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

　　导语：政党自由，是每个公民所享有的组建政党、参与政党活动的权利。雷震是“中华民国”宪法所认同的公民，当然享有政党自由。很多年以后，“中华民国”政府大张旗鼓地为雷震平反，说到底，是对雷震所享有的政党自由的承认。 皇上走后 　　 　　章敬平 法学博士 　　 　　1970年9月4日凌晨6时左右，天蒙蒙亮，监狱的门悄悄打开，台湾岛上声名赫赫的政治犯雷震走出监狱，消却了长达10年的牢狱之灾。时刻挂念此事的新闻记者，被国民党宣传机构早早地请到别处旅行采访，避开了这个可能再度引发政党自由命题的热点新闻。 　　 　　雷震是蒋介石的老乡，和蒋介石一样，早年留学的国度也是日本，所不同的是，蒋介石学习的是军事，他学习的是政治。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系的雷震，抗日期间，受到蒋介石的垂爱，官至“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待到抗战结束，政治协商会议成立，雷震出任秘书长。此间，作为宪法制定机构的代表，他目睹了宪法制定的全过程。期待宪政救国的雷震，对宪法有着不可言状的期许。 　　 　　1960年，年届古稀的蒋介石“总统”任期届满，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总统”任期六年，连选连任只能一次，如再连任，即属违宪。不肯退居幕后的蒋介石，拿法律变戏法，谋求连任。在日本师从著名宪法学家的雷震，利用手中掌握的《自由中国》杂志，一反改良主义者惯有的婉转口吻，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就任第三任“总统”，他一边发表社论《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一边质问“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弄得“总统”就职大典小煞风景。 　　 　　须知，当时的台湾岛，还处于军事管制的非常时期，焉能容忍雷震如此放肆。岂料，雷震之“放肆”远不止口头声讨，他还辅之以行动，积极组建中国民主党。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么，国民党当局暴跳如雷。1960年9月4　日8点刚过，有个警察敲他的门，告诉他，他家的另一处房子起火了，闻之愕然的雷震刚一开门，一帮特务一哄而入，把他拘捕了。 　　 　　这事情，今天的台湾年轻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不就是组个党吗，这跟开个公司本质上也没什么差别，犯得着怒不可遏，让人家蹲大狱吗？ 　　 　　其实，组党和开公司还真的差别不大。党这个词，在中国传统中，其实是个贬义词，早年同盟会等政党组织给自己取名的时候，用的是“会”、“社”等字，我估摸着是觉得“党”这个词，象征着偏私，小团体利益，违背了“君子不党”的儒家训诫。 　　 　　不独中国，美国立国之初的联邦党人也对政党感到反感，他们抱持的观点和儒家传统差不多，觉得政党派系缺乏全心全意为全体人民服务的美好愿望。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没有一个个稍嫌偏私的政党彼此争斗，就没有公共利益的实现。或源于此，政党出现得早，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历史却很短，不过100来年的时间。 　　 　　世人对政党的好感，得益于现实与理论的互动。国家和地区为什么需要政党？欧美理论家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为了表达的方便，请允许我套用现代公司制度打个或许不够恰当的比方：如果说国家是个股份公司，公民就是股东，政府就是职业经理人组成的经营班子。国家这个股份公司多则几亿几十亿的股东，少则几百万几千万的股东，要想遴选出一支德能勤绩样样过硬的经营班子，委实不易，比如说，成本如何降低？效率怎样提高？经过反复探索不断试错，有一拨脑瓜子灵活的家伙提出政党竞标的办法，大家共同委托人力资源这种专用公司，凭借中介组织的优势，在市场上物色合适的人选，既能赋予经营班子经营股份公司的合法性，又能通过这支精干的队伍，制定推动公司发展的方针政策，最终让公司盈利让股东获取价值。 　　 　　我觉得，这个“人力资源公司”，在国家或者地区层面，就是政党。如果市场上只有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就让这家“人力资源公司”组织推荐经营班子。如果市场上有两家或者两家以上“人力资源公司”，就采用招投标的方式，让他们彼此竞争，由胜出者组建经营班子。 　　 　　雷震筹备中国民主党的时候，台湾岛上除了国民党，还有两家“人力资源公司”，根据法理，他们也有参与投标的资格。可是，现实让雷震沮丧，他们的脑子都长在国民党身上，既不敢跟国民党竞标，也没有实力竞标，睁一眼闭一眼，任由国民党暗箱操作。没辙了，他拉拢一拨志同道合的公民，筹备中国民主党，试图让我所说的招投标公平公开公正。 　　 　　这真是太岁头上动土，老蒋怒了，关闭了他在1949年亲自许可创办的《自由中国》，编制了一个煽动叛乱的罪名，咣当一声，把昔日的老部下扔进大狱。不管老朋友们怎样求情，老蒋不改初衷。以宪法学家的眼光观之，老蒋确实是胡来。