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

丁学良 魏甫华：从文化启蒙到市场启蒙 标签： 文化启蒙 市场启蒙 深圳特区三十年 ● 丁学良 （ 进入专栏 ） 魏甫华 从启蒙思想史的角度来理解深圳特区30年，理解中国改革30年，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课题。中国改革30年在中国启蒙思想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需要对中国20世纪发生的两次启蒙运动进行一个梳理。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视野中，我们才会清晰作为中国改革的启动机制的特区模式的诞生，它不仅仅具有经济革命的含义，而且具有启蒙思想史上的革命性的转折含义。 中国现代史上，大规模的启蒙运动有两次：一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有学者把它称为“新启蒙”运动。80年代王元化先生他们就曾经出版过一份《新启蒙》的刊物。由于1989年的学生运动，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被中断了。这是一个文本思想史的理解路径。其实，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有两个维度，一个就是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文化热”，另一个维度在我们看来更为深刻，就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启动机制就是中央在1980年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有学者把这种改革模式概括为中央控制型的地方局部改革模式。这当然是从制度变迁的改革成本角度来思考的。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特区区别于内地城市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启动，让市场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空间生长出来了。基于市场经济理性的个人权利和私人财产权利等等观念从此在中国普通老百姓以及中央决策层的思想观念中扎下了根。这恰恰接续了我们百年来启蒙思想一直缺失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这场启蒙运动并没有结束，而是通过建立特区的市场启动机制更深入地从社会层面推进，并完成了中国启蒙思想运动从文化启蒙到市场启蒙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1980年后的中国特区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二次思想启蒙。 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维新运动 魏甫华：刚刚过去的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已经有很多总结，但大都是经济成就和城市规模方面的，还缺乏一个思想史的反思维度。最近，深圳搞了个十大观念的评选活动，从100多条观念中通过市民海选的方式评选出了影响深圳30年的十大观念，排在第一条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对这个观念已经有不少阐述，但大都是讲它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事实性描述，还缺乏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理解它之所以发生的研究。这其实涉及到对整个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思想史意义上的重新评价。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把中国改革开放30年界定为中国“新改良运动”，并强调1978年来的改革开放具有特别的社会经济史的价值。 丁学良：你说的从思想史的角度来重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一个很好的视角。我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曾开了一个专栏，叫《回望30年》，第一篇就是你提到的《中国“新改良运动”》，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如何给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下一个恰当的评价和定义？改革、改良、维新，在英文上是同一个词，都是“reform”,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三十年称为“维新”或“改良”。从宏观的角度评价，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应该是中国自西风东渐的160年来延续最长的一次维新改良运动，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大多数领域影响最深远的运动。 从宏观的立场看到这次维新，我们可以将其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次维新运动做一个比较，来讨论为什么以前历次维新都以失败告终，而这一次维新却会在中国基本成功？第一次维新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做一个假设，如果当年那次维新能够延续下去，那今天的中国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各方面都会不同。特别是从言论的自由度和思想的开放性来比较，那一次维新，远远超过后两次维新。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第一次维新运动真正是非常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二次维新运动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前。如果单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也即GDP的增长指标判断，中国的进步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非常可观。根据当时《生活》周刊的报道，1927年中国的GDP已经是全球第三位。遗憾的是，这次维新运动被日本入侵打断了。第三次就是1978年来的改革开放。 从160年来中国前后发生过的大规模维新运动看，1978年的维新运动相对比较成功的关键，是因为这次维新延续的时间最长。这三十年的维新运动，之所以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影响，在实际影响上超过了第一次第二次维新运动，就是因为它具备延续性。在所有的因素中，延续性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最伟大的观念，一个最好的政策，一个最好的对策，如果延续不下去，那只具备思想史的意义，不具有政治史和经济史的意义，当然也不具有社会史的意义。 魏甫华：您提到的延续性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可以说是理解我们中国发生在20世纪两次思想启蒙运动的关节处。延续性在思想史意义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不能延续下去，它就不可能在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思考思想启蒙运动得以延续的历史和社会条件是什么，或者说，启蒙在社会的落实必须涉及到社会构成本身的蜕变。目前对启蒙思想的考察基本上是一个文本的史料分析，还缺乏一个比较广阔的人文社会学科的思想架构，尤其是社会学的论述。您是社会学家，同时对启蒙思想有非常精深的研究，您是怎么看待这两次启蒙运动的？ 第一次启蒙是反抗2000年中国基本主流 丁学良：这两次启蒙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20世纪初期的启蒙严格来讲是从19世纪末期就已经开始了。但在19世纪末期，因为中国的官僚政治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所以还遏制着当时启蒙的种子，到20世纪初期的时候，中国传统的官僚政治，中华帝制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然后才允许苦苦挣扎的启蒙的一些萌芽能够比较茁壮的生长起来。就像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越是在中央政权脆弱和破碎的时候，这种发展越是有一种蓬勃的局面，思想启蒙跟这个是一回事。 中国的思想启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如果当时中国中央政权仍然强大，能够全面控制，这种情况也会很快被扼杀掉。所以，20世纪初期的启蒙背景针对的不仅仅是清朝，针对的实际上是从秦始皇时期以来，大部分时候主导中国的政治、思想以及社会控制系统。在这三个相互联系的领域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架构，这个架构就是皇权至上，官僚主导一切。官僚不但主导政府的行政管理，也主导民生和人们的思维、人们的精神世界。启蒙针对的是中国过去2000年里面基本的主流。当然不是说主流没有中断，魏晋的时候中断过，元朝打进来的时候也中断过。但相对2000年的中国主流，中断占的部分少一些。这个主流并不是我们教科书上讲的封建主义，我们把自东周以降到清朝的历史称为“封建主义”，完全是对fedualism这个词的错误翻译。欧洲的fedualismd 的特征有三点。第一，政治权力四分五裂，没有一个中心。第二，四分五裂的政治权力被当作私人所有物，私人间的契约和家族法规决定司法和行政的权威。第三，武装力量为私人所有，它的使用遵从私人间的协商。由此可见，fedualism指称的是那种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林立的政治和社会状态。而被我们历史教科书称作“封建时期”的这段中国历史，其政治和社会结构，恰恰正是“封建制度”的对立面——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资本主义在近代西欧发展起来了而没有能够在近代中国发展起来的最根本原因之一，是中世纪西欧实行的是封建制度，而同期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所以，这种对2000年主流的反思、批判、觉醒、呐喊才促使了20世纪初期的那一场启蒙，引导了中国的各种思潮蓬勃发展。 魏甫华：您说的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启蒙是反抗2000年中国的基本主流这一立论，振聋发聩。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到现在之所以还没有完成，我们在启蒙问题上的诸多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回归到您这一判断上来。对西方来说，启蒙面对的思想背景是中世纪以来宗教教会对人民思想的统治，所以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提出，如果让人们自己选择，人们会把上帝从窗口丢出去。对中国来说，启蒙面对的思想背景却是长期形成的官僚专制主义对人民思想的统治。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可以说是释放出了2000年中国思想学术的能量，出现了一个跟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一样的群星璀璨的时代。 丁学良：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诞生了多少影响后世的大家，他们无论是学术上还是思想上，都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风流人物，对中国长期发展的规划和思想的推动，产生了殊为不凡的影响。这些大家，为中国后世向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思想多元化发展，探索了基本架构，比如，立志改良的康有为、梁启超，倡导世界眼光和国际竞争的严复，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宪法的沈家本，以及当年尚年轻的蔡元培、胡适等，前者为中国现代教育和学术建设所做的尝试，至今尚难超越，而后者倡导的科学的理性主义到今天仍被不断地证明其长久的价值。 魏甫华：很遗憾这次启蒙被中断了，最有代表性的论断就是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一说，但是这种说法似乎过于简单化约了，把第一次启蒙的思想内部的复杂性给遮蔽了。 丁学良：李泽厚先生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家，他的论著影响了一代甚至两代学人，其中也包括我。二十世纪初启蒙运动的思想主题，非常复杂，在这一阶段，从外边输入了很多思潮，从国家主义到自由主义，一直到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可以说什么主义都有。当然很不幸的是，20世纪初期的思想启蒙，中国最需要的对良性的发展最有益处的温和的理性主义，温和的自由主义，很快被挤到边缘去了。然后出现的是，越来越强调的民族主义，越来越强的国家主义。开始看到欧洲法西斯主义，然后又看到了日本的军国主义。结果中国偏右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它就是想用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资本主义，把中国从困境引出来。后来发现，这一套不能够解决当时中国的内外交困的局面。