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

王小刚：中国经济学的殖民化倾向 进入专题 ： 经济学 殖民化    ● 王小刚       1979年以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但是近年来，经济学的声誉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质疑。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学界存在着严重的殖民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学研究缺乏人文关怀          所谓人文关怀就是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性存在的价值。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就在于他有人文、有道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那么，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因而一定要有人文关怀，要以人为本，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不是为某个政党或某个利益集团说话。不能仅仅注重短期的局部的经济利益，更要长远的全面的眼光。学者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有相当的话语权，不仅仅是因为有知识，也在于其客观的立场和人文的关怀。因此，经济学家要考虑的不能仅仅是经济效益，还要考虑社会效益。     而中国许多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则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考虑。比如某人说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真是拿丧事当喜事办的典型。某人说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按照这个说法，东京、纽约那还不如中国的小县城繁荣。教育产业化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场浩劫，不仅导致学历泛滥、大学教育质量急剧下降，而且剥夺了贫寒子弟的上学机会。但是当年推出这项政策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者都为之鼓吹造势。中国的个税起征点很低，对穷人是很不公平的，但是还有人说，个税起征点太高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中国的改革，很明显处于底层的工人、农民付出的代价最大，受益最少。有人却说，改革中利益受损最大的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完全倒过来了。有人倒是承认中国的改革牺牲了3000万老工人。但却认为，他们的牺牲是必须的，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也令人瞠目结舌。某人更是直白地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不需要讲道德。     由于这些话语中赤裸裸的辩护色彩，难怪有的网友说，看了就想骂人。亚里士多德曾言：“人在达到德性的完备时是一切动物中最出色的动物；但如果他一意孤行。目无法律和正义，他就成为一切禽兽中最恶劣的禽兽。”经济学同样如此，若是失去人文价值的追求就会如同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就变成了一个追名逐利的工具，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流氓逻辑和市侩哲学。     　　     2、研究中国经济时几乎不考虑腐败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考察了南亚11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之后，明确指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而不将腐败作为严重问题来对待的理由是肤浅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深受腐败的困扰，造成极度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失序。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几乎不讨论腐败问题，很多人甚至认为腐败有利于减少改革的阻力，是必然要付的代价，是有利于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     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十分盛行。比如有人说，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有人说，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在国企改革问题上，有人说，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鼓吹监守自盗。