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

谢旭楠：从劳资关系看“重庆模式”与“广州模式” —-试评肖滨教授关于“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看法 作者：谢旭楠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9 本站发布时间：2011-6-10 0:07:00 阅读量：1789次 中山大学的肖滨教授在6月6日接受联合早报的采访时指出，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是中国模式下的两个典型范本。其中，重庆模式重视“对体系的维系与巩固”，广东模式则“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最后，肖滨教授认为，重庆模式短期占优势，更广东模式更具生命力 。笔者从两个地方处理劳资关系方式的不同着手，尝试比较这两个模式。并指出，用“广州模式”来代替“广东模式”会指代更加明确;当党垄断权力和市场经济冲突时，“重庆模式”和“广州模式”的处理方式有明显的不同;“广州模式”正在试图走出“中国模式”。(相关阅读： 重庆的模式更有生命力 ) 一、“广州模式”比“广东模式”更加指代清晰 肖滨教授指出广东模式“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更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媒体自由程度高，用疏导的方式来缓解社会矛盾。笔者认为，这样的一种模式只能称之为“广州模式”而不能把整个广东都包括进去。在国家治理方面，广州政府表现出理性官僚和受民意约束的一面，如番禺垃圾焚烧场在强大的民意前搁浅就是一例。在媒体上，广州媒体的自由、宽容是有目共睹的。在缓解社会矛盾上，广州政府已经开始能较好使用疏导的方式来解决，如南海本田罢工和南沙丰田电装厂罢工事件都被定性为劳资纠纷，得到很好的解决。 但是，并不是整个广东省都有体现这样的一种模式。广东省其他城市，特别是珠三角以外的城市，依然在遵循着旧的国家治理方式，如政府与黑社会勾结、无视民意的“大气”规划、封闭无独立性的媒体等。最近的例子就是广东某市的骚乱，外来工讨薪被挑断脚筋，当地政府处理偏向资方，造成上千外来工围攻派出所，因为过程中外来工对当地村民进行来打砸行为，最后演变成两个地域群体的冲突。在这件事上，当地政府没能妥善公平处理劳资纠纷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与广州政府处理劳资纠纷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可见广东省某些地区的政府没有形成理性的官僚制度和不受社会控制的政府能力。这些都表明用“广东模式”来指代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开放的媒体”是不够准确的。 二、对待劳资关系态度的不同体现处理中国模式内在紧张性的不同方式 肖滨教授认为，党对权力的垄断逻辑和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存在内部紧张性是中国模式的困境。笔者进一步认为，对这种紧张性的不同处理方式体现在“重庆模式”和“广州模式”对劳资关系的不同认识上。 近年来，由于珠三角地租和劳动力成本上涨，再加上员工跳楼事件，富士康逐步将生产基地转向重庆等内陆地区。重庆积极迎接富士康，不仅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完善的物流体系，更是千方百计帮富士康招工。根据潘毅等人的调查，重庆教育局向各县发出通知，给各县的中专学校分配指标，要求一定要招满富士康需要的用工人数。这显然是一种政府通过行政权力来干扰市场运行的做法，这种做法无疑将累积党对权力垄断逻辑和市场经济竞争逻辑的紧张性。而广州在对待劳资关系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这从南海和南沙罢工的妥善解决都可以看出。当然，我们不可忽略这样养一种进步是在多年来牺牲了许多农民工的利益后换来的，而且广东省其他各地的劳资关系依然没有显著的改善。不管怎么说，在对待劳资关系的不同态度可以反映“重庆模式”和“广州模式”的显著不同，或者我们可以说现在的重庆就是以前的广州。 三、“广州模式”试图走出中国模式经济和合法性互动的逻辑 肖滨教授认为“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都没有走出中国模式的基本框架。笔者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丁学良先生认为中国模式有六个支柱：列宁式政党、军队、国家政权、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支撑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受控制的市场经济。但丁先生只是给出六个静态的因素，而没有深究其中的关系。笔者认为中国模式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政府控制社会以谋求经济的增长，又用经济的增长来换取政权的合法性。这样，政党、军队、国家政权、社会控制系统和意识形态都为受控制的市场经济服务，而市场经济的成绩反过来又巩固了前面五个因素。如果说这就是中国模式经济和合法性互动的逻辑，那么重庆无疑是在积极实践着这种逻辑。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和用国家权力来为资方提供足够数量的学生工。但是，广州却在走出这样一种用国家权力促进经济增长，又用经济增长来巩固合法性的圈圈。而这样一种逻辑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面临瓶颈，因为在党国垄断权力和资源的情况下，人们无法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应有利益。相反的，广州正在做的是通过降低对经济增长的依赖来获取合法性。