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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进入专题 ： 邱会作    ● 丁东 （ 进入专栏 ）       时间过得飞快，文革转瞬成为历史。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世的只剩下汪东兴一人，其余都已作古。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留下的回忆录和口述史，显得特别珍贵。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錫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等21人，候补委员有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四人。到目前为止，只有陈锡联、许世友、李德生、汪东兴有成本的回忆录和口述史在内地出版，李雪峰生前完成了回忆录《文革十年》，只在期刊上选登了两章，其余尚未发表。陈伯达去世以后，儿子陈晓农整理出版了《陈伯达遗稿》和《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美国女学者维克特出版了《江青同志》，披露了文革中江青和她几次谈话的详细内容，算是一种独特的口述史。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篇幅比较大，都是他们自己晚年精心撰写，不受官方结论束缚，去世后在香港出版，引起史家高度关注。这三部回忆录，就出版时间而论，以《吴法宪回忆录》为最先；就史料价值而论，以《邱会作回忆录》为最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革史料学已经进入吴李邱时代。     下面，我仅从三个方面，谈点读《邱会作回忆录》感想。     其一，这部回忆录独家披露了史家从来不曾涉及的若干高层政治决策。     在通常情况下，中共都是预先内部商定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名单，才召开党代会。但九大例外。1969年4月24日九大闭幕，政治局的候选名单还没有。次日晚上，汪东兴电话通知：主席要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立即到中南海主席那里开会，实际上是商议“组阁”。对于政治局候选名单的产生过程，五个当事人都没有留下回忆录。但黄永胜当时向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详细介绍了在主席那里开会的情况，九届一中全会后与邱会作又有私下交谈，所以，《邱会作回忆录》就是有关九届中央政治局“组阁”过程最重要的史料了。     邱会作记述：林、康、周、黄四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主席首先说了话，他说：“一中全会怎么开法？我看全会没有别的议题，就是选举中央政治局。选举政治局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走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的办法，不提名单，只提一个数目范围，这个办法叫民主，但这又要时间；二是先搞出一个名单出来，为避免个人独裁，还是由恩来、康生、永胜三人先商量一个名单出来。我同林彪同志不参加你们的提名工作，我们两个是幕后。”林彪说：“政治局人选的方针，原则请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据。”毛主席说：“那只好叫独裁，那我们还是五人独裁吧！”周恩来说：“政治局委员定多少人，请主席定个数字，这对考虑人选有密切关系。”毛主席说：“我看政治局委员，可以定为25至30人，多了更难安排，平时开会也不方便。”     三人小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内，几乎与外界不产生任何联系。周总理交代：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电话可以接之外，其余任何地方的电话都不准接。     三人小组产生的第一个名单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董必武、朱德、刘伯承、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錫联、汪东兴、叶剑英、谢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二十三人。关于江青，黄永胜在讨论中表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应讲功劳，但不一定要当选政治局委员，这是为了主席，为了大局。康生一听就火冒三丈。会后总理对他说：“你太不懂了！”不懂什么？总理也不讲。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毛主席看到了上报名单。主席对上报名单基本满意，只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在王效禹、叶剑英的名字下面划了一个杠杠。后来主席说，我看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林彪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也打了一个大叉。     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总理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这样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着头皮留下来。”黄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     在新的名单上，毛主席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彪同上次一样，收到名单即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二十六日晚上，三人小组继续在一起工作。