最后，我们找到了全天下所有的国家主义中最激烈的一种国家主义，那就是前苏联的国家主义。这就是中国第一次启蒙走过的很悲哀的道路。 我在国外跟很多从中国大陆出去念政治学、历史学的，也包括少数念经济学的人在谈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就讲了自己痛切的一个感受。在整个20世纪从全球范围看来，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或者一个社会，如果最后他在多种多样的主义，这个主义是一个广义上，不仅仅是思维层面上，还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架构，在各种主义中间，如果说最后引进的是前苏联的国家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的话，通常这个国家或者这个民族在当时主要的参与者眼里已经到了癌症的第三期了，觉得什么药都不管用了。然后就是用剧毒的药以毒攻毒。这种以毒攻毒方法，一开始的时候是能够把一些东西杀住，但是长期的副作用在后来会越来越明显。就像中国传统农村里面的中医使用的最后一招。我父亲以前是兽医，所以，我在农村的时候听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在农村里以前是缺医少药，在科学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小孩子生病用一般的中草药治不好的时候，最后就下狠招，我们农村里叫做朱砂乌。我小的时候，我们周边很多的孩子一听到这个东西就很惊恐，因为他们世世代代家里都知道用了它是到了绝症了。 一直到我长大了以后，到美国之后偶尔有一次看台湾的报纸，才知道我们讲的朱砂乌是因为我们乡下的口音不准确。后来一查叫朱砂丸，其成分主要是水银。在我们那个地方比我们大两倍的人中间，经常有一些人是脑子受过严重损伤的，就是今天讲的智障的人。一问就是小时候生过重病，救不活了，吃了朱砂丸。命是救下来了，但造成了严重的重金属中毒。斯大林主义就是朱砂丸，现在是死不了，但是后遗症不得了，这是我对第一次启蒙大概的总结。 魏甫华：我看过一本书，叫《让历史来审判》，副标题是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是前苏联著名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花了20多年时间采集了大量关于斯大林主义历史的证据、事实和文献，访谈了很多蹲过斯大林监狱和劳改营的老布尔什维克，写出了的，这本书的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有深入地实证研究和剖析，对斯大林主义有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它的英文本和法文版1972年一出版就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中译本，有上下两本，2005年东方出版社再版，副标题改为“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我们早期的建国模式受前苏联的影响很深，但是这种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知识界的研究和反思是远远不足的。这导致了我们改革开放到现在，很多层层累积的问题到了集中爆发的阶段。您在最近研究中国模式的报告中，也把中国的市场经济类型概括为“市场列宁主义”。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就强调，我们要搞的这个社会主义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从中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就是一个去苏联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改革30年了，我们这个思想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需要花大气处理的课题。您再谈谈第二次启蒙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 第二次启蒙是从疯狂到常识 丁学良：第二次启蒙跟第一次启蒙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第一次启蒙的时候引进的是新东西，不管对当时中国是不是太超前了，都是新东西。这种新东西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新的，对中国当然更是新的。第二次启蒙基本上是回到了常识，实际上这种常识在中国来说，大部分受过教育的，哪怕是受过一点点教育的人，脑子没有坏的大部分人都不会产生严重分歧的判断。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社会，而是把一个正常社会里边基本理性的东西，基本的砖头、石头都打得粉碎的社会，然后才导致了毛泽东文革晚期全面的危机。这个全面的危机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危机，中国在19世纪以后的社会危机发生好几次了，都不至于造成那么大的震撼，文化大革命导致的这个危机之后，连统治阶层自己都知道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二次启蒙基本上是回到了常识。我不是说后面文化争论中间没有一点点引进外来的观念，但是把那个时候引进来的观念、思想同20世纪初期引进的比较的话，大部分低于当时的水平，我在这个方面感受非常深。 文革之后的中国社会，重新回到“普通常识”，对于一直生活在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社会中的人而言，按照普通常识来看待事情和处理事情不具有任何特殊的含义。而对于文革后的中国民众来说，普通常识的重归却具有震撼人心的巨力，其情境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相对于蒙昧、黑暗的中世纪。普通常识的回归和批判理性主义精神的抬头，使“文革”以后的中国各阶层民众看清了他们一直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制度的本来面目，于是在很多人内心里产生了一种深刻的被欺骗、被愚弄、被凌辱的感觉。这种盛行于1970年代末的心理经验，类似于韦伯所揭示的西方社会从宗教中挣脱出来的“脱魔”（disenchantment）。中国这个社会很了不起的坚韧的一面，在中国社会里面只要允许回到常识，中国的人民就能够在很小的缝隙里面，很贫困的条件之下，能够找到一些机会，找到一点资源，发展起来。 在我看来比内容更重要的就是态度，启蒙是一种态度，内容是第二位的，态度才是最关键的。20世纪初期的启蒙为什么产生那么大的震撼，那是从天下第一的老师心态变成学生的心态。第一次启蒙是从老师到学生，在这次之前所有的老师都向我们学习。第一次启蒙是以学生的心态来看待全世界。这是跟在日本人后面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其中一条就是向寰宇学习。寰宇是中国的古典概念，天下是新的说法，向寰宇求知，这是一个多大的开放心态和气魄啊。中国是在甲午战争被日本打败之后，才发觉我们已经被人远远抛在后面了。第二次启蒙是从疯狂到常识，是从文革的疯狂走向改革的常识。我当年的一位美国教授讲，如果中国没有文化大革命的话，也许就没有邓小平的改革。此言极其中肯。是“文革”让中国人把所有空想激进派能想到的东西全体验了一通，空头许诺全部撕破，在耗尽了一切希望、耗光了几乎所有的资源之后，中国才走向改革开放。这是回到常识的一个改革。比如承包制，并不是什么崭新的东西。中国两千多年来，就是这样种田的，明清时期，中国的农村就普遍实行了租佃制。中国农民知道怎么耕种，并不需要官员去干涉生产的细节。所以两次启蒙的性质完全是不同的。 如果从纯粹的思想学术观点来回顾，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思想启蒙运动，是一次不如一次，但是从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全方位的影响来评价，1978年以来的30年则是最大最深远的。对此我们必须尊重历史，有个比较远距离的客观评价。 魏甫华：我们也正是在您所讲的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全方位影响的角度，把1978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界定为中国第二次启蒙运动。由20世纪20年代的“五四运动”所代表的“中国启蒙”历时太短，并未完成。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冲破政治束缚，市场力量营造出新的社会空间供市民社会与个人逐渐发展。这次启蒙运动恰恰在社会层面接续了五四启蒙运动的个人权利和理性精神。在启蒙理念层面，1978年来的启蒙运动和五四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启蒙发动的类型上，第二次启蒙区别于第一次启蒙，它不是通过思想学术上的文化论争，而是通过市场机制培育了启蒙思想赖以生存的政治和社会土壤。1980年代初在深圳蛇口提“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私人的财产权力，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经济理性，可以说是第二次启蒙运动的一种宣示，标志着以个人主义精神为基础的经济自由理性主义正式走上了中国社会的大舞台。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这个观念很平常，但是当时这个观念对人们的思想冲击却是震撼性的。 丁学良：回顾和纪念特区30年，1988年的深圳蛇口风波不得不谈。蛇口风波表明了个人权利、私人财产权利和市场权利在中国的扩展。希望深圳能够继续发扬当年“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我们中国的文明，中国的软实力，存在一个不足，就是长期以来缺乏以人为本、独立思考、坚持真理、自由平等、民主宽容的健全个人，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设计和法律条款。总之，个人无足轻重，国家和集体才是一切。在这种思维定势下，集体规定个人，决定个人；个人受制于集体，从属于集体。这虽然维护了集体的权威，却忽视了个人权利。这种意识形态，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辅相成。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个人所需的一切都由集体承担和提供，所以强调个人服从集体。但是进入市场经济之后，这种片面的认识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了。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理念是自由竞争，注重效率，崇尚个性。发达国家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自由。在发达国家当中，独立自主的个人占据着重要位置。我们中国的传统里边，没有这个东西。什么是私人财产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1988年版这样解释：“人身权的对称，即民事权利主体所享有的具有经济利益的权利。它具有财富性质的内容，一般可以用货币进行计算。”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提出的就是可以用货币进行计算的私人财产权利。不过，这个口号其实更早于光远就讲过了。他说“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也就是说你要埋头苦干，要创造财富，但是还有四个现代化，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远大前景。 魏甫华：是，单纯从一个观念本身，“时间就是金钱”这个观念可能并不一定就是袁庚他们在蛇口最先提出来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教授就在1983年西北大学读本科时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受到了从上到下的批判，后来据说他因此还受到了个处分，差点不能毕业。于光远老先生这个观念是哪一年提出来的？ 丁学良：我是1982年到中国社科院的，我去之前别人就给我讲过这个事，他应该是1982年之前提的。他的那个口号差一点引起了胡乔木跟他公开的对抗，因为那时候胡乔木跟于光远严格来讲还是属于改革阵营的人。当时于光远提出这个口号后，胡乔木就说你是作为一个思想理论界的负责人，你怎么可以提往 “钱”看？可于光远还不服气，把这个口号加了一句“只有向钱看，才能够向前看”。当然后来这两个口号都没得到伸张。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口号。“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我对这句话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当时在社科院马列所跟这些前辈在一起的时候，天天很愉快，那是全国思想争论的中心，这是很有意思的。 袁庚的这个口号是一个方向。袁庚的口号在公众的解读方面限制在经济效益方面，强调中国人干事太慢，好的机缘都丧失了，尤其是沿海，好不容易得到一点机会，不能再拖拉了。 魏甫华：袁庚他们提出这个口号是冒很大政治风险的。这句口号并没有太深奥的理论，不过它是在您刚才分析的中国经历一场疯狂之后，到处是废墟，但是沉积的愚昧却不是马上可以消失的这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常识理性。而常识的价值就在于它对言论界面的突破性，像春笋突破冻土的那种力量。 丁学良：就我当时在北京了解到的情况，对于蛇口这个地方，对于深圳这个特区，中央高层是有争论的。争论，很多事情就会拖下来；拖下来，很多事情就做不成。而袁庚在招商局这个位置上，确实知道中国大陆跟海外相比，不要说欧美、日本这些国家，就是跟海外的华人社会相比都已经落后得不得了了。 他知道上面的争论很厉害，他也知道邓小平提的改革开放政策，叶剑英、习仲勋他们是支持的，吴南生、任仲夷他们也是深深介入的。