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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文革专家马若德 进入专题 ： 麦克法考尔 文革    ● 丁学良 （ 进入专栏 ）   　　 　　本月二十九日哈佛大学讲座教授RoderickMacFarquhar马若德（这是他的中文雅名，内地音译为「麦克法夸尔」）应邀来香港，为他的三部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中译本首发，在中文大学行政楼祖尧堂作专题报告。这场报告会的最佳地点应该是毛泽东曾指挥文革的首都北京，第二佳地点应该是薄熙来曾唱红打黑的雾都重庆，可惜这两地都开办不成，只好在第三佳地点香港举办──香港虽然不是中国文革的中心城市，却早已经是全球文革研究成果出版发行的最大中心。位于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就收集有汗牛充栋的文革第一手材料，几十年来，全世界的文革学者都得来这里苦读苦抄苦思苦撰。 　　马若德出身于英国贵族世家，可年轻时热衷于社会公平的政治潮流，加入了属于左翼的工党，成为议会下院议员。他一度供职于英国外交部，以高级文官身份于一九七一年首次访华。前此他还担任过BBC国际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并且参与创办了后来享誉全球学界的TheChinaQuarterly《中国季刊》，在政界、传媒界、学界均积累了亲身奋斗的丰富经验。当改革开放政策把中国重新推向世界的时候，西方研究中国的重镇哈佛大学就把马若德请回去，执掌当代中国政治的教学和研究。他早年在此校跟随西方的中国史学大师费正清读研究生，回到母校，心甘情愿。况且他在这里读书的年代，又幸遇研究中国问题的才女爱茉莉（日后任《经济学人》杂志的波士顿站长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国际版主编），结成良缘。 　　马若德最早的研究领域其实是国际关系，成名作包括苏联和中国的磨擦冲突，以及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和美国的麻烦关系。然而，有着亲身从政经验的他，对政治大趋势的敏感度非一般的书呆子可比拟。中国文革一启动，他就感觉到此一事件非同寻常，于是从一九六八年起就把研究文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课题，由此而奠定了他作为西方学界研究中国文革的领军人物。一九七四年，他发表了「文革前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一九八三年，他发表了第二卷，聚焦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的大跃进；一九九七年，第三卷发行，剖析中共领导层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六年期间的严重分歧。三部「文革前史」的英文版，加起来将近一千七百页，密密麻麻的排字本，真正是让人望而生畏、叹为观止！它们获得了「亚洲研究学会」一九九九年度倍受尊敬的JosephR.LevensonPrize殊荣。这位于一九六九年不幸英年早逝的Levenson生前在西方被认为是当代最有才华的治中国史的杰出学者之一，他的代表作，是探讨中国现代化之文化价值观困境的三卷本巨著：ConfucianChinaandItsModernFate:ATrilogy。以他命名的这项学术奖，专为英语世界关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优秀研究成果而设。马若德不但以著作获得Levenson奖，他在哈佛大学还获得过Levenson杰出教学奖，可谓双奖一身，名至实归。 　　中国内地对于马若德的文革研究一直予以高度重视，北京的「求实出版社」于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年间，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中文译本，首印发行量共十一万册，盗版则难以计数。马若德贵族世家出身，对钱财不怎么在乎，一分钱稿酬版税也没有索取，只希望他的文革研究成果能够被深受文革之苦的中国人民广泛阅读。可惜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中国内地的言论空间急速压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译本的第三卷（副标题是「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一直难以问世。幸亏还有个香港，于是就有了本月二十九日第三卷的首发及报告会。新世纪出版社同时还修订了第一卷、第二卷的译本，把被内地出版社砍掉的部份补足。三卷齐发，以满足各地中文读者的渴求。 　　华人社会里有句流传极广的悲呛之言：「文革虽是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却是在海外」。西方世界对中国文革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若德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工作。