周恩来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进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十二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二十七月上午十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了毛主席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的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毛泽东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总理等三人接着就到林彪家里去了。叶群接待了总理等三人之后，自动回避了。周总理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从现实的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黄永胜紧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林彪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最后，在毛主席住处开会，确定了二十五人的候选名单。毛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只好就这样了，有责任由我承担！”接着，毛、林、周、康、黄五人在名单上签了字。     毛主席又说：“中央的领导机构，力求简单权力集中的原则。政治局常委由五人组成，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请大家考虑是否合适？”林彪、周恩来带头，一致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原则。大家都同意主席的安排，毛主席最后说：“我也同意。”     纵观以上过程，中央领导机构的产生十分微妙。有人据此分析毛泽东的本意是既不赞成江青进政治局常委，也不赞成江青进政治局。我认为，不赞成江青进常委，应是毛泽东的本意。此前在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一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说，一月十日收到河南省地方国营五三农场某人给总理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提江青同志为‘九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并说希望“江青同志兼任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曾经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九大）代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但根据毛泽东两次在江青的名字上划叉，就认为毛泽东不赞成江青进政治局，是有疑问的。毛泽东一言九鼎。他不让谁上，谁就不可能上。李讷、毛远新都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王效禹也没有进入政治局。但他在江青的名字上划叉，加上了叶群，却有深意存焉。无论是资历，还是政治影响力，江青都超过叶群。如果真心拿下江青，就没必要加上叶群。周恩来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思，所以把江青和叶群一起列入了候选名单。这样，原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温玉成外，全部进入了政治局。这也是对九大以前权力格局的承认和延续。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否定了造反起家的地方领导干部王效禹，却提名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干部纪登奎和能够“一碗水端平”促成大联合的军队干部李德生进政治局，表明了毛泽东新的政治考虑。     其二，这部回忆录开拓了观察党史军史的新视角。邱会作参加红军以后，大部分时间从事后勤工作，对中共建政前后财政机制的运行都有深切的感受。比如红军东征的动机，延安大生产的起因，中央派他到新四军筹款，以及六十年代中国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他都有独到的观察和体验。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被称为“五七指示”。这封信的起因就是林彪送上的邱会作主持起草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部队为什么要搞农副业生产？此事要追溯到三年困难时期。当时食品供应紧张已经殃及部队，地方不能保证粮食供应，个别地方无粮供应，凭证买不到肉食和食油，有钱买不到蔬菜。邱会作讲了三个例子：1961年夏天驻山东的部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干，有时一星期也领不到一颗粮食。地瓜干又是1958年、1959年存下来的，原来根本不是当口粮的，而是做猪饲料，多数都是有霉点的，吃这种地瓜干苦得难以下嚥：1961年秋驻河南周口的部队吃的面粉，有百分之二十以上都有杂质，树叶、草、麦杆等都有，这种面就像麦麸子拌干草喂牲口吃的细料差不多；1961年驻四川绵阳部队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壳、砂子、泥土等。他说，这是我亲自在部队看到的，同部队一起吃过这种粮食做的饭。这样做是粮食不够充数而为的，部队的粮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东西，每人每天真正下肚的粮食也就是一斤多一点，战士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青人，见天吃这种饭能行吗？粮不够。瓜菜代，当然是出路，但部队哪有瓜菜？蔬菜、肉食、食油都没有，多数部队一年也尝不到几次肉味。凭票证领不到东西，这种生活不能长期下去。     当时，部队固然吃不饱，地方挨饿的现象更严重。周恩来让邱会作参与过几件救灾的事。1960年5月，广西横县驻军给邱发了一个电报，称政府机关因饥饿不能工作了，要求借军粮。