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中国的终结
《经济学人》 核心提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现在占全球制造业的1/5，其工厂的产量之高、成本之低甚至抑制了众多贸易伙伴国的通货膨胀。但是廉价中国的时代也许正在接近尾声。 原文： The end of cheap China | The Economist 发表：2012年3月10日 作者：《经济学人》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提要：中国飙升的工资水平对全球制造业意味着什么？】 从香港坐船到深圳，有一个巨大的标语牌欢迎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是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地区之一。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生产的电视机、智能手机、钢管及人们耳熟能详的其他产品在2010年超过了美国。中国现在占全球制造业的1/5，其工厂的产量之高、成本之低甚至抑制了众多贸易伙伴国的通货膨胀。但是廉价中国的时代也许正在接近尾声。 从历史上工厂聚集的沿海省份（参见地图）开始，劳动力成本正在大幅上升。土地价格上升、环境和安全法规以及税收等因素都在产生影响。不过最大的因素却是劳动力。 3月5日，投资银行标准渣打发布了一份对200多个总部位于香港、在珠江三角洲经营的制造商的调查报告，报告发现，今年的工资已经上涨了10%，苹果iPad的外包生产商台湾富士康，上个月在深圳将工资提高了16-25%。 来自Kolcraft的Dale Weathington哀叹说：”不像以前那样廉价了。” Kolcraft是一家美国公司，在华南通过外包生产商生产婴儿车。他抱怨说，劳动力成本在过去4年中飙升了20%。沿海省份正在丧失从内地吸引劳动力的力量。这些流动的劳动力通常在中国春节的时候回到家乡。在之前几年，Weathington先生的员工返回的比率是95%，今年只有85%。 Kolcraft的经历很典型，当上海美国商会询问其会员最近面临的最大挑战时，91%提到”成本上升”，腐败和盗版远居其后。从2002-2009年，广东蓝领工人的劳动力成本（包括分红）按美元计算每年上升12%，在上海则是14%。咨询公司罗兰贝格估计，类似数字在菲律宾是8%，墨西哥为1%。 中国欧盟商会的资深实业家约尔格·武特克预言，到2020年，中国制造的成本可能会比现在增长一倍甚至两倍。咨询公司阿利克斯合伙公司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推断：如果中国的货币和船运成本每年上涨5%，工资成本每年上涨30%，到2015年，在北美生产的成本，与在中国生产并将其运送到北美的成本将没什么两样（见图表）。在现实中，这种趋同将会被放缓，但趋势是明确的。 如果廉价的中国正在淡出，那么谁将取而代之？工厂将会转至拥有廉价劳动力的贫穷国家吗？这是一种常识性的想法，然而却是错误的。 中国优势 PPC公司生产电视机插接器，该公司的Brian Noll说他的公司认真考虑过将经营转移到越南，劳动力在那里更便宜，但越南缺乏可靠的服务供应商，如镀镍、热处理和特种冲压。最后，PPC决定留在中国。作为替代，它在上海附近的工厂采用更多自动化流程，用机器取代部分（但不是全部）工人。 GE副总裁John Rice表示，中国以外的国家劳动力成本低30%，但这通常会被其他问题所冲抵，尤其是供应链的缺失。GE确实在美国开设了一家工厂生产风力涡轮机，但Rice坚持说吸引力是人才而非廉价劳动力。由于附近有一家政府的大船厂，他的公司得以能雇佣到世界级的焊工。他说，除了日用品行业以外，”能力总是比成本重要。” 香港企业家Sunil Gidumal为Harrods、Marks&Spencer以及其他零售商生产装饼干的铁盒。在他位于广东的工厂中，工资占成本的三分之一，在过去四年中翻了一倍。他说斯里兰卡的工人便宜35-40%，但他发现他们的效率很低。所以他在中国保留了一个小工厂为美国和中国国内市场服务，在斯里兰卡制造的铁盒只出口欧洲，因为从那里的船运成本远比从中国便宜。 智库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的高路易（Louis Kuijs）观察到部分低科技、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如T恤和廉价运动鞋已经离开中国。一些公司正在实施”中国+1″战略，在另外的国家只开设一家厂，作为试水和备用。 尽管成本大幅上升，但中国沿海地区拥有持久的优势。首先，沿海地区靠近中国繁荣的国内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拥有如此众多渴望购买产品的新富消费者。 