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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捷：欧债协议：新“慕尼黑阴谋”？ 进入专题 ： 欧洲债务危机    ● 张捷        新鲜出炉的欧债协议，表面上看是一个各退一步、互利双赢、共渡危局且看起来很美的方案，实则分析后不难发现，它实质上是西方资本大鳄掠夺老百姓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而转嫁金融危机祸水的新“慕尼黑阴谋”。中国应对如此大变局时，应洞若观火，避免为他人火中取栗，宜先己后人，顺势而为          在10月的多事之秋，欧盟峰会终于就欧债问题达成了一揽子协议，要点包括把希腊主权债券减记50%、扩大欧洲稳定基金到1万亿欧元等等，似乎完全可以救助除希腊以外其他几个债务危机深重的国家。此议一出举世欢腾，欧洲股市领涨全球，舆论普遍认为这是解决欧债危机的重大利好。          十月围城：希腊人为何以命相争？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救命”的大利好，第一个跳出来“以命相搏”的是希腊人。先是希腊军队政变未遂震惊世界，紧接着时任希腊总理的帕潘德里欧出人意料地宣布将就欧盟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新方案举行全民公决，此决定重新激起了市场对希腊违约的担忧，欧美股市旋即大跌，意大利、希腊股市盘中跌幅一度超过6%，整个欧元区的稳定受到严峻挑战。未几希腊迫于压力放弃公决，然而在反对党的压力下总理下台，一位有欧洲央行任职经历、能够执行欧债协议的新总理上位。     坊间普遍不理解希腊人的行为，认为他们是得寸进尺，“全民公决”纯属一场无厘头的闹剧，各类媒体也推波助澜。然而，“坑爹”的缩减开支计划希腊人民都已经接受了，为什么非要反对看起来是在援助他们的债务减记计划？     其实只要深入分析这个协议的真相，洞悉背后金融博弈的结果，就知道在这样一个协议下，掩盖的是怎样血淋林的掠夺了——笔者以为，这个欧债协议甚至已经不能简单地被视为西方金融大鳄对于其他人的“剪羊毛”了，而无愧于“新慕尼黑阴谋”的称号。因为“剪羊毛”还要遵守现有游戏规则，要在游戏规则下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力量的不对等来达到目的，但是此次欧债协议则是改变游戏规则的犯规，可称是一场彻底的阴谋活动，与二战前英法向德国出卖捷克利益的臭名昭著的“慕尼黑阴谋”有异曲同工之处。     表面上看，欧盟的援助资金增强了希腊政府的偿债能力，而公债虽然减记了50%，但是总比希腊政府违约，债权人损失100%要强得多，似乎是一个各退一步、互利双赢、共渡危局、看起来很美的方案。而实际上，此次欧债协议减记主权债务，是公权力对债权人个人资产的强制征收。然而，这种强制剥夺私有财产的行为原本正是所谓“以尊重私有产权为纲”的西方政治法律体系之大忌！可见，传统的西方政治法律体系此时对事态已经失去了约束，沦为金融大鳄“正当”掠夺的规则玩具。     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明白对于希腊主权债务的清偿是有第三方担保和违约保险的，基于这个保险还形成了金融衍生品——信用掉期合约CDS。希腊国债的CDS堪称是帮助希腊进入欧元区的特洛伊木马，当年为了达到加入欧元区的条件，高盛为希腊量身定做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SWAP)方式，为其掩盖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同时高盛又向德国银行购买了20年期、价值10亿欧元的CDS来对冲风险，由此可以看出CDS才是希腊债务危机博弈的要害所在，其与债券的对冲性使得CDS在希腊债务危机当中应当与债券本身受到同等关注。     首先纠正一个概念上的误区，在次级债的理解上，多数人往往将“次级债”与“次级按揭客户”两个概念弄混淆。次级债可以是3A评级的优质债券而未必是垃圾债券或者不良资产，次级按揭客户对于银行而言是债权而不是债务。次级债务（Subordinated Debt） 是指固定期限不低于5年（含5年）、除非银行倒闭或清算不用于弥补银行日常经营损失，且该项债务的索偿权排在存款和其他负债之后的商业银行长期债务。次级债务在大多数国家已成为银行附属资本的重要来源，对银行提高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加强市场约束力等具有重要作用。次级债是巴塞尔协议确定可以作为银行次级资本，可以算作银行资本充足率，银行资本怎么可能是垃圾债券或者不良资产？比如我国的银行为了补充资本大量发行次级债，这些国有大行的次级债显然不是垃圾债券。很多人把次级债与次级客户抵押按揭混为一谈，次级抵押贷款客户等高风险贷款，通过信用保险和资产打包以后，以出售次级债的方式收回贷款，同时形成了次级债市场和信用保险的再保险衍生品信用掉期合约，2007年是次级债危机，2008年是信用掉期合约危机，两个市场是关联出现危机的。     次级债的“次级”是指债务清偿的排序上处于次级位置，而次级按揭客户是指客户偿债能力的较差，二者不是一个概念。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国家的国债也是次级债，因为这些国债的清偿顺序位于国家“必要的”开支之后。“次级债”概念的核心是清偿顺序的“次级”。更重要的是由于次级债债券持有人难以判断债券的好坏，出于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等原因，债券也不能如股票一样公布全部公司信息或者债券抵押物的变化等，因此次级债是需要有信用保险的。而保险公司无力单独承担风险，它再把担保的产品变成金融衍生品在市场上销售，让市场共同承担风险，这就形成了信用掉期衍生品市场。     回到希腊事件上来，对于希腊债券减记的欧债协议，国际掉期和衍生品协会(ISDA)采取了颇为怪异的立场，认为对希腊债务进行50%减记不构成“违约事件”，这一术语甚至在20年前都未存在。既然不算违约，那么债务担保方就无须赔偿，这个不赔偿才是关键！意味着是犯规者修改了游戏规则。如同鲁迅先生笔下的穷文人孔乙己对众苦力说“窃书不是偷”一样，只要掌握了某种“高端”话语权，就可以把“偷”变成不属于偷的“窃”了。     许多人可能不了解信用保险和金融衍生品，但如果你是涉身其中的希腊债券持有人，就不难知道其中要害了。本来是你拿100元买债券，到期要偿还你100元本金加利息，如果政府还不起的话，有欧洲著名的大保险公司和银行等做信用担保，他们将偿还你应得的款项。你之所以放心地购买这个债券，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债券背后的信用担保，但是现在让你损失50%却保险不赔，你愿意吗？比如你在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时，对方承诺本金和收益保障，结果由于金融危机爆发理财产品出现亏损，这时候银行说承诺保本、保收益是违法行为，约定无效，你是不是要抗议？如果这个法律本来还不存在，是你所在国领导人与外国签署的条约规定的，你不想造反吗？想明白这个道理，就不难理解希腊人为什么舍得一身剐也要把皇帝拉下马了。希腊债券的持有人除了西方的银行和主权基金外，更多的是希腊本国国民，现在他们的资产要被洗劫减半了。可想而知，这样的协议如果要进行全民公投的话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也正因此，因此西方对于帕潘德里欧的惊天之举才如此反应激烈。          债务减记：“被自愿”的人权阴谋？          