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3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1月16日 出入境旧制惯性仍存，官民有别依旧，跟不上国人对便利的需求 财新《新世纪》 记者 曹海丽 叶逗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出入境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但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很多有频繁出入国境需求的中国人，经常为国境门槛所困扰。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近期向社会征求意见，引发一些名人对“签证歧视”问题发表意见，护照和签证问题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热点。 　　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说，中国人出入境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但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面对全球化提供的日益增多的国际交往机会，很多有频繁出入国境需求的中国人，经常为国境门槛所困扰。目前，已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给予中国人落地签证或特例免签的便利待遇，可是国内政策和制度却构成障碍。上述《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中，有些条文甚至将这种障碍通过法律予以固化，引发种种批评之声。 　　很多人未注意到，自由地出入国境乃是迁徙自由的一部分，是一国公民应享有的权利。改革开放至今，对中国公民的诸多出入境限制已大为放开，但很多体制惯性和政策尾巴依旧存在。 　　问题也不仅仅在国内的出境限制，还有别国的入境许可。各国对外国人进入本国国境从来奉行区别对待的原则，在自由旅行已成大势的“地球村”时代，中国护照受欢迎度还很低。在2011年“亨氏国际旅行自由度指数”（Henley Visa Restriction Index）的统计榜上，中国的排名在48个受统计国家中位列倒数第六位。 　　影响中国人出境便利还有一个因素，即“官民有别”。截至2011年9月30日，共有74个国家和中国签订过互免签证协议。但除了圣马力诺，其他国家的免签待遇，基本仅限于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 　　中国庞大的人口，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是中国公民难以获得免签待遇的重要原因。比如，美国在决定是否给予一个国家免签政策时，要考察在一定时间内，这个国家公民的滞留不归率多少、公民的诚信度如何。如果答案是负面的，就不能给予免签。故此，要让国人在国际上更受待见，除了政府的努力，国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同样不容忽视。 　　——编者   去尼泊尔参加制宪研讨会，已领登机牌，却被中国边检“扣下了，没去成”。原因是：尼泊尔可以接受中国公民落地签证，但是出中国边境还需要前往国的签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2011年5月8日发的一条微博，讲述了他出国遭遇的障碍。他原以为，尼泊尔可以接受中国公民落地签证，便可以省去在国内办签证的麻烦而便利出境，结果被边检拒绝。 “很遗憾，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海关（应为边检——编者注）遇到了预想不到的障碍，因而不能和你们一起参与这个非同寻常的时刻（指参加制宪研讨会——编者注）。”张千帆在微博中说。 张千帆的个人经历并非孤例。2011年春节前，某央媒员工小华（化名）和丈夫临时决定出国过节。由于时间紧，他们想去一个不需要签证或者可以落地签的国家旅游。咨询了旅行社的朋友后，他们被告知，有两个国家对中国因私护照免签：马尔代夫和毛里求斯；去印尼和斯里兰卡则可以落地签。 他们选择了斯里兰卡，并通过旅行社购买了机票。结果在换完登机牌过边检时，遇到了和张千帆同样的情况：因没有前往国签证或第三国签证而被拒绝出境。 小华说，她之前完全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并未事先咨询出入境管理局。她先前曾经有过一次持因公护照到新加坡落地签的经历，但她忘了这次自己拿的是因私护照，结果在出境前被拦住。 小华这时想起给自己在出入境管理局工作的朋友打电话求救。对方说原则上是不让出境的，但有时边防也可能网开一面。于是，小华使出浑身解数，眼看着边检人员就要被说服时，对方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小华先生的护照签发地不是北京。边检说，小华可以出去，但她先生走不了。结果两人只好双双退机票。 除了前述的落地签便利，一些国际性会议的承办国，往往会对参与人员，包括媒体记者给予特别的免签待遇。例如2011年底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南非政府就向所有注册成功的参会人士提供免签待遇。但是，同样因为中国国内的政策，这项便利难以惠及中国的非官方参会者。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入境日益频繁，深为这种障碍所困扰。然而，新近的法律修订并没有改善的迹象。 2011年12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第八条规定，除了依法申请办理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中国公民前往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还需要取得前往国签证或者其他入境许可证明。但是，中国与外国签订互免签证协议或者公安部、外交部另有规定的除外。 该草案是在整合修订1986年实施的《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和《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下称“两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1995年起施行的《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的基础上形成的。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此次立法是因为20多年之后法律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一是大量外国人来华旅游、访问、从事商务活动，对外国人签证、入出境、居留和就业的管理亟待加强和完善；二是现行法律规定的签证和居留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管理上存在漏洞，近年来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情况突出；三是2006年颁布的《护照法》对护照的申请、签发和管理进行了规范，抽取了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一部分内容，需要修改“两法”以保证法律体系内部的统一与和谐。 显然，新法草案主要是针对外国人入境和居留问题。对中国公民出入境的管理，则基本沿袭现有制度规则。中国公民便利出境的障碍依旧。   出入境权变迁   政治因素决定政府赋予公民出入境权的程度，经济因素决定了人们对出入境权的现实需求。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民的出入境限制在不断减少，但障碍仍不少   新法草案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保护中国公民出境入境合法权益”。这一表述与1986年《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中所述“公民出入中国国境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并无太大差异。 在学者们看来，出入境的自由和权利，乃是迁徙自由的一部分。一直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国内的迁徙自由。实际上，跨越国境也涉及迁徙自由问题。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福认为，出入境权是指一个人自由离开和返回任何国家的权利。通常，这种权利受到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等情况的影响和限制。规范出入境权要在国家利益和公民的人权之间进行平衡。 许多国际文件都涉及出入境权规定。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规定，人人应该充分地不受歧视地享有出入境权。