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氰胺

荷兰公共广播公司NOS援引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称，揭露“地沟油丑闻”的中国河南洛阳电视台新闻记者李翔上周末被人连刺十余刀死亡。总部设在法国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已发表声明关注此案。 据目击者称，现年30岁的李翔案发时正在他家门外停车。警方已经逮捕了两名疑凶。当地警方称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然而中国的博手们却认为这和揭露地沟油丑闻有关。此前在中国也有新闻记者因揭露丑闻而遭攻击。 地沟油 李翔曾经报道了一个将地沟油提炼成新油再次卖给餐馆使用的团伙。警方曾在14个省逮捕了32名嫌疑人。在突击行动中，在6个非法炼油场中发现了10万升的地沟油。 无国界记者组织 “无国界记者”组织于昨天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称对李翔的遇害感到震惊，并表示“希望中国当局对该案进行彻查和认真考虑李翔被杀和其记者工作有关的可能性”。 “无国界记者”组织还在声明中列举了中国的另两起和记者有关的案件: 《北疆晨报》记者孙虹杰的遇害案和 赵连海 案。 2010年10月，《北疆晨报》记者孙虹杰被人围殴致伤后告不治。他曾经写报道揭发过强制拆迁的黑幕，然而当局后作出结论称其遇害和其记者工作无关。而赵连海则因制作“结石宝宝之家”网站揭露中国奶粉三聚氰胺丑闻而于2009年被捕并监禁至今。 题图和本文没有直接关联

中选网上作者戴建业的文章说，要知道，日本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在世界上除了山姆大叔以外，就要数到他们了，但他们的人口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更是我们的十三分之一。日本人自己可以说自己是“笨蛋”，但我们中国有资格说人家是“笨蛋”吗？文章作者在回复上述网友时反问道：你们真觉得日本首相是笨蛋吗？难道都要像我们这里，总理一干至少就是8年，或者一直干到死才算聪明吗？难道非要像卡扎菲那样一口气连干42年，才不是笨蛋吗？从美学上讲，幽默的最高境界就是自嘲，我们一直只知道嘲笑日本，但可笑的不是日本反而是我们自己。 在此之前，《环球时报》8月27号的社评文章《(日本)“换首相连续剧”引人发笑和深思》，一看标题就明白，“发笑”是出自内心的，所谓“深思”反倒无关紧要了。文章把日本首相频繁更迭看成是该国面对长期停滞，导致社会焦躁不安，日本政治更像是急病“乱投医”，甚至是“破罐子破摔”的结果。这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洋溢着某种幸灾乐祸的快感，但问题是：日本政治究竟是不是病急“乱投医”？人家到底是不是在“破罐子破摔”？到底最后是我们看日本的笑话？还是人家反过来会看我们的笑话呢？我们就一定是笑到最后的人吗？至少，我没有这种自信。 与此同时，另一位网络名人、前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先生8月30号也发微博说：“野田当选为日本新首相，我的问题是，他能干满一年吗？下一位日本新首相又该是谁了”？对此，文章作者点评说，我对中国人的这种心理相当困惑，当即给这条微博发了条评论说：王先生何必要为日本着急呢？日本人天天换首相也还是日本，日本首相都知道什么叫廉耻，更何况，日本是一个高度法治化的国家，人家早就实现了依法治国而非以人治国，历任首相不过都是在完成“规定动作”而己。就算每天换首相，人家也照样是科技、文化、经济昌明，人家更是照样年年拿诺贝尔奖。 文章又说，刚刚下台的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任时，虽然没有什么亮点，却也没有什么劣迹，400多天的执政一路上磕磕碰碰。几乎隔三差五地就要给国民赔罪道歉不说，直到不久之前的民调显示，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再创执政以来的新低之际，70％多的日本人齐声高喊“送客”，菅直人只得乖乖地卷铺盖走人。看来在日本做首相，比不上在我们这儿做首长那样风光，尽管首相是日本的最高行政长官，但却也是最脆弱的“易碎品”。官职最高偏偏任职最短，权力最大居然磕头最多，更何况，日本首相去留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老百姓手中，民众的满意度高你想扳也扳不倒，民众“不高兴了”首相想留也留不住。 日本首相频繁更迭固然有其负面因素，但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就连一个国家的最高行政首脑，工作稍有疏失就必须引咎辞职，业绩平平也得鞠躬下台。