但是从当时的政治环境看，沿海开放先走一步的政策还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风险，很有可能泡汤，这是我们在北京的解读。对我们这些当时在北京做理论研究的人来讲，“时间就是金钱”这个事情，在西方几百年前就是普通常识了。 那时候刚刚从荒唐中走出来，愚昧是荒唐造成的，从荒唐中刚走出来，愚昧还在沉淀着。“时间就是金钱”针对这些愚昧的东西有很大的冲击，它就是一句常识性口号。知识社会学包括政治社会学要研究一个问题，为什么长篇大论的巨著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很小，反而过分简单化的一两个口号、一两个提法，反倒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因为它能为人们所理解，明白了才最重要，你不能提一个大家都不明白的话。我在哈佛开20世纪大独裁者的课，欧洲好多人都来听我的课。我讲了一个很基本的道理，列宁全集有几十卷，当你要问真正哪一个东西改变了历史，就是“给农民以土地，给士兵以和平，给人民以面包”。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厉害的了，这个翻译成中文的力量还不是很大，但在俄文中修辞的力量很大。这就像李自成的口号，“跟闯王，不纳粮”。就像中国改革初期那个提法，“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有力量了。这就是知识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要研究的问题。邓小平明白这个道理，邓小平理论最伟大的一点就是邓小平不讲理论教条，邓小平讲常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不复杂，但是它的力量相当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这一部分人。 因为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主要解决的是吃饱饭的问题，而政府财政基本上是破产的，所以那个时候其他的事情虽然也有一些人很关注，但最重要的问题是吃饱饭的问题，那就要找到在中国资源非常缺乏的情况下，怎么能够生产出一些东西出来。邓小平这些人的心态很简单，先吃饱饭，先把破产的中国救过来，不管用什么方法。所谓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所谓时间就是金钱，引进外资，搞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正是经济理性的一个出发点，是经济理性和经济常识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只要不中断，只要过了10年或者20年就会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些市场制度的支点，然后这些市场支点一定会对社会结构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对行政管理制度和政治架构，更不要说观念、价值、道德意识，产生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经济理性到政治理性 魏甫华：中国改革30年后，虽然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我们不会再回到原来那个体制中去了，不会回到文革那种社会制度中去了，这就是30年来市场理性主义对中国政治、社会以及价值等诸多领域的影响。可以说中国改革30年，经济增长的成就是一个方面，最大的还是理性主义基本上主导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等领域的基本运行机制。你曾经提出中国理性主义从经济领域向行政领域延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您看看这个理性主义下一步会不会向政治领域延伸？ 丁学良：虽然在过去30年中国政治改革方面根本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动，但是在行政改革方面还是有很多。行政改革慢慢累计起来的话，就会提高社会整个的管理理性化、常规化和可预知性，会对普通的公民带来较少的伤害，对国民经济带来较少的伤害，对民生带来较少的伤害。现在我们大的方面改不了，但中央政府也知道民间的不满，压力很大，问题很多。我们讲改良，根本的改良是要大的制度改变，小的改良可以通过细小的改进方面来累计，累计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只要不来一个大反复，那么就会为下一步更高层次的改良、改革能够创造一些好的条件，这是我从正面的角度看待的这些事情。 2005年5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美国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的“Good Governan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国际研讨会上，我报告的英文标题是，“What Does ‘Governing Capacity’ Mean to the Party that Has Been Governing China over Half a Century: Three Suggestions on How to Upgrade It.”中文摘要刊载于北京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2006年被《中国学术年鉴》第二卷选为2005年度政治科学优秀论文。我在这篇论文中对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从社会科学比较研究的角度和社会转型长时间的跨度，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就是中国新一届最高领导层提出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是理性主义在中国政策的过程中从经济层面向行政层面的重要延伸。 1970年代末期，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性主义精神，取代在此之前盛行多年的非理性主义乃至反理性的革命原教旨主义（revolutionary fundamentalism）。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那个阶段，理性主义主要体现于经济政策层面，即：判断一项经济政策的成功与否，应该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不应该看它是否符合于一个纯粹的激进意识形态。全世界所有尊重事实的观察家都同意，若没有这样一个经济理性主义的前提，中国的国民经济史绝对不可能从“濒临崩溃”的状态走出来，迈入长期高速增长的轨道。 距离1970年代末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中国的执政党把提高执政能力当作一个基本目标来推动实施，这是从经济理性主义向行政理性主义的迈进。德籍大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称现代化过程为“理性化的过程”，就是说以前人们总是把突发事件尤其是严重的突发性自然灾害，都诉诸神秘主义的解释；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应对和处理突发事态的方式都应该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因为理性的过程能够用最快的方式，用较小成本，用不怎么引起动荡的途径找到正确的方法来应对它。 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里，政府欲提高它的执政能力，牵涉到的因素都会很广，包括道德的、法律的、文化的、物质的等等。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超巨型社会里，欲达成这样的目标，牵涉面会更广，其中很多是属于行政管理技术方面的。从发达国家的近现代历史经验看，它们长时段仰赖法治处理形形色色的利益冲突以维持政治稳定，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素质的提高。中国要发展出一套能够提高执政能力的基本方法和操作技术，首先必须理顺执政党及政府（国家机器）与社会之间这一条基本的关系。在这个基本关系应该有一个认识上的理性前提，就是当今时代的国家机器，不能把自己的目标、活动范围、责任定位为无限的，不能把自己的权力定位为无限的。有效地领导着可持续增长的市场经济的一部国家机器，只能够是有限的目标、有限的活动领域、有限的责任和有限的权力。任何一级政府都不应该有“替天行道”、“全面承包”的心态。 要建设一种对话的公共理性 魏甫华：您强调的政府具有有限的目标、有限的活动范围、有限的责任和有限的权力和“替天行道”“全面承包”的思想，是两种不同的理性观，前者是一种有限理性，后者是一种至善理性或者叫完全理性。有限理性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理性观，至善理性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观。1978年来通过特区的市场机制启动的中国第二次启蒙运动，有点类似苏格兰思想启蒙运动，五四启蒙运动在思想源流上受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影响比较多一些。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开始反思这个启蒙思想传统，提出中国的启蒙思想要补上苏格兰思想启蒙传统这一课。和法国德国的启蒙思想资源更倾向于哲学和文学等形而上学的学问相比，苏格兰启蒙思想运动的三座基石是道德哲学、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强调常识和经济理性。启蒙思想被认为是苏格兰对美国最主要的输出品，尤其是里德的常识学派。我个人以为，恰恰是1978年来的市场经济改革悄悄地补上了这一课。当然在思想学术上，我们还差得远，但是从启蒙思想对社会结构的嵌入角度来看，这一维度的启蒙运动已经发生，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丁学良：苏格兰的启蒙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常识传统，是理性主义。我说常识这个词commonsense的翻译不是很准确，它在英文里强调是一种由经验而来的知识，我翻译成共识。一个本来是非常优秀的观念，但是只是少数人对优秀的观念能够理解，能够把握准确还是不够的，必须要花很大的力气，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通过非强制的办法，主要是说理的办法，辩论、讨论的办法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非常重要的观念，一直到这个社会里面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都认为这个观念不需要再争论了，这时候才成为常识。所以，我觉得英文词commonsense应该翻译成“共识”，共识才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应该被任何力量强制、打断，这个事情才能建立起来。英国传统这一点上是最伟大的，苏格兰启蒙思想运动讲的一些基本的道理都是这么来的。 苏格兰启蒙思想传统强调经验知识。所谓经验就是要有一个过程，要做试验。德国人首先认为要有一个理念，然后大家去做。英国传统是刚开始实际上做的不是很好，只要慢慢做下去，在做的过程中能够产生一些基本的规章制度。比如说我们讲英国伟大的议会制度，开始的时候就是两件很简单的事，在欧洲的传统之下国王有两个权利。第一是国王能宣布战争，国王宣布战争打赢了好处是国王的，但是打仗的成本谁来支付？第一是国王能派兵，而欧洲封建制度时期武装力量都分属于各个封建主，派兵按照欧洲的制度，兵本身的装备，包括马、武器等等是要封建主自己出的。按照今天人的说法，打赢了好处是你国王的，成本代价是我们支出的，谁干？搞一次、两次也就算了，搞很多次就不行了。然后就跟国王吵起来了，说以后宣布战争这个事情要通过我们一下，因为这个事情是要我们出钱的，是不是？议会制度就这么出来了。后来的税收制度也是这么来的。谁有权利宣战，谁有权利加税，大家要讨论讨论，就是这么过来的。不要以为刚开始设置的一个民主制度就是一个多么好的，多么完善的制度。 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创新，只有创旧 魏甫华：其实我们现在讲的制度创新也是这样，它并不属于哪个伟大的头脑，而是大家在自由竞争下激活每一个人的头脑的产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从经济学角度证明了这个道理。 丁学良：我在不同场合讲过多少遍，在一个理论思想受到控制的社会，永远只有创旧，没有创新。什么叫做创旧？就是前人讲过的话，很多年你不知道，某一天突然发现了，你就认为是创新，其实你是创旧。在很长一段时间来，中国只有创旧，没有创新，并且过若干年之后就来一次全面的创旧。 最基本的东西不需要创新，只要没有一个主导的力量来疯狂地要求全国人民必须去做的事情，人们的常识一定会自动起来的，因为人们是要生活的。人们实际生活中间会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所谓是人都有三分对，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农村讲是说不管这个人做了多少坏事，你认为他伤天害理，但是你从他的一生来看这个人有三分对，不可能100%全部错了。这就说明你只要是一个人，你要吃饭，你要过日子，你有家庭、有邻居、有朋友、有亲戚，一定是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要是理性的，要是合理的，要是理智的。没有这些怎么生存。很多事情真正做起来是一些非常琐碎的东西，就像禁止砍伐一样，有了禁止乱砍乱伐，然后有了小的生态，有了小的生态然后就有大的森林系统。你看像中国西部地区的生态，我去了两次以后，当地的老百姓跟我讲，现在只要对那些已经过度开发的草原、森林禁止开发30年以后，大自然自动就有生命了。当然不一定能达到像东南亚原生态的繁华，那是几千年、上万年累积下来的。