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任何人进入其本国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此外，《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一些中国政府批准的国际公约，也有相关出入境权的规定。 《世界人权宣言》作为一个政治性的宣示文本，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中国政府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至今尚未批准履行。 一位不愿具名的国际法专家认为，出入境作为一种国家的属地管辖，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制度，这属于国内法规定的范畴。国际法上也没有更详细的对出入境的一般性规定。 不同的国家，实行不同的出入境政策。在分析各个国家对出入境权的规定差异时，刘国福认为，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都可以成为主导因素，其中政治和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政治因素决定政府赋予公民出入境权的程度，经济因素决定了人们对出入境权的现实需求。文明的政治制度促进对出入境权的认可和有效保护，相反，中央集权或者独裁的政治体制会否定出入境权。 从1949年以后中国出入境政策的变迁来看，对公民的出入境限制，自改革开放后开始不断减少。 1978年以前，中国公民因私出国基本上处于被严格限制的状态，回国也要经过严格的层层审核。改革开放之后，出入境制度从基本禁止过渡到严格限制，逐步放宽。 1984年，公安部印发《关于放宽因私出国审批条件的通知》，规定除了被禁止出境的中国公民，如果目的地国可能批准签证，无论其社会阶级出生、政治思想和家庭情况，均可批准自费出境。 1986年2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大大放宽了公民因私出国境的限制。只有刑事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法院通知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离境的人、被劳教的人等五种情形，申请出国境不被批准。 此外，中国公民因私出国，必须提供境外邀请函、财政担保、单位证明和出境登记卡。公安部官员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当时技术能力不够，判别申请人是否属于“五种人”只能依赖申请人所在单位出具意见证明；由于当时经济水平不高，为保证公民出国境后的正常生活，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交境外邀请函、财政担保等相应材料。 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交往的需求日益迫切。 2001年11月22日，公安部召开“2002年全国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会议”，宣布了六项改革目标。其中有四项是关于公民出入境管理，“按需申领护照”政策是改革的核心。 按需申领护照，就是只要有出国需要，向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递交身份证件和户籍证明即可。 2001年，广东省的中山市率先进行了“按需申请”的试点。2002年，试点城市增加到了24个；2004年，扩大到中国80%的大中城市；到2005年则扩大到所有的大中城市。 但这项改革至今仍未涉及中国的小城市以及广大的农村地区。2006年12月29日，《护照法》生效前夕，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通过答记者问透露，全国有231个城市实行公民凭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按需申领护照。在这231个城市之外，申请人出国除提交户口簿、居民身份证，还要提供与出国事由相应的证明材料，如出国劳务的，要提交劳务项目说明书。 刘国福教授认为，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担心按需申请护照的做法普及到农村以后，会使非法偷渡、非法出境的数量大幅度上升，“出去后不回来”。但这显然是一种户籍歧视。 2007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护照法》，并未对护照的申领条件作出具体规定；而正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过程中的《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也未涉及此内容。简化中国公民申领护照的手续，从而增加出境便利的改革尚有很大空间。 同时，《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基本延续了当前《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对限制出境的规定，对以前的五种不准出境的情形仅仅做了微调。 在刘国福教授看来，限制的多少，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在对待出入境问题上的价值取向：是偏向管制还是偏向公民的权利。国家对于公民自由出国的限制必须是合理、适当的，而且还应当有相应的程序保障以及救济制度。特别是对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准出境的”，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的其他情形”，应当有更加清晰明确具体的界定和程序制约，防止泛化和被滥用。   签证障碍   中国公民不能自由出境，去往可以落地签的国家，主要是因为出入境管理的相关政策没有调整   要出境，拿到护照只是第一步，最大的障碍还是签证。 对于中国人持因私护照去前往国办签证的待遇，很多人都有深切感受——首先需提交各种材料（不同使馆要求不同，大致包括财产证明，如银行存款证明、收入证明，加盖公章的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户口本原件复印件等）。其次排队时间长，以到美国使馆办签证为例，通常至少要三个小时，还得接受签证官对材料的审查和盘问，有时甚至是刁难，结果仍有可能被拒。 最近几年来，由于旅游和商务活动迅猛增加，不少使馆将签证服务外包给中介代理机构，后者收取一定的中介费。虽然节省了排队时间和面谈环节，但增加了成本。而且所需材料并未减少，有时通过中介机构甚至更麻烦。 一位有过多次出境记录的环保界非政府组织人士，2011年受邀去德国和奥地利开会。奥地利使馆要求在室外排队等候进入。那是一个冬天，她在寒风中排队两三天也没进去。排队的人多有怨言；保安说，别抱怨，这事能怪外国人吗？“人家都把你当穷人看。” 分析人士指出，发达国家对受理中国公民签证申请时设置种种严格的条件，拒签率高，主要原因是滞留不归者众，签证官会先推定申请者有移民倾向。中国申请人多，而每天签发的签证有限，拒签率相较其他国家就显得高。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也让发达国家对中国人保持警惕。 长期以来持中国护照到哪里都需要签证或通行证的现实，让很多国人沮丧。不少人想方设法拿美国绿卡或香港身份证，或加入他国国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旅行方便，不受签证之限。 但中国护照是不是到哪里都需要签证？其实不然。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给予他国免签或落地签待遇，并不必然需要有互免协议，一些情况下也有单方面开放。比如塞舌尔就向所有的国家免签开放。这些国家往往以旅游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不会担心移民大量涌入或者偷渡，对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分歧也不太敏感。免签或落地签政策，可以促进当地的旅游业和经济发展。 “尽管我们常抱怨中国的护照是全世界最不好用的护照之一，但是如果你了解了一些签证的知识和政策，不仅帮你省钱，你还会发现签证挡不住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脚步。”一位网名“行走40国”的旅游爱好者在其博客中透露，“而事实上世界上也有不少国家对中国的游客实行了免签证和落地签证，只是很多中国的初级驴友不太了解。” 免签，顾名思义，是不需要签证的入境方式。落地签证，则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因各种原因不能预先在出发地获得前往国家或地区的签证时，可持本人护照或前往国家或地区的特别入境许可证明，在抵达该国家口岸后再办理入境签证。因这种签证是在乘飞机等交通工具到达口岸（俗称落地）后获得的，所以称为落地签证。 免签证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公民的最高待遇；落地签次之，但仍优于提前签证。 