远在一九八○年代的中期，哈佛大学校方就正式向他提议，可否在该校本科生的「核心课程——外国文化」的大栏目下，新开设一门专讲「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如果开成了，这将是全世界主要的研究型大学里，首项以中国文革为主题的完整课目；到那时为止，虽然西方大学其他的课程中也有中国文革的内容，但都是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或中国现代史的一小部份讲授的。 　　虽然这个建议对马若德颇具诱惑力，但他却心中无底──中国的文革是那么的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怎么好给美国本土生、本土长的大孩子们讲清楚呢？比如说吧，毛泽东正式发动文革的头排猛烈炮火──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革命大批判，海瑞被罢官的时代是十六世纪中叶，那比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还早了两个多世纪。怎么能够对美国的本科生讲明白，在毛泽东的中国，古代史、中世纪史都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小仆人呢？ 　　谁知道首届题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程（注册号码是「外国文化48」）于一九八八年春季开课时，哈佛本科生中主动要来上的几达千名。哈佛本科生院全部学生才只有六千多人。这么大规模的课，倒是给校方后勤部门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校园里没有这么大的常规教室。无奈，校方只好准许这门课在Sanders剧院里上；该栋古建筑物颇具文物价值，平时保管甚严，通常是在重大庆典时才动用，我们接受博士学位证书的仪式便是在那里面举行的。 　　我记得正式注册修首届中国文革课的学生是八百三十名左右，仅助教队伍就有二十二名，包括本人在内。这次从美国、欧洲、北京、蒙古等地赶来香港参加二十九日报告会的，有好几位都是当年的助教或学生。那时候还没有现成的课本，马若德就组织助教们认真挑选中文数据翻译成英文，复印装订成册作为教材。我印象鲜明的是当时在讨论如何翻译文革时期的特有术语遭遇的困难，常常为一个译法之取舍争论老半天。比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最后选定的是具硬译风格的capitalistroaders（字面上是「资本主义的走路人」）。有的美国学生在测验时望文生义，把它解释成：「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按此标准，香港的「走资派」实在太多了！ 　　马若德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文革迄今二十余年，这门课已经成为哈佛的经典课程之一。后来的学生更幸运，因为他们有了一部专著当课本，这便是马若德与瑞典籍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功力深厚的MichaelSchoenhals沈迈克合作，劳作经年完成的巨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几近七百页的英文原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二○○六年发行，中文译本三年后问世（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均受到西中学界的高度评价。 　　不过，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似乎并不带来财运。自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文版问世后，访问哈佛大学的中国政界和学界重要人士，只要有机会面晤马若德，都会向先生索取该书。马若德自己掏腰包，多次请人从香港购书空邮。随着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中译本出齐，马若德的送书支出又要上升一个新台阶。 　　经常阅读英文报刊的人或许会注意到，今年初王立军─薄熙来事变以来，马若德就成为国际主要媒体采访最多的西方资深学者。倒不是他与重庆有甚么特殊关系，而是因为他的文革研究为解读重庆事变提供了最贴切的背景和深层脉络。薄王那一帮领导干部利用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舆论制约、更不受道德制约的黑帮式权力，为别人造就了一片红色恐怖，同时也为自己埋设了一串烈性炸药。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引爆──爆炸是一定的，爆炸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则是不一定的。于是，从第一声锣鼓报幕起始，全世界的观察家们就在等着看好戏。