在南海和南沙罢工中，政府不再一味偏向资方，而是通过工会对劳方进行帮助。在番禺垃圾焚烧场建设上，更加尊重民意而不是政府的意愿。当然，由此判断广州已经走出中国模式的逻辑还为时尚早，但不可否认，广州正在做出有益的尝试。 最后，当我们用对待劳资关系的态度来看“重庆模式”和“广州模式”时，更加清晰看出两者的不同。一是用国家权力控制社会来满足资方的要求，以此获得经济增长来换取合法性；另一个是从偏袒资方到帮助劳方，以牺牲一定的经济效益来换取合法性。这两者的不同显示了处理党对权力垄断逻辑和市场经济竞争逻辑的不同方法。笔者认为“重庆模式”还是没能走出中国模式中经济和合法性互动的旧逻辑，而“广州模式”的尝试更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人们为什么怀念毛泽东？ 作者：仲之春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7 本站发布时间：2011-6-7 18:39:01 阅读量：1033次 我有一次到一个补鞋摊去补鞋。我坐在那里等的当儿，一个人慢慢地走了过来。他停下后和补鞋师傅打起了招呼。看样子他们俩已经很熟悉了，一见面就很随便地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师傅忙着手中的活，除了不时地插进一句话，基本上都在听。这人已经上了年纪了，从他的谈话中可以听出来，他的阅历相当丰富，对社会也有着自己的看法。我一向喜欢听这样的人讲讲过去的“老皇历”，便十分在意地听着。 他说现在城市一下子盖了这么多房子，农村的人都跑到城市来了，可他们在农村还照样要盖房子。我说乡下的房子都空在那里，人们是不会回去住的。他说那也未必。要是战争起来，城里的人跑都来不及，纷纷都躲到乡下去了，那时候城里的房子还有什么用处?像现在这样几十年都没有发生战事的年代是很少有的。他又说，我们这个社会什么都得靠关系，只要谁有什么人当个官儿，谁在社会上就吃得开。我有一次出门，车经过一个地方时遇到向司机乱收费的。于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个青年就气愤地说道，要是我当局长就把这些人都抓起来。我问他在三种情况下你还抓不抓人?第一，这人如果是你的儿子，你抓不抓?第二，这人如果是你的亲戚，你抓不抓?第三，这人如果是你的朋友，你抓不抓?他被我问得无言以对。我在心里说，看来你也只是个孬瓜而不是什么好瓜!他还说，要是在毛主席时代，时不时给你来个运动，当官的就不敢这样乱来了。我说你觉得毛主席怎样?他说毛泽东也有好的，国家领导人当中像他这样在银行里没有存款的没有几个。我无意和他展开一场辩论，刚好我的鞋也补好了，就起身离去了。 他在谈话中流露出对和平的一丝隐忧，我相信不少人也是这样的，我也认为这是必要的。但这更多是基于一种直觉和以往的历史经验，而不是经过对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理性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当今世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发生的可能性、范围以及形式也必然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已经不能再作旧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了。他对社会上随处存在的“裙带关系”的分析，病灶找到了，药方却开错了。在我们这样一个实行专制政治的社会，历来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也只有通过建立法治，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毛泽东频频发动各种的政治运动，其目的未必不是为了整肃官僚主义，避免各级干部褪变为高高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但这会严重破坏法制、随意侵犯人权、造成社会的长期动荡不说，就是对实现其初衷来说，也是南辕北辙的。只要专制社会的基础没有改变，官僚主义就必然有其生存的土壤和温床。而且，在那个时代，“极左”路线总是得到推行，百姓的愿望总是受到压制，不同的观点总是被打成异端，这不也是一种以权力为本位的官僚主义吗?这种官僚主义的危害难道还小吗? 人们常常怀念起那个时代，认为那时候很少有各种的贪污腐败现象，广大干部都很廉洁奉公。我无法苟同这样的观点。由于很多相关的历史资料还被封存着，人们无从全面深入地了解那时候干部的真实状况。就以我有限的了解来说，这一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我听长辈说过，那时候生产队干部掌握着评工记分的权力，并且生产队的仓库也由他们保管着，他们可以随意地给自己评工记分，可以随意地把粮食从仓库里拿出来打平伙。社员们对这些都看在眼里却又无可奈何。我们从各种资料中还可以发现，那时候社会上招工、招干、招生的活动中出现的走后门、凭特权等现象，也是比比皆是、毫不稀奇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社会上各级官员贪污受贿的数额动辄就是多少多少，而把过去也同样存在着的这类现象给忽视了。毕竟时代不同了，贪污受贿的形式和数额也不同了，但不管怎么不同，性质都是一样的，影响都是一样的，须知一担谷子对于那时候饭都吃不饱的人们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官僚主义以及与之形影不离的贪污现象在我国可谓是“历史悠久”，有着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制度渊源。就是在号称由最先进的阶级和实行最先进的意识形态的中共阵营内，各种官僚主义的现象也是始终存在的。原因无他，只要权力不受制约，它就必然会发生异化，产生各种各样的权力滥用和特权现象，这与由什么阶级领导和实行什么意识形态无关。早在紧张激烈的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共建立政权的地方就普遍存在着各种官僚主义的现象。