按网友“行走40国”在博客中的介绍，他亲自去过和了解的对中国普通护照免签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斯里兰卡、俄罗斯（需跟团）、马尔代夫、毛里求斯、瓦努阿图、安道尔、贝宁、阿鲁巴、叙利亚、诺福克群岛、埃及西柰半岛、韩国济州岛。其中马尔代夫和叙利亚其实是落地签，但由于不收取签证费，被看做免签待遇。而他列举的落地签国家中，包括柬埔寨、尼泊尔、马来西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麦克罗尼西亚。这并非完整的列表。比如多数人熟知的泰国、印尼、新加坡也可以落地签。 但是，到底有哪些国家向中国的因私护照持有者给予免签和落地签，中国并无任何官方网站提供有关的信息。财新《新世纪》记者分别致电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和外交部领事司及出国签证处，对方均表示不了解。 目前相关的信息均来自个人的收集整理。不少网站曾转载一篇“中国因私护照免签落地签国家大全”，源自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中的“中国护照”词条。其中一些信息和“行走40国”提供的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行走40国”称贝宁和毛里求斯为免签，前者称是落地签。 显然，相关政府机构并无对国人出境便利的服务意识，他们更重视管理。对于外国的落地签或免签便利却因国内边检政策而受阻的问题，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人士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电话咨询时表示，出入境权是国家事权，国内法要高于国际法，其他国家的单方面国内立法不能影响中国的国内立法。 他承认，中国公民不能自由出境去往可落地签国家，主要是因为出入境管理的相关政策没有调整。如果他方向中国公民开放落地签或免签，需要通过外交途径告知中方，照会主管机构，否则仍视同需办签证出境。而像南非气候大会的案例，免签属于特殊政策、临时措施，同样需要对方国家通过正式途径照会中国主管机关，边检才会放行。   互免签证“官民有别”   中国已经和74个国家签订了互免签证协议，这些国家多为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且只针对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   其实，外交部网站上并非没有免签信息。截至2011年9月，中国已经和74个国家签订了互免签证协议。这些国家的完整名单在外交部的网站上有公布。 所谓互免签证，是有关国家之间以条约形式或依据国际惯例，事先为某种人员取得了凭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入境的法律认可，是由国际法预先给予的整体性的入境许可证明，而不是通常采用的对申请人个人审批的方式。 但是，细究这些和中国有互免协议的国家，多为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几乎没有西方发达国家。 不仅如此，这些免签协议，基本只是针对外交护照、公务护照，或者因公普通护照，基本不针对因私普通护照。 中国的护照和国际上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分为普通护照、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但中国的特别之处在于，普通护照又分为因公普通护照（即公务普通护照）和因私普通护照。 外交护照主要颁发给中国党、政、军高级官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外交官员、领事官员及其随行配偶、未成年子女和外交信使等。 公务护照主要颁发给各级政府部门副处级以上官员、派驻国外的外交代表机关、领事机关和驻联合国组织系统及其专门机构的工作人员及其随行配偶、未成年子女等。 公务普通护照，主要颁发给各政府部门副处级以下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因公出国人员。 普通护照主要颁发给出国定居、探亲、访友、继承财产、留学、就业、旅游等因私事出国的中国公民。持因私普通护照的公民无法享受上述免签待遇。 上述74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少数国家将条件放宽至团体旅游。此外还有一个国家对中国因私普通护照免签，即欧洲袖珍小国圣马力诺。外交部领事司的有关人员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由于没有直飞该国的航线，需从意大利入境，中国旅行者仍需申请申根签证，因此这一免签协议形同虚设。 为什么互免协议中“官民有别”？外交部领事司有关人员私下透露说，从中方来说，当然希望能为更多的人争取免签，但这并不单方面取决于中方。一位不愿具名的国家法专家也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这不是中国单方面说了算的，“这是双方同意才能达成的协议”。 由于互免协议是对等协议，这也意味着，中方也只允许协议国的外交及公务护照免签入境。   争取免签国际地位   是否给予中国公民免签，是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衡量   长期以来，公众对哪些国家可以向中国因私护照提供免签或落地签所知甚少。当然，从官方的角度，这种宣传意义并不大，因为根据相关规定，不论抵达国什么情况，都得凭签证或其他入境许可证明，才能出境。 按照一个名为“亨利氏国际旅行自由度指数”（Henley Visa Restriction Index）的机构2011年的排名，中国的国际旅行自由度在4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倒数第6位，仅在伊朗、尼泊尔、黎巴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前。这家机构将中国免签国家统计为40个。 刘国福教授认为，是否给予中国公民免签，是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衡量。中国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人口基数很大，层次也很多，各种差距在不断扩大，包括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人的群体差距。而外国在衡量是否给予免签待遇时，因为担心自己国家的经济、社会受到冲击，会考虑这个国家最贫穷群体的状况。 一位不愿具名的国际法教授指出，一般西方发达国家在签证问题上对中国有两大顾虑：一是意识形态惧怕；二是对庞大的中国人口的顾虑。所以，免签的事情只能慢慢做起来。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和中国签订了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 有学者指出，争取免签就是在争国际上的地位。 比如，中国台湾地区便以免签为荣。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竞选连任造势活动中，就将台湾获得的免签国家数量作为政绩的一部分。他声称，在他任内，台湾获得的免签国家从54个增加到了124个。2011年12月22日，台湾更是获得加入美国免签证计划（Visa Waiver Program, VWP）候选地区的提名。 2011年11月，香港特首曾荫权也表示，已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提出，希望美方可以给予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证入境安排及取消双重征税。目前，持有香港特区护照的公民，只有前往美国属土关岛或塞班岛可豁免签证，到美国其他地方旅游、留学或工作，都要申请非移民签证。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网站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全球已有143个国家及地区接受香港免签证安排。 当然，中国大陆要想获得西方国家的免签待遇，短期内暂无可能。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不少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已经逐步放宽对中国公民入境限制，特别是为吸引中国游客而作出一些特殊安排。比如欧洲大部分国家向中国游客开放了团体和个人游，在签证办理程序上简化了许多。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也在一个月前的一次公开场合表示，将以缩短等候时间、延长签证面试工作时间、增加签证官员、扩大工作空间，增添面试窗口、延长签证有效期限等措施应对日益增多的中国申请者。 但中国公民出入境相关政策，没有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相应调整。有人担心，如果允许中国公民自由出境到免签或落地签国家，可能会发生借道偷渡到他国的情况。 