西方一贯宣传他们的普世价值，提出私人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但是欧债协议却对于私人财产进行了彻底的侵犯，这个协议不需要债权人同意吗？虽然欧盟达成协议号称是征求了数个债券持有大银行的同意，但是对于一般希腊债券的公众持有者难道就不能参与得到表态的机会吗？     国际衍生品协会说，“因为减计是自愿的，所以不触发违约赔偿的事宜”，但是这个所谓的“自愿”，既没有经过公投表决，也没有看到公开的授权取得过程，如何确定是自愿的？这个自愿非常不透明。     就算有某些机构自愿了，也仅仅是代表他们自己的行为，这个自愿减记应当是其自有而不是代持的债券。要注意到参与谈判的私营机构是很多投资人的代理人，这些人购买的是机构理财产品而不是直接购买债券，代理人经常是自己同时持有CDS，在谈判中理应回避才合理，这些都可以证明“代理”是无效的，所谓自愿实际上是“被自愿”。     就算仅持有债券，这样的大规模减记给股东造成损失，也需要时间进行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的表决，怎么就飞速地成为定论了呢？所以欧债协议的减记在司法上依据严重不足，这种“被自愿”的减记是违反西方普世价值和法律的赤裸裸的掠夺私有财产行为！对此笔者不禁要多问一句，西方的人权此刻跑到哪里去了？     有一些人迷信西方的司法制度，会关心地问：希腊国内公民持有政府债券的，如不同意减计50%的话，可否根据希腊法律，向政府提出诉讼？一些人天真地认为：如果根据司法独立的原则，理论上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按照现在的欧债协议，希腊的主权都不复存在，还有什么司法独立可谈？按照主权原则，一个国家的国债只能接受该国的司法管辖，怎么能够通过国际协议来处置？所以，对于西方的制度和“普世价值”要理性看待，真以为他们的法律是万能的、恒定的，就“很傻很天真”了。因为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30年~前470年）早就说过：一切皆流。既然什么都是流动的，也就意味着什么都是会改变的，希腊人民早就看透了这一点。     再者，即便有希腊人提起政府诉讼，对于这样的案件，西方的法院都未必会受理，或者就算受理也鲜有媒体报道，举个例子，对于希腊债券持有人的抗议，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就很少。哪怕是像“占领华尔街”这样声势浩大席卷各地的群众运动，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中也尽量压缩，不予渲染（在此说句题外话，只有在西方想要遏制、颠覆的国家内，倘若有个别人搞那么点活动，他们的大使往往就会“刚好”路过，而且要搞一个“举世瞩目”）。     在西方的法律体系当中，任何剥夺公民资产的行为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希腊公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立法的过程，但欧美发达国家是不会容许这样的立法程序发生的，原因就是强盗们是不需要受害人投票来决定是否同意被抢劫的。     一个国家的国债，在司法领域只能由这个国债发行国的国内司法进行管辖，这是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仅仅通过国际条约来解决本质上国内法管辖的问题，违背国际公法的基本原则、严重践踏国家主权。也就是说，希腊债券的减记只应在希腊司法管辖下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国际条约高于国内法的国家实际上就是殖民地。对2000年前就在西方开创殖民地模式的鼻祖希腊，当然更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但这一切的发生其实不足为奇，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人权问题一向就持双重标准，只不过，这次双重标准用在了自家阵营中的“穷亲戚”身上。比如西方媒体不断渲染中国的“强拆”，但欧债协议实质上就是对所有债券持有人进行“强拆”，且只给一半的补偿。在当年的“慕尼黑阴谋”中，希特勒还打着为了苏台德地区德裔人士人权的旗号，来掩饰侵犯捷克主权的行为，相形之下，现在的“欧债协议”可比希特勒直接多了，不顾人权，直接侵犯私人财产，向大银行输送利益（讽刺的是，当年希特勒可是通过民主选举程序合法上台的，可见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与人权更无所谓的关联）。     历史总在不断重演，现在世界的格局与当年二战前的格局颇有几分神似，就如二战没有因为“慕尼黑阴谋”满足了希特勒的野心而终止那样，本轮金融危机也不会因为一两个协议而终结，整个世界必然将面临长期血淋淋的博弈。          “合法减记”：逃废债务的终极方式？          其实，更令人担忧和值得警惕的是，一旦这种“合法减记”在希腊开端，接下来类似的做法就会成为惯例，私人减记了，以后主权减记就更成为必然，冰岛公决不偿还英国和荷兰的债权就是一例。此举一旦风行，负债远远超标的欧、美、日各国都将被共同的利益驱动而蠢蠢欲动，把这种国家级别“华丽赖债”的可能性仅仅说成是“道德风险”或信用风险是不够的。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就必定会发生。美国尚可通过美元霸权来稀释债务，欧、日等国又有何策？笔者认为，一旦“合法减记”合法化、自然化、常态化，它将很可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谋求走出债务危机泥沼的终极方式。     据路透社报道，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超过7%，这一水平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表明投资者认为可能收不回所投的资金，这类忧虑也反映在了意大利债务违约的担保成本上，清算机构LCH.Clearnet于11月9日宣布提高意大利国债交易的保证金要求。意大利的危机，最可能的出路也是类似希腊那样减记债务，而且这种减记会先从私人机构逐步发展到主权机构，如果它们的私人机构已经减记，私人势必要求其他机构也跟着减记，谁不减记谁就会被西方主流舆论定义为破坏世界经济安定和谐的邪恶力量，谁就会成为他们的公敌，届时他们只需在国内通过立法就能轻松减记所有债权人的债权，2008年冰岛破产就通过全民公决达到了不偿还英国和荷兰储户主权债务的目的，只不过由于其国体量较小，危机爆发的时间又比较早，还不足以引起世人足够的警惕。然而，蚁穴虽小，可溃千里长堤，此举当为前车之鉴。尤其是在形式上，西方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要高于国家，私人减记难而国家减记易。只要私人机构减记了，未来主权机构的减记就非常容易了。一旦这种逃废债务方式常态化，那么未来世界上的主要债务国（大多为发达国家）可谓乐矣，而主要债权国（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则危矣！     因此对于欧债协议减记希腊债务不算违约这样的做法，我们要认清其中的血腥和黑暗，要大声疾呼支持希腊人民的抗争，这样的抗争就是帮助我们自己。现在西方是减记私人机构，如果私人都已经成功减记以后，不减记并进行援助的其他主权机构，就会被西方主流舆论妖魔化，被定义为“危机的罪人”，接下来就是用贸易保护主义和非显性军事手段来对你处处进行遏制，制造摩擦。而在这个过程中一旦发生军事冲突，他们就可以合理合法地冻结你的外汇资产，以此来达到减记债券的目的，对此大家必须警醒，要坚决反对这一场“新慕尼黑阴谋”！          