组党，是宪法意义上的政党自由，是“中华民国”宪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结社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可以干某件事的权利。政党自由，是每个公民所享有的组建政党、参与政党活动的权利。雷震是“中华民国”宪法所认同的公民，当然享有政党自由。只要雷震按照法定的程序去组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蒋介石和台湾当局不能剥夺他的政党自由。很多年以后，“中华民国”政府大张旗鼓地为雷震平反，说到底，是对雷震所享有的政党自由的承认。 　　 　　然而，当时，老蒋眼中没有政党自由，雷震的十年徒刑没有打一点折扣。日月如梭，光阴似箭，眼见刑期将满，雷震在狱中写下一副对联：十年岁月等闲度，一生事业尽消磨。横批是：所幸健在。他渴望出狱，他的家人更是如此，但是，国民党不放心，怕他出狱后兴风作浪，搅乱“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在法律之外，蛮横地提出两个释放条件：一个是请政治地位显赫的社会贤达担保；二是写下永不犯乱的保证书。 　　 　　雷震出狱后，念及保人、保证书，不敢造次，反对党的政治主张却从未放弃，让政党招投标之念仍然不死。憋了一年，他忍不住给昔日的老领导蒋介石等五人写了一份“万言书”，其中一条，劝老蒋放弃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万言书”连沉海的石头都不如，没有回响，什么都没有。又过了八年，雷震去世了。墓碑上的一行字，是他生前亲自题写的，是关于自己生前的职衔：“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 　　 　　 http://www.eeo.com.cn/2012/0313/222604.shtml

　　 作者：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日期：2012-03-16 　　 　　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帝国转向现代国家，思想出现断层，胡适躬逢其时，汇通中学西学，成为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知识界领袖。他是“有意识地为引导中国转变而作准备的人”，至于他“行”到何种程度，一言以蔽之：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小伙子，就以邮票为例吧，它之所以有用，就在于它能够一心一意粘在一个东西上，一直到它达到目的地为止。”1910年9月，19岁的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新生注册的廊道里读到首任校长Andrew White的欢迎信，校长引美国作家Josh Billings的这句话来勉励六百多名新人，其中包括19名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庚款留美学生。 　　 　　　　赴美邮轮上，同届被录取的赵元任记下了胡适当年的样貌：“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讲话时喜欢把辫子用力一甩，生气时就说要把辫子拿掉；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大清国男子的辫子，包含了子民的政治意味和与传统相联的文化意味。胡适的那条辫子，很快在美国剪掉了，寄回老家保存。 　　 　　　　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是胡适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此前，他从安徽绩溪上庄到上海求学、谋事6年，做通了古文、接触了新学、浸淫着报纸政论、经历过学潮、代过低班英文课、教过华童公学国文、当过《竞业旬报》编辑，笔下流露旧文人腔调：列位看官、兄弟、在下、一塌刮辣子、坍台……还有过一段靠典当度日、跟留日革命党人厮混的荒唐生活——有人根据他留下的《藏晖室札记》作了统计：59天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喝花洒/打茶围10次。最后一次满身污泥穿了一只皮鞋在巡捕房醒来，过审之后才明白自己醉酒殴打了巡捕。 　　 　　　　胡适回家照着镜子，觉得不堪，觉得对不起守寡的母亲，又感“天生我才必有用”，于是痛改前非，闭门读书两个月，赴京赶考庚款留美官费。那是第二届招考，录取70名，胡适名列第55。 　　 　　　　如果不是这个机会，胡适终其一生恐怕只是上海滩挣扎谋生一文人。他的部分禀性此时已经成形，比如国家概念初具，凡事必谈爱国；名誉心重，好为人师，兼有修身进德的焦虑；对嗜好沉溺极深；对金钱不太在意——他生来不是个省吃俭用的人，其慷慨和对金钱的流水态度，延续终生。然而，校长寄语中可粘附一生的东西，从登上开往旧金山邮轮的那一刻起，才刚刚向他展开。 　　 　　　　在美国究竟学到什么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5年是他一生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奠定了他在文学、哲学、政治学上的基本素养，但也是他一生中最不为人知的阶段。