另一方面，非常滑稽的是，这些人又非常强调要保护好私有产权，真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现代版本。     中国虽然落马贪官不少，但是所占比例很小，反腐败是蜻蜓点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有人却说反腐败力度不能太大，否则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为官员“边腐边升”喝彩加油。在制度缺失、腐败泛滥，人民渴望民主法治的情况下，有人却匪夷所思地说，全世界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甚至倒打一把，说民主投票不好，既不能反映代价，亦不能刺激生产。公然鼓吹专制才好，真不知是何种心态使然。有人还说，最好干脆给当权者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这些话未免让人感觉很天真，真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在中国生活过。     这些胡言乱语，是非颠倒、漏洞百出，连小孩子恐怕都骗不过。本应让人不屑一顾，但是在权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却深得其主子的欢心和抬举，竟然成了主流。正如马克思所言：“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1]杰出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坦言：中国所有的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政治问题。所以腐败绝不是经济学研究中可以忽略的问题，而是中心课题。因此，面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对于腐败如此的冷漠和纵容态度，难怪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会说，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     　　     3、只说发展的成就，不说发展的代价     　　     中国主流经济学界，一直宣称中国发生了经济奇迹，而且大言不惭的说他们这些人还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们对于发展的代价一般是只字不提，或者是轻描淡写。而他们口中的“中国奇迹”，大致是指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中国年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10%左右。     姑且不论中国是不是发生了经济奇迹，只要我们粗略计算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就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这些代价，姑且不说贪污腐败、两极分化、道德沦丧、冤情遍地、诚信危机等社会代价，仅仅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就够让人触目惊心。     比如全世界的PX项目60%都建在中国，为了压缩成本，这些项目都没有配备污染处理工厂。中国的纳税五百强企业，前面六十家企业大都是石化工业。他们纳的税虽占中央财政税收的一半以上，污染却非常厉害，已经代替了80年代乡镇企业的污染。大量的工业废水、废气、废渣往往未经任何处理就排放到外界环境中，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8~13%。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被环境污染完全抵消。[3]     环境污染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更可怕的它已经开始威胁到人们的基本生存。中国现在有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8～10年使用的深层岩水。全国农村有近3亿人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不得不饮用已被污染的地表和浅层水源。[4]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5]国土大半遭受重金属污染，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受到污染并流入市场。在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湖南株洲，当地群众的血、尿中的镉含量是正常人的2至5倍。[6]中国南方一些地区，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7]     由于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癌症村。2009年，华中师范大学学生孙月飞在《中国癌症村的地理分布研究》的论文中指出，中国的癌症村数量已经超过247个，涵盖中国大陆的27个省份。[8]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实际的“癌症村”可能远不止这个数目。但是该文展示的情形已经足以让人痛心!     