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

中国的黑市之城——温州

译者 一林 Bradley Gardner from the December 2011 issue Chen Mingyuan has lived here all his life, but he still gets lost every time he drives into Wenzhou. “All the roads in this town were built by businessmen, so none of them make any sense,” Chen says as we back out of what we just discovered is a one-way street. For the last 30 years, private citizens in this southeastern China metropolis have largely taken over one of the least questioned prerogatives of governments the world over: infrastructure.     陈明远(音译)一直都住在这个地方,但是他每次开车进温州市的时候仍然会迷路。当我们回到我们刚才发现的那条单行道的街道上时,陈说到,“这个镇里的所有的路都是由商人们自己修建的,所以意义不大。”过去30年,在这个中国东南的都市里,私人已经接替了政拥有最少特权的领域:基础设施建设。 Driving down the cluttered and half-constructed streets of this 3-million-strong boomtown requires frequent U-turns and the patience of Buddha, but every road eventually leads back to a factory. Each factory is in turn surrounded by a maze of roads filled with hundreds of small feeder shops selling spare parts, building materials, and scraps. Every haphazard street in this town seems to have an economic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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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点评中国:正在从国内走向国际的中国水纠纷

2001年至2005年,全国共调解水事纠纷四万余起,每年八千余起。这是一个世界纪录。 中国国内水纠纷事件很多,平均每年八千余起,发生在不同的行政层面,从村和村之间的水纠纷,一直到省与省之间的争水。比较著名的有河南、河北和山西之间的水纠纷,湖南与湖北之间的水纠纷,北京、天津和河北之间的水纠纷。由于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中式的行政管理体制,水纠纷往往依赖上一级行政机关来处理。如果上一级行政机关无法处理,就一级一级往上交,一直到中央政府。 据国家水利部的不完全统计,2001年至2005年,全国共调解水事纠纷四万余起,每年八千余起。这也是一个世界纪录。最近几年以来,由于洪灾、旱灾出现更加频繁,水纠纷事件有增无减。过去水纠纷集中在水量上,最近几年由于污染引起的水纠纷事件增多,水质逐渐成为纠纷的焦点。如2011年9月15日发生的浙江海宁的群体事件,就是由于企业造成水污染引起的。由于担心水纠纷事件导致社会失稳,所以在2005年之后没有发布统计资料。但是中国确实进入了水纠纷的“战国年代”。 红旗渠的水纠纷 红旗渠的水纠纷涉及河南、河北和山西三省,持续时间也最长。红旗渠是一个引水工程,源头是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浊漳河,途经河北省,终点是河南省林县。红旗渠于1960年2月开工,1969年7月完成全部配套工程建设,历时约10年。红旗渠是依靠农民用最原始的工具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来的,因此也被誉为"新中国奇迹"的工程,受到几代领导人特别重视和赞扬。 红旗渠是人工引水渠道,它的建设改变了浊漳河的自然河水流量,因而引发了河南、河北和山西三省就浊漳河水量分配的水纠纷。山西省要在浊漳河上建造水库,控制水源,河北省要求增加水量的分配额,河南省则要扩建红旗渠工程,增加引水量。水纠纷的矛盾激化。红旗渠总干渠于1990年7月6日凌晨4时被炸。8月22日凌晨4时28分红旗渠总干渠再次被炸,33米长的渠道被炸毁,渠水冲出渠道,袭击了林县盘阳村,造成人员和财产的严重损失。 湖南与湖北省的水纠纷和三峡工程 文化大革命期间,湖南省在洞庭湖区大规模围垸造田,造成洞庭湖的蓄洪能力大为减少。