美国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勇振“上穷碧落下黄泉”，查阅了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存档、校报和同期中国留学生的回忆录，亲赴北京、台北手抄那些尚未出版的资料，甚至遍读胡适当年读过的哲学著作，为我们厘清了“胡适在美国究竟学到些什么”——近百年来，多少人质疑胡适的西学根柢，尤其是那张迟到10年的博士文凭。 　　 　　　　初进康大时，胡适学农，“想作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他自况并告友人“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但他出国的行囊里，还装有一千三百卷线装古籍。经历了数青蛙头的生物学课、区分三十多种苹果的果树学课，学过洗马、剪树、接种、捉虫，3个学期后，胡适终于认清自己的兴趣，转向哲学、文学，“旁及政治”。 　　 　　　　康大5年，胡适一共选修了14门哲学课，转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拜在杜威门下的两年，只修4门，江勇振因此认为，胡适西方哲学的基本训练是在康大完成的。此外，他选修7门政治学课、5门历史课，还涉猎英国文学、心理学、美术史和建筑学。政治课中，“美国的政党制度”得分最高：88分；心理学也学得颇好：92分。 　　 　　　　康奈尔时代的胡适，已充分显出社会活动家气质。他1914年结识韦莲司，在给她的信中坦白：“我在康奈尔太有名了，我的名气让我荒废了课业。”他花费大量时间到处演讲，错过哲学教授布置的任务，也没能申请到在哲学研究院第二年的奖学金。 　　 　　　　1958年12月，历史学家何炳棣曾在胡适台湾南港新居做客6日，亲睹往来鸿儒白丁。某晚稍闲，何问：“胡先生，据我揣测，您生平醒的时间恐怕2/3都用在会客，对不对?”胡适沉思片刻，说大概与事实相差不远。其实早在求学时代，他就已面临做学问和社会活动在时间上的分配，1915年7月5日的日记里说：当天下午，他本想静心读书，刚翻过20页，吕君来访，Mr.C来访，Mr.T又来访，于是半天过去。地方小，人头熟，无处藏身，胡适开始向往大城市。在致母亲的家书中提到，这也是他转学原因之一。 　　 　　　　胡适到66岁还总说不知自己的专业是什么，江勇振根据他求学时代的时间安排和行踪，列出他真正的喜好：文学和政治，哲学倒在其次。回国后的1922年，面对鲁迅相劝“多在文学上努力”，胡适坦白：“对文学没有野心，只有偶尔一发的冲动”。他这一生着力最多的，不言自明。江勇振指出，从康大转到哥大，胡适在学业上最大的成就，不是从此成为一个杜威式的实验主义者，而是汇通了中西考证学，奠定了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石。 　　 　　　　对政治的恒久兴趣 　　 　　　　胡适回国后的许多重要主张和某些“开风气之先”，都可在这一时期寻到源头。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上溯康大布尔教授开的“容忍史”课；“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改良”，很可能受教于韦莲司父亲（康大古生物学教授）的智性言论；开创了胡适体新诗的《关不住了》，其实是受维多利亚时期英诗及其遗风影响；借用西方“文艺复兴”概念，是1917年6月19日在归国的火车上读薛谢儿女士（Edith Sichel）《再生时代》（Renaissance）产生的“灵感”……而对于中国时局和前途的种种看法，得益于同“世界大熔炉”里的师友尤其是红颜知己韦莲司的思想碰撞。 　　 　　　　胡适对政治产生“恒久的兴趣”，也始于这一时期。去国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在课堂上学习美国的政治制度（恰逢美国大选年，观察、比照、寄望是自觉自然的），亲历了两届总统大选（起先是老罗斯福的支持者，佩戴进步党公鹿徽章在校内走动；没有投票权，但主持过一场由53名学生参加的模拟投票），在第五大道上站立3小时看四万多市民为争取妇女参政权游行，还目睹了老师杜威积极参与的身影……耳濡目染及其天性，令他投身其中，认定积极参政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这“责任”，他践行到老。 　　 　　　　他希望自己对政治是超然的，早早定下了“在野”的立场。在写给韦莲司的信中，他说：“我在野反而会比从政更有影响力。”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他说：“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 　　 　　　　然而，他又做不到真正的超然。蒋介石请他做驻美大使，他推辞了一次就接受。可任命书迟迟不来，他就问政府中人：不是让我做大使吗，怎么任命书还不来？结果人家告诉他，委员长还等着你推辞第二次呢。那是斯文尚未扫地的时代，官场规则是推辞两次才接受任命。这一方面说明他不懂官场文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政治的“心热”——尽管出使前也为当了“过河卒子”而自嘲——学者罗志田说，那个时代的人，假如给机会，可能都愿意干政治。 　　 　　　　