如此巨大的生态灾难，任何经济奇迹都会显得黯然失色，毫无意义。更何况，中国是否发生了经济奇迹呢？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日本战后在一片废墟之上，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成为发达国家。但是没有付出高度腐败和环境污染的代价。中国号称高速发展30年，但是到现在也还是发展中国家。付出的代价已经难以估量，但是人均产值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     　　     4、只要外汇储备，不要本国福利     　　     主流学者还有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也被视为大国崛起的标志。根据央行发布的数据，截至9月份，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2017亿美元。[9]但是这些人从来不说，这些外汇是从何而来的。     事实上，中国的外汇储备除了少部分来自外国直接投资，大部分来自中国不计环境、资源和人权代价的出口贸易。比如中国20多年间煤炭出口20多亿吨，同时因为矿难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出口日本的木材超过了1亿立方米，相当于中国国土20%的森林面积。再比如中国生产了全世界70%的圣诞树，但这些产品，生产一件的利润也就是几分钱、一毛钱。出口一台DVD售价32美元，交给外国人的专利费是18美元，中国企业只得一美元的利润，仅占3.1%。中国的外汇储备就是这样一点点的积累起来的。由于中国地大人多，多年下来，数量也相当惊人。     因此，中国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绝非汉奸媒体所说的是中国央行的负债，是中国政府的沉重负担，而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甚至是子孙后代的保命钱。但是，这些来之不易的外汇储备是怎么使用的呢？其情形更叫人震惊：未经任何讨论，甚至没有任何征兆，2004年1月，国务院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以充实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资本金。中国石油公司2000年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2008年雷曼兄弟在金融危机中宣告破产，中国外汇储备承受巨大损失。于此同时，玉树地震，国家财政拨款只有5亿元。西南大旱灾，国家拨款只有1.26亿元。     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这样的肆意挥霍浪费。不是用于人民的福利，不去发展中国的经济，而是给腐败的金融系统、国有企业填窟窿，去拼命讨好外国的政府和外国的老百姓。正如有人所评论的，中国的权贵集团，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和权贵集团自身的一夜暴富。如此腐败卖国的贸易体制，一些主流学者却称之为比较优势而大肆吹嘘，这无疑是中国经济学殖民化的最显著表现。     　　     5、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模型的滥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年轻学者在研究中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许多高校迎合这种风气，不重视基础理论知识的教学，却从国外引进大量的高难度原版教材，照本宣科，生吞活剥，误人子弟。不仅研究生用的经济学教科书是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只刊登使用数理经济模型的文章。名曰与国际接轨，实质上扼杀真正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     这些文章基本上不关心经济的具体问题，不关心民间疾苦，不探讨社会不公，不顾及国计民生，在冷冰冰的数字里转圈。由于与现实完全隔膜，许多经济学者对于经济问题的看法非常肤浅，甚至不如许多深入实际的新闻记者深刻。有的所研究的问题细小而琐碎，没有实际意义。有的所研究的是西方国家现阶段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跟中国的事情毫无关联。有的则是歌功颂德，用一大堆数据说明某项政策的正确性。有的是故弄玄虚，本来很简单的常识问题，却使用一连串的数学公式推导。事实上，把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数学模型生搬硬套，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经济学殖民化、庸俗化、去政治化的重要表现，包藏了御用文人的险恶用心，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首先，西方经济学模型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为前提的。而中国的经济环境与此大不相同。中国目前的状况是半殖民半封建经济状态。有一半的经济掌握在外资手中，还有一半掌握在官僚资本手中，而民营资本处在两者的挤压之下，艰难生存。