周恩来让邱去秘密调查。邱到横县一看，县委书记躺到床上起不来了，有气无力，作揖流泪，伸出四个手指，意思是四五天没吃饭了。原来这个县为了保“卫星县”的名誉，断粮也不敢报灾情，已经饿死一千多人，每天还在死人。1961年冬，玉门、酒泉灾情严重，甘肃省委不报告，周恩来只好让邱会作拨出军粮调汽车星夜兼程送到村里，早一天送到，就少死好多人。1962年夏天，吉林农民因为没有口粮，必须上山下河采野食度荒，不能锄第二遍草。有人提出，如果能供给一千万斤粮食，全省主要产量区锄第二遍草，当年可增产十亿斤以上。为此，周恩来又让邱会作借出一千万斤军粮，秋后归还。     当时，来部队的家属猛增。家属极大多数是专门到军队吃饭的，而且不打算再走。他们说：“横直是饿死，死在家里，还不如在部队死在自己的亲人面前。”     军队困难，国家更困难。军队向国务院多要粮食也张不开口。于是，在1960年冬天由贺龙主持的军委常委会上，邱会作提出“自己动手搞生产，别无他法。”当时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提出异议，怕影响突出政治。罗瑞卿向贺龙提议，由邱会作起草一个军委给中央的报告。于是，邱会作到北京周边部队调研，在1961年2月起草了一个军队动手搞农副业生产保证自己供应的电文，上报罗瑞卿，一周没得到答复，又直接报给林彪，才得到支持。有了这个文件，全军开始种菜，养猪，生产粮食和副食，大多数连队都有了一块菜地，一个猪圈，一个作坊，当年就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部队再没有人得浮肿病。     从此，军队开展农副业生产不但合法化，而且成为长期方针固定下来，并影响到阿尔巴尼亚、古巴、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军队，《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毛泽东的信传达到中央军委，总政主任萧华对邱会作说：“恭喜你得了大奖。”     “五七指示”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的范围。其主要影响有二：一是体现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借重，对军队的借重，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成为一时之风。二是勾划了一幅新的社会蓝图。军队要成为亦工、亦农、亦学、亦民的大学校，工、农、学、商和党政机关也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各行各业都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文革中，干部下放劳动的机构称为“五七干校”，其他职业的人到农村劳动称为“五七”道路。后人研究毛泽东的社会理想，都不能回避“五七指示”。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度荒的起因，反而无人注意。     其三，这部回忆录还触及了中国革命最深层的负面因素。邱会作15岁参加红军，18岁担任红军总供给部机要统计员和政治指导员、机关党支部书记，掌握中央红军全部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的统计数字，上级是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1934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叶通知邱去接受一项特殊任务，周恩来要亲自交待。周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啊，你就是邱会作，名字我早知道了。在我们家乡，不满二十岁的人还叫小孩。你现在就参加处理红军战略上的大事，这叫‘小人办大事呀’！”周恩来交代任务说：“我们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准备。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毁。另外，要把大量的浮财埋掉。几个仓库里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毁了。东西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要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当地人和厂里的工人察觉我们的意图。要是知道了，传出去了，就会对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引起动摇，于当前的斗争十分不利。你们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采取夜间行动。这是一项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邱会作按照命令，迅速处理了水头寨的仓库物资、桥头镇的大型弹药库和江面镇的红军兵工厂，和叶季壮一起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赞扬：“你说得很好，很简明，要点也突出。我知道了你们出色的工作。这么一项复杂的事，被你这么顺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还这样年轻，思维能力很强，大有前途！今后你要下功夫学，让你的文化与你的思维能力能够成正比例发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给你下了一个学习文化的任务，下次再见面我就要考你了。”当时，邱会作把自己钉的本子送到周恩来面前，请他写几句话。周恩来拿起笔写了：“诚实、勤奋。周恩来，一九三四年八月。”邱会作完成特殊任务之后，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1934年10月初，长征就要开始了。他发现国家保卫局派来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他，上厕所也一步不离。因为邱知道红军的全部实力和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机密，怕他开小差，于是决定将他彻底“保密”，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队就动手。