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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刚刚开除铁道部长刘志军的党籍，《环球时报》就精心炮制了一篇社评《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这是一篇明显带有倾向性的文章，文章主张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并希望民众理解！文章说：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有人说，只要“民主”了，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亚洲有很多“民主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印度等，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得多。文章希望民间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文章更是认为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 《环球时报》一贯的立场人民群众都很清楚，但为当今官场泛滥的腐败公开辩护并不多见，看来这份报纸不打算穿上什么客观公正的外衣，完全是赤膊上阵了。堂堂的铁道部长掌管中国上万亿的国家投资大权，在位期间究竟敛财多少人民群众现在仍不知道，然而围着他转的一个女人两年身家就暴增了40多亿，他的部下张曙光在美国拥有多处豪宅和巨款！而刘志军的责任不过是滥用职权为他人获取巨额利益；收受巨额贿赂；道德败坏；对铁路腐败负主要领导责任寥寥数语。《环球时报》不针对巨贪去深挖，偏偏要呼吁国人应该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而且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是要把腐败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 今天中国官场的腐败已成为一种常态，成为官员的一种生活方式。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人民群众对反腐早己失去了信心失去了耐心。面对日趋严峻的腐败现象，《环球时报》仍然公开主张允许中国适度腐败并希望民众理解，试问中国现阶段究竟贪腐多少算适度？如果按照严格的法律，只要贪腐5000元就要立案！然而这条法律从未在官场执行。过去贪腐十万百万算适度，后来贪腐百万千万算适度，现在动辄过亿也算适度了！类似于刚刚曝光的河南永城市委常务副秘书长长期奸淫幼女算不算适度？ 今天中国官场的腐败不是极少数，而是大多数，特别是很多党政部门已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官官相互的腐败集团。那些被查处的腐败份子，不过是从上到下的极少数牺牲品，腐败并不会阻得官员的升迁之路，因而腐败份子越来越公开越来越猖獗。 5月31日，由团中央主管的《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直指《环球时报》社论有关反腐败的言论是“官话套话大话空话”，是谬论。 中青报更在网络版“中青在线”的首页上用大号字体刊载了这篇文章，题目是《舍制度和民主外，反腐无解》，文章反驳《环球时报》社评称腐败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的观点，说对腐败零容忍是这个时代的普世价值，也是中央领导人反覆强调的主张。中青报的评论还说，对付腐败的关键是以制度将权力驯服，除了制度和民主之外，根治腐败别无他法。 文章还说，在目前腐败如此猖獗的情况下，为腐败提供理论支撑和藉口，腐败更加难以控制。假如接受此论，不去致力于制度反腐，不是以零容忍的姿态去严打严控严治腐败，而是让民众在心理上降低期待，反腐大业必将走入非常危险的境地。文章最后说，经济发展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腐败不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同样，发展也不是终结腐败的推进剂。舍制度之外，舍民主之外，反腐无解。 《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之后，《环球时报》编委王文更是亲自出马披挂上阵，矛头直指对当今当朝的腐败说事的“公知”。 王文回应称：像曹林等一批活跃人士愣是要往那个“宽容腐败”、“适度腐败”的方向去理解此文，除了秀出自己的理解力之外，恐怕是想当中国的“堂吉诃德”，想像一个大风车似的耙子，然后假装大战一番，接着再喊几句“民主”，以示自己在舆论中高调与正义的形象。 在中国，喊“反腐”一点都不稀奇，喊得再凶再狠都不稀奇，关键是要做。怎么做？怎么做得好？怎样以身作则地做得更好？中国有一批这样的“公知”，天天喊民主，却不允许别人批评他们的民主；天天喊自由，却只允许自己胡作非为的自由，于是，“公知”近年来的公信力面临巨大危机，甚至变成了过街老鼠。我希望，“反腐”的呐喊不要重走“公知”之路，不要演变成只许自己喊不许别人分析，只认为自己的反腐论证是对的、不允许别人不同看法的新一轮公信力危机。 王文再次为《环球时报》辩护：没有一个贫穷国家真正解决了腐败，那些在发展中国家过早推行所谓“民主”的，腐败情况更糟。