在他留学时期，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不断传来的消息，比如鲁汶因不降而受屠，布鲁塞尔因求降而独存，令他的政治立场不断衍变：从狭隘的民族主义，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主义，到不抵抗主义、仲裁主义，最后又返回到以爱国为前提的世界大同。他用英文写给外国人看的，几乎全是在替这个古老的国家和不争气的政府挣面子；1954年他与吴国桢在美国打笔仗，甚至写下很可以令自己蒙尘的“台湾是多么自由”，都是他那颗爱国心“内外有别”的表现。 　　 　　　　他对西方文明的“体贴”和“适之”在那一辈留学生中是个异数，他的眼光也比同时期大多数留洋者开阔长远。因为看得远，想以教育树人先行，然后再行政治改良，所以回国之初声称“二十年不谈政治”，热心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自然而然汇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队列，最先向旧文学发难。 　　 　　　　与同时代多数青年一样，胡适受进化论影响至深（胡适之这名字就来自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带给中国知识人的一大认知症候是：新的比旧的好，西洋的比传统的好，自晚清一路而来的巨变和挫折都被归结为新旧的不能两立。所以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超越前人的反传统程度，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影响，是比辛亥革命斩绝君统更为深刻的社会观念之变。胡适虽是其中与传统决裂得较温和的一位，却无法改变时代的洪流。 　　 　　　　所以，当新文化运动经“五四”发酵转而变为政治运动时，他认为是“一种干扰”（唐德刚认为这两个运动有必然的因果）。他的文艺复兴理想，和血脉贲张的“新青年”、和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一味趋“左”的主流，终难匹配。 　　 　　　　“问题”和“主义”之争的另一层 　　 　　　　“五四”是大规模输入“主义”的时代。胡适所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在当时其实是中道，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兑，一是左翼激进主义，一是左翼保守主义。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展开“问题与主义”的笔战，多少可以看出当时“新词”的滥觞。鲁迅曾说，“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道：“因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的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 　　 　　　　实际上，胡适在这场论争中，不仅拒绝了空谈，还表现出他对当时知识界流行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式“根本解决”或“根本改造”的反思与洞见。因此也成为1950年代初大陆清算胡适思想的一条：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论战。 　　 　　　　“根本解决”，从此稳定而富强，是大多数国人的梦想。然而，“根本解决”之中暗藏何种破坏性因素，多半为趋新者所不察。从总体上看，当时的共产党人主张采用苏俄的急进式方法来整体解决中国问题，李大钊的思路即是：马列主义为严峻现实提供根本解决之道，其高度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能把大多数人动员和组织起来。所以，当时的星星之火，携着“主义”燎原。 　　 　　　　胡适则“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屠杀的根苗……”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几十年间，我们的确目睹了各种“盲动残忍的劣根性”，各种“相屠杀的根苗”，沿着“反右”、“文革”一路延伸。 　　 　　　　社会残酷是有前因的。“五四”催生出一代不宽容、心态褊急、好以常识抬扛的“新青年”，而胡适主张的容忍和自由始终没能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来。于是之后几代人，收获“报应”。 　　 　　　　1990年代初，当“黑猫白猫”论渐为国人接纳，唐德刚忍不住要幽它一默：“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不就是“黑猫白猫”嘛，如若不然，哪来（当时）1400万个体户？这种避开“主义”纠缠而注重实践的清醒，恰与“胡学之正宗”一脉相承。 　　 　　　　“肤浅”的自由主义，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有一句饱受学界诟病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980年代初，林毓生先生在评点这一方法论时，说胡适犯了形式主义的谬误、肤浅、含混与庸俗。他说：“任何问题经过胡适肤浅的心灵接触以后，都会变得很肤浅。”自此，若不说“胡适肤浅”，仿佛自己就“肤浅”了。 　　 　　　　