一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邱会作绑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邱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凑巧在押解执行的路上，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见状大吃一惊，立即问周恩来，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邱会作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邱被松了绑，跟在叶季壮马后，跑回供给部。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埋怨杀人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会儿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叶季壮和邱会作立即到他那里去。到了周那里，看见张炎和也在。邱没有进去。过了一小会儿，叶季壮和张炎和出来了。周恩来看见邱会作，握了握他的手说，决定免他一死，还要特别保护，带着一起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的事要绝对保密。1936年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永坪，邱会作任粮秣处长，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李克农、邓发等人也在一起。几个人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看报聊天，一次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在这部回忆录里，邱会作记述了当时军械科科长胡子昂、总供给部管理科长李跃冤死的经过。他说：“那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革命队伍中的‘活阎王殿’，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何方在《送刘英大姐远行》中记述：“一次毛泽东找张闻天商议七大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她就在场。毛泽东还特意问她：‘刘英，你也是三朝元老了，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讲点嘛。’她只说了一句：‘别的我没意见，就是邓发不能上，他杀人太多。’”（《何方谈史忆人》15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邓发果然在七大落选中委。可见当时党内心态之一斑。邱会作评论：“当时中央苏区正是王明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别说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也可以杀人。随便杀人是王明路线的罪恶之一，多少人都成了王明路线的冤鬼！”邱会作的书有不少地方突破了陈陈相因的流行理念，但这里把罪恶归之于“王明路线”，还是落入了窠臼。邓发也只是政策的执行者，王明当时远在莫斯科，对红军的影响力更是有限。何方先生对“王明路线”这种习惯性说法的产生过程已有详细分析。我想，还是应当反思这场革命对人的个体生命的基本理念和行为，才能从根本上总结血的教训。          （《邱会作回忆录》，上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 进入 丁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邱会作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419.html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3 次 更新时间： 2011-08-31 16:51:37 郭娟：郭沫若的身后名 标签： 郭沫若 ● 郭娟       这些年，郭沫若声誉不高。自从被目为“御用文人”后，除了一般研究者循例做研究之外，郭沫若这个名字很少被提及，可谓身后寂寞。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女神及佚诗》，其中收纳了初版本《女神》和散佚在报刊上未汇辑成集的郭沫若在“《女神》时期”创作的大量诗歌作品，使读者和研究者可以获得一个完整的、历史原初状态的印象。学者自然是关注的，但该书印数仅有2000册。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这句郭老调侃自己的“打油”诗句，似乎已成了对诗人郭沫若的一般观感。有谁还记得《女神》在五四时期给中国诗界、给中国带来的巨大震撼？一个叛逆的、反抗的、自由的形象，就在“御用文人”的驯顺、荣宠与隐忍的背影之后渐行渐远渐模糊了吗？     还好，日前在郭沫若故居举行了一场《女神》出版90周年的研讨会，纪念那个远去的诗人。有趣的是，主办方将郭老写于1958年的组诗《百花齐放》印制了扑克牌。也许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谈郭沫若了，这位鲁迅之后中国第一文人，所谓“文化班头”，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书法家……     大人物的身后名，毁誉翻覆，从来都与现实相关。这一点，作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最清楚的。在答《新建设》杂志问的一篇文章里，他曾这样阐释：“历史是发展的，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所以，他替曹操翻案，替武则天翻案，他扬李（白）抑杜（甫）……他好做翻案文章。他的翻案文章，如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演出几百场，影响不可谓不大，虽是剧作而不是历史考据研究论文，但毕竟多多少少扭转了人们心中白脸曹操、淫荡武则天的一贯形象，促使许多人有兴趣重新认识历史上的曹操、武则天。