在去看守所的路上，有一个送我去的警察跟我聊天，他说：“我现在不是以一个警察身份来问你，我也没有做笔录，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干这些事情？”我说咱们能别聊这个了吗？因为我当时已经发现我们聊不通了。
上百名“四通桥”抗争者并案处理：“你们这一批人都是有知识的人”
Women我们：你说你进看守所之后发现被骗了，为什么？看守所里面是什么样的？
Edith：在派出所的时候，他们还是挺尊重我的，觉得我是一个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年轻女性，觉得我可能是被骗了，被利用了。他们会尽量满足我的要求，比如我抽了所有警察的烟，去看守所的路上，那个警察想送我一程，在加油站的便利店给我买了咖啡。
总之都还是一个有商有量的过程，但进了看守所之后，我就开始接受一系列的规矩。
我一进去就跟人吵架了。监室里有一个“头板”，是每个监室里被管教选出来管其他人的在押人员。我们吃饭的时候，所有人都是蹲着吃，把饭放在坐板的边缘，我研究了一下监规，发现一百二十八条里面并没有规定说不能坐在地上吃。然后我们俩就吵起来了。管教就在喇叭里跟我喊，要蹲着吃饭，这条虽然没有写出来，也是看守所的规定。
刚进去之后，我觉得处处都在被控制，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我只能接受。
有一些特别具体的规定，我完全不能适应。打饭的时候要说师傅好，我说不出口，我就说，你好。要跟管教说管教好，要跟医生说医生好，我也说你好。大概就是一个很别扭的状态。
Women我们：很像幼儿园管教小朋友。你怎么跟他们吵架呢，我很难想象你跟人吵架是什么样子的？
Edith：其实还是争执吧。刚刚进去的时候，管教交代我说，不要跟其他人聊我的事情。他传递给我的信息是其他人都是坏人，都比我严重。我也不知道分享的边界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讲了之后实际上有什么影响，包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人在监控后面24小时听着大家聊天。
班长一直觉得我是个刺头，又不服从管教。后来她知道我是清华的，就突然理解了我怎么一直抠规定的字眼，她可能觉得大学生就是这样的，还开玩笑说，你要是早进来几天，就可以帮我们写二十大感想了。我进去的时候刚好是二十大闭幕。
有一天典狱长来巡逻，到我们监室到时候，他就点了我的名，然后跟我说，“你们这一批人都是有知识的人，你们也清楚你们自己的事情，争取好好表现，早点出去。”狱友听到之后就问，你们怎么是一批人，你们到底干嘛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还有一批人跟我是相同的处境。
Women我们：你那个监室里有一批人都是像你这样的？
Edith：不是我们监室，他的意思是北京因为四通桥的事情抓了一批人。
后来负责我的派出所警察也跟我说，他们还抓了一个男生，跟我是一样的情况。我的律师也跟说，四通桥这个案子并案了，可能抓了有上百人（“Women我们”没有其他的信源可以核实这一信息），但跟白纸不一样的是，他们并没有给我们编号，我在里面的时候，还是可以被叫自己的名字。我出狱之后，重新去看了小西天涂鸦事件的照片，在照片里面看到了一个来过我家里的警察。
元宵节过后，有一个“三看”的姐姐也转来了“一看”，她过来跟我说，她对我的印象还挺深的，因为我个子很高，每次走过去的时候，都能透过玻璃看到我。她跟我说，“你走之后，监室里又来了一个跟你一样的人”。我还想，什么叫跟我一样的人？她说，那个女生也跟我们讲了什么桥的。她还说多亏你们，现在疫情才能结束。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也不确定那个女生是谁，是不是因为类似的原因才被抓的，但我当时很受触动。之前律师会见之后，我有跟监室的姐姐们转述律师告诉我的乌鲁木齐火灾和白纸的事情，但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那些姐姐们都在看守所里待了很久，其实跟疫情防控政策都没有什么关系，她突然讲这样的话，无论是情感上还是认知上，都挺冲击我的。
新冠危机中的看守所：《梦华录》、“二宝”和提拉米苏