在1947年，刘少奇就说，“党内和干部内严重不纯洁(地富成分、出身占多数——原文)状态，作风不正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使“我们的干部强迫压制群众，脱离群众，已达到惊人的程度”。①1949年，中共在全国建立起了一党专政的政权，当初打江山的人开始坐江山了。但建国后不久，在干部队伍中就出现了各种的贪污腐化现象。毛泽东对此也是十分警惕的。为了纯洁广大干部的队伍，保持干部队伍优良的作风，中央于1951年底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并不久批准枪毙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但发动这样的政治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住事物的发展趋势，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的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仍然日益严重起来，后来上层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响应也是与这密切相关的。2006年2月25日，丁学良教授在清华大学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指出：“‘文革’兴起时候的那些口号在当时都是很受拥护的，因为它们针对的就是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官僚主义、特权腐败。在‘文革’以前的十多年里，老百姓不能够用制度化的方式来对社会的不公平进行批评，找不到方式来补偿、来扭转，于是这些不公平现象累积到1966年，上面最高层终于发动了全面造反。上面发动‘文革’的用意和下面是不一样的，但口号却是完全符合下面激愤的情绪的。”毛泽东对建国后人们革命热情的逐渐衰退，对官僚主义现象的不断增长日益不满这不假，但由于他不是通过改变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的途径，而是通过不断地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来达到目的，却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终其一身，各种官僚主义的现象从来都没有销声匿迹过，相反还愈演愈烈，人们不但要受官僚主义之害，还要遭社会陷入长期动乱之苦。 毛泽东一生过着俭朴的生活，这也是一向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他厌恶钱，生活过得很简单，一件睡衣打了无数的补丁还在穿，最大的爱好是吃红烧肉……两相对比当今社会许多干部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我们更要提倡他的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但人们对毛的这种印象符合历史的真实吗?毛的身上有着各种与众不同的生活嗜好，而这些嗜好又往往是与所谓的“俭朴”联系在一起的。譬如，他喜欢用木筷吃饭，视金银、象牙筷为仇雠。他从小喜欢吃马齿苋，并且终生按照家乡的叫法，称之为“马屎苋”，却不喜好山珍海味。然而，为了满足他的这些嗜好，国家却动用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了这种他的这种“俭朴”的生活方式，政府却耗费了大量的国帑。②王彬彬教授认为：“如果毛泽东真的只用竹木筷吃饭，那也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与‘艰苦朴素’实在扯不到一起。”“中南海里的毛泽东之所以仍然常常要吃‘马屎苋’，仅仅是喜欢吃‘马屎苋’;他之所以不吃‘山珍海味’，仅仅因为他不喜欢‘山珍海味’。这与‘艰苦朴素一点也不搭界。’”③三年困难时期，他看到全国那么多人都没有粮食吃，得了水肿病，于是连平时最爱吃的红烧肉也不吃了。这也是后来被人们广为传颂的，成了他与民同忧、关于人民疾苦的最好证明。明明是他发动的“大跃进”使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没想到他的这种生活小事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却成为他的一大“亮点”。但也正是在这一困难时期，湖南省却在他的家乡韶山为他耗费巨资修建了滴水洞别墅。滴水洞别墅一、二、三号主体工程1960年下半年动工，1962年竣工，建筑面积3638.62平方米。这处按毛泽东要求修建的别墅，毛泽东仅仅使用过11天。④他要是真正关心人民的疾苦，就不应该发动“大跃进”，或者问题开始暴露后就应该及时地掉头;他要是真正关心人民的疾苦，就应该用这些修建别墅的钱从国外进口粮食，以解民于倒悬，而不是在一盘红烧肉上做文章。然而，这些却都没有发生。 我还有一次回乡一段时间，晚上有时出去跟一些中老年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有一次大家谈到了毛泽东，一个说毛主席就是在“文革”的时候声誉搞坏掉的，当时的运动把多少的科学家都搞得家破人亡。他没说的又一层意思就是除此之外，毛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另一个说他当时实行“极左”，其实大跃进时他就实行“极左”了，因此而饿死了不少人。他好歹又往前推进了一层，但也仅限于如此而已。还有一次闲聊时，有一个说当时实行公社化、办公共食堂，全是在瞎折腾。开始时实行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但没过多久就没东西吃了。他说当时他所在的食堂的那个负责掌勺的人，给别人打饭时就尽舀上面稀的部分，而他的亲属来打时，他就把底下稠的舀上来。他还说他的一个同龄人每次吃完后就把吃饭用的陶罐扔进茅坑里。从他的这些描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一大二公”和公共食堂还能有不失败的道理吗?