聚焦CDS：欺诈利器和致命输送          上文提到，信用违约互换（CDS）是希腊债务危机博弈的要害所在。对于CDS，大家应该还记得它就是导致3年前市值约2000亿美元的AIG濒临破产的主要原因。此前AIG是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它因为为次级债券进行了担保，而没有为该风险拨备额外的资金而陷入困境。而眼下欧洲各国的信用担保风险更大，美国人更是深陷其中。     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各大银行2011年上半年向欧债危机五国政府债券、银行债券和公司债券持有人提供的保险总价值比去年同期增加807亿美元至5180亿美元，几乎所有保险都是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数据显示，CDS的增加意味着总风险敞口达到了767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     国际清算银行并未透露哪些公司出售了多少信用违约掉期，也并未透露其向哪些公司出售了掉期合约，而欧债危机背后的CDS交易，实际上是把美国资本也深深地捆绑其中，美国默许该协议的立场即是旁证。因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默许，欧债协议是能够达成的。     再看本次欧债协议中的利益输送方向，前文已述，欧盟所谓的援助和减记的背后不是为了希腊，而是为了转嫁自己子信用掉期合约中存在的崩盘损失。希腊民众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主要持有的是希腊债券，而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大鳄们持有的是这些债券的CDS，欧盟的所谓“援助”和他们大银行的债券减记损失，远远比不上希腊违约他们的信用保险需要赔偿的款项，他们给希腊的“援助”实际上是给自己堵窟窿，希腊得到他们的减记和援助，抵不上他们的CDS给希腊公众的赔款。因此希腊社会不接受这个协议具有极强的逻辑合理性，希腊政府接受这个“看起来很美”的掠夺协议，只能说是弱国无外交的最新版本。     至于希腊公众说“政府还不起债让欧洲其他国家来偿还”这种看似无赖的话语背后，也是有其内在合理性的：如果没有CDS，公众起码会有一些风险意识，相反在CDS的担保下让公众丧失了判断力。公众是用真金白银来投资债券的，而保险公司做担保搞CDS却没有资金投入反而取得高杠杆收益，纯属空手套白狼。在这个博弈当中，如果西方所谓的契约精神真的那么毋庸置疑，就应当是持有CDS的大鳄们承担损失，现在减记债务但不违约，CDS还是赚钱的。要知道，仅仅2001年高盛给希腊的债券的CDS就卖了10亿美元，达到了10%的比例，当初希腊可没有什么危机的端倪！     这个减记的模式，就是一个人傻乎乎地在希腊债券价格很高的时候买了希腊国债，之后发现希腊国债因为存在很高的违约风险开始下跌，于是亡羊补牢，在一个并不很低的价格买入CDS进而锁定希腊债务的风险，然而现在突然希腊国债出现了50%的减记，而CDS也并没有起到当初所希望的锁定风险的作用，而是在50%的损失之外，又白白浪费了一笔买保险的钱。这样的话，CDS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买CDS不是成了白送钱了吗？     很多人说，希腊当年是通过包装国家债务情况，以虚假数据才达到加入欧盟的条件，现在是希腊拖累了欧盟和欧元，所以希腊要负责任。希腊有问题不假，但是更有问题的实际上是国际金融大鳄的欺诈问题，对于持有希腊债券信用担保CDS的金融大鳄，他们对于希腊的债务情况应当比谁都清楚，他们隐身于欧元区和欧盟幕后操盘，希腊要进入欧盟使用欧元，绕得过他们吗？而把希腊包装拉入欧元区，使得他们的CDS风险降低，这个降低的风险会给他们带来巨大收益，因此希腊政府做假账骗进欧元区是有持有CDS的金融大鳄共谋的。但对于债券持有人而言，其债券的收益率却不会因为希腊加入欧盟而改变，因此让CDS持有人承担全部的希腊债务违约责任才是最公平的。     对此，郎咸平教授曾讲过一段精彩的故事：2001年希腊想加入欧盟的时候，它自身的条件其实并不达标：根据欧盟规定，国家的财政赤字不能超越GDP的3%，但希腊却是5.2%。想加入又不达标怎么办？这时希腊就找到了高盛，高盛后来帮助希腊发行一笔100亿美元债券，可收回74亿欧元。后来高盛又通过汇率调整把可收回的债务变成84欧元，刚好多出10亿欧元！这10亿欧元不会在希腊的债务账面上出现，相当于是高盛把它借给了希腊，随后高盛又通过保险的形式把这10亿欧元借给了德国，它意思非常清楚：希腊还不了钱，德国人也可以还！实际上高盛作为投行就是债券的发行代理，而德意志银行购买这些担保CDS也不是傻瓜，公开发行100亿美元这样的巨额债券是难以保密的，实际上希腊债券和CDS危机本身已经在资本大鳄们当中酝酿了，高盛只不过是出面的人，面对显而易见的风险，没有巨大的利益，谁也不会购买这样的CDS产品，把希腊拉入欧盟的大池子，符合他们转嫁已有风险的一贯解套策略，最终这个风险要让欧盟整体来承担，然后欧盟就要施压希腊，让他们债务减记来解决CDS风险的问题。但是这个利益却被CDS持有者占有了，仅仅包装希腊进欧盟的CDS就价值10亿美元，这可是债券金额的10%！     另外，上文曾提到希腊债务协议中的“被自愿”问题，据报道，国际金融协会(IIF)主席、私营部门谈判代表查尔斯·达拉拉（Charles Dallara）表示，希腊债务协议是一项自愿协议，该协议不大可能对CDS产生重大影响，因为通常这只会由债务违约引起（详细报道参见“资料链接”）。据此表述，从时间上看，除了少数直接持有希腊债券的人以外，私营部门的谈判代表实际上是把间接与债券相关的人也“代表”了，这种代表授权体系黑幕重重，因为很多债券是以基金和银行的理财产品等名义购买持有的，基金或者银行的操盘手为了本机构CDS的利益同意了减记，损失就由这个理财产品或者基金的持有人承担了。请注意，私人机构同意自愿减记，实际上是坑害了他们的投资人利益而保护了CDS，这是一种超级老鼠仓行为，但是这样的行为却不受西方司法的制裁，反而以“合法”的方式占有了投资人的利益，而这些投资人很可能就是各种养老基金账户，是民生的根本。     再进一步，如果希腊违约触发信用保险赔偿，欧洲其他弱国的债务危机信用违约赔偿压力也会同时释放，在风险压力下，信用掉期合约CDS的市场价格就要暴涨，让卖出CDS的西方机构们濒临破产，产生的震荡足以摧毁欧元乃至欧盟体系。因此在各国恶性博弈、各怀鬼胎的欧洲，欧盟内部一下子变得非常有合作精神，并顺利达成“解决”希腊危机的欧债协议，其背后就是共谋转嫁危机、让他人买单。     转嫁危机的欧债协议于10月27日达成后，除了西方股市的大规模上涨，中国香港市场上众多外国投行也对各种看空衍生产品展开了围剿，当天共有12亿份熊证街货被强制收回，创下了香港自2006年来的最高纪录，中国沪深股市也在这样的连带下出现了久违的反弹，一切都似乎正在按照“剧本”走得很顺利⋯⋯然而，在这一切背后有趣的是，希腊人民和政府对于可能违约的前景反倒不是很紧张，紧张的反而是那些欧盟国家，为什么？因为希腊人民和政府都知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不了国家破产而已，但是其他国家购买了太多的金融衍生品，如果希腊违约，对他们来说就是金融体系什么时间崩溃的问题，而这可能并不单单意味着欧洲的沦陷。     很多人会说针对CDS，市场上也有做空和做多，是两方面双向操作的，在这样的买卖以及各种金融工具的杠杆下形成了庞大的衍生品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债券的减记也是有人得利有人吃亏的，试图以此证明减记没有利益的输送。但这些从逻辑上说不通，债券的减记肯定是债券持有人失去了利益，这部分失去的利益也肯定要有人得到。