湖北省要求湖南省退耕还湖。湖南省则认为正因为湖北人当初围垦了云梦泽,才淹成了洞庭湖。如今洞庭湖是沧海变良田,如果将来洪水淹没了江北平原,也只是部分恢复了云梦泽。水利部长钱正英对湖南与湖北省水纠纷的处理意见是,修建三峡水库,取代洞庭湖失去的蓄洪功能。199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三峡工程,钱正英做关于三峡工程和洞庭湖关系的主题报告。 2011年春,长江中下游发生严重干旱,江西省水利厅的水利专家指出,三峡大坝的建成,造成清水下泄,长江干流河道被切深,水位下降,同时三峡大坝在枯水期蓄水,导致鄱阳湖自然蓄水能力受到破坏,几乎湖底朝天,加重了旱情。这样,湖南与湖北省的水纠纷如今演变成为三峡工程和下游地区的水纠纷。 从国内的水纠纷走向国际的水纠纷 过去中国的水利工程只在国内河流上进行,如淮河、海河、黄河、辽河、长江等。现在中国的水电工程从国内河流向国际河流发展,如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如今,水纠纷也冲出中国,走向世界。 2010年春澜沧江下游国家如泰国等抱怨中国在上游建设水库大坝,导致下泄流量减少,水位下降,船舶难以航行,渔业资源减少,威胁湄公河生态系统等。下游诸国居民和民间组织向政府施压,要求中国停止水库大坝工程建设。中国外交部官员解释说,在河流上建水库大坝,不会使河流自然流量减少。但是国际上的水利专家并不赞同中国官员的解释,因为埃及阿斯旺大坝的建设,水库蒸发损失造成下泄流量减少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北京最主要水源永定河上建造了500多座水库,最终导致永定河的水量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19亿立方米减少到今天的3亿立方米。张福增指出,中国水库蒸发损失量高达每年538亿立方米,相当于全国一年的生活用水总量。 前面所讲,山西省在浊漳河上建水库是红旗渠水纠纷的起端。三峡工程的枯水期蓄水、清水下泄,正是引起和下游地区水纠纷的原因。既然在国内河流上建水库大坝会引起水纠纷,那么在国际河流上建水库大坝必然也会引起水纠纷。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的水电开发计划,使得过去关系就紧张中国和印度关系更加复杂。 中国没有签署联合国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国内的水纠纷最终靠中央政府或者一位领导人的一句话来解决,但也有用炸药来解决的可能。那么国际水纠纷又靠什么来解决?有人说,靠国际法或者国际条约。中国政府没有签署联合国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不受国际法的约束。亚洲国家之间没有为一条国际河流的使用签订过任何国际条约。不象欧洲国家,有几百个国际条约来约束莱茵河、多瑙河等国际河流的使用。Chellany指出,水纠纷可能是亚洲未来的新战场。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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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中国:正在从国内走向国际的中国水纠纷

2001年至2005年,全国共调解水事纠纷四万余起,每年八千余起。这是一个世界纪录。 中国国内水纠纷事件很多,平均每年八千余起,发生在不同的行政层面,从村和村之间的水纠纷,一直到省与省之间的争水。比较著名的有河南、河北和山西之间的水纠纷,湖南与湖北之间的水纠纷,北京、天津和河北之间的水纠纷。由于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中式的行政管理体制,水纠纷往往依赖上一级行政机关来处理。如果上一级行政机关无法处理,就一级一级往上交,一直到中央政府。 据国家水利部的不完全统计,2001年至2005年,全国共调解水事纠纷四万余起,每年八千余起。这也是一个世界纪录。最近几年以来,由于洪灾、旱灾出现更加频繁,水纠纷事件有增无减。过去水纠纷集中在水量上,最近几年由于污染引起的水纠纷事件增多,水质逐渐成为纠纷的焦点。如2011年9月15日发生的浙江海宁的群体事件,就是由于企业造成水污染引起的。由于担心水纠纷事件导致社会失稳,所以在2005年之后没有发布统计资料。但是中国确实进入了水纠纷的“战国年代”。 红旗渠的水纠纷 红旗渠的水纠纷涉及河南、河北和山西三省,持续时间也最长。红旗渠是一个引水工程,源头是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浊漳河,途经河北省,终点是河南省林县。红旗渠于1960年2月开工,1969年7月完成全部配套工程建设,历时约10年。红旗渠是依靠农民用最原始的工具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来的,因此也被誉为"新中国奇迹"的工程,受到几代领导人特别重视和赞扬。 