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2012年 1月 17日 中国城镇人口首超农村 社会冲突将加剧？ 记者: 吴心欣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AFP 中国每年有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图为农民工抵达北京火车站(资料照)。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一半以上，这是中国历史上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不过，观察人士表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完全是一个拔苗助长的过程，其带来的最大隐患是将来可能层出不穷的社会冲突问题。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数据，2011年末，中国的城镇人口达到6亿9079万人，而乡村人口总数6亿5656万人。这意味着，在中国13.5亿人口中，51.27%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这是城镇人口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可能有积极影响*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2011年12月底发布2012年社会蓝皮书时指出，这意味着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将进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李培林认为，继工业化之后，城市化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中国城镇人口超过农村有其积极作用。他说：“这种情况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将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意思的转折点，对经济来说尤其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城镇化进程对中国来说可能会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 *不过是统计游戏* 不过，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程晓农对中国的城镇人口统计提出了疑问，他认为中国所谓的城市化不过是统计游戏而已。他说：“很多地方政府实际上是为了实行县改市、乡改区，把农村行政区划改成城镇行政区划，所以现在看中国地图，叫某某县的已经很少了，很多县现在都改名市了。当它改名的时候，很多农村人口就被算作城市人口。有人开玩笑说，现在中国很多农民被城市化了。” 程晓农指出，现在中国很多地方实行强迫农民“进城上楼”政策，比如薄熙来就在重庆推行这个政策，要农民搬迁到城镇上去，盖了楼让他们搬进去住，以为这样就实现了城镇化。程晓农表示，其实全世界城市化的问题，不在于国家统计局怎么统计，而在于农民进城以后，能不能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如果农民进城以后永远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权益，那他们永远不能算城市居民。 *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圈农地来赚大钱* 程晓农表示，很多地方政府在强调城市化的过程中，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黑暗的算盘，就是趁机圈地，搞房地产开发，因为一旦县改市、乡改区，政府就可以把这些农地重新规划为城市开发用地。程晓农说：“所以城市化是一个最美好的、推动房地产开发、强占农民土地的伟大理由，至于农民进城后能不能活下去，这些市长们才不管呢。所以从广义上讲，不仅仅是国家统计局把农民被城市化，各级地方政府都在让农民被城市化。” 对于中国有学者表示，城镇化进程将对社会、环境及城市管理者带来巨大挑战，程晓农则表示，该进程引发的最大问题将是导致更多的社会冲突。他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放慢，建筑工程减少，房地产泡沫破灭，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会进一步减少。这样，流落在城市的农民工的生存将成为更大的问题，在物价继续上涨的压力下，他们的生存将更加艰难。所以从短期来看，可能城市化的加速正好是推动社会矛盾加剧的一个重要动因。” *拔苗助长的过程*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程致宇也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政府表达了关注。他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以城镇化为借口盖了很多设施、楼房，而不是去考虑如何把城镇化进程变成让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竞争优势。” 程晓农指出，发展中国家走向经济成长的过程中确实会出现城市化趋势，但是在其它国家，城市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在中国，这完全是一个政府参与的拔苗助长的过程。程晓农认为，农民就好像长在土地上的苗，现在这棵苗被从土里拔出来了，这苗还有活路吗？

记者：我想就从《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开始，比如文章中提到您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这是现实吗？以您的学识为什么您会成为中国的非主流？作为非主流，您在中国遭遇了什么？ 余杰：关键我们要讨论什么是主流社会，在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社会中，整个社会舆论应该是一个多元状态，所以不应该只有主流的声音而没有非主流的声音，主流和非主流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健康的社会，而不是对和官方有不同看法的观点就进行打压，甚至用非法手段打压。最近这几年，我在中国的遭遇，除了我被媒体全面封杀，不能在任何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也不能出版我的著作，即使是别人的著作中点到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也不能出现，一直到最近几年这种情况越来越恶劣，一直到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后，我遭受了非法软禁，绑架，酷刑等等，这恰恰说明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没有活力的，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相信认同接受我的观点的人，都比接受和认同《环球时报》的这位”单人平”要多，我在被中国封锁的”博讯网”有个人文集，点击量就有七八百万，如果在自由的社会，我的观点能够得到自由的发表，我能够和”单人平”辩论的话，我深深相信，我的观点会被大多数中国同胞接受。 记者：文章也说您出走美国对你个人来说解脱，您的离开是解脱还是无奈的选择？ 余杰：这次选择到美国我是经过了很漫长的、也是很痛苦的思考后才最终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我作为一个中文写作者，本身是不愿意离开母语写作的环境，前几天我到国外访问时，也有朋友劝我留下来，我说如果我的生命安全还有保障的话，我会留在中国。