权力在经济格局的塑造当中，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西方的经济学模型当中，是不讨论这个问题的，也无法做定量分析，属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学术研究，其理论假设前提极为重要。若是研究的对象不符合理论前提条件，那就根本不能使用。否则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甚至南辕北辙。     其次，经济学模型地运用要以准确的统计数据为依据。而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料中，1986年以后才有数据可查。而且，中国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一直备受争议。比如，早在200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基就曾对中国官方公布的GDP增长率发出质疑。[10]再比如，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70个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1.5%，遭受普遍质疑，后来调整为24%。[11]还有中国的地方GDP之和大大高出全国核算数据。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郎咸平在一次演讲中就不客气的指出：从上说谎说到下，所有的数据，全部造假。[12]以如此不靠谱的统计数据做各种数理经济研究，得出的结果也只有天晓得了。     最后是中国数量化的学术评价机制。我们知道，写一篇有创意的经济学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比如美国经济学家科斯，一生只有两篇主要论文，在中国可能连教授都评不上。但数理模型的文章就不同了。只要掌握其方法，用一套数据可以写好多篇文章，文章可以大量复制。而且别人也不容易挑毛病，是偷懒的好办法。     由于以上原因，数理模型的方法在中国经济学中的运用未免水土不服、淮橘成枳了。其实，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当务之急不是去赶超西方的研究水平。而是要从国情出发，抓住有实际意义的经济问题，然后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最后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建议。而数学模型对此无能为力。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2]《香港教授：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中华工商时报》2005-10-26。　　     [3]《潘岳直言说环保》，《看天下》2007年第5期第62页。　　     [4]秦朔：《GDP先生的讲述》，《南风窗》2003年第23期（上）。　　     [5]傅剑锋：《从松花江污染忧中国重化工布局》，《南方周末》2005-12-08。　　     [6]祝振强：《国土大半严重污染沦陷 我们离亡族灭种还有多远》，人民网，2011-10-14。　　     [7]张宏良：《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乌有之乡网站，2006-12-25 。　　     [8]《凤凰周刊》封面故事：中国百处致癌危地；2009年第11期；2009年4月15日版。　　     [9]《外汇储备日益增加 如何使用引热议》，《国际先驱导报》2011-11-21。　　     [10]常欣：《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真实性问题的争论》，《理论前沿》2003年第2期。　　     [11]《统计局称去年全国房价涨1.5% 惹95%网友质疑》，网易房产频道，2010-02-25。　　     [12]《郎咸平沈阳演讲》，铁血网,2011-11-10。    进入专题： 经济学 殖民化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经济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120.html    

　　近年来，老人上街跌倒没人敢扶起，事件频频见闻于中國媒体，最近发生的”佛山女孩小悦悦被碾”，更是将国人爱心的争论推上了风口浪尖。 　　1.      中國道德的二律背反：善的高扬与缺失 　　是什么原因遏抑爱心的抒发，使得国人冷漠无情，事不关己，与世无争？人们热议，众说纷纭，而评论几乎都认定国人爱心低下，这个视角折射出中國式泛道德主义倾向，以为凡是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道德问题，而道德问题又凝聚为人性善恶，反映出儒家的套路，如此则使问题表面化、简单化。 　　进而，将国民爱心低下过多地归咎于政府功能缺失，或其价值引导，则是人（人民）的主体性失落的表现，又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征。现代西方人常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其实，华人的冷漠在中國之外也广泛存在。譬如，笔者居住的纽约法拉盛，是华人集聚区，去年在这里的闹市地段发生了的中國女留学生姚宇被奸遇害案。