读过马若德有关文革研究多部著作的人们应该有所意识：这台戏还没有演完，大家还得熬点夜，说不准就在你犯困不已、呵欠连天、上床便倒头酣睡的那一刻，挺精采的一出戏又上演了。 　　半个多世纪之前，马若德的老师一辈就对他们这些刚入门的研究中国政治的西方研究生说：你们选择了这个专业，以后几十年可就有苦活干了。语言难学、数据难找、关系难建、论文难发、著作难写，等等等等。不过也有诱人的回报：你把中国政治疏理好几遍了，有点不耐烦了，突然一切都变了个样，认不出来了，于是又磨拳擦掌去探索刚涌现的神秘和新奇。所以，研究中国政治是永远不会乏味的。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马若德对我们也说过类似的话。如今，我对来自西方东方的学生们讲着相同的话。 进入 丁学良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麦克法考尔 文革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297 次 更新时间： 2012-06-29 10:18:49 丁学良：“邓小平模式”的命运 进入专题 ： 邓小平模式    ● 丁学良 （ 进入专栏 ）       自从2012年2月初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醒目的现象：全世界最重要的媒体，不论是欧洲的、北美的还是亚太地区的，若是以国家来区分的话，关于中国的报道、分析、评论，上头版的频率最高。即便是以前不怎么把中国事务当作最重要话题处理的那些国外媒体，从今年2月份以来，也越来越多地把眼睛盯在与中国相关的事件上。     我们都明白，这个全球媒体“头版中国”的现象首先是因为今年从2月初开始，中国发生了颇具戏剧性的几个事件，早年学习传媒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不小心，就帮了“中国话题”一个大忙。如果把这几个事件理一理，可以看出一个更基本的全球深度关切在里边：国际上众多的分析家们，包括和国际政治相关的分析，更包括和中国的国内政治和法律相关的分析，都在关注中国最高层的权力转交以及这种转交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变动。国际上的分析家们尤其是主流媒体的日程，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南海敲定的——中国之所以经常成为国际媒体的头版话题，归根到底是北京曾经宣布今年年底要召开中共“十八大”。重庆事件等突发事变之后，“十八大”会不会按期举行、如何举行，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和政治流言的温床。     按计划应在今年年底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它预示着：自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之后，三十多年以来有关中国党政最高层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的“邓小平模式”，已经走到了难以持续的关节口。这里所说的“邓小平模式”，不是指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总政策，而是专指中国最高党政权力的交替与人事安排的方式。这个意义上的“邓小平模式”，用一句很浅显的话来概括，其最核心和基本的思路，就是“开明专制”。持极端左派或极端右派政治观点的评论家们，可能有些人不同意这个概括。但我认为，将1970年代末以来关于中国最高党政权力交替和人事安排的方式概括成“开明专制”，基本上还是公允客观的。     这个“开明专制”的模式有一个基本的“战略高地”——其最核心、最要害的操作杠杆是，必须存在着一位独一无二的“开明专制者”（英文很清楚，是单数不是复数：Enlightened Dictator，参阅Norberto Bobbio,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p. 158-166）。必须要有这样一位具体的个人高高在上，否则，“邓小平模式”就很难操作，维持不下去。邓小平本人从1970年代末开始，一直是按照这个模式来选择、安排中国党政最高层权力转交的架构和人事布局的。当邓小平在党内外、国内外威信最高的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的十多年里，他用这种方式来安排最高层权力和人事的时候，虽然不能说毫无阻力，但阻力不是大到让他的意志贯彻不下去的地步。     首要原因之一，是那个时候，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大部分人都认为邓小平是毛泽东晚年以来，即从1970年代初以来，最高层里惟一能使中国走出“文革”造成的深刻、广泛危机的政治家。终身研究中国高层政治的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多次对学生们说，虽然当年中国人从上到下痛悼周恩来的逝世，不过从中国改革的长远角度看，周恩来没有活过毛泽东反倒是件好事，因为周那样“举轻若重”、“如履薄冰、如履深渊”的人在毛之后，是缺乏足够的胆略去开创改革的大局面的；周只能对之作些小修小补，让毛体制苟延残喘（马若德：《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原中文译版，第435-482页）。     