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

滕彪:中国新公民运动

中国需要新公民运动。这是一个古老民族彻底告别专制完成宪政文明转型的政治运动,是彻底摧垮特权腐败、以权谋私、贫富巨壑建构公平正义新秩序的社会运动,是彻底告别专制臣民文化缔造新民族精神的文化运动,是提升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和平进步运动。 二十世纪中国历经多次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生活运动……试图告别专制、改造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精神境界, 然而内忧外患的民国时代很快就结束了,这些历史正向的运动因没能完成根本政治制度变革,都成了昙花一现。1949年之后中国极权专制回光返照,土地改革、 镇压反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反向的运动因逆历史潮流注定了悲剧结局。1980年代,共产党曾经发起“五讲四美三热爱”, 但是当一场社会改造运动由专制者发起,掺杂太多专制私利,不可能带来社会的真正改变。 今日中国依然没能走出专制,强权垄断、贪腐横行、贫富差距、暴力强拆、教育失衡、社保黑洞……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根源都是专制,中华民族需要一场顺应历史潮流的伟大的公民运动,自下而上,从政治、社会到文化,从公民个体觉醒到整个中华文明再生。 新公民运动的目标是民主法治的自由中国、正义幸福的公民社会和“自由·公义·爱”新民族精神。 新公民运动的核心是“公民”,这是个体概念,亦是政治概念和社会概念。公民不是臣民,公民是独立自由之个体,遵从共 同约定的法治秩序,不需向任何人屈膝臣服。公民不是草民,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执政者的权力必须来自全体公民的选举,永远告别“枪杆子政权”的野蛮逻辑。公 民不是顺民和暴民,公民是正义秩序中的幸福分享者和责任担当者,正直坦荡,温和理性。 新公民运动的“新”,是指新的历史条件、新的行为模式和新的自由秩序。新公民对应的概念不是旧公民,而是旧臣民。新 的历史条件包括技术进步、市场经济、多元思潮,以及人类社会普遍的民主潮流,新的行为模式是新的理念和话语体系下的公民依法维权、公民非暴力不合作、和平 民主运动,新的自由秩序是民主、法治、共和的宪政秩序。新公民运动的社会背景新,行为模式新,运动的目标新,因此当称之为新公民运动。 中国社会大变革需要方向和灵魂,新公民运动倡导的新公民精神就是社会大变革的方向和灵魂。 新公民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中国必然要完成政治文明转型,建立民主法治健全的自由中国。新公民运动是一场社会运动, 强权垄断、贪腐横行、贫富差距、教育失衡等问题的解决不仅靠民主政治制度,也要靠不断进行的社会革新运动,中国人必须告别臣民社会、关系社会,建设一个公 平正义自由幸福的公民社会。新公民运动是一场文化运动,彻底改造腐朽、堕落、猥琐、敌意的专制文化,缔造“自由·公义·爱”新民族精神。 必须结束专制,但新公民运动远远不只是民主革命,新公民运动的话语体系不是推翻,而是建设,不是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 阶级,而是让公义行在中华,不是敌意与仇恨,而是博大的爱。新公民运动追求真相与正义,但从不放弃和解的愿望和努力。社会变革进程中,从公民个体到整个国 家,需要一种新的精神凝聚整个中华民族。 新公民精神可以概括为“自由、公义、爱”。 自由意味着独立追求信仰、思想、表达和生活的自主、自在、真实的自我,人的自由是社会、国家、法律的终极目的。公义 是此世的公平正义,是国家和社会的理想状态,机会均等,强有制约,弱有保障,每个人各展所长、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公义意味着民主法治为制度基 石,意味着个体责任,捍卫和追求权利,关心公共利益,尊重别人的权利边界。爱是人类幸福的源泉,是新公民精神的最高境界,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涵必须有爱,消 融一切仇恨与敌意,缔造自由幸福的公民社会。 新公民运动包含公民权利运动、公民不合作运动和民主运动,以新公民精神主导这场波澜壮阔的中国和平转型运动。公民权 利运动是民主运动的土壤,包括个案维权、拆迁维权、复转军人维权、环境维权、信仰自由维权、反户籍隔离等争取群体权益的社会运动。