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专制

小引 这早该是不争的史实：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纯属人祸; 这早该是不争的罪行：在总体风调雨顺的和平年代活活饿死了四千万(至少四千万);这早该是一切伪命题收敛的血证：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的川西大坝子竟也活活饿死了三十六万(至少三十六万)，其时，我也是从这片沃野之上的一个死人堆爬出来的…… 一部远远不止纪录“大跃进”的泣血长篇《佝偻的背影》在海外尚未连载完毕之时，承蒙各方关注，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就决定出版了。拙作上部《乱世天堂— 我的右派人生》已于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面世;台北图书馆已将其列为德国法兰克富国际书展参展新书。为了直面历史与谎言，笔者决定将尚未修订完毕的《盛世之殇— 我的二世人生》(下部)中的有关篇章提前摘录于后，献给广大网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以及不讲假话的史家们。 一、李井泉、赵紫阳与四川水利 水文化无疑是华夏文明的基石，古蜀文明更是如此。若完全省略历代浩如烟海的治水案例，当代封疆大吏李井泉在四川的治水功过也是不可略去的。他在空前绝后的巴蜀大饥荒大饥饿大死亡之后，紧跟“刘邓路线”大抓四川农业和水利的心愿并没错;他结合四川实际，主张“要唱川戏”的切入方法也没错。在重整破碎河山的过程中，我虽卑贱，但也是全程参与者兼旁观者，心中有数。经反复研读他的治水思路和措施后，觉得他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没有“唱好川戏”，他力主的“以机电提灌为主的水利方针”只在低扬程的丘陵地区才可行，且需水源和电源有保证;在深丘及低山区则根本不可行，若无视各地地貌条件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用“方针”实施一刀切乃是错误的;其二是他的一刀切用了政治刀子，以致把所有技术问题政治化，凡有异议者皆以“反党”或“反革命”论处，一时间，“水库派”竟成了他的主要打击对象，这更是大错特错了。他在他的“治水兴蜀”的急切心愿中推行了王道和霸道，暴露了一党独裁的痼疾，但，这正是以毛为首的制度性的全局性错误。 仰仗专制制度的尚方宝剑，李井泉就把少占耕地、保护耕地的美好心愿化作了政治行为，掀起了一场“扒坝运动”，对一些小型水库也强行“毁坝还耕”，弄得鸡飞蛋打，得不偿失，而且结了民怨，让好的动机引出了坏的结果，类同自残，其最为可悲者，乃是自酿了一大杯祸及家人的毒酒。 “文革”中，他本人被罢官不说，儿子李明清在北京航空学院一贴出《炮轰×××(毛主席)他老人家》时，即被乱棒当场打死，而夫人萧理的自杀对他的打击则更大。 我曾多次见过萧理游街或站街示众，当江青骂了“萧理爱穿连衣裙，是个猢狸精”后，游、站的频率就更高了。但我每次都没见到过这位“西南王后”的真面目，因为她的面部总是被“造反派”涂成了一张包文正公的黑脸，间或只有两行泪水洗出了两条白沟，而鼻涕则常常把嘴唇及下巴涂抹得一塌糊涂……在此般非人的凌辱中，她为他的丈夫分担着说不完的罪孽，其中最大的罪孽之一正是“黑水利方针”——与猩红色的“毛泽东思想”不能共存的方针——当诛九族无疑。 出于对无辜死难者的极度同情，我曾试图以事实矫正视听，后在一项研究成果中，我刻意论证“机电提灌”在广袤的盆中红层丘陵地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断定它是任何一个大型灌区中不可或缺的补充手段，尽管作为“方针”不妥，但并不“黑”。我心中认为李井泉在这个问题上只有错误，没有什么罪过可言，而圣上以之为藉口，把失宠大臣整得家破人亡者，才是重演史上暴君的灭族之罪——萧理女士黑脸上的白色泪痕令我至今挥之不去，常常幻化成了一朵恶之花，绽放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黑土地上…… 我在文中的系列论点是得到各方赞同的，包括泰斗级的学术权威在内，熊达成教授的来信可为佐证(原件见附录)： “××同志： 谢谢您寄我的资料!我非常高兴这个‘战略研究’。四川水利显然有很多问题急待解决。去年之洪，今年五月中旬川西之旱，都说明问题还比较突出，这虽(需)要有很多人从战略高度出发去认真研究。您掌握实际情况较多，且责任感又强，希望随时将自已的宝贵心得写成文章，让更多人了解真实情况。时间会证明您的辛勤和卓见对人民事业有着巨大的贡献。专此并致敬礼! 熊达成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五日 ” 熊教授所言极是，四川水利问题的确“需要有很多人从战略高度出发去认真研究”，而不是乱打棍子(乃至收取人命)可能解决的。 四川的水利水电实在被“杀头”等等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毛时代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门科学。在后毛时代被正式视为科学之前，四川历届省委书记中，应推赵紫阳做得最好。尽管他一九七五年夏从广东入川时，“革命造反派”已在他的下榻处提前写好了“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赵紫阳”，但他却可视而不见，只顾一头扑向农业和水利，因为，在“莺歌燕舞”中的遍地哀鸿才是当年四川的真实景象，此外还有“要吃粮、找紫阳”的殷切期望。 关于赵紫阳与四川水利有关的事情，我手头有一份由我主笔的“大事记”。为了忘却的纪念且惜其史料价值，兹扼要摘录于下：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刚上任的赵紫阳书记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了全体省委书记参加的四川省水利水电规划情况汇报会，由应召赴京的水利厅总工程师吴应琪、规划处处长巩坚壁进行汇报。省委认为，除正建的都江堰人民渠七期和东风渠五、六期，以及玉溪河跨流域引水工程外，还需新上四个(大型项目)：一是青衣江罗坝特大型引水灌溉工程(即长征渠)，二是嘉陵江支流升中大型水库，三是涪江上游武都引水工程，四是渠河中游南洋滩大型水轮泵站。 九月三十日上午，杨超、李林枝书记及巩坚壁处长向水利部钱正英部长作了汇报，钱同意省委意见，但要求切实做好规划设计工作。 十月一日，赵在成都主持会议，决定成立大型工程领导小组(由李子元书记任组长)。为纪念红军长征四十周年，青衣江罗坝引水工程隆重命名为长征渠。 十一月初，省委主持长征渠大会战，省级协作单位共三十七个，各有关地、市、县达三百余个。由我院(省水利设计院)任主力。十二月七日，赵紫阳视察了取水枢纽(槽鱼滩)。 一九七六年八月初，省设计院提出了长征渠“初步规划报告”，渠首取水流量贰百伍拾立方米每秒，拟灌乐山、内江、宜宾、江津及自贡、重庆四地两市三十七县(市)耕地壹千贰百陆拾贰万亩。八月十三日，李子元主持审查后，要求尽快上报中央;十月，水利部来川组织现场审查，提岀了五条(意见)，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长征渠引水要研究多水源方案。 十二月十六日，赵紫阳听了全省小水电汇报后指岀：“四川丘陵地区面积很广，很多地方都可搞小水电，沱、涪、嘉、渠江上，到处都可搞。当前水利还是要搞一些见效快的小工程。长征渠将来还是要搞的。”(这个见解非常正确，否则将深陷泥潭——作者)。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按赵的指示，李子元书记在温江召开了玉渓河引水工程座谈会，针对“文革”后遗症，决定“停支(渠)保干(渠)”。六月三日，赵批示：“在中央没有批准建设长征渠以前，先搞灌区内中小型工程。”六月底，赵在大足县召开座谈会，要求发展喷灌面积两千万亩。七月，赵在现场听取了水电厅关于酉阳、万县、大竹、泸县“喷灌规划”汇报后，指岀：“现搞小型工程，绐合骨干工程。关于喷灌，川中有无把握尚未看准，但川东是可行的。若全省可行，就是方向。” (其时“文革”刚过，疮痍满目，饿殍未绝，百废待兴，财政拮据，喷灌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实践很快证明，川东地区尤其是川中地区当地径流贫乏，加之喷灌设施质量甚差，广乏采用根本不可行，更不可能成为“方向”。好在赵紫阳没有再蹈李井泉的复辙“一刀切”，很快收了场。——作者)。 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根据水利部对长征渠报批成果的审查意见，赵紫阳召蓬苗澍厅长及规划处巩坚壁处长等四人座谈时，特别强调：“(下一步)搞长征渠规划，一定要将已建四大工程很好总结一下，特别是管道的经验教训，宁肯多打隧洞，也不要绕道。”(这个见解颇有价值，因为，不能避开山体坍塌威胁的灌溉渠道将永无宁日。——作者)。 同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全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期间，赵紫阳听了各地汇报后，有一段着名讲话： “当前我们水利建设的关键问题是要抓实效。现在我们的水利建设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亊。现在要强调择优，要缩短战线，要在一两年内使我们水利投资效益有个显着变化。新项目一般不上，个别新搞的一定要慎之又慎。四川水利建设的方针是什么?我看应该是因地制宜，各种办法，不拘一格，不要形而上学。只要效果好，各种办法都可用，适合搞什么就搞什么。” (精彩!这既是四川治水思路的一次飞跃，也是向毛时代历来“只算政治帐”的挑战，他明确摒弃了自喻“九个指头”的极端陈腐的计划经济，和劳民伤财的长官意志。我后来全面颠覆长征渠模式而招致权力打压时，就是把赵的这段讲话作为挡箭牌的。——作者)。 同年十二月上旬，省水利学会在洪雅举行了“四川盆地西水东调”学术研讨会(金健是会议主持者之一)。会议特邀“长办”(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华东水利学院、华北水利学院及武汉水利学院等六十二个单位派代表参加。一时学者专家云集。赵紫阳参会聆听并作笔记。最后，他对省内某县水利局一无名小卒提出的“长征渠北线方案”产生了浓厚兴趣，当即令水利厅安排派人配合，首先查明可行与否。 这是赵紫阳入川任内关于水利工作的最后一次指令。 这个任务最终落实到了我们规划四队。