看看透明国际组织的“2011世界各国腐败指数排行榜”，排名前列的清廉国家都是发达国家，中国排在70多位，与中国人均收入在世界的排名大体吻合，而像菲律宾、印尼等国家都排在100位开外。 王文把腐败的话题引向了一群无权无势又无力的“公知”，显然是想封了“公知”的口。《环球时报》说腐败问题在任何国家都不能根治，这是一个伪名题。从人性自私的观点出发腐败现象确实不能被彻底消除。但根除腐败的口号是谁发明的？诸如所谓的提高纯洁性、建立大公无私的官员队伍，这类违背人类天性的弥天大谎，早就催眠、蒙蔽了绝大多数国人的脑子，使人民群众都已经相信这种弥天大谎可以成为现实。 更具戏剧性的是，6月1日，头号官媒新华网也加入混战，并且炮轰《环球时报》“误国”！新华网称《环球时报》社评的核心意思就是开导民众要“允许腐败”。尽管《环球时报》加上了“适度”、“攻坚战”、“综合发展”之类的言词，依然掩饰不了“允许腐败”的主旨。 针对《环球时报》向腾讯网发难，新华的评论称，何止腾讯，网易的标题就是“民间应允许适度腐败”。更为吊诡的是，环球网自己的标题，跟那个主编指斥为“恶意改成”的那个，一字不差。真不明白，《环球时报》想干吗？文章还称，《环球时报》向来追求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也要有自负言责的担当。就算腾讯转载的时候，改了标题，那也无可厚非。这改后的标题，恰好就是《环球时报》那篇社评的主旨，何错之有？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言论，又不想对这个言论负责任。 民主当然也不能彻底根治腐败，但因民主制度下健全的法制和完善的监督机制，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持续泛滥。诸如用纳税人的钱满世界办孔子学院，诸如惊人的三公消费，诸如所有政府项目中普遍存在的公共腐败，在民主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发生，更不会出现以公权积聚利益为特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权贵特权阶层。香港如果没有一国两制，一把手的差旅费岂能让全体港人来审察？中国现阶段，许多被揭露的惊天大案要案，最终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谁在掩饰真相谁在靠谎言欺骗人民群众？ 中国人早已熟悉《皇帝的新装》，中国现阶段就是现实版的《皇帝的新装》。现在只有老百姓觉得没穿衣服，而“所有的国王”却不以为然，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没有好的政治制度，反腐败的口号喊得再响亮也没有任何意义。朱元璋杀了那么多贪官，又是扒皮又是点灯的，贪官照样像被割掉的韭菜一样春风吹又生，只要实行的是封建的专制制度，贪污腐败问题只能是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是王朝更替，此乃中国几千年来亘古不灭的真理。 中国现阶段的腐败问题，是源于制度，要根治这种制度性腐败，必须要从改变现行制度入手，除此之外，任何反腐措施都是徒劳的，20年来越反越腐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要铲除制度性腐败，只有从铲除腐败的政治制度入手，否则依靠诸如“情妇反腐”“二奶反腐”，“日记反腐”，“小偷反腐”，只能是越反越腐。 中国也需要培养更多有责任、有担当、可以独立思考、有辨识能力、敢讲真话的公民，更需要在政治上赋予公民真正的民主权利，这样的社会才能长治久安，这样的体制才会受人尊重，这样的国家才会大有希望。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特色”，“特色”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 蔡慎坤，作者博客

德媒对中国经济前景看法不同，《商报》认为中国坚如磐石，因为北京有足够的手段阻止经济下滑。《明镜周刊》则认为中国增长停滞，产业气氛明显不好，对许多外国公司失去吸引力。 德国《商报》6月1日认为：”温家宝的一个小小表态就足以让亚洲和国际市场欣喜，这位总理只不过讲了句’经济下滑的压力在增加’，通讯社就将这个简要断言理解为宣布一个新的经济计划，不到2分钟东京和香港的股价飙升。 “对温家宝表态的强烈反应表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意义重大。如今的中国就像昔日的美国那样，它一咳嗽，世界就感冒。 “中国的增长对德国的经济繁荣也很重要，中国已经是德国的除欧盟之外的最重要贸易伙伴，德国的机器制造每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达200亿欧元，约占总产量的1/10，大众在中国销售的汽车是其产量的1/3。”但目前一切都表明，中国的增长进入较低的水平。” 文章说，”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一个新的刺激经济计划在中国也纯属多余，因为预计全年8.5%的增长足够保持劳动市场的稳定。 “相反，美国专家如对冲基金经理（Hedgefonds）索罗斯 （George Soros）和查诺斯（James Chanos） 或明星经济学家罗比尼（Nouriel Rubini）已将中国经济看作泥足巨人，已经预料短期就会’硬着陆’，认为经过经济过热阶段，经济就会崩溃。然而在中国鲜有经济靠不住的迹象，房地产价格在高涨之后又下降了，没有显示制度性风险。而且这个国家还有足够的储备，可以在必要时给经济以新的推动。