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

前段时间遇到一位从南方某省来京办事的官员，吃饭时谈到官民矛盾，这位仁兄说，你们不在基层，不知道老百姓情绪多激烈，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些在下边直接面对群众的一个都跑不了。 看名片，知道这位官员是个副处级，他把新出的几本书分送给大家，于是我知道这位官员还是个作家。 我接上他的话：您说的情况的确如此，大家也都看到了，所以才有目前“改革与革命赛跑”的说法，所以大家才大声呼吁尽快实行政治体制改革。 这位仁兄一边摇头一边摆手，说：不行的，不能动，一动就不得了了，老百姓一起来，就控制不了了。 我问他：那你的意思是，目前这个体制要尽力维护下去？ 他的脑袋这时摇成了一个货郎鼓：维护，怎么维护？你没见现在花这么大精力物力维稳，还到处出事。积怨太深，问题太多，维护不了了。 大家不解，问：那，照你的看法，到底该怎么办？ 他还是摇头：没办法，谁上来也没办法。   谈话中，我知道这位副处级官员大致算是个清官，不索贿受贿，当然“三公消费”肯定是要享受的，再就是时不时地找人赞助，出本自己写的书。 在座的朋友就劝他，既然你不贪不腐，你怕什么？ 这位仁兄说：你们不知道，我可是直接面对老百姓的，我可是知道他们，那就是一座座火山啊，到时候群众起来，谁会管你是不是清廉，只要你是当官的，你就跑不了。   回来仔细思索，觉得这位副处级基层官员的心态也许代表了体制内许多人的忧虑和恐惧。 近年来，官民对立情绪正在向官民仇恨情绪转变，并且这种仇恨情绪有日益明朗化公开化的趋势。曾看到 红二代子弟洪晃在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后发的一条微博： “ 我真觉得我们都会被陪葬。这些腐败的官员太多，已经不可能按个揪出来了。我们都将死在他们建设的公路、桥、高铁和摩天大楼上面。 ” 其实，这种忧虑和恐惧，不仅在体制内官员和既得利益者那里有，在我身居其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还有我每天接触到的普通市民，也都程度不同的担忧，害怕社会大动乱。只是由于身份不同，忧虑恐惧的内容和角度各自不同罢了。 在凤凰网、博客中国开博客的李悔之先生在《我的忧虑和恐惧》一文中写道：“在 ‘任你喉咙讲出血，老百姓就是不信’的背后，是政府公信力的荡然无存！而政府公信力荡然无存，则昭示着这个国家已经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 这些年来，执政集团内部太多人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了仇恨情结的快速增长。然而，他们或仍然寄希望于通过改革现行体制化解矛盾和仇恨，或者干脆采取‘拖’的策略 —— 确保本届不出大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人的苦难承受能力和忍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面对不惜一切手段的、不计一切成本的‘刚性维稳’，火山暴发的一天迟早必将到来。 ” 李悔之先生看到了一个死结。 南方某省来的那位副处级官员看到的也是这个死结。   如何解开这个死结？ 前几日在凤凰网看到署名“北京学者刘方炜”写的一篇《 关于设立 “ 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 的建议书 》，其中写道： “ 人类历史同时也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政权能够靠着强力长期统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经过近一个世纪血腥的 “ 革命暴力 ” ，虽然底层大众在各种社会权贵势力的压迫下仍然怀念 “ 革命 ” 的暴力性宣泄，但是作为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和发声者，广大知识界人士已经大致达成一个宽泛性的社会共识：不要暴力革命，社会制度的变革 “ 宜渐不宜骤 ” ，要柔性的社会制度改革，不要社会制度的颠覆性巨变。但是，一定要变。变则新生，不变则亡。 ……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在此提出一个渐进的柔性改革方案：借助中国设立经济改革特区的成功经验，在某个沿海城市（如：深圳、厦门、宁波、青岛、烟台、大连等经济发达城市择其一二）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在今天这种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 “ 杀开一条血路 ” ，为中华民族的稳定发展、长治久安，提供一条积极的选择之路。” 这个建议书接下来对共产党在体制改革特区的地位、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公民的法律地位与权力、公务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等方面都做了设想和设计。 我对这个方案的思路表示 赞同。 这不是说这个方案已经多么切实可行，它的意义在于，提出来一个思路，供大家讨论，启发大家的思考。与其消极地咒骂与空喊，不如积极地有所行动。 我在《抵达好生活应经由什么》中曾写道： 有人给我留言，说，你写这些有什么用，你能改变这个社会吗？我要说，改变了自己，这个社会就已经开始改变；影响了一个人，就是改变了社会。改变是一点点发生的，进步是一点点积累的。 社会进步要靠我们每个人去推动，不能等或靠真英雄出来。 希望更多真正充满智慧又忧国忧民的志士站出来，大家 携起手来，做一些该做能做的事情，促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向积极的良性的一面发展变化，避免大家都不希望看到、害怕看到的局面的出现。

