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从南科大困境看深圳改革之殇
作者： 信力建 前不久，和一些朋友前往深圳，与南方科技大学来了一次零距离，期间与朱清时校长会面并座谈。整体而言，考察的结果令人有些担忧有些失望。学校的规划越来越大，硬件条件日趋完善，大楼化下“去官化”、“去行政化”的基本目标却离当初的想法渐行渐远。现实中的南科大不仅行政管理人员级别与其他大陆高校毫无二致，且一些人身居要职，这些人究竟受命于市府还是遵循学校章程，可是一目了然。据了解，南科大几乎每一项事关学校发展的决议都要在深圳市的官僚体系中走一圈才能推行，市政府仍然在充当着保育员的角色，生怕学校走错一步跃出现在的教育体制之外，所谓南科大自治根本就是奢谈。 在产权归属、大学章程、行政决定都在市政府把控的前提下，南科大未来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像是一所新建的211工程学校。对深圳的主政者来说，这样的政绩工程很长脸面，今年南科大招生分数跟中大基本持平，说明改革的旗帜无论对家长对学生还是很有吸引力的。然而，迄今为止，我们都只看到现有公办本科院校的模式复刻在南科大身上，根本看不到国际一流大学的影子。 如果南科大从一开始不能按照现代大学的规章自主行事，企图通过一两个教育明星的个人感召力来一次体制内的改良，结果无疑又将是一次“城堡”周边的漫游。这就是发生在深圳——这块日渐被人们遗忘的土地上——的改革故事，南科大的尴尬现状正是今天深圳的缩影，不仅从上而下的改革的动力日渐消亡，来自民间内部的自发变革也在遭遇围剿，石头摸得差不多了，河还是过不了。 2003年初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提出深圳将借鉴香港的文官制度，实行“行政三分”，只不过是政府内部权力的分配制衡，却遭到内部利益集团强大反弹，方案一改再改，最後不了了之。 2008年5月深圳大张旗鼓宣布将进行区长差额选举，三年内市长直选，但是到现在也未见什么动静。 2009年深圳开始大部制改革，改革近一年，一些部门副职超标现象依然严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广受批评。 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只是简单地合并同类项，实际上没有减少多少；公立医院改革步伐缓慢。 与此同时，对于民间维权行动，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市民，各级官僚政府都是采取拼命打压的态度，丝毫不敢越雷池一步。 深圳的媒体一直是广东最保守的媒体，死气沉沉，不敢发出任何独立自主的声音，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反而对于体制外的呼声避之唯恐不及…… 当政治体制改革不见动静，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犹犹豫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小打小闹之时，深圳之前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成果也面临着失去的危险。 从2002年开始，深圳对于高等人才的吸引力就开始日趋暗淡，上海、北京、广州开始成为人才聚集的中心。现如今，北上广已经将深圳远远甩在身后。同年，包括招行和平保在内的深圳金融产业的龙头以及一些电子企业开始北迁。 2000年以后深圳金融业的地位就开始下降，上海在人才、市场和资金的优势日益显现，开始取代深圳的地位。 不止是高端产业和人才的流失，深圳的中小企业由于受到环境、人工费用等因素的影响也一直在大举外迁，深圳本地优势逐步丧失。而酝酿许久的经济升级转型迟迟不见效果。 与之相反的是，深圳房价一直居高不下，所产生的排斥效应越来越强。对于新进入的年轻人来说，这里已经不再是充满诱人机会的冒险乐园，而是漂浮的空中花园。震惊全国的深圳富士康员工连环跳自杀，使人们意识到深圳特经济发达的背后，弱势群体的权益可有可无。 从积极的角度上看，“特区不特”也可能是国家之幸，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深圳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推广到全国，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从局部试验性的阶段开始向普遍改革推进。搞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接轨，已经成为全中国的要求。深圳再也不可能躺在特殊温室，享受独一无二的优惠政策。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特区越来越失去其特殊性，深圳必须走出温室，重新定位，正视时代的变化。 从消极的意义上看，“特区不特”，预示着改革在这座标榜改革的城市里频临死亡。“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种功利化价值观，在改革之初能够起到挑战计划经济的作用，在如今普遍向钱看的时期，不仅失去了感官刺激，其人文关怀、生命信仰的缺失，使得整个城市从一开始就落入机会主义的狭窄框架。