不过，作为学术著作的《李白与杜甫》却招致非议，认为是一投领袖所好；二滥用阶级分析方法。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而每每有诗作，郭沫若作为诗人而投身政治。当初毛泽东去重庆和谈，以一首《沁园春·雪》引来众人此起彼伏的唱和；到了晚年，能与他唱和的，似乎就只有郭沫若了。而毛主席的诗词也有许多篇是和郭沫若的，比如那首“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七律和郭沫若》，那首“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满江红·和郭沫若》。毛主席喜欢李白的诗，这对郭沫若是否有影响，或许难说有或无，但从郭沫若一贯的浪漫主义诗风看，他也会更爱李白。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会长蔡震先生在新作《郭沫若画传》中提到一个史料：《李白与杜甫》是“文革”中的郭沫若自己悄悄写的，只因一个偶然原因才被外界所知——当时中苏边境冲突，外交部请郭沫若等学者提供有关历史资料，在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中，引用到郭沫若对于李白出生地的考证，以驳斥苏方的领土扩张。可见著书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趋附领袖。     但趋时是一定有的。那些年月的所谓学术，都受政治环境影响，普遍地用阶级观点分析古人。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学生都能背诵，起首一句“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就根据杜甫草堂之顶有多少层茅草为证据指出杜甫过着地主阶级生活。     那时代是“亲不亲，阶级分”。现在想来，不喜欢杜甫，也不必一定因为他是地主阶级。同样，姚雪垠塑造的闯王李自成竟像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样高大完美，符合“三突出”原则——中学课本还选过，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同学老师一起笑。难道历史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者真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家如何揭示历史真实呢？     蔡震新作提到陈寅恪。1953年郭沫若按照中宣部的提议，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名义致信陈寅恪，请他担任历史二所所长（另外两所所长为范文澜和郭本人）。陈寅恪回信却是回给科学院，而没理会郭沫若。在回信中，他提出了条件，即著名的“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的要求。这实际上就是拒绝。在回信中，陈寅恪以他当年为王国维所写碑铭重申“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并毫不客气地挑战郭沫若，说郭是甲骨文专家，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可以把他的碑文打掉，由郭来重写。他用了唐代韩愈、段文昌先后写《平淮西碑》的典故，把自己比韩愈，自信他写的碑铭“无其器存其辞”（李商隐赞韩愈写的碑文），不会湮没。郭沫若之前对王国维的死因有自己的判断，他认为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但“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这个判断当时在学界影响很大，而陈寅恪看来是不以为然的。     郭沫若与陈寅恪最大不同其实是在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上，一个投入，一个远离。如果要找一位与20世纪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共党史密切相关的文人，一定是郭沫若。他是历史潮头上的人物。五四有他，《女神》惊艳亮相，创造社高张创造精神；北伐有他，攻武昌城，他亲手捆扎攀城墙的云梯；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许以高官厚禄，要将长江下游几个省交他管辖，他却以《请看今日蒋介石》揭穿其真面目；南昌起义，他谢绝了张发奎邀约去日本，赶赴南昌，在白色恐怖中与贺龙一起入党；卢沟桥事变后，他别妇抛雏、毁家纾难，只身回国参加抗战；他与李公朴一起经历“校场口惨案”，他不惧国民党暗杀，在上海各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的大会上慷慨陈辞：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呜呼二公，为和平民主而死，虽死犹生……新中国成立时，他已是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为建设新中国而工作……他的老朋友夏衍说过，党犯错时，郭沫若也跟着犯了错误。他没有活到对党内错误进行反思的时候。他会有怎样的反思，我们无从知道了。     我们知道的只是这样一些历史片段——     “文革”中，他的两个儿子死于非命，他默默承受，甚至没有向他的老友周恩来提起。他把儿子的日记放在书房案头，日日相伴，一字一句地抄写，竟抄了八本。这是怎样不见泪痕悲色的椎心之痛。     “文革”中，他在一本英美抒情诗的空白处，随手翻译了一些他喜欢的诗作，似乎透露了他的内心深处的隐秘的激情，如罗素·葛林的《默想》：     我不能让我的尊严的人性低头     在那冰冷的无限面前跪叩     ……     我有希望、苦闷、大愿，精神有如火焚     ……     如高尔斯华绥的《灵魂》：     我的灵魂是太空！     电在闪呵雷再轰，     日月群星在运动，     时而卷起大台风！     风再起！这灵魂里的浩浩长风终于没能使郭沫若再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1978年6月12日，86岁的郭沫若逝世。人生苦短，人生几何。