【周筱赟语录】文学即垃圾，文人即流氓。粪青则是更低级的流氓。我写的不是文学，我只陈述事实。对我陈述事实不满者，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我要听慧慧的话，永远做一个正直、善良、简单的人。    周筱赟：抵制日货者都是蠢货！   文/周筱赟   核心提示：     今天是“918国耻日”。上海方面以确保世博会安全为理由，取消了在今年9月18日的“全民国防教育日”组织防空警报试鸣活动。为了一个大庙会，劳民伤财不说，现在竟然在国耻日的防空警报都要取消。这才是更大的国耻！     因为diao鱼岛问题和918国耻日，网上有不少粪青叫嚷着要抵制日货。zheng府之间的摩擦，和日本商品有什么关系呢？我倒要问问，你们叫嚷抵制日货，那么日本AV你们抵制吗？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保不住自己的工作、保不住自己的爱情、保不住自己的房子、保不住自己的家、保不住自己的权利、保不住自己的安全、保不住自己的自由、保不住自己的生活……却想保住diao鱼岛！”     所以，抵制日货者都是蠢货！     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特点，越是生活在底层，低学历、低收入的人，随时会被老板炒了鱿鱼，随时因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走，却越是爱国，越是痛恨美国、日本、韩国。却从来没有想过，连自己的基本权利都无法保障，还去操心应该政治家关心的事情干吗呢？       本文只代表我个人意见，与发布网站立场无关，与本人所从事的职业无关。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如果有人愿意在我有关部门抓捕后送牢饭，或者我被打伤住院期间探视，我也非常欢迎。我喜欢吃酸菜鱼、肥肠、猪蹄、牛肉、巧克力（不要用代可可脂的）、可乐、果汁（要百分之百的纯果汁）等。     这是我的照片，有种就来砍我，没种就闭嘴，废什么话？   ================================================================   今天是“918国耻日”。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战争。在随后的几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这真是中国历史上耻辱的一页。   据说新华社9月16日报道，上海方面以“担心世博游客误以为真”、“确保参观者安全”为理由，取消了在今年9月18日的“全民国防教育日”组织防空警报试鸣活动。为了一个大庙会，劳民伤财不说，现在竟然在国耻日的防空警报都要取消。这才是更大的国耻！难道在9月18日教育同胞勿忘国耻，昭示世界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这都不行吗？   今年的“918国耻日”，恰逢日本扣押在diao鱼岛海域进行捕鱼作业的中国福建渔民。外交部又是严正声明，又是强烈抗议，其中14名渔民被日方释放，但至今船长还被日本方面扣留，日本还威胁要以日本法律对船长判刑。不过最终竟然表示要派出渔政船前往diao鱼岛海域保护渔民，似乎真的要硬起来一把了。但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反而是台湾当局派出的渔政船和日本军舰对峙，难道大陆方面的渔政船是做地下斗争？怎么看不到呢？抗日战争时期，国民zheng府的军队是正面战场，我党军队搞的是打一枪换个地方的游击战术，怎么现在保钓，国民党的军队还是正面战场啊？   diao鱼岛当然是中国的领土，但diao鱼岛问题，似乎几十年如一日，中国zheng府总是停留在声明、抗议阶段，现在据说实际已经被日本控制。谁让中国没个航空母舰呢？说话硬不起来啊。中国每年的三公消费据专家估算达到9000亿之巨，难道真的连建造航空母舰的钱都没有吗？?上个月的消息即称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不差钱啊。   因为diao鱼岛问题和918国耻日，网上有不少粪青叫嚷着要抵制日货。我倒要问问，你们叫嚷抵制日货，那么日本AV你们抵制吗？他们难道不知道，所谓的日货，很多都是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一抵制，这些中国人去喝西北风啊？