不少权贵在三十多年的摸索中完成资本了原始积累，跑马圈地后的特权标志开始耸立，许多行业产业成为利益集团的禁脔，加之没有确立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阶层板结化，创新活力熄灭。因此我们看到，这些年深圳的“改革”几乎全都是应激性的改革，全然没有开创性的改革措施出台，因为能改的都已经改完，现在需要的是壮士断腕的气魄，而深圳不可能有这样的勇气。 为什么深圳会走到今天？作为邓氏改革的样板工程，其改革历程的兴衰正好反映了这一波改革的本质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开始的改革原本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并行的双向改革，由于89年的事件，执政者转向保守，导致双向改革开始停滞，变成一条腿走路。当时舆论的主题变成了反和平演变，有重回阶级斗争的危险，92年小平南巡讲“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是有其深刻背景的。讲话之后中国重启市场经济改革，经济自由释放的活力带了中国今天的局面，然而这样的改革有其局限，局限性就体现在它暂停了政治改革，单向改革确立了所谓的中国模式：苏联式政党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架构。这种结构越往后弊端越是明显，严重制约了中国今天的发展，如果不打破政治改革停滞不前的现状，制约行政权力，可想而知，南科大乃至深圳都不可能有更长远的发展。 另外，深圳的改革之初过于依赖政治强人，一旦没有了政治强人拍胸脯打包票，仿佛整个城市就没有了靠山，没有了精气神，以至于做什么事情都怕步子迈大了扯着蛋。小心翼翼的背后也有迷信政治强人的原因，邓氏曾经立下的“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这种过时祖训迄今仍然被奉为真理，说明时间越长，改革累计的负资产越多，而清理负资产的能力越差。样板工程如果不能自我创新，便注定了其结局“泯然众人已”，它发挥了自己的效用，也会完结于这种效用。 真正的纪念不是为了画地为牢，而是为了超越，超越邓小平才是更好纪念邓小平。同样，对于南科大来说，朱清时是其重要的品牌，没有了朱清时的日子怎么办呢？难道就开始招摇撞骗忽悠改革？ 尽管每一个经济特区都不愿意放弃其特殊性，但它仍然不能不接受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深圳特区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同样，大家也不能指望再有一个邓小平来拯救大家。既然，深圳名为窗口城市，曾经为中国打开了一扇窗，那么现在能不能把门也打开呢？ 深圳毗邻香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地从制造业主导经济体系转型至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不仅是深圳出口的主要对象，也是深圳的最重要海外投资来源，而且香港人也是深圳消费的主力军。然而，深圳对于香港的利用似乎就到此为止了，只要其“坚船利炮”物质财富，回避香港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公民社会的优越性。近水楼台先得月，深圳未来的发展思路，应该放弃晚清思维，从修墙筑墙转变到全面开放，主动向香港靠拢并且虚心学习，充分交流引进各种现代管理办法，力求在制度建设方面向香港看齐。 首先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政改的保障源，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普通民众更看重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改善，如果没有社会保障的安全阀，可能会导致社会剧烈动荡；其次，是放松社会组织的控制，最近广东省一致持续在做，但是我们都很清楚。目前放松的社会组织类型，基本上集中在环保、慈善、教育这些社会组织上，深圳可以进一步放宽条件，可以扩展到工会、劳工、外来工维权组织，让社会组织慢慢成长起来。社会组织的成长，也为城市自治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据了解，深圳目前的中产阶层人数至少有200万。这个庞大的阶层不但，而且普遍年轻、有知识，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但是深圳消费的主力军，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领域。如果深圳的主政者没有胆量改革，能否有一点雅量？让中产阶级自中间向两端变革。第三，应该放松对舆论控制，相形之下，深圳的媒体实在是太过于寒酸，发出不同的声音对于深圳的发展有利无害。 作为一个有着三十多年改革经验的城市，积累了众多改革成败与教训，应该能深刻的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改革，零敲碎打的应激性反应已经没有出路。我们常说改革是逆水行舟，南科大如果不能真正向港科大看齐，深圳如果不能模仿香港，其将来必然会打上伪改革的标志。 （文章发表于《阳光》杂志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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