红旗渠是人工引水渠道,它的建设改变了浊漳河的自然河水流量,因而引发了河南、河北和山西三省就浊漳河水量分配的水纠纷。山西省要在浊漳河上建造水库,控制水源,河北省要求增加水量的分配额,河南省则要扩建红旗渠工程,增加引水量。水纠纷的矛盾激化。红旗渠总干渠于1990年7月6日凌晨4时被炸。8月22日凌晨4时28分红旗渠总干渠再次被炸,33米长的渠道被炸毁,渠水冲出渠道,袭击了林县盘阳村,造成人员和财产的严重损失。 湖南与湖北省的水纠纷和三峡工程 文化大革命期间,湖南省在洞庭湖区大规模围垸造田,造成洞庭湖的蓄洪能力大为减少。湖北省要求湖南省退耕还湖。湖南省则认为正因为湖北人当初围垦了云梦泽,才淹成了洞庭湖。如今洞庭湖是沧海变良田,如果将来洪水淹没了江北平原,也只是部分恢复了云梦泽。水利部长钱正英对湖南与湖北省水纠纷的处理意见是,修建三峡水库,取代洞庭湖失去的蓄洪功能。199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三峡工程,钱正英做关于三峡工程和洞庭湖关系的主题报告。 2011年春,长江中下游发生严重干旱,江西省水利厅的水利专家指出,三峡大坝的建成,造成清水下泄,长江干流河道被切深,水位下降,同时三峡大坝在枯水期蓄水,导致鄱阳湖自然蓄水能力受到破坏,几乎湖底朝天,加重了旱情。这样,湖南与湖北省的水纠纷如今演变成为三峡工程和下游地区的水纠纷。 从国内的水纠纷走向国际的水纠纷 过去中国的水利工程只在国内河流上进行,如淮河、海河、黄河、辽河、长江等。现在中国的水电工程从国内河流向国际河流发展,如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如今,水纠纷也冲出中国,走向世界。 2010年春澜沧江下游国家如泰国等抱怨中国在上游建设水库大坝,导致下泄流量减少,水位下降,船舶难以航行,渔业资源减少,威胁湄公河生态系统等。下游诸国居民和民间组织向政府施压,要求中国停止水库大坝工程建设。中国外交部官员解释说,在河流上建水库大坝,不会使河流自然流量减少。但是国际上的水利专家并不赞同中国官员的解释,因为埃及阿斯旺大坝的建设,水库蒸发损失造成下泄流量减少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北京最主要水源永定河上建造了500多座水库,最终导致永定河的水量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19亿立方米减少到今天的3亿立方米。张福增指出,中国水库蒸发损失量高达每年538亿立方米,相当于全国一年的生活用水总量。 前面所讲,山西省在浊漳河上建水库是红旗渠水纠纷的起端。三峡工程的枯水期蓄水、清水下泄,正是引起和下游地区水纠纷的原因。既然在国内河流上建水库大坝会引起水纠纷,那么在国际河流上建水库大坝必然也会引起水纠纷。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的水电开发计划,使得过去关系就紧张中国和印度关系更加复杂。 中国没有签署联合国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国内的水纠纷最终靠中央政府或者一位领导人的一句话来解决,但也有用炸药来解决的可能。那么国际水纠纷又靠什么来解决?有人说,靠国际法或者国际条约。中国政府没有签署联合国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不受国际法的约束。亚洲国家之间没有为一条国际河流的使用签订过任何国际条约。不象欧洲国家,有几百个国际条约来约束莱茵河、多瑙河等国际河流的使用。Chellany指出,水纠纷可能是亚洲未来的新战场。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读者反馈 在【同一条】河流,因为【上游】造坝改道,减缓截流,或者污染河水,引致和【下游】的部族、村落、国家发生【磨擦冲突】,甚至【战争】,这些事例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没有跨越境外】的河川网络怎样【翻天覆地】去规划整治,外人绝对【无权置喙】,褒贬成败【一己承受】好了。然而,涉及【跨境的河川】,上游的部族也好国家也好,如果没有【同理心】,没有【虑及】下游的【公平共享】原则,恣意【造坝、改道、截流、排洪、污染】,辜勿论拿出什么理由,都是【说不过去】的。若因此而触发【纠纷】甚至【战争】,【道理】是永远站在【下游一方】的。一个睿智的部族的领袖,一个仁德的国家领导人,处理这个问题应该要非常【小心谨慎】啊。 孟光, Hong Kong 点击 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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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司马南的“引蛇出洞”在宣示什么

