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蓝图、寻求经古老的丝绸之路向西开拓经济之前，伊力哈木便认为中国可以也应该在中亚扮演一个更加积极有效的角色， 而维吾尔人因其在语言、文化上与中亚民族的同质性，可以积极参与这个过程并做出重大贡献。在新疆长大的汉人、知名文化人黄章晋在2009年撰写的《再见，伊力哈木》一文中写道，“伊力哈木认为，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新疆是一个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治区，维吾尔人会因生活在中国为傲，中国就对中亚地区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因为维吾尔人的语言优势，他们天然会成为拓展中国在中亚文化、经济影响的排头兵。哪怕是对维吾尔人平等一些，情况都有不同。”伊力哈木多次表示要把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建议系统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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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关中国的疑问就是其新兴的中产阶级为什么甘于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根据民主的基本理论，持续的经济发展会导致民主，而不是独裁的继续残存。
以中国的情况来看，这一规则似乎并不适用，至少至今还没有出现。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2013年麦肯锡的研究显示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大约是城市人口的70%，而2015年8月对4万户家庭进行的权威调查则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是2亿人。这部分快速增长的中国人口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见多识广的，精通技术的，所有这些因素都应该让他们成为政治变革的倡导者。
但是，与理论相反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很被动。或许中国共产党（CCP）不知何故已经发现了无视历史规律的秘方。
阅读更多专制，就是掌握政权者将公权力占为己有，随心所欲行使权力，为所欲为管理国家政务，并将这种权力用世袭、集体世袭的方式固定下来。传统的忠君意识与君君臣臣的等级观念，是封建专制所依赖的理论与道德基础。专制者们绝然不允许公平与正义在社会存在，更不能容忍公众过问公权。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国家公器，成为他们的私器。政府，便成了他们的管家。于是，阻止其他人进入权力阶级，便成了专制者们共同的原则。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显然是落后的革命形式。文明的宪政、民主选择，才是普世价值。但专制者不仅会镇压暴力革命，同样也不允许议会斗争。先进文明的宪政、民主，也成为了专制者的敌人。社会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客观规律。生活在社会基层的优秀人士，当然不甘寂寞，不愿意终老在社会最底层。他们自然想进入仕途，进入上层社会，进入国策管理层。本来，这是一种上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是给统治者注入新鲜血液。但在专制者眼里，这就是威胁。于是，基层中的“士”，便自然成为专制者们共同的防范、打击目标。追求政治进步的人士，成为了专制者们的政治敌人。专制者们熟知封建统治术，懂得分化瓦解、收买和消灭政治敌人的重要性。于是，基层中的“士”，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便成为了专制者的帮凶、走狗。而有些基层中的“士”，要追求公平，并为此奋斗，便成为专制者的心腹之患。专制者们打击政敌，或打击持不同政见者，或打击异见人士，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制造文字狱。文字狱最大的特征，就是以言论入罪，思想（意识形态）入罪。文字狱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言论不自由。专制者不仅将民众批评时政的言论视为敌意，还会将民众善意的国策建议视为觊觎。由于心虚，他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对一些如“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风花雪月，也会神经过敏，自我猜忌地制造冤案。因为言论不能自由，故新闻、出版、游行、结社、罢工等等公民的合法权益，更无可能实现。这就彻底杜绝了批评和监督的忠谏渠道，致使官员远君子，近小人，逆淘汰自废免疫力，腐败横行成灾。专制的绝症是腐败，腐败的条件是特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掌握特权的专制者谁愿意忧患？谁不喜欢安乐？道德自律，是专制者们对别人的要求。他们自己不仅视道德为粪土，连法律在他们眼里也只是一个屁。所以，不受监督的特权阶级的腐败是必然。但腐败是另类自残，近似吸毒。小腐小败，大腐大败，没有例外。
阅读更多和其他试图把媒体关进牢笼的野心家一样，普京脑中大概有这样一条逻辑链。首先，媒体报道的密度和倾向性对受众的政治立场、政治知识有重要的影响；其次，这些立场和知识对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和政策后果；最后，媒体环境是否自由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报道密度和倾向性——因此，一些政治目标可以通过控制和垄断媒体来达成。如此看来，普京可能下了一步好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推理的三个前提都是正确的。近几十年的经验研究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证据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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