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

自由亚洲 | 香港回归15年 民众满意度创新低

香港回归中国已经15年了。有媒体报道,香港民众对回归后的满意度创新低,香港民间团体号召举行7-1大游行,抗议贫富差距加大,呼吁反腐败、争民主。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星期五中午抵达香港,参加香港回归15周年庆祝活动及香港新一届政府的就职典礼。有民间团体发起7-1大游行。美联社29号报道说,有很多香港人认为,梁振英是在北京当局严重干预下才成为候任特首,港人要求民主的呼声愈发强烈。香港民主党就梁振英处理自己的“违章建筑事件”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七成受访者不相信梁振英不知道自己的寓所有违章建筑,认为梁振英诚信有问题的也将近七成。 目前旅居香港的大陆资深网络评论人士北风星期五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香港市民将在明后两天举行示威游行。除了每年传统的“七一”大游行、之一梁振英的“违章建筑事件”外,香港支联会、民阵等十几个民主派团体还将发起 “追究李旺阳死亡真相游行”。因参加1989年民运,“6-4”镇压后被判重的刑李旺阳,不久前在医院离奇死亡。北风说: “李旺阳这个事情是由香港媒体报道,然后几天之后发生离奇死亡的事情,所以香港民众当然觉得自己受到一个非常强大的挑战。超出了他们可以容忍的底线。让大家看到显而易见的疑点的情况下,还完全没有任何解释,这对民众的心理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北风还表示,在香港回归中国15周年之际,香港民众对自己的未来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担忧。香港民众已经定了个时间表,争取在2017实现特首和全部立法会议员的“双普选”,但最终能否落实,还有待观察。 “特首的候选人会不会有一个严格的门槛,这都是香港民众所担心的。 例如:梁振英在选举的时候他也声援要为二十三条立法。香港民众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东西,这在未来都是有一些变数和挑战。”  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告诉本台记者,在香港回归之初,受英国殖民统治长达一百年的香港人对中国大陆有一种特殊情怀,中国当局也承诺“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政策50年不变。但15年来,中国政府一而再、再二三违背诺言,让香港民众越来越看清中国政府的本质。张伟国说: “比如讲基本法规定了港人可以普选,但是屡次地被全国人大用法律解释的名义来推迟香港普选,香港社会的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以至于官员的腐败都受到大陆恶劣风气的影响。” 张伟国认为,这15年来,中国大陆的确对香港推行了很多有利经济发展的措施,胡锦涛此次香港之行也带去一些惠港举措,港人称为“派糖”。但港人的表现是“礼物照收,游行照去”,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大陆如果不进行宪政民主改革,香港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张伟国说: “大陆本身通过政治改革实行宪政,那么香港还有希望。否则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已经看得出来是固有的一个手段,好坏无非是糖派的多还是太少,不会有一些根本性的放松。” 香港特区日前公布的2011年基尼系数显示,香港贫富差距为40年来最严重。美联社报道说,本月初香港大学的一项研究调查表明,37%的香港人表示不信任北京,是1997年7月1日回归以来的最高比例。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香港人数量为近13年来最低。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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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胡锦涛周五抵港访三天 戒备森严民间示威遭打压(图)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周五抵港,展开一系列有关回归庆祝及为新政府就职典礼监誓等活动,警方动用大批警力,安保措施密不透风。泛民主派周五起已发起示威活动,周末还组织游行,向胡锦涛表达诉求。    图片:支联会开宣传车迎接胡锦涛(心语摄)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周五上午乘坐专机抵达香港,展开为期三天的访港行程,出席香港回归十五周年的相关庆祝活动,在他下榻的湾仔君悦饭店一带警方已严密戒备,此前湾仔周围已被安置了比人还高的水马。 胡锦涛访港期间,将参观香港的基础建设以及探访预先安排好的市民、官员等,重头戏是出席回归15周年活动和为第四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监誓。七一当天上午胡锦涛便会离开香港。在严密的安保措施下,警方要求预备发起抗议的泛民主派团体在远离安保区外进行示威活动。许多团体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支联会和社民联都将在周末发起游行,支联会也在周五将一辆上面印有平反六四以及彻查李旺阳死因标语的货车开到机场迎接胡锦涛。 胡锦涛周五中午抵达时在机场发表简单讲话表示,“在未来的两天多时间内,我希望多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香港的发展进步,深入了解香港市民的生活和期盼。” 而胡锦涛车队经过东涌一条天桥时,社民连在桥上挂出平反六四的横幅,但遭到警方的暴力制止,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在附近示威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赶来声援。