比如说沙漠那个地方，就是因为去年、今年新疆那个地方雨水多了，很多绿洲又起来了。你看看过去2000年来文字记载的资料，西北地区、新疆地区，只要一段时间有足够的雨水，绿洲就开始扩大，绿洲扩大文明就要扩大，所有的西部的文明都是绿洲跟绿洲像珠子一样串起来，丝绸之路就是把这些珠子串起来。第二次启蒙就是这样，只要雨水下来以后，这个雨水就是政府不要管的太死，然后慢慢会有一些小的绿洲了。深圳就是这样一个小绿洲，它起初的雨水就是从香港那边过来的。 刚刚从香港招商局董事长位置退下来的秦晓老师对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有一个很好的总结，非常生动，具有启迪意义的。他说邓小平建立特区，是让深圳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初期是全中国人自己在摸。现在是有的政府有钱了，有信心了，就设置了很多门槛，只有自己才能摸，不让老百姓摸了这是不行的。因为你要全民去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千千万万的人在摸石头过河，如果一个人掉下去了，旁边的人就不会再往那边跑了。这是以较小的成本来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甚至取得更大的成果。现在问题就出在政府要垄断。秦晓老师讲这个话，我认为是对的，因为他是过来人。我跟他讲，“我听到你讲几十遍了，我都不感觉到烦，我希望你继续讲下去。摸着石头过河是谁在摸？现在老百姓只有被摸的权利了，没有摸的权利了。如果我们上面、下面都有摸的权利、都有摸的机会，中国就不一样了。” 魏甫华：这恰好是目前的中国改革到了这个时期遇到的最大问题，这个“摸权”是很重要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实践理性，错了没有关系，可以马上纠正过来。这样，慢慢地就可以走出一条好路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有的政府有点钱了，那种追求大规划大工程的理性就跑出来了，好大喜功的一面就跑出来了。 丁学良：纸面上辩证理性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有一些东西有可能看上去很好，但是做起来犯大错。辩证理性往往是你自己意识不到大陷阱的。你们看看英国最了不起的一点，英国人不像德国人、法国人把简单的问题讲的复杂，英国人是力求把复杂的问题讲的简单，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中国最需要的。我特别欣赏一个观点是人民生活的制度不管是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它只有两条路子，一条路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工程的东西，这个制度要非常好的脑子，非常聪明的一帮人，或者是超常的一个人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制度，然后按照这个制度去做，之后这个制度就建立起来，但是这种制度往往会引致灾难性的结果。20世纪人类社会的诸多灾难都跟这个有关系。另一条路子也是人类大部分管用的制度，它是有机的、是通过一个过程实践出来的。只有不断实践出来的这种制度才是有效的，因为它是靠着很多人做出来的，通过不断的尝试，小错、小对，然后变成小错、大对。 我最反对的就是我们有些学者把简单的问题讲复杂，把简单的问题讲复杂说明这个人的分析能力不够。我跟所有的人都讲，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把你们的道理讲出来，你讲不出来就说明自己没有想明白。中国的知识界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清醒的风，中国这种清醒的风如果能持续地吹三、五年，那么，我们的知识辩论也好，我们对具体政策的思考和辩论也好，就会找到一些非常坚实的、又不是风险太高的、难度太大的一些点作为出发点，这样，我们就有希望了。 魏甫华：您提出的这个方法可以说是医治目前中国知识界思想论争混乱局面的一剂良药。文革虽然过去了四十年，但我们现在的思想讨论还是有太多意气之争，太多意识形态化的东西。现在有一个越来越强的倾向，就是对五四启蒙传统的反思和怀疑，认为五四启蒙运动的激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认为五四知识人具有很强的启蒙民众的思想倾向，恰恰是反启蒙的。现在似乎大家觉得五四越来越不重要的，可以不提了。您在前面也强调，在思想学术上，其实我们远远落后于那一代知识人的。您怎么看目前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论争？ 丁学良：在中国讨论这些问题，你只要是在公共论坛的情况下，应该有这样几个基本点，第一是要理性，你同意不同意人家的观点是另一回事。第二，不要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不要见到西方人讲西方人爱听的话，见到干部讲干部爱听的话，见到商人讲商人爱听的话，这是不对的。中国有太多的人在这方面太油头滑脑，这是非常重要的事。第三，能够讲得明白的话尽量讲明白，这对启蒙非常好，如果说没有讲明白的话，这个社会的启蒙是搞不好的。 启蒙在英文里的词根是Light，就是光，Enlightenment（启蒙）就是把光投射出去, 是光对黑暗的穿透和驱逐。那么光源从哪里来？在西方的启蒙光源很基本的一点就是古希腊罗马那些精神遗产，那些观念的遗产在后来野蛮入侵者进来以后，一下子被后来的东西盖住了，之后又遇到了中世纪教会的权力过大，使得很多知识界的问题不能像古希腊时期那样自由的讨论，早期的那种城邦民主，城邦的公开辩证，多元的东西被压制下去了。后来的启蒙是怎么来的？最早把这些观念能够找回来的人，当然是要能够对古希腊当年伟大的遗产能读懂的人，读懂以后能够用16世纪以后欧洲的主要语言表达出来。可怕的不是说启蒙是一些受过更好教育，不管他有没有上过正规学校，或者知识水平更高的人对知识水平相对低一些的人传播一些非常基本，但是非常核心的观念价值，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启蒙不能变成一元性的强制，对其他的文化或价值观念进行排斥、甚至打压、禁止，认为所有的这些东西只有一种是真谛，把这个真谛变成绝对性的，你要是不接受就用强制性的办法，可怕的是在这里，不是在其他的地方。思想专制是来自于一元，就是用强制的办法决定一元。假如你是一个多元的状况，即使有少数人抱着我启蒙你这样的心态，但是如果有一个多元、常规的、透明的争论和辩论的环节，在公开对话中间理性会逐步澄明和展开。公共理性不是说你我有理性就行，而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理性，在公共的空间和平台上理性对话，这样才会形成公共理性。 魏甫华：我们知识界如果还不能在一个公共理性的对话平台上来讨论问题，我们的第二次启蒙就很可能局限在市场社会领域，难以真正地创造出一个思想的时代来。袁伟时先生在“五四”90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的知识人如果不能把中国近现代史所经历的苦难转为化为真正的思想，就是对人类文明欠了一笔大债。 丁学良：袁先生的文章我没有看到。思想的时代首先是一个可以公开的理性的对话的时代。我有个朋友跟我讲国内学者讨论问题，就像火车的铁轨，这两个轨道永远不交叉。这个比喻也是很生动的。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所有的火车交集在一个停车场上，大家把这个问题真正的讲一下，哪个火车开的好坏要比较一下。但，问题是所有的火车都开走了，从来不交叉。我们有时候是鸡毛蒜皮的事，互相攻击。比如说本来是讲下河游泳的问题，还没有找到河流，就又讲到怎么上山的问题了，这是两回事。你原来是要考虑到怎么下河游泳，先把游泳的问题解决，然后是怎么上山打猎嘛。思想论争我强调的是你对你讲的是不是真信，这一点我很在乎，我虽然不同意，至少我尊重你。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国内对一些问题的“争论”也好，“反思”也好，很多说法越来越不像是理性的讨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始终警惕政治上的极端主义，要始终警惕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这个概念来自宗教，不管这种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是从哪里来的，不管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引发起来的，都要高度警惕。我们知道，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在当今世界上最落后、最封闭、最不稳定，政治、经济、人权状况最差的国家才普遍存在。 我们知识分子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摆脱意识形态的语言，但我们不要把不应该用意识形态的话来表达的东西，非用意识形态的话来表达。我的导师Daniel Bell（内地翻译出版了他的好几本书，《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意识形态的终结》等等），他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英语世界研究意识形态最大的权威，有一次他问我什么叫“意识形态”，我就说马克思是怎么说的，列宁是怎么说的，斯大林是怎么说的，毛泽东是怎么说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英文，很俏皮，“Give me questions, I have THE answer!”翻译成中文就是，“给我所有的问题吧，所有的问题都只有唯一的答案。”这就是意识形态。这是很糟糕的，它使人不能理性地思考问题，不能通过理性的、开放的方式来寻找代价尽可能小、综合效应尽可能大的途径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此访谈整理稿未经丁学良教授审定） 进入 丁学良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社会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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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魏甫华：从革命到改革——关于深圳改革之路的对话 标签： 深圳特区三十年 革命 改革 ● 高全喜 （ 进入专栏 ） 魏甫华 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理解特区30年，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毫无疑问，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改革”。这次深圳市民海选深圳十大观念，其中一条就是“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是深圳的魂”。深圳特区本身就是中国改革这个特定政治经济事件下的产物。改革这一思想观念可以说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应对时代危机的思想产物。我们今天把“改革”这一思想观念置于这样一个历史高度来看，显然它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认知的一个简单的知识观念，而是对中国近代百年国家重建的“革命模式”的终结，并确立起一种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的“改革模式”。 要理解这个改革模式的诞生及其历史意义，我们首先需要梳理百年中国的革命思潮和革命模式对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和局限。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言+党）先生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国家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认为，20世纪中国内部的首要问题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全面崩溃。面对这种全面崩溃的危机形势，使得中国几乎不可避免地走上以“社会革命”来达成“国家制度重建”的道路，亦即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新型政治主导力量，凭借一套强有力的现代意识形态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动员，以寻求“国家制度的重建”，并使之奠定在最广大社会阶层的支持上。但是这种“社会革命”的道路，虽然能有效地达成“国家制度的重建”，但它同时又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因为“社会革命”导致政治权力全面进入并主导一切社会领域，革命意识形态更要求个人和一切社会团体的无条件服从，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的自主发展。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根本性的历史和政治根源。 从革命到改革的变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维度就是如何建设一个现代主权国家，以及如何对这个主权国家进行良善治理。革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近代以来的中国国家主权独立问题，改革是在具备了国家的主权独立之后，我们怎样建立更加良善的制度来对国家进行治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治理秩序的失败。中国改革模式的启动，也是源于文革之后国家治理秩序的崩溃。 从革命与宪政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改革应当具有“革命的反革命”的政治维度，即改革是对革命形式的终结，却是对革命精神的延续。