但事实是，偷渡都是在有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限制越严，偷渡越严重。对大部分公民来说，如果大陆的政策不调整，利用香港前往无需签证出境的第三国将是最现实的选择。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3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1月16日 依靠中国国有银行的强大信贷支持、价格战、中国式的吃苦耐劳和灵活多变，华为、中兴抢下非洲市场，但代价就在眼前 财新《新世纪》 特派记者 赵何娟 发自南非、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 记者 张宇哲 发自北京   “五年前我是家里惟一有手机的，现在全家，包括我两个孩子、老父亲全都用手机。”埃塞俄比亚国家电信公司（ETC，下称埃电信）纳惹若斯（Nazereth）区域负责人Getachew在他的办公桌前兴奋地说，“你知道这都是为什么吗？中国，中国!” 与大多数非洲国家不同，埃塞俄比亚电信行业完全不开放，全国只有一家运营商，即埃电信， 所有电信投资都属政府投资。五年前，中兴通讯（000063.SZ，下称中兴）独家获得埃电信全网承建工程时，埃塞俄比亚只有50万-70万移动用户，约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截至2010年底，埃塞俄比亚所有网络都已基本实现商用，埃电信GSM网络容量五年内净增19倍；移动用户总数则达到1200万，增长了20倍。 埃塞俄比亚不是非洲惟一一个电信业爆炸式增长的国家。国际电信研究机构Informa Teleco的最新市场数据显示，非洲在2011年二季度超过了西欧市场，三季度超过了北美市场，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移动通信市场，仅次于亚太。 Informams&Media中东和非洲研究部负责人Mattew Reed在接受财新《新世纪》采访时预测说，非洲电信业的高增长还将持续，至2016年，移动用户数将超过10亿。这意味着未来三五年，非洲移动用户增长将接近翻番。 这并非偶然现象。英国《经济学人》在一篇报道中指出，过去十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十个国家有六个来自非洲，其中八年非洲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东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预测，2011年非洲的经济增长率为6%，2012年也将接近6%，基本和亚洲持平。《经济学人》分析认为，非洲增长的原因是人口红利、商品贸易的繁荣以及对新技术的追求。当前仍在蔓延的全球经济危机，似乎对非洲大陆毫无影响。 中国企业奔向非洲的淘金运动方兴未艾。其中，华为和中兴这两家中国电信设备商在非洲的崛起尤为引人注目。经过五六年的拼杀，华为公司已成为中东北非地区市场份额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取代了过去爱立信、西门子等西方运营商的地位；在南非，华为也占据第二的位置，仅次于爱立信。在电信最为开放的尼日利亚，华为和中兴几乎垄断了当地90%的市场份额。在非洲人口最多的几大市场，如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埃塞俄比亚等国，中国企业都已明显超过其他传统欧美优势企业。很多人相信，未来的非洲电信市场，将是两家中国企业的天下。 2011年末，财新《新世纪》记者赴南非、埃塞俄比亚及、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采访。从采访来看，华为、中兴打下非洲市场，靠的是低价的产品、灵活优质的服务和坚持不懈的长期投入，但最关键的还是庞大的来自中国政策性银行和准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支持。多家非洲运营商管理层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银行能够提供财务融资支持，是其选择中国企业的首要原因。 自2004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国有银行陆续向华为、中兴提供了巨额出口信贷。据公开资料统计，过去六年，仅国开行就为华为、中兴提供了高达450亿美元的出口贷款额度。这些年实际贷出多少？2010年年中，华为副总裁胡厚崑在公开信中称华为的客户共使用了国开行的100亿美元额度（约合700亿元人民币），2011年6月，华为负责对外事务的副总裁普拉默（Bill Plummer）披露，华为的客户从国开行实际贷出29.9亿美元（约合200亿元人民币）。 这些贷款发挥的作用有多大，引起的争议就有多大。对于仍在贫困线挣扎的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而言，政府虽然有尽快发展电信业的强烈愿望，但依靠本国财政收入完成巨额的电信基础设施投资并不现实，携巨额资金而来的华为、中兴因此备受青睐。高财务杠杆支撑，加上自身强有力的执行能力，华为、中兴得以发动非洲电信市场的引擎。但这一贷款规模的迅速扩大也引起了竞争对手的抱怨，特别是在2009年国开行决定给华为300亿美元的出口贷款额度之后，批评者开始将中国企业的成功归结为中国政府财务支持的结果。2011年6月15日，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霍赫贝格(Fred Hochberg)就直言，华为增长如此迅速的原因之一是它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300亿美元信贷额度的支持，这使得华为可以给顾客提供比竞争者更优厚的资费条件。 无论是出口买方贷款，还是出口卖方贷款，虽然帮助促成了华为、中兴在非洲的很多业务，但随之而来的偿付风险不容小视。这些贷款由中国的银行提供给购买华为、中兴设备的用户，而这些用户的支付能力最终取决于当地电信市场的实际增长。现在，这一风险正在相关银行和产业链上数以百计的中小企业间互相传递，讨债已成为华为、中兴分包商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从零开始   五年之前的埃塞尔比亚，电信设备商们仍处于“春秋战国”的混战状态，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朗讯、中兴、华为等公司都悉数杀到，争夺的却是小得可怜的蛋糕——只有不到70万移动用户。“那时一张SIM卡在黑市可以炒到最高100美元，还不含通话费和15%的税，而且即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中兴通讯埃塞俄比亚分公司技术中心总监张金宝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固网安装就更为“金贵”。直到中兴的埃塞俄比亚项目第一期正式建成之前，整个国家能享受到固网宽带的用户只有约1400户，都是大客户、大企业；资费昂贵，比如申请512k宽带接入，初装费高达1.2万美元（以当时比尔兑美元汇率8：1 计算，合9万人民币左右——编者注），月租金3000美元（合2万元人民币）。更重要的是，申请人必须通过通信部长审批才能办理。 贵源于稀缺。2005年，渴望改变现状的埃塞俄比亚政府提出建设覆盖全国的骨干网、GSM、CDMA等计划，由埃电信（ETC）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网络供应商招标，包括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朗讯、华为、中兴在内的全球主要电信厂商都参与了投标。 埃电信最大的难题是没钱。埃塞俄比亚2006年与中兴签署框架协议时GDP仅为151亿美元左右，是非洲收入垫底的国家。同时，埃塞俄比亚严重缺乏外汇。三家中国厂商中兴、华为、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均在此次招标中入围，最终是获得国开行融资支持的中兴拔得头筹。 据埃塞俄比亚通信部多个部门负责人回忆，中兴当时能获得项目，除了对中兴实力本身有一定认可，其主要优越条件有三：国开行的优惠出口卖方信贷；价格足够低；愿意分享技术和培训大量本地通信人才。埃塞俄比亚最好的大学亚的斯亚贝巴大学长期没有通信专业，IT及电子政务司司长称，“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有自己的中兴或华为，就像中国一样，我认为这最多需十年。” 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国开行为埃塞俄比亚项目提供了15亿美元卖方信贷，贷款根据三期项目进展分期执行，中兴与埃电信、国开行三方签署了长达13年的还款协议，属于中长期贷款，其中前三年免息。所谓卖方信贷，即由出口方银行直接向出口商（即卖方，此处为中兴）提供贷款，再由出口商与进口商（此处为埃电信）另外签署还款合同。 2006年11月8日，埃电信与中兴签署了独家供货商项目协议。整个项目由中兴为埃电信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分三期执行。执行过程犹如开荒。第一期工程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至2007年4月，第二阶段至2007年9月11日，后者也是埃塞俄比亚进入21世纪千禧新年之日（埃塞俄比亚历2000年1月1日），重点解决首都及周围13个城市紧急扩容，包括新建2259公里光缆，覆盖新增13个大城市，被称为埃塞俄比亚的“千禧年计划”。 