当时场面一片混乱,有不少人因为与警方的冲突在混乱中跌倒。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向本台表示:我想我们希望很多的民众参与活动,游行到会议展览中心,向胡锦涛抗议李旺阳的事情。当然警察在处理请愿的时候把我们放在比较远的地方,所以我们还在争取靠近胡锦涛下榻的酒店,去表达我们的意见。这两天我们也出动了一辆宣传车,希望追踪胡锦涛的行程,发表一些我们的宣传,让胡锦涛和他的随员能够看到我们的立场。 下午四点左右胡锦涛来到石岗军营视察并检阅了解放军驻港部队,受到检阅的解放军部队共有3000多人,创下回归以来之最,其中也包括了女兵。此次登场的装备包含了Z8和Z9型号直升机,以及多种装甲车以及附属的导弹及装甲车,现场陪同胡锦涛的嘉宾共多大4000人之多。而因台风的到来,此次阅兵比原计划周六提早了一天。 傍晚胡锦涛出席了香港现任特首曾荫权举办的家宴,候任特首梁振英夫妇则在门外迎接。 香港回归十五年来,新闻自由不断倒退,末代港督彭定康日前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港人在捍卫自由上不够积极,他说,香港人继续运用这些自由,是极重要的。希望港人不要忘记公民自由的重要及对民主的追求。 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梁耀忠表示,候任特首梁振英在低民望低支持加上无诚信的背景下就职,相信未来施政困难:我觉得没有什么人会支持他的。像他这样没有诚信的人,他讲的假话很多,没有几句实话。我们怎么相信他讲的话是真的,他也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背后是中国政府希望谁当就谁当。 港大最新统计报告显示香港在经济、政治和民生方面民众满意度创下八年来的新低,下跌到74.4%。而因六四以及最近湖南民运人士李旺阳死亡引发的不满情绪更不断攀升。 香港《明报》周五的社论表示,“现在,香港政局乱作一团,正是政治生态恶化、政府管治失效的脚注,可以说,‘一国两制’在政治事务方面,正受到极其严峻考验。今日,会展区出现的水马阵高墙,正是香港乱局的写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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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回归15年,香港能否成为民主试验田?

香港在回归大陆的15年是充满摩擦和震动的15年。一方面,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发展如日中天;而另一方面,北京许诺的民主却以蜗牛爬行的速度缓慢前进。 1997年7月1日,当英国国旗在香港降下的时候,这是非常情绪化的一幕。外面下着瓢泼大雨,人们对于香港的未来充满了太多的不安。 不过香港绝不是一个留恋过去的城市,人们很快就擦干了眼泪,收拾心情重新出发。15年后的今天,作为中国日益繁荣的贸易中转站,作为与伦敦和纽约齐名的全球金融中心,这个当年英国的殖民地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光彩夺目。香港人口增长到了700多万,生活水平也达到世界顶级水平。此外,1997年的时候很多人绝对不会想到的是,威权统治的北京仍然基本上维持了原先的诺言。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仍然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司法也是基本独立。 繁荣的景象下藏着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 自由得之不易,民主需要抗争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负责人鲍朴对记者表示:”香港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只要我们坚持对它的追求。当然这种自由总是一再受到威胁,比如自我审查、对于大陆影响力的恐惧等等。但是我想只要我们坚定对自由的信念,香港就能保住这一份自由。”他出版的书籍大多是在大陆不能发表的,那些对于北京政府来说过于敏感的作品,都能在这里找到平台。 然而,中国政府在这里的影响力日益增长,这也是不容忽略的事实。在政界、商界、媒体–甚至在大街上也能看出这一点。在过去的一年中,到香港观光旅游的大陆游客有3000万,他们带着大把的钞票来这里消费。不过,他们的钱还不仅仅是花在了奢侈品上面,还有很多大陆的孕妇到这里来分娩,而且由于那些大陆富商到香港来买房炒房,导致这里的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这也在香港市民当中引发了对大陆客的反感和抗议。此外,大陆不断发生的侵害人权事件也使得香港人感觉与自己的”祖国”越来越疏远。根据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只有17%的香港市民在身份认同上首先认为自己是”中国公民”,这一比例跌到了12年来的低谷。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自己就是香港人。 大部分香港市民也渴望实现自由的普选。本周日,也就是香港回归15周年纪念日之际,新的行政长官梁振英将宣誓就职。他是通过一个忠于北京的选举委员会推举出来的,而不是民众投票选出来的。而且在所谓的”选举”当日,香港还出现了大规模的示威。 一位示威者说:”我们是在为自由而战。中国政府想要操控香港特首的选举。这是不行的。他们说过,我们港人可以自治。但他们没有信守这个诺言。” 不管声援刘晓波,还是艾未未,香港人总是替不少无法抗议的大陆人发出了心声 香港将是中国的民主试验田? 不管怎样,北京仍然许诺,在2017年的下一次行政长官选举中,香港全体市民可以参与投票,以民主的方式选出自己的特首。当然,参选的候选人要怎么来确定,由谁来确定,这个目前还不清楚。长期来看,香港政治学家戴高礼(Michael DeGolyer)仍然抱有乐观的态度: “中国的改革压力非常大,而且这种压力还在与日俱增,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是如此。中国的体制运行方式通常都是先试验,看看效果,然后再把成功的范例推广。我坚信香港在民主方面将担当先行者的角色。” 在7月1日梁振英的就职典礼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将亲自到会。香港各民间团体也早已宣布,要在此期间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香港市民要再一次明确表达自己对于社会不公正、缺乏民主等问题的愤怒。不过,对现实不满并不代表着港人就留恋过去,如今也几乎没有人会去怀念当年的殖民地时代。 作者:ard 编译:雨涵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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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 (2007年旧文)语言暴力与历史债务

