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

文章指出，革命、民主与自由三者是有关联，但其中只有民主政治是目的；革命只是实现民主政治的一种手段，而且是比较激进的手段；个人自由既是民主政治奠基于其上的基础，也需要依靠民主政治加以保护。对韩寒文章的批评以及为其辩护的文章很多，但我认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李健在微博中的点评最为精当：“韩寒的三篇博文《谈革命》 、《说民主》、 《要自由 》，思想脉络很清晰：反对革命，担忧民主，讨要自由。” 有人认为韩寒发生了蜕变。我认为不是，多年来中国大众对韩寒一直有严重的误读。韩寒对中国这块社会土壤及其国民性有着一种可称之为绝望的感悟，也被迫学会了在极权统治下机智地生存，这次他只是将自己筹思已久的想法在这三个题目之下稍作归纳而已。他的某些结论，我与他看法一致，比如他说“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事实上，除了民众素质可以讨论之外，中国的执政集团对权力的肆意伸张之程度绝非本•阿里与穆巴拉克能比；知识精英对社会的影响近六、七年以来日见减弱。一些不缺少现实关怀及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其作用也被少数行动者与口头行动者大肆贬低。 韩寒虽然是以个人身份在发言，但他的思想其实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基本共识。现阶段，中产阶级大多依附于体制或者部分依附于体制。他们对自身缺乏自由深感压抑，对于政治腐败深感绝望，但对草根民主仍保持有少许肯定的怀疑态度——因 “革命”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就是以共产革命为模本的杀人如麻且以掠夺私人财与公共财为目的之农民革命。最近乌坎事件被广东总督汪洋用太极云手暂时化解之后，国内对汪督的风评甚佳，其声望一时大涨。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国内居于主流的意见还是希望中国实施开明专制，即韩寒期盼的有一定言论空间与个人自由的威权统治。 韩寒多年来对现行体制及诸多弊端的讽刺批评，始终就在这个范畴之内。韩寒言论之所以在中国广受欢迎，有其时代原因。那几年，中国社会矛盾还未全面激化，生活还处在上升通道的中产阶级正喝着卡普其洛、营造小资格调，畅想着未来的美妙生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对中国未来能自然演进至民主政治充满期待。只有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韩寒才有可能因其那种哀而不怨的讽刺散文，成为21世纪零年代后期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这次韩寒革命、民主、自由三论在网上遭到强烈批评，并非韩寒的思想发生了急转弯，而是中国的社会条件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网上舆论的主流由过去那种轻松的讽刺调侃，正悄悄演变成沉重的愤怒与绝望。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在改变。比如美国政界过去一直期望中国能够在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中“和平演变”至民主政治，但今年以来，美国政界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这种期望不切实际，对中国能够“和平演变”这一预设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问号的颜色正在变浓。 这一阶段大众对韩寒的误读，以及中国受众在与精英的互动中如何塑造精英的社会过程，是一个很有观察与研究价值的时代课题。 关于韩寒，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基于两点，一、我认为，眼下的中国，使用任何可能的手段尽快结束一党独裁的专制政治，都有其道义基础。二、我知道，自由不是免费的，他则希望少付费甚至不付费。今年被卷入“阿拉伯之春”中的国家，除了突尼斯较为和缓之外，其他国家的革命（包括现在埃及正在发生的“二次革命”），在政治角力的同时，“剑对剑的谈判”从未缺席。 中国政治语境下的革命、民主与自由 检视中国十几亿人的希望与要求，应该说根据其所居社会层次的不同，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各阶层与群体之间的希望与要求有所侧重甚至有很大的差别。比如现阶段普罗大众最需要的是社会分配的相对公正与公平，最急迫的事情是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利；知识群体及中产阶级则希望有相对宽松一点的言说自由与结社自由。而在现有体制下，普罗大众得不到公正与公平，更无法保障生存权，他们这些权利也根本无法在虚拟世界里找到替代品；中产阶级及知识群体得不到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但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里，却可以找到部分的替代品，比如微博上有限的言论空间与虚拟的同类相聚。 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积聚与爆发，当局维稳的缰绳在不断收紧。除了坚持“五不搞”的执政者及中毒太深者之外，但凡脑筋还不糊涂的人都程度不等地知道，只有民主制度能够保证普罗大众渴求的公正与公平，才能够满足中产阶级及知识群体希求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国人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通过什么渠道建立民主政治。说白了，即大家愿意为建立民主政治付出什么样的成本。看清楚这点，才会弄清楚哪个阶层是中国求变的主力，以及这个阶层具有的求变能力。 中国的中产阶级显然现在不是革命诉求的主体。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进入中产行列与保住中产的位置，几乎是权贵之外的国人奋斗一生甚至拼上两代努力的结果。中国人熟悉的共产革命以及太平天国革命是以洗劫社会、颠覆人类社会秩序为特点。如果有人能够成功说服国人相信中国革命只需要付出突尼斯那样死上百人的代价，革命也许不会让国人望而生畏。但在中国已有的革命经验观照之下，中国的知识人及中产阶级的主体在骨子里只能是权力的同盟者，即以要求社会稳定为其主诉。 中国的普罗大众有没有革命诉求？当然有，只是在不少人那里，这种诉求还比较模糊。由于中国社会严重缺乏正常上升通道，权力与资源近年来更是形成了代际传递的趋势，普罗大众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几乎全被掐断，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这种诉求只要被引导，一遇到外在诱因则会形成爆发力。广东省委副书记的谈话已经表明他认识到这种爆发力的可怕。与当年中共革命时需要“运动群众”，即向群众灌输革命理念时有很大不同，中国现行教育为了论证中共得国之正，灌输的全是的“马克思+毛泽东”那套“剥削有罪”、“造反有理”的说教。 在开明专制体制（比如突尼斯与俄罗斯）下，民众有结社自由，这就能够让民众通过自组织整合其利益诉求，形成压力，逼迫执政者改弦易辙。中国的黑暗专制却用尽一切招术消释民众的自组织能力，各阶层连讨论交流的平台都相当缺乏。