如果没有这一思想政治维度的深刻把握，我们的改革就很可能变成一个半拉子改革，会从政治价值理性维度滑向技术工具理性维度，丧失其应具有的伟大历史使命。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更深刻理解“改革”这一思想观念在当今以及未来中国历史中的位置，从中找寻到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思想资源和动力。 改革的革命性 魏甫华：深圳市民海选深圳十大观念，其中一条就是“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是深圳的魂”，说明“改革”和“创新”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在我的理解，“改革”和“创新”并非一个并列的价值序列，改革具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价值目的理性，即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工具理性，我们如何改革？而创新只具有工具理性这一维度。目前把“改革”和“创新”放在一起使用，反而会消解“改革”本身所应当承担的政治价值理性的历史使命，滑落到创新这一技术工具理性的范畴中去。所以，我今天主要想请您谈谈“改革”这一观念之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思想位置。 高全喜：你这个观念区分很有价值，目前不少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论述，存在着一种将改革去政治化、庸俗化的倾向，慢慢地把改革限定在一个技术层面，消解了改革本身所承担的政治价值功能。对改革的政治维度的理解，需要把它置于更广阔的中国百年来的革命道路的历史背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改革开放这30年所承担的时代历史任务。其次，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并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只有经济改革，而是从一开始就跟政治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离开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例如，早期的农村家庭承包制跟人民公社这一政权组织的解散紧密相关。 所以，“改革”为什么它如此深入人心？恐怕不能仅仅从“印象”的层次解读，也不能仅仅从某些具体的做法来解读，应该将深圳的“改革”形象放在30年来中国社会政治大变革的脉络中来解读。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不仅仅是器物层面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一种基本观念和精神气质的改变，而基本观念和精神气质的改变并非简单的头脑风暴，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基本模式的改变。 回顾历史，改革这一思想观念可以说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对时代危机的思想产物，古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正是这个意思。今天将“改革”这一思想观念置于中国社会政治大变革的历史高度来看待，显然它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所认知的“变”的观念，而是凝结了中国百年来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由“革命模式”向“改革模式”的转变，它具有开辟性的意义。 魏甫华：您这个“中国百年来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由‘革命模式’向‘改革模式’的转变，它具有开辟性的意义”的论断，提出了一个改革的革命维度的思想史课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梳理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很难说已经把握住了中国改革的时代精神。 高全喜：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的时代，是一个国家面临重大转型的时代。“时代精神”这个词汇源自黑格尔和马克思，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激励着我们，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我在《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演讲论文中开篇就再次重申了这个旧词，一个时代必有其内在的精神，否则就不成其为人类文明史了，一个民族如果是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也必有其赋形于宪法的精神。所谓一个政治民族，在我看来，首先是一个有能力成就宪法（无论是成文宪法还是未 成文宪法）或宪制的民族，而这个塑造过程，凝聚着这个民族千百年的历史积累和文明宿命，她的传统与光荣，她的奋斗与牺牲，她的挫败与无奈，她的坚韧与智慧，这一切的一切，皆熔铸于她的宪制之中。 改革的革命维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史课题。改革也是一场革命。 改革是一场“革命的反革命” 魏甫华：所谓建设现代国家，就是要在宪法层面驯服现代国家这个利维坦的暴力冲动，中国的百年宪制，可以说一直贯穿着革命，尤其是现代革命这一个幽灵。在我看来，研究中国百年革命的历史逻辑驱动机制及其内在精神的变形，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中国宪法的思想前提。我之前在做《中国法律人》杂志时一直得到了您的指导和帮助。我在一期《宪法50年》封面专题（《中国法律人》2004年12月）的卷首语标题就是《宪法与革命》，认为宪法与革命的首要问题，一是总结革命，一是继续革命。从总结革命角度，宪法是革命的终结者；从继续革命角度，宪法是革命的守护者。所以，如何理解革命的性质就不只是一个历史史实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宪法问题。 青年宪法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博士对此有过很精辟的见解（参强世功著，《基本权利的宪法解释》，赵晓力编《思想与社会》第4辑“宪法与公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年版）。他认为，首先要把革命和政治斗争区别开来。20世纪中国的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其他革命的地方就在于这两次“翻天覆地”的革命，不仅是彻底推翻封建君主统治革命，而且彻底摧毁从“天”、“地”这种宗教权威和祖先习俗权威中获得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的革命。从而与1840-1911年之间的所有政治斗争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它意味着20世纪的中国革命导致了整个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基础的根本性转变，政治统治必须在一个除魔的世界里寻找新的合法性源泉，而这个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必须来自“人民”，任何背离人民意志的统治都是不具有合法性的统治，都是没有权威基础的统治，也就是人民可以不服从的政治统治，是人民可以起来反抗、革命，最终建立由人民自己统治自己的政治统治。由人民自己建立的由人民来当家作主的政治统治不是“帝制”，而是“共和”。“共和”就是所有人参与的政治统治。那么宪法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总结革命，“以法律的形式来确认中国各族人民的奋斗成果”，建立“人民共和国”。这样一种政治合法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制度的改变是中国从古典迈向现代所必须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我们的宪法中称之为“伟大历史变革”（宪法序言第3段）。这样的变革涉及经济、社会、法律、文化观念和个人生活形态的全面转型，它不是仅仅通过建立统治就可以完成的。因为统治的建立不过是推动这种变革的一个条件，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重建市场秩序、法治秩序和宪政秩序依然属于这种“伟大历史变革”的一部分。 高全喜：你的问题意识很好。说起来，我与强世功教授所关注的问题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不过也有较大的区别。我对现代中国革命以及革命建国的看法并非一味力挺，而是在肯定其历史正当性的同时试图发现其内在的“反革命”或“终结革命”的宪制结构，虽然，这种政治逻辑在中国的两个共和国中是不多见的，但惟其如此才弥足珍贵。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话语中，不断革命的激进主义大行其道，守护革命的“反革命”却是屡遭打压，这在宪法本性上是与一个优良的国家制度的建设不相符的。 固然现实的政治状态是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但现实本身并不必然就蕴含价值理性。中国百年来的政治状态贯穿着现实与价值的冲突，因此便与革命这个现代性的建国方式密切相关，谈西方宪制，尤其是中国百年宪制，离不开革命，尤其是中国的现代革命。 就历史发生学来看，现代政治与革命密切相关，它们均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或者说，一个新的时间和空间开始了，这是现代性的实质。当代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经指出：“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开始。”现代中国的历史建构也是从革命开始的，革命与宪法显然也是我们的宪法学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西方的现代性政治上，出现过三种革命形态。 一种是富有历史传统的托古改制式的英国光荣革命。我们知道，英国革命是一场光荣的“复辟”，但由此建立的英国，已经旧瓶装新酒，属于现代事物——它的政治灵魂已经是现代的，尽管其君主立宪制（或匿名的共和国）还保持着尽可能多的传统旧制。如何协调新政与旧制的关系，集中体现了英国人民的政治成熟和英国精英的政治智慧，致使英国建立了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自由政体，人民主权落实于议会主权，国王在议会，君主、贵族与人民基于宪法（未成文）共治天下，由此成就出一个日不落的世界帝国，“英王治下的和平”曾经辉煌一时。 另外一种是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法国大革命。法国人民高举人民主权和国民制宪权，试图创建一个崭新的政治新事物，但最后迎来的却是一位现代僭主——波拿巴.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法国大革命尽管凸显了现代政治的一些根本原则，诸如国民政治与社会权利（《人权宣言》）、人民主权、国民议会、制宪权与根本法、委托代表、法治政府和司法独立，等等，但是这些现代政治的原则与制度的塑造，并没有处理好与传统政治（法国旧制度）的关系，其采取的一系列激进革命的手段，不但没有成功塑造出一个优良而稳固的宪制国家，反而陷入绝对恐怖的暴力的恶性循环，并导致经年不息的内战，自由与人权付诸东流，甚至开启了阶级专政与个人独裁的现代极权政治之闸门。 第三种便是美国革命。美国革命虽然与法国大革命被称之为“姊妹革命”，但实质迥异，相反，美国革命却与英国光荣革命一脉相承。美国革命建国虽然没有托古改制之光荣，而是独立之建国，形式上斩断了与旧制度的脐带，完全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新政治，这一点看上去与法国革命相似，但精神实质上却与英国革命暗合，即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通过宪制，完成了“革命的反革命”这一现代政治国家之构建的内在逻辑，从而成功实现了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创造性转换，获得了阿伦特所揭示的“革命—建国—自由”的国家目的。 从中国的现实政治处境出发，我尤其关注美国革命形态问题。现代革命总是伴随着战争和暴力，美国革命也是如此。但是问题在于革命建国之后，怎么办？我们看到，对于现代政治来说，总是摆脱不了一个“革命之后”的梦魇问题。对此，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就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革命之后”问题。而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却通过它们的宪制克服了现代的暴虐和血腥，实现了和平建国的目的，这里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关于革命暴力的“漂白”机制。因此，对于美国宪法，有必要挖掘它的深层意蕴。从精神实质上说，美国革命更贴近英国，继承了英国保守主义的政治传统，其合众国宪法蕴含着“去革命”或“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的性质。革命本身不是目的，宪法是革命的形式因，革命终止于宪法，宪法的制定实施，意味着革命的完成。因此，美国宪法的另外一重特性就是反革命或去革命，通过美国的制宪会议以及各州人民批准，美国宪法安顿了革命的诉求，构建了“我们人民”和“美利坚合众国”，从此，一个现代的自由国家——复合联邦制——塑造出来，宪政出场，革命谢幕，按照阿伦特的说法，美国“完全是革命的儿子。