他们同时也给全体国民做出了表率，那就是，所有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要有担当精神，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羞耻。有什么样的政风，就有什么样的民风，在我们这里大行其道的“厚黑学”，估计在日本可能派不上什么用场。记得前些年闹禽流感时，日本北海道一个小餐馆里用了几只病鸡，被当地媒体抖出来之后，餐馆老板在餐桌上留下纸条“愧对国人!”他们夫妇当晚便以自杀赔罪。 这则新闻当时就让我感到震撼，从三聚氰胺、苏丹红，到瘦肉精和地沟油，不知害了多少同胞的性命，可我至今还没有听到有哪一位因此而羞愧自首，更别说什么因羞愧而自杀了。从记事到如今的几十年来，我一直没有见过像日本首相那样，堂堂正正辞职的中央高级官员，除非民怨沸腾害怕闹出大事，偶尔也会让一些中低层官员出来当替死鬼。即使像三聚氰胺造成几十万儿童患肾病或死亡，也没见到一个副总理级的官员被免职，建国六十多年来总该有做得不好的总理吧，可是，至今却没有见过一位辞职的中国总理。那些巨贪更不知廉耻为何物，几乎是抢劫国有财产，抢到手后就卷款外逃，却很难被追究和法办。 戴建业的文章最后感慨说，将我们的官场与日本的官场比一比，哪个官场更清新洁净，哪个官场更臭不可闻，即使是鼻子有毛病的人也能闻得出来。这样的民族可敬，也更可畏，我们可以不喜欢人家，但我们却不得不佩服人家。综上所述，我们在嘲笑别人是“笨蛋”之前，最好先找精神医生看看，自己是不是弱智；在嘲笑别人丑陋之前，我们最好还是先找面镜子，照照自己长得什么样子。有道是，人不知耻，必然无耻；个人如此，国家亦然。  

北京海关总署的蔬菜种植基地高达六英尺的围栏后面种植的各种有机蔬菜。“普通人是进不去的。”一个家住周边的邻居说。(Barbara Demick, Los Angeles Times / September 17, 2011) 来自北京的报道： 一眼看上去，很明显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场，围栏高达六英尺，里面种的蔬菜异常精细，多名保安在门口执勤，大门是吊臂滑动式的，只有特定的车辆才能进入。 68岁的李秀清（音译）老人，一直生活在北京顺义区，家就住在农场的马路对面，他说他一辈子从来没进去过，因为普通人是进不去的。据他描述，这个农场专门为政府机关生产有机蔬菜，从来不对外销售，生产的蔬菜包括甜椒、洋葱、豆角、花菜等等。 农场的大门上一直挂着写有“该农场资产属于北京海关蔬菜种植基地”的公告，直到今年五月，一名中国记者潜入该农场写了有关该农场内的有机食品的报道，报道称该农场生产的小黄瓜干净又卫生，摘下后无需清洗即可直接食用。 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拥有这样好的蔬菜种植基地都是一件值得大力宣扬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像这样的有机农场似乎是非常隐秘的。这里面生产的最干净最安全的食品，是特供给那些权贵阶层专用的。 在中国，最上等的食品公司从不做广告来推销自己的产品，他们不愿意让公众知道，他们限量生产的那些优质产品实际上是专供中央机关和政府食堂等地方的相关精英阶层食用的，他们中有政府首脑，各国大使馆的官员等。与此同时，普通老百姓餐桌上的食物却受到了各种污染，吃得越来越不健康。肉里胆固醇超标，池塘里养的鱼是用避孕药催生的，牛奶更危险，为了让蛋白质含量达到标准，竟然在牛奶中添加了三聚氰胺这种有害添加剂。 在国有食品企业工作并发表过专著的高志勇（音译）直言，政府根本不关心老百姓吃得健康不健康，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属都是吃特供食品的。 在中国，“特供”这个名词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国有企业有专门的单位自己生产食品然后按需分配。高志勇说：领导人必须确保自己有的吃，吃的放心，以及不会有人污染他们的食物。 从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撰写的《毛泽东传》中，我们可以找到，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特别的食品采购部门，该部门直属于国家安全机构，旨在向国家领导人供应和检验食品。其次，供应给中央和地方的其他领导人的食品也在质量和数量上被分为25个等级。 而现今的中国现代都市社会，环境越来越恶劣，安全健康的食品的数量越来越有限，这些现状同样助长了整个为精英阶层特供食品的体系。 来自美国人权观察香港办公室的PhelimKine指出，我们回顾过去的50年可以看到，在中国社会能吃到那些安全可靠无污染的食物的，只有那些享受特供的政府官员们。 在北京，特供农场一般选址都在机场附近，那儿有钱的外籍人士非常多，还有很多国际学校。那儿属于北京的西北片，远离中心城市人多车堵的环境还有其排出的各种废气污染。 位于北京西山的巨山农场最早是用来特供给毛泽东私人厨房的，现在依旧是所属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Capital Agribusiness Group）旗下的一家国有企业，专为国宾宴会提供食品。