他们希望政府继续推进改革以提高中国的法治水平，消除 那些让社会日益堕落的潜规则，打击腐败与特权。但是，诸如“梅晓阳案”这样在程序上存在瑕疵的事件让他们担忧遇到纠纷或诉讼的时候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们 缺乏能够捍卫自身权利的信心。而正是这种忧虑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富人热衷于移民，中产阶级现在也开始加入这样的队伍，以寻求安全感与尊严。

中产阶级的出现，并不会自动转化成推动民主的力量，还需其他历史条件的配合，或其他社会矛盾的互动。如在台湾，是否依附党国经济体制以及省籍背景，都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有影响。第二，民主化理论的一个重要辩论是“结构论”和“行动者论”。“结构论”相信只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民主就会出现；“行动者论”不认为社会条件是必然前提，重要的是政治博弈的过程。在台湾，我们看到两者都起了一定作用。

知道猪猪是上海静安大火之后，后来才晓得他真名姓王，他经营着两家公司，曾经祖孙三代住在上海最值钱的房子之一，石库门老宅子，是一整栋，后来被以市政工程的名义拆迁了。常看看他匿名在微博上写的一些充满正气的小文字，很难与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身份

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层？发此一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5月2日，郑永年先生在《联合早报》撰文指出，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即中产阶层社会。由于中产阶层过小，社会稳定缺少基础，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主导。 　　郑先生认为，央企的扩张造成了“国富民穷”的局面，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正义和公平。 　　不利于中产阶层成长的另外一个结构性因素，是特权阶层的存在。他们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出于对特权的维护，他们不会有任何动力推动社会改革。 　　特权阶层之外，还有一个属于少数人的富贵阶层，其所拥有的财富量，不容小觑。日前发布的全球奢侈品市场报告显示，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2010年，中国内地的奢侈品销售增长了30%——这或可看作富人消费能力的一个见证。 　　权势和财富的结盟意味着腐败。5月2日的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高尔夫球场的激增指向中国的腐败”一文。文章援引北京林业大学高尔夫教育与研究中心提供的数字：中国高尔夫球场的数量已经从2004年的170个增加两倍，发展到目前的近600个。 　　除了玩高尔夫，富人们开始经营农场。5月3日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说，在渴望进行新一轮投资的中国富人中，购房热冷却下来，经营农场开始热起来。 　　上个月，中国互联网巨头丁磊宣布他的公司将建占地1200亩的养猪场，京东网上商城的老板刘强东也在老家租了5000亩的土地种植水稻。 　　尽管《金融时报》的文章分析说，有机食品行业一定会兴旺起来，因为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对优质粮食和肉类的需求在增加。实际上，真正有实力投资农场保证自身食品安全的是富裕阶层，中产们除了抱怨几句，在超市购物小心点儿之外，别无他策。而对于特权阶层，有着特供的食品，自然也不怕“瘦肉精”的侵袭。 　　权贵阶层“偷”走了本该属于中产阶层的财富，也挤压着他们的生存空间。不光是中产阶层，农民们的日子也遭遇威胁。美国之音电台网站5月2日报道说，非法征用正威胁中国农民的土地权益。 　　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发现，非法用地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个研究所同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去年对中国17个省1564户农户进行了调查，发现37%的农村近年出现过农田非法征用的问题，60%的农民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 　　该所创始人罗伊·普罗斯特曼说：“你问农民，村干部们拿到的补偿金哪里去了？他们通常会说‘吃掉了’，每天晚上大宴小酌，都挥霍了。一个村庄很贫困，但村干部们可以在豪华的二层砖楼里上班，里面有空调和取暖设备，外面停着几辆德国大众轿车。从技术角度说，他们是没有私吞，但确实属于挪用。” ———————- 郑永年:中国要稳定须建”橄榄形”社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即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任何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奇迹”，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级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哪一种估算法，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美 　　如果把这个现象放置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中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就会表现得非常显著。日本是东亚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后是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大体相当，它们都在大约二十来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也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在这些经济体里，中产阶级不仅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尽管很多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即所谓的东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显然区别于东亚其它经济体。相反，中国的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近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中国缺失中产阶级，已经在各方面出现了问题。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稳定没有基础。社会高度分化，总体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问题越来越甚。