美国宪法最终团结了美国革命的权力。由于革命的目的是自由，它其实就是布莱克顿所称的‘构建自由’——以自由立国。” “革命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of revolution），从《独立宣言》到《联邦宪法》，美国人民通过革命的方式而达成反革命的目的，把政治（尤其是革命与内战）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宪法）问题（进而把其中绝大部分转化为司法问题），从而守护人民的自由与安全（和平），这是美国宪法的精髓，也是美国政治的“秘密”。应该指出，革命本身不是自由，革命是一种动力和力量的源泉，具有摧毁的性质，而宪法则是革命之轭，是一种政治规范，用宪法之轭约束革命的势力，从这个意义上，一切真正的宪法都是反革命的（counter-revolution）。 回顾中国百年宪制历程，尤其是不断革命的激进主义灾难，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一味革命是完成不了建国大业的，要借鉴和学习英美立宪革命的经验，探索中国的“革命的反革命”的宪制道路，寻找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转型机制。革命的传统在现代性的中国政治中，屡屡畅行，尤其是来自法俄的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致使中国不断陷于内乱之深渊，由革命者自我实现“反革命”的改良道路，这才是中国的前途所在。在此，就需要中国人民尤其是政治精英从“不断革命”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实现“革命的反革命”的宪制国家，真正以宪法为立国之根基，完成革命——立国——自由的三部曲。 在现代中国的政治革命的强势浪潮中，没有反革命吗？有。但含义却与英美建国中的反革命迥然有别。中国最早的“反革命”是作为一种刑事罪名而进入政法舞台的。它是“反革命罪”。1927年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通过了《反革命罪条例》，武汉前军事首领陈嘉谟、刘玉春被判处反革命罪，他们是中国历史上获判此罪的第一桩。此后，这个来自法国大革命和苏俄共产党的刑事罪名在现代中国大行其道，难以数计的中国人死于这一罪名。直到1997年刑法修改，整整沿用70年之久的“反革命罪”才正式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两年后，宪法修改时，“反革命”一词才彻底从宪法中剔除。 从政治宪法学的意义上说，中国革命与两个共和国的创制有关。第一个共和国的革命与宪法，实难达成“革命的反革命”这一富有创造性转换的宪政成果。国民党也根本未能成就“革命的反革命”这一民族制宪建国的历史大业。从早期同盟会的种族革命到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再到共产党的人民革命，继续着这个革命精神，经过数十年的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辉煌的革命史写进了第二共和国的宪法序言。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建国。革命制宪是现代性的政治本色，但是革命和宪法处于何种关系，在这个攸关革命建国的根本性问题上，英美国家与法德出现了分歧，与俄苏的无产阶级专政更是泾渭分明。英美革命建国通过宪法完成了“革命的反革命”，宪政弥合了政治和法治的两分，从非常政治富有活力地转为日常政治。中国革命却不期而然地走了一条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道路，宪法不但没有终止革命，反而开启了一场新的革命，将非常时期的政治革命推向了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面革命的高潮。宪法成为鼓舞人民的号角，是新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总动员。革命就是区分敌友，革命宪法就是以国家机器毫不留情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地、富、反、坏、右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以及国外反动势力和在共产党内的“走资派”。 《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内容，比之《五四宪法》相对大踏步退步，但从革命宪法的非常政治角度看，他们却是百年中国革命激进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极端表述，而且以宪法的方式，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国家法权予以实施。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七五和七八宪法的核心原则，它是现代中国革命的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是百年中国制宪历程一个绕不开的死结，从反面体现了“革命的反革命”这个宪法和革命命题的重大意义。 极端革命走到了尽头，物极必反。所谓“多难兴邦”，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中，拨乱反正，其三十年的作为有目共睹，历史明鉴。从政治宪法学意义上，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出什么富有内涵的制度精义呢？这是留给我们的一个时代课题。 魏甫华：在这个意义上，我把1978年开启的中国改革看作是中国的“革命的反革命”宪制道路探索。因为改革开放的一个政治前提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果敢地否定了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政治逻辑。所以改革首先是一场反革命，是对革命的反革命。我的理解，一是强调改革是对革命精神的继续，其次，改革是对革命形式的一种替代，即是对革命形式的终结。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改革具有美国宪政史上的“革命的反革命”的范式转换意义。这个角度，我们一直没有很好地研究。我们不能够很好地理解革命范式之于中国近现代国家建设的意义，就难以理解改革范式所具有的革命性涵义。 改革模式vs.革命模式 高全喜：1978年的改革开放把中国的建国道路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换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把握了中国命运的脉动。通过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政治逻辑，提出建设富强、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把这些作为宪法和修宪的指导思想，就从制宪原则上克服了政治革命的激进主义。否定激进革命，实际上就意味着反革命，意味着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转变。革命宪法是一把双刃剑，套用“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比喻，中国宪法也有两个身体，一个是非常政治中的身体，人民主权和共产党领导是她的化身，行使着决断性的政治意志，但这个身体只是在非常时期才出场；而另外一个身体，则是公民个体和日常政治，它们规范于宪法，自由、民主与共和，是它的常态。所谓“革命的反革命”，就是让这个身体现身出场，而且是宪法学意义上的现身出场。宪法属于人民，人民必得出场，人民作为唯一的主权者，必须成为公民。呼唤人民出场的同时，要呼唤公民个体出场。《八二宪法》以及后来的四次修宪，凸显了一些因子，但还远不是这个主题的全部内同，还仅仅是个开始。 “改革模式”与“革命模式”相对，它的诞生和历史意义，需要通过与革命模式的对照来展现。革命的本意是通过充分的社会政治动员，组织广大人民，夺取国家政权，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1840年以来，中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在这条路上，困难重重，于是革命的重要性被不断强化，非革命不足以救国，革命不仅是一种政治行动，甚至渗透到每个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当中。在长期艰难的革命历程当中，革命逐渐成为一种模式。所谓革命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一是强调政治的首要地位，一切问题当中政治是首要问题，而且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通过政治的手段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且对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深信不疑。二是强调暴力性，革命就要流血，就要有代价，对代价并不看重，因为它是必须，这里并不只是说人们通常以暴力行为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是充满暴力的。三是强调速度，革命必然是一夜之间改天换地，不需要有耐心，只要抓住了革命的要诀，就像抓住夺取政权这把钥匙，胜利果实就会唾手可得。四是强调人心，人心齐、泰山移，这是革命内含的政治动员任务所必须强调的，心往一处想，自然就会劲往一处使，没有人民团结一心解决不了的问题。 革命模式在战争年代日臻成熟，建国之后自然被运用于国家建设上，突出地表现为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调动最大力量集中解决经济建设的问题，政治挂帅、方向正确、团结一心、不计代价，就能够短时间内把经济指标搞上去。显然，以这种模式来建设国家、发展经济，出了很多问题，走了很多弯路，付出了很多本不必要的巨大代价。革命模式在战争年代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不动员广大人民团结一心，就不足以赢得残酷的战争，建立新的国家。但问题是古语有云：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战争年代有效的革命模式沿用到建设年代，自然会发生偏差。在当时，继续沿用革命模式来建设国家是一种惯性所在，就像一驾战无不胜的战车无法在冲线之后马上停住一样。这里讲惯性，不仅仅是行为上沿用过去有效做法的惯性，更有观念上对革命的深刻认同，以及思维方式上大家都用革命的逻辑去思考。惯性存在于人们心里，革命才会是一种模式，它冲破了单个事件的范畴，成为一种长期有效的运作机制。 魏甫华：作为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政党，要从革命的轨道转向建设的轨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萧冬连先生在《历史的转轨》一书中就把1979年至1981年，看作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轨时期，随着历史的推移，20世纪70年代末这场转轨，其深刻含义远远超出了当时改革者的历史预期。每一次历史性的转轨，必然伴随着激烈的新旧冲突。要克服革命模式这种巨大的历史惯性，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和现实条件？ 高全喜：如果我们从整个中国革命模式延续的惯性来看，深圳对于改革的意义就显露出来了。革命模式不适合用来建设国家，必须改变。但它有巨大的惯性，克服这种惯性需要两个方面条件的成熟：一是人们普遍认识到革命模式的缺点，出现了普遍的意愿。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就是基于改变革命模式的普遍意愿。但是，光有意愿是不够的，有改变的意愿只意味着“不再那样办”，“怎么办”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就需要第二个方面，做出不同于革命模式的事情，为中国提供一个革命模式的替代性实践方案。没有替代性实践方案，解决不了“怎么办”的问题，改变的意愿就无法成为切实的行动，思维的惯性就无法摆脱。因而，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诸多的“第一次”，不仅仅是简单的“尝鲜”，而是具有巨大示范效应的试验，这些试验不仅仅告诉人们事情可以这样做，而且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 深圳是改革的试验田，意味着在“怎么办”的问题上，深圳是改革事业的先锋官，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深圳也是倡导改革的先锋官，这与我们长期以来将深圳视为解放思想的前沿阵地的印象是一致的。革命模式不仅仅是行为规则和行为模式，而且有与之匹配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从革命模式中走出来，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最好的教材不是口号，而是行动，是实实在在的办法。深圳为改革提供许许多多的试验成果，就是在以实际行动证明走出革命模式的可行性，就是在为改革模式的形成积累经验。 思想解放的先锋官 魏甫华：列宁讲，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拉开，伴随的是真理标准的思想大讨论。思想的变革是社会大变革的先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却是理论务虚会议。这说明要破除原来革命模式的迷思，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解放思想，允许大家思想争鸣和公开讨论。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动力因素。 高全喜：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是一体两面，行动与思想双向互动。