公民权利运动偏重于个体 或某个群体的权利诉求,而中国的强权垄断、贪腐横行、贫富鸿沟、社保黑洞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已经到了必须政治解决的时候,公民权利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必 然要进入民主政治运动。公民不合作运动贯穿整个权利运动和民主运动,包括消极抵制专制和积极维护自由权利。与公民不合作运动相比,新公民运动更强调建设, 在积极的公民社会建设中消解专制,不仅结束专制,而且要建设政治文明和公民社会的未来。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新公民运动还包含当今民主国家出现的以诉求公平正义为内容的新公民运动。正直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之际,在新技术正改变人类社会结构的大背景下,中国新公民运动汇集了前民主时代的公民权利运动和民主革命以及民主国家的社会革命。 中国新公民运动已经具备了社会基础。三十年改革开放奠定了私有财产和市场秩序的经济基础,也带来了社会多元潮流。执 政党从极权政体到威权政体再到寡头政体,专治力量已经削弱,公民运动具备了一定空间。互联网、电信等新技术加速社会启蒙和公民人际网络形成。国际民主化潮 流改造和制约专制暴力,并给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运动注入世界公民和平理性的精神。 没有新公民就没有公民社会和宪政中国,新公民运动强调新公民,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践行公民责任,不服从专制潜规,不同流特权贪腐,信奉民主法治,追求自由公正,公民行动,宪政中国。 新公民运动包括正在进行的各种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草泥马运动,被拆迁户运动,反户籍隔离运动,6*4静思节运动,信仰自由运动,拍客运动,环保运动,食品安全运动,参选人大代表运动,微博打拐运动,反垄断运动,反贪腐运动……以新公民精神凝聚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 新公民运动倡导各行业新公民践行新公民精神和社会责任:新公民法官公正廉洁,忠于法律和良心,不为权势和私利枉法; 新公民警察公正执法,除害安良,不刑讯逼供,不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新公民检察官忠于国家法律,不姑息腐败,不枉不纵犯罪;新公民人大代表为公共利益勇于 依法履职,不作表决机器和橡皮图章;新公民教师关爱学生,不传授谎言;新公民医生关爱病人,不收受红包,不乱开药,不歧视病人;新公民律师忠于法律,依法 维护当事人权益,不贿赂法官;新公民会计师忠于会计准则,不做假帐;新公民编辑和记者追求真相,不报道谎言;新公民大学生努力学习,关心社会,考试不作 弊,论文不抄袭;新公民学者以专业精神探求真理,不阿谀逢迎,不抄袭剽窃;新公民艺术家表达真善美,拒绝潜规则;新公民裁判体育裁判独立公正,不吹黑哨; 新公民运动员公平竞赛,不赌球玩假;新公民企业家面向市场诚信经营,不傍权贵;新公民产业工人确保产品质量,不偷工减料,不生产假冒伪劣;新公民食品生产 者不掺杂有毒有害物质……。 推动新公民运动,公民可以: 传播新公民精神。阐释“自由、公义、爱”新公民精神,通过互联网转帖、街头张贴、文化衫等方式传播新公民精神。让新公民精神出现在互联网上、繁华街头,更扎根于我们的内心深处。 践行公民责任。承诺并践行公民责任,坚守新公民行为准则,在生活中拒绝贪污腐败、拒绝以公权谋私利、忠于良心不主动作恶,积极服务社会,相互监督承诺履行。新公民精神是一种担当的精神,牺牲自己的利益作出公民表率,坚守良心和公义,直至公义遍行中华。 使用“公民”标志等各种身份认同形式。公民自行设计“公民”标志,以佩戴“公民”标志等方式在生活中强化公民身份的自我认同。 参与公民生活。定期“饭醉”,讨论时政,关注民生,关心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帮助弱者,服务社会,推动公平正义。每个地方都有一群现代公民,大家需要团结起来推动社会进步,团结从相识开始。 团结分工协作,以转帖、诉讼、随手拍、文化衫、围观、参选或拒绝参选、抄写、集会游行示威、行为艺术等方式共同推动 财产公示、信息公开、反贪腐、反户籍隔离、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选举权利等公民权利运动和公民不合作运动,在行动中践行新公民精神,公民力量在公民运动中成长。 滕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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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谁在为孔子学院的潇洒埋单?