当时墨西哥裔凶手当街抓住姚宇，欲拖往偏僻地段施行强奸，途中姚宇不停地高声呼救，曾有两三位华裔民众在一旁驻足围观过，但随即转身离去，事后从监控录像中还看到，案发时街上匆匆而过的有多位路人（华人可能性居多），华人经营的店铺许多还在营业，却无一人愿意解救或报警，眼睁睁看着惨剧发生——其心之冷酷，并不逊色于佛山小悦悦被碾的场景——当然不能归咎于美国人主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吧。 　　国人的劣根性是有着悠久的遗传史的，早已根植于集体无意识之中，对于今人来讲，不属于”新生事物”.十九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浦在《中國人的特性》中记载道，中國人对落水者见死不救，冷眼旁观，更有甚者的动有趁火打劫的心思；对于家人尽孝尽慈，却对旁人冷若冰霜。在鲁迅的笔下，看客是多么从容不迫和麻木不仁，鉴赏家则有的是玩赏他人痛苦的兴致。 　　确切地讲，当今中國人的爱心阙如是基于执政者与民众之间持久博弈、长期磨合的结果，落实到今天具体的”老人跌倒失助”场景，则是由：政府、（欲）施助人、跌倒老人（连带家属）三方博弈的结局。人类社会是个自组织的系统，按系统论观点，社会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是在功能上联系着的，并且互为反馈交流而成牵涉于一体。如同生物的进化，社会要形成一个乐善好施、知恩报恩的良善氛围，是个渐进的过程，决非一蹴而就；反之，若社会中的全体成员作为各自交互的主客体，已经达成某种平衡态，处在了稳定性结构中，从而协同化于运用低级德性的生存智慧，则表明了经久历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2.      高扬善的代价：遮蔽社会正义 　　今天国内传媒与网络上呼声高涨，声讨国人爱心冷漠，但若让这些声讨人士亲临其境，体验一下正义匮缺环境的严酷性，他们还会保持住在声讨时候的那种英雄主义气概吗？须知道：单纯高呼口号是廉价的，是属于愤青之举。 　　当今国人普遍不愿意做好人，敢于扶起跌倒的老人，直接的主因还是慑于被讹诈，因为这样的案例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人们目睹了不断上演的新时代版本《农夫与蛇》，大家都心领神会。讹诈案件能够成立，需要具备三项条件：缺少相关的证人，被施救老人（及其家属）图恶报，司法机关判决偏护于老人——这些全是根基于正义感的严重缺失！ 　　须知，中國的东半部是人口稠密地区，通常情况，在中國东部城市的大街上发生了一件冲突性事件，必定为众多过路人所瞧见，过路人想必会饶有兴致地来围观看热闹。因此，对于一场马路上的纠纷来讲，本来不应该有缺少见证人的场景，问题就在于中國的民众相当普遍地不愿意出面作证人，这恰是正义感严重缺失的症状，不能找理由说是担心遭受报复。因为出面做民间纠纷（而不是介入官民冲突！）的证人，一般是不会冒着风险的，并非如学者丁学良所说的，在中國许多出面为民办好事者都会遭遇到报复的情景。 　　为着正义感，出面做证人，其道德要求，显然要比奉献爱心来得低。但是在正义感普遍匮缺的道德氛围中，作为道德评价的主体本身，即众多国人，其眼中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于是否献爱心上。 　　中國某些老人之所以会以怨报德，乃出自于其一生所亲历的非正义遭遇。现今的老年人还原到他们的青壮年时期，也是曾经遭遇到种种不平等的”尊老”、”敬长”对待，时时会在心坎上打上”怨恨”的烙印，即在道德信息的储存库中储存了大量的”怨恨”信息。换言之，就是泡在人格尊卑有分、权利等级有序的传统文化酱缸中腌制，当漫长的腌制岁月历程终于渡完，挨到了老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羊与狼”角色互换，便开始以”过来人”倨傲，以”二十年媳妇熬成婆婆”的姿态来对待现今的青壮年。中國文化基因就是这样，代代相传，延绵不息。 　　从事现象学社会学研究的M舍勒发现，”怨恨”正是现代市民伦理道德建构的动机缘由，也是由于”怨恨”使现代人的价值结构性位置发生了根本转换，现代社会中弥漫着”怨恨”的毒素，使得现代市民的伦理道德品味发生了扭曲。舍勒强调，人越是长期地被感受为受伤害状，从而引发了受伤害者的意志力使得情状转化，受伤害越是被感受为命运，报复感便愈是转化为怨恨。窃以为，中國式的怨恨”报复”往往是隔代的并且针对下一代的。 　　一个缺乏正义的社会往往就是”潜规则”盛行，所谓潜规则，就是见不得文字、上不了台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种种人情世故，搞关系，结帮派，舞弊营私，通融迁就，乃至厚黑功夫之类都行。在社会学上讲，是一种特殊主义，讲究个人之间的交往血缘私情，否弃现代性的契约主义，是低级的德性，如见机行事，看风使舵，处事圆滑，投机取巧的城府等等，与康德的至高道义理想大相径庭，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云：”道德行为的准则应该永远同时成为普遍立法原理。” 　　中國的司法办案除了依明文规则之外，还有潜规则的一套，具有浓厚的人治特征。譬如，民事法庭办案总是偏重于调解程序；又譬如，有”政法委”这个组织的存在，统管各省市公检法机关，清楚表明着司法是为着政治服务的工具性质，是”毛之于皮”的所属。 　　中國潜规则政治的一个重要侧面是，对于生命活力强者的高度压制，除了直接压制，并且还要拉拢弱者一起来参与，共同压制住强者，如老弱幼对之青壮年，女人对之男女，无知无识无德无良的大老粗对之知识分子（主要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毛时代，现今已经淡化），而弱者往往会心甘情愿为之，因为有了”铲平主义”怨恨情愫（孙隆基语）这样的国粹传统作为群体下意识的基础，以”稳定压倒一切”为价值核心的社會主義大厦自然牢固不动摇。盖因生命活力的强者，大多是”全心全意依靠”性的指数低下者，叛逆、反抗心思颇多。反之亦然，则倍受敬仰爱戴。 　　在中國，老年人方对青壮年人做出讹诈，是一种只赢不输，或者说，赢多输少的博弈格局。