没有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是空洞的；没有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是盲目的。如果我们深入认识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这种互动关系，那么，深圳在思想解放过程中的地位就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如果我们承认深圳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就应该同时肯定它也是思想解放的先锋官。 深圳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锋官，并不是通过娓娓道来的故事吸引大家，而是以切实的行动冲击人们的观念，冲击革命的观念和思维模式。1987年，第一次土地招拍挂在深圳举行，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不仅吸引了大量的中外媒体，而且到场的还有十几个市的市长。媒体凭借它们天生的灵敏嗅觉发现了其中重大的改革意味，市长们又为了什么？——为了切实地学习新做法，为了直接感受新做法带来的冲击力，为了从试验田里找到适合自己田地的“新技术”。深圳用一次又一次的“第一次”告诉人们，我们不仅可以改革创新，而且要勇敢地改革创新。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第一次”，不仅为改革开放探索出宝贵的实践经验，而且逐渐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中国在深圳经验的冲击性带动下，全面走向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模式逐渐形成。由一种做法成为一种模式，不仅需要做法在数量上增加，熟练程度提高，同时需要思想的解放和转变，这是一个需要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深圳的贡献是公认的。正因为如此，改革创新才成为深圳的魂、深圳的根，而且受到了普遍的认同。 中国改革模式的普遍性因素 魏甫华：我们看到，改革其实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界上各国改革不成功的案例有很多，例如前苏联的改革转型。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充分认知到改革启动的初始条件的约束和改革目标设置的现实性。 高全喜：中国的改革模式，与以往世界各国出现的改革都不尽相同。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也搞改革，但并未形成模式，在经济领域受挫之后迅速转向政治改革，在没有一个领域取得稳步进展的情况下冒然触动国家政权，结果导致混乱局面无法收拾。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没有遵循改革的渐进逻辑，没有一个相对充分的积累过程，没有促成改革行为与思想解放的双向互动，改革尚未进入正轨，国家已然偏离航道。 通过与革命模式对照，通过回顾改革模式产生的机制，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国改革模式本身。中国改革模式的特点与它特定的初始条件和初始目标相关：首先，改革模式强调经济建设的地位，经济建设是“中心”，这是改革模式和革命模式的根本差别；其次，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市场的自发性力量应该被充分运用；再次，强调渐进性，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短期、长期规划相结合，分步骤实现目标；最后，强调制度的作用，制度建设被中国共产党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也包括共产党自身的制度建设。 从共产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来看，改革模式取代革命模式意味着共产党对治理国家进行了重新定位，治理国家与夺取国家政权不同，主要任务不是击败敌人，而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进而实现整个国家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共产党转变自身的执政方式，与这个基本目标相匹配。革命的品质需要在新时代条件下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了从革命党改变为执政党。 魏甫华：最近几年来，国内外都在讨论，经过30年的发展，是否已经存在一个中国模式。我个人以为，所谓中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深圳特区模式。您怎么看？ 高全喜：中国的改革模式有自身的独特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模式不具有任何普遍性的因素。恰恰相反，在改革的探索过程中，在改革模式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已经大量吸取并实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第一，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时代潮流，改革模式充分响应了这一主题，符合时代的潮流；第二，人民生活水平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第三，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第四，国家建设与夺取国家政权的方式不同，不能倚赖暴力和政治动员，而是需要有耐心、有智慧，需要重视制度建设，在稳步积累中逐步上台阶。这些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是改革模式能够行得正、走得远的根基。 改革模式的形成得益于深圳的勇敢创新，去做试验田的开拓者，去做解放思想的先锋官，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坦率地承认，深圳是改革模式最直接的受益者。这里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改革模式与深圳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先后问题或者经验积累问题，并不是说深圳用许多“第一次”为改革模式的形成铺垫之后，就开始坐享改革模式的好处。深圳发展与改革模式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深圳发展为改革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思想冲击，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只要深圳在发展，就会为改革模式注入新的内容和活力，这不仅是深圳发展的客观后果，而且是深圳发展的重大使命，没有这种使命感，深圳就不会成为改革的旗帜；同时，改革模式的不断完善不仅给深圳带来了诸多的便利条件，而且也对深圳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施加新的压力，改革模式的渐进特点决定了它没有一个终极版本，需要不断地自我发展。 改革模式的形成与党中央对深圳经验的肯定和支持密切相关。改革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从政治层面而言，并不取决于深圳的改革创新，而取决于党中央对深圳改革创新的政治肯定和政策推广。在肯定和推广之后，深圳的改革先锋形象日益鲜明，但更重要的是，党中央给深圳的进一步改革创新总是留出充裕的政治空间。这种预留政治空间的做法，是深圳持续改革创新的政治保证。正是凭借这种政治保证，深圳的试验田越做越大，思想解放的效果也逐渐由冲击旧观念、旧思维转变为树立新观念、新思维。 深圳是改革的旗帜，从这面旗帜上我们可以看到改革模式的鲜明特色：首先，改革模式尽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主要任务，但必须明确它是一个政治任务，即改革模式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治理模式，而不能将它简单地视为宏观经济战略。其次，改革模式既然是党的政治治理模式，在其中就要“讲政治”，改革有其政治前提和政治底线，“放权让利”所营造出的政治空间并不是无限大的，而是在政治前提和政治底线基础之上的。再次，改革模式的实践方式是创新，从政治理念的高度看，创新是在既有政治空间之内寻求局部突破的方法，它始终需要党中央的政治肯定。最后，创新的局部性决定了改革模式始终以“从小到大”的路径展开，局部带动全局、小创新带动大创新。 分析了从深圳发展过程中折射出来的改革模式的特色，我们就更容易理解改革模式对深圳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一方面，改革模式的成熟意味着地方创新-中央肯定和推广的方法日臻完善，其中必然蕴含着中央如何为地方预留政治空间的考虑，深圳作为“第一试验田”，始终享受着最充分的政治空间和最及时的政治肯定。也就是说，改革模式的日臻完善，在深圳体现为深圳与中央良性互动关系的成熟，同时也是深圳改革创新的政治保证日益雄厚的过程。 更具宏观意义的是另一个方面：改革模式的成熟意味着中央和其它地方对深圳改革创新的压力日益增长，意味着深圳面对着更大的政治压力。之所以说这个方面更具宏观意义，是因为“坚实的政治保障”有局限性，深圳的改革创新不能靠与中央的特殊政治关系来维持。从长远来看，改革模式的形成意味着改革创新从一种特殊地方的特殊行为变成一种全国普遍的运作机制，改革模式令人鼓舞的发展前途在于所有地方都成为深圳。改革既已从特定地方的特定行为变成一种模式，意味着原则上中央在特殊时代条件下给予深圳的特殊政治保证将成为全国一视同仁的政治保证。也就是说，长期来看，深圳在这个方面的“优势”只会被削弱，不会被加强。所以，它不是“可持续的”。 中央的政治要求和其他地方的竞争所带来的政治压力则不同，它们作为深圳改革创新的动力将是持续的，将一直催促深圳进行更大范围的、更深层次的改革创新。压力一方面体现为深圳与其他地方的差距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被赶超；另一方面体现为其他地方创新出深圳所没有的做法。近年来，有过几次关于深圳前途的大讨论，很热烈，都是在这种压力背景下展开的。深圳的回应是积极的，令人欣喜的，关键就在于深圳有决心继续高举改革创新的大旗，有信心在新一轮竞争中保持优势，并创造新的优势。这是积极面对挑战的强者姿态，不仅展现出深圳作为改革先锋的历史底蕴，同时也展现出改革模式自身的进步和成熟。 深圳特区的历史新使命 魏甫华：中国改革模式的启动是一种压力体制，朱学勤就指出了文革和改革之间的血缘关系，一方面是文革导致国家治理秩序的崩溃造成的压力，一方面是通过文革的方式启动改革。孙立平认为，1980年代的改革，既导源于现实的危机，也为走向一个新社会的理想所激发。而做大蛋糕的改革方式也成就了这种多少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但是现在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财和私财的瓜分与掠夺，意味着他们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在被称之为改革的社会过程中，社会不公的现象与日俱增，而这种不公平感，正在日益瓦解改革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从另一个方面来看，1980年代广泛的改革联盟日益沦为狭小的改革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动力已经基本丧失。改革动力的丧失来源于现实中改革代价承担者的出现，以及人们对于自己成为改革代价承担者的恐惧。具体到深圳，就是有人怀疑深圳的前途，甚至怀疑深圳的路根本就走错了。 高全喜：改革是一场赛跑，是改革的实际效果与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的赛跑。改革模式的渐进性特征决定了它不是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于是，很多未改革的地方或者没改好的地方渐渐会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话题，引起广泛的不满。各种各样的不满多了，有一小部分人就激进地否定改革本身。 我们必须先分析改革模式存在的问题，然后再来评判前途问题，单纯的表态是非常草率的，不负责任的。始于特定时代条件下的改革模式确实存在着内在的缺点：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错，但光有它们还不够。问题是，它们既已形成一种模式，就如同革命模式一样存在着巨大的惯性，它们的缺点在新时代条件下就会有利于明显地暴露出来，格外惹人注意。其次，放权让利的央地关系日益复杂，却没有形成一套稳定的制度框架，央地关系成了一个复杂的迷宫，每个地方都在寻求与中央建立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获得特殊的政治保证。这不仅导致地方不平衡的状况加剧，也导致各地创新的普遍化程度下降。再次，先易后难的改革策略有其合理性，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迅速取得突破，见到改革的成效，但这个策略也有其短处，就是积累问题，越困难的问题越往后放，放到最后就是难上加难。最后，前三个特点叠加的最终效果是不平衡，全面的不平衡，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财富分配不平衡，等等。在全面不平衡的格局中，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特别能反映人们的想法，叫“相对剥夺”。政府并没有直接拿走公民的财产，但在不平衡的格局中有意无意地比较就会导致公民认为我应该获得的东西少了，是改革造成的不平衡导致的。 改革模式出了问题，既有做法的问题，也引发了认同的问题，怎么办？