司马南的“引蛇出洞”在宣示什么 作者:菁菁远山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19 0:29:41 阅读量:106次   宣示效忠是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它只须你表明立场即可搞定。尽管这种表达在形式上可能多种多样,但指向的目标必须明确。而有一种效忠就有所顾忌,因为它效忠的对象是强权,这种纠结的事情就很难搞定。因为强权早已经被扔进了历史的“回收站”,你再恢复它就与丑恶有关了。但大权在握者从不会承认自己拥有强权,总要把“人民主权”挂在嘴边行苟且之事,在这样一种情势下,想效忠强权就是个技术活了。   司马南是个聪明人,尽管他是威权体制的崇拜者和捍卫者,但却不得不将自己伪装成“为民粹代言”的角色。用这种曲里拐弯的方式来宣示效忠强权,这是他一贯的伎俩。司马南终归是司马南,他的办法是在“维持强权的托词”和“唤起民粹的思想武器”中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极端民族主义”,再用自己多年练就的嘴皮子来旁行征博引,这也就让效忠强权的言论和行为披上了正义的“羊皮”,达到了既为强权唱了赞歌,也为草民说了人话的双重效果,这个“一石二鸟”的技法已经让他玩得出神入化了。   司马南是个极权主义的歌唱者,他深知民族主义是“伤不起”的,也就顺势拉起了这杆大旗,不断放大“美国阴谋论”,从而为他的理论找到支撑。他的所有观点,其实质是排斥普世价值,不赞同中国进行民主化的改革,反对有人认为中国的问题出现在体制上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正是这种体制才是“中国模式”的本质,而“中国奇迹”则是“中国模式”的结果。   事实上,我从不反对“美国阴谋”的存在,国家利益至上是每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原则。其实,美国并不是一味地反对独裁专制的,与之相反,有时它还是独裁者的坚定盟友。冷战时,罗斯福就这样形容过尼加拉瓜的独裁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萨:“他也话是婊子养的,但是我们家的婊子养的。”   倘若说民主法制是美国欲搞垮中国的秘密武器,这是没有什么现实逻辑的。真实的逻辑有可能是这样的,当我们把“威权”当成自己的核心价值时,民意与官意不断冲抉激荡,美国才会顺势而为制造内乱来击垮中国。但这里的根本原因还是出在内部,是官意没有顺应民意的结果,何况一切主动权一直就掌握在我们执政者的手上?由此看出,“美国威胁论”现在已经被司马南们当成“绝不”的“挡箭牌”了,一提及政治体制改革他不是抛出民族分裂,就是抛出国家动乱。但他丝毫不提腐败和不公将导向的结果,也不认为革命是绝不改革孕育的怪胎。当然,他并不是这一论调的始作蛹者。   披上了民族主义这个铠甲,举起“美国威胁论”这个“挡箭牌”,司马先生自以为就是一个充满正义的战士了,居然学起了毛伟人“引蛇出洞”的把戏。11月15日,他发表了这样一个微博:“刚才西安交大的一个小网友问我,怎样理解北大教授孔和尚竟然‘骂人’?我答,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啊,很深刻,你的阅历不容易理解。请注意,这个理论体系有两个招牌,但其内核是一样的。”他故弄玄虚地将这两个招牌称为“三妈引蛇出洞”和“‘曲棍操’引蛇出洞。”,并补充说:“伟人说过:毒草只有出笼才便于铲除。”   孔庆东的“三妈的”被他美饰为“曲棍操”,其骂人行为被他理解为“引蛇出洞”,孔庆东的破口大骂就被他演绎成充满正义的爱国行动了。那么这个“蛇”和“毒草”也就不仅指南方的那个报纸和它的记者了。看来,孔和尚所谓的“汉奸”和“带路党”就是司马南要引的“蛇”,但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在权力独大的当下,“汉奸”和“带路党”可不是想当就当的,没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岂不枉然?   孔庆东也在事后说,他的“三骂”不过是个火力侦察,有意让“汉奸媒体”对他“ 进行‘反革命围剿’”,让他们自我暴露。而遭孔庆东辱骂的南方报系《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曹林华11月14日接受山东《济南时报》专访。曹林华表示,“我根本没来得及提问。我刚介绍完身份,他就来了句‘我不接受你们《南方系》采访,去他妈的!’然后把电话挂了。”据曹林华说,孔庆东在微博上炫耀的“三妈的”(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都是他意淫的。在微博“炫骂”两分钟后,孔庆东发短信请求谅解。看来,司马南和孔庆东的唱和确实“醉翁之意不在酒”。   “引蛇出洞”是毛泽东在“反右”时使用的一大计策,1957年1月他的《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充分表明了这种意图,他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   这一切已经表明,司马南已经将自己视为中国最高权力的代理人了,他们的做派俨然是代表一种势力来抓“蛇”的。