有个老外曾让小孩去学汉语,小孩学了一段时间,总是在孔子、老子、儿子、孙子、桌子、椅子、筷子中打转,迷惑于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子”。2002年,中国酝酿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时任国务委员的陈至立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提议以儒家文化代表人物孔子的名字命名为 “孔子学院”。 2004年11月21日,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挂牌。截至2011年8月底,各国已建立353所孔子学院和473个孔子课堂,共计826所。仅美国就有81所孔子学院。为了更好地运作孔子学院,2006年还在北京成立了孔子学院总部。 “孔子学院”被视为中国政府向世界推广“软实力”的体现。《华尔街日报》报道阐述中国“软实力”上升的话题时,所举的一个例子就是,2006年中国在美国仅有不到10所孔子学院,如今在美国拥有近百所孔子学院及类似的孔子课堂,在其他国家还有数百所。 与《华尔街日报》只是强调“孔子学院”的政府资金支持背景相比,孔子学院“扩张速度过快”也引发海外质疑,2010年,日本大阪产业大学事务局长重里俊行甚至称,“孔子学院”为中国的“文化间谍机关”。 孔子学院致力于语言和文化的传播,也为那些在中国寻找商机的人出谋划策。与法国语文学院和德国歌德学院的独立定位不同,孔子学院由中国汉办监督,表面上是非政府机构,但事实上由中国教育部控制,一向由政府支持。《经济学人》杂志曾引用一位高官的讲话称:“孔子学院是中国重要的海外宣传机构。” 根据官方报道,每所孔子学院建设费用50万美元,每个孔子课堂6万美元。身居美国的薛涌先生估算,在美国建一所“孔子学院”起码要几百万美元。孔子学院不但提供文化课、太极课、汉语水平考试,甚至提供带补贴的“中国之旅”。学院和课堂建成后还需要运营,国家汉办会为每所孔子学院提供5-1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据估计,这方面的总投入达到了2500万-5000万美元。此外,还有4000名专职教职工和每年3000名外派志愿者的费用。每位志愿者国家都会补贴1000美元/月,通常任期一年,国家每年在志愿者身上投入约3600万美元。最后,尚有金额不明的专项活动经费。孔子学院一年要耗费中国人多少血汗钱?现在看不到权威的统计数字,2008年光预算就高达16亿,近些年应该是一年更比一年多。 希望工程搞了20多年,才募集到50多亿。而政府却很慷慨的大把撒钱到国外去办学,其数额远远超过了希望工程的善款,这叫纳税人情以何堪?更不可思议的是,2010年,被誉为“史上最贵网站”的网络孔子学院进入公众视线,采购人国家汉办的中标金额高达3520万元的网站运营费用让人大跌眼镜。据媒体调查,中标的“五洲网络”法人代表是王永利,而王永利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家汉办副主任。国家汉办自己招标、自己中标,3000万元就进入了个人腰包。如果不是财政部网站公布这个中标消息,天价的维护费永远无人知道。 真不知有多少人打着“孔子学院”的幌子在疯狂敛财?业内人士透露,所谓“孔子学院”,都是没有法律保证、没有学术资质、没有校舍教师的“三无学院”。在运营上,每一所孔子学院的共同点都是亏损,巨额亏损。亏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运作模式与财务状况不透明。也因此,孔子学院一方面成了中国政府填不满的窟窿,一方面又成了教育部官员任意提取各国货币的取款机。 学者赵进斌是这样看待孔子学院的:按照中国的作法,欧洲国家完全可以满世界建耶稣、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黑格尔、尼采、莎士比亚学院;美国更是有资格建华盛顿、林肯学院;俄罗斯完全可以建普希金、托尔斯泰学院;印度建释迦牟尼学院更是名正言顺。然而,我们看不到这些。赵进斌由此得出结论,教育部鼓吹的“孔子学院海外热”是无中生有的骗局,是又一次荒唐的文化大跃进。 蔡慎坤,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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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水:六四事件与知识分子