社会价值和理想面上激进化现象严重，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所主导。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和贫穷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 　　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来源和基础，他们在其生存的社会致富，为这个社会感到骄傲；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刚好相反。 　　根源在于一次分配不公 　　问题在于，本来应当和经济奇迹共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去了哪里？是谁“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层面来看，培植一个中产阶级实际上一直是执政党的一个目标。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党更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近年来更是直接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那么，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政策目标呢？ 　　这里的因素很复杂。在任何社会，培植中产阶级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政策的角度来透视中国中产阶级弱小的情况，很容易发现，政策失误和执行不力是两个重要的根源。 　　中国社会群体中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既是中产阶级发育不良的现实写照，也是中产阶级成长的阻碍。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主要是经济结构所致，即一次分配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失衡。中国本来是计划经济，城市居民都生活在一个个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除了少数特权阶层，大家都有着“贫穷社会主义”的低生活标准。从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和容许私有企业的发展，到90年代“放小”的民营化过程，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大致平衡。这段时期，也是中产阶级成长最快的。 　　但是这些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有部分大扩张，民营企业的空间大受挤压。国有企业脱离其原初占据具有国家战略地位的产业空间的设想，向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扩展，很快就打破了原来基本平衡的局面。这里央企扮演了一个很负面的角色。近年来，“央企化”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新特色，即无论是地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纷纷投靠央企，和央企结盟。 　　央企的大扩张造成了社会称之为“国富民穷”的局面。央企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依靠垄断而获得巨额利益。这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总体的生产力水平，更是影响着收入分配，加深社会的不公正。很多年里，央企都具有不受国家和社会控制和监督的“自行分配”机制。盈利了，分配给自己；亏损了，就向国家伸手。 　　与之相关的就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在任何社会，尤其在东亚，中小型企业是一个社会达成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机制。在中国，在国企越做越大的同时，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变得非常有限。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能得到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 　　特权阶层“偷”走社会财富 　　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政策执行不力的另外一个结构性因素，是特权阶层的存在。特权阶层主要指的是掌权人物。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掌权人物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特权都发生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些原本只有权势人物享受的权利，通过社会政策建设而被社会化。无论是权势人物还是一般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最基本的社会权利。但在中国，这个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发生。相反，权势阶层的特权化因为种种原因（例如政治改革的缺失、国有企业的扩张等）还在强化。特权的存在，使得很多方面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政策执行无力。原因很简单，权势阶层可以在政府内部得到特权，他们就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社会改革了。 　　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和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权势和财富阶层既“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也“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过，他们也必须承受中产阶级缺失的代价。中国社会缺失稳定的基础，现在只有依靠高强度的“维稳”机制来谋求稳定。但很显然，即使权势和财富阶层也意识到这种稳定的不可靠性。 　　一个缺失中产阶级的社会，各方面的博弈会是一场“零和”游戏。社会要真正稳定，必须培植中产阶级。而这又要求放权社会，还权力和财富予社会。只有当中产阶级成长壮大了，社会才会进入良性的发展进程。 相关日志 2010/09/17 — wild007:时事杂谈 (0) 2011/04/29 — 最后一根稻草 (0) 2011/04/22 — 【中产阶级到底得罪了谁】关于个税，希望你顶我 (0) 2011/04/14 — 老愚:做“人上人”的诱惑 (0) 2011/04/11 — 中产月薪万元不如公务员四千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