众所周知,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腐败和不公,而其根本原因是民主少一“点”。在这种现实下,如果司马南们充当“警犬”来为主子守在洞口抓“蛇”,这洞里却不见得出来他意淫的“蛇”,因为这个“蛇”是他们虚构出来的。结果倒极可能出来个集真正的“汉奸”和“民奸”于一体的主子,当然还会飞出一颗来路不明的“子弹”。那么到时候,你做烈士的机会都没有了,充其量也就是个误打误伤。   司马南对孔庆东惺惺相惜,这已经不是一天的事情了。他对孔庆东的骂人上升到了“讲政治”的高度,这倒沿习了我党的优良传统。但他无外乎是强调孔庆东政治正确,对此,他在微博上说:“讨论孔庆东骂人的问题,应该在‘政治阵营对决’的层面展开讨论。“‘骂汉奸’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骂人’,汉奸是有所指的,就是当今以文乱国的买办文人。”   由此可见,司马南与孔庆东的想法如出一辙。至于谁是“汉奸”,他却没有指名道姓。我真对他的这种说辞感到无耻,中国目前已经到了“民奸乱华”的时代,何谓“民奸”,就是化国为家的窃国者们。我们知道,“人民主权”是中国政权的本质,但我们的人民在哪?而你们动辙拿“汉奸”的帽子乱扣的对象,却没有一个具备当汉奸的资本和权势。当然,如果按照司马南的逻辑,他这种阻碍实现“人民主权”并对威权政治情有独钟的疑似“御用文人”,是不是应该叫做“民贼”?抑或是 “民奸”和“民贼”的最忠实朋友?   我承认,司马南用以证明自己观点的样本有很多是真实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观点的正确。因为他早已经在表明态度前预设了一种立场,这以后的旁征博引不过是为他的立场服务的。他所选取的样本是个别的和局部的,也就无法支撑他的结论。但这种表演却有很大的迷惑性,这是激活民粹主义的最好方式。对此,司马南想必已经玩得很专业了。以下就是他的一个精彩的表演:   据最近流传的一个视频显示:前美国驻华大使现美国总统候选人洪博培在CBS访谈节目中透露:“我们应联系我们在中国内部的支持者和盟友,他们是年轻一代,互联网一代。在中国有5亿的互联网用户和8千万博主,他们会带来变化,这样中国就会走向下坡路,而美国将有机会崛起,并重新赢回制造业。”   如果这个视频是真的,也不过是洪博培以曾经的驻华大使的身份向国民承诺,他有能力让美国崛起,让中国衰落。手段是利用“互联网一代”,将中国引向下坡路。当然,这是一种竞选语言,它与美国对外政策并不是一回事,美国是选票政治,他们的每一个参选人都会使出自己的绝招来吸引选民。另外,对于这一言论的解读,目前还莫衷一是。但司马南似乎已经将其所谓的“change”按照自己的意图替换成“reform”进行翻译了,这自然会变为他宣传“美国危胁论”的新武器。于是,他在11月17日连续发布了六个微博,揭示了陈光诚案件的背景及对艾未未的看法。看来,司马南还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事实上,“政治体制改革”或“改革”是不是在英语中能用“change”来表示,这本来就是个小儿科。我注意到司马南引用时将“change”翻译成了与“改革”相近的“变革”,这是有意而为之,那么把它翻译成“革命”又做何解读呢?是否可心解读为因当政者拒绝改革而引起革命?那么我们为何不早作打算呢?难道这不是你司马南们造成的么?当然,我一直强调我不反对“美国阴谋”的存在,但我反对一个人将“美国阴谋论”当成自己言语体系的骨架。司马南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没有“美国阴谋”支撑,它的言论也就成为一地烂肉。   想了解司马南,一条微博足够。这就是他11月17日的一条微博:“2011年11月初上海地区演讲,节选137分钟。演讲中对‘毛左’被妖魔化作了澄清,对今天的文化现状提出批评,对党的十八大代表人选提出10条具体建议,对带路党的嘴脸做了揭露,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必然性做了充分阐释,对中国的发展前途做出乐观预测,对‘马克思主义重庆化’的重庆模式给予具体肯定。”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司马南不过是个伪民族主义者,因为民族主义不过是他的一个面具和言论支点,他是现体制的忠实维护者,是对绝对权力进行顶礼膜拜的信徒,他的真面目应该是一个极权主义者。   当然,这种人普遍都有底层情怀,在言论层面充满道义,但却由于缺乏对理想实现途径的严格探究,从而否定制度和体制的决定意义,转而把理想的实现寄托给清官明君,用古典道德来替代制度和体制。其结果是美好的理想只能沦为一个口号,而当谎言被戳穿后,只能用暴力来维护统治,这样的人是异常可怕和丑恶的。但持这种主张者,在目前民粹化的中国还是很有市场的,这也是孔庆东和司马南们受追捧的深层次原因。事实上,它也是我们没有彻底清算“文革”的结果。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11月9日刊发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官酒瑞《制度是信任的基石》一文,指出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在公众主体意识觉醒和权利意识高涨的情境中,依靠大剂量的意识形态“说教”和机械的“道德独白”而唤醒的政治信任可能是比较脆弱的。