此外，埃电信与中兴之间还有基于上述一揽子设备供应和解决方案的“工程实施协议”，包括工程安装、土建、光缆工程等项目，2007年签署的这部分合同金额约合5亿美元。 第二阶段工程通常情况下至少需要一年半到两年，但为了按要求赶在千禧年前完成，从签合同到完成交付，中兴一共只用了五个月时间。埃塞俄比亚通信部通信司司长Balcha Reba 称，“中兴的建设速度和效率之高令人意外”。 中兴埃塞俄比亚公司总经理张延猛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专访时透露， 2006年前埃塞俄比亚电信发展缺乏统一规划，全球各大设备厂商都有参与，订单分配依赖关系。“谁关系好就给谁，今天给你，明天给他，换来换去，这也带来了质量的极不稳定以及发展缓慢。” 一切都是从零起步。“以前运营商一般都有规划，作为设备供应商，中兴只要按运营商意见做就行了，埃塞俄比亚整个国家都没有规划，我们只有从头做起。”当时负责整个项目的中兴通讯埃塞俄比亚分公司技术中心总监张金宝说。   争议“金融之手”   中兴仰仗国开行贷款获得的埃电信工程，是中国电信设备商进军非洲市场融资模式的缩影。这种模式在其它行业和其它国家都不鲜见，令人吃惊的是这一融资规模在近年的膨胀速度。 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委员、中非基金会董事长赵建平在2009年的一次大会上总结国开行对非业务时，强调要对华为与中兴的在非项目“重点支持”。2004年11月，国开行与华为签署了第一期高达10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当时刚从IT泡沫中走出的华为正实施战略转型，以非洲市场为切入点迅速抢滩海外。2005年，华为的海外收入首次超过了国内收入。 借助强大的金融支持，华为、中兴很快扩张到了非洲大部分国家。2006年1月20日，中国进出口银行为突尼斯国家电信公司提供了5000万元人民币的优惠贷款，用于移动智能网络的投资，承担这一项目的正是华为。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也是突尼斯电信选择华为的重要条件，贷款主要用于采购华为的设备和工程服务等。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西方电信企业银根抽紧，融资能力更增添了中国电信设备商的竞争砝码。这一年华为的海外收入突破170亿美元，占收入总比达到75%的历史最高点。与此同时，来自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信贷支持也达到了新的高峰。2009年，华为与国开行第一期五年100亿美元的授信协议结束，新的五年信用额度提高到了300亿美元的规模。同年3月20日，国开行与中兴签署150亿美元《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主要也是为了满足购买中兴公司设备及相关技术服务的海外客户的融资需求。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中兴提供100亿美元的买方贷款额度。 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脚步。2010年12月，中兴获得尼日利亚国家公共安全通信系统项目4亿美元订单，随后，尼日利亚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9亿美元贷款协定。 据《国际融资》杂志报道，截至2010年1月底，国开行对华为和中兴的贷款承诺额分别达174亿美元和140亿美元，贷款余额占两家企业“走出去”项目融资额的68%和50%。 2011年11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云山访埃期间，专程视察了由中兴与埃电信合作建设的埃塞俄比亚全国通信网项目进展情况，称赞该项目是“中非企业合作的典范”。 然而，这一“合作典范”实际上遭遇了国内外诸多争议，争议的核心集中于这些中国政策性银行提供的出口贷款是否为有违公平竞争的“关系贷款”（Tied loans）。 华为、中兴的竞争对手阿尔卡特-朗讯的欧洲、中东和非洲业务总裁，阿道夫·赫尔南德斯（Adolfo Hernandez）曾公开抱怨，“出口信贷项目哪里都有，来自中国的出口信贷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们的规模都很大。” 对于外界关于华为依靠政府资金赢得市场的批评，华为负责对外事务的副总裁普拉默（Bill Plummer） 在2011年年中向路透社回应称，从2005年至今，华为全球销售额超过1100亿美元，而实际从国开行客户信贷中获益的业务，仅占总业务额的很小一部分。普拉默透露，自2005年以来，华为客户共使用了国开行提供的42.5亿美元出口信贷，以支持全球范围内的35个项目。其中，实际贷出的数额仅有29.9亿美元。他因此表示，“300亿美元信贷额度推动华为全球发展的说法是根本不正确的。” “这（合作模式）对中埃企业可以说是好事，稳定及和谐的政府关系，本就是两国企业投资、交流和贸易的基础，却总有人觉得这背后有什么特殊目的。”中国驻埃大使馆经商处参赞钱兆刚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 在非洲几国的采访中，不少本地的运营商、电信企业和研究者都对财新《新世纪》记者提到，他们知道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战略”，越来越多来自不同行业的中国企业正在得益于这一战略的支持，而电信业是核心投资领域。 “中国投资和北京的优惠政策大部分时候都受政府欢迎，非洲政府也迫切想要经济快速增长。但在普通人中间，中国投资并不那么受欢迎，像很多学院人士、非盈利组织、民间团体的人和商人，就批评他们对整个非洲大陆的社会和商业环境带来了巨大冲击。”南非Stellenbosch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道乌达（Daouda Cisse）说，中国投资使得本地市场的竞争加剧，很多本土企业因此倒闭。 道乌达认为，最近几年，中国公司已极大改变了西方电信公司和本地电信公司垄断的局面 。但在尼日利亚、肯尼亚、塞内加尔等国，很多ICT（IT、通信、电子等技术领域的统称）企业都对中兴、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抱怨有加。例如，肯尼亚的电信运营商就抱怨称，中国公司总是能赢得招标，主要是因为政府关系的干预，包括为了赢得政府性招标所采取的金融“渗透”。 中国电信设备商的海外竞标路径大致可概括为：先参与技术竞标，以进入运营商客户的“短名单 ”，继而参与具体项目的商务竞标。其中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价格，以及设备供应商能否提供相应的融资服务，即出口信贷。基于融资支撑的超低价格的终端产品和服务，造就了中国公司极强的夺标能力。 “最典型的就是来自中国政府给予中国企业的关系贷款。非洲国家政府或国有运营商，只有购买中国电信设备和服务，才能获得贷款。 随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强大，欧美金融危机影响，来自中方的贷款成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招牌’。”道乌达评价称。 南非运营商CELL-C开普敦项目经理Ted Zakrzewski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直言，金融融资渠道和协议，是中国企业的最大优势，也是运营商选择中国企业的第一因素。 这种贷款在欧洲市场已经遭遇严厉的审查。2010年1月，华为支付2700万欧元（约合3940万美元）与比利时公司Option就欧盟反倾销调查达成和解。 Option在控诉中援引，国开行2009年9月给华为授信300亿美元，但华为2009年的收入也不过220亿美元；国开行在2009年3月给了中兴150亿美元的授信，也超过了当年中兴88亿美元的收入。“这种形式的金融支持不可能在市场上取得。这些带有政策性的优惠，正是中国企业能够在价格上更胜一筹的重要原因。”Option称。 不过，中国的两家金融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及国开行）的国际业务部门人士对财新《新世纪》记者一致解释称，它们对华为和中兴的海外项目贷款利率，一般是按照国际定价方法即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libor）上下浮动，浮动比例视具体项目定，都是正常价格范围的竞争，同国内银行间贷款利率的竞争是一样的。 中国进出口银行国际业务部人士说，中国是WTO成员国，不允许有违反WTO公平竞争原则的行为，否则就会遭到欧美国家的申诉。欧盟贸易专员Karel De Gucht曾发表声明称，如果有一家欧盟公司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理由充足的控诉，则该委员会就会对中国的出口信贷政策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申诉。但截至目前，并没有产生一件成功的申诉案例。 各国均有政策性金融支持进出口贸易的例子。