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学术综合 > 学人风范 > 先生之风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71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经济观察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郭娟：郭沫若的身后名 相同主题阅读 郭娟：郭沫若的身后名 谢轶群：名文人郭沫若建国后为何变得奴颜媚骨 丁东：郭沫若上当 信力建：郭沫若是怎样走向堕落的 方舟子：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周国平：《李白与杜甫》内外 汤守道：浅议《甲申三百年祭》 王东成：艺术良心：文学创作的“通灵宝玉” 李钟琴：郭沫若当年为何敢于大骂蒋介石？ 沙叶新：粪土当年郭沫若 李劼：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话语英雄 陈占彪：我一生最厌恶最憎恨的就是虚伪造作——郭沫若诞辰115年纪念 陈占彪：郭沫若：关键在党的领导，有了政治灵魂！ 陈占彪：郭沫若的“欢乐颂” 珞珈山：沫若祭 张耀杰：郭沫若的叛逆与服从 郭沫若解放后诗选 谢泳：郭沫若与王芸生：谁看清了历史？  

杨支柱与他的两个女儿：若楠（左）和若一。 记者_张小摩 实习记者 温雅琼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注定失败的官司 今年6月，杨支柱终审败诉，对官司不再抱有幻想。 从2009年12月21日二女儿若楠降生那天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就开始成为公众人物。因为超生，学院做出决定，以违反计划生育的原因给予他留校察看处分，并责成缴纳240642元的社会抚养费。杨拒绝上交， 2010年4月9日，他接到了学校的解聘通知。 这起“教授超生被辞退”事件在网上迅速传播，引发媒体关注，上升为一起公共事件。 但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2010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向杨支柱夫妇出示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指控他们 “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其征收“社会抚养费”240642元。 24万，对于一个要抚养两个孩子的大学教授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巨额负担。2010年年底，这个倔强的湖南男人，决定起诉海淀区计生委。他的理由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规定的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并不是“强制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而且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违法生育”这个词；如此高额的“社会抚养费”，显然有失公平。 在《诉海淀计生委行政起诉状》中，杨表达了自己的怀疑：海淀区计生委之所以对他开出高达24万的罚单，正是因为自己多年来一直坚持批判独生子女政策和计划生育实践中的野蛮“执法”，而对自己进行“打击报复”。 “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护，而住在房子里的人却没有生育自由？”这位曾撰文力挺重庆“最牛钉子户”的学者，如此发问。 这起官司，由他的老同事，现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免费出任代理律师，“主要是技术上来切入，比如说行政处罚程序上合不合法，处罚数额上合不合理，并没有想根本上否定计划生育的合法性。” 周泽认为，杨支柱被学校解聘后只发给他600多元工资，扣除有关规定项目后可支配收入不足百元，其妻子在家全职带孩子无收入，被上诉人海淀区计生委，按2009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杨支柱夫妇征收240642元社会抚养费，显然违反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征收的规定。 今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杨支柱一审败诉，海淀区法院认为，海淀区计生委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征收额度也无不当。杨支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今年4月，杨支柱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两个月后，北京市第一中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判决。 对于这个结果，杨支柱不接受也没有办法，“也不能去撞墙吧？只好不理它。” 其实，无论是杨支柱还是周泽，都没有指望通过这起官司改变什么，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官司。 周泽猜测杨支柱的用意：“他可能通过这种‘行为艺术’，达到拷问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目的。” 对此，杨支柱并不否认。 他说：“社会抚养费这块，处理得比我这个荒谬的比比皆是。” 根据杨支柱的调查，目前各地社会抚养费的收取十分混乱，收法复杂，弹性极大。“比如北京，生二胎少的可以收你3倍，最高可以收20倍，三胎收取的标准是6至40倍。” 按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在出生行为发生地、经常居住地、户籍所在地甚至超生儿发现地，都可以征收这个抚养费。尽管管理办法规定：当事人在一地已经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被征收社会抚养费，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被另行解释，“有的省市以夫妻为一个单位收，有的是夫妻两头分别征收……不同省市加起来有上千种可能性。这样一个东西，那你说他收了多少钱，除非你每笔钱都记账，否则你没法估算。” “卖身交罚款” 虽然官司输了，但杨支柱还是请老同事周泽吃饭作为答谢。