由此看出,这一文章是有广泛的针对性的,不知道它是不是司马南们“引蛇出洞”的结果。   司马南的“引蛇出洞”是一种宣示,它宣示效忠的对象当然是强权。既然如此,他的主张往往会绕开现实权力,以“捏软柿子”来聚拢民意。这在他的“对党的十八大代表人选提出10条具体建议”中已经表露无疑。他的“司马10条”是针对党代表的,谁都知道中国的党代表处在一种什么地位,在现在的体制下,代表不过是一种荣誉一种名份。而司马南唯独没有对中共各级官员的任命提出什么条件和建议,看来他的提议不过是在哗众取宠而已。当然,通过他的“10条具体建议”,我们也进一步地了解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司马南的建议中有两个标志性的条目,一是“凡经证实‘公开诋毁毛泽东主席’者一票否决” ;另一个是“凡公开拥护西方普世价值者一票否决”。由这“两个凡是”可以看出,司马南确实要代表一种势力清理门户了,但他清理的原因和前提是,他对党已经有了一个性质上的判断,这就是共产党是“毛主席党”或“毛主义党”。   由此看来,司马南宣示效忠的是一体两面:效忠强权与效忠毛主席的高度统一。我旗帜鲜明地反对司马南“坚决地站在强权的立场”上说话,但也誓死捍卫他表达立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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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柏蔚林:警惕中国模式下的贫困陷阱

“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却是建立在不断加深的贫困陷阱之上。……面对这样的悖论,谁也无法否认,这只能是一种没有未来的奇迹。”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马克•吐温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就说过这样一句通俗易懂的话,“如果你要关闭一所学校,就要准备修建一座监狱”。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里,国民教育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心智健全的人民,社会不会进步,没有技能高超的劳动者,产业转型、经济持续成长就只能是南柯一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甚至在1982年裁定,任何州或者学区都不得拒绝给学龄非法移民儿童提供基础教育(K-12),否则属于违反美国宪法的行为。美国之所以会对教育如此重视,甚至上纲上线到国家根本大法的地位,是因为他们很清楚,教育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石,缺乏良好教育的下一代将是整个社会的灾难。直到今天,即便在美国经济已经身陷困境,对于非法移民占用教育资怨声四起的情况下,那些父母没有合法身份的儿童,也仍然可以接受完整的免费义务教育。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号称自古至今一贯重视教育的礼仪之邦,在新千年已经过了第1个10年的时候,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仍然在通过行政手段,大规模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甚至幼儿园。据媒体报道,受到影响的学龄儿童高达上万人。虽然当地教育部门面对社会的舆论压力,也表示要全部解决农民工子弟入学问题,但选择在学校开学之际关闭大批学校,而且重新入学手续繁杂,本身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学生失学在所难免。在事实上,近多年来,北京地区以各种名目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行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以行政命令关闭学校是很容易的,但似乎为政者并没有想到这样做的后果。在学龄阶段缺乏正常的教育,将如何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是无需多加解释的。如果假定一个人或者少数人是可以被忽视的,那么将这样的效果放大到整个农民工下一代身上的时候,谁也将无法回避这样的一个事实: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同时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陷入“贫困陷阱”的人群。