官方或半官方的出口信贷机构是各国开展国际贸易竞争的主要金融工具，比如，美国进出口银行、英国出口信贷担保局、日本开发银行等，他们大都通过买方信贷的方式提供优惠贷款支持本国出口商。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商业银行收紧贷款并提高风险意识而不愿开展出口融资业务，官方或半官方的出口信贷机构更显活跃。比如，在2011财年，美国进出口银行在中国业务的新融资授权额度增加了5.68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36%，主要就用于对中国出口的融资服务。“这和国开行贷款支持印度运营商采购华为产品，有什么不同？”一位中资银行人士辩解称。 “信贷额度都是虚的，主要看发放的实际信贷，这一点国外并不了解。”中行国际结算部一位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中兴、华为也是中行十几年的老客户。在他看来，国外的质疑是没有道理的。“以前中国企业买外国产品，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国外也都提供很多优惠买方信贷，价格很便宜；还是因为国外的产品没竞争力，性价比不高，所以找理由指责中国。”不过，他亦坦言，在海外业务方面，中行的确没有进出口银行和国开行有优势，因为中行是上市银行，对利润要求高；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都不是上市银行，对利润要求不高，特别是属于政策性银行的进出口银行，“这两家机构历史上就负有国家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任务，和商业银行分工不同。” 对于这类贷款的性质，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曾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专访时有过解释。李若谷认为，进出口银行对非洲的很多项目贷款，既非优惠的政策性贷款也非商业性贷款。如有的非洲国家，进出口银行给其提供的贷款并非优惠贷款，是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在libor基础上上浮200个基点、300个基点。“这算不算商业性业务？当然不算！因为外国商业银行根本不给它贷款。如果它自己发债，可能需要在libor基础上上浮1500个基点。而且这种项目往往没有进入市场的资格，根本发不了债。” “政治”因素又进一步放大了对于融资的争议 。中兴、华为都有专门的军用“专网”部门与非洲多国政府合作。接近华为的知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华为确实承担了埃及等国的军网建设。华为在伊朗的发展则更具争议，《华尔街日报》曾批评其为政府提供手机定位追踪。伊朗的联合反对核子伊朗组织（United Against Nuclear Iran）也曾指责华为“帮助这个非法发展核武器计划并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加强和巩固其政权”。2011年12月，华为主动宣布限制在伊朗的业务。 来自国有政策性银行或前政策性银行的融资帮助华为撬开了非洲市场，但当华为转战美国时，这却变成了华为有“政治和军事目的”的例证，使其至今迟迟难以进入美国市场。   “中国狼”来了   仅仅是金融支持并不能保证中国电信设备商在非洲一帆风顺。非洲这个令人充满想像的大市场，相比美国、欧洲等成熟市场，规则并不完善，这给了华为、中兴的“狼性”淋漓尽致发挥的空间。 “从最早的贝尔交换机到贝尔实验室，中国企业已经过了崇拜、景仰西方先进电信技术的阶段，开始有了自己在国际上的一席之地。”中兴南非公司董事长蒋云洁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中国企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进入非洲，但直到2005年后才有了比较快的发展。华为和中兴彻底打破了之前爱立信、诺西、朗讯等在非洲的布局，除了融资优势之外，与所有传统竞争方式一样，价格仍旧是中国企业最大的核心竞争力。 华为最早祭出了低价战略，其报价一般比爱立信、诺西低至少5%-15%；比华为晚两三年来到非洲的中兴进来后，进一步把降价幅度打到30%-40%。“在大的运营商中，爱立信、华为已经形成某种意义的价格联盟，中兴进入，又打破价格联盟，形成了新的市场格局。” 中兴南非二处负责人范虎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一家中国企业的终端销售经理说，“有时候，我明知道我们不可能中标，但是也要报出低价去让对手难受一下。” 财新《新世纪》记者在非洲各地听到的几则轶事，可以佐证非洲市场竞争的狂野。 一家中国企业的客户经理陪同客户准备参加展会，客户突然被拉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车，客户经理想要跟上车，却被踹倒在地，眼看客户和小车扬长而去； 一家中国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因为被竞争对手在非洲某国挖走太多人才，直接把对方的人力资源主管绑架揍了一顿； 中兴南非二处的负责人范虎回忆说，有一次碰到有人直接要从他们的车上抢走客户，他逼急了大吼一声，“谁再敢动，老子把他给干了。”范虎身高近1.8米，又高又壮。 中国电信设备商就此打下大片江山。在南非，前三大运营商Vodacom、MTN和CELL-C的采购中，中国电信设备商已占据大半市场份额 。华为是Vodacom和MTN仅次于爱立信的第二大供应商。华为南非负责人对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其在Vodacom的无线份额已基本与爱立信齐平。中兴则在Cell-C中占有近80%份额，几乎取代了原有的供应商诺西。 华为、中兴不仅在基础设备领域大展拳脚。 道乌达说，华为和中兴都是电信设备制造商，但其在非洲无处不在。除了电信设备，他们还是网络供应商、终端供应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等。 以手机终端为例，据非洲移动通讯咨询机构Mobilethink Analytice 调查，中国手机已占据非洲运营商市场的25%，仅次于诺基亚，位列第二位。中兴和华为几乎垄断全球数据卡市场，两者采购量大致各占一半，在非洲也不例外。 “如果说在电信设备领域，中兴、华为的最大竞争对手还是诺西、爱立信、朗讯等欧美厂商，那么他们无孔不入的竞争，则受到很多本地公司排斥与抵制。”道乌达说。 令中国企业尴尬的是，Mobilethink的研究还发现，无效的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ty，IMEI）给非洲电信运营商带来了严重问题，这与来自中国的低价“山寨机”有关，至少三分之一的中国手机设备的IMEI无效。 IMEI与每台手机一一对应，具有惟一性。没有IMEI的手机一般只能打电话、发短信，不能上网。中国国内有很多手机没有IMEI，多被称为“山寨机”。 “我们甚至发现有一个运营商的网络中,12%的移动设备都使用无效IMEI。随着手机数量的巨增，这个问题将日益增加。预计到2013年，该运营商网内移动设备将有15%识别码是无效的。”Mobilethink的研究称。 运营商不得不花费额外的投入，敦促客户更换移动设备，以便应用能产生更多收益的移动数据业务，毕竟移动互联网数据业务已成运营商新的增长点。 除了和国际同行激烈角逐，同时跻身非洲市场第一阵营的华为和中兴——这两家中资公司之间的竞争更为惨烈。埃电信通信部私营企业处负责人Birtukan Girnna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形容，“在非洲，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兴与华为的竞争。” “中兴是华为的头号敌人”“掐死同行比打败老外更重要”“中兴与华为同质化高，互补性低，难以合作”，一份华为参与的市场分析报告里如此描述。 “未来非洲市场会是两家中国公司加一家西方公司，即爱立信、华为和中兴，诺西下滑趋势明显；也有人认为可能华为与中兴最后只会剩下一家，而另外两家是欧洲厂商，但我坚持前者。因为运营商首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存活，他们也面临价格和用户覆盖率的竞争，而很多西方公司不愿意去的边远地区，中国企业却愿意去并能够做得好。”南非CELL-C主管工程运营的副总裁Dennis Abella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多位运营商高层的认同。 非洲跨国运营商MTN的战略已很明确，就是“2+1”，即两个中方公司，1个西方公司，爱立信的地位仍无法动摇，诺西、阿朗则下滑趋势明显。 曾在华为和中兴都工作过的一名南非籍供应商高管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他认为未来三年将是决定性的三年。“中兴一定能超过诺西，华为超过爱立信也在咫尺之遥，未来五年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 在财新《新世纪》记者所到的国家，两家中国企业的激烈争夺都是当地运营商们津津乐道之事。南非Stellenbosch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道乌达认为，定制化服务和低价竞争是中国企业的主要竞争策略，两家中国企业的竞争策略同质化，有如近身肉搏。 