Women我们：你当时在看守所里面，接收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对于自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出来这件事有一个预期吗？以及，你会想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吗？
Edith：这个是到后面让我有一点崩溃的事情。我进去的前二十几天是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这个看守所之前是个男性看守所，疫情之后专门辟了几个女监，做临时隔离。后来我被转去第一看守所了，我当时很不相信这件事，因为“一看”是一个没有人性的地方，所有规矩都是北京最严的，里面关的都是特大型案件人员。我大概十一月初转过去，才慢慢适应那边的生活，突然白纸运动就发生了。
我们当时不知道是白纸。有一天夜里突然把我们抓起来做核酸演习，接着整个看守所都封闭了。从那天开始，几乎没有人进到看守所里面，之前每天都会来的打饭阿姨、医生、回收垃圾的大爷，都见不到了，管教我们也见不到了，他只在喇叭上跟我们喊话。我们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可能疫情又严重了，管控升级了，与此同时江泽民死了。
在江泽民死之前，我们看完新闻联播可以看北京卫视的《梦华录》，这个电视剧是我们监室里一些姐姐等了一年才等到的一个古装爱情剧，大家都挺期待的。江泽民死了之后，每天《新闻联播》都播一个多小时，念治丧委员会的名单，然后就开始放抗战片。
《梦华录》就没有看完，也不知道什么结局，大家特别压抑，每天都有人崩溃。十二月初的时候，监室里陆陆续续开始有人感染新冠。我们还以为是流感。你每天都能感觉到：求医问药的时间变长了，医生那边好多人排队。但是管教就告诉你这是流感。
又过了一段时间，北京电视台有一个节目《我是大医生》，里面列出了新冠几大症状。我们一听，这不就是我们的症状吗？有一个姐姐提出来了，但是其他人都嗤之以鼻，我们都被隔离成这样了，怎么可能是新冠。
那段时间所有人都特别崩溃，不能见律师，也见不到管教，狱友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绷，又没有暖气，大家很冷，又得遵守特别严苛的规定，产生了很多的互相指责。
那段时间我也受不了了，律师没办法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情况，当时我还在等做精神鉴定，但同监室的人跟我说要等好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到最后我都快放弃了，我没有办法给自己一点希望。
一直到快新年的时候，才有一些好转。我见到了律师，她抢到了开放会见之后第一个号。她告诉我，疫情政策改变了，她援引了改变之后的疫情政策，去跟公检法机关说，我这个事情和现在的疫情政策是吻合的。她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好信号。
她还给我描述白纸，先讲了乌鲁木齐火灾的事情，然后说一些大城市的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去纪念。我回去之后还跟狱友讲了这些事情。律师跟我说，那些年轻人被问话了。又过了几次律师会见，律师跟我说，现在谁谁谁跟你一样了。
Women我们：是说北京当时被抓的那些年轻人吗？
Edith：对，我听到这个之后，就肯定不抱什么希望了。
我一开始跟监狱里的姐姐讲这件事的事情，她们也会说，疫情政策都变了，这肯定没什么大不了了。她们自己都是被判了十年之类的，会觉得我这个事情简直太小了，肯定没多久出去了。
后来有一个改变我状态的事情，元宵节过后，管教把我从一级人员变成了二级人员。之前看守所里有很多人都没有及时转去监狱，疫情政策变了之后，程序变快了，好多人被转走了，监室里轮班和值日的人突然不够了。管教问我可不可以去值日，我说可以，我就变成了二级人员。轮班和值日主要是打扫卫生，大家睡觉的时候，每隔两个小时，要有两个人巡逻。管教之前一直禁止我做这件事，人手不够之后，马上就把我调过去了。