其时，我因挣扎在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中，无心关注此事，但也跟随别人暗中否定着“长征渠北线方案”。同省上不少技术人员一样，我在骨子里也是瞧不起“县上土包子”的;至于水利厅官方对此事的消极态度，乃是有着非常复杂而微妙的原因。对于老红军苗逢澍厅长而言，长征渠是他最大的政绩工程，也是一块纪念碑，心理上自然是很难接受由他批准上报的推荐方案被更改的，何况他即将离休了。巩坚壁处长则是推荐方案的主持者，加之他一生的大部精力都是忙于始自青衣江“小罗坝”时期的引水方案，直至两鬓斑白——上世纪30年代，他是在临近渠首枢纽附近的洪雅县恋爱并成亲的——不难想像，老人对此项工程的深挚情感或许比恋人还恋人。 如今，我仍然很怕想起他连续向我投来的两次眼神，一次是我刚刚“改正”后，投入临近尾声的“长征渠会战”时，他在新都招待所走廊上一把抱住我，末了把双手挂在我的肩头上，久久地望着我，眼中直白地流露着父爱般的关切和痛惜，最后竟失声痛哭了……另一次是我于一九八二年提出的《四川盆地丘陵区水利建设战略研究》颠覆了长征渠时，他眼中的讶异和愤怒令我不禁打了寒颤，尤其是他那慈祥的瘦脸气得抽搐时…… 鉴于上述背景，关于“北线方案”的踏勘，是赵紫阳召来了广东陈大年接任厅长后才执行的。按厅、院具体负责人的糢糊指示，队上只派了一名草包级的人物配合那个县上来的小人物，其最终成果是个啥质量就不必多言了，呈给赵书记过目后，会否首肯也是不必多言了，反正流产了。习惯势力真可怕。一旦构成威权后，真难撼动。我继后的“战略研究”乃痛切地觉察到这个方案是个好东西——如果它途经线路的地质条件确实可行的话——就可以相对较低的投入，取代浩大的长征渠工程，且可换取更大的控灌效益。因为，当青衣江这个极其丰沛的水资源宝库，与都江堰这个位于最佳可行域中的“子水箱”连成一体的时候，即可充分利用盆地西北高的地势优势，劈头盖脑地流向东南，控灌盆地农业主产区(盆中红层丘陵区)，且可确保成都等大中城市的发展需要。这是我放的“马后炮”。晚了，时间和机遇很难复制了。赵紫阳发现并提拔的那位仁寿县 “草鞋书记”杨汝岱坐直升飞机到了省上后，这个草包书记的口头禅叫做“抓大县”。事实上，他也只有能力去抓一个县，但他却抓了一个省，且是大省!显然，赵紫阳提拔他是不妥的，中共用人机制确属问题多多。 一九八零年后，赵紫阳渐渐从他异常热衷的四川水利淡岀了，首先转入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在广汉县首摘“人民公社”牌子，宣判了只会制造饥饿和死亡的农业乌托邦的死刑。一轮新的太阳首先从巴山蜀水冉冉升起了。 “要吃粮、找紫阳”。赵紫阳在四川工作了六年左右，不仅撑住了“频于崩溃边缘”的经济危局，而且还是基本满足了巴蜀百姓的“吃粮”渴望之后才走的。临别前，近一亿四川城乡人民告别了票证经济。市场空前繁荣。作为社会生活的睛雨表，诸如杀猪匠、炊二哥、货车司机之类曾经吃香的职业已是无香可吃了，他们再拿两三个馒头，乃至加上一大盆回锅肉，也断无可能换得黄花闺女一宿了…… 见鬼去吧，以虚代实，包括以实代实的瓜菜半年粮! 一九八一年，赵紫阳带着巴蜀苍生的希望和祝福上调中央后， 俟至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后，他在总书记任上落得 “怀有篡党野心”的罪名时，令人们不禁哑然失笑了，尤其从李鹏的鲶鱼嘴巴一再吐出此语的时候——试问，权力塔尖上的总书记要“篡”塔尖上的总书记?——此类逻辑着实不乏中国特色，比站在扯谎坝子敲打破锣叫卖狗皮膏药还有味道。我也常常是在这份情趣之中观赏着李鹏之流的表演的。 简言之，朝堂上的权倾种种，尘世上的众生百态，嚷嚷之后，无论时间如何远去，蜀水巴山还是不会轻易忘记赵紫阳的，因为，他的背影不仅没有佝偻，而且含有布鲁诺般的挑战勇气和献身精神。 二、让一组数据来问罪 我案头上摊开了两份内容密切相关的原始资料——全省水土流失资料与水文泥沙资料——二者十分矛盾地纠缠在起。 自走完一九五八年伊始的“天堂路”后，四川省森林复盖率由百分之三十三下降为百分之一十三，惨遭极度蹂躏，尤其是东部盆地区，其中，盆中地区少数县不到百分之一，被空前野蛮的人类活动置于水土流失重灾区。但，有个现象却令我好生奇怪，全省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年均水土流失总量明明在逐年剧增着，为啥三峡入口处的重庆寸滩水文站实测的同期出境沙量却未明显增加呢?——我觉得是个大哑谜，蹊跷多多。 按各地各县上报统计资料汇总，一九七九年四川省各种水利工程达八十六万处以上(主要分布在东部盆地区尤其是红层丘陵区)，其中，各类水库工程达一万两千处，但大型水库仅有三座，且属“长藤结瓜”的囤蓄水库，库容合计不到三点五亿立方米，只占各类蓄水工程总容积的百分之三点五;中型水库容积合计仅占总容积的百分之十五左右;而小型水库则如星罗棋布，容积合计达五十二亿立方米以上，占总容积的百分之五十三。这些数据虽然十分枯燥，但在业内人士眼里，它却涵盖着一个活生生的触目惊心的悲惨事实：一是这种极不合理的蓄水结构对天然洪水的控制能力极差，百年不遇的“八一.七洪水”之所以得以咆哮洗劫盆地沿岸城乡，那是因为洪水失控率几乎高达百分之百，以致才会财物横江，呼救之声不绝于耳，惨象令人至今难忘;二是同李井泉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压“水库派”着实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这些大大小小的蓄水工程是否又派生了另一个特殊功能呢?是否同三峡出口沙量尚未急剧增加有关呢?—— 我急切地渴望梳理这团乱麻。 四川省各类资源尤其是水资源之丰富只会叫人羡慕。省境内年均河川径流总量达三千零五十七亿立方米，境外来水一千四百二十八亿立方米，共计四千四百八十五亿立方米，而全省蓄、引、提工程统计水量仅有一百七十七亿立方米，利用率甚低，潜力巨大。而按全省耕地统计面积一亿亩平均，亩圴工程水量仍可达到一百七十七立方米，这个水准也不低。但是，一经我们进行水量平衡计算后，则与各地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不该缺水的地方竟年年大呼旱情严重，而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其蹊跷究竟何在呢?…… 带着上述疑团及迷思，还有我的好奇心和更大的难言之隐，遂将此项研究课题，按盆地河流特性，分割成了几个自然片，再按不同地貌单元选择了几个典型县，就立即启程了，并下意识地首赴乐山地区，因为那是安丽的生地，不仅有她魂归小镇的无头尸在召唤着我，而且还有我留下的孽债——鬼跳岩边未被摔毁的腹中生命……但，这却像海底捞针，一是孩子并不知道他的父亲是我;二是我也并不知道我的儿子是谁(连姓名也不知道);三是他压根就没有随他的母亲回过故里。他的外祖母(“花蝴蝶”)早就故去了。是的，这孩子既像一个幽灵来世，又像一个影子飘浮，在人世间变得扑朔迷离了……但他更像一个符号， 一个活生生的符号，既是中国三年阳萎结束的标志，也是中国在“刘邓路线”中始得坚挺的证明;他既是逢场作戏及“阶级报复”的恶之果，也是簿命红颜的欲之花，当然还得首先感谢马边河提供的高蛋白(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小球藻)。归根结蒂，它还是拥有绝对权力的脱毛公鸡翟老头的得意之作：可拿安丽母子的生命和命运充抵他的绿帽子…… 我不敢细想了，尤其不敢细想安丽非得卖淫才能养活她的儿子时，该是如何叫孩子避开的;如果避不开，可怜的孩子在懂事之后，又是如何面对这样的人间丑恶的——好奇吗?惊讶吗?害怕吗?或者愤怒!——尤其碰上自已的母亲被醉鬼抓住头髪打骂的时候……因为他“很精灵”，不像莫泊桑笔下扫马粪的那个笨孩子…… 哦，你在哪里?儿子……我心中的这声呼唤折磨着我的后半生，尤其每当闪现着安丽被敲烂的“砂罐”和她惊人的美丽时，罪感就占据了我的整个灵魂。好在我还能揣着罪感和歉疚硬撑着，让敬业精神和好奇心支持我逐步揭开了上述数据中的蹊跷和秘底…… 在考察中，每当见到各地中、小型水库，以及多如繁星的山湾塘及平塘的淤废情势时，不禁令人触目惊心，其中有的才建成四、五年。迷惑中，直观印象的连续积累终于令我猛然大悟了，而且敢于断定这是盆地一万二千座中、小型水库和近七十万口山湾塘频于半数报废的根本原因——是它们为“小高炉”、“老虎灶”和持续不断地烂砍烂伐，盗砍盗伐，付出了沉重代价——成了一场人祸浩劫的“拦沙凼”!从而才使三峡年均出川泥沙量没有明显增加。此乃只算政治帐的奥妙，确属毛氏治国有方! 破译了第一蹊跷后，我十分兴奋。第二个问题则是农田面积暗含的“水份”，对于较大灌区，我还看不出来，只着重目估了一些小型水库的灌溉面积，最后构成了一个十分鲜明的印象：其实际面积尽皆明显大于上报的统计面积! 最后，乐至县王县长替我解开了这个谜底。原来，各县书记、县长的衣篼里都有两本胀，一本是用来对付上面的，叫“统计资料”;一本是耕地实际面积资料。而后者面积一般都为前者的一点五倍左右，其隐衷有二：一是为了“瞒产私分”，尽量不再饿死人;二是惟有做假才可“超额完成”上面下达的征收指标和统购指标，且可避免“右倾”被斗。这是专制高压体制的一大杰作，也是假、大、空得以应运而生的社会基础。我不禁为之愕然了，赶紧向罗副厅长作了汇报。 不久，由测绘部门提供的耕地航测资料确认：四川省实际耕地面积为一点五亿亩(不是原来的一亿亩)，即比上报统计面积高出百分之五十左右，与我的抽样调查完全合拍。这个“误差”既可喜又可悲。但是，我们没日没夜地依靠计算尺和算盘滴滴答答的水量平衡计算，就像被一个历史怪物牵着鼻子演马戏，类同如今的中国股市，什么K线不K线，基础资料几乎都是虚假的。但，正是这样的“资料成果”，曾长期成为毛时代的“基础资料”(谓之“统计资料”)，而后毛时代也常常奉之为衣钵——类似莫柏桑笔下的那个人妖之母——马戏团无论要个什么模样的怪胎，这妖母用布条缠纒肚皮都是可以办得到的。 那当头的系列假字曾引起过我的系列联想，尤其是成都平原“非正常下降人口栏”中的三十六万。如果以假数据作为数轴上的中点，假的虚拟数字即可向正负两极任意延伸，其要领则是满足政治需要。若为了部门利益和喜事邀功，即可按需要向正极任意延伸(俗称虚报)，同样，凡是悲事、坏事和丧事也可按需要向负极任意延伸(俗称缩水)。若参照上述百分之五十的“误差”指标修正，肥得流油的川西大坝子在“三年连续特大自然灾害”里，饿死人数就该是五十四万了!此值同我这个抬尸队队员兼死人堆中爬出来的幸存者的直观印象也是大体合拍的——我在紫坪铺库区茅亭公社和鱼嘴右岸青城山下，曾参与抬埋过四十至五十人——由于当时神经系统频于极端紊乱状态，脑瓜子已是记不清楚确切的数据尾数了。另从政治身份看，可肯定他们都是供在毛的政治神坛上的“贫下中农”，其中没半个“地富反坏右”;据之可推断，在成都平原纯属饿死的三十六万至五十四万人中，几乎全是“呼尔嘿哟”的膜拜者，即一个总是被人着鼻子害人及被害的阶级。 论及自然灾害，从范畴学看，乃是泛指旱灾、洪灾、风灾、雪灾、震灾及地质灾害等等。当年的“三年连续特大自然灾害”是特指什么呢?就成都平原而言，是“沫水之害”(洪灾)吗?无;旱灾吗?更无。“愈是天亁愈吃饱饭”，这是川西民谚。