人只要掌握权力，就必须会有以权谋私、滥用权力的倾向，只要制约权力的制度跟不上，这种发展趋势就无法遏止。只要是实行分不表到底谁所有的公有制，就必然会伴随着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损公肥私和浪费的现象，对于公家的东西人们能挪的就挪，能多吃多占的就多吃多占，使用起来丝毫不加珍惜，反正“崽卖爷田心不疼”。到此为止他说的这一番话都还不失为“经验之谈”，但他接着又说，当时我们饿肚子这也不怪毛主席，是你们下面的干部虚报产量，说亩产几千斤。既然这样，毛主席就说粮食吃不完了，就办公共食堂吧。他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却不知道公社化、办公共食堂其实都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始作俑者无一不是上面的中央，无一不是毛主席老人家本人。 三年困难时期，张广友当年作为新华社记者，被派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的万名干部下放到重灾区农村实行“三同”，与农民共渡难关。他在山东省惠民县与社队干部的接触中了解到，把出现困难的原因都归结为下面各级干部刮“五风”是不公平的。“各级干部虽然都为刮‘五风’犯错误作了检讨，但是相当多干部，特别是一些社队基层干部思想不通，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全国那么多地方都刮‘五风’?‘五风’是从哪里刮起的?风源在哪里?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儿?他们有的说，‘五风’中的一些问题，大都是上级领导叫搞的，一些重大原则性的问题，都是中央文件规定的。翻开两年来的中央文件有关政策规定，不是一清二楚吗。”“党章上明确规定的组织原则最后一句话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立场问题。谁敢顶，谁敢反对?不要说反对，就是执行不积极的，不是成了‘右派’就是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成了‘阶级敌人’而遭到残酷批斗、无情打击。”⑤既然如此，为什么直至现在还有人认为当年问题是出在下面呢?这与现在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央的政策是对的，但到了基层就走样了，是如出一辙的。其实现在不是许多政策在基层走样了，而是中央的政策本来就是这样的。我有一次回乡，中途要倒车。在等车的当儿，我听见几个摩的司机在说农村土地征用的事。他们说政府从农民那里用一亩两万多的钱征收上来，然后又一亩卖几十上百万的价格卖出去。其中一个说这都是地方政府乱来，中央的政策下来，他们就把它拿去擦屁股。我本不想说，但还是忍不住说道，不是地方政府乱来，中央的政策本来就是这样的。土地是国家的，地方政府就可以随意征用，补偿费用的标准也是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出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百姓主动为中央开脱的局面，我认为主要是舆论的导向所致。舆论的主导权由政府他们控制着，因此他们总是往好的说，而不利的总是有选择地说，甚至干脆就遮蔽起来。就是有一些披露真相的资料，也已经淹没于这种铺天盖地的主流舆论之中。 人们常常怀念起那个时代，一方面是源于不了解过去或者不愿意了解过去(虽然现在还有大量的档案没有开放，还有许多的著作无法在境内出版，但就以目前境内所能够看到的来说，也足以解构毛泽东身上的神话，问题在于人们对过去的认识往往会受到既有的情感和立场的影响和制约，他们未必就会睁开眼睛去看清事实真相)，另一方面是源于对现状的不满。由于我国的改革是在原有的权力结构下进行的，政府的权力的运作仍然不受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掌握着改革的主导权，使改革处处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进行，使我国越来越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在这种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垄断了社会资源和市场机会，他们的财富获得了惊人的增长，而普遍大众却没有难以得到这些社会资源和市场机会，他们和既得利益集团和差距越拉越大，沦为了弱势群体。他们不但没能分享到应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而且他们的许多利益还被剥夺了。譬如，城市中的拆迁和国有企业改革，农村中的征地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权力和资本从中攫取了巨大的好处，而广大的弱势群体却丧失了很多东西。与此同时，在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口号下，许多原本应该由政府财政承担的公共产品领域却被推向了市场。譬如，医疗、住房、教育等这些领域，过去虽然社会保障的水平也不高，但更多地是由政府的财政承担着，因此人们在这方面的负担相对不重。1990年代后这些领域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政府财政的投入减少了，更多地把这方面的负担转移到个人和家庭身上，于是就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所有的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不如说是市场化改革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带来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也不是走回头路，而是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使市场经济变得更加规范、公平，然后再辅之以必要的再次分配，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使社会达到真正的和谐稳定。