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四川格尔登寺再传自焚事件

在四川省阿坝县闻名遐尔的格尔登寺,日前又传来有人自焚,当地警方现场开枪的消息。寺庙周围气氛目前明显紧张,事态似乎继续发展,详情仍在各方追踪过程中。 *警察出动*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星期六又有一名藏人自焚。前来控制局势的警方试图将死者尸体运走,受到藏族民众阻拦,警方于是开枪。据报有人被子弹击中。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传媒部主任凯特桑德斯对美国之音说:“这次事件是昨天发生的。一名男性平民在中国的阿坝地区自焚,此人看来曾是一名僧人。” 这一消息是当地藏人通过秘密渠道传给国外藏人组织的。除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外,“自由西藏”(FT)等知名国际藏人维权组织也得到相同消息。他们都在密切关注这次最新事件。 *细节一二* 谈到这名这次藏人自焚事件时,凯特还说:“警察现场试图扑灭这名男子身上火焰时,毒打了这名男子,现场暴力场景浓烈。在场民众见到此景非常气氛,现场爆发了某种冲突。越来越的警察调到现场,藏人也大量赶到出事地点。警察于是向人群开枪,两人被击中,其中一人死亡,死者很可能是一名妇女。” 纽约时报援引“自由西藏”组织干事长斯坦芬·布莱登的话证实,一名妇女当场中弹。她还说,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另有多人被警方发射子弹击中,不过当地中国警方日前尚未证实上述冲突细节。英国广播公司说,约700人1月14号包围了阿霸当地警察局。 中国藏区藏族僧人自焚事件最近时有发生。纽约时报说,2011年3月以来,已连续发生16起;2009年春天以来,至少12名藏人以自焚方式死亡。 *方式惨烈* 采访中记者获知,自焚藏人的自焚手段往往非常惨烈,显示以死抗争的决心。凯特说,同以往的单纯往自己身上泼洒可燃液体不同,他们有的径直将煤油喝下。凯特说: “不是所有人都将煤油喝下。昨天事件中自杀方式的细节我们还不知道。不过,在元月八号那次自焚事件中,自杀者是先喝煤油,然后点燃自焚。这一情况是属实的。这种做法使得他们能够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气氛紧张* 美国之音采访了阿坝格尔登寺,电话接通后,无人应答,随后转为忙音。有幸接通了电话的媒体被告知,“不便多谈”。阿坝格尔登寺附近几户商家明显非常紧张和失望,对境外媒体,不愿多谈这次事件。 *自焚动因*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凯特说,导致藏人频繁自焚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希望达赖喇嘛早日返回家乡,实现西藏宗教自由的愿望日趋强烈,而北京同达赖喇嘛的对话大门似乎已经关闭。 中国政府谴责自焚行为,并且将其认定为恐怖主义行径,北京同时谴责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支持自焚行动。不过,达赖喇嘛说,自焚“勇敢”但是“不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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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审查之战两年后,谷歌将重返中国

译者 liuyujun588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s today that Google is going back to China. Two years ago, facing censorship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Google pulled out of mainland China, redirecting users to uncensored results from Hong Kong. Google took a stand against China’s authoritarian regime, but it did so reluctantly. China is too tempting a market for Google to write off. 据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将重返中国。两年前,面对来自中国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谷歌退出中国大陆,从没有新闻审查制度的香港向用户提供搜索结果。谷歌一直的立场是反对中国当局的管治,但出此下策,实在也是不情愿而为之。对于谷歌而言,中国的市场实在是诱人,根本不想放弃。 Nevertheless, the WSJ reports that Google is hiring more engineers, salespeople and product managers and building new consumer Web services. As China’s mobile market booms, Google is pushing Android there, and opening a Chinese Android Market for mobile apps is one of the top pri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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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西津:中国NGO的双重管理

国际上通称的非政府组织(NGO),在中国的登记管理体制中称为“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包括三类:社会团体,如:学会、协会等基于人的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如:民办养老院、残疾人服务机构等基于服务的组织;基金会,即基于资金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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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中国也有一个可以追求的梦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日前发表文章称,人才资源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欢迎世界各国专家到中国实现“中国梦”。但有评论人士认为,李源潮所说到“中国梦”和“美国梦”无法相提并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文章题为“中国也有一个可以追求的梦”,发表在《交流》杂志2012年第一期卷首。李源潮在文章中说,人才的国际交流为人才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广阔舞台。开放的中国机遇无限,发展的中国希望无限。现在世界上不仅有一个西方的美国梦,也有一个东方的中国梦。我们热忱欢迎世界各国的专家来华工作,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深圳独立作家朱建国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李源潮当然可以提出中国也有一个可以追求的梦,但是,中国这个“梦”恐怕不是美国梦的“梦”,而是回归中国古代的“王朝梦”。 “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它只是在政治上专制,但是经济上它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的传统历来就是政治专制,经济自由。只是到了毛泽东时代的30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想回归到那个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回归到中国的封建王朝的时候。但是即使它把这个路政治专制,党天下依然保持,但是经济上会比现在更开放一点。 它可以做成,但是它能走多远,能不能保成?恐怕历史的回答是不能的。”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就此表示,美国梦更精确的翻译应该是“美国人梦”,中国虽然也可以提出中国梦,但是,在中国很难有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中国人梦”。夏教授强调,美国梦的实质是,即便你一贫如洗也可以通过打拼过上富足生活;哪怕你是新移民,也有机会取得普通美国人都难以得到的成功。美国梦的基础就是自由,而中国梦却完全不同。 “如果有人还有梦想的话,显然中国不是一个通过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实现梦想的地方。恐怕是一个可以去坑蒙拐骗——骗民、骗财、骗色、骗子倒是一个很好的去所。” 李源潮的文章还说:“从2001—2010年的10年间,每年来中国工作或交流合作的外国专家有30万人次,中国政府专门设立了“友谊奖”,表彰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夏明教授对此表示,中国人才资源总量听起来虽然增加很多,但是中国却无法吸引世界一流的顶级人才,尤其是那些可以引领技术、超越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型人才。夏教授说: “中国需要几种顶级人才。第一金融方面的人才。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全球经济的金融化,需要有一大批的人才能够把钱财管理住。同时用钱生钱;另外一批中国还需要教育高教方面的人才;第三中国还需要高科技的人才,无论是航天、电脑、汽车等等;当然第四中国还需要社会管理方面的各种人才。” 李源潮在文章中还写道: 2008年中国开始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3年来已有1600多名海外留学的高层次人才通过这个计划回国创新创业。2011年中国又开始实施面向外国专家的“外专千人计划”。 但夏明教授告诉本台记者,美国的《纽约时报》去年连续报道了五六个海归科技人员在中国的悲惨遭遇,其中国际知名汽车尾气处理专家、海归博士胡志成,因为商业竞争而被地方势力诬告,被地方当局羁押一年多。夏明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司法不公正、政治不清明的环境下,不可能吸引国际高尖人才。 “如果说一个政治学教授、律师、社会学家、教育学家他们回到中国去遇到这样的遭遇,你可能觉得中国共产党我不需要你。因为意识形态上的要求,你不是我的人才。但是这个给中国的汽车工业50%的市场尾气、消声器做贡献的海龟科学家有如此遭遇!我想中国怎么样吸引全球的高端人才?它的困难确实很多。如果它不给人以最基本的民主、法治和自由的话,我想再伟大的科学家进到这个体制,最后都得变得贫庸。再有创造力的科学家进去了最后都会失去创造力。” 夏明教授还表示,美国梦是一个开放性的梦想,全世界有理想、甚至被自己祖国遗弃的人,都可以来美国寻找梦想。最新来美国寻梦的例子,就是因不堪中国当局打压而抵达美国的北京异议作家余杰。夏教授表示,相信余杰在美国一定可以自由的生活,自由的创作,自由地寻找他的美国梦。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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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何以在中国成为敏感词?

自由何以在中国成为敏感词? 作者:万军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14 本站发布时间:2012-1-15 0:39:13 阅读量:32次    中国的统治者对自由的情感值得让人玩味,他们把这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哲学概念,同时又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视为让人避而远之的敏感词,要么口诛笔伐,把它妖魔化;要么讳莫如深,将它打入冷宫。   曾经,统治者信奉斯大林的“令人恐惧比令人爱戴更伟大”的教条,用阶级斗争学说建立威权政治,将自由大批特批,将持自由观的人大抓特抓,试图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孕育的自由精神斩草除根,从而建立起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崇拜权威的政治文化,以达到独裁统治之目的。其实,中国人早已习惯于权威,具体表现是:一是善于塑造权威。凡是具有权威的人,他们都是“由特殊材料构成的”,就拿出生来说,不是祥云飘逸,就是瑞兽飞腾,或者是火光冲天,总之与众不同,神秘得让人震撼。如此一来,他自然就会生出征服人的魄力。二是善于顺从权威。只要权威形成,他就成了人们依附的对象,把自己的灵魂完全交付他,什么都由他来裁决。如此一来,他自然就成为奴役别人思想的刽子手!这样的权威即使去见马克思了,还要继续享受来自四面八方崇拜者的顶礼膜拜,甚至有人把他纳入中国的神系范畴,“信男善女”靠他来定夺自己的前途命运,开着宝马车横冲直撞的富二代官二代靠他来保佑平安……   当然,统治者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价值理论的时候,没有忘记对自由的分割,显然,其意图在于否定自由的普世价值。毛泽东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没有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把资产阶级的自由观批得这样彻底,让人相信它是虚伪的、反动的,具有很强的欺骗性,那么,无产阶级应有怎样的自由呢?1975年全国人大将毛泽东提出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于是就有了“四大自由”是“属于人民真正自由”的说辞。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在《自由与权力》一书中说:“自由的涵义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它是对身处弱势的少数人的权利的保障。2.它是理性对理性的支配,而不是意志对意志的支配。3.它是对超越于人类的上帝所尽的义务。4.它是理性支配意志。5.它是公理战胜强权。”(《自由与权力》第308页,候健、范亚峰译,商务印书馆出版,2001年1月第一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1948年联合国在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中重申了这四大自由的精神。如果把这些人所阐述的“自由”,与我们的某些人鼓吹的“自由”相比,显然不在一个哲学范畴。毛泽东的“四大自由”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它直接服务于少数人的政治利益。