其次，中国的工资水平也许正在迅速增长，但中国的生产率也同样在迅速上升。准确的数字或许存在争议，但这种趋势是确凿无疑的。中国工人获得较高的报酬，是因为他们生产了更多的东西。 第三，中国是个大国。阿利克斯合伙公司的伊沃·瑙曼称，中国的劳动力队伍十分巨大和有弹性，足以容纳制造圣诞节彩灯或礼物的季节性产业。据《纽约时报》报道说，为了应对此类的需求，生产iPhone的中国工厂可以在半夜——而不是等到第二天——把8000名工人从宿舍中叫到装配线上。半夜。在其他地方不可能有这样的做法。 第四，中国的供应链十分成熟和顺畅。长江商学院教授郑渝生认为，衡量制造业竞争力的正确方式不应只是比较劳动力成本，而应该是比较整个供应链。尽管劳动力成本在中国制造业产品的成本中占到1/4，但其他众多元素的不可靠性和不可获得性可能会使得在其他地区生产同样的产品显得不那么划算。 制造业咨询企业太平洋资源国际公司的德怀特·努德斯特伦认为，中国电子制造企业的供应链十分完善，以至于其前进步伐至少在今后10到20年内都”无人能挡”。中国的低技术产业也具备同样的优势。在中国沿海地区拥有数十家签约工厂的鞋类出口企业Topline公司的保罗·斯托克说，没有人能够轻易取代中国。 人们普遍预言中国内地的工厂将取代沿海的工厂。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官方数字支持了这种观点：一些内陆省份——例如重庆——现在吸收的外国资金与上海一样多。今年从内陆地区返回沿海地区工厂的民工人数有所减少，原因是在靠近他们家乡的地方有大量的就业机会。 但是制造商并不会仅仅为了寻求廉价劳动力而转向内地。原因之一是那里的生产成本并不是便宜很多。中国大型通信企业华为说，他们拥有硕士学位的工程师的薪水，在内地只比深圳低10%不到。Kolcraft考虑过迁到湖北，但发现最后的成本可能只比在沿海低5-10%。 Topline公司曾考虑把业务转向内陆地区，但是却发现在内地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出口企业所需的基础设施仍然破落不堪，配套设施也不完备，而Topline公司的整个供应链仍然在沿海地区。于是该公司决定按兵不动。 内地收入 转到内地带来各种不可预期的成本。例如，在像深圳这样的富裕地区，新的劳动法规使得要关闭一家工厂耗费不菲。将货物从中国内地运送到沿海的成本可能比从上海运到纽约还要高。经理和其他熟练技术人员会对从熟悉的沿海地区迁到偏僻地区提出可观的加薪要求。重庆拥有3000万人口，但它不是上海。近期那里开展的一场反腐运动变得如此暴力，令合法的商人和奸商们都惊恐不已。 在中国内陆投资的企业主要是为当地的消费者服务。随着众多的内地城市迅速膨胀，这是一个诱人的市场。但要制造用于出口的iPad和智能手机，世界车间仍然是在中国沿海省份。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地区将会修建更好的道路、港口及供应链。最终它们将挑战中国沿海地区对基本制造业的主宰。因此，如果中国要想繁荣，中国的制造商就必须提升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它们需要的不是为人作嫁地组装别人设计的高档产品，而是从事更多的自主设计工作。它们需要借鉴德国的经验，制造出利润率更高的产品，并提供这些产品的配套服务。 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参观华为在深圳的巨大合作园区很有启发性。这个公司由一名退伍军官创办，多年来一直得到政府的扶持。但它现在更像一个西方的高科技公司而非政府扶持的巨兽。它的经理们是第一流的，其领导人多年来从数十家进驻的咨询公司那里学习，包括IBM和其他美国咨询公司。它已经变得高度职业化，创新能力突出。 2008年，华为申请的国际专利比任何一家公司都要多。今年年初，它发布了世界上最薄、最快的智能手机。作为至少中国的私营部门已经开始认真地对待知识产权的标志，华为深陷专利权之战，不仅与跨国公司，也包括与同城对手中兴，中兴也想从一家低成本的电信设备制造商转向新型消费产品创造者。 中国还没有足够多的华为。但是中国吸引了大量愿意创建一个华为的聪明的年轻人。每年都有新一波的”海归”——即在海外留学或工作过的中国人——回国。许多人曾与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培养出的世界一流的工程师打成一片。许多人亲眼目睹了硅谷的运作方式。事实上，正是硅谷的资深创业者创立了中国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例如百度。 中国的变革步伐十分惊人，以至于让人难于适从。与毛式服装一样，关于低工资血汗工厂的固有偏见已经过时。下一个时期将是值得关注的：中国必须创新，否则将会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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