在CDS不赔偿的情况下，CDS担保所得款项就成为了CDS的利益，利益实际上是从债券市场转移到了CDS市场，是两个市场间的利益输送，是债券市场的损失补贴了CDS市场。虽然不一定能够把利益的交换双方锁定，但是这样的利益流动是发生了的，也是维持CDS市场的净利润和繁荣的支柱。     金融危机以来，CDS市场一直是西方金融市场的核心，维护CDS市场不崩盘，让里面的金融大鳄度过难关也是西方强国的目标，因此发生这样的利益输送就不足为奇了。如同二战前为了将德国祸水东引而搞慕尼黑阴谋来绥靖“第三帝国”一样，当下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就如同彼时捷克的利益一样，被充当了大国的“肥料”。     据此，笔者再次强调：如果减记债务不算违约、不需要CDS进行赔偿成为国家间惯例的话，那将是债务国对所有债券持有人和债权国的血腥掠夺。          透视真相：从CDS的角度看危机的救赎          对于当今危机的根源，要认清各方利益博弈的背景，就要从次债危机开始进行认识。次债危机从2007年8月起席卷美国并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2007年9月18日，美联储宣布降息50个基点，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5.25%降至4.75%。这是2003年6月以来联储首次降息。与此同时，联储将贴现率降低0.5%，至5.25%。可以看到，当初次债危机开始时美联储的利率超过5%，而现在意大利国债的收益率高于7%，大家就开始恐慌，在危机开始时美联储为什么要把利率降低为零呢？当时的次级债收益率远远高于今天，在次级债大规模出现问题以后，美联储的降息是为了保持债券的价值，也就是说房价下跌后，违约抵押房产不足只会导致债券的收益率大幅度下降，通过降低利率，使得下降的债券收益率高于资金的利率，从而可以保持债券票面价值不被跌破，否则即使是债券可以还本，只要收益率低于利率，就可能让债券跌破面值。如果债券价格保持在面值以上，债券不能完全清偿，就不会让CDS承担责任，因为任何保险都是保本而不保收益的，只要债券价格在面值之上就不会触发债券的保险赔偿压力。     在西方，债券可以以债券不断抵押和利率掉期合约取得杠杆来购买，债券的实际利率低于资金利率时，原有的杠杆就要被打破，利率掉期合约的衍生品交易就要系统性崩盘，由此引发的危机会比信用掉期崩盘的危机更大。而且按照西方的会计记账原则，在债券跌破面值以后，CDS的持有者要记录损失，在次债危机的时候，通过降息而保持不触发CDS的危机，损失就不过是债券的不停贬值而已。     但是，降息也使得房贷等的借款人不惜房屋止赎也要终止还贷，就是因为高额的利息使得其实际购买房屋的价格大大增加，对比美联储5%以上利率的贷款和后来不到1%利率的贷款，承担的房贷压力是5倍的差距，最终实际偿还的利息可以相差到房价的60%左右，同时有能力还款的人也希望低价亏损卖房还清高息贷款，造成住房贷款的违约和抛售风潮，引发房价进一步暴跌，情况发展下去，次级债的本金也得不到保障了。尤其是美国的破产制度规定破产者的惟一住宅不能被剥夺，破产变得有利可图，这些都导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使CDS出现了系统性违约和崩盘，雷曼兄弟公司破产、AIG岌岌可危、CDS市场陷入不得不救助的境地，俱源于此。     美国政府不得不救助AIG等公司，但是政府的救助只能维持个别企业，市场的恢复还要看美联储。美国进一步采取措施保持CDS不承担违约责任，就是采取大家熟知的量化宽松政策，以美联储收购债券的方式，将债券价格维持在不跌破面值触发CDS损失或者违约赔偿的程度。因此，对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不要简单地看做是只提供所谓的“通缩压力下的流动性不足，解决金融系统的流动性淤积问题”，其购买债券支撑债券价格，保障其债券的CDS持有人的安全，是不为人注意的更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     此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导致利率上升，利率掉期合约和CDS的损失压力增强，使得银行的抗破产能力以及信用更加下降。在银行会破产的情况下，持有美国国债比拿着美元现金更安全，尤其是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优先赔偿10万美元以下的小储户，造成银行破产时对大资金的风险杠杆放大，大家为了安全都抢着拿美债。若美债的收益率低于美联储的资金成本，美联储作为私人机构再继续搞QE3（第三轮量化宽松）是要亏损的，更何况如此高的国债收益率使美国CDS违约的压力也消失了。但是美国不实行QE3，使得欧洲更难以宽松，难以通过收购债券的方式来规避其CDS的违约责任，欧洲稳定基金的融资也因此受到了压力。     目前，欧洲央行利率经过2008年危机已经处于历史低位，其降息的空间和边际效益有限，通过减少资金持有人的利益来买单难以平衡损失。如此一来，欧洲危机的解决必定是一场债券持有人和CDS持有人的利益博弈，要以债券和CDS一方的损失来为危机买单。如此血淋淋的博弈使得各方已经到了跌破底线的地步，才有了欧债协议这样完全是赤裸裸的掠夺行为的发生。     这样的博弈使得欧洲金融系统的风险空前加大。据汇金网11月9日讯，德国2011年11月9日拍卖15.25亿欧元至2018年4月到期国债，收益率为-0.4%，而前次拍卖同类国债平均收益率为1.22%。由于银行的破产风险使得持有现金已经没有利益，只有拿住最稳定且不会有国家破产风险的德国债券才保险，造成德国债券收益率竟然出现负值，欧元及欧元区破产风险之大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货币是以国债抵押来发行的，如今即将发生的私人机构所持国债被大量减记的背后，意味着大量的货币被蒸发。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是货币过多的危机，债券减记则是消灭货币的过程，但是这个消灭是让债券持有人承担还是让CDS持有人承担，却是其后博弈的焦点。危机的二次探底和深化，实际上是找到危机的最终买单者，这是一个损失划分的利益再分配过程。          资源特殊：后弯曲线是危机深化的原因          笔者认为，美国不继续量化宽松，导致欧洲无法宽松，是欧债危机得以深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对此人们可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美国不继续宽松下去？     这里就要从资源的属性上进行深入认识，美国继续宽松会让资源价格涨到天上去，结果将是便宜了资源国家，让资源国家在美国印钞的过程中取得比美国更大的利益，这对美国更为不利。     对于商品的供需关系，一般都知道是价格越高供给越多，反之越少，这个也是供需经济理论的基础。但是世界上有没有价格越高供给反而下降的东西呢？特例是有的，一个是劳动供给，一个是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时的石油供给。两个例子的现象相同：都是随着价格上涨而先供给增加，然后随着价格的继续上涨而供给减少，这种现象后来被经济学家称之为“后弯曲线”（即供需曲线向后弯曲）。后弯曲线的形成原理在于，对于劳动力而言是随着收入增加，人们在时间分配上会增加休闲娱乐的时间而减少工作时间，而对于石油则是在石油涨价和美元印钞贬值的预期下，谁也不愿意多卖石油而持有美元。资源国家要出售石油的原因是他需要美元还债和外汇平衡，只要石油收入能够平衡，他们就不会出售更多的石油，因此影响石油供给量的决定性变量是销售额而不是销售量，在价格提高的时候出售更少的石油就可以达到国家需要的销售额，因此供给的石油会更少（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见2011年8月刊《环球财经》“受控着陆VS量化宽松”一文）。     