力图使中国走出“文革”造成的深刻和普遍的灾难，邓小平本人为此付出过相当多的代价（即“三落”），又没有完全被“文革”毁掉（即“三起”）。由此而来，他作为“开明专制者”来选择中国下一代甚至下两代领导班子的人事安排时，送出去的是一个不用讲得百分之百明白、但大多数人都能够“领会”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我邓小平是有超常的（superior）政治智慧、政治远见和政治判断力的首席操盘者。因为他自己具有这样的超常素质，那么在逻辑上顺理成章的就是，他最有能力来设定下一代、下两代可能的接班者中同样具有这些素质的人。他自己具有这些素质，这已经 “被验证过了”（proved），几次过关了。     这一点连中共领导层里资格比邓小平更老的陈云也不否认。1970年代末在讨论毛泽东之后由谁掌舵中国这艘又巨大又破损的船的时候，党内有些人提名陈云，因为早在1931年9月后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他就是其成员了，1937年12月成为正式政治局委员，而邓小平是在1955年“七届五中全会”上才补选入政治局的（详阅 Thomas Kampen,《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共领导权的变迁》，香港时代潮流出版公司译本；赵家梁和张晓霁：《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第1版）。但陈云公正地说，虽然我资历更老，不过我对打仗没什么经验，邓小平同志这方面经验丰富。考虑到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头号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军事战略方面的领导水平，还是请邓小平同志掌舵吧。     虽然邓小平是久经锻炼的“回炉精钢”，但他所选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只能说是潜在地具有他的那些素质，还有待“被验证”。当然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先是胡耀邦，然后是赵紫阳，只有“一起一落”。但直到现在我们都可以很客观地讲，1980年代邓小平挑选的这两个最高层党政接班人，在胡赵他们那一代里确实是最优秀的，虽然他俩各有自己的短处，综合地看，仍然是德才两方面最优秀的。     可惜的是，“邓小平模式”连续两次遭到严重挫折。这样的挫折在我看来，反映了“开明专制”内在的、难以摆脱的矛盾，就是“专制”和“开明”之间的矛盾。开明专制一定是具有两面性的，二者之间有着时隐时现的紧张关系。第一次是胡耀邦1986年年底下台，薄一波带头落井下石；第二次是赵紫阳1989年5月下台，李先念带头开炮。可以说，这两次都是“专制”越来越占上风、“开明”越来越占下风导致的结果。邓小平自己在1970年代末重新崛起的时候，人们希望他的“开明”越来越多，“专制”越来越少。但是，由于党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包括军事的、安全的力量（用列宁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术语来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大支柱”），综合意义上的政治力量的对比，使“开明专制”的内在矛盾激化，越来越使“开明”退步，使“专制”高涨（胡绩伟：《胡赵新政启示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     可以说，1989年那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之后，对邓小平来讲，能够在他余生之内不让“专制”完全压倒“开明”，就成为他唯一有机会留下的正面政治遗产。这一点我们后来看得越来越清楚，在越来越多的回忆录、传记、文献、解密（不是指中国官方的解密，而是有关1989年中国大陆危机的美国、欧洲、日本、台湾保留的很多资料后来逐步解密）和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当时及其后的三、四年间，对邓小平来说，不让“专制”完全压倒“开明”，也就是阻止完全倒退到毛泽东治国路线，成为他余生的最后一战，战得异常艰难。     在1989危机之前和在那之后的两个阶段，邓小平在党政体系内的决策分量，已无法相比。我和一些体制内的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多次私下交流中，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估价，就是1989年危机之前，“邓小平模式”更像一个传统家族企业，他是大家长，别的人虽然也能讲讲话，但基本上是邓小平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一拍板，大事就定下来了，别的人可以有疑问和不满，却不能改变这个大家长做出的决定。