他们为啥渴望天亁呢?一是平原地区光热资源相对贫乏，影响作物产量;二是丰水年的地下水位相对较高，形成的“冷浸田”相对较多，致使农田生态不良，影响作物产量。既如此，而且又是获得了都江堰的灌溉保证的前提条件下，西川百姓何以会在“愈是天亁愈吃饱饭”的好年景，驯顺地美美地倒毙三十六万至五十四万呢?他们何以会听任“万户萧瑟鬼唱歌”替代“到处莺歌舞”呢?他们何以会听任“革命浪漫主义”和“新民歌运动”给他们罩上一层层美丽的裹尸布呢?——作为这场空前人祸的亲历者，我至今都还弄不明白。那就问问历史吧，这段历史就在昨天! 朋友，这岂止是人祸，岂止是人类历史上最最黑暗的时刻!它的悲惨程度是但丁的《地狱篇》不可比拟的，因为这座地狱是设置在净界，在人间，在风调雨顺的和平年景里，当然也是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时代”。这个时代对生命的弥留时刻也是有一个特殊规定的：当你饿得快死的时候，你只能说“吃得饱，吃得好!” 否则，就会冠以“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叫你死得更快更惨的。 不信吗?那你就赶紧去找熬过“粮食关”的人们问问吧。 有个死亡案例令我终身挥之不去。大马电站工程局有个肿得发亮的大个子“右派”，他只因敢于咕哝一声“吃不饱”就被活活斗死了，但这也可算当年少有的骨气。他先被责令站着，接受“吃得饱”的水肿患者的批斗和辱骂，少顷， 他就变成了一个软骨人，摇摇晃晃地摊倒在地皮上，梦呓般地嘀咕着： “我就是吃、吃不饱哇……我好想、好想吃一顿肉哇，愈肥愈好哇……”他终于把“吃不饱”补充得比较完整了。 紧接一声惨叫后，他就拼命地啃着地皮子，发疯似的抓着心窝子，然后就不动了，趴在地上断气了，批斗会也就到此结束了。我没有记住他的姓名，也没有缘分见到过他的本来面目，极度的浮肿已经把他的眼睛挤成了一条缝，脸面上只剩下了一点鼻子的尖子，几乎不见鼻孔了，活像即将被淹没的一个孤岛，全靠呲开的嘴巴呵气，膨胀的大脑袋老是一晃一晃的，好像刻意要同世间众人多打招呼……有一次，他偷摘了别人种的南瓜，正被抓住打骂时，我才知道这个只顾贪婪地啃着嫩南瓜的汉子也是“右派”，赶忙上前替他解围，但他并没有向我这个陌生“右派”道声谢，只用一付木讷而浮肿的面具对着我，仍然啃着南瓜。稍后一打听，才知道他是搞测量的，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类似程定琮(程高个)那样的高材生，比我年长两三岁。如今，我只能顺带向他点燃一柱心香，祝愿我的这位英年早逝的陌生的难友早日安息…… 你们真能安息吗?我的全体死去的难友啊，中国已从“天堂路”上走过好多年了，如今的“八零后”、“九零后”已经不知道你们了，“零零后”，以及之后的“n n后”就更不知道你们了——这才是冤死者的最大悲哀啊，苍天…… 历史似乎已被保险柜锁死了，比秦城的大墻更高更厚。 　 　三、四川，你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这是问罪的逻辑延伸，也是一个看似没有终端的命题，令人痛苦。即使我凭我的工作之便也仍然揭不开这个盖子，哪怕只弄到几个不同地貌单元县的“非正常下降”资料也好。因为，每当触及这个题目时，书记和县长们尽都沉默了，这自然是他们心有余悸。我猜测，对这样的“绝密”材料么，从中央到地方皆是下了死命令的。 俟至二零零八年“五.一二”地震时，军队奉命在各县挡案馆废墟上不遗余力地挖掘、抢救的“保密资料”中，估计也有这类纸屑。原温江地区“非正常下降”的三十六万之所以被揭穿，那是多亏了当代“楚霸王”红卫兵(谢谢他们帮了毛的倒忙)。之后，我也一直以它为参照模数，加上若干口碑资料，暗自进行过定量分析。人命毕竟不是蝼蚁。在四川全省绝非“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正常年景里，且在和平条件下，死得不如蝼蚁的万千生命不该是永远沉默的，除非生者也像死者! 尊严，这是一个民族活得有价值的基石。 好在一经“改正”了“右派问题”后，我的份内使命尚可名正言顺地收集各地旱情系列资料(包括“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大死亡的相应时段)。与成都平原“愈是天亁愈吃饱饭”的特例相比较，光热资源相对丰富的广袤的红层丘陵地区就不尽相同了，在当地径流相对贫乏，即水因数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就会由旱情导致农田亁涸，变成灾害了。从古至今，除了川西大坝子，各地旱情年年都有，或大或小，此起彼伏，一般由官方赈灾并辅以民间施善即可度过。凡逢百年不遇者，先人的记载常用“赤地千里，哀鸿遍野”来描述，“人相食”的惨剧也发生过。赵紫阳曾特称盆中乐至、安岳、金堂等县为“毁灭性亁旱区”。在他任上的一九七九年，该区有的地方几乎棵粒无收，还用汽车运水救急，但最终却无一名饿殍倒毙。而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间，省内各地皆未发生较大面积的连续亁旱，更无特大连续亁旱，其旱情也远远不及一九七九年。这是有案可查的。鉴于我当年收集的部分亁旱资料及各县上报资料未能整理成册，皆应急性地用在各个专题中了，分散了。为节约篇幅计，现谨以《成都水旱灾害志》(一九九五年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主要依据，该书由德高望重的熊达成教授任顾问并作序。我信得过他的人品。他不会撒谎，间或只会绕开敏感问题走。 这册“灾害志书”记述的地域范围不是特指成都市区和近郊，而是包括了卭崃、蒲江、大邑、崇庆(崇州市)、新津、双流、温江、郫县、灌县(都江堰市)、彭县(彭州市)、新都、青白江区、龙泉驿区及金堂县等卫星城，泛称“大成都”，即西起邛崃山区、东入盆中丘陵区、北嵌龙门山区、南接雅安冰川台地区，兼有高山、中山、低山、台地、丘陵及平原等地貌单元，其旱象的发生情势及程度既具有多样性，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鉴此，该书足可进一步证明“大跃进”中的四川有无全省性的“三年连续特大自然灾害”等问题。 仅以旱灾论，该书在第四章“旱灾典型”中举了五例： 一是一九零二年壬寅大旱;二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丙丁大旱;三是一九四二年双流县东山地区大旱;四是一九八七年特大亁旱;五是一九九四年特大亁旱。 书中断无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特大连续亁旱”，换言之，这是特大暴君制造的特大谎言。所以，人祸的有无已是一个勿须特别论证的问题了。 在书末附录的“水旱灾害大事记”中，上溯至西元前十六至十五世纪啇代早期伊始，至西元前二百五十六年(秦昭王五十一年)，秦蜀守李冰领导建成都江堰为止，蜀地皆以洪患为主;之后，成都平原即“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遂为“万姓粮仓”，且为“国赋根本”(诸葛亮语)，断无哀鸿声起。直至民国时期(即毛时代一贯特指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美如锦绣的川西大坝子仍然如此。即使时逢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四川也出现了该书记述的“水利建设高潮，为支援前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有关饿死人的记载，在“反动统治时期”也只有一次半，一次是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卭崃、蒲江继上年冬亁，春夏连旱缺雨，回龙乡(位于低山、深丘区)各村冬水田全部亁裂，颗粒无收，全乡饿死九十余人，有三户全家饿毙。” 另半次仍发生在这两县境内，时间已移至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其中“卭崃县山丘区水田亁裂……秋成歉收，乡民糠菜度荒，间(或)有饿毙者。”——我对此次“饿毙”之所以定为半次，是因该书在此处将“间(或)”也作为量化词使用了，这类似初等数学课本中的χ，可供因需取值。请读者注意，中共党文化在偷换概念时，使用的中间转换环节常常都是用的这个χ，只不过它比死捂盖子还是稍稍好一些。 在该书中，当然还是看不到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岂止“三户全家饿毙”的丝毫痕迹的，就连χ即“间(或)”也没有。关于这个“饿毙”问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同忘年之交熊达成教授曾经有过一次单独对话： “教授，过粮食关饿死人的事情，您不会不知道吧?” “哪会不知道!我都水肿呐。” “从尊重科学和事实的角度讲，不该是天灾吧?” “那当然。” “说它是百分之百的人祸，您看，总不为过吧?” “当然……” “您晓不晓得川西坝子饿死了多少人?” 他摇摇头，嘘着气。 “三十六万!至少是!” “哦?!……”鹤发童颜的老人沉默了，神色十分凝重。 “既然都江堰灌区都死得这样惨，别的地方不会更好吧?” “那是当然……” “您看、中国人的命，是不是太贱了?一文钱不值!” “……”他不作答，双手捂面。 “教授，我只想顺便弄清具体真象，凭着良知……”接着，我向他扼要诉说了我在茅亭抬尸队的经历，以及在青城山下被置入死人堆和爬出死人堆的切身感受，还有各种直观印象，以及耳闻惨状…… 他摘下眼镜拭拭眼角后，沉吟道：“好在这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也太敏感了。咱们向前看吧。你的聪明才智十分突出，就把精力集中在四川水利课题上吧。还有一系列课题咧，花一辈子时间都不够。其实，这也是对万千死者，最好的纪念，当然也是我对你的期待……” 隔了十余年后，看到老人在病榻上作序的这册资料性的(也当是史实性的)志书后，尽管我对他当年告诫的“向前看”，对他的仍然绕开敏感问题走，连χ也不敢留一个的作法，感到失望，但也表示理解。不过，令人眼前一亮的部位还是有的，他终于在序言中陈诉了另一个史实： “予行年八十，亲历成都大洪灾三次(一九三三年岷江迭溪地震塞江溃坝洪水，一九四七和-九八一年平原区间暴雨洪水)。一九四七年洪灾后，予出任四川省导河委员会(府河、南河)导修工程处处长，以省外赈款修复自北门洞子口至彭山县江口河段的桥梁、河堤、堰头、船闸等人毁工程及掏河工事凡四十六处。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所幸工程成后，一九四八至-九四九年成都连续出现洪水，沿河城乡均庆安澜，于心斯慰耳。” 教授“于心斯慰”的年头正是民国政府面临全局崩溃的前夕，但，即使大厦将倾吧，这个政府却仍使成都“沿河城乡均庆安澜”。