当今人们都看到了，在多件讹诈案中，老年人方即使输掉后，也仅仅是赔礼道歉的损失而已。老人们一旦明白了自己所享有的某种特权，于是就得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必然会利用之。凡是出现了权利大小不平等者之间冲突的场景，就会诱使特权者发挥自己所长。当然，老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功能已经退化，一般言之，侵犯的本能衰弱，作恶的动机和目的不算强烈。但是问题在于，中國的老人背后，通常都是有着家属的连带关系，牵涉着经济利益和名声与一体，人们可以看到在一些讹诈案子中，老人都是在家属的”启发”之下才提起法律诉讼的。所以，中國的司法实践偏向于老人，确切地讲，是对老人连带着其家属于一起的，总体的偏向性关照。在此，非正义性是明显的。 　　老年人与青壮年人相博弈，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非对称”，在于使用于”争吵时间”的宽裕度上。老年人都是退休在家空闲着，日常时间对于老年人而言少有价值，而青壮年人则不然，几乎都是忙碌于工作、学习和家庭生活。所以，一旦老人与中青年人一起被拖进纠纷之中，后者为时间所累，必定损耗多多，于是或许会做出一些让步来，这样就给老人方提供了可趁之机。 　　这样的”博弈论”局面，无疑为老年人（连带家属）抢得”良机”，也就是希冀只赢不输，或退一步讲，赢多输少的局势。既然社会的非正义为小人行径开了绿灯，一旦出现争吵的”好兆头”，就是其得利的好机遇，为此，其对策就是积极主动地挑起事端，争当”碰瓷黨”角色。 　　当然，人的内心多少还是有着良心和正义的德性，人的社会行为都是具有道德性的行为，因此，并非说，凡是老人都会走上”碰瓷”之路。因为内在的德性”气禀”人与人各不相同，所以，这里就有”君子”与”小人”之区别。孔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所思的是道德，他的居处，必然选择在有仁德之人所居的邻里。小人怀土，土是地利，小人只选择有利可图之地。《中庸》云：”正已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这是说，君子安心地处在平易的地位，等候天命的到来，而德性低下之徒则会采取冒险一搏，以妄求非份之念。 　　一个正义充盈的社会需要有健全的公义来支撑，为此，公众内心的正义感是必须的条件之一。然而，当今中國社会所呈现的面貌恰是差劲。 　　3.      正义与善：谁更优先？ 　　社会正义的基点是：人人在人格和权利上都是平等对待，个人利益不应建立在牺牲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基础之上，而这恰是中國泛道德主义的盲点，在动听的话语”尊老爱幼传统美德”下行使不法事情——这样的”善”是从什么逻辑前提出发的经过怎样的推理过程？难道就为了老年人，作为社会建设的主力军，青壮年人就不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吗？ 　　现代西方主流伦理学认为，与”善”或”好”相比，正义更为基本。正义的首要性是绝对确保个体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正义观是从全局出发，高屋建瓴，统筹、综合、平衡、兼顾各个殊项的”善”或”好”.康德认为：”善恶概念不是先于道德法则而定义的，如果先于道德法则，那么，前者似乎就必定具有基础地位；相反，善恶概念必须在道德法则之后并通过道德法则来定义。”在法则的意义上，正义（公正）就是需要确立起人的权利和义务相平衡。从”平衡”观出发，我们可以演绎，当一个人在与老人打交道的时候，如果得知，该人的合法权利根本保障不了，那么该人怎么可以轻易地去行动，上前帮助扶起倒地的老人？这样的行事够得上”善”吗？尽管被极力鼓吹”爱”的人们指责为”冷漠”. 　　中國有”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成语。如今中國频发老人讹人事件，恰是表明了中國社会缺失了某些基本的社会正义，由此对于个人權利的直接损害，而这种缺失并非可赖以呼唤人们的”爱心”来补救的。因为正义这个大前提缺失下，爱心越多，讹诈也就越多，正义越是偏失。一方面，即使有爱心者去扶起跌倒老人，但也不能够持续多久，另一方面，口是心非的”大爱”过热，反而造就了国人虚伪盛行。 　　有鉴于人性的幽暗深处，敢于直面人生的西方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都认定正义的重要性，并坚持个体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J*S*密尔把正义叫做”所有道德的主要部分，和不可比较的最神圣、最有约束力的部分”，洛克认为，人的天赋权利比任何联邦所能僭越的权利都要强大。只要一个社会难以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普遍地得以维护，或者说，只要社会不能及时有效地制裁和惩罚非正义的行为，就不仅会危及社会普遍正义要求的无条件性和权威性，而且还会削弱公民个体对正义信念及道义价值。 　　西方的伦理学价值范畴系列中，”爱”、”善”、”好”与”正义”、”权利”是隶属于二种完全不同体系的价值观，西方自古以来始终在纠缠不休于这二大类型价值谁优先的问题，实际涉及的两大德性关系的问题，最终归结为神学信仰与公共理性谁优先的问题。 　　我以为，现代社会推行市场经济，是市民利益交换的联合体（Gesellschaft），而不是传统社区内合群抱团的血缘共同体（Gemeinschaft）。