一九八○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各种专业人士粉墨登场,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知识分子随之分化。其中一些坚定的八九一代,被冠以持不同政见者(或异议人士)。这起镇压事件集结起不同年龄和职业的知识人,而更多的八○年代活跃人士,则被体制利益收买.异议人士以入狱、流亡构成群体背景,后者固化依附在体制而噤声。 六四事件成为大陆知识分子分化的节点,在於他们遭受体制严厉清洗,与以前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所不同的是,肉体并未被消灭,流亡海外成为共同选择,这也因此严重削弱了他们对大陆的影响力。包括最为年轻的学运领袖,他们亟待完成知识和历练的储备。 六四之后,流亡空档和政治恐惧,造成大陆知识界在一九九○年代整体沉默,同时为那些拥抱体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话语权。市场经济使得社会走向多元,尽管政治禁锢从未松弛。所以,一些经济学家成为知识分子代言人,他们对经济社会发言,进而达到对整个社会的发言。 二○○○年之后,互联网的兴起与普及,为知识分子完成自我救赎,提供了便利,并且打通国界封锁.流亡海外并且坚守正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基本完成西方价值观的实地学习和观察,新颖的思想观念源源不断经由互联网传播进来。同时,西方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着作被大量译介而入。最为重要的是,因为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让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再次分化,一些人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声望,不依靠体制能够生存,成为民间代言人。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在消失多年后,再次出现. 回顾整个二○○○年代,互联网助长的仅是个人化表达的井喷,还未自觉到知识分子本位思考和社会角色定位。在一个自由开放的民主社会,知识分子业余性和边缘化,方为本真状态.然而,在中国大陆却恰恰相反。他们依据知识和智力双重优势,俨然成为社会正义代言人。弊端在於,网络窜红非常容易,由於个人阅历和知识结构缺陷,往往变得自负天真、自我膨胀,无能看清专制制度真相,反而沦为“小骂帮大忙”角色。而自我教育也来自互联网,博客与微博出现,将网络封锁与反封锁,删帖与再贴演绎到极致,但毕竟不是力量对等的博弈。现实中国与网络中国,几乎是两种面目。 萨伊德在其着作《知识分子论》,敏锐地描述出知识分子业余性,知识分子是指那些批判社会和政府的群体,跟他们的职业和教育程度无关,这就扩展了参与批判者的范畴和专业度,最大限度地对公权力和社会丑恶现象作出监督。 六四事件制造了一批异议知识分子,以作家、诗人、学者、律师和记者构成,散居海内外。但这个群体因网络封杀,他们的名字较难进入大陆网络视界。他们经过牢狱和流亡锻造及痛苦思考积淀,兼具普世价值和经验优势、公民意识和社会担当,以及谦卑理性等人格魅力。知识分子等於异议人士。如果说当下中国大陆还有知识分子,那就是这批鲜为人知的异议人士。 作者: 刘水,《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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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客六四紀念館尋真相 買紀念Tee遊行 無懼國安問話

【明報專訊】平凡的周一、周二下午,學生、師奶、長者先後到訪這深水唐樓,盼尋找六四真相。當中不少人是來自那個網上搜尋器不存在「六四」兩字的國度,貴州的七旬阿伯帶備攝錄機,準備把六四大遊行及燭光晚會一幕幕在內地看不到的畫面拍下,再回家製影碟派予同鄉,他更說「什麼都不怕」,但他與其他到訪紀念館的內地人一樣,怕上鏡、怕別人知道自己的身分。惶恐與他們在一起,但,他們仍然想找尋真相。 「平反六四」這四字已被高喊了超過20個年頭,今年更多了一個「六四紀念館」。支聯會在深水汝州街租了唐樓二樓單位作展館,展館對面是「黃金網絡城」,聽義工說,不少一心打機的年輕人,誤打誤撞進了這歷史長廊。 紀念館播放《抗戰二十年》,淡黃燈光照一幅幅陳年相片。這天,貴州的張伯拖老伴到來,細心看每塊展版、書籍、剪報,足足逛了一個半小時,但不敢買紀念品。張伯談起六四依然激動,「溫家寶說要平反六四,表面上是,事實根本是不可能!給六四平反,即是要中共下台,他們怎麼敢?他只想騙老百姓!」 張伯是個熱血老人,在內地學懂「翻牆」,常透過「動態網」瀏覽被官方屏蔽的網站,搜尋六四資料。