江勇振就此论出处展开追索：沿着胡适在康奈尔的哲学老师克雷登，一路上溯到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位老师赫歇尔和惠维尔。赫歇尔说建构假设有3个方法，其一是：“先立下一个大胆的假设，把它定成一个特殊的定律，然后通过检视其结果与对比事实来求证。”所以，它实在不是胡适的发明。 　　 　　　　而且，它也并非出自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主题先行，再用“发现的事实”（人工选择及处理的事实）来证明它、赋予它意义，这一方法从杜威的哲学看，犯了认识论二分法的谬误，也就是把思考和事实划为二元对立的谬误。打个比方，山上岩石里有铁矿石，这是“粗犷的素材”，但在人类把它们提炼成铁或钢之前，它们的存在和其他岩石一样，对人类不具有任何意义；炼铁炼钢的技术如同人的思考（其中包含选择，而选择就意味着主题先导），在这条脉络之下，被人类赋予的意义才会诞生。 　　 　　　　就哲学而言，胡适并不是杜威实验主义在中国的传人，在他头脑中日益深固的是实证主义（但他自己浑然不觉），他一生的口头禅就是：“拿证据来。” 　　 　　　　至于胡适就自由主义表现出的“学理含混”的一面，学者邵建分析说，从林毓生——追随哈耶克研究自由主义谱系的学者角度看，胡适当然肤浅；他实在是没拿自由主义当学问来做，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政治上成为一个稳健的自由主义者。 　　 　　　　1917年，北大学生傅斯年经顾颉刚介绍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哲学系赶走（北大才子有此传统）。傅斯年听了几次课后评价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余英时对1947-1948年间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尤为看重，因为当时最“时髦”的思潮是无产阶级专政，而胡适坚定地认为“那民主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全世界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30年来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潮流，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这言论在当时是最犯众怒的，但他仍到处宣讲，千言万语，不过是“民主政治，只是政治统治须得人民同意”、“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最基本权利是自由”。 　　 　　　　“他什么都没有完成，却开创了一切” 　　 　　　　适之说不要过生日 生日偏偏到了 　　 　　　　我们一班爱起哄的 又来跟你闹了 　　 　　　　今年你有四十岁了都 我们有点要叫你老前辈了都 　　 　　　　天天儿听见你提倡这样提倡那样 觉得你真是有点对了都 　　 　　　　你是提倡物质文明的咯 所以我们就来吃你的面 　　 　　　　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咯 所以我们就都进了研究院 　　 　　　　你是提倡白话文学的咯 所以我们就啰啰嗦嗦写上了一大片 　　 　　　　这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保存的一片手写白话诗，写诗的是“同学少年”赵元任，代表当时中研院同人顾颉刚、傅斯年、李济、毛子水、陈寅恪等，为1930年的胡适祝寿。 　　 　　　　周质平找到1941年12月15日美国《生活》杂志上一篇名为《胡适大使》的文章，作者Ernest Hauser对中华民国的成立提出一个新颖的看法：“孙中山是民主中国的创建者，胡适，在相当程度上，赋予这个新生的中国以学术上和语文上的新意义。” 　　 　　　　周质平以为这一论断颇有见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但在胡适出现之前，这“民国”并无多少新内容——1912年，在中国住了近三十年的英国人布兰德在美巡回演说，到处宣扬这个所谓的“民国”不过是 “新瓶装旧酒”而已。 　　 　　　　“试想将白话文、批判旧传统、整理国故、小说考证、问题与主义及科玄之争，乃至丧礼改革、妇女解放等等以胡适为中心的改革运动从民国抽离，至少文化上的民国只是一个空壳子。换句话说，辛亥革命如果不能继之以新文化运动，民国将少了许多新意和光彩。孙中山和胡适，一主政治，一主文化，前后呼应，相辅相成。” 　　 　　　　1922年8月15日，《努力》周报的一位读者致信胡适：“一般青年对于先生，倒好像上海人无论买什么东西，都先要到先施、永安去问一问，这实在是先生的荣誉，亦是先生的责任。”“整理国故”变成“风潮”之际，陈西滢也曾挖苦“结果是线装书的价钱，十年以来，涨了二三倍”。可见胡适在当时的影响。 　　 　　　　回国十多年里，胡适忙于“开山”，在问学上表现出哲学家伯林所谓的“狐狸”式的东张西望。他涉猎的领域包括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和红学，多有“抛砖引玉”之作，还有36个博士头衔。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颇受赞誉，因他率先引入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先秦哲学。