在造反闹革命时,如果你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使用这种工具进行揭露、批判,甚至“将他打倒,踏上一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种自由是允许的;如果你替他说句好话,就不会给你这种自由了,并且还会剥夺你享有这种“自由”的权力。张志新稍微表示了一下对文革的不理解,不是就遭到监禁、拷打、割喉管和处以极刑对待吗?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确立了集体领导的制度,这就使对个人的神化失去根基,于是就将目光转向那个集团,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喋喋不休地加以再塑造。这里,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通过这样的再塑造,继续表明时间虽然进入二十一世纪,但它依然伟大、光荣、正确,依然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依然要人相信没有它就没有国家,如果再往下推的话,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二是表明这个集团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力量都应该绝对地服从它的需要,也就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是向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传达一个重要信息,中国的“特色”之路不可阻挡,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博爱等价值观念在这里没有市场。这些归纳起来,其实反映的是“打天下,坐江山”这一根本性的利益问题。   虽然有人早已宣布中国进入经济社会,但政治挂帅的时代并没有真正结束,政治利益依然是各种利益的核心,有了它,就能确保经济利益。中国的国企从本质上讲,都是官企。许多官企的老总都是很有来头的人物,他们的年薪高达数千万,而忙忙碌碌到头来还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的穷困人家却比比皆是,这使我们想到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据说,中国的贫富悬殊已经像官员的寿命一样,跃居世界前列,而且随着血汗工厂的机器轰鸣声,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在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当下中国,改变这种现状已成为人们的梦想。有媒体称,中国人的税负世界第二,超过收入高于自己数十倍的高福利国家。但当政府得知这个让他们难堪的消息后,匆匆忙忙发表声明:“此说没有依据”。可看看效能之低,为世界之最,行政成本之高,又为世界之最的中国政府(近年来政府的“三公”消费保持在国家财政的1/5到1/6之间),以及让政府官员公开自己财产都难于上青天的现实,我们就不得不相信媒体的这一说法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已经被温家宝总理早已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但要实现它,在现有的中国政治体制中无疑于天方夜谭。要维持这样一个烧钱加腐败的官僚政治,中国人五花八门的各种税负决不可能降低,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宿命。   就在这样一种残酷的社会现实中,自由自然成为敏感词,因为自由,要求宪法保障人应有的各种权力。人的信仰自由是根本,设立国教不符合信仰自由;对于自由的信仰是根本,也是法律,更是理性。任何信仰都不能破坏信仰自由的原则。信仰自由需要通过表达而实现,表达的自由表现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选举、罢免、创制、复议等。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存权的问题,包括持有武器的权利,包括住宅不受侵犯,包括通信自由,包括拒绝不确定未来的自由,包括拒绝无理搜查,拒绝有罪推定,拒绝侮辱和诽谤。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发展权问题,涉及劳动、教育、经济、文化、休息等方面。此外,自由就是“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人权宣言》第4条, 1789年),就是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即不仅在守法上人人平等,而且在立法上也是人人平等,从而使人民避免被专制政府奴役、监禁和控制,从而给人的自我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显然,这与官僚政治视民如草芥,妄图一劳永逸地垄断国家利益的心理相矛盾。   但是,任何事情再严密,都不免有疏漏的地方。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民主化以及互联网这个连上帝都钟情的舆论平台的发展,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已经逐渐觉醒,他们认识到“自由”一词已不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面目狰狞,形迹可疑。有些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人,把自由作为研究宣传的对象,意在为新时代的启蒙教育贡献力量。就连温总理也在许多场合畅谈自由,如2010年9月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的访问时说道:“人们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是不可阻挡的。”去年访问俄罗斯,在伟大的诗人普希金曾经就读的皇村学校,他饱含感情朗诵了《自由颂》。这都是喜人的景象,说明中国社会并没有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已经沦丧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如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候,原有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需要科技创新创立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堕落现象令人瞠目,需要吸纳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予以扭转;僵化的教育难出杰出人才,需要自由思想让它脱胎换骨;潜规则横行社会,需要建立民主与法治来求得公平正义……从国际看,地球上的陆地片片蓝,只有我们这里,还有朝鲜等少数几个国家呈红色,这自然会影响到经济、文化交流,从而影响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给人民自由,已经到了非常迫切的时候,容不得半点迟疑,否则,尽管中国有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但必将又会被世界所抛弃,沦为人人可欺的国家。   自由,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什么时候不再把自由视为敏感词,并把它作为我们不可遏制的新生活,中国的未来便会清晰起来。   2012、1、14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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