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
2011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背景下，为所谓“中国模式”唱赞歌的大有人在。但在中国奇迹的背后，却难掩公众的不幸福感甚至日增的愤怒情绪，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让和谐社会的愿景显得扑朔迷离。 如果GDP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中国在全球经济惨淡的情况下确实足以“笑傲江湖”。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1959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开幕式上，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与赫鲁晓夫之间展开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尼克松巧妙地把辩论的焦点转移到了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上，而不是武器上，最终被认为赢得了辩论，在国内威望大增。当然，此后几十年美苏经济对比的戏剧性演变确实佐证了尼克松的观点。 苏联悲剧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借鉴。首先，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提升人民的幸福程度，而非盲目追求经济规模。脱离民生的经济发展，不仅会失去民众支持，也会因为民众收入有限造成消费需求难以提振，最终陷入投资驱动的泥沼。其次，GDP的结构很重要，苏联当时虽然是世界第二强国，但把资源过度投向军事和工业领域，而导弹对公众的日常生活而言显然不如茶叶蛋重要。再次，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经济竞赛是长跑，暂时的领先有时只是透支的先兆而已。正如克鲁格曼在经典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1994）中所揭示的：苏联通过投入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来促进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边际报酬递减的约束。克鲁格曼也尖锐地预测了“东亚奇迹”的不可持续：“太平洋周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异乎寻常地动员资源进行经济建设已经得到了回报，这些回报正是最乏味、普通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的。如果说亚洲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无非就是延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乐。” 如果我们以足够清醒的态度审视“中国模式”，就不难发现中国的经济奇迹并没有创造例外，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复高储蓄、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甚至在错误方向上走得更远。 剖析中国经济的本质，乃定位于“世界工厂”。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Made in China”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从7％猛增至14％左右。中国制造之所以能迅速攻城略地，基本上靠的是低成本竞争力。低成本竞争本身未必是坏事，不过考虑到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不是像丰田汽车那样来自管理效率，而是建立在被扭曲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等生产要素价格之上，情况就不容乐观了。 简而言之，中国目前的GDP奇迹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员工权益（尤其是农民工）、污染环境和透支未来资源的方式实现的。由于缺乏必要的职业防护，很多农民工患上了“尘肺病”等职业病。自然资源不仅属于当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但由于子孙后代在当下并没有投票权，无法阻止资源被过度开采，留给他们只有废弃的矿山、污染的河流。甘肃舟曲县只用了半个世纪就从“陇上小江南”沦为泥石流多发区。从1952年8月舟曲林业局成立到1990年，舟曲县累计采伐森林189.75万亩，森林面积每年以5万亩（30平方千米）的速度削减。由于环保部门有法不依，中国成了污染环境的乐园。根据测算，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据报道，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湘江，到2015年需要为治理投入3000亿元）；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受到酸雨侵袭，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了16个。更有甚者，全世界电子垃圾80%被运到亚洲，而其中的很大部分又被运到中国，对汕头等地的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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