现在，世界资源市场其他资源产品也出现类似于石油的情况，资源供给的后弯已经发生，即随着资源价格的上涨，资源供应反而减少。美国是资源消费大国，这种情况无疑会造成巨大的危机。尤其是油价暴涨的预期，将是那些依靠石油维持生活和低房价的美国老百姓的噩梦。美国为了摆脱危机还在等待房价的回暖，使得各种债券担保公司手上止赎持有的房产可以高价卖出。如若石油价格暴涨，势必压缩房价上涨的空间。因此为了平抑油价，美国也不能继续搞量化宽松。这样合理的推论就是必须挤爆某一个较大型或大型经济体，让它为危机买单，让它的石油需求降下来，这样才能够保持低油价，等这个“倒霉蛋”被挤爆以后，才有进一步货币宽松的条件。可以说，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较大型以上经济体，都在“倒霉蛋”的目标之内。欧洲原本正是为了不成为这样的“倒霉蛋”而力促环保、搞碳排放，并力争覆之于全球，以降低对石油的需求，从而避免成为美国的直接“标靶”。然而全球危机之下，昔日同盟之相早已不复，为求自保，如何踩着他人的“身体”上岸，成为国际新博弈关系一景。     在欧洲印钞受到阻力不能量化宽松的时候，其流动性是紧张的。欧盟与美国不同，世界大部分交易都用美元结算，美联储不施行QE3以后使欧洲的流动性更紧张，尤其是在欧洲交易中的美元流动性更是如此。     欧洲债券的价格在流动性紧缩的情况下必然下跌，债券的收益率提高了，新的债券发行就必须要有更高的利率，但是更高的利率又带来了更高的风险，必然导致原来已经赤字连连的弱国雪上加霜；更高的风险必定带来更高的利率，这个利率增加的过程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必然要导致危机的发生。而危机下的利率飙升本身就会使得CDS暴涨，CDS持有者取得暴利变得更加容易。     因此，欧债危机与资源的特殊性具备深层次上的紧密联系性，由于资源的供给特殊性，使得连续印钞的思路行不通，印钞中断所带来的紧缩挤爆了欧盟，促使欧洲危机不断发酵。     与此同时，如何不沦为危机博弈中被挤爆的倒霉蛋，不仅是欧洲，也是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          思考中国：先己后人的发展攻略          对于本次欧债危机，中国首先要认清其中的博弈本质，认识到资源供给的特殊性与危机深化的关系，认识到债券减记与CDS利益输送的关系，认清目前的博弈是债券持有人和CDS持有人谁为危机买单的博弈。     尤其是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这些储备大部分已经变成了各种债券。对于这些债券，中国的主权基金难以止赎并取得抵押财产，因此一定会有信用保险和CDS，未来如果出现问题，由保险公司赔付债券应得款项后，再取得抵押财产进行变卖。但是如果现在欧洲开直接减记债务不形成违约的先河，而此风蔚然于全球的话，中国所持债券则无“保险”而言，中国巨额外汇损失的风险就无法控制。而外汇占款是中国货币的主要发行方式，如此规模的损失必然是中国被大规模掠夺。     中国作为债券持有人，一定要从各个角度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要维护其他债券持有人的利益，这样中国才有更广泛的利益同盟者。如果任由他人不顾法理、主权、人权地将其他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围剿，中国作为债券持有人能够利益不损失是不可能的！     有一段著名的警言：“当纳粹对犹太人实施迫害时，我不是犹太人，我没有吭声；当麦卡锡对左派人士实施迫害时，我不是左派，我没有吭声；当种族主义对黑人实施迫害时，我不是黑人，我没有吭声；当他们把迫害的目标转向我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这段警言放之国际关系博弈中，亦值得参照深思。     因此笔者再次呼吁：对于西方减记债券的做法要坚决反对、大声疾呼，揭穿其中转嫁利益的阴谋。同时，不要被西方所谓的中国能够拯救危机的高帽子和迷魂汤所麻痹，中国对于欧洲的一切救助活动，都要首先站在中国核心利益不受损失的前提下进行，不要成为“新慕尼黑阴谋”下的牺牲品。     当前中国需要的是进一步发展，我们离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距离还很远，对此我们一定要有冷静的认识。从此次欧债危机中德国的表现来看，欧债危机同时也给德国以脱颖而出、争取更大话语权的机会。前文已述，欧洲的资金在欧盟和欧元受到压力的时候都涌向了德国，导致德国最近的国债收益率出现负值；同时，以目前情况的发展趋势看来，CDS的利益转嫁对德国有利，以上种种都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     再则，救助的原则一向是“救急不救穷”，现在CDS的出售者们还有巨额利润，救助债券使债券不违约，就会让出售CDS的人白白赚钱，相当于给CDS的持有者们送钱。综上分析，目前我们一方面要做的是不成为“新慕尼黑阴谋”中的受害者，一方面不盲目自大，轻举妄动，另一方面则继续立足于解决国内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谋求更大、更平稳的发展。从宏观经济和产业的角度上看，中国到了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性阶段，同时也到了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历史时刻，“中国制造”也不应当不断地被西方列国的反倾销税所掠夺，同时还可以考虑通过上市银行用人民币参与欧洲援助基金和欧元区银行重组，以这样的方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未来开创一个人民币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通道。          环球财经编委 张捷         进入专题： 欧洲债务危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828.html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以约占世界7%的耕地资源将占世界22%的人口整体带入现代化进程，并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一发展奇迹令世界瞩目，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广泛探讨。然而，在各种分析和研究中，对中国土地公有制的作用远远重视不够。 　　一、大规模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是现代化的基本条件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首要生产资料，更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真正意义的现代化是从工业化起步的。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吸引着经济资源向城市集中，引起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城市化提供了持久动力。