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防疫的背后，是建立在牺牲国民许多基本人权的基础上的，是“低人权优势”的又一次体现，反映的是正常国家无法复制的、中国特色极权体制的控制力。任意羁押普遍存在，甚至公民的生命权也被肆意践踏。中共当局打压公民记者和“吹哨人”，压制新闻报道和言论自由。同时抗疫期间的健康码等措施，在疫情结束后继续作为严控社会的手段。中共借防疫之机大大加强了对民间的控制和打压，这导致了法治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的倒退。
如果承认女性仍处于弱势的现实，要追求“男女平等”就需要引入“妇女权益”或“妇女权利”（women’s rights）的概念，但在中国，官方是相当谨慎地使用这一概念的。比如，国务院的相应部门叫做“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而不是“权利委员会”。即使不得不使用，或一些专门部门愿意使用，也会优先使用“权益”，而不是“权利”，比如《妇女权益保障法》，全国妇联设有“权益部”。
这不得不使人联想到，在承认不平等现实，以及实质提升妇女权利方面，中国官方持有拒斥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反思毛时期被国家主义绑架的妇女形象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界引入了“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理论上它跟“女权主义”一样是feminism的翻译，但事实上在中国构建过程中，“女性主义”被赋予了“女性性魅力”、“女性特征”、“母性”等性别化的本质主义和消费主义色彩，而且也弱化了权利概念，以减少对体制的挑战性。这种构建的影响延续至今，不少女性精英会自称更认可“女性主义”而不认可“女权主义”。
阅读更多官员们逃避了听证会提出的许多问题，对国际准则表现出的无视，几乎到了藐视的地步。他们形容，随着听证会的进行，在聆听代表团对质询的回应时，他们表现出了“怀疑和嘲笑”。
中国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李文胜表示，“中国政府禁止酷刑，并会对任何滥用酷刑的国家机关人员予以公诉。”但他没有说明起诉的具体数字。
委员会还询问，自7月开始打压律师以来，有多少中国律师遭到了羁押，以及有多少律师因受到指控而遭到羁押。但代表团没有提供任何相关信息。代表团的确列举了一些“扰乱法庭秩序”的律师的最新案例，也提到了以“违反法庭纪律”为由驱逐律师的黎庆洪案。
阅读更多文| 赵思乐 首发于端传媒theinitium.com 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本文在端传媒分三天连载，原文链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5-mainland-NGO1/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5-mainland-NGO2/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7-mainland-NG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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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律师对于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这些律师和活动人士的如此攻击可能严重损害整个中国公众的权益。
北京使用由国家控制的媒体来妖魔化锋锐律师事务所，把它描绘成“已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组织”。该指控指的是锋锐用互联网来吸引公众关注警方与当地居民之间侵犯公民权利的纠纷案。
依照中国政府的逻辑，所有反对当局所为的抗议均够格被当作“反政府”的活动。
今年5月，众所周知的人权律师浦志强被（当局）正式起诉。两个月后，当局推出了本次针对人权律师的最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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