而这一现象将带给中国社会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就如同一个处于绝望中的人会以什么样的举动来反馈社会一样,都是无法想象的。 “贫困陷阱”原本是国际经济学界针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问题,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思就是一些经济体由于某些特定的原因,陷入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改善经济状况的境地。欧美发达国家在早期对于亚非拉落后国家的经济援助过程中,主要的手段是给予金钱和物质的援助。但是后来发现收效甚微,有些国家在经过了多年的援助之后,经济仍然没有任何起色,反而要完全依赖于西方的援助,否则就会立即陷入混乱。后来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家重新检讨了先前的援助理论,认为援助不能自上而下进行,直接给钱给物资是没有用的,必须直接帮助当地人民建立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也不能不承认,减贫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贫困产生和延续的背景都是极其复杂的,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含义。在这样的背景下,“贫困陷阱”作为一个概念被创造了出来,用于解释这种身陷贫穷困境却无法自拔的境地。在学术界中,关于是否真正存在所谓“贫困陷阱”的争议一直在学者中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中国农民工子弟的遭遇,恰恰证明了这种“陷阱”的真实存在,而且是存在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谁也无法否认,中国的农民工以及其身后的农村社会,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被大肆宣传的“中国模式”。但是由于二元社会制度的存在,使这个中国最大的人口群体一边在创造着世界经济奇迹,一边却基于种种人为制约而无法摆脱自身贫穷的命运,每年甚至还会出现大量的“返贫”人口。 在1991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期世界贫困问题报告,在其中“贫困”的定义基本上是简单地按照收入来划定的。而到了十多年之后,当世行出版了另一份关于世界范围内“贫困”的报告时,主流经济学家们终于承认了“贫困”并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数字就能解释的概念,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解释,“贫困”源自于权利被剥夺。面对中国在近多年炫目的经济成长数字,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无论是以“休克疗法”闻名的杰弗瑞•塞克斯,还是与其观点相对的MIT的威廉姆•伊斯特里,在其著作中均把中国经济模式作为了正面的典型来引用。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竟然统统没有看到,在中国的二元社会中,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有着一个极其庞大的人口,被人为剥夺了多种基本的权利,而深深陷入了中国特色的贫穷困境不能自拔。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在和一些国际组织为如何定义贫困线而纠缠不清。如果按照国际上的定义,在这个拥有着世界第二大GDP的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已经高达上亿,而这些贫困人口的分布,都毫无例外集中在农村地区。究其本源,生身为农家子弟,由于教育资源分配的巨大城乡差异,再加上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可以被随意剥夺,无法跟上社会进步的节奏,地位被固化在社会最底层,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贫困陷阱”。 为什么这些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往往会忽视了中国社会里如此重大的社会问题,其实是很好解释的。很多西方人来到中国旅行,往往被少数几个大城市的奢华所震撼,因而认为“中国模式”乃是第三世界的出路所在。比如当杰弗瑞•塞克斯来到中国的时候,他所接触的,多是一些要在有钢琴师伴奏的高档餐厅里用晚餐的中国人。此时此刻,他当然不会想到那些聚居在民工棚里或者蜗居在地下室里讨生活的所谓外来人口。