而城市化又使新技术、新知识、新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推进着现代化进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两个支柱，既是现代化的基本动力，也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无论工业化还是城市化，都离不开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 　　首先，工业化的启动及其进程依赖于对土地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条件，既是工业发展的物质载体，也是工业经济的基本投入要素。没有土地及土地提供的资源，人类就不能进行工业生产活动。发展现代工业，一方面需要集中连片的建设用地，通过产业集聚获得规模效应，有着对土地资源大规模开发利用的直接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大量原料投入和能源供应，主要通过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持续开发来满足，这又会对土地资源形成巨大的间接需求。 　　其次，在工业化带动下，现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要求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对土地形成巨大需求。城市化不仅对交通运输、电力供应、供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产生需求，而且要求商业、金融、教育、卫生等现代服务业全面发展。而一旦现代化城市建立起来，其生产上的成本优势和生活上的便利条件又会进一步增强对周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加速自身的扩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人口规模的扩大，还是城市产业的发展，都意味着对土地需求的持续增加。 　　其三，工业和城市功能有不断向外围扩展的趋势，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也不断扩大。从经济因素看，由于产业和人口密度的提高，城市中心区域的地价不断上升，迫使单位土地面积收益较低的企业和居民逐渐外迁，在城郊形成新的工业区和居住区。从技术因素看，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大大缩小了市中心与城郊的发展差距，使得城市外围也具备了相对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从环境因素看，产业和人口在市中心的集聚带来了住房、交通拥挤等城市病，引起了城市居民向城市外围的反向流动，带动了远郊区房地产业的繁荣。从文化因素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在文化、休闲、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使城市的概念不断延伸，城市在地域空间上不断扩展，从而形成对土地资源的持续旺盛的开发需求。 　　二、土地私有制只会延滞而不会促进现代化进程 　　土地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提供了基本条件，而土地为谁所有、由谁支配与如何使用，则对现代化进程发挥着延滞或促进的根本性作用。在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下，一些国家对土地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收获了现代化进程延滞的苦果。 　　(一)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大批失地农民，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以英国的圈地运动为例。15世纪末，因毛纺工业的发展及羊毛价格的上涨，养羊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英国新兴资产阶级通过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他们的公地及份地，改作私有牧场。从1688年起，英国政府公开支持圈地，先后颁布了4000多个圈地法令，圈地运动进一步加剧。在这一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被赶出家园，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上演了一幕幕“羊吃人”的历史活剧。 　　在北美新大陆，资本家为攫取最大利润，也通过暴力与屠杀将印第安人驱除于土地。直到1887年，美国国会迫于社会压力才通过了《道斯法案》，对印第安人实行土地个人所有的分配制度，希望以此结束血腥的掠夺。然而，法案颁布后，贪婪的资本家和土地投机商却凭借着土地所有权经验和法律知识，从印第安人手中“名正言顺”地拿走了更多的土地。 　　有一种观点认为，土地私有制最有利于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不管哪个历史时期，也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中，农民总是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往往只看眼前利益，在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的体制下，依靠农业勉强生存的大量小农必然在权贵与资本家的巧取豪夺下失去土地。而土地私有制为资本家掠夺农民开辟了合法途径，成为暴力强占或廉价收买土地的制度基础。 　　失地农民除一小部分在资本家的农场中出卖劳动力外，大部分被迫涌向城市。他们没有生产资料与资本，缺少受教育的机会，无法完成相应的职业转换，只能长时间地游离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之外。这种情况表明，土地私有制必然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浪费与闲置，从而延缓现代化进程。 　　(二)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农村经济凋敝，使农业发展长期落后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按照系统论原理，社会经济的各产业与各部门间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整个国民经济才能协调发展。而奉行土地私有制的拉美地区，在20世纪初约占农民数量1.5%的大地主控制着全部耕地的一半以上。例如墨西哥，不到200个大庄园主占有了全国1/4的土地，而95%的农民却无地可种。由于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拉美农村地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直到1980年，拉美广大农村仍沿袭着落后的生产方式，全地区有1.3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其中农村贫困人口占60%。 　　土地私有制在制造着农村贫困人口的同时，也使拉美一些国家的农村经济坠入了凋敝与荒凉。拉美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农业生产资源，土地肥沃、日照充足、雨量丰沛，全地区适宜耕种的土地达5.75亿公顷，人均可耕地达1.42公顷，人均耕地处于世界前列，但却无法为自己提供足够的粮食。