即使出现“陷民于水火”的旱洪灾害时，“国民党反动政权”也是允许新闻单位进行深度报导的，例如： “衣、食、住、行是人民的必须条件，博、爱、歌、舞是人民的精神娱乐，前者则不可一日缺，这是我们公认的真理。必须条件可以影响国家安危，社会的平乱。回看明末的饥荒，寇乱倾明廷于满夷，又看法国大革命的烽火，也是肇端于政治经济的混乱。成都前几天的米荒，闹得满城饥民抢食，这明明告诉了食的问题，已发展到了社会治安问题，可以纵之而起……这一次的水灾是数十年未有，其深重也百倍于往昔……那白茫茫一片汪洋，分不开江河田野，尤其是南北两门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无家可归嗷嗷待哺的灾民……政府的先生们，望你们滴一点同情泪，从速实现救济工作，那么他们感戴你们的恩德，真是万古长流，山高海深。”(摘自一九四七年七月八日成都《新新新闻》第十版《灾区巡礼》)。 熊教授在前所言之“于心斯慰”也者，乃正是这位年轻的留美博士奉命在次年修复完善的系列水毁工程。当局者不仅没有去抓“恶毒攻击”者，而且对该报进一步披露的系列惨象和灾情也是没有计较的。例如： “这一次(仅)成都市区受灾居民就在十万以上，房屋家俱衣物财产价值五十亿元以上，百分之三十的贫民都是倾家荡产，颗粒无存，他们那种内心的恐惧和求济的希望，比任何时候都浓厚，你们如果去问他们受灾的情形，他们总是会带着哀情的语调向你吐诉，甚至还有跪着之礼……” 可怜的中国百姓。 但是，当时间仅仅相隔十年后，也是在同一空间里，毛泽东谛造的“新中国”又给天下百姓带来了什么样的“幸福生活”呢?……只要一想起那段比地狱还地狱的日子，我就会发冷发抖的，心中也忍不住反复询问于天下生者： 一、万千死者为何死得那么规矩?为何从未发生“满城饥民抢食”的景象?竟连求生本能也给丧失殆尽了? 二、中共各级党报“喉舌”是否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明明是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尸陈天府，为何还写得出“当前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还将愈来愈好” ?——这种死不要脸的厚脸皮是如何炼就的?这个谎言机器是如何制造的? 上列两个问题中的问号皆已涵盖在本书主题中。如果当年“喉舌”中的笔杆子稍有《新新新闻》的自由度和责任感，兴许“非正常下降”的人数资料就不致被尘封至今了!而仅仅以此点相比较，就值得人们好好咀嚼毛的“共和”与“民主”是否优于“国民党反动派”了。但，最为可怕的还是后毛时代对此事的暧昧态度——类似掩耳盗铃。 请读者注意，二零零八年不仅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而且也是“大跃进”五十年。除了口径一致地讴歌改革三十年外，至少对始自一九五八年的“天堂路”也该有个交代了吧。人命不是草，人血不是水。我敢断言，全国至少饿死了四千万——比“汶川五.一二大地震”死亡人数高出四百倍还要多——而且皆属人祸!即使不作清算，也总不至于总拿“舆论导向”来封住天下人的嘴巴吧?

【注：作者何方系张闻天秘书】 相关阅读： 何方：对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一） 何方：对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二） (四)如何看待共产党领导 从列宁的建党学说谈起 延安整风时受到毛泽东高度推崇的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中强调，中国党是根据列宁创立的一整套建党学说并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建设的，而且始终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影响。刘少奇是把这当作党的优点来讲的。如果从以夺取和保持政权为主要目的来讲，“列宁式的党”确实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从推进历史发展来看，列宁的建党学说更多的是起负面作用。连胡乔木也公然指出过两点。一是“按《“左”派幼稚病》的说法，领袖专政是完全合理的。”一是“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性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这两条也是斯大林后来坚决照办的。 列宁的建党学说比较显着的特点是：一党专政、不讲民主、高度集权、绝对服从、铁的纪律、严格保密、依靠暴力、忽视人权等。应当承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正是依靠这些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斯大林和苏共也正是依靠这些才建立起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和保持了七十年的执政地位。 共产国际成立后，许多国家都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组建了共产党。欧洲各国多是由社会民主党中的左派先后分裂出来组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几乎都是在共产国际直接帮助和指导下建立的。这些党由于一律听命于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服从苏联的外交政策)，又把社会民主党当成了主要斗争对象，所以成立后力量都不大，发展更不是列宁幻想的那样快(他在两次国际代表大会上都说过，他们那一代就会看到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实现)。直到1929年起的经济危机和反法西斯斗争的开展，一些欧洲国家的党才得到较快发展，并在战争中壮大起来。不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在二战后那次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中，积极参加了斗争，也得到迅速发展，有的党还曾掌握了国家的领导权。所有这些，就使二战后一个时期的国际共运，不论是在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在整个国际斗争中，都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为维护和平、结束殖民主义、促使资本主义进行改革和调整，起了重大作用。但不久就逐渐衰落，最后随着苏东巨变而趋于瓦解，即使存下来的一些党也都放弃了国际主义的口号(中共从十三大起)。一些“左”派人士，把这次大衰落看成共运发展的一时挫折或低潮，意思是以后还会再来高潮。在我看来，这种老皇历已经不能再用了。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国际共运被客观形势的发展抛弃了。这个形势就是发达国家自行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用不着暴力革命了。例如美国什么时候会出现“革命形势”?是谁革谁的命?现存的共产党领导国家已经和只能走趋同的道路，只手打天下，“赤化五大洲”，恐怕是办不到了。二是实践证明，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过时了或原本就不正确，列宁的建党思想也是一条歧路，今后再也走不通了。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就世界形势说，作为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特点的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出现了一次高潮，影响急剧扩大，中国自不能例外。所以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国内形势来说，经过长期的西学东渐和中国先进分子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探索，加上世界大战的影响和刺激，在中国发生了要求科学民主的启蒙运动和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两者合而为一的“五四”运动。这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阶层的觉醒。在这种情况下，推行世界革命的苏联和共产国际主动派人传经送宝，就收到马到成功的效果，不仅帮助和指挥成立了一个共产党，还出钱出力按同一模式帮助改组了国民党。这说明，在中国组织政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但是中国还处在封建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很少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还力量脆弱、政治上很不成熟，整个国家没有经过现代化启蒙的洗礼，人民还处于蒙昧状态。既不是现代社会，当然就不会产生现代化的政党，也就无法实现政党政治。列宁主义的诞生地俄罗斯，虽然比中国强，但还是被欧洲看做落后的东方，所以列宁建党学说中一些原则，如暴力夺权、一党专政、个人崇拜等，就很容易适合更落后的中国。这在一些欧洲先进国家，却看不惯，也难行通。像同情社会主义的法国作家纪德、罗曼•罗兰等人上世纪三十年代访问苏联的感受，在中国人中就没看到过。1956年开八大时，英共总书记波立特发现他乘车上街竟有开道车，而且可以不管红绿灯，曾很不以为然，向接待人员反映了他的不满。 中共除完全遵守列宁建党学说(而且主要是其中消极因素)并有所发展外，还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的传统和游民阶层结党的经验，如神化领导、盲目服从、迷信武力、无法无天等等。中国老百姓缺少自己救自己的理念，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明君、清官、英雄、救星的身上。中国党不但没有进行肃清这些遗毒的工作，而且有时还有意继承。例如毛泽东就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接受“人民大救星”、“山呼万岁”等反马克思主义口号、把党内的山头(帮派)称“码头”、要人们学《大同书》、《张鲁传》等等。