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

太陽報 中國內地「思想界」這些年隱隱然有「自由派」和「新左派」兩個營壘，他們時時發出聲音影響中共政壇和高層路線，但作用到底有多大則不好講也。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不論「自由派」還是「新左派」，都沒有旗手般的人物，都沒有成為「思想家」的人物，因此可以斷言，他們都不會在中國當代社會大變革中留下大名，不會造成深遠影響。 所謂「自由派」，說到底就是近一百年前五四運動興起的「全盤西化」學說的餘緒和變種，他們目前闡述的「自由派」觀點，沒有一個超過胡適的；結合「中共統治」國情，也沒有一個超過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那些「大右派」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黨內外「自由派」觀點「登峰造極」有兩個時期，一是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運動中的「北京之春」時期，一是一九八九年「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之時。這兩個高峰都被當局無情鎮壓，知識分子、青年學生、黨內改革派付出了慘痛代價。他們那時發表的觀點，對「自由派」理論的宣揚，目前在中國內地都被視為「顛覆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之異端邪說，沒有人可以在「公共平台」公開闡述。目前「自由派」無論黨內還是黨外，只能用「改頭換面」的方式，用「曲筆」、用溫和的「官方語言」來論述，着眼點在「促進政治體制改革」，在「實施民主憲政」，這方面他們的坦率程度甚至不如鄧小平當年的講話。 所謂「新左派」，則是對毛澤東治國路線的呼喚和留戀，在中共依然是唯一執政黨、毛澤東依然是中共的偉大締造者和理論奠基人的大格局下，「新左派」比「自由派」有更大的「合法性」，他們的「論述」也理直氣壯得多，當局不能拿他們怎麼樣，他們的處境比「自由派」好很多，起碼政治上相當安全也。 傳媒人柳太極

美国国会一个顾问委员会将在周四发出警告说，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中国几乎肯定会对美国发起网络攻击，而美国对于如何合理应对的问题却无明确的政策。 在一份分析中国网络战能力及美国所面临威胁的长篇报告中，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发现，美国电信业供应链尤其容易遭受网络破坏，如果受到攻击，则有可能导致美国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灾难性失灵”。 报告由国防承包商诺斯洛普格拉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 Corp.)的分析师为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撰写。 委员会的这些发现有可能加剧国会因不同网络安全提案而产生的争斗。这些提案可能在未来几周交由参议院讨论。在政府是否应当要求关键基础设施企业满足新标准的问题上，白宫支持的一项网络安全议案的支持者曾与共和党人发生激烈交锋。 虽然国会这些提案旨在增强美国的网络防卫，但它们不会填补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发现的关键政策鸿沟：如果与中国发生冲突、遭遇网络攻击，又无法明确证明是谁发起的攻击，美国并没有一个如何采取适当应对措施的标准化政策。报告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网络战的重视程度一直在提高。 报告说，，对于开发战术和技术、从而结合传统军事手段与敌国展开“信息对抗”的重要性，中国军方领导人似乎已经达成共识。 报告说，解放军会定期将网络攻击和防御技法纳入到全国性军事演习当中，过去三年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不过，中国军方一些领导人承认，中国军事实力目前存在不足，比如软件系统不兼容等技术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此外，这个委员会还发现，中国政府对在50所普通高校展开的研究提供资金支持，研究目的是提高网络攻击和防御能力。 报告研究了中国在与美国军事紧张局势加剧时的可能反应。报告认为，首先中国将设法检查并加强网络监控渠道，这些渠道早就被隐藏于美国军事通信系统中。 报告认为，其次中国军方探员会找到“机会目标”，而这些目标可能包括美国军事指挥部以及给他们提供服务的承包商。 