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4-1992年期间，拉美主要国家几乎都依赖粮食进口。 　　农村经济的凋敝必然将大量的失地农民赶入城市，导致拉美地区畸形的城市化。2000年，阿根廷城市人口占89.16%、巴西79.19%、墨西哥75.14%、乌拉圭93.17%，这种极高的城市化率绝非现代化的标志。恰恰相反，畸形的城市化大大超过了工业化速度，政府无法为居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同时超负荷的人口规模又给城市建设与资源环境带来了沉重负担，造成了城市贫民窟的不断衍生与扩大。 　　从根本上看，在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这一现象背后，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本质特征。农业与工业发展的不匹配，破坏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平衡，造成现代化进程的中断与停止。因为，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是真正的现代化，就需要回过头来重新“补课”，这无疑是现代化进程的徘徊与推迟。 　　(三)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高昂的制度成本和巨大的社会代价。现代化建设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在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带动下，工业部门迅速发展，由于工农业利润的差异，从而吸引生产要素与农村人口向工业和城市集聚，最终完成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 　　但在土地私有制下，土地的集聚与城市人口的集中往往是在权力与资本“联盟”的驱动下完成的。发展规律不被遵守，历史进程遭到人为打断，资本主义社会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制度成本。 　　例如印度，在人口持续增加和土地集中趋势的压力下，农村劳动力不得不到城市谋生。由于工业化进程缓慢，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再加上种姓等歧视性制度，导致印度在资源分配、社会服务和就业机会上极端不平等，大批农民无法转变为市民。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和最后生活保障，在印度形成了严重的“惜地”现象，这必然推动地价不断上涨，远远超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承受力，阻碍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从根本上切断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道路，使现代化目标变得遥不可及，其制度成本是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无力承受的。 　　土地私有制还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创伤。从经济学角度看，土地是公共品，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社会保障，这就决定了土地问题不能主要依靠市场来解决，否则极易出现土地兼并集中，加剧城市盲目扩展与人口贫困并存等社会问题。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印度贫困人口总数达3.72亿，比1994年多出近1亿，数以亿计的城镇居民栖身于贫民窟。如印度最大的城市孟买，至今约有60%的人口住在贫民窟，贫民窟里严重缺乏自来水供应、电力、厕所等基本设施，路面污秽不堪，苍蝇蚊子乱飞，各种传染病频发。 　　事实足以证明：土地私有制不能提供实现和保证农民利益的制度基础，因而难以有效解决土地开发利用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代化难题，它延缓而不是促进了现代化进程。 　　当然，欧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不容忽视，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实现，是以整个世界成为其工业品市场为条件的，更是以牺牲全球的资源与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这不是土地私有制带来的奇迹，而是依靠资本的全球扩展，将自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额成本转嫁给了全人类。对于后起的大多数国家来讲，这样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因此，探索和谐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就成为我们面临的崭新课题。 　　三、中国依靠土地公有制创造了发展的奇迹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公有制是当代中国生产关系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土地公有制，着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跨过了土地开发利用与劳动力转移的“坎”，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路。 　　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最鲜明的特征是为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提供了制度保障，国家能够根据发展需要，合理调控土地开发利用规模，有序推进现代化进程。土地公有制具有私有制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一是土地开发有规划。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3次编制全国土地总体规划，提出了有关保护耕地、优化用地结构、加强生态建设等约束性指标体系和预期性指标体系，初步建立起了土地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二是土地利用有管理。为加强土地管理，中国设立专门的土地管理机构，相继颁布实施《土地管理法》等重要法律，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和耕地保护制度，不断加大对闲置土地的专项治理整顿，初步形成了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土地资源管理机制。三是土地使用有市场。改革开放以来，土地公有制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国家在坚持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采用拍卖、招标、协议等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逐渐形成了能够真实反映土地价值的流转市场。