农民暴动中互相残杀的恶习也传到党内。据李锐计算，十年内战中，中共以肃反之名，在家里自己杀自己就达十万，而且多是精华，超过国民党杀害共产党人(不算战争中双方军民的伤亡)好多倍。直到张闻天当选总书记才制止了这一现象。但在毛泽东确立为领袖后，从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开始，又自己整自己，而且愈演愈烈，错整和冤死的更多了，连党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和副主席也未能幸免。 当然，中共的先辈们和广大精英，学来列宁的建党学说和继承中国农民运动的传统，还是为了救国救民解放人类，而且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改变了历史，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主要的。所以不能因为接受许多消极因素而抹杀一切。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们一直把消极因素当作积极因素来坚持和强化，特别是执政以后更使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与时代发展背道而驰，始终不能成为一个现代政党，如果不及早改革调整，迟早必将被时代所抛弃。苏共和国民党都是前车之鉴。 我以为斯大林给列宁主义下的定义还是准确的，说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列宁确实重视夺权和掌权，强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用中国农民运动的语言，就叫“打天下坐天下”。中国党不但领会了这一精神，而且一直在照此办理。看来，“共产党领导”的唯一法理根据，恐怕就是这个“打天下坐天下”。俄国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也是占少数的。中国党统管一切，也根本不理论多数少数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对少数的专政。可在俄国和中国，无产阶级都占绝对少数，那根据什么来专政呢?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又是从哪儿获得的授权呢?所以就必须创造一个代代相接的传承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一代领导一上任就先到西柏坡瞻仰朝拜，去取被提出者自己早已摒弃的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经。这也是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纪念“长征”、把“红色记忆”作为长期宣传的主旋律，而禁止谈论更近的反右派、大跃进、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等这些中国人绝对不应忘记的重大事件。因为不管毛主席犯有多大错误，我们现在“坐”的终究是他老人家(包括他领导的“永远的丰碑”中的英杰)打下的江山。 　 　党领导的历程 由于中国社会落后，中国工人阶级很不成熟，所以中国党的建设就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党的骨干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没有几个产业工人(有的如向忠发、顾顺章还叛变了)、二是缺乏独立性，一切都得听俄国人的指挥。这就使中国党的领导容易脱离实际，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广大群众缺乏觉悟的情况下，党的活动又只能是恩格斯说的，“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大革命的失败是犯右的教条主义;十年内战的失败是犯“左”的教条主义。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吃了外国人指挥的亏。只有在土地革命中占领了一些地盘、积蓄了一些力量，成为后来取得革命胜利的本钱。但那是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下进行的，既与工人运动无关，也很难说是得到工人阶级的领导。中国党走出逆境，主要得力于以知识阶层为主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西安事变。党在抗日战争中实行以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为主的政策，为取得胜利积蓄了力量、准备了条件。有的台湾学者说，中共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强调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但有一个最明显的差别，就是中共的组织不仅在规模上超过了国民党，而且真正深入到了社会底层，所以内聚力极为强固(这应归功于毛泽东最早提出支部建立在连队上)。其实这只是就力量的大小和稳固性而言。中共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原因，就是中共适应人民要求，提出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实行土地改革，反对贪污腐败，以及保持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从而赢得了民心，孤立了敌人。 在民主革命阶段，党虽然也犯过不少严重错误，但主流还是为老百姓做了大量好事，特别是“打土豪分田地”，因此得到了农民的拥护。那时也强调群众作风，清廉俭朴，军民一家。在对敌斗争中，作风问题是个生命攸关的问题，群众关系搞不好就站不住脚。这种优良作风在解放后还保持了相当时间。同国民党一比，真有天壤之别。解放战争中和解放初期，共产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知识分子和大部分资产阶级的欢迎，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二十多年的斗争经历看，一些人说共产党代表农民的利益，倒还真有点像。但后来把农民打成二等公民、人为地制造城乡二元结构，就又完全不像了。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政党的经验，说中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看来也没有多少站得住的事实根据。硬要用阶级、政党、领袖理论套，恐怕多少属于搬用教条。例如说“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大概就是为了说明它有权领导其它组织。若果有两个以上的工人政党，比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那凭什么你就是最高组织，我只能在下面甚至不允许存在。对此也许很难说出个道理来。所以从前的阶级分析法和列宁的建党学说，还是需要重新研究。 建国后党和党的领导除保持原有的一些传统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的变化来得很快，有的慢一些。这里只能不设顺序地简要说几点。一是改变了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和建立联合政府的路线，一开始就实行一党专政，党管一切，形成实际上的个人独断专行体制。这有点类似历史上某些农民起义的结局。二是改变了原先坚持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目标——争取民主自由，事实上也从未实行，而且严格禁止言论、结社、迁徙等自由，公开主张“舆论一律”。一切群众组织以至民主党派，都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工青妇等团体只是维护党领导(专政)的几个环节。农民连这一点形式上的权利也没有。三是改变了七届二中全会的方针和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由少数几个人(也许只是个人)决定急剧向社会主义过渡，破坏了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建国后对生产和生态影响最大的有三次运动，就是三大改造、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四是改变了团结知识分子的方针，打击和摧残了大批知识精英和优秀文化。五是改变了原有的一些好传统、好作风，助长了旧社会好多不良风气如官僚主义、弄虚作假、拍马溜须，媚上欺下、拉帮结派、贪污受贿，等等。以上只是列举一些尽人皆知的变化。这已足以说明，建国后党在毛泽东的控制下实行了一条极左路线，犯了党史上一次时间最长和损失最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并在其它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拨乱反正工作，使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加上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的国际地位显着提高，外国人对中国也刮目相看了。但是由于邓小平、陈云等不敢清算建国以来的错误路线，不愿放弃一党专政和“打天下坐天下”的特权，因此就要保持原有的政治体制和从严控制意识形态，维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就使得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不能进行政治改革，不能走向民主法治，不能实现宪政，不能成为文明国家，还会越来越多地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回避政改，自然就要继续造神造假、暗箱作业，把群众蒙在鼓里，剥夺他们的知情权、监督权、参政权，以至反映情况、申冤诉状(如制止上访)的权利，任凭一些官僚、权贵和恶势力为所欲为，欺压群众、聚敛钱财。