只有这些，才是消除人们对现状的日益不满，解决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本之举。否则就使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思想日益回潮，从而重新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许多对现状不满的人怀念总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大二公”和“经济民主”。然而，在那样的时代，所谓的“经济民主”从来都只是表面的，各种各样的特权和等级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而普通百姓却陷入了普遍贫穷的境地，所谓的“一大二公”就是共同贫穷的代名词。在那个时代，人们并非没有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的愿望，而是这种愿望一再被强行地压制了下来。1956年农业实现集体化后，不少地方就出现了农民积极性下降、闹退社的局面，于是在一些地方如浙江的永嘉县、广西的环江县等又暗中搞起了包产到户，但很快这些零星的火种就被扑灭下去了。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渡过严重的粮荒，许多省份又开始搞起了包产到户。虽然它很快就开始见效了，并且也得到了刘少奇等高层领导的肯定，但毛泽东认为这是关系到发展方向的问题，再加上中央还有其他很强大的力量并不支持它，所以它很快又被取缔了。还有各种的集市贸易、自由市场等，也是屡禁不止，尤其是在物资十分短缺的时期，各种的黑市更是不可遏抑地冒出来。凡此种种，无一不是既符合人们的愿望，又能够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要是没有它们顽强地存在着，那个时代形势只会更加严重，人们的生活只会更加糟糕，但它们却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要不断地割掉。毛时代结束以后，由于我们抛弃了这种“一大二公”的模式，恢复了人们的各种经济自由，短短几年时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逐渐告别了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问题。2005年11月14日，丁学良教授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回国的时候，经常听到司机发牢骚、骂娘，说改革怎么样怎么样，很多人都在车里挂了以前领导人的像。有好几次在出租车上我都跟他们讲，你呀要是认为今天的中国不如改革以前的中国的话，你知道不知道，过去你有开出租车的机会吗?那时候卖几个鸡蛋都是‘投机倒把’，就会被抓起来。你这样把革命领袖的像当作菩萨挂着‘避邪’，更会被拖去专政个八年、十年的!”⑥现在这些怀念毛时代的人，他们也大都不是无产者了，甚至都拥有可观的财产了。他们是否想到，要是真的恢复到那个时代，他们的这些财产也是保不住的。在那样的时代，像现在这样的两极分化现象是没有了，但同时却又陷入了共同贫穷。实际上，在那样的时代也从来不会产生真正的平等，财富的不平等是没有了，却仍然有权力和等级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又仍然会导致经济的不平等。 2011年4月26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网上发表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一文。此文系对辛子陵先生的《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的读后感，对毛提出了一些不同于旧说的看法，没想到这却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公愤。2011年5月24日，“乌有之乡”网站发表了50人联名的“北京市人民公诉书”以“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此后事件持续发酵起来，其他不少地方也召开了声讨他们两人的“公诉大会”。我从太原召开的“公诉大会”的一张照片上看到，会场的人大都是已经上了一定年纪了，他们的头发都已经花白了，都是毛时代的过来人。如果他们是那个时代遭受过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的受害者，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反思过他们为什么会受那么多的害，吃那么多的苦?人们固然可以把这一切都归于“四人帮”造的孽，但“四人帮”之一的江青却在公审他们的大会上说，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如果他们是那个时代运动的急先锋和凶狠的整人者，不知道道他们有没有想到过那些挨过他们的毒打甚至惨死于他们的革命武力之下的人，他们有没有为此忏悔过?如果他们既是那个时代的施害者，又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即“整人者人亦整之”，不知道他们事后是否感到这个时代的巨大荒诞性?人们评价毛总是要带着自己的立场的，但不管立场有多么的不同，实事求是总是要的吧。这些铁杆的毛派，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历史的真相，多一些冷静和客观，少一些意气用事和偏狭呢?对于那些“反毛”的言论，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够拿出有力的理据来反驳，而采取大批判甚至是公诉这种可怜的方式呢?“左倾”的立场是社会进步所需要的，而且它们也有其存在的权利。