他過去曾多次探訪長居在港的女兒,女兒不關心政事,反而女婿知他心意,特地提醒他今次來港要到六四紀念館走走。張伯今年決定留港至六四晚會後才回鄉,「我聽說香港每年都搞燭光晚會,我要看看是什麼,亦要去大遊行,因為大家說那裏人人都高呼要平反六四,去到就沒遺憾了」。張伯更興致勃勃取出袋裏的攝錄機,說要拍下遊行場面,回家製光碟傳出去,「我不怕!現在(中共)那麼多權鬥,溫家寶也說要平反,我這種事情,他們不敢管,也管不了這麼多!」 張伯離開後,同樣來自內地的張先生也來到紀念館,同樣熱血沸騰。張生是記者在紀念館兩日採訪中,首個敢買紀念六四T恤的內地人。張先生10歲時從電視看到清場的畫面,因官方一直將之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他曾一度相信這是真相。 自2008年起,張先生因工作關係每年來港,他定必參與六四遊行,但同時感到香港言論自由日漸縮窄。「白色恐怖肯定是有了,副總理李克強來港,我真想問,為何學生不能和平示威呢?香港是中國最後一片可以有自由、民主的土地,維持不了會很遺憾,真擔心六四集會不能辦下去。香港人,一定要堅持!」 張先生不怕鏡頭、不怕香港傳媒,甚至願與記者交換卡片,不怕被人算帳嗎?「國安常找我談話啦,有什麼好怕?我沒有違法,我問心無愧,我只是來這裏買衣服穿而已。」 有內地人來尋找心底一直知道的真相,但亦有人看罷館內一切,仍然迷失。這天午飯時間過後,獨自進館的還有從觀塘來的陳伯。陳伯在2000年初才移居香港,六四發生時仍在內地。他多次跟記者說﹕「我真的不知道真相。」「我在電視看到解放軍出來,但看不到清場、學生死的場面,只看到有『壞分子』打死解放軍,吊起他們燒!」陳伯激動的說﹕「是吊起他們燒呀!你看過嗎?」 今天來了紀念館,他說的確對事件了解多些,但仍未消除內心疑團,「內地對六四的評論較簡單,但知道事實的全面,總較片面好,希望中共將來能有個說法吧。在那個年代,未成熟的中共可能覺得學生錯,再過20年、30年,中共再回看事件就會覺得學生是對的」。 六四紀念館內除了介紹六四前因後果的展板,亦展示不少記錄六四的書籍,其中一本結集當年各界譴責中共屠城廣告的文本,刺痛阿杰的深心處。22歲的阿駿和17歲的阿杰是港產堂兄弟,前者「青靚白淨」、後者戴鴨舌帽,怎樣看二人都像喜愛在對面「黃金網絡城」打機,但二人都分別從屯門和上水專程到來。 六四發生那一年,兩人還未出世,他們也從未去過六四的燭光晚會。阿杰好奇為何向來3分鐘熱度的港人「咁有恆心」,在街上接過紀念館的傳單後就相約堂哥。「看那本結集時,發現原來當年很多人都關注六四,連小學、幼稚園也登廣告爭取中國要民主,現在大家卻在淡忘,當年登報的政客也不說了,很諷刺、很沉重。」 堂哥阿駿更關注香港的言論空間。「原來你們記者還可以報六四新聞?我以為這些敏感東西很難出到街,我好驚訝喎。」 來紀念館的人不算多,但每人至少駐足停留45分鐘。不時舉起單鏡反光相機拍下展品的駱先生說,所有關於六四的資料大都已看過,王維林身擋坦克的相片,在他退休前一直安放於其港鐵辦公室的桌子上。「我一直都很留意六四,多年來六四燭光晚會都有去,大風大雨也去,《民主歌聲獻中華》也有去。年年華叔高喊支聯會五大綱領,說到『建設民主中國』,我都會在後自己加一句﹕『希望下年不用來』。」 本來笑說話的駱先生突然沉寂﹕「已經20多年了,為何還未平反?為何還要再來?上邊(中共)好像一點也沒變?」他每年逗留在六四晚會的時間不斷縮短,不是老骨頭受不了,而是「頂唔順」那種哀傷,「你看見華叔、再聽丁子霖講話,真的頂唔順,我不是天安門母親,但也是個爸爸呀。我不忍心哭出來,現在索性站在一旁,蠟燭也不拿了,頂唔順就走」。 63歲的駱先生過去每年都偕妻兒到六四晚會,但兒子長大後就沒再帶他去,「我已讓他了解六四是什麼回事,應由他作價值判斷,自己選擇去不去」。駱先生說,新一代愈來愈少人關注事件、了解真相,大人應做好傳承,「扭曲歷史比淡忘更大鑊,淡忘可以recall(回想),扭曲(歷史)後果卻很深遠」。 紀念館也是一個學習平台。約20個則仁中心學校的學生,他們大多有學習障礙或情緒問題,較常人活躍、多言多動作,但望館內輕觸式屏幕展示的北京長安大街時,尚算專心,嘗試了解六四是什麼一回事。 負責講解的義工要求他們臨走時每人說一句話總結感受。學生你眼望我眼,好不容易才開口﹕「他們很勇敢」、「當時的學生很堅持」、「內地解決現實的食物問題更重要」等,「其實要承認一件事不是太困難」,帶隊的羅老師說。 這班90後離開後,12歲的潘奕愷拖媽媽進來,他的身高還不到民主女神像的一半。潘太站在奕愷背後,雙手搭在其膊頭上一起看展板,不時向他解釋。她說,兒子去年出席燭光晚會後,主動要求我帶他來,這年僅12歲的小學生看罷15分鐘講述六四前因後果的短片後,向媽媽說﹕「一定要平反。」 明報記者 林凱旻 來自內地的張先生(蹲下者),是記者在紀念館兩天採訪中唯一敢買六四紀念T恤的內地人,他更表明在參與六四大遊行時會穿上它。張先生說,自己只是買衣服穿,國安若要找他,只是浪費人力物力。(李澤彤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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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写作《阴之道》出于对生命尊重