一级人员会被不认识的人二十四小时看着，不能自由做任何事情，必须有一个人在一米范围之内，比如我要去接杯水，我要跟她商量，那个人跟我一起去，我才能把水拿回来。变成二级人员之后，我就能在监室里自由走路了，上厕所也不用打报告了。
有一天吃完晚饭，我就一个人在那儿走。我突然感觉自己心跳空了一拍，然后下意识去看监控摄像头。之前是只要我身边一旦没有人，不管是我自己，还是看我的人，都会很紧张，管教在摄像头里面看到了会处罚。我可以自己行走那一刻，突然有一种紧张感，我竟然在自己走。那一刻我觉得我特别傻。
我从“三看”转去“一看”的时候，一进去他们就把我头发剃了，我出来之后想到这件事会有一种羞耻感，这很大程度上是对我的一种服从性测试。我一开始特别抗拒的，但是管教跟我聊了一次天，我就没有那么抗拒剪头发这件事了，剪完之后，她们还夸我的寸头好看。出来之后，我再回想起这件事情，我有一种特别软弱的感觉。我会觉得自己那时候是不是变得太逆来顺受。
我知道不要自责……我后来也会想起一些时刻。比如我去给她们表演《阴道之道》，或者给她们科普一些东西，就觉得我还是有保持了自己的一部分。
Women我们：监室里的这些姐姐阿姨，都是什么原因进去的呢？
Edith：大多数是经济诈骗或者非法吸收存款之类的。我在里面认识了一个阿姨，她比较特殊，她和她女儿都在看守所里面，是同一个案子，我听监室里其他人说，她们一起杀了女儿的老公。
监室里面的姐姐都有非常多的智慧。我们当时采购回来大宝，姐姐们就会做成“二宝”和“三宝”，“二宝”是加了水的，“三宝”是加了开塞露的。隔一段时间，她们就会派一个人去求开塞露，拿回来做成唇膏或者润肤的东西。
姐姐们的创造力会让我想要把有限的生活过好。她们会用有限的食材去做豌豆黄、提拉米苏，其实就是馒头屑，加上黑芝麻，豆奶粉之类的。还有一个阿姨，她应该是监室里年纪最大的，她给我钩了一个包，给我放内衣内裤。有时候是牙刷头当针，有时候是采购的食物里出现了特别适合当针的肉骨头，我们就偷偷藏起来，至于线呢，就从衣服或者被子上拆。
取保候审：她们给我唱《明天会更好》
Women我们：你是什么时候取保候审的？
Edith：我在做完精神鉴定之后没几天检察院就来提审了。那是2023年2月份，我当时还不确定进展，又过了一天之后，他们又提我出去，那个狱警问我，你在这存东西了吗。我当时就有预感，我可能要走了。
然后我看见了派出所的人，他们跟我说，我被取保候审了。
他们要走了担保人的信息，还需要办手续，我就又被送回了监室。回去之后我甚至还不确定我真的能走，但是那些姐姐们都特别激动，她们给了我好多电话号码让我背，想让我出去之后给她们带话。
我还是正常洗漱，不到最后一刻，我都不敢确定我自己能走。然后就开始看新闻联播。之前一般有人要走，大家会在看电视之前一起唱一首《祝你平安》，那天，她们给我唱了《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是我们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唱的，我之前特别不愿意参加监室里的春晚表演，但后来听说表演优秀的监室会给发烟，我就去了。
唱完歌之后，每个姐姐给我喊了一句祝福的话。有些人说，向前走，别回头，还有人说，出去之后不要做金融。但走之前，我还是回头了，我想跟她们说点什么。我不知道要到底要说什么，我就走了。
我们每次出去都要戴手铐，在监室门口背对着蹲下来，等着管教关门。那天我没有戴手铐，我下意识蹲下来了，又发现不对，马上就站起来了。
走的时候真的很有电影画面感，有个巨大的铁门缓缓打开，警察把我带回了派出所，我朋友在派出所等我。
Women我们：在整件事情中，你有因为新疆人的身份而受到更严格的或者更不公的待遇吗？
Edith：一开始我还挺担心的。因为比如贴海报这个事情，你都不知道怎么去定义。但涉及新疆的事情，我知道是可以扣一个很大的帽子的。但后来公安提讯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还是更关心疫情政策，和我到底有没有反对习近平。
但是我被放出没多久之后，新疆的警察上门去找我父母，让他们来北京把我带回去。我当时特别生气，我搬家去丰台区，但丰台的警察就跟我说，整个丰台都不会让你住的。最好笑的是，警察带我妈从新疆来北京，他们住在王府井附近，他还问我妈要不要去逛逛。
回新疆之后，我去我家附近的派出所做笔录，我就可以听见在那儿关押待审的，好多都是穆斯林。两会结束之后，我就申请回北京了。
Women我们：你跟父母的关系怎么样?