这次是我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我在海外发表文章这仅存的一点自由也被剥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才选择离开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实，说明中国被一个政党、特权利益集团所绑架和奴役，他们并不能代表中国，未来真正实现了民主自由的中国，象我这样的很多人都会重新回到中国。 记者：文章中说您去美国是逆向而行，认为中国现在向世界自由开放，您怎样评论中国真正的现实。 余杰：表面上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反差，很多海归会回到中国，也很多西方的政客、商人、大公司等到中国并被中国所吸引，这种吸引是一种利益的吸引，中国没有西方社会那种成熟的规则和制度的限制，他们就可以在中国迅速的赚很多钱，但是这样一种利益的驱动，是否对中国好？我们看到这几十年来，所谓的经济的飞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模式后面是中国环境的急剧恶化，两三亿的农民工权利被践踏，对能源的消耗和浪费，这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全世界被中国吸引和看好中国，只是短期的暂时的现象，未来中国发生大的动荡、危机和崩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象我这样热爱中国的，真正要把中国往民主宪政道路上推动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在最近两年来，在国内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比如最近这几个月，我的朋友廖亦武、张大军、张博树等他们都离开中国，这反衬出非常可悲的中国现实。 记者：这篇文章中也说您早年的成功代表中国没有禁锢自由，您早年的”成功”下的政治环境是怎样的？现在与以前相比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余杰：我1998年发表第一本书《火与冰》，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这是”八九民运”之后第一个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当时中国政府要作出相对开明的姿态，当时有个”小阳春”的说法，1998年的时候，新闻出版的控制相对放松，在这样的契机下，我的书得以出版，而且在北京大学一百年校庆的背景下也受到非常大的关注，那一代的很多大学生都看这本书，但后来舆论的控制越来越严，到了2004年后，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很多人都在憧憬”胡温新政”时，我就敏锐的感觉到一股寒流，04年后我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任何一本书。从我个人的遭遇上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大背景的变化，尽管在”胡温时代”，经济在继续发展，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对不同声音的打压上，比起江泽民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记者：文章中也使用了极端自由主义者来定位您，甚至还会预见您在美国将更加极端？您如何回应，接下来怎样开始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 余杰：这说明评论者完全不知道我的思想立场，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义是”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其实我所批评的对象里面，除了象中国专制政权以外，我也对西方自由主义有很多严厉的批评，我所要做的是把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在美国是比较接近共和党的理念、在英国是接受保守主义的理念，这些在中国是非常稀缺的，我对中国社会的批评与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并不矛盾，我始终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我下一步在美国的这些生活之中，除了批评中国以外，我对所观察到的美国社会很多现实，提出批评性的看法来，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以独立的身份来批评当权者； 下一步我也会写作和出版在国内很难出版的书籍，比如说我前面两年来一直在写作的《刘晓波传记》，这也是刘晓波的妻子委托我来写的、唯一一本经她授权的《刘晓波传记》，因为在此前的四年时间里面，我们一直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他所参与的所有的民主和自由的活动，我都有参与，我这本书中有相当多的第一手材料，刘晓波虽然获得了诺奖，但他也是差不多十年来获得诺奖得主中，包括他的同胞和全球其他人最不了解的一位诺奖得主，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更多的向大家介绍他的生平、作品、思想，我也相信他的思想在未来中国社会转型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也对未来他成为中国的曼德拉式人物抱有巨大的希望。 记者：与出走对应的是归来，您是否想过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中国？ 余杰：这不能以我个人意志为转移，在我离开中国前一天，北京市国保最高头子和我见面，最后那一刻他才答应放行，但他也给我很多恐吓，他说：你在海外不要以为就真的获得了自由，你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情你自己知道，如果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说了不该说的话，你就不能够回到中国来，这是很荒谬的现实，这样一个政权绑架了中国，我作为一个公民，《宪法》赋予了我自由出入这个国家的权利也被他们作为一个筹码，我个人是盼望中国社会早日发生变化，刘晓波先生被释放，我希望回到国内，可以和他一起办一份报纸、一份刊物或办一所大学，我相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记者：最后如果请您对这篇评论的作者”单人平”说一些话，您想表达什么？ 余杰：他甚至都不能用自己的真名来发表文章，他只是来代表《环球时报》和《环球时报》背后中国官方中最僵化、最坚硬和顽固的那一部分人的观点，这样的人在未来的民主自由的中国，他会为曾经所作的恶劣的事情付出代价，甚至会被送上审判席，来承担法律责任。 采访记者：吴雨 责编：洪沙 来源：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5672285,00.html

　　不管怎样，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中国来说尤其不幸。在朝鲜入侵韩国后，杜鲁门总统立即下令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防止中国（大陆）进攻台湾。更为不幸的是，战争强化了西方对新中国政府的立场，导致中国有20年的时间被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孤立。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并支持其占据联合国的席位。结果，中国无法获得各种形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不得不完全依赖于苏联。中苏两国在1950年签署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本文译者为人民日报社美国分社记者管克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