但终其一生，他也没能写出下卷，被讥为“善著上卷书”或“胡一半”。 　　 　　　　胡适一生发过好几次宏愿要把他的哲学史/思想史写完，但他一时对整理《诗经》产生兴趣，一时因替王国维作跋而有意重写《两汉博士制度考》，半年后转为《水经注》吸引，旋即又动念作《东原年谱》……排除兴趣太多、分心太多，江勇振发现，如果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非“下死功夫”而不得，那么，他的一半之憾实在是“予不得已也！”。 　　 　　　　然而，学术上的心有旁骛并不影响他在知识上的诚实。何炳棣记下一次二人交往中“最重要的谈话”——1960年8月18日，趁着“太太出去打麻将二十个钟头以上还没回家”，趁着谈兴正浓，胡适严肃地坦白：“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等等……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这番话使我肃然起敬，使我深深感觉到胡先生这人物要比我平素所想象的还要‘大’；惟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会讲出如此坦诚的话。这番话他生平可能只讲过一次。”何炳棣亦坦白：“我对胡先生的景仰之处决不是他的史学，而是他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地位。” 　　 　　　　学术上的不能登峰造极并未削弱、可能反而成全了他的影响力。余英时在谈及这一点时说： “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他的开风气之功隐藏在‘五四’遗产之中，至今对知识人产生着影响。”“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 　　 　　　　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帝国转向现代国家，思想出现断层，胡适躬逢其时，汇通中学西学，成为影响力最大最长久的知识界领袖。他在留学之初就立志日后成为国人的导师，罗志田因此说，胡适是“有意识地为引导中国转变而作准备的人”。 　　 　　　　至于他“行”到何种程度，邵建一言蔽之：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曾对国民党寄予厚望 　　 　　　　从晚清到民国，从辛亥到“五四”，胡适关切、思索的政题太多，须打量的政治人物也太多：从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黄兴，到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他与他们，是由远及近，由观望、仰慕、臧否，到结识、交往、言浅言深的关系。 　　 　　　　对于清王朝覆灭后的中国，他向往的是一个政治清明、上轨道的现代政府，最好，是美国式的。但那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弄不清民主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1906年4月10日的日记里，胡适记下了国人以为选举就是“我想选谁就选谁”而无须候选人的。况且，近代中国从西方汲取的公民理念偏重于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却忽视了公德心、热心公共事务的面向。而1920年代胡适在创办《努力》时期推崇的“好政府”、“好人政治”，说到底，是英美式的精英政治，是远离一般民众的“书生政治”。所以罗志田说：“胡适总想把美国‘治世’的方法用到处于‘乱世’的近代中国来，药虽灵但不对症，当然也就治不了中国的‘病’。” 　　 　　　　胡适自始至终反对袁世凯，对孙中山则有褒有贬。北伐革命时，他对国民党寄予厚望，此后从批评孙中山（“上帝尚可批评，何况孙中山”）一路批评到蒋介石（“生平不曾梦见共和体制是什么样子”），当然他自有分寸和言说技巧。但如学者邵建所言：从打拼的革命党到坐庄的执政党，一直到蒋介石退出历史舞台，国民党都没有很好地完成从江湖会社到现代政党的转型。他一生对这个政党/政权的寄情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 　　 　　　　学者钱永祥说，在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尤其在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当权者往往有较高的善意期待。所以，与其说胡适寄情国民党，不如说他寄情于民主、法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1930年代，当胡适的自由主义友人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发生动摇，在《独立评论》上主张“专制”是建国的有效方法、建国成功后再建立民主不迟时，胡适早已走出莫斯科之行前后对“专制”思想的摇摆，一步也不肯退让，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造就一个真正稳定的现代国家。