这就使经济转型期间，不但旧社会的沉渣泛起，而且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腐蚀和危及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存在的问题 “四个坚持”的中心“党的领导”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可说是人人皆知，无法也不必要一一列举。这里只谈几个本人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不过应当首先声明，谈存在的问题并不等于否认取得的伟大成绩。如果说，建国以后党执行了一条基本错误的路线，那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就是对这条路线的重大修正，主要表现在经济建设方面。当然，在政治和各个上层建筑领域也有不少进步，例如高唱“无法无天”，经常发动整人的运动，一句话就定人死生等现象已大体消除，但是一党专政的根本体制没有改变，所以必然会保留和新产生许多严重问题。这里就列举几条，以点到为止。 1，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和一元化领导体制下的人治。 这是产生一切弊端和不良现象的总根源，和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更不兼容。在这种体制下，党自然要实行对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垄断，要以党代政、包办一切，排除竞争，不受监督。由于党是站在宪法和一切法律之上的，所以在转型期间势必造成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各种歪风邪气，产生官僚权贵阶层和其它特殊利益集团。这不但会杜绝政治改革，也妨碍经济改革的健康进行。所以这些年来，虽然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伟大成绩，但却延续着粗放经营、竭泽而渔等，特别是以低人权成本为代价的老路子，还造成一些新的结构性问题，阻碍成熟市场的形成，影响可持续发展，埋藏不少严重隐患。 2，两极分化造成严重贫富悬殊，其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发达国家。根据社科院的材料，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6，就是公认的收入严重不公的危险线。相比之下，日本是0.285%，印度是0.33，美国也不过0.46。去年美国一个公司发布《全球财富报告》说，中国0.4%的家庭占了70%的国民财富，比例之高也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另据官方研究机构调查，中国的亿万富豪有80-90%是高干亲属，其中的2900多名拥有的资产达两万多亿元。所以不少中外学者和研究机构，都认定中国已形成一个官僚权贵阶层。另一方面，中国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据世界银行统计，到2005年还有1.3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超过一美元，有两亿多农民靠进城打工谋生。城市的失业和就业问题也很大。农村还有两三亿失业和半失业的农民。而当前的趋势却是两极分化在继续扩大。二十五万户富人2005年比2004年的财富增幅高达18%。此外，早已官多成灾，农村不胜负担。但官员还在大量提升，数量在不断增加，待遇也在大幅度或成倍提高。这种形势发展下去，自然带有极大的危险。 3，腐败制度化和某些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和憎恶。一些地方早已贿赂公行，买官卖官近乎明码标价。腐败现象遍布各行各业，从上到下，无孔不入。无理有权，走遍天下;有理无钱，打官司也必输。我就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想为群众做好事的一个干部，给朱镕基总理写过信反映三农问题，还得到朱的一再批示，结果竟然在原地站不住脚，无法继续工作，只好另谋出路。难道一个堂堂大国总理竟管不了这点小事?保护不了一个乡党委书记?这里虽然没有听说牵扯到贪污受贿，但是从中反映出某种腐败恐怕是无疑的。腐败不光是贪污。利用权力，提拔亲信，排除异己，算不算腐败?一些高干子女三两年就变成了大款或大官，算不算腐败?这类事情真是不可胜数。腐败可说是遍地开花，竞相“创新”。至于“黑社会化”，也发展很快。警匪一家、官商勾结，官方雇暴徒打新闻记者或维权人士，书籍、文人被上了不同等级的黑名单等，早已不是新闻了。随便软禁与官方的意见不同的人，一些人被便衣看管，一些人突然失踪，也是常事。拦截上访，押回原地处理，我看也带点黑社会味道。花样还在继续翻新，将来还会出现什么手法，实在难以预料。按理说，统治应该是公开的透明的，何况还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除了真正的国家机密，政治上任何不敢让人知道的做法，任何偷着干的做法，都属于黑社会性质。 4，继续造神造假，实行愚民政策。为了维护毛泽东的神圣地位，不但不能揭盖子，还必需继续弄虚作假，加以神化。不讲理由，没有任何法理根据，硬是禁止人们回忆和纪念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重大事件，是十足的专制主义行径。为了维持执政地位，不但伪造历史，而且粉饰现实，怕人揭穿，干脆就用专制手法，不准讨论。因为造神造假的目的无非是为保持执政地位寻找“道统”“法统”和遮掩错误、显示正确。所以这一传统和做法还会持续下去。除非人民觉醒到不再受愚弄，自己有权了解真相，也就是争取到知情权。 5，严重的农民问题仍看不到解决。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不是在缩小，除沿海少数地区，就全国而论还在继续扩大。农民的二等公民地位和束缚农民(包括城市贫民)的户口制和迁徙自由还会长期保持下去。农民工造成许多新问题如家庭分离、孩子管教、遭受歧视、欠薪不发、申诉无门，以及春节的民工潮等等，都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全稳定和道德风尚，甚至引发其它严重问题。在城市里各级领导、大小官员眼皮底下，是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儿、拿最少的工资、过最底层生活，但却享受不到集会、结社、集体自卫等应有的人权。连为他们说点公道话、采访、登报、维权、上访的人也往往受到迫害。而对他们进行歧视、骚扰、制造麻烦的，主要还是那些名义上代表他们利益的官员、军警和部门及其领导。 6，深化等级，扩大特权。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特点。等级制的细致复杂本来就世界少见，改革开放后还在不断创新。本来，划分等级和权力，是进行工作和维持秩序的需要，为各国通行。但中国的等级是和特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决策者就在这方面大动脑筋。为了自己终身享受、照顾亲属和争取官心，等级就越分越细，待遇也越定越高。例如在民主国家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公务人员的工资和其中的“含金量”相等，可在中国，却能有百倍千倍万倍之差。他们的政府部长，去职后又成了老百姓。中国的官员去职后却可享受终身特权，有些如住房、用车等还可传给妻子儿女。在中国，等级制几乎无所不在，不只党政军民学，就是市镇、企业、寺庙等也都分等级，而且不断创新。有的领导利用一时的手中权力，可以创造出一些等级。例如各种正级的副职啦，在哪些国家一当大使就成副部级啦等等。此外在待遇享受上，如分房、用车、医疗等，就分得更细了。老百姓痛恨等级制和特权是因为：第一，它与民争利。好事好物都被大官大款占去了，低等级的人和平民就轮不到了。以看病为例。好医院、好病房建得不少，而且越修越好，好的大夫也在增加。但是比较起来，这些可能还没有享有特权的大官、大款(现在权钱相通，只要有钱就可享受高级医疗)增长得快。单从这点看，“看病难”问题就很难解决。第二是太不公平。若果享受高级医疗待遇的确是对人民有大功对社会有大贡献的人，那人们倒也服气。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有些人能当大官，不是因为本领强、立了功，而是由于有人事关系，包括给更大的官当过一阵秘书，会拍马溜须等，高干亲友就更不用说了。否则，再有贡献也不算。这就使人想起了著名的文人唐弢，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参加进步文艺活动，夏衍一再证明他那时就已参加革命，对中国左翼文艺的贡献，特别是研究鲁迅，更是人所共知。但中组部就只给定为司局级，因此生病时不能住进好点的病房，而是被安置住在三四十人的大通间里，终因医疗条件较差而不治身亡，曾一时在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还有一位著名诗人又是老延安的严辰，也因为是司局级，生病只能住大通间，没法休息，高烧不退，变成终身痴呆。第三，更重要的是，这种等级制和特权原是封建专制时代的遗毒，在西方早已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扫除，但在社会主义中国不但被保存下来，而且还有所发展，成为改革的重大阻力(自愿放弃特权的人不多)。例如报载2004年单是公费吃喝即达3700亿元，使用公车费用4085亿元，而1999年的公费出国就已到了3000亿元，三项加在一起超过万亿。这些问题社会上已喊了好久，但就是不愿改。还有个官员们公布个人和家属资产等有关情况的问题，也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前几年搞的医疗改革终告失败，大概原因也在此。究其关键，这都是腐败制度化的表现。 7，党风和社会风气走下坡路。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一切都受党的影响，道德风气当然也不例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党带头说假话(反右派的“钓鱼”，大跃进的“放卫星”等)，于是说假话很快普及到全社会，现在更发展到说假话成为常规的程度。最近在国内外造成轰动的软禁中国“抗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洁大夫的事件就是一个新的典型例子。