2012年06月29日 16:37:35   ——从没有加上引号的右派说起     章立凡     今年是“反右”五十周年,有媒体朋友希望我写一点作为“右派”后人的感想。“反右”是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我的父亲章乃器只是当事人之一。如果仅为一人一家之事,就没必要多费笔墨。     十八年来,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签名活动,今年虽有禁口令,但我却破例了。我愿意和其他人一起,站出来为这段历史讨个公道,是因为理由正当。到目前为止签名两次,接受电视采访一次,报刊采访两次。但签名时略有一点遗憾,因为签名的文件上,对“反右”和“右派”这两个名词,没有打引号。     按我的行文习惯,凡遇这两个词以及“文革”,必加引号。所谓“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是反人类反文明的罪恶,从来就不是什么革命。“反右”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同时也是共和国历史上重大的违宪事件。这两宗历史罪案的主使人,至今没有受到彻底的清算。     综观当时所谓“右派言论”,无非是依据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对体制内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提出批评,提出了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这在任何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都无可厚非。按照国际通行的政治学概念考量,这些人其实是左派,只是由于毛泽东指鹿为马的语言暴力,才被扣上“右派”帽子。邓小平本人是“反右”的主要执行者,其后来所谓当时有些人“杀气腾腾”的说法,实来自官方媒体关于葛佩琦要“杀共产党”的歪曲报道(经复查业已否定);关于邓提出的“反右”正确、错在“扩大化”一说,也历来有文过饰非之讥。     这些语言暴力的后遗症沿袭至今,以致于当年的受害者及其后人,也默认了“右派”这个名词。而在某些官僚心目中:“右派”摘了帽子是“摘帽右派”,“右派”被“改正”了是“改正右派”,甚至“右派”的后代也是“右派”——“文革”中的“血统论”阴魂不散。     “文革”结束后,随着对“右派”的“改正”工作提上日程,我曾写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对父亲的“右派”冤案提出申诉。当时民建、工商联的主要领导人都主张给父亲改正,但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来自当年的某些整人者。一九八○年,经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执政党领导人决定,将他从原定“不予改正”的名单中移出,放到“改正”名单中的第一名。     据说民主党派中的某些“左”派人物,对父亲的“改正”表示不满:连章乃器都改正了,我们这么多年不是白干了吗?!好像他们这么多年只干了一件事——打倒章乃器。后来也一直隐隐约约存在某种说法:章乃器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改正带有照顾性质,主要是考虑到他历史上对革命有贡献云云。一九九五年出版《中国民主建国会五十年》一书时,当时民建的一位主要领导人,曾特别指示将一九五六年民建一届二中全会对父亲“两面性”观点的批判写入此书,并引用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肯定评价,以证明批判的正确性。而对“反右”中的错误批判,则只字未提。在叙述民主建国会的历史时,也有意无意地淡化章乃器的历史地位。     一九九七年筹备“纪念章乃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述说法重新浮上水面。在起草中共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的讲话时,原稿在对父亲当时言论的基本出发点予以肯定的前提下,有两处谈到“有些观点虽有错误”、“或有某些错误”。所谓“错误观点”,我推想是指“反右”中遭到批判的“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等言论。     根据王部长指示,将发言草稿征求两会(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及家属意见。我随即致函王部长:讲话稿未指出父亲具体的错误所在,这就有可能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猜想和解释。“父亲现在已是历史人物,他所经历的时代也已成为历史。……为避免引起误解和疑虑,对历史上一些涉及民族资产阶级、难于表述清楚的争议点,可在将来某个学术会议上由历史学家们去从容探讨。在纪念座谈会这样的政治活动场合,如果不能具体说明并评价这些争议点,不如简要概述父亲曾被错划为右派,已获平反改正的事实。”并表示:当时引起争议的主要观点,“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家属持保留意见(详附件),并希望同研究这个问题的同志有所沟通。”     在附件中,我除简述父亲当时的观点外,又加了一段按语:     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评价问题今天依然存在,但随着新形势的出现,其内容又有新的改变。