而且，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 　　 　　　　蒋介石日记中的“诤友”或“狂人” 　　 　　　　胡适一生中的数张剪影再度定格—— 　　 　　　　18岁在上海“学作新民”的胡适，有着宽大的额头和窄小的下巴，长衫领子撑起细瘦的颈，目光清润腼腆。 　　 　　　　1930-1940年代的胡适博士，中小型身材，流利的英文中略带一点下江音，脸上常带“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1940年代中后期，张爱玲在报纸上看到战后回国的胡适大使，“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 　　 　　　　1950年代初寓居纽约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之父”，端正，鬓白，谈笑风生。 　　 　　　　1960年代初在台湾的胡院长，清癯，疲惫，但还在笑。 　　 　　　　余英时交叉对比3份史料发现：1950年6月23日美国国务院次长Dean Rusk曾约谈胡适，想说服他出面领导反共亲美人士，以取代蒋介石的政权，这也是中情局的意图。但胡适对此毫无兴趣。 　　 　　　　1950年代初的美国政府对胡适背后那个“自由中国”的态度远比抗战时期冷淡。胡适时常遭遇政治冷脸，又无意在学界立足（也很难立足，有跟美国教授“抢饭吃”的嫌隙），日常生活陷入困窘。杨金荣研究胡适在美这段将近九年的生活发现：1950年7月至1952年6月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年薪5200美元，是他这一时期“惟一比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此后，年老体弱的胡适基本上靠有限的储蓄和养老金维持生计。他在1952年4月曾详细计算过每月开支，细分到房租、夫人、工人、洗衣、电气煤气、电话、报纸文具、圆桌俱乐部、食料、零用各项，共550美元。以此推算，每年约需6600美元。另外胡适常犯心脏病，医疗费也是很大的负担。杨金荣认为，经济困窘是胡适决定1958年返台定居的主要原因。 　　 　　　　陈红民检索台北“蒋中正档案”函电发现，这一时期蒋介石曾雪中送炭：1951年至1955年，蒋介石共通过在美国的官员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直到这位官员回台中止。但整个1950年代，也是蒋介石与自由主义分子越走越远，直至深恶痛绝的时期。表现在日记中，是对胡适由“诤友”、“金石之言”、“甚感动”到痛斥其人“狂妄荒谬”、“无耻”、“自私”的转变。 　　 　　　　胡适是《自由中国》名义上的发行人，虽与实际操作者雷震、殷海光等人政治目的不同，但其主张和言论越来越多地触到蒋介石孜孜建立的威权政府的痛处。他主张以宪政民主治国，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而代之以民选，他建议国民党内部自行分化出两三个党而实现所谓“多党制”——这“毁党救国”之议在蒋介石看来简直跟共产党的心思如出一辙。 　　 　　　　原是国民党高官的雷震直接付诸行动。他接连在《自由中国》上“七论反对党”，到决意组建“中国民主党”时，降临的是10年牢狱之灾，且未经司法程序，直接交付军法。这件事对胡适的刺激非常大，是他晚年与蒋介石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它已触及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底线。然而彼时的胡适，除了一谏再谏，要求统治者“施恩开仁”外，实在无可奈何。他自己，也在舆论抨击和内疚不安中，度过了生命中最痛苦的尾声。 　　 　　　　早在1920年，胡适就知道自己“心脏的活门不大灵活，出血不止可能就会送命”，但他乐于“一径向前”，人生态度写满“积极”二字。晚年有人问他到处演讲、上午下午都要讲，是否辛苦，他说，把这些讲话当作好玩的事，就不辛苦了。 　　 　　　　1962年2月24日晚，胡适在中研院迎接新院士的酒会上讲完话，送客时跌倒，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瞻仰胡适遗容的第二天，蒋在日记中写下“盖棺”之论：“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这与蒋介石那副著名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可相参照。 　　 　　　　（附记：胡适留下两百多万字日记，《胡适全集》有44卷2000万字，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内仅胡适影像档案须用5-6个5000G硬盘才能下载完，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内所藏日记、信件、藏书等亦非皓首不能穷尽。资料浩瀚，若非一代又一代学者的用功，我们无法得到今天这般清晰的胡适生平及思想。在此鸣谢本文参考的唐德刚、周质平、余英时、林毓生、耿云志、江勇振、罗志田、邵建、陈仪深、陈红民等学者的著述，尤其是江勇振6大卷胡适最新传记《舍我其谁：胡适》已出版的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感谢黄克武、程巢父先生对本刊采访提供的指点和帮助。也感谢台湾商界人士陈宏正对胡适研究的慷慨资助，许多受访学者都提到，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成果。）