华为看上去比中兴更早意识到竞争重点。“中兴还在关注政府关系时，华为已经主攻MTN这样大的跨国运营商，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中兴南非一位高层坦言，“价格谈判时，最关键的是判断，判断错了就会出局，客户就把单子给华为了。” 尼日利亚是华为与中兴竞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中国驻尼大使馆经商处曾劝阻中兴与华为坐下来好好谈谈，怎么一起对抗西方厂商。中国机电商会更不得不组织两家企业座谈，并设定了一个规则：两家企业只要谁被抓住了恶性竞争，就会被扣分；满分12分，分数扣完了，机电商会就取消企业参与海外市场的竞标资格，这个打分还会影响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资质。 眼下，埃电信正在进行第四期招标。对于钱兆刚参赞而言，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中兴与华为协商，“双方千万别打价格战”。   惨烈生态链   非洲有着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电信业运营体制。中国运营商一般只采购设备，基站等工程建设都靠自己，自己做不了的才会对外招标；而非洲运营商并不寻找单纯的设备厂商，往往还将铁塔、基站、土建等整个工程实施环节一并打包招标 。 “越穷的地方，供应商需要包办的事情越多。”中兴埃塞俄比亚公司阿瓦撒区域总工程师陈桥芳说。但很多包办的项目并非中兴、华为擅长，他们多与中通服等其他分包企业合作。围绕在华为、中兴身边的各种分包商多达上百家，数千人。在非洲电信市场，中资公司构成了一条以华为、中兴为核心，分包商为底层的生态链。 接近尼日利亚使馆的人员透露，中资公司在当地水、电、路的竞争同样激烈。“在尼日利亚，中字头的水、土建等工程公司为了完成指标和任务互相内斗，拼命抢单，可用惨烈来形容。” 一位来自江苏的分包商称，在非洲越偏远的地方，越容易遇到中国人，一问都是干通信的。一个供应商区域经理下面三四十人的团队，有一半以上来自分包商。 中兴埃塞俄比亚公司总经理张延猛对记者说，埃塞俄比亚的地形复杂，基础设施建设极度滞后，导致施工难度很大，工期又紧张，本来需要五到七年建完的工程要求两到三年完成。“所有人始终处于冲刺状态，很多一线的工程人员，动用过直升飞机上山，也骑过驴上山，还在国防部军队持枪保护下施工。” “雨季的时候，路不通。几十吨重的铁塔，都只能靠人扛、驴驮。在北部做光缆铺设，常出交通事故。刚做好，水泥车翻了。这些难度大的基础工作，很多只能靠分包商去做。”张延猛说。 分包商有的是直接分包，有的则是中兴或华为从分包商处租赁国内工程师、督导，有的则是相关设备转包。对分包商的管理是个难题。 以埃塞俄比亚项目为例，为了按期完成任务，中兴对分包商进行竞标管理。每一两年，分包商就要进行一次认证，没有通信资格认证不能干。有通信资质也必须定期更换。光施工就有五六家分包商。最底层的分包商压力最大。 在埃塞俄比亚德赛地区，有一个太阳能分包企业的员工负责做基础装备安装和调试。由于施工地区偏远，他自带干粮，在工地上一住三个月，“弹尽粮绝”，三个月后，德赛地区总部派施工队过来，同时送来一批方便面，这个员工抱着方便面大哭起来，犹如冯小刚电影《甲方乙方》中那个在乡下苦守的城里人。埃塞俄比亚的第三期工程中，几乎全是这样的边远地区。 分包商又常因不了解当地情况而蒙受损失。一家深圳分包商曾因雇佣一本地代理，结果付了10万美元后，代理拿着钱就跑了。 分包商常依附于中兴、华为这样的大企业，没有自主独立性。被租用的分包商员工，虽与设备供应商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团队，却无法享受同样的福利。 据张延猛透露，整个埃塞俄比亚国家电信与中兴合作的三期项目期间，为完成项目，有大约20多名中方人员因公殉职，加上埃电信方，殉职人员达四五十名，其中中方殉职人员主要来自分包商。对去世的员工，中兴按照公司的赔偿规定进行了赔付和安抚。 中兴、华为及其分包商的员工越来越呈年轻化趋势，平均年龄不到30岁，80%以上为80后。华为、中兴的高速扩张，并不与其自身财力和人力匹配，财力靠国有银行的出口贷款可暂时解决，人力却非一时之功。华为、中兴近年来也在国内各大高校大打人才战 。 财新《新世纪》记者在非洲遇到的最年轻的从业者徐优军，出生于1991年，是一家来自陕西的分包商负责微波调试的工程师，他在实习阶段就被外派。中国公司看中的正是他们的激情、冲劲和无负担。 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中兴、华为的海外人才培养路径，往往是先派往非洲锻炼几年，再从非洲转往欧美。 “我没有想到他们都这么年轻，像孩子一样，我们之前打交道的项目经理都有40岁左右了，而中国企业的项目经理才20多岁。”Cell-c开普敦项目总监说。他认为，中国企业都很年轻，而惟一不能用钱买的东西，就是从年轻变成熟的过程，买不到的是经验 。 CELL-c多位管理者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都明确提到中国企业在语言沟通上的障碍，虽然中国人足够勤奋，但其国际电信人才的成长速度，仍难以跟上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扩张速度。   风险在眼前   “我今天早上出门踩了一坨狗屎，我实在太开心了。”小文抖着脚，得意地展示他今天的“好运”。小文是江苏一家电信设计院的新人，他所在的公司主要面向中兴和华为，在非洲承接分包工程。 小文刚来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不到一星期，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找中兴讨债，顺便寻找新的分包项目。连碰了几天钉子后，他寄望于今天踩了狗屎后能交上好运。 最近，单位领导听说中兴总部给埃塞俄比亚分公司拨来了25亿元支持款，赶紧将小文派过来，但他们也只是中兴诸多债主中的一家，债主们少的被欠了几十万，多的上千万。他已被告知，中兴可能得先偿还大债主，还顾不上他们这些小债主，因为这些支持款还远远不够中兴支付欠款。 由于中兴在与埃电信的合作中收款进展不顺，中兴的分包商已经尝尽苦头。项目已经实施，但收款进度却远比合同约定的慢很多。埃塞俄比亚实在太穷了，分公司不得不向中兴深圳总部求援。 与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中兴利用的是中国政策性银行和正向商业银行转型的国开行的“出口贷款”帮助埃电信进行融资，且在埃电信要求下，他们选择的是风险更高的“出口卖方贷款”。 出口贷款分卖方信贷和买方信贷，两者都是由出口银行提供信贷，为进口商（即中资企业的外方客户）提供融资便利，从而支持出口商扩展国际市场。区别在于，卖方信贷要由出口商与贷款客户另外签署还款合同。这样出口商需要承担所有贷款的中间费用及风险。而买方信贷则由出口银行直接贷款给进口商（即设备或服务购买方），或者进口方银行。这样还款主体为买方，卖方或进口方银行一般承担相关连带责任及担保。两者风险都比较高，但卖方信贷较买方信贷更高。 据少量参与了中兴埃塞俄比亚项目的南非标准银行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埃塞俄比亚项目的风险确实很大，他们在其中只做了两三千万美元的预付款贷款。卖方贷款具体怎么风险定价，还要看贷款结构。 据中行人士介绍，国际上95%以上都是买方信贷。由于卖方信贷要求出口商来还款，风险更高，因此先进入非洲的华为很少做卖方信贷。而后进者中兴不畏风险。 五年前，比华为晚到一步的中兴，即凭借风险更高的卖方信贷争取到了埃塞俄比亚全网独家承建的资格，但执行状况远比预期复杂和艰辛。 由于埃塞俄比亚的外汇储备不足，在埃塞俄比亚政府的要求下，中兴与埃电信的工程实施合同按照本地货币签署，可是从2007年至今，埃塞俄比亚本地货币兑美元汇率从8:1降到18:1，导致中兴现金流和利润受到了很大影响。与埃电信结款不顺利，进一步影响了中兴与产业链上其他分包商的结账。 “我们的分包合同有的按美元签，固定汇率、货币贬值原则上不会影响我们，但是中兴受到了影响，所以它肯定不会按原有方案付款给我们。为了后续合作，我们也不敢强求，只能协调。”一家承接中兴工程的分包商表示。 中兴埃塞俄比亚公司总经理张延猛坦承，中兴现在比埃电信更关注网络质量、用户AUPR值和覆盖率，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埃电信的还款能力，从而影响到中兴的营收及还贷能力。 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根据协议，埃电信项目由国开行提供的15亿美元卖方信贷属于中长期贷款，前三年免息。但四年过去，埃电信返还的本金大概只有1亿多美元。对此，张延猛表示，“还款信用还算不错，比预想的要好一点，给埃塞俄比亚创造的外汇收入也有增加。但是，作为卖方信贷，所有的风险都由中兴来承担，压力当然是有的。” “现在不要看利润，我们主要看未来的成长性，中国企业也不要想到埃塞俄比亚来赚快钱，因为我们是穷国。”通信部负责IT产业的电子政务司司长Mesfin Belachew坦言。 现在，埃塞俄比亚已遇到市场瓶颈，中兴在埃塞俄比亚的巨额出口贷款的还款风险就在眼前。 2008年，审计署曾对国开行对华为所作的“应收账款转为贷款”风险做过提示。《第一财经日报》曾引述这份审计报告称，“对于华为公司来说，采用‘应收账款转让’的方式融资，虽然从银行获得了融资（即使其仍然承担坏账回购风险），但它在报表上不体现为债务，而是销售收入。