而且现在和当年不同，日本的私营企业并不代表日本zheng府立场，粪青还以为日本和中国一样，现在国进民退，都是国企垄断啊。   zheng府之间的摩擦，和日本商品有什么关系呢？一批粪青打着爱国的旗号打砸抢，当初家乐福事件就是如此。后来中法恢复关系，粪青还不是被当猴耍了一回嘛。   其实，越是经济参与度越大，越是不会发生战争。比如台湾当局是不可能公开采取台独立场的，因为那么多台商在大陆，台湾的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那么高，一旦宣布台独，台湾经济就彻底完蛋。设想一下，如果中国购买大量日本国债，日本在diao鱼岛问题上还会如此吗？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保不住自己的工作、保不住自己的爱情、保不住自己的房子、保不住自己的家、保不住自己的权利、保不住自己的安全、保不住自己的自由、保不住自己的生活……却想保住diao鱼岛！”   所以，抵制日货者都是蠢货！   有些人拿韩国人如何抵制日货为证据，来证明中国也应该抵制日货。我来告诉这些喜欢道听途说的脑残粪青，谁告诉你韩国人抵制日货了？我就拿出一点确凿的反证来，好告诉粪青，什么叫用证据说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的数据，2003年日本同韩国出口额是346.8亿美元，进口额是178.4亿美元。而韩国总人口是约5000万，日本出口到韩国的346.8亿美元，人均是693.6美元，如果韩国人都抵制日货，这些日货都到哪里去了？   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特点，越是生活在底层，低学历、低收入的人，随时会被老板炒了鱿鱼，随时因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走，却越是爱国，越是痛恨美国、日本、韩国。却从来没有想过，连自己的基本权利都无法保障，还去操心应该政治家关心的事情干吗呢？你的老家如果在农村，没有遇到征地吗？你的父老乡亲，足额拿到征地款了吗？如果你的老家在城镇，没有遇到过拆迁吗？你的兄弟姐妹住进回迁房了吗？你关心过《拆迁条例》废除吗？你大学毕业，能找到工作吗？是不是必须给学校交就业证明才能拿毕业证？户口是否没法挂在北京、上海，被迁回原籍了？这些自己的最基本权利都不去保护，却要去保护diao鱼岛，岂不是好搞笑？韩寒在最新的博客中说：“如果你自己还有什么保不住的，先把自己的保住再说，不要操那么前卫的心。”   粪青当然也会对zheng府不满，但他们不满是觉得如果是毛时代，会绝对不会让美国、日本如此猖狂。那就让我引用一段毛的语录：   “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对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而是当作朋友看待的。”——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的谈话，《中日关系和世界大战问题》，载《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页。   下面再引用几段历任国家领导人对中日关系的谈话：     “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页。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1978年10月23日邓小平与日本天皇裕仁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页。   “历史是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各国人民永享太平。”——2008年胡**对日本进行被称为“暖春之旅”的国事访问   “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尽管经历过风雨和曲折，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根基如同泰山和富士山一样，不可动摇！”——2007年温**在日本国会讲演

尤其是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卖地达到疯狂程度，大量农民被披着“新农村计划”的外衣褫夺了宅基地甚至耕地，被上楼后彻底沦为失地农民。 而同期尽管中央政府强力推进了新农合，并提出新农保来弥足土地保障消失后的巨大黑洞，但由于历史欠账甚巨，短期难以为农民工构筑起真正的安全网。 农民工只有用脚投票，索要高薪，来缓解和释放对生活缺乏保障的焦虑。而这样不断加薪又往往成为压垮中小企业最后一根稻草。 何以彻底摆脱双输？ 唯有政府积极作为——一为农民工完善社保，消除歧视，赋予其真正市民待遇，二为中小企业减税并赋予国民待遇，使其真正能完成升级转型。至于资金，卖地挣的银子就不少，且泛滥的三公消费也可以适度克制——前者叫开源，后者叫节流，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政府不差钱，该用到刀刃上了。（原文载广州日报）      媒体报道，在珠海的建筑工地上，泥水工一类的农民工是以天计工资，他们的日薪是250元，在工地上最辛苦的要数抡大锤的拆迁工，日薪在250~350元之间，就连最普通的杂工日薪也涨了，去年是160元/天，目前也提升至200元/天。 