马建在为《阴之道》搜集素材时访问中国 在近日因揭露山东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违反人权问题而受当局迫害的陈光诚逃离软禁去美国引发海内外关注之际,著名旅英华人作家马建的一本关于争夺生育权的小说《阴之道》中文版本月在台湾出版。 马建在这本写了7年的小说中,描述一个超生家庭为了让儿子有一个安全的出生地而被迫沿着江河逃亡,最后躲进计生管理最松的电子垃圾拆解镇。 在接受BBC中文网的视频采访时,马建告诉记者,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表示对生命的尊重,是为每年强迫堕胎后死去的无数尚未体验过呼吸的婴儿亡灵而执笔。 对生命的麻木 在完成这本书之前,马建曾回中国大陆做了许多实地访问。马建说,由于从2008年起,计划生育部门从一个本来大张旗鼓宣传的部门变为“保密单位”,和公安机关一样不准对外,禁止采访,使他在实地访问中遇到很大困难。 马建访问的地区从山东到四川、贵州,然后沿长江和珠江去了湖北和两广。他看到许多人躲在不易被抓捕的船上,沿江河的流动逃避计生,这样能使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陌生人,而且一有危险就可以逃脱,他们的孩子就有机会出生。 那些东躲西藏的怀孕妇女眼神里没有将做母亲的高贵和荣耀,只有那种怀揣赃物、随时担心被抓的恐惧。而人们对生命的麻木同样令马建震惊。他说不仅在医院的垃圾桶里,连江边都经常可见死婴的尸体,甚至有的胎儿被吃掉。 “人口爆炸的伪命题” 被丢弃在河边的死婴(马建拍摄)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持续实行了31年,受到外界许多批评,主要是认为在推行过程中,某些地区,尤其是农村,一些计生干部不讲政策,强行堕胎,强行结扎,导致民愤,广西省博白县2007年就曾爆发过反抗计生的大规模示威。 不过许多人认为,尽管一些地区在执行计生政策时侵害了人权,但中国如果不执行这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经济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强劲增长,还可能由于“人口爆炸”带来许多社会问题,甚至对整个世界都可能起负面影响。 马建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表示不同看法,他认为人口爆炸的说法是一种伪命题,因为普遍规律是经济发展的同时人口会下降,中国在90年代的出生率为2.7人,现在官方数字是1.7人,实际是1.3人,远低于2.1人的正常人口更替标准。因此如果停止计生政策,也不可能发生人口爆炸现象。 中国农村地区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保证老年时有所依靠。农村的土地只分给男性,不分给女人,而且农民以前没有养老福利,多生几胎能保证有儿子,能多分土地,而且老有所依。 马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福利制度的改善,导致人们希望多生儿子、依靠儿子养老的情况有所改变,因此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也应该随之放宽。 “计生灭绝龙的传人” 马建在他的新书《阴之道》中用非常荒诞的手法,来描述极其真实的中国现实,叙述一个人抗争一个国家的故事。 书中男主角孔老二是孔子的第76代孙,已经有女儿的他和妻子为了生第77代孙,只好逃离家乡到处流亡,隐喻中国的传统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找不到根,正在消亡。 小说使用了尚无先例的第四人称叙述方式,书中前半部描写的故事关于阴道,后半部关于子宫。马建表示,这样的写作方法是为了体现人类生育权利和生命的宝贵。 但计划生育政策却成了控制女人子宫、灭绝龙的传人的政策,马建说,一本书无助于阻止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推行,他希望表现的是对生命的尊重,是纪念无数还没有出生或刚刚出生就被“执行了死刑”的无辜的婴儿。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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