这顿饭吃下来，结果却被知晓杨家生计状况的周泽，借上厕所之机提前埋了单。 “我知道他家庭负担很重。”周泽说，去年杨支柱去长沙办事，为了节省开支，买的竟然是硬座票。 饭桌上，周泽对杨支柱开玩笑说：“你把孩子抱到计生委去，由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计生委进行社会抚养吧。” 杨支柱很喜欢这个玩笑。他甚至也有这个想法，如果海淀区法院真的来强制执行，自己一定要把孩子抱到海淀区计生委门口去，搞个行为艺术。 2010年10月的一个周日，杨支柱他真的去行为艺术了一把，不过，地点不是海淀区计生委门口，而是中国人民大学西门的过街天桥。 这个地点的选择是杨精心考虑过的：既不会引发交通堵塞，也有足够大的人流量，在警察来阻挠之前，他也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撤退”。 倚在天桥栏杆上的杨支柱，身前擎着一张巨大的绿纸，上书“卖身交罚款”几个大字，以及自己超生被罚的经历：“考虑到卖身之后不能照顾孩子，我希望多卖40万补偿她们，一口价64万元。谁买我，我就给谁当奴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很快，网上就出现了他“卖身交罚款”的照片。杨支柱看后，索性把朋友拍摄的全程视频也放到了网上。 “身”没卖成，却再次在社会引发了对其二胎事件的新一轮关注。 据杨支柱说，这次行为艺术过后，北京维稳部门的人到他家里好多次，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一位负责人甚至还特地请他吃了顿饭，一起喝了两瓶牛栏山，目的只有一个：别再上街。 “等计生政策废除？我等不起” 杨支柱的这场抗争，外界有着不同的解读。 与杨相熟的学者丁东断言说，“这次生二胎事件可以说是杨支柱策划已久的”。他认为，无论是在怀孕前、怀孕中还是生孩子后，杨支柱夫妇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推动人口政策调整。 丁的判断来自于，作为学者的杨支柱，以前关注的领域，大多是民主、法治、人权等问题。杨支柱还曾创办过问题与主义、学而思网站，“孙志刚事件”发生时，他是取消收容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但是三四年前他开始收缩战线了，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对一胎化政策上来了，不但在网上写文章发表意见，而且还想通过自己的个案来推动人口政策的调整。”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杨支柱对此坚决否认，“孩子都是从胎儿来的，不堕掉她肯定就会成为你的孩子。为孩子治病倾家荡产的人很多，这是很平常的事。甚至动物都可以为孩子奋不顾身。我读了那么多书，不能连畜牲都不如。” 第二个孩子的到来纯属意外。 2004年，38岁的杨支柱和陈虹结婚。他曾对妻子说：“你生多少个我就养多少个，我肯定不嫌多。”当时陈虹还在外企工作，收入比杨支柱还高。“二胎”，还是一个他们触摸不到的话题。 2006年，陈虹怀上了第一胎，生下了女儿若一。 三年之后，2009年，陈虹再次意外怀孕。她的态度与丈夫一样，同样选择把孩子生下来。在事后一封发布于网络的声援丈夫公开信中，陈虹说，“老杨喜欢孩子，因为他认为一个孩子对成长不利，容易惯坏。很多独生子女很‘独’，不能接受一个弟弟或妹妹和TA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三岁的女儿并不这样，她强烈地要求有个伴”，“年近不惑的我和已过不惑之年的他，都不是冲动的人，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因为‘理智’太多而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社会意义，那也并非是我们的初衷。” 处罚是杨氏夫妇俩意料之中的事。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逃避，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来然后生完后带回来说是亲戚家的孩子。 或者，也可以学一下杨支柱认识的那位书商，偷偷生了二胎，然后通过请客送礼，只被罚了5万块； 再不然，就像杨支柱还认识的一个大学学院院长，为了要二胎，把自己家大女儿说成残疾，说女儿心脏有个洞，让医院开个证明。“实际上计生委知道你这个是假的，但你给了点钱他就不管了。医院里开个证明，几千块钱就搞定了嘛！” 可是，最终杨家都放弃了，“因为怕麻烦别人，因为觉得没有尊严”。 “他是湖南人，脾气很倔。”不止一位熟悉杨支柱的朋友对南都周刊记者如此说。 与杨支柱交往甚密的周泽则表示，杨支柱不想打掉孩子，固然与自己爱孩子有关，但也与他的个人立场和秉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一直批判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的东西为什么要去追求？可能是秉性的东西在起作用，一种潜在的意识，认为不合理，就用行动去抵制。” 从抗争者到计生制度研究者 就在杨支柱为自己的“二胎”抗争的一年多里，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似乎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2009年底，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和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计划生育制度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这被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 “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达到了当初的目标，少生了4亿人，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田雪原说。他提出了一个“十二五”期间，从“双独二胎”，到“一独二胎”，再到农村“普遍二胎”的渐进政策。 而2011年7月，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表示，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即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生两个孩子）试点的申请。 “这些消息，会不会给你一些乐观？” 对此，杨支柱连着回答了两个 “不乐观”。在他看来，广东省的意图可能是现在申请单独二胎，到2016年申请全面二胎试点。但是他分析认为，1990年以前中国每年女孩子出生1200多万人，而目前每年女孩出生人数不到600万，这样即使以后放开生育，适合生育的女性的人数也极少。 按他的逻辑，“（人口）灾难本身是注定的，我们现在只能尽可能地缩小一点灾难。”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能提出调整人口政策，是值得赞扬的。”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对南都周刊记者说：“但是在人口危机已经开始全面爆发之际还只提放开二胎，是缺乏前瞻性的。” 杨支柱与易富贤相熟。杨在1990年代就从法治角度反思过计划生育，2006年两人开始联系，在人口问题上有着“高度共识”。谈到对杨支柱的印象，易富贤说：“作为湖南老乡，我们在性格上也都比较‘蛮’。” 杨支柱、易富贤两人都认为，现在提放开二胎，已经是落伍的观念。易富贤向本刊分析，要维持出人口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2.1；而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远远比发达国家要高，因此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需要在2.3以上。 “考虑到不孕症（中国目前是1/8家庭不孕）、单身、丁克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易富贤说。 易富贤认为，中国尽早停止计划生育，可为今后节省“动能”，否则，“中国今后将与现在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一样长期在低生育率的泥坑中挣扎。” 对于“生二胎”的态度，杨支柱在三年中迅速地变化： 2008年，他曾与何亚福、梁中堂、滕彪、吴祚来、叶廷芳、易富贤等众学者一起，共同签署了《放开二胎倡议书》；但到了2010年11月，他在题为“必须无条件停止计划生育”的评论文章，明确表示“放开二胎”是错误的；近日，在回答“你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向哪方面调整”时，他说：“没法调整”，“应该彻底废除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 但是，从制度层面来说，他并不乐观。 根据他的观察，现在为计划生育政策改革鼓与呼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经越来越少。“2007年有二十几个人发言，你现在找二十几个人还找不出来。因为说话的好多人都退休了。” 抗争的代价 如果不要因为“二胎”，杨支柱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样子：写论文，当教授，出席各种学术活动。在外界看来，二胎终止了他的学术生命。但谈起这些，他丝毫没流露出后悔之意。“那些学术论文有什么好写的，又没人看。以前我也不搞学术。” 杨支柱被学院解聘之后，先后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毕业校友、五教师上书院领导，称“杨支柱老师从法学的角度，以言论和行动推进这一公共政策的改变，其识其胆，令人敬佩”：希望学校能“善待杨支柱夫妇的选择和追求”，超越现行不合理的规定，对杨支柱免于处分。 但这些陈情，并未获得校方的积极回应。“实际上我现在是失业状态，又不能领失业救济金。”他说。 现在，杨支柱一家挤在60多平方米的房子，位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家属区，室内已经显得非常破旧。 在北京已是房价飞速上涨的2007年，他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购买这套房子，每平方米3720元。被学院解聘后，经济拮据的杨支柱一度想把这房子出租出去，然后带妻子孩子到乡下去住。“学校的房子很抢手，一个月能租到三千七八吧。” 但这个主意，被妻子陈虹坚决拒绝了。 杨支柱目前的收入，主要是为一些报刊写评论专栏，但也不太稳定，“很多地方都没谱，第一是发不发没谱，第二是发了什么时候给钱没谱”。他已经懒得去看工资卡了，“反正从去年11月份开始，应发600多，实发几十块。” 他“下岗”的事情，最初没告诉家里的老人，但后来也慢慢知道了。“都八十多岁的人了，也没有什么意见可表达了！” 杨家走廊两侧墙壁，已经被他两个女儿的涂鸦涂满。 杨支柱指着墙上中规中矩的画，说：“那就是大女儿画的。你说这好看吗？这不就是照相吗？”显然，他更欣赏那些天马行空的图像。 “臆想的，与事物不符的，那才是小孩画的。”这种评价，让人想起了他阐述自己教育理念的那本书—《自由从摇篮开始》。 对杨支柱夫妇来说，孩子的未来，是个敏感话题。 虽然经历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小女儿若楠还是不能上户口。“外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借人口普查时机给超生孩子上户口，但是北京就是不给上的。”杨支柱说。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透露，经过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登记到没有户口的人有1300多万，其中多是超生人员。虽然仅占到全国人数约1%，但仍然是个庞大的群体。 杨支柱也明白，这是一个无证寸步难行的国家，以后孩子要上学，找工作，甚至租房子，都要身份证。但他仿佛一位大战风车的骑士，尽管形容落魄，但还没想去屈服。 对于丈夫的坚持，妻子陈虹淡淡地说：“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走一步看一步吧。” 作为妻子，陈虹并非没有怨言。 生孩子成为公共事件，也并非这位母亲所愿。 现在她最为希望的是，当若楠六岁的时候，不再是个带着“特殊标志”的孩子，能和其他孩子一样，以中国人的身份进入学校。“希望那时候这场由她而起的争论，以及所有那些关于反对或支持计划生育的文章、言论，都成为历史的尘埃，消散在光阴的隧道里。”她在博客里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