但1989年危机之后，这个“邓小平模式”越来越不像一个传统家族企业，而像一个股份公司，别人参股越来越多了。     我们在私下讨论中都觉得，用这种公司治理模式来类比，很能说明问题。邓小平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大家长，而只是大股东，控股虽然超过50%，但不是80-90%那么大。1989年危机以后，在最高层权力交替和人事安排上，邓的“股权”可能就是50-60%，其他几位元老特别是陈云、李先念等，每个人手里都有“股权”，都能对大股东的意图和决策提出质疑甚至抗衡。粗略算了一下，陈云手里至少有20－25%的股份，他和邓加起来有80%；如果他俩不发生分歧，大事就能很快摆平，否则事情就不易搞定。剩下的几位次级元老加起来大约有20%的股份，他们若是和陈云一致，邓就得退半步。     邓小平在这样的“股份公司”架构下，在党政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上，不得已做了让步和妥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很多解密资料和回忆录中看到，江泽民并不是邓的首选，李鹏也不是邓希望长期做下去的总理人选。更多的消息表明，虽然邓小平是1997年2月去世的，但1992年“南巡”之后，至少从1994年开始，健康状况让他已不能过问一些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邓本人亲自操作“邓小平模式”也就是到了1993－1994年这个时候。在那之后，“邓小平模式”余威尚在，但已经不是邓本人在亲自操作。     问题就在于，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最高层里已经没有任何人像邓那样，够格成为一个新的“开明专制者”（是单数不是复数）。邓之后，这个独一无二的“开明专制者”没有了，越往后越不可能再生了，以后除非有人能够克服极其重大的危机和挑战，否则也出不了邓小平那样的大家长。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江泽民做了名义上的党政最高领导人，共做了13年。不论从他讲话的方式，还是从重大的国内和国际政策来观察，大家能看得很清楚，在邓小平身体不行、人还在的三年多时间里，江是非常谨慎小心的，邓“余威慑人”。     从1997年初邓去世一直到2002-2003年这段时间，江作为头号领导人才真正放开手了。那时候国内外分析家们提出一个问题：江有没有可能成为邓那样的人物？当时有一些人说“能”，国内多一点，洋人中也有，最有名的就是写《他改变了中国》的库恩，他是国际上最有名的江氏鼓吹手。这也是和库恩的商业利益相关的，他在中国投资，越做越红火。     今天的问题在于，邓小平之后的体系，要想以“邓小平模式”继续作出中国党政最高层的权力转交和人事安排，主客观条件越来越不具备，这才是从今年2月初到现在中国一系列事态背后的深层原因。国际上做政治学分析的、长期关注中国和类似体制（如俄罗斯及其他转型国家、拉美和亚洲不具有稳定议会民主制的国家）的很多人，都同意这样一种观察，就是目前的、即邓小平以后的中国，是“A dictatorship without a dictator”。     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翻译成中文时却容易引起混淆，得稍做点解释。这里的dictatorship是现代的而非古典的定义（古典意义上的这个dictatorship体制是很正面的），它的现代定义涵括了所有那些与普遍民主制对立的政治体制。应用到当今的中国，无论是在列宁主义的话语系统里，还是在其他流派的话语系统里，大家都知道它指的是一党专政制度。而以上那个短语中的dictator则既是在古典的、也是在现代的定义上使用着。我们晓得1949年之后，没有哪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乐意被称为dictator，不管他本人是不是。但这个词的精确汉语翻译是“独裁者”，可以看看1949年之前的文献，那时的翻译是准确的。为什么翻译成“独裁者”？“裁”是决策过程，“独”是“一人”的意思；解释得更细一点，就是“一个单独的、最重要的决策者”，这才是准确的涵义。所以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国际上被认为已经没有一个dictator，但仍然是个dictatorship，麻烦就越来越多，操作起来越来越困难。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中国今天还有1989年危机前的邓小平那样的一个大家长式的人物，高层虽然对“十八大”人事有多种意见和多种名单，议论纷纷，只要邓小平一拍板，谁应该进中央常委，谁不应该进，如果邓真的坚持，虽然有别的不同意见，这个事情基本上还是会按邓说的确定下来。但麻烦的是中国已经没有这样的“单独裁决者”了，所以才会有薄熙来那样的发飙发狂状态，就是他很不服气：为什么我不能进常委，为什么我不能接班？不论对薄熙来这个人和他的政策怎么评价，但他站在他的家庭背景上，觉得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他才不断造势炫耀，对外“唱红”，说他是“招摇过市”也行。