问题在于人们是真“左倾”还是假“左倾”，是自己“左倾”还是强迫别人“左倾”。对于那些真正以“左倾”来要求自己，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理想的人，我还觉得是可爱甚至是可敬的。那些因为现实处境不好和被假相所遮蔽而产生“左倾”的，他们是值得同情的。那些并不相信“左倾”而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得获取权力和利益的手段的人，他们是可鄙的。而那些唯我真理在握，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对于持不种观点者大加挞伐的人，他们则是可憎的。“左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民失去了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只剩下清一色的“左爷”们。 世界之大，使得人们对时代和社会的认识都是有限的，即使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也是如此。同时，人们的认识又往往受到自己的情感、观念以及利益的纠缠，即使他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未必就能够客观、公正地认识那个时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更何况我们还有许多的档案都还没有公开，还有许多的著作无法在境内出版，历史还处在云遮雾障之中，人们难以对毛泽东时代产生客观、公正的认识。无理性、不公道的人什么时候都会有，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气候，又与人们对现状的不满是分不开的，与上层对它有意识的纵容是分不开的。君不见我国西南的一个城市，在当地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掀起了一股唱红歌的热潮。 人们会怀念起毛泽东时代，与其说是他为人民谋到了多少幸福，不如说是我们对他的真实情况还知之甚少;人们会怀念起那个时代，与其说在那个时代是多么的值得向往，不如说是现状确实有些让人们失望了;人们会怀念起那个时代，与其说是我们应该回到那个时代，不如说是当权者要借此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回避掉。 ①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②④ 参见王彬彬的《毛泽东：遗物见情》，《并未远去的背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③ 王彬彬：《毛泽东：遗物见情》，《并未远去的背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⑤ 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第63-64页，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重庆模式没有广东模式有生命力 重庆模式短期占优势 “广东模式”更具生命力 作者：曾实 来源：联合早报 来源日期：2011-6-6 本站发布时间：2011-6-7 0:05:40 阅读量：1912次 2009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庆模式”首度被提出，解读这一模式，并将之与广东等模式进行对比，是近年来中国学界讨论热点之一。 对此，本报专访了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肖滨教授。肖滨长期在广东从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祖籍四川的他，有着广东与四川两地的生活经历与观察视角。2008年，他主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下的广东政治发展30年研究项目，完成《为中国政治转型探路》一书。 重庆模式：着眼 体系的维系与巩固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均可视为中国模式下的典型范本，短期内，基于各种原因与气候，“重庆模式”可能在中国大陆占据某种优势，但长远来说，中国政治学者肖滨认为，“广东模式”将更具有生命力。 概括言之，重庆模式重视“对体系的维系与巩固”，广东模式则“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在评价两个模式时，长期在广东任教与做研究的肖滨，显然更倾向于“广东模式”。 近年来，相对于西方模式，中国模式的概念开始被提出，但学界对是否存在这一模式向来存在争议。肖滨认为，如果借用丁学良教授关于“中国模式”的一些说法，“中国模式”当中必然包含六项基本元素，首先是列宁式政党、军队、国家政权，这三者共为威权的权力架构，此外，还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支撑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受控制的市场经济，这六项元素缺一不可，在“中国模式”的框架下扮演重要角色。 “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其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两种模式中，以上六项元素无一例外都具备。在政党国家体系内部，两种模式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并未超出中国模式的框架。” 但另一方面，两种模式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与特点。