我们需要确定解决问题的底线：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时代潮流，没有变；人民生活水平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没有变；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没有变；国家建设与夺取国家政权的方式不同，不能倚赖暴力和政治动员，而需要有耐心、有智慧，需要重视制度建设，在稳步积累中逐步上台阶，也没有变。从改革模式中获取的带有普遍性的经验，也就是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没有变。那么，就不应该从根本上改变改革模式，而是要对改革模式进行升级。所谓升级，就是要调整改革模式的内部结构，目的在于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和改革造成的新问题，实现人民生活水平均衡而全面的提高，实现国家均衡而全面的发展。从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改革所引起的问题只能由改革来解决，革命模式与当初的时代条件不符，被改革模式所替代，现在的时代条件下就更不能运用革命模式了。改革没有回头路，勇敢地走下去，出路在前方，而不在过去。 魏甫华：不少学者指出，中国改革模式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的改革。确实，中国的许多改革因为错过了合适的时机而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我们如何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深圳不仅是改革模式的推动者，也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改革模式问题体现者。在改革模式处于升级的新任务面前，深圳怎么办？ 高全喜：作为改革的先锋，深圳也应该成为改革模式升级的先锋，应该率先做出升级的尝试并取得切实的成效，像30年前一样以实际行动告诉全国人民“怎么办”，给全国人民带来新的思想冲击。这是深圳的出路，也是深圳的使命！ 深圳是改革模式的促成者和受益者，但同时也是改革模式问题暴露的最前沿：2005年，时任深圳市长李鸿忠在市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按照当前的发展模式，深圳将很快面临“土地、能源、环境、人口四个难以为继”。这“四个难以为继”其实只是深圳发展遇到的硬件瓶颈，还有许多软件瓶颈也严重制约深圳的发展。怎么办？深圳勇敢地选择了深化改革的道路：改革公务员制度、调整行政机构、深化深港合作、建立金融中心，等等。深圳的新举措已经显露出不同于既往改革模式的新做法和新思路。 改革模式如何升级 魏甫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丁学良教授在2011年1月出版的《辩论“中国模式”》一书中指出，“中国模式”是指过去改革开放30多年不断摸索逐步形成的轨迹，这个轨迹至今仍在持续演变。“中国模式”取得的绩效有两大要点：一是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二是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去30多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6%，大众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但是，“中国模式”也付出了巨大成本：一是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受歧视；二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地污染异常严重；三是公共部门的腐败现象；四是公共政策还缺乏透明度，政策创新的血管趋于硬化。近年来，由于出口拉动乏力、投资效率低和居民消费不足，“中国模式”的转型受到特殊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的阻碍，困难重重。 他认为，如果能够在未来5-10年成功转型，即“中国模式”的创新——从小部分人占有巨大财富的小众市场经济，转型为大众共享财富的大众市场经济，中国模式就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也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那么21世纪将是所有中国人的盛世。后发展的国家基本上都是采取了强权的、高度集权的政治动员的方式，赶超战略、富国强兵，然后引起了很多的武装冲突和战争，像德国、日本他们都是在战后，然后才有了转型。如果我们中国在未来10-15年能够转型的话，那么我们就并不是通过战争，我们是自主选择了中华民族体制。 改革模式究竟应该如何升级，具体到深圳来说，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创新？ 高全喜：丁学良教授这本书是博源基金会的一个研究项目报告，2010年12月16日，丁教授这篇研究报告结项，书稿即将出版之际，博源基金会邀请了相关专家在北京办公室举办了一次“辩论中国模式”研讨会。我参加了当时的讨论并作了发言。丁教授这本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报告，是我目前所看到对中国模式梳理最清晰也最有力的一本书，诚如他所言，这部著作客观而理性地分析了中国模式的利弊，对于矫正目前舆论界关于中国模式的夸夸其谈，具有警示性的意义。 改革模式的升级，具体到深圳的创新，我们还是强调要将深圳的改革创新放到中国长远的大脉络中来看，深圳必须以这种使命感要求自己，才能走在时代的前沿。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改革的做法千千万万，但必须把握住基本的方向，才能使不同方面的创新行为形成合力，产生“模式”意义上的改变。我认为，就目前的形势下，改革模式的升级需要深圳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出新的贡献：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一切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发展。使人民获得温饱，走向小康，从经济方面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没有错，但光有经济改善还不够。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改善经济并不意味着满足人的所有需要，更不意味着解决所有问题。人的尊严很重要，让人民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生活，其政治意义绝不逊于改善经济状况。而且，尊严也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对于人的意义并不比吃饱穿暖要小。人争一口气，并不是享受温饱的人才会有的想法，而是任何一个面对不公的人、任何一个面对侮辱的人都会有的想法。以人为本，尤其是重视人的尊严，从政治与法治上来讲，客观好处就是大量减少“相对剥夺感”。人的经济状况可能不同，但如果一个人可以活得有尊严，就不会将经济上的怨气撒向国家、撒向改革、撒向他人。如何让人活得有尊严，公平正义是首位的。每一个人受到公平正义的对待，这种对待首先来自政府，其次来自社会和他人，他就会觉得自己活得有尊严，也就会公平地对待他人，让他人感受到活得有尊严。建设公平正义的政府和社会，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基本路径，其中政府是主要方面：修改不合理的法律法规，废除不合理的差别对待，废除不合理的干涉和管制，审判公正，执法文明，都需要尽全力积极尝试，找出可行的稳定的机制和模式。以人为本的追求意味着改革模式从单一路线的经济发展升级为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发展，并最终要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即改革的宏观目标更加全面，更加人性化，更加可持续。 其次，建立和完善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是改革模式升级所必须的，政府是改革最重要的主体，政府讲法治、负责任，才能够将改革的重担挑得更好、挑得更远。改革模式的一大特点就是重视制度建设，尤其是重视执政党和政府的自身建设，这一特点应该被发扬光大。之所以说完善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是对这一特点的升级，是因为政府权力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充当了撬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杠杆的角色，改革由党和政府领导，通过各种形式的“放权让利”来激活各种积极性，进而激发各种创造力。在实现改革突破的初始阶段，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但很明显，这种做法带来了许多严重的负面后果，权力卷入了许多本不该它进入的领域，不仅导致权力自身腐化，也导致许多领域的基本规则被扭曲，造成了权力与其干预领域的双输局面。完善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就是要彻底改变“放权让利”的套路，改变权力与各种其它社会资源交换来刺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方式，使权力免于“交换关系”，而形成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公正、透明、高效、廉洁地管理社会和经济事务。事实上，现在的社会和经济领域活力十足，不需要政府让出权力去刺激，而是需要政府做一个公正的裁判，制定公正的游戏规则并公正地执行这些游戏规则。 再次，完善市场经济。30年来，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只是初步。现在的市场经济并不完美，其实没有完美的市场经济，只有比较良好的市场经济。现在的市场经济既因为不够完善而引发许多负面问题，也因为市场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而引发很多问题，但前者是主要的。我们开始建设市场经济至今也就30年，市场经济当中的许多内容我们还需要学习，虽然我们的经济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应该看到，我们的产业结构、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许多重大方面都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完善市场经济对于改革模式的重大意义在于，彻底去除经济发展中的革命模式遗迹，不再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赶超谁，不再拿GDP炫耀，而是注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对人民生活全面改善的切实效果。 最后，建立和完善公民社会。如果说前三点在旧改革模式当中都有体现，只不过限于时代条件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那么，建立和完善公民社会则是改革模式升级过程中必须加入的结构性要素。鼓励和扶助NGO等公民团体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是建立和完善公民社会的第一要务。从以人为本的改革目的来看，建立和完善公民社会不仅给予公民更大范围的实现自我的领域，而且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互帮互助，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形成和谐团结的社会氛围。从完善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角度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政府无所不管，自然就要对所管的一切事务负责，如果政府不直接管理某些社会和经济事务，谁来管？NGO等公民团体是最佳选择。大多数NGO就是针对某些社会事务而组成的。公民社会的成熟有利于将政府从繁复琐碎的社会事务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做自己该做的事。从完善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也必须有自己的边界，市场不是万能的，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公民社会能够解决绝大部分市场管不好也不该让市场管的问题，市场规则就不会被泛化，不侵入别的领域，市场自身也就免于被扭曲。建立和完善公民社会对于改革模式而言意味着给予社会充分的空间，让社会的活力为改革所用，同时为政府和市场各安其位提供结构性的保障，达成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 总之，对于深圳乃至对于全国来说，从革命模式到改革模式的演变与转换，30年来远没有完成，还有更为艰难的路要走。但是，只要我们在思想意识上厘清了这条道路的内在政治逻辑，前景是光明的。古人云：知难行易，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一个现代国家的改革是需要一个审慎、坚定而睿智的大脑的，思想的力量有时是伟大的，这是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关键。 ———————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魏甫华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本文刊发于《深圳十大观念》一书 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36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