例如:     一、国家领导人中一些原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如荣毅仁、王光英先生,他们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在国内外都被称为“红色资本家”,他们自己也不否认这些说法。     二、在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构想下与我方合作的香港大资产阶级,例如李嘉诚、霍英东、董建华等,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或团体,是中国共产党团结的对象,不是白色资产阶级。如何评价他们的政治色彩和两面性,就是一个新的问题。     三、近十多年来国内出现的大量私营企业家,有不少人的企业规模已超过解放前的大资本家。且不论他们是否应划为资产阶级,这些人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获利,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拥护党的领导和改革开放政策,政府也鼓励他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他们的政治色彩如何标注,其两面性如何估价,也是一个新的问题。     显然,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会有不同内容、不同程度的两面性,以及不同的政治评色标准。应该说任何事物都有积极面和消极面,而这种两面性随着时间和环境的转换而消长变化,并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这些问题可以用发展的眼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继续探讨,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无法经受住历史的检验。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民建、工商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章乃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王兆国部长在发言中说:“章乃器先生是一位英勇的爱国民主战士”,对他“一生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民主精神和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光荣历史,对其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中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深切的怀念和敬佩”。发言中对“反右”作了如下表述:     他曾就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等一些理论问题进行独立的思考和探讨。其中相当一些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有些观点虽然引发了争议,但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和是非问题。1957年由于“反右”运动扩大化,章乃器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显然,这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表述。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和是非问题,是可以从历史角度继续探讨的。父亲诞辰一百周年前夕,我曾撰写《风雨沉舟记——章乃器在一九五七》一文,在大陆和香港杂志上发表;并编成《章乃器文集》两卷,其中收入了他在一九五七年的言论,也获准在大陆出版,并在纪念座谈会上分发。     今年是父亲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去年我将历年所发表的有关文章,结集为《性格即命运》一书,拟在今年出版作为纪念,经出版总署送中央某部宣传办审读,结论是:“书稿在政治把握、史料运用、观点评价等多方面,都存在问题”,“特别是明年恰逢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该书不宜出版”。出版总署只是个执行机构,此书胎死腹中且告诉无门,命运比“禁书”还不如。     结集出书纪念先人,本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性格即命运》一书中收入的文章,也都是历年公开发表过的内容,何以结集出版就“不宜”了呢?何以在一九九七年尚可发表、出版的历史选题,到二○○七年就连“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和是非问题”都不容探讨了呢?只能有一种解释——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在当前政治环境下发生了变化。     父亲生于一八九七年,故于一九七七年,中国近现代史逢“七”多事,他在一九五七年误中“阳谋”成了“右派”。生不逢时,死获“改正”,差堪告慰,既然“改正”,说明当局承认有错误。错而能改本是好事,可又不许说五十年前的错事,这就有点奇怪了。对真实历史的病态恐惧,反映出现实中的极度不自信。     “特别是明年恰逢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该书不宜出版”?纪念一位二十七年前“改正”了的“右派”,与“恰逢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有何关系?“改正右派”是否仍被视为另类,我不得而知。从字面上看,这至少一种“泛政治化”的奇怪逻辑,等于是说:“谁叫你父亲生年带‘七’?” 与那句“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的名言如出一辙。     