中国政府不断否认关于网络间谍的指控，说这个委员会是“冷战思维的产物”。 报告称，美国（特别是美国电信业）非常容易受到网络攻击。目前几乎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确保，设备关键零部件在从生产到最终成为美国政府网络或美国基础设施关键组成部分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被动过手脚。 报告发现，一个普通网络路由器的各个部件分别在16个地方制造，其中很多是在中国，这些地方均可以提供“捣鬼”的机会。同样，一旦设备生产出来，就很难控制其分销过程，这个过程也为制造安全漏洞提供了更多有乘之机。 奥巴马政府目前正在彻查美国电信业的供应链。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也在对中国电信公司以及它们试图进入美国市场的努力进行调查。 Siobhan Gorman 华尔街日报

雷锋被中国人学了五十年，几乎每年的3月5日前后，雷锋的名字总会被提起，五十年来，学雷锋总是学校品德教育课的内容，雷锋差不多成了“思想道德”品质的代名词，但五十年过去了，中国似乎并未从年复一年的学习中收到什么成效，以至于连总理温家宝都出面谈社会诚信的缺失和道德的滑坡了，而普通中国人也更是从生活现实中深切感受到这一点，因此，当又一轮“学习雷锋”的宣传浪潮卷来，而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文明办主任雒树刚在“践行雷锋精神”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大力开展学雷锋活动有助于激发人们思想道德建设热情，激扬人们心中蕴藏的美好思想品德，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匡正道德失范，矫正诚信缺失，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时候，我哑然失笑，感觉他简直是在说反话，不去和郭德纲搭档着实可惜了人才。 　　如果说毛泽东在1963年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候，全社会还因信息封锁而不了解实情的话，那么，经过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近二十年网络信息的传播，作为道德楷模的“雷锋”早已成为民间笑谈，此时以雷锋的招牌作为号召来推动社会的道德建设，只能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社会道德滑坡和诚信缺失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将雷锋树为道德楷模的政治体系，而“学雷锋”运动恰恰是这个政治体系的虚伪性的集中体现，所以，只要这个政治体系还在号召人们学习雷锋，社会的道德滑坡和诚信缺失就会继续下去。 　　也许，历史上很多道德楷模都掺杂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共同塑造的因素，但很少有哪一个“道德楷模”从开始就是政治操纵的傀儡。我无从判断雷锋的品质好坏，但我肯定他是一个因政治操纵而充满虚伪和病态表现欲的人。雷锋生前虽然不是全国性的道德楷模，但从战争年代其就特别懂得以“树典型”的宣传方式鼓舞士气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大大小小的“模范”人物的挖掘和鼓吹，雷锋有幸被选作了典型。雷锋入伍前就曾因为响应号召捐款而被选为当时极为诱人的拖拉机手，并于1958年发表《我学会开拖拉机了》的文章，后来，无论当工人、还是入伍，他的生活中有三件事特别值得关注：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有写文章的爱好并多次发表、屡屡并被公开报道。我并不假定雷锋是一个特别善于钻营的人，也不排除他性格中有较为朴实和善良一面的可能，但把这三件事联系在一起，结合雷锋的人生经历，我可以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一个追求“进步”而又喜欢张扬自己的年轻人，主动配合形象“拔高”的需要，宣传档次一级级被提升，变得越来越虚伪，而成为政治宣传的好工具，恰恰是一个极不诚实的典型。 　　由于那个年代的政治宣传存在很强的“粗放性”，今天的人们，从常识和逻辑出发，已经可以很容易看穿“雷锋”这一形象的虚假。我们会注意到，作为一个爱做无名英雄的普通士兵，雷锋不管在哪里，总是会有摄影师在场，并为他拍下大量照片：满大街捡粪的时候，算是摄影师碰巧路过吧，晚上都熄灯了，打个手电筒学毛著，还是躲不开摄影师。