北京二商集团（原北京市第二商业局）在其官方网站上这样写到：特供国家宴会，已成为北京安全食品的摇篮。 作为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国务院有其专门的食品供应部门，哪怕只是一只咸鸭蛋，也是特供产品。 位于山东省的微山湖莲花食品集团的有关人员称：“我们已经为国务院特供近20年了，我们的产品供应总量相当有限，从来不在普通的超市卖场里销售。” 一些有机农场主称，当他们将产量有限的产品推向市场时也往往受到各方阻力。 延庆的一家有机乳品厂的老板王詹立（音译）说：“当地政府希望我们向政府机关和有关单位提供更多的产品，但是我们觉得让普罗大众来分享我们的产品更加重要。”他的乳品厂是2006年拿到有机认证书的。 王詹立的奶制品厂取名绿色小院（Green Yard），其制作技术是从荷兰引进的。奶牛吃的草是不用农药的，工人们在无菌仓房里为奶牛挤奶，她们带着白色的帽子，看上去不太像女工，更像是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 使用这种有机喂养方法，这些奶牛的产奶量只有普通奶牛的一半，这些牛奶显然是供不应求的。尤其是2008年爆出了三聚氰胺丑闻，毒奶粉导致六名婴儿致死，三十多万人受感染的新闻使得本来就供不应求的有机乳品更成紧俏货。该乳品企业的经理说，其三分之二的产品是供应给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外交人员以及国际学校的。剩下的非常有限的产品进入少数涉外超市或健康食品商店售卖，标价是普通牛奶的近三倍。 “绿色小院”的总经理侯学军说：“我们国家不像瑞士，我们国家人口太庞大，要想每个人都吃到有机食品是不现实的。” 为了避免公众对于某些精英阶层拥有特权产生民愤，这种长时期持续不断的特供现象一直都是秘密存在的。近期，一家广州本土以强硬态度著称的报纸《南方周末》报道了有关海关农场的消息。报纸一出，中宣部立即禁止了该报对此事件做进一步报道，并且将该文章从《南方周末》的网页上删除了。 海关总署出面澄清说这个农场并非是他们的，他们只不过是签了一个十年期从该农场采购蔬菜的期约。 海关总署发言人冯丽静说：“这么做的目的首先是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能有一个固定的蔬菜供应商，其次，现在食品价格越来越高，但是由于签了这个期约，我们可以以相当低廉的价格采购蔬菜。”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只去年一年，中国就发生了几十件令人作呕的食品安全丑闻。上个月，中国西部地区又有11人由于食用了添加了防冻剂的醋而死亡。每一件新的食品安全丑闻的发生都迅速提升了公众对安全食品的需求度。 尽管有机食品商店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越来越多见，但是价格非常高。一些中国家庭非常渴望以一个他们可以接受的价格购买到干净的食物，他们开始寻找属于他们的特供渠道，即形成一个家庭合作机制直接从农民手中购买食物。 一个北京的家庭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这样解释说：“首先，有机食品的供应量是相当有限的。其次，并非每一个农民都懂得如何进行有机种植。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建一座农场的费用也太高昂，是很难承受的。”这位负责人去年组建了一个由一百个家庭组成的合作社从农户手里直接购买食品。 刘女士是一位四岁女孩的母亲，经过三聚氰胺污染奶粉的事件后，她认为：“你虽然可以在商店里买到所谓的有机食品，但是我对这些产品也不太信任，因为我知道很多都是假货。” 中国的体育代表队已经明令禁止运动员食用猪肉，因为双氯醇胺（clenbuterol）这种常见但是非法的类固醇常常被用来饲养猪，而吃了这样的猪肉后，往往无法通过药检。女子柔道冠军佟文去年被国际柔道联合会禁赛，原因是药检不合格。不过这则禁令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又被取消了，因为她说她从未注射过双氯醇胺。 柔道教练吴伟峰说：“现在我们会对食品进行预检，我们比过去更加谨慎了。我们只从那些经过政府审批的有机农场采购猪肉。” 某商业杂志披露，大多数供应权贵阶层的猪肉都经过北京第二商业局的检验，其附属的子公司每年在位于河北省的农场宰杀约五万头生猪。 这家杂志同时披露，这些猪肉主要是特供的。正如屠宰场的经理说的那样，有时候，养猪也是关乎政治的事情。 《 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 Nicole Liu   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东西 链接： http://dongxi.net/b11zT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0070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没有信任，言语变成了木锣，声音是空的。