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

歷經20多年快速的經濟成長後，中國已成為與美國、歐洲並駕齊驅的經濟體。當2008、09年全球經濟陷入「大衰退」時，中國透過大規模的激勵措施快速走出泥淖，協助全球經濟邁向復甦，讓世人刮目相看，甚至產生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是否優於西方式資本主義的討論。因此當2012年歐債危機擴大致歐元區經濟再次陷入衰退，而美國因持續去槓桿化而陷入低迷成長之際，世人不免期待中國能像上次金融海嘯般，再次引領全球經濟走出低谷。 　持平而論，與其說「大衰退」時期中國扮演帶領全球經濟走出低谷的角色，不如說當時已開發國家與新興國家共同政策激勵，剛好提供中國一個良好環境，讓其以投資與出口帶動的成長模式得以發揮。然而，這樣的成長模式是難以持續的。特別是「大衰退」時期寬鬆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已衍生許多後遺症。其中，歐元區的財政激勵政策成為當前歐債危機的導火線，美國也因為持續性的財政赤字，致債信評等遭調降。更甚者，美國從2011年起每年年底都必須面對是否延長減稅與調高債務比上限的政治問題。此外，美、歐央行在利率降至低檔後，持續推出各種非傳統性貨幣政策，不但未能成功地帶動銀行增加信貸，反而造成熱錢四處流竄，致各類資產價格劇烈波動。因此，2008、09年這種為經濟打強心針的激勵方式勢必無以為繼，造成目前全球經濟陷入低迷狀態。 　事後來看，2008、09年中國所推出的激勵政策雖然快速地提升經濟成長率，但卻留下長期性問題。也因此，中國於當前全球經濟再次趨緩之際，對於是否再次使用前次速效的激勵經濟方法感到猶豫。事實上，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將資源導向其認為具有成長性的部門。短期而言，它固然可以達到快速提升經濟成長的目的，但長期來說，若操作不當，將會導致資源利用的無效率，甚至形成經濟的結構性問題。 　具體地說，2008年面對全球經濟嚴重衰退，中國推出4兆人民幣的振興計畫並對銀行放款採取放任的態度。以4兆人民幣振興計畫來說，由於中國中央與地方政府處於財權與事權不對稱，且地方政府過於追求GDP成長表現，致地方政府多以追求短期但高報酬的產業目標，形成浪費、貪腐、圖利等弊病，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投資，甚至產生一群因政府政策而獲益的既得利益者。例如，重慶市在前市委書記薄熙來主政期間，大舉借貸主導基礎建設投資，一度締造重慶高達16.4％的驚人經濟成長。但重慶市每年花費大筆經費在植樹計畫、修建人行天橋等上面，形成巨大浪費。 　放任的貸款態度則造成房地產泡沫以及產業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惠譽信評統計，2008年中國信貸占GDP比僅53％，然到2011年該比例卻升高至175％。快速膨脹的貸款造成中國銀行業面臨潛在的壞帳問題，並影響其金融穩定性。此外，由於中國金融體系大多掌握在政府手上，因此銀行業往往會按照政策風向來決定放款對象。例如，金融海嘯後，中國亟欲進行產業升級，特別著重於節能產業的發展，銀行乃將貸款大量投放至太陽能產業，再搭配政府的補助，中國太陽能板的全球市占率居然從2001年的1％快速上升至2011年的56％，造成太陽能板價格大跌，部分公司甚至出現嚴重虧損。其實在此之前，水泥、煉鋁等重工業也曾因政策引導而出現產能過剩問題。由此可知，這種忽略價格機制而過度重視發展方向的國家資本主義，很容易引發結構性問題。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於2012年下半年召開，屆時將進行權力交棒。為讓交棒順利，經濟平穩發展當是目前中國當局的核心政策思維。在全球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下半年中國應會採取擴張性政策。但如推出類如2008年的激勵措施，則中國結構性問題與既得利益者的不公平獲利可能惡化。其實，中國真正需要的是結構轉型為以消費為主，並以服務業創造工作機會的經濟。結構改革亦非以行政命令要求企業提高薪資即可達成，而是須透過打破既有制度與規則，甚至大刀闊斧切斷利益輸送帶，讓資源利用更具效率。此外，目前中國社會保障不足，民眾對未來預期不穩定，只得透過儲蓄自保。顯見唯有建立周全的社會保障與安全網，居民生活受到保障，才有擴大消費、降低儲蓄率的可能，要求企業提高薪資只是治標的方式。 　雖然至今中國仍然可以保有高度的經濟成長，但在經濟成長背後潛藏的是結構失衡與無法持續的問題。因此，中國是否有魄力於全球經濟走緩之際進行必要的改革，帶領經濟走向可持續成長的路徑，才是其能否在未來繼續支撐全球經濟成長的關鍵。 台灣 中國時報