Edith：我第一次见到律师的时候，她说是受我爸爸的委托，我当时很惊讶，我还想说我爸妈怎么和律师联系上的。其实是我朋友在我的房间里不知道怎么找的，找到了我妈妈的联系方式。律师还给我带了我父母的话，大意是他们永远支持我相信我，也希望我好好配合。
一方面我特别感恩，在这个过程中，我父母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了我无条件的支持，给了我足够的安全感，但律师在跟我说他们希望我好好配合的时候，我一下就哭了。我当时觉得，如果我不好好配合，是不是意味着伤害爱我的人。
我被带回老家的时候，我爸妈说，那段时间他们都吃不下饭，也不知道我怎么样。我回去之后他们还很开心，至少我在身边了。有一次我们聊天，他们觉得我没有保护好自己，我也哭了起来，我接受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达成共识。我知道他们心里是相信我的，是无条件爱我的，我想这也够了吧。
“谢谢大家来这里庆祝我的自由”
Women我们：取保候审的这一年里，是怎么度过的呢？
Edith：从新疆回到北京之后，我开始慢慢地见一些朋友。一开始大家给我发消息，我没有回。后来开始慢慢去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和朋友做了一部新的反家暴的戏剧，六七月的时候演出了，之后也在断断续续做一些事情，一整年的状态也起起伏伏的。
今年二月，我取保候审结束，再加上过生日，又是元宵节，我就在家里组织了一个派对。我本来只是想跟大家聚一聚，结果聚会结束的时候，我莫名其妙上去发了一个言，我讲到，谢谢大家来这里庆祝我的自由，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忍住哭了。对我来说，是真实地感觉到幸福的一刻。也是因为有朋友，才能让我度过出来之后的这一年。
Women我们：你之前跟我说，你还是有一些时刻，感到孤独和被抛下了。
Edith：其实被抓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在之前的几年，我经常因为状态不好就消失几个月，朋友联系不上我。我就想，我被抓的时候，幸亏是有室友的，室友会告诉别人我怎么了。如果我当时一个人住，被抓了，我朋友可能真的以为我只是抑郁了。
我出来之后的一两个月，白纸的被捕者还没有被放出来，我想到她们也觉得非常难受。四月份的时候，我知道北京最后一批白纸被捕者都被放出来了。我一个人跑去亮马河散步，我没有经历过白纸，我每次走过那条河的时候，那里永远有很多警察和警车，但我又无从想象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
刚出来的时候，我看一些文学作品，或者流行文化的东西，都会不断让我联想到自己在看守所里的生活。这个事情挺困扰我的，我觉得我不能接收到什么信息都往自己身上（带入）去回忆，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但我后来意识到，一部分原因是我刻意在封闭那部分的情绪和记忆，它就会变得越来越难打开，再打开的时候，我就会有点受不了。
有一次我在阳台上，突然想起来之前在看守所吃药的时候，我一手拿杯子，吃完之后，另一只手必须举起来给管教看，示意里面是空的，嘴巴也要打开给他看，然后按照一个方向走回座位。我发现这个动作已经刻进我的身体里了，但是我现在已经不需要这样去做了。
还是有很多时刻把我拉回看守所的记忆里。有时候躺在床上，我突然会意识到，我现在躺在一个枕头上，我有自己的床。今年春节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出门，北京街上人特比少，餐饮业也关门特别早，我骑车的时候就想到，我去年这个时候还在看守所里，现在我竟然骑车在大街上。一开始我会有一种感恩当下状态的感觉，下一秒我觉得我不能感恩这件事，这是我应得的自由。
Women我们：这一年里，你跟新朋友或者以前的朋友见面，讲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多吗？
Edith：我还挺喜欢给朋友们把它当笑话讲出来的。在不同的人那里，大家反应也不一样，比如有一个朋友看见我的一篇访谈之后，就来跟我说，她之前一直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措辞来问，她就只等着有一篇文章，不用她问，就可以看到发生了什么。
但我有时候也担心掌握不了边界，让对方变成一个创伤垃圾桶。
对我来说，这又是最简单的一种讲述方式，我发现做一个完整的、连贯的、有反思的表达是有点难的。我知道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我会很有能量，但我轻易做不了。我也不想忘记，我会慢慢把这件事当成一个自我疗愈的工具。
有一些感受性的瞬间，比如我在看守所的时候不是经常要憋着尿嘛，我回家之后，我发现自己能自由上厕所了。我背起我的帆布包，因为在看守所的时候，我的肩膀上是没有任何重量的，我突然觉得肩膀上背了东西，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久违的触感。我当时打开了语言备忘录，想记下来，但如果我没有做这个动作，我现在可能就忘了。