我过去没有参加要求补发“右派”工资的签名,但并非不支持——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容剥夺。五十五万五千多“右派”加上被划“中右”者,以及被株连的家属,据估计不下三百万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人身上、精神上的侵害乃至生命的代价,远不是金钱可以补偿的,补发工资只是最低要求。     一个国家是否有资格当“大国”,也要看它能否善待自己的人民。既然“文革”结束后“走资派”的工资可以补发,“右派”要求平等的国民待遇是否过分?既然“农民工”的工资不许拖欠,“右派”的地位是否比“农民工”还弱势?既然非洲国家百亿的债务可以免除,拒绝补发“右派”工资是否意味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既然“公仆”每年可吃喝挥霍九千亿的公款,难道付不出一点零头换取社会稳定?     历史真像个讨债鬼,凡有欠债,必定记账计息,一年一小讨,五年一中讨,十年一大讨。如果欠债不止一笔,还清之前永无宁日,令“和谐社会”徒托空言。如今每年自“两会”前开始,三月至六月是讨债的高峰期,届时有关部门神经高度紧张,周而复始地应付“债主”。年年难过年年过,死要面子活受罪,历史债务越背越重,这样的日子好过吗?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当今的中国执政党领导人,既然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也须承担他们遗留的历史债务。如今什么都讲究与“国际接轨”,唯独一遇敏感问题就强调“中国特色”。按照国际公认的普世价值观,清偿历史债务不仅是负责任的政府和政党的本份,也是其合法性的标准之一。     我过去说过:历史既然是科学,从来就不是“宜粗不宜细”的,对毛搞“凡是”行不通,对邓搞“凡是”也同样行不通。因循党派史观对待历史,则难于接受历史教训。执政党改革中面临的意识形态僵化、腐败低效和官官相护等现象,就与一九五七年群众所批评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一脉相承。     在民主成为世界文明主流的今日,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需要再度提示的是:历史债务是合法的“钉子户”,暴力拆迁的时代该结束了。对受害者公开道歉并给予合理的赔偿,才是彻底的解脱之道。     二○○七年清明节  北京风雨读书楼       上一篇: 胡耀邦治丧手记(炎黄春秋)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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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北京任命梁振英政府班底 胡锦涛在港料遇多方抗议(图,视频)

北京国务院周四任命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主要官员,他们当天下午召开记者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七一访港,警方安防措施及设立的示威区域引发多个计划发起抗议行动的团体不满,他们表示,届时会发起游行示威,让胡听到港人的声音。 Photo: RFA 图片:外界就李旺阳死亡事件继续发起抗议行动 (心语摄) 下载视频文件 香港回归十五周年将至,近日饱受违建攻击被要求辞职的候任特首梁振英在获得北京全力支持后,外界预计他将于七月一号上台就任。 北京国务院周四委任梁振英的主要官员团队,其中林郑月娥为政务司司长,曾俊华为财政司司长,袁国强为律政司司长。 现任特首曾荫权祝贺新团队,并向离任的众司局长致谢。曾荫权说:“我祝愿下一届特区政府政通人和,为香港开创更光辉的未来。” 周四下午梁振英与获中央任命的司局长等主要官员,在新政府总部会见记者,梁表示,他期望在未来5年任期中,可提升市民生活水平,并令社会和谐,令市民对未来拥有希望。 而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因身兼广东省政协委员,曾被多次追问过会否辞去这一职务。记者会上他宣布,已经辞去广东省政协职务,并已经获得有关方面接受。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本周五来港参加各项七一回归活动,此行也为刺激香港经济带来“大礼包”,包括有经贸、金融、旅游,等方面的优惠措施。据了解,在经贸方面将在原有的CEPA协议下做补充协议,放宽港人在广东投资开展个体经营范围,在金融方面也推动人民币离岸结算产品,利于香港资金在内地长期投资,在文化方面也为港产粤语片进入大陆市场提供便利。周三就公布“大礼包”此举被看做是提前为“七一”大游行降温灭火。 此前香港警方已就“七一”大游行部署安保措施,不仅在胡锦涛下榻的酒店外准备好铁马备用,也划分了安保区域,但引发外界不满。 泛民主派就七一游行周三召开记者会,民主党主席何俊仁表示香港的自由空间正在缩小,他认为港人不会逆来顺受。 何俊仁周四向本台表示:我们准备向特别委员会上诉希望改变警方不合理的决定,抗议的目的是要领导人听到我们的声音,现在我们想通过法律的手段来改变警方的决定,我们还是用各种方法争取让我们的游行示威能让领导人看到。 记者:都有哪些抗议行动? 何俊仁:会就平反六四,释放刘晓波,调查李旺阳的死因,我们会连同多个团体将胡锦涛活动的地方包围起来,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抗议。 社会民主连线成员陶君行告诉本台记者:我们去示威就是要表示我们对他们还有信任,如果我们对他们没有信任和期望,我们怎么会在他来港的时候表达意见呢。 记者:社民连这几天会有怎样的抗议活动呢? 陶君行:现在还没有具体的决定,我们还不知道他们行程,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公布行程,他很怕面对反对他们的民众,香港是一国两制的地方,在内地他们可以消音,在香港不行。 泛民主派呼吁市民在七月一日踊跃上街,并呼吁参与的市民穿上黑色衣服,以表示对行政长官曾荫权及候任行政长官梁振英的不满,同时也要向访港的国家主席胡锦涛表达,要求北京当局公正处理严肃调查李旺阳死亡真相的诉求。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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