这样做，一方面增加了现金资产，另一方面减少了负债，实际上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根据华为财务报告，2006年其资产负债率为66%。如果不是采取“应收账款转让”方式，华为的资产负债率必然更高。资产负债率的降低，又有利于其通过“信用贷款”方式，从其他银行再次获得融资。 “但这会给银行带来风险，首先，对贷款企业的信用风险依赖较大，信贷合同本身的信用保证不足。其中，最直接的风险来自还款人，即还款人无还款能力或者原有的还款能力劣变，致使贷款银行部分或全部贷款无法获得清偿。”上述审计署报告称。 前述南非标准银行人士则认为，应收账款转让贷款等类似业务是可以做，但风险水平要视具体的贷款结构，比如有无担保、有没有中信保的保险等。 由于通信投资涉及到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投入，需要大量资金，在电信产业领域的“出口贷款”，尤其是由出口卖方提供的买方贷款并不罕见，在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就更为普遍，爱立信也曾通过瑞典出口金融企业提供过大量出口贷款。但中国企业的融资近年来之所以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一是因为贷款规模急剧攀升，2009年后国开行对中兴、华为的授信额度达到创纪录的450亿美元，与之伴随的正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大规模扩张；二是相对于华为、中兴在非洲的高风险低价扩张，这些贷款资金并没有足够的风险补偿，企业是否拿得过于便宜？ 当然，国开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并非上市公司，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对于这些贷款项目的考量自有其准则。而对华为和中兴而言，与当前收益相比，他们更看重的或许是非洲市场的未来。但这个未来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是盈利。AdaptiveMobile首席运营官Gareth Maclachla认为，非洲市场还在走向成熟，对移动运营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继续在游戏中保持领头羊的位置。非洲运营商语音通信的ARPU值不断下降，运营商不得不降价，这更挤压了运营商的利润空间。 非洲大多数国家电信实行开放政策，南非有五家运营商，尼日利亚有十几家。坦桑尼亚只有4000万人口，却有八家运营商，有的投资者拿到牌照想卖却卖不掉，很多运营商已经暴露出了支付风险，严重威胁着供应商的营收。 蒋云洁分析认为，目前非洲大部分地区2G市场已经饱和，3G还不成熟，现在正处于通信市场的调整期。具备价格优势的中国电信设备商因此成了受益者，但长远来看，必然会受到市场增长的制约。 最近几年非洲市场的爆发性增长，主要来源于新建网络工程的市场机会，下一阶段，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以及运营商的成本考虑，将会更多采用共建共享和远程基站等模式，这意味着整体施工工程的需求会急剧下降。 “在非洲近几年的发展中，供应商的纯设备利润估计只占30%左右，70%是整体工程实施带来的利润，但这种需求在下一阶段将明显萎缩。”蒋云洁坦言。

该报介绍说，中国90后一代是独生子女的一代，是互联网与微博的一代，他们与中国经济增长同时成长。现在他们开始进入社会，寻找工作，但是中国经济却在此时放缓了增长速度。 就此专题，《国际信使报》主编发表了一篇社评文章。文章题为《中国的美国化》。文章表示，中国很可能有一天会在实力上和国内产值上超过美国，但是中国也将为这一结果付出巨大代价。通过目前中国年轻一代所透露出的信息，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正在迅速美国化。这当然是中国自1978年启动中国经济改革以来的各种宣传的结果。中国政府发出的致富的信号被中国大多数人全盘接受。物质主义于是转化为消费主义。 10多年以来，互联网和数以亿计的微博也使得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微博上，除了政治以外，什么都可以谈。中国人于是得以通过互联网大量吸收来自西方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来自美国的文化乳汁。对于众多的中国的年轻人甚至成年人来说，欧洲只不过是一个保守的困守于过去的大陆。只有在时尚领域，如赫尔麦斯或古奇等名牌，欧洲才在中国城市年轻人那里有点声誉。 作者表示：中国出生于1989年之后或稍早的年轻人的脑袋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消费，如何出人头地，如何成为房主。即使是这些年轻人会遇到很多困难，而且他们也会很愤怒，但要指望这一代青年推翻现存体制是不会有希望的。 这其实就是中国现政府二十年以来的最大成绩，将政治问题完全从生活中抹去。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马列主义的课程还在继续，这些课程已经同社会现实毫无关系。学生们也对这类课程十分讨厌。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对政治不关心的原因。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知之甚少，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也浑然不知。要想知道这些事件，必须翻过中国新闻封锁的高墙，到境外的互联网站上去了解。但只有很少人翻墙。 于是，家庭政治教育无法进行，传统的儒家教育也无法进行。中国于是成为一个风俗放纵的美国化的国家。作者最后提问，中国政府对这样一个脱了缰的社会的控制还可以维持多久？这将是留给即将接任的习近平的问题。

亲自吃饭 于 2012/1/16 4:15:1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 毛主席留下光荣传统：每年给金日成和金正日送茅台           在茅台酒厂，珍藏着毛泽东主席和外宾用茅台酒碰杯的照片。其中，有毛主席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碰杯的照片。毛主席沉稳睿智的目光停留在杯上，却又分明在感受着金日成注视和问候的眼神。他的大手轻握着盛满茅台酒的高脚玻璃杯，自然微举对着金日成热情伸出的酒盏，一切尽在不言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有人说中朝两国人民是用血凝成的友谊，本博秦全耀说对两国领导人而言，茅台酒也能凝友谊。虽然是血浓于水，可别忘了还有一句，无酒不成席。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根据中朝两党的协议，中央派出了李克农为队长、乔冠华为指导员的工作队，负责主持一线谈判工作。乔冠华在朝鲜的两年多时间里，经常见到金日成主席，茅台酒都被当作国礼赠送。          有 一次，李克农和乔冠华带去茅台酒作为礼物送金日成，金日成非常高兴地当场开瓶，以酒代茶与他们边谈边饮茅台，兴致极高，每人喝了一斤多。后来乔冠华的儿子乔宗准曾问过父亲，年轻时的酒量有多大。乔冠华略思片刻后说，那一次就是他喝得最多的一次。朝鲜战争时期，前线的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但是祖国人民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最可爱的人，使得乔冠华他们在板门店也能喝到国酒茅台。90年代初，杨尚昆主席提起当年事，曾对乔宗淮说，“当年克农和你父亲在板门店喝的茅台就是我批条子供应的哟！     毛泽东和金日成，是朋友，是战友，是同志，也可以说是酒友。因为金日成喜欢喝茅台酒，毛泽东投其所好，便送他茅台酒。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撤离朝鲜时，受到朝鲜人民的夹道欢送，金日成用中国的茅台酒欢送并肩作战的中国志愿军领导，金日成酷爱茅台酒，此后，历届中国政府主席在送给朝鲜政府的礼品中都有茅台酒。          1973年3月，春光明媚的季节。金日成又向毛泽东提起了茅台酒，毛泽东心领神会，一个电话到中央军委，指定要 1952 年生产的茅台酒三箱，速用飞机送北京，两箱送金日成，一箱留在中央。毛泽东的话，发往中央军委，等于是十万火急的命令。这命令从中央军委出发，那就是军令如山倒，立即变成电波传到贵州，传到茅台酒厂，谁敢怠慢，军法不容。          为什么毛泽东指定要 1952 年生产的茅台酒呢？1952年，茅台酒厂刚刚由三家合为一家，虽然只有49名员工，却是集三家之长酿造出的茅台酒，还在全国第一次评酒会上一举夺魁。          到了40多年后的1993年，茅台酒继续在送，送酒人也由爸爸传承到了儿子。那年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出任中国驻朝鲜大使。到任后，金日成很快就接受了递交的国书，并同他亲切交谈。还特别提到乔冠华在停战谈判中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中朝友谊要世代相传，不断发展下去。乔宗淮在朝担任大使期间，每年春节，按照传统都要向金日成和金正日赠送茅台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