尤其是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卖地达到疯狂程度，大量农民被披着“新农村计划”的外衣褫夺了宅基地甚至耕地，被上楼后彻底沦为失地农民。 而同期尽管中央政府强力推进了新农合，并提出新农保来弥足土地保障消失后的巨大黑洞，但由于历史欠账甚巨，短期难以为农民工构筑起真正的安全网。 农民工只有用脚投票，索要高薪，来缓解和释放对生活缺乏保障的焦虑。而这样不断加薪又往往成为压垮中小企业最后一根稻草。 何以彻底摆脱双输？ 唯有政府积极作为——一为农民工完善社保，消除歧视，赋予其真正市民待遇，二为中小企业减税并赋予国民待遇，使其真正能完成升级转型。至于资金，卖地挣的银子就不少，且泛滥的三公消费也可以适度克制——前者叫开源，后者叫节流，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政府不差钱，该用到刀刃上了。（原文载广州日报）     这个消息估计会引起国家税务总局的高度关注——这些农民工的月薪已经远远超过个税起征点3500元，属于地道的中产阶层，加强征缴的冲动油然而生。     然而，80、90后对挣这钱鲜有问津，基本都是年过不惑的60后，这些行当仍面临严重用工荒，并波及整个珠三角地区。     反差耐人寻味。 口，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挂钩的正常增长机制远未形成，由于缺乏长期保障，农民工只能用脚投票，提高短期报酬——如日工资来获得某种补偿，绝不意味着整体命运有了根本改善。 日薪即使达到250元，也是建立在生产条件艰苦、劳动和社会保障缺失的前提上，挣的依旧是以命相搏的血汗钱。 与此同时，对于这些城市新移民，地方政府采取了长期的歧视政策——比如户籍壁垒，导致农民工享受不到真正的市民待遇，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支付高额的成本。 虽然近期沿海地区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广东中山、广州两市先是破例给为当地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办理户口，进化到目前探索出一个根据学历和工作经历来打分落户的新制度。而有了当地的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可以享受在当地公立学校就学等公共服务。广东省中山市在2010年大约为2000人办理了落户手续，广州2011年也将有3000人落户当地。广东省甚至推出增加录用农民工当公务员、并让他们的孩子就读公立学校等举措。 这些进步值得欣慰，但面对大城市人口膨胀带来的资源紧张和管理难题，这些探索对于解决每个城市百万计的农民工落户问题只是杯水车薪，被泽被的概率不会比中彩票高出太多。 对于早期农民工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忍受被歧视的候鸟生活，是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毕竟家乡还有土地作为最后的保证，到城市仅仅为了打工挣钱。 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提速，     抛开这些行业不稳定、工作条件差等因素，专家将原因归咎为老龄化、计划生育引发的人口红利提前终结的预演——拐点将出现在2015年。    俺觉得有失偏颇。    首先，相对于养老问题，就业依旧是第一民生难题。尤其是近年来大学生和农民工两支大军在劳动力市场合流，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即使工资水平逐步下降仍在展开惨烈的饭碗争夺战。用工荒往往是结构性的——伴随着整个经济产业升级和调整、区域转移凸显，总体劳动力人口过剩的局面会长期存在。假如能顺利完成转型，未来对就业人口的需求将从数量转向质量，因此中国近期不存在严重用工荒。     尽管地方政府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努力推动工资集体协商，但由于农民工与企业主在劳资博弈中长期处在极端弱势地位，加上工资条例迟迟难以问世，劳动合同签订率始终存在巨大缺口，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挂钩的正常增长机制远未形成，由于缺乏长期保障，农民工只能用脚投票，提高短期报酬——如日工资来获得某种补偿，绝不意味着整体命运有了根本改善。     日薪即使达到250元，也是建立在生产条件艰苦、劳动和社会保障缺失的前提上，挣的依旧是以命相搏的血汗钱。     与此同时，对于这些城市新移民，地方政府采取了长期的歧视政策——比如户籍壁垒，导致农民工享受不到真正的市民待遇，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支付高额的成本。 尤其是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卖地达到疯狂程度，大量农民被披着“新农村计划”的外衣褫夺了宅基地甚至耕地，被上楼后彻底沦为失地农民。 