那个年代的记者远没有今天多，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相机是稀罕之物，可雷锋仿佛早有他的专职摄影师了。雷锋的表演当然不止于此，更有趣的是《雷锋日记》，这本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十分熟悉的日记，哪里有一点日记的样子，要说这是一本写给别人看的日志还差不多，而且，如果日记尚不够及时，雷锋还可以通过《入党转正申请书》这样的材料向领导汇报自己所做的好事，比如给灾区捐款。总之，“无名英雄”自我曝光的方式有很多，不需要太高的智商。关于雷锋故事的作假问题，加拿大的穆正新先生多有挖掘，近年来国内网络媒体也有不少针对雷锋的质疑和揭露，从常识、逻辑上都比官方版本的雷锋故事可信何止千万倍，就连曾经包装过雷锋的官方宣传人员也公开承认雷锋“事迹”存在根据政治需要的改写和拔高。这些都很值得一读，此不一一赘述。 　　在宣传、组织的需要和帮助下，雷锋最终成了一个“全心全意”的虚伪者，他的虚伪和不诚信不只对别人，也针对自己，否则，你无法理解他给灾区捐款200元，却不在日记里谈及灾区民众的生活状况及“灾害”的成因——从雷锋日记中，甚至完全看不到那场大饥荒的痕迹。 　　这种彻头彻尾、全心全意的虚伪，是在政治恐惧和宣传吹嘘双重作用下形成的：胆敢说真话（哪怕是在日记里），会象林昭那样丢掉一切；配合政治的需要进行表演，则有望成为政治先进分子。雷锋不是生活在荒岛上的个人，而是一个听话并善于表现的社会人，他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那个时代的畸形产物不止雷锋一个。 　　但即使这样一个雷锋，似乎还达不到全国道德楷模的标准，于是，宣传干部、记者亲自上阵对雷锋进行道德包装，他的日记被修改，他的照片被技术处理，虚假之上有更多的虚假，最终才成就了一个让全国人民学习的典型。 　　所以，当我们说到雷锋的时候，我们几乎不是在说那个原名叫雷正兴的人，而是谈论一个被刻意塑造的人物形象，从生前到死后，“雷锋”都是被包装的，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假货，而虚假的政治则用这个假货欺骗和愚弄民众，把根据政治需要塑造的形象里加入一些道德的因素，让人们在接受这一形象的同时，接受政治体系所需要的纪律、温顺和残酷，最终象雷锋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当然还有将雷锋树为全国典型的林彪所加的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才是重点。 　　雷锋入伍前后，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性“灾荒”，几千万人悄无声息地失去生命，而思想控制登峰造极，个人崇拜愈演愈烈，对这些，胆小而虚伪的雷锋都看不见，他看到的只有光明，由于“光明”的需要，雷锋声称要“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个人主义”被扫除后，中国走向了“集体主义”的癫狂，演绎出文化大革命的内斗；对待敌人的残酷无情不久将出现在两个党的最高领袖之间，一个领袖让另一个领袖悲惨地病死在开封的地下室里。如果雷锋活下来并出现在1989年的北京街头，我怀疑他将以这样的“残酷无情”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而所有向学生和市民开枪的解放军，哪一个没有被党驯化为雷锋式的工具呢！ 　　所以，以雷锋的名义召唤道德和诚信是可耻和可笑的。考察中国百年历史，对道德和诚信破坏最大的就是站在“雷锋”背后的政治体系，而“雷锋”则是其虚伪、愚民的主要商标符号之一，这是今天谈论“雷锋”的价值所在。开始具备思考能力的中国人在“雷锋”身上看到的不是雒树刚口中吐出的那些美丽辞藻，而是相反的内容，今天人们在网上谈论雷锋，大多使用插科打诨和讽刺挖苦的不屑语气，却没有对这个“道德楷模”表现出原有的敬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雒树刚、薄熙来这种号召学雷锋的高官，他们给了人们一个结合历史与现实的很好的话题。 　　也许，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还离不开“道德楷模”，但虚伪的政治之下，活着的楷模是危险的，比如公安部一级英模王立军一转眼就跑进了美国领馆，一个个“廉政楷模”稍不留神就变成贪官锒铛入狱，在法治不彰道德缺失的年代，还是死了的“道德楷模”相对安全些，所以雷锋总被一次次祭出。遗憾的是，死去的楷模有其无法抹去历史痕迹，雷锋的“光辉”是那个黑暗时代的折光，作为被证伪的道德楷模，“雷锋”只是对虚伪无信至今的中共权力体系的辛辣讽刺。 作者：杨建利，原载: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