关于实名、公开与救援
Women我们：去年，大概在你进看守所两三个月的时候，“Women我们”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你，向外界公开你的被捕。但后来文章刊发的时候，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一方认为救援文章是很有必要的，也有一方认为“报道”是有违伦理的，会让你的处境更糟糕。一直到今天，关于有人被捕后，报道究竟应不应该出现，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和尺度出现都是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回头去看，你自己在这件事上是怎么想的呢？
Edith：很多人都很好奇，稿子究竟对案情有没有帮助。我了解的信息是，当时警察有跟律师交代，会见的时候不要提这篇报道。律师其实有拿着稿子去试探检察官的态度，但检察官很冷漠地说，“你觉得这对她有好处吗？”所以律师后来没有把这个稿子放在辩护材料里。
我在看守所里的时候，律师其实有来询问我对这个稿子的意见。但她没有办法直接聊这个事情，所以很委婉。我接收到的信息是，有一个外媒，把我描述成在响应彭立发的号召去引领一场革命的感觉。所以我给她的回应是，我做这件事情的初衷，不是我想引起一场革命。我没有理解的是，她是在跟我确认想不想公开我的状态。这是当时沟通上的一个障碍。
出来之后，我跟两种观点的朋友都有聊天。比较想要公开发声的一些朋友，她们讲到的一些点是比较触动我的，大家认为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越公开，我会越安全，警察不能私下把我处置了。我心底里是比较认可这个逻辑的。
另外我也觉得这是对我自己的经历，对我的处境的一种见证。我出来之后看到这个稿子的时候，我泣不成声，虽然我内心可能也会吐槽里面一些错误，但我还是非常感动。类似的东西对于我来讲是很重要的，我很幸运被大家看到了。
当然也很遗憾，这个稿子发表前后，身边有很亲密的伙伴觉得被欺骗和操控了。因为这件事，社群里产生了一些撕裂和纷争，大家受到的伤害都是真实的，但我很难去把错误归结在谁身上，因为当时的处境就是很难。最理想的方式当然是我能去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朋友们很明确知道我想要发声，但这些在当时都是很难实现的。
Women我们：确实是很难的事情，在类似的救援报道中，很多时候会优先考虑家属和亲近社群的意愿，但做决定很困难。
Edith：我还在看守所的时候，关于要不要公开我的事情，以及救援我的途径，我的朋友们吵架了。当时我有一个关系很紧密的人，她被认为是在我父母之外，最能做决定的那个人。有一类声音是，我父母和她是不想公开这件事情的。一方面是我父母的意愿，另一方面是律师的策略，律师不想把它做成一个政治案件，她们可能会跟公安沟通，我们会好好走这个程序，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出来之后我自己也会被问到，我到底想不想公开。我觉得其中的差异在，我以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公开的事情，我没有想过在具体的声援方面、信息的处理方面到底要怎么做，以及它对我的影响是什么。但我要确认的是，我是不拒绝公开这个事情的。
Women我们：我很好奇为什么你现在会主动地提出更希望实名接受采访？
Edith：上一篇（其他媒体的）采访发出来了的时候，作者给我看了那个文章，我一打开，发现是匿名。
我当时没有多想关于名字的事情。本能上我是希望实名的，但我爸妈还在新疆，我会有一些隐忧，实名可能带来的麻烦是我完全不可控的，匿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
那个报道发出来之后，有朋友来问我这是不是你，你为什么不实名？我才开始思考匿名和实名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至于现在为什么会有实名的渴望……我在看守所的时候，特别怕别人不知道我在哪，我刚被带走的时候，我是和我室友住在一起，我下意识的以为朋友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我发现可能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的时候，我会有一种被抛下的感觉。哪怕那个时候我已经出来了，我也会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孤单感。
如果有机会用我自己的声音去表达一些什么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实名还是让我感觉更有力量一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