此外，它仍然处于建设之中，经济增长吃掉了很多问题。 “同时，可以肯定的是，北京在经济明显下滑时可以用很有效的手段加以阻止。中央政府的债务仅占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7%，要比德国或美国少多了。此外，北京通过国有银行和诸多国有企业直接掌握贷款发放、就业和其它重要因素。中国还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支撑经济的引擎运转多年。然而在此之后就危急了，如果届时具有更多消费需求、更多国际竞争力的发明和可持续增长的新经济模式不能在这个国家起作用，那么国家就是放开资本也无济于事。” 中国经济前景不妙 《明镜周刊》6月1日则认为，”欧元区在抵制债务危机，美国在经济上受创，现在中国的增长也停滞了，中国产业的气氛明显变得更糟糕。 “来自中国的其它数据同样表明，尽管有政府的支撑措施，这个全球第二大市场经济也停滞，据官方统计，新订单下降，存货的增长之快非同寻常。” 文章称， “分析家们估计中国今年会增长8.2%，这将是1999年以来的最弱增长。 “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多面作战，它必须抑制这个国家的通胀危险，同时还得设法保持战略上的重要增长部门。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市场争战激烈，美国威胁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受打击的是风能和太阳能设备。美国公司和欧洲公司抱怨中国竞争者通过政府扶持进行价格倾销，从而破坏自由竞争。 “投资者对中国也日益持批评态度，因为中国经济正发生历史性转变，导致工资增长，对许多外国公司失去吸引力。” 报摘：林泉 责编：李鱼 本文摘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美国之音中文网

记者: 叶林 | 华盛顿 设在美国旧金山、关注中国政治犯的对话基金会估计，目前约有7人因参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仍被关押；一些最近被释放和目前仍被关押的“六四”政治犯还患有精神疾病。 *1602人因“六四”入狱，多人患精神疾病* 对话基金会5月31日在其网站上说，中国政府的一名消息人士证实了他们对“六四”政治犯人数的估计。该基金会说，最近发现的一份湖南省官方资料显示，共有1602人因参与1989年中国北京等地发生的抗议活动而被判入狱。 对话基金会说，73岁的姜亚群和48岁的苗德顺目前很可能仍被关押在北京延庆监狱。北京延庆监狱关押了许多“老、病、残”服刑人员。中国政府2009年表示，姜亚群和苗德顺分别于1993年和2003年因精神疾病被转移关押到延庆监狱。 姜亚群可能是最后一名因“反革命”罪名仍在狱中的“六四”政治犯。1997年后，中国刑法取消了反革命罪，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取而代之。姜亚群最初的判决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95年减刑到有期徒刑19年6个月，预计将于2013年10月23日释放。苗德顺因“纵火罪”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98年刑期减至20年。官方在2009年说，苗德顺因自焚而被单独关押。预计苗德顺的释放日期是2018年9月15日。 对话基金会的数据显示，除姜亚群和苗德顺外，可能还有5名“六四”囚犯仍被关押。他们是：陈勇、栾吉奎、邓文斌、孙广虎和余蓉。除余蓉外的另外4人都被宣判或减刑到无期徒刑。中国官方于2006年表示，余蓉在1990年被确定患有精神病，并被送往一所安康医院。安康医院是中国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或监护的机构，隶属于公安机关。 在“六四”事件中因“纵火罪”被判死缓、后来获多次减刑的李玉君，5月初已从北京市第二监狱出狱。据报道，李玉君患有精神疾病。被释放后，他仍然被剥夺政治权利8年。 *异议人士六四23周年前夕受监控、打压* 中国在“六四”周年前夕，加紧了对民运、维权和异议人士的监控，并对参与纪念“六四”活动的人员进行打压。 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问题高级研究员玛德琳¨厄普5月31日在该组织官方网站上说，艺术家艾未未的住所受到警方的录像监控，国保警察也经常找他谈话。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逃离山东临沂东师古村的软禁后，便衣警察和不明身份的保安人员仍然将东师古村和附近几个村庄团团封锁，阻止外人进入。 另外，据维权网6月1日报道，在京访民组织的纪念“六四”23周年演唱会的主持人田兰已经秘密失踪3天。这次纪念演唱会是在5月23日提前录制的。 5月30日，贵阳市警方将异议人士糜崇彪和雍志民带走。他们在27和28号两天，在当地公开举行纪念“六四”的宣传活动。 玛德琳¨厄普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1999年后放缓，地方政府的债务更已高达10.7万亿人民币。她说，政治上的不满激发的政治动荡引发了1989年争取民主的抗议，而现在经济上的困境将会激起这类的大规模群体事件，中国最高领导人应该关心解决经济难题，而不是费尽心机地隔离少数几个作家和异议人士。 美国之音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