本来已禁止她去美国领奖，却要逼她说成自己年迈体弱不能去。她拒绝说假话，于是就被严加软禁，切断她对外的一切联系。而《河南日报》(2007年2月13日)还报道，省委副书记去看她，“高耀洁教授激动地说，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关怀”。当软禁中的高教授得知这件事后，曾气愤地说，她一辈子都不会说这种阿谀奉承的话。虽然最后被迫让高教授出国，但从这件事上人们已可看到腐败堕落、黑社会行为、弄虚作假和寡廉鲜耻的全面表现。无怪乎高老太太一再说，“现在都在缺德。”一些老人聊天时，提起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摇头，觉得道德的沦丧应该看作我们民族的最大损失。变坏容易变好难，大家对恢复传统美德已经没信心了。当年我们老家(陕西)以民风淳朴着称，经过文化大革命就已大变，现在几乎感受不到那种淳朴了。民风直接受党风影响。贪污成风，可大贪污犯有几个不是党员?而且官官相护，有些当领导的大贪污犯几乎人人皆知，但还是大摇大摆地当他的领导。许多贪污犯都是被检举过十数八年，有千百封检举信，但仍岿然不动，组织领导还出面为他辩解。这种事还少吗?直到不得不处理时，领导上不但没有半句检讨，而且还禁止人们议论，下令传媒不得“炒作”。 由于没有问责制，当官的可以肆意妄为，造成再大的损失，也不追究责任，或者继续当官，或者留个烂摊子走人。有些不大的官员可以贪污数亿，经长期准备逃往外国，但没听说过追究领导责任的。延安整风期间提出的三大作风，本来就没有认真落实，现在更有点反其道而行之了。例如理论联系实际，已经变成说的和做的一再分家。说要学习和遵守党章、宪法，可最不遵守的正是党的领导。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有吗?党章、宪法规定，地方领导由选举产生。我们不都是由上一级党委圈定和任命吗?更哪里谈得上罢免权?领导人公开谈话，特别是对外，总是强调实行民主，一再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可是我们人民能享受到多少民主呢?解放快六十年了，连个区镇领导都不能自由选举和进行竞选，人民还有什么权!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现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可以说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地步。为了维持执政地位，只能加强防和压的办法，哪里谈得上“和谐”?而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延安整风一开始就走了邪道，一些人专门批评人，而且乱戴帽子乱上纲，一些人只能挨批作检讨。专事批评别人的人，自己是绝对不做检讨的，因为他自封“一贯正确”，带头的正是党的领袖毛泽东。领袖既然“一贯正确”，党当然也不会犯错误了，要犯，也顶多是“一个指头”。于是就提出了自夸自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口号。从此，党犯再大的错误，也不会检讨，还不让群众清算错误接受教训，这就只能在党史上大肆造神造假、遍设禁区。过去常说“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不准回忆和写作许多事过不久的历史问题，就是有意要大家忘记过去。这难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吗? 8，轻视知识和压制知识分子，妨碍文化发展和出人才轻视知识和不信任有知识的人，这是毛泽东留给国家的重要传统，由党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是一党专政的需要，是不要自由民主的必然结果。这首先表现为禁止独立思考(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和言论自由，目的就是怕对一党专政带来危害。其实这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世界通例，凡是专制主义政权莫不如此。因为先进的文化必然要讲自由民主，自然会影响到专制政权，所以就要禁止宣传先进文化的书刊出版，对互联网设防火墙。另一方面却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名，大力提倡复古，什么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尽量让群众忘记近代、漠视现代。这样下去，使我们在世界文明中，不但无法走在前面，连追赶也办不到，而只有在后面设防了。同样的道理，专制政权打压知识分子(御用者除外)，就是因为他们有知识、脑子活、意见多，容易伤及当权者的地位和利益。这在解放后的政治生活中已是家常便饭。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严格限制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都是为了对付他们的。这些办法也确使知识界大部分屈服、沉默，对眼前时弊采取旁观态度，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在这种打压和约束的条件下，科学文化很难跟上世界潮流，当然也很难培养出多少人才，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就是中国文史哲界为什么建国后几乎没有培养出几个大师级的人物，原有的大师级人物也很少再能写出大师级的作品。 9，信仰危机。这是多年前媒体上常见到的话题，也是身边的感受。近些年来，在媒体上看到的少了，但听到和感受到的却多了。据某权威机构对二百来名县处级和厅局级干部的问卷调查，认为出现了信仰危机的竟达60.85%，比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非常坚定的多十倍，可见问题的严重。在我认识的中青年里，就有些信了佛，皈依了基督教或天主教。报上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也许是由于信教的人太多了(据传，天主教称“家庭教会”的地下教会，教徒已超过爱国教会的一倍以上，达千余万人)，人们已见怪不怪，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了。更大的可能是由于党组织和宣传部门严格禁止报道和传播这类消息，更不准“妄加评论”。信仰危机的正面表现，就是机关干部、教员、学生和社会人士，关心政治和政治学习的兴趣越来越小，不但很少人主动读政治书籍，就是组织上安排的学习讨论会也多是扯乱谈和发牢骚。为了调动大家参加会的积极性，开会聚餐就成为必须有的程序。至于那些脱产学习和训练，据说也是往往收效甚微，而且还带来不少副作用，如传播小道消息、交流官场经验，以及相互拉关系，向上送礼品等。我听到一些上过中央党校的熟人就是这样说的。现在无论是问老百姓还是问学生，能说出自己有崇高信仰的恐怕为数不多。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很强调有无理想对一个民族的重要，不知道我们民族算不算有理想的民族。而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没有抱负的民族，是不可能跟上时代潮流、列身于世界文明和现代化民族之林的。 10，党群、干群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前面已经提到，但鉴于问题的重要，这里再稍为展开一些。战争时期，不但党在政策上要反映群众的要求(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制)，而且党员和干部离开群众也无处立身。所以那时党群关系很好，人们比之为鱼水关系。建国后逐渐变为官民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党群关系又有点变好，主要是因为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符合群众利益，但党和干部的作风并没有多大改变。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两极分化加剧、城乡差距拉大、贪污腐败成风、等级特权突显、官员人数大增、群众负担加重(从各种苛捐杂税到圈地掠夺)，以及动用军警打压群众(对付集体维权、上访、城市民工摊贩等)，党群关系日益变坏，以至在某些地方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发生需要镇压的所谓“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我参加革命七十年来，还没遇到过工农群众对党的不满发展到近年来这种程度。每遇到某些民工或出租车司机一类的人，就听到他们当面骂起共产党来，说什么他们干活(如挖煤、修路、开出租车)是给共产党干的，共产党剥削他们，想方设法少给工钱，甚至欠薪不还。有的人谈后一问，他自己还是共产党员。至于发牢骚，那在下面，无论党内外，已成普遍和经常现象。这大概也是严禁集会(更不要说游行示威了)的原因，说明党群关系的紧张，上面也是清楚的，只是由于涉及本集团的利益，没打算也没办法彻底解决就是了。因为领导上早已形成一些官僚权贵集团，合成总的利益共同体。所以这里说的党群关系，也包括这个共同体同广大党员群众的关系。 　 　对存在问题的不同看法 党的领导存在着不少严重问题,大约党内外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区别只在于对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的程度看法不同。主流舆论还是以前的那套，认为方向和政策是正确的，形势也是大好，缺点和错误只是一两个指头的问题，有些还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就可以逐步克服和改正。这起码是宣传的基调或叫主旋律，至于真实的想法恐怕要复杂得多，对问题严重程度的估计也因人而异。不过总的说来，多数人心想的要比口讲的严重得多，这从实际采取的措施中就可看得出来，例如严格预防和镇压“闹事”，进一步禁止新闻出版自由等。第二种属于“左”的看法。