而同期尽管中央政府强力推进了新农合，并提出新农保来弥足土地保障消失后的巨大黑洞，但由于历史欠账甚巨，短期难以为农民工构筑起真正的安全网。 农民工只有用脚投票，索要高薪，来缓解和释放对生活缺乏保障的焦虑。而这样不断加薪又往往成为压垮中小企业最后一根稻草。 何以彻底摆脱双输？ 唯有政府积极作为——一为农民工完善社保，消除歧视，赋予其真正市民待遇，二为中小企业减税并赋予国民待遇，使其真正能完成升级转型。至于资金，卖地挣的银子就不少，且泛滥的三公消费也可以适度克制——前者叫开源，后者叫节流，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政府不差钱，该用到刀刃上了。（原文载广州日报）      虽然近期沿海地区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广东中山、广州两市先是破例给为当地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办理户口，进化到目前探索出一个根据学历和工作经历来打分落户的新制度。而有了当地的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可以享受在当地公立学校就学等公共服务。广东省中山市在2010年大约为2000人办理了落户手续，广州2011年也将有3000人落户当地。广东省甚至推出增加录用农民工当公务员、并让他们的孩子就读公立学校等举措。      这些进步值得欣慰，但面对大城市人口膨胀带来的资源紧张和管理难题，这些探索对于解决每个城市百万计的农民工落户问题只是杯水车薪，被泽被的概率不会比中彩票高出太多。      对于早期农民工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忍受被歧视的候鸟生活，是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毕竟家乡还有土地作为最后的保证，到城市仅仅为了打工挣钱。 口，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挂钩的正常增长机制远未形成，由于缺乏长期保障，农民工只能用脚投票，提高短期报酬——如日工资来获得某种补偿，绝不意味着整体命运有了根本改善。 日薪即使达到250元，也是建立在生产条件艰苦、劳动和社会保障缺失的前提上，挣的依旧是以命相搏的血汗钱。 与此同时，对于这些城市新移民，地方政府采取了长期的歧视政策——比如户籍壁垒，导致农民工享受不到真正的市民待遇，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支付高额的成本。 虽然近期沿海地区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广东中山、广州两市先是破例给为当地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办理户口，进化到目前探索出一个根据学历和工作经历来打分落户的新制度。而有了当地的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可以享受在当地公立学校就学等公共服务。广东省中山市在2010年大约为2000人办理了落户手续，广州2011年也将有3000人落户当地。广东省甚至推出增加录用农民工当公务员、并让他们的孩子就读公立学校等举措。 这些进步值得欣慰，但面对大城市人口膨胀带来的资源紧张和管理难题，这些探索对于解决每个城市百万计的农民工落户问题只是杯水车薪，被泽被的概率不会比中彩票高出太多。 对于早期农民工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忍受被歧视的候鸟生活，是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毕竟家乡还有土地作为最后的保证，到城市仅仅为了打工挣钱。 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提速，     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提速，尤其是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卖地达到疯狂程度，大量农民被披着“新农村计划”的外衣褫夺了宅基地甚至耕地，被上楼后彻底沦为失地农民。      而同期尽管中央政府强力推进了新农合，并提出新农保来弥足土地保障消失后的巨大黑洞，但由于历史欠账甚巨，短期难以为农民工构筑起真正的安全网。     农民工只有用脚投票，索要高薪，来缓解和释放对生活缺乏保障的焦虑。而这样不断加薪又往往成为压垮中小企业最后一根稻草。    何以彻底摆脱双输？    唯有政府积极作为——一为农民工完善社保，消除歧视，赋予其真正市民待遇，二为中小企业减税并赋予国民待遇，使其真正能完成升级转型。至于资金，卖地挣的银子就不少，且泛滥的三公消费也可以适度克制——前者叫开源，后者叫节流，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政府不差钱，该用到刀刃上了 。（原文载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