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章立凡  |  评论(0)  | 标签: 重庆 , 陪都 , 民主党派 , 章立凡 渝州归来记 章立凡 　　渝州，抗战之陪都，民主宪政运动之发祥地也。胜利前夕，国民参政員褚辅成、黄炎培、 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访延安，毛与黄作“窑洞对”，标榜“民主新路”，四年而得天下。越一甲子，薄节度使出镇渝州，唱红打黑，天下震动，复以 “唱、传、讲、读”四字治渝，俨然延安圣地也。 　　 　　半月前，接获渝州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请柬，邀请光临三月廿九日之开馆仪式。瞻仰抗战陪都，凭吊“民主之家”为平生夙愿，顺便可观“红色文化”，遂应之。查其日程安排：廿八日报到，廿九日上午开馆式，下午解散，自由活动。余以事繁，决定偕内子“打飞的”一日往返。遂购不可更改之打折机票，意在为主人省钱，毕竟乃纳税人血汗。 　　 　　廿八日下午登机时，得知公务舱已全满，薄使君、杜工部携各大官帽瓶同行；心知有热闹，原以为是一普通开馆式，此回必升格。乘务小生窃喜曰：此航班必不误点。果然正点起飞，提前15分钟落地。登机舱桥下警扈云集，戒备森严，使君偕众大员于专梯拾级而下，登车绝尘而去。然后乘客放行，纪念馆有人来接，同机 抵达者致公党陈其尤两公子及孙女、台盟苏子衡公子、九三许德珩孙及邓稼先子（两家为姻亲，许女即邓夫人）。 　　 　　因机场高速路维修，交通堵塞，历二小时至上清寺东方花苑宾馆下榻。晚餐后索嘉宾名单观之，有李济深、沈钧儒、邵力子、张奚若、许德珩、陈其尤、周培 源、谢冰心、鲜英、范朴斋、康心如等后人，集第三方面遗少之大成，二代多已龙钟，我最少也；三代或较年轻，然亦有长于我者。复得知，原定日程表已全部更 改，廿九日上午改为参观三峡博物馆，下午二时三十分集体乘车往纪念馆如仪，当晚设有火锅宴招待，次日自由活动及返程。又闻薄使已派人索阅名单云云。 　　 　　此番改动盖专为使君故，余之私人活动计划全部打乱，不得不重新安排。当晚，作家Z女士来访，携其同访老友W君，与米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 君女士，《蒋介石日记》及蒋、孔、宋档案把总关人宋曹琍璇女士（宋子安儿媳）晤面，畅谈两朝文献掌故，曹女士述蒋夫人后事甚详。 　　 　　廿九日早餐后，嘉宾集合，步行前往人民广场三峡博物馆参观，馆体似一大坟，展品无甚可观者。不知何故，馆内采光尚好而阴冷异常，内子连呼“阴气太 重”，于是提前出馆，与渝州画家T君会合，同回酒店小叙。此行观览街景，除曾见一“老社长知青火锅店”外，未睹“红色文化”风采，心存憾然。画家云，“唱 传讲读”皆官方行为，于民间日常生活无特殊影响。 　　 　　十二时偕内子往三楼午餐，同席者周培源女、范朴斋子、康心如孙、沈钧儒孙女及同机之陈其尤家属，其中康先生、沈女士乃旧相识。席间各报家门，周女士马 上叫出我名字，余曰：我曾是令堂大人的学生，她留给我的仍是当年十分美好的形象（周老夫人以一代美人闻名遐迩，晚年瘫痪二十余年，年九十九而终）。范先生 则云曾有信致余，甚认同余对民主党派史之观点，其创建理念传承已断。余答：清明将至，本人此行只为凭吊先辈们消逝之民主宪政理想。 　　下午二时许，众嘉宾提前集合大堂，乘大巴赴开馆式会场。因政要云集交通管制，车行如龟，余乘机在座位上打一小盹，醒时已达，历时约半小时。从酒店至陈 列馆，步行只需十分钟。盖为保安故，嘉宾改为集中车运，实乃脱裤放屁。穿越警戒线，至馆门前指定区域立定，薄使率众大员至，拾级上至阶顶平台，使君华丽转 身，以优雅风姿挥手致意，群呼鼓掌。莅会者，除中枢杜工部（全称统一战线工作部）、渝州黄藩司外，尚有八大官帽花瓶党、商会及无党派之一二品魁首。 　　 　　黄藩司主持仪式，杜工部、薄使君及官帽大瓶代表先后致辞，甚冗长，嘉宾不耐，遂相率于原地结伴拍照，李济深、周培源女公子，范公子、康少爷等先后共余 夫妇合影。其间邵力子孙婿孙先生，携致民革周铁农主席之大信封及《江南诗词》杂志一叠，欲上阶呈送，为警卫所阻，大愤，高声斥责渝方有失待客之道，怠慢高 龄嘉宾云云，纪念馆工作人员婉劝之，犹争执不已。 　　 　　高官致辞毕，入馆内参观，众亦蜂拥而入。使君等例听讲解，行进甚缓，余等不耐其慢，遂接受冰心之女吴教授建议，呈电梯直达四楼，自上而下参观。参观中遇鲁迅之孙周君，彼亦将返沪，匆匆握别曰：还原历史，我等之工作相同（本人名刺眉书“还原历史，奉献常识”）。 走马观花到二楼，使君等尚在徐行中，遂至二楼平台，入特园旧址参观毕，至一楼大厅，劭公孙婿孙先生犹抗议未已。余夫妇返宾馆，孙亦被劝回，渠因激动过度心 脏不适，馆方已延医出诊。索其《江南诗词》杂志阅之，主文为《邵力子与中国共产党》，有一定之史料价值。以劭公之中共创党及国民党元老双重资望，子孙献书 或无不可，无奈即便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扈从只认纱帽不认人。 　　于是登楼入客房稍息，携行囊至大堂登车，逃席火锅宴。顺抵机场，误点半小时起飞，准时平安抵京，全程往返计廿九小时。归家次第上网、入睡，一夕无话。今日无事，遂记之；又剥李太白诗，题曰《冷观》，附录于此： 　　 　　双飞往返白云间，千里渝州一日还。 　　两代炎凉观眼底，共和犹隔万重山。 　　　　　　　　 　　　　　　　　 公元贰零壹壹年叁月叁拾日 记于京师风雨读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