时间不会自动带来真相，哪怕屠城者年岁渐老，也未有良知发现。遗忘与拒绝、篡改与复原，尚需民间持续施压和保留屠杀记忆。限於篇幅，仅对两本书作以浅析。 继《李鹏日记》后，《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也在六四屠杀二十三周年前夕出版。难说不是效仿。垂垂老矣，二者在晚年抛出所谓日记和亲述，这反而显得他们急於撇清罪责。一些史学家们，往往因为文中披露信息资料，而对书籍作出推荐，进而对这两位屠夫产生同情；而在受害者、亲历者眼中，两人仍然用谎言遮蔽真相，百般卸责，尚待清算。 如果李鹏和陈希同真有自信，该在大陆公开出版自己的作品，相反却在网络传播或在境外香港出版，这本身就足够讽刺。“六四”档案仍被官方封锁，这是谎言和暴力所支撑制度的傲慢和“自信”。作为一个整体──中共统治者，不管改良和改革的口号多么响亮，封闭落后的意识形态和专制制度并未有丝毫进步。他们固守着政经等所有资源，实施政治恐怖，不愿向民意妥协. 日记中呈现的李鹏，抱持“镇压有理”，其立场被部份人接受，他们不一定就是既得利益阶层，恰恰在於呼应这些人害怕社会动乱的心态.奴隶是文化与制度造就而出，哪怕自由和权利被剥夺殆尽.李鹏作为“六四”屠城主要决策者，罪责难辞；作为红二代，尽享权力荣耀之后，竟可全身而退，安享晚年。 陈希同则不同，既是制度受益者，也是权力斗争失败者。他在“六四”屠城所扮演的角色，尚待官方档案揭秘证实。但是并非如他所言，仅是“傀儡”、否认“戒严总指挥”。而他作为贪污犯，要看用哪个标准衡量，不说西方标准，仅按香港和台湾官员清廉标准，每个大陆官员都是贪污犯，他岂能例外。屠城与贪污，完全是两码事，各负罪责。权斗失败，更不是为其屠城和贪污脱责的理由。 李鹏坚决捍卫镇压有理，陈希同百般卸责洗白。可以确认的是，这是李鹏真实意图表达，而陈希同对中共既爱又恨。不要期望他俩良心发现，即使进入地狱，也不会向被他们屠杀的数千人民洒下泪水。即使全世界都被他们蒙蔽，“六四”屠城时担任总理、市长，依据常识人们明白，他俩手上有血债。 “六四”屠城，必须受到清算。一则清算决策者和执行者，二则清算制度，而后者却往往被人们忽视。对於一个具有悠久专制独裁传统的国家，清算制度尤为重要，它关乎对几代人心灵和精神遭受伤害的恢复与再造。中国制度民主转型正在起步，清算就显得迫切和必要，清算就是追究历任当权者的刑事责任。真相──清算──宽恕──和解，这是恢复社会正义、自我救赎的不二途径。 作者: 刘水，《动向》

中國時報 【鄭漢良】     　今天是香港回歸十五周年，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以辦喜事的心情舉辦慶典；除胡錦濤主席親臨香港出席慶祝儀式，為梁振英的新政府監誓，北京的國家博物館還舉辦香港回歸十五年的「成就展」。     　到底香港人本身又如何看待過去十五年回歸的「成就」呢？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近日發布兩項民調結果，在接近回歸十五周年之際，香港巿民對中國國民身分的自豪感比去年同期下跌四個百分比，跌至三七％，是十一年以來新低。稍早前港大的另一民調亦發現，港人對中國人身分認同，跌至十三年以來的新低，二十九歲或以下群組的認同率，更創歷年新低，認同本身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者，分數排名最後，比認同是世界公民還要低。     　其實北京在收回香港主權後，給了香港經濟上不少的好處。尤其在二○○三年爆發沙士疫情後，透過ＣＥＰＡ協議及自由行，刺激了香港的經濟活動。時至今天，雙方已簽署九份ＣＥＰＡ補充協議，自由行亦已擴大至多個省市。在此同時，為了鞏固香港作為地區金融中心以及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北京前後在香港總共發行了四次人民幣國債。在回歸十五周年之際，國務院發改委還宣布在港、深之間的前海經濟區設立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試驗區，將不僅會加深粵港合作，還能進一步通過惠港政策增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這麼多「好處」之下，香港社會的形勢不但不是一片大好，反而對中國的向心力江河日下。     　原因很多，最切身的感受就是香港的貧富懸殊差距越來越大。港府統計處上周宣布，香港的堅尼系數（吉尼系數）已創了四十年新高，達到○.五三七的水平。一般情況下，○.四以上貧富懸殊已是非常嚴重，香港情況可說是瀕臨「爆煲」邊緣。為了粉飾太平，統計處一反常態，故意在最新的數字上加油加醋，說是經過扣稅及福利轉移後，堅尼系數其實只是○.四七五，與二○○六年相同云云。心虛膽怯之情，溢於言表。     　事實證明，北京再多的好處，只像甘霖降落在炙熱大地上，表層的大財團、大商賈一下子把雨水吸個精光，流落至社會底層的，沒有一、兩滴。平民百姓又如何不認為北京的好處只是往大老闆的褲袋塞呢？     　人心最易拉攏的百姓尚且如此，渴望自由民主等核心價值的知識階層，又因為劉曉波、艾未未、陳光誠及李旺陽事件難免對北京產生疏離之感，神九升空升得更高、蛟龍潛水潛得更深，恐怕亦難以扭轉人心背向。     　今天正式上任特首的梁振英，其實對人心回歸這個問題相當重視，但卻模糊了焦點。他最近說，香港曾被殖民統治一百多年，要做好人心回歸的工作，或需要較長時間，包括國民教育等。他又指出，國家很大，有些港人對內地了解不多，需要給他們多點時間。     　將問題歸咎於一百多年的殖民歷史、歸咎於國民教育不夠、歸咎於港人因中國太大而對內地了解不多，顯然是斷錯了症，結果只會是下錯藥。     　在訪問中，梁振英有意適度改變香港行之有年的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倒是令人寄予一絲希望。他說，香港過去奉行「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現在應該要「適度有為」。他又說，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海嘯的應對經驗表明，政府對經濟發展不應完全放手，應干預時就要干預。     　目前我們無可得知梁振英的「適度有為」是指些甚麼，但假如他對香港長期以來所依賴的一套官商合作體制作出適度的調整，拿出魄力推動具有阻嚇力的公平競爭法，這或許可以幫助梁振英達到「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五年後比現在更高」的期望目標，對爭取人心回歸的工作也有所裨益。畢竟，這可能正是溫家寶總理經常所說的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