四是失地农民生活有保障。政府对失地农民，一方面实行经济补偿和安置补助，一方面重视做好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工作，同时将他们全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其基本生活有着落。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人均土地资源相当稀缺，远远低于亚洲户均1公顷的水平。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土地瓶颈制约更为严重。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不仅没有因土地紧缺而迟滞现代化，反而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改革开放33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9%的高速增长，工业化率从71.8%上升到89.8%，城市化率从17.9%上升到49.68%。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实证研究显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协动性从1960—1973年间的0.07上升到1996—2006年间的0.20，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事实表明，中国依靠土地公有制低成本高效率地满足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土地需求，从制度上保障了现代化的快速推进。 　　土地公有制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发挥土地公有制优势，放开城乡土地供给，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城镇个体私营企业大量涌现，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土地和劳动力低成本支撑下，中国进入了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创办经济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大量吸引外来投资特别是海外投资，推动了全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之所以对投资有吸引力，除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企业聚集所形成的规模效应外，更重要的在于用地机制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在低成本土地资源供给下，各类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遍地开花，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是造就“中国制造”世界地位的重要因素。 　　土地公有制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工业化的带动下，我国城市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作用不断增强，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经济发展早期，征地相对容易，成本低而效率高。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产业的快速集聚和人口的迅速增长，提出了对基础设施建设与住宅投资的“井喷”式需求，使得土地价格不断上升。面对这一情况，我国凭借土地公有制，从战略上科学规划国土资源，着力促进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在有效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用地的同时，大力探索形成了符合市场经济的新型投融资渠道，一方面为农村征地和城市拆迁提供了更高的利益补偿，另一方面使城市建设所需资金问题迎刃而解，不仅大大加快了城市建设步伐，而且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华大地上，一座座新兴城市拔地而起，一片片居民住宅错落有致，整个世界为之惊叹。 　　土地公有制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改革开放之初，中国10亿人口，8亿是农民。到2009年底，累计有3.4亿农村人口转移到了城市。这么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和转移就业，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更为宝贵的是，如此规模的人口迁移，不仅没有出现农村经济的凋敝，反而实现了粮食增产的七连贯;在城市不仅没有出现贫民窟，反而实现了人们的安居乐业。究其根本，这是由于中国始终坚持和完善土地公有制，把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作为惠农强农的政策基石，为农民提供了长期而稳定的生产资料，保证了他们的生存发展需要，使他们进城能就业、回乡能种田、生活有保障。可以想象，在农民仍占多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必将是农村社会冲突与城市贫困化的同步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将不可避免，其激烈程度会比任何国家更为严重。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伴生了土地资源浪费等问题，特别是一些地区在征地拆迁中侵害农民利益问题时有发生。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期，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必须高度重视，综合施策加以解决，但这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支流。事实的基本方面是，中国依靠土地公有制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超常发展，创造了和谐崛起的奇迹。当然，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而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建成惠及13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还有许多难题需要破解。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土地公有制为基本立足点和重要支撑，开创更加辉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