具备市场经济活力的社会其征服自然界的生存、进而对抗外界武力入侵的能力必定大为增强，与市场经济伦理相匹配，使得本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竞争成为日常社会实践活动的中心内容，在此情景下，对待凝聚社群共同体德性的”神圣大序”，如”大一统”、”国家至上”、”集体主义”、”义务论”、”动机论”、”道义目的论”，以及对应的贤人政治、圣人样板等等必须予以脱魅、降价、降级，取而代之的是，应该发展起权利——责任伦理。但是作为人的终极关怀需求，人的神性，人的爱心，始终是有必要存在着。 　　4.      人心拯救：宗教信抑或道德模范？ 　　人心冷漠同样是个顽疾。除了正义之外，当今中國的道德建设还需要”爱”，但不宜高调扬善，使之过多寄托于道德理想主义，高标的道德修养而无视现实可行性只会起到负面作用。儒家亚圣孟子提到在培养理想人格上须注重方法：”勿助长”，但他何曾注意到，儒家的仁学指望于理性十足的自我，寄托于”人性本善”，已经在揠苗助长了。《里仁》曰：”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的目标可否轻易达到？ 　　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知道，那个时代大搞”斗私批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习雷锋好榜样”，反而开启了人性之恶的潘朵拉盒子，当年的教训好好反省过吗？今天的人们还会见到回光返照，余音绕梁。国内媒体近日来时常会刊登”尊老”、”献爱心”的模范，人们有理由怀疑：意义何在？ 　　M*舍勒认为，一个社会所面临的道德趋势，在于每一个个体的道德力量的方向，而伦理学是应该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否则人们就不可能通过对价值和人心偏好价值的等级秩序的明察来确定他们的道德品味。只有当客观合意的爱的秩序已经得到认识，与人的意愿相关，并且由一种意愿提供给人，它才会成为规范”.因而，”对人而言，所谓事物的’本质’的’核心’始终在他的情性赖以维系处。凡是远离人的情性的东西。人始终觉得’似是而非’和’不在其位’.人的实际的伦理，即他的价值取舍之法则决定着他的世界观和他对世界的认识与思考的结构和内涵，同时决定着他对事物的献身意志或主宰意志。”为此，我们对照一番上海市文明委发出的《上海市民”七不”规范》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设”的高调目标，看看有多大的差距呢？ 　　人是有缺陷的存在物，有着自持的罪性，人性总是有着向下坠落的强烈倾向性，因此人需要得救，需要超升，为此需要依靠上帝的牵引力量。但是中國人深信”英雄模范”有着”超我”的德性，单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足够了，这样就将人类自身锁闭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之内，隔绝了外界有用信息之源，即上帝之爱，闭塞了人超越自然，通向至善的道路，拒斥神明影响力的”爱”的造化。如此，还原在物理世界观上，则使得一个人文的自组织系统缺失了”负熵”的引入，系统”增熵”，趋向混乱，至少是难以”减熵”，使推动中國社会进步，人性提升。如今国人注意到了自身的德性真情，即是也。 　　若使人类处于开放之境，则建立起与上帝的互爱从而紧密联系上人与人之间互爱。正如新托马斯主义者马里坦认为的，在人与人之间交往中，都是作为主体与客体而确立起认识关系，这样就难保人们相互间的主体性存在，因为作为客体来认识往往置人以手段、工具的意义，而不是真正以人为本，这样的认识就有失于公正。自我的目的性只能在主体性中得到保证和实践。人活着世上，要避免被人误解，只有依靠上帝，唯有上帝才把我当做真正的主体来看待，才能理解我存在的深处，知道我的一切，上帝对他的所有拥有物主体性的深切体验，以免于自身孤独和绝望为由，来保证他的拥有物——我免于孤独和绝望，这样我就有了”爱”的来源。 　　当我的主体性被充分启动后，人进入了活生生的、开放式的自为存在，成为了”爱”的给予的源泉。 　　 施卫江 　　写于 美国纽约  2011年10月25日 　　作者: 施卫江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1-14.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老人跌倒：一个讹人的博弈？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雷锋精神是什么？ (0)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 (1) 重塑道德的希望寄于“扫黄”？ (1) 道歉——无奈的呼声，却有着吃人的本质 (7) 道德觉悟不能当饭吃 (0) 道德荒芜的中国都市 (0) 道德约束不能替代法律准绳 (0) 道德管治可以休矣 (2) 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 (0) 道德不是避风港 (0) 道德不是万能的，没有道德是万万不能的 (11) 这是一个缺德的大国 (44) 贴上道德标签的疾病史 (0) 谈谈雷锋 (2) 谈人“性”与性道德规范 (0) 读“海外学子：加速中国道德蜕化的生力军”有感 (1) 说话的三条底线 (0) 话说“以人为本”与“八荣八耻” (0) 评选“少年英雄”为何激起民愤？ (14) 警惕圣德杀人 (0) 社会平等是通往和谐社会的桥梁 (1) 痿大作家王兆山作品赏析 (18) 灵魂缺失的中国 (24) 海外学子：加速中国道德蜕化的生力军 (0) 海外学子与中国道德蜕化的因果 (1) 没有道德与信用的中国 (1) 校长撑腰体撑起的是道德和良知 (2) 文明失范、道德腐败与常德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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