可以想像一下，如果邓小平还在世，这些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当今中国的问题是，存在着一个dictatorship，而又没有一个dictator（“单独裁决者”），发生这些事关最高层权力交接的争议和对抗，该如何裁决？     薄熙来力图对中共最高层权力的交接过程，加进去一些他自己喜欢的运作方式，他差不多已经做到三分之二了。但他“价值实现”的最后一跳，借用马克思描述商品流通的话，也是他“最危险的一跳”；跳成功了是超额利润，跳跃不成就是鸡飞蛋打，薄熙来的结局是后者。所以我们现在要问一个基本的问题：“邓小平模式”越来越难以运作下去，该怎么办？这乃是下一篇评论讨论的中心问题，也是全世界都在问的一个问题。      进入 丁学良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邓小平模式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91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丁学良：“邓小平模式”的命运 丁学良：走活中国政治改革的两步 丁学良：中国政治改革的边界线 丁学良：改革最需要过人的胆识 丁学良：整个社会应在一条船上同舟共进 丁学良：应让民众主动参与社会管理 丁学良：政治极端主义和利益集团绑架——苏联为何遭遇体系性失败 丁学良：自由市场模式面临结构性危机 丁学良：唐山大地震中的灾民哪里去了？ 丁学良：本拉登的兴衰与中国的明智 丁学良：他也逝去 丁学良：外界如何看中国取决于我们的本色展示而不是制造假象 丁学良：辛亥革命“族权”“国权”、“民权”一起解决之雄心 丁学良：中国模式的慢性病症侯 丁学良：三峡大坝的三条腿？ 丁学良：中国发展与中国模式的未来 丁学良：高度关注劳资关系的深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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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媒体和中国国内微博继续活跃报道与猜测薄熙来事件的背景下，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认为，中共高层对怎样管理这个国家存在重大分歧，但自身却不愿让这种分歧公开化。  德国之声：薄熙来事件被浓缩为刑事案件和违反党纪。这样的决定是否出乎您的意料？ 丁学良：自从89年赵紫阳事件后，中共从未使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术语（如路线斗争 – 编辑）处理党内矛盾。如果那样做的话，对他们来讲，后果远远超过处理该事件带来的政治上的正面收获。这次对薄熙来事件的处理，尽量限制在刑事案件和违反党 纪上，在我看来，是他们1989年以来处理党内分歧的一个常规做法。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才让人感到惊讶。 为什么网络和国外媒体还在继续大量报道薄熙来事件？ 我想，海外和国内微博以及私下里对薄熙来事件的报道，是他们想把这个事件联系到中共最高层如何管理中国、如何在18大之前设立政治政策的框架。这是他们的出发点。 我想强调，中共在管理这个国家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或者法律上，内部都有很重大的分歧。但89之后，中国最高层中至少90%以上的人都认识到，如 果最高层把政策上的基本分歧公开化，对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他们不想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展示党内最高层的分歧。即便有分歧，也要掩盖，而把这种事 件尽量降级到技术层面。即便在薄熙来事件的冲突中有政治成分，他们也尽可能把这一点淡化掉。 但国外媒体和网络都在继续报道和猜测。为什么国内媒体不公开报道呢？ 国外说出来是国外说。中共最高层最怕的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团结、不稳定的团体，即便国外媒体和国内老百姓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解读，这对他们来说是次要的。   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在《求是》发表”让权力在阳光下进行”的文章。如果他这么说，您是否看到一点中共内部分歧得以透明化的希望？ 我不认为温家宝的文章涉及的是薄熙来事件。他的文章同党政官员、廉政建设以及铲除腐败有关，他要求在这些问题上有更多信息。中国民众过去数年来最强烈的呼 吁之一便是公布官员的财产。在这一点上，中国党政官员面临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因为公布官员的财产已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共识。这一压力每年都在增大。温家 宝希望在这一领域对民众有个交待。这个问题每年都在两会上提出来，不仅仅在微博上，不仅仅在私下里。因此，这里讲到的透明化指的不是薄熙来事件。 采访记者：李鱼 责编：洪沙 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