所以他除了按照惯例对中国的一些所谓敏感话题做了轻描淡写的批评之外,剩下的就是对中国奇迹的感慨和盛赞了。没有出现如拉美、印度城市里一般绵延不绝的贫民窟,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高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成就,也为这些国际知名学者所称道。然而事实并非如那些五年十年甚至百年的城市规划蓝图那样的美妙。正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实施,使得农村人口无法在城市定居,只能成为所谓的“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在不被需要时随时可以被驱逐,这就使得中国的城市不会出现拉美式的贫民窟现象。在不久前深圳就一次清理了数万名所谓“无正当理由”的外来人员,来保证自己城市的光鲜形象。 然而为政者需要明白,当弱势人口可以被政府随意以强力清理的时候,现实中的贫穷却是无法被轻易消灭的。简而言之,当中国的城市以没有贫民窟为豪的时候,贫穷在实际上是被转移到了乡村,贫民窟并非只是拉美、印度才有的特产,在中国只是以另一种隐蔽的方式存在。每年春节因为买不起火车票而只好驾驶摩托车返乡的农民工长龙,就是城市如何向乡村输送贫穷的经典象征。近年来随着知识界乡土田野调查的广泛进行,伴随着城市化的高歌猛进,农村日益凋敝的现实正在一点点的向世人展现出来。梁鸿所著《中国在梁庄》和阮梅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就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比现实的贫穷更可怕的,则是陷入了“贫困陷阱”,永无翻身之日。我在以前曾经看过一个统计报告,经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农民工的平均文化水准大致在小学到初中的阶段,而且多年没有提高。长期以来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的差异是人所共知的,而现在连农民工下一代也要遭遇与父辈同样的命运,在知识爆炸、技术飞速进步的今天,一个在学龄而不能接受完整教育的儿童,将来会有多少机会能在未来的社会立足呢?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在二元体制下,他们一生注定要成为社会最低层的简单劳动力,看不到半点改变人生的希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事情吗? 正如盛洪先生最近撰文指出的那样,就在北京教育当局推诿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原因于办学资质和条件不足时,他们为什么不能反省一下,农民工子弟小学为什么得不到政府的资助,来改善办学环境呢。而郭宇宽先生的调查,则反映出了农民工子弟学校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当社会舆论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普遍同情的时候,这些学校本身却成了一些人利用社会大众的同情心,为自己个人谋取巨额利润的工具。无论是何种情况,那些需要接受教育的农民工子弟都是最终的受害者。当然,作为二元社会受益者的城市居民也并不能超然事外。从这些年日益增多的外来务工人员犯罪,频发的农民工与当地人之间的冲突事件,以及其他所谓困扰城市的各种社会问题,我们都不得不承认,马克•吐温早在100年的那几句话的确是真知灼见。就在不久前广东某地当地人与川籍农民工发生大规模冲突之后,曾经有人预言,随着“农二代”的长大成人,作为一种无法忽视的新生社会力量,中国社会早晚将见证一个“城市内战”的时代。相对于民间人士的睿智,最近出版的代表官方意见的人权蓝皮书,却仍然把日益严重的农民和乡村贫穷问题简单地归咎于“自然灾害、重大疾病和环境因素”。很显然,在对“中国模式”的赞誉甚嚣尘上的时候,其背后核心的二元社会制度正在如何从根本上毁掉这个国家的未来,已经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住了。而这,是真正值得每一个关心这个国家民族未来的人去关注的。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却是建立在不断加深的贫困陷阱之上。黄亚生教授曾经感叹,从90年代中期向后10年里,上海增加了3,000座高层建筑,而中国增加了3,000万文盲人口。面对这样的悖论,谁也无法否认,这只能是一种没有未来的奇迹。   (柏蔚林,1510博客作者 。原文链接: http :// my 1510. cn / article . php ? id =646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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