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借鉴资本主义和对自由主义让步都过了头，影响到了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应当赶快倒退，退回到毛泽东时代(主要是建国后头七年)。持这一看法的人最看不惯向资本主义“趋同”，尽一切力量阻止改革的深化。他们还动不动来个“万言书”，向中央和政府施压。而领导上对他们也比较宽容和照顾，因为相互间的共同点更多些。第三种看法出自要求自由民主、实行宪政法治的人们，官方和“左”派称其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他们认为，解放后党建立的就是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政权，实行的是一元化体制下的人治而不是法治。这是导致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只涉及经济，而且很不彻底，政治和意识形态还是处在党的完全垄断之下，使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一直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因此，虽然经济得到迅速增长，却很难变成文明国家。他们和“左”派根本不同，不是主张向后看，而是主张大踏步前进，对党的领导和国家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当然，这里分为三种看法，是就大体倾向而言的，实际上各种的内部意见也很不一致，三种之间在看法上更是错综复杂。例如在保持一党专政这一根本问题上，“左”派就和当权派没有分歧。这也是当权派对“左”派能够宽容和有所偏向的原因。但在某些比较具体的问题上，如反对贪污腐败、铺张浪费等，“左”派又可能和要求民主的一起批评当权派。从根本上讲，“左”派和要求民主是势不两立的，当权派也视后者为主要威胁。总之，三种看法各有千秋，但也应该承认，他们之间还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有共同点就有合作和妥协的余地。这个问题也许更重要。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都可以通过和平演变，那么要改善和改造党的领导，就更应该采取和平的方式了。

昰岱：一党与多党之辨 标签： 一党制 多党制 ● 昰岱 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思想文化及传统，是一党制在中国得以存在的土壤和基础；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等上来看，一党制也似乎有其一定的可取之处。但这并不能说就须如此或者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制度选项。我们常听说过一党统治能够集中力量办事；能够进行“举国体制”；有利于维护稳定，等等。如果其党成员能真正做到如其所说的那样为人民服务，并且切实履行职责，捍卫民主和公平正义，保卫民众的平等和自由，维护公民的正当合法的权益，坚守政治操守，那一党制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实际上往往并非如此。一党专制会使政治官僚化，产生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凌驾于人民之上，甚至为其私利或党派利益而侵害及置国家和人民利益于不顾；一些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或恶性事件，往往就是因不公正及官员的腐败和不作为所致；为了维护其特权或党派的利益或地位，对于一些社会上的等侵害人民权益和利益的犯罪行为及犯罪人员，就可能会因担心对犯罪分子进行处理会危及他们的统治而采取不闻不问或推拖，甚至还会对犯罪进行包庇、与犯罪分子相勾结，成为他们的帮凶或同谋，置国家和人民权益和利益于不顾，甚至牺牲人民权利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一党专制具有狭隘性和局限性。一党专制是可以集中力量办事，但可以集中力量办好事，也可以集中力量办坏事，“文革”就是一党集中力量绑架民意所办的一件“大事”，结果这场祸国殃民的政策和运动使国家和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害。专制进行文化霸权，钳制民众思想；进行垄断资源，控制媒体，操纵舆论，封锁消息和真相，欺骗误导民众；人民没有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一党专制，尤其是中国的党，迷信阶级斗争，动辄对持有不同或反对意见的人士强加名目，非法攻击，横加迫害，干扰破坏，制造失业等等，进行高压孤立，简直是反人性、反人类，正常的政治讨论成了一件很具风险甚至危险的事情；一个总是担心被颠覆的政党政权是一个狭隘的缺乏自信的政党，我总是始终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应该对其国内的党派有约束力，而党派不应凌驾于国家和法律。如果一个政党凭借其地位将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士作为专政之对象，那其就是一个劣质的政党、霸道的法西斯政党；如果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政党所把持的国家把人民当弱智和傻子，那人民也会同样对待它。一党制也并非一无是处可取，关键在于当政的党的品质和理念；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对党内的腐败分子及党内的投机钻空的败类等是否及怎样惩处；等等。 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封建专制时期，在历史上没有政治，只有统治；没有国家治理，只有官与民。这种风气一直流毒至今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肃清。如果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政党所把持的国家把人民当弱智和傻子，那人民也会同样对待它。专制政权在或总试图在进行愚民政策；受到舆论攻击的人往往不是舆论的奴隶，而那些不分是非、盲目地附和与跟风的才是真正的舆论的奴隶。中国社会和文化氛围缺少民主的传统，公众的民主及权利意识和相关素质等也有待提高，舆论部门更是对多党、民主等视为洪水猛兽而阻之批之；有人说，中国如果实行多党制会回到北洋军阀时代，我想这未必如此，如果有健全的公正权威的强有力的法律及体制保障和坚实深厚的民意基础，中国完全可以实现民主，毕竟现在与北洋军阀时代已大不相同。民主也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会办得更好。不过社会观念需要有一些转变，公平正义的政治规则要切实遵守，而且要具备政治的道德和道义，维护政治活动的固有正义，正当发挥职责和价值，这是基本的政治操守。公民有权力和自由表达自己的合理的意见、观点、主张和诉求，而且这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政治不是尔虞我诈、制造阴谋打击排斥，不是相互攻讦不择手段或极端行为，更不是一些投机政客的秀场；任何人，不管是个人还是集团，就算是一国的主政者，不向公民宣布就进行侵害、掠夺、抢劫甚至谋害公民的，那他就什么也不是，而只是强盗和罪犯；而只有为国家和全体民众的福祉，具有道德品性的人才能称作政治家。民主并不一定就是多党制，但是民主应该容许有多党，并且要遵守这样一条常识，任何公民或党派都可以而且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政见或政策，也可以对其他人或党派的见解或政策进行讨论甚或批评批判，但是请牢记一点，那就是仅可以论批其政策或见解，但是应要尊重其人格和尊严，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和成熟理性的政治态度；任何人无权攻讦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及无端指责毁谤、或者趁火打劫进行投机，这是政治原则，更是做人的原则；政治斗争不能不顾法律和道德，在背后对其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和诽谤、或者趁火打劫，不但在道德上不允许，会遭到其对手和人们的鄙夷，而且是犯罪行为。违反政治规则及法律和道德应受到严厉惩处。例如美国，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之间就并不是相互的迫害压制关系，并不是说民主党上台就打击迫害压制共和党，共和党上台就打击迫害压制民主党，两党之间是对等的竞相关系，通过民主的机制及相互平衡制衡，最能反映民意和诉求，达成最有利于美国国家和民众的结果；如果有谁违反政治规则和道德道义，会遭到民众的谴责和唾弃，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就是一例极恶劣低下的政治丑闻，最后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尼克松不得不被迫辞去职务；美国民众高涨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自觉，对民主权利、合理和公平正义的追求和争取，加上美国的民主体制和制度的保障，使美国成为世界民主自由的典范。 国人要厚道明晰。中国的一些人的“文革”及其他不正当的思维等应该停止和摒弃，这是政治文明和进步的必须和促使。中国需要改革，不管是一党还是多党。笔者认为，中国的民主化不但不会使中国停滞或分裂，健全优质的民主会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繁荣和强盛，会大大地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一个民主的中国会极大地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中国和世界会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为自由、正义和真理而奋.！ 2011年8月4日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839.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