有了信任，言语才有生命 不久前，《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我们的信任哪儿去了》的文章，引起海内外媒体的注意，认为是诚实面对中国当前社会整体信任丧失的问题。文章说，消极的怀疑主义弥漫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不信、不信、还是不信——‘不相信’的情绪正在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蔓延”。 信任和怀疑是相互联系的一体两面，怀疑主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不信任”）有两种：积极的和消极的。它们都有许多广为人们知晓的现成表述，沉淀着前人对“信任”和“怀疑”问题的思考。 第一种怀疑和不信任是积极的，它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不盲信，不人云亦云。文艺复兴时期的随笔作家蒙田就体现了这样一种怀疑精神。他的怀疑精神并没有设下什么教条，规定什么不存在，什么不可知，他只是主张两件事情必须相结合，一是人要探索学问，二是人要过一种充分具有自觉意义的生活。他追求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断对自己（并由自己而及他人）有新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从人的各种能力和所有能做的事中享受到乐趣。这是一种自我观照中的自我实现，它是在不断发问，而不是在盲从中实现的。 在一个公民社会里，日常生活中最需要怀疑的不是食品里含不含有三聚氰胺、苏丹红、地沟油，也不是专家是不是骗子“砖家”，而是对民主政治的暗中操纵和破坏。希腊雄辩家狄摩西尼斯（Demosthenes）的名言是，“有一种大家都知道是很聪明的保险，它对每个人的发展和安全都有好处，对民主社会抵御专制尤其有效，那就是，保持怀疑。”美国人对政府抱有普遍的不信任态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每隔4年又重新选出一个新的政府来。 参加选举的人民，他们自己就那么值得信任吗？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说过，“只有当人们受到很好的（民主）教育，才能把政府托付给他们。”也就是说，没有人，包括人民，是天生正确的，每个人都可能做错事情，所以，为了帮助降低人为错误可能造成的损害，怀疑和不信任是必要的社会心理机制。 但是，当怀疑主义走向了极端，变成了“不信、不信、死活不信”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非常有害的消极怀疑主义，它就是“犬儒主义”，一旦蔓延，便会形成一个犬儒社会。 犬儒社会中的怀疑主义是一种“不相信”的心态，不相信人对任何事情可以获得确实的认识和知识。这种心态往往导致对周围事情麻木冷淡，更有甚者，对人的整个生存处境都消极对待，自暴自弃，得过且过。在文化、政治思想中，这种怀疑主义往往与极端的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相伴生，认为世间根本没有可以取得共识的道德是非，任何人都可以按他自己的权力或物质利益随意行事。 造成大面积犬儒心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曾经不断地上当和被欺骗，以致变得死活不信。就算现在说真话，也还是被怀疑是假的，说了也没有用。《人民日报》坦陈，“官方说法”、“官方澄清”都难以产生“说服”和“澄清”的作用。这其实就是社会犬儒化的一个标志，也应了加拿大政治家约翰·哈罗德（John Harold）的一句话，“没有信任，言语变成了木锣，声音是空的。有了信任，言语才有生命。” 恶性的怀疑主义是一种病毒，它在社会中弥散，感染每一个人，无人可以幸免。每个人似乎都只是在不信任别人，觉得自己与那些不可信任的人不同。殊不知，正如美国作家布莱特勒（Jerome Blattner）所说，“不信任别人的人，自己就是不可信任的。”中国人常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必须时时事事提防，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危险。我们不能再安心地把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我们最需要的人，不能把健康托付给医生，不能把子女的教育托付给老师，当然，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公正待遇、幸福托付给政府官员。人们今天关注信任的普遍丧失，是不是也跟忧虑这种可怕的生存状态有关？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