肖滨指出，在经济领域，重庆与广东都重视经济发展，也关注民生问题，但前者突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后者则更重视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机制。 他指出，重庆的经济发展中有鲜明的民生导向，如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建设“五个重庆”（宜居、平安、森林、健康、畅通），同样，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建设幸福广东”，也体现出对民生的重视，“不过，广东和重庆还是有区别，广东更看重市场机制，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更突出。” 在涉及意识形态的价值领域和舆论空间，肖滨表示广东一直尝试在体制和价值中增添法治、民主、公民权利等新元素，当局也确有一些具体工作，包括广州近年推进依法治市，实已产生一定效果。另外，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中，广东媒体的表现有目共睹，最能体现开放、理性、宽容、竞争与批评的态势。 重庆则强调价值重建中的红色话语，试图以“唱红歌”之类的活动来重建民众的价值观。对此，肖滨认为，红歌本身有时代的土壤环境，而且并不孤立，它与狂热革命年代的红色标语、红色口号等连为一体，构成一套具有历史印迹和时代特征的红色话语。他指出，在过去的革命年代里，“红歌的精神基调是革命与造反，哲学基础是斗争哲学，价值内涵是阶级斗争”，这与今日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秩序、权利平等、有序参与、协商妥协、竞争共赢不一致，“两者之间互为紧张与对立”。 肖滨也指出，重庆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社会控制中主动出击，集中体现在重庆近年的强势“打黑除恶”。而广东模式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体系机制的不断改革，一直在为中国的城市治理与改革开放提供具有创新意义的选项。在广东历任的省委书记里，大多视改革为己任，从早期的习仲勋、任仲夷，到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不仅改革风气一脉相承，而且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让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包括最近汪洋强调要加强法治建设，努力把人情社会变成法治社会，就是坚持这一改革取向的印证”。 肖滨强调，广东近年在不同层面的改革值得关注，包括广州政府的预算公开化、顺德的“党政联动”大部制改革、河源与惠州的网络问政、深圳党内民主的试点以及广东各地推行社会管理中的多元共治等，都是广东近十年政治行政层面改革的亮点，“广东这些试点可能会连成线，最后连成面，为中国政治改革探路”。 他总结说，在政党国家体系里，重庆模式的着眼点在对体系的维系与巩固，而广东模式是尽量增添新的元素与机制，强调改革与创新，以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广东模式：缓解 内部紧张性 肖滨也表示，在中国模式框架之下，隐含着两个正在运行的逻辑，其一是政党国家奉行的权力和资源的垄断逻辑，其二是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两者看似矛盾，但目前在中国模式中交织、混杂为一体”。 他解释说，市场经济有自身逻辑，要求权利与机会均等，除规则之下的经济竞争机制以外，必须有法治民主的政治机制与之相适应，另外，也必须有配套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价值体系与话语形态等，“这就造成中国的这两个逻辑存在紧张性、甚至互相排斥”。 两种模式：为发展路径提供选择空间 而就广东模式而言，虽然也在中国模式的框架之下运行，但这一模式的重点并非固守旧有的元素，而是试图增加新的元素，肖滨认为，相比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更因循市场逻辑的发展，并试图去缓解中国模式内部的紧张性，推动中国模式按照市场运行的逻辑向前发展。 自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治渝以来，吴邦国、习近平、李长春等中央高层近年轮番到重庆视察，中共政治局九名常委中就有五名曾经到访。中共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李源潮也曾高度赞扬重庆“出现了欣欣向荣大发展的景象”，指重庆经验对于破解中国科学发展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 中央领导人的密集性考察与调研，并给予重庆建设经验以肯定，令外界有不同版本的解读，民间更出现“中国向左转”的言论与猜测。 肖滨认为：“目前看来，‘左’的势力与声音确实是在放大。”不过，他强调说，迄今为止并无证据显示中央最终肯定哪个模式，虽有重量级人物对重庆给予肯定，但也无事实表明有谁在公开否定广东模式，目前作出判断为时过早。 他也指出，距中共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还有一年多时间，关于两种模式的争论，不仅为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埋下伏笔，也将影响中共高层对下一步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和确立，为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发展方向、发展节奏的调整提供选择空间。 肖滨不排除短期内重庆模式可能会因为特殊或暂时原因占据上风，但他对广东模式持有更坚定的信心：“这是更能体现市场经济逻辑的发展模式，长远来看，无疑更具有生命力”。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