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

问卷调查显示，中国虽然是亚洲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就业满意度方面却属于后进。 美国知名咨询公司盖洛普（Gallup）日前公布一份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半数以上的中国雇员认为自己的工作不理想，在被调查的亚洲22个国家和地区经济体中排在末尾。 这一问卷调查是2011年进行的，数据基于与大约1000名受访者（年龄在15岁以上）的面对面采访。在回答”您认为目前的工作对自己来说理想吗？”这个 问题时，来自中国的受访者只有49%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而老挝的满意率则高达90%，在22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体中遥遥领先，其次是菲律宾，而饱受战乱 之苦的阿富汗也以75%的高比例排在第五名。除中国大陆外，香港地区的这一比例为61%，台湾为67%，也都属于后十名。   提供就业：数量不等于质量 在亚洲的横向比较中，中国虽然是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小于5%），但显然提供足够数量的就业岗位还不足以给就业者带来事业发展和生活福祉方面的满足。尽 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近来有所放缓，调查显示，中国人对于工作的期望还是很高的。随着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就业者不再仅仅满足于有一份工作就行，而 是希望在这个岗位上能够最好地发挥自己独有的才能。不过，根据盖洛普的调查，中国在这方面的满意程度也属于亚洲国家中的后进。 在实验室里工作比在车间劳作更有成就感？ 在回答”在工作中，您感觉自己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吗？”这一问题时，63%的中国受访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一比例在22个亚洲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 四。名列榜首的是泰国（95%），老挝次之（88%）。盖洛普的调查报告分析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年来以其强大的生产加工能力著称的”世界工厂”来 说，这一相对较低的比例是令人担忧的。   告别”世界工厂”称号，改变就业模式是关键 此外，根据2010年和2011年的综合调查结果，从事生产加工领域工作的就业者，通俗点说就是车间里的工人，对于自己能否在工作中发挥特长的评价 （57%认为可以发挥特长）明显低于从事专业领域工作的人，比如工程师、律师、会计、科研人员和医务工作者（78%认为可以发挥特长）。 在工资薪酬方面，中国就业者的满意程度超过半数。6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拿到的薪水数额是合适的，3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工资太低。 数钱数到手抽筋是多少人的梦想？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以低附加值的普通加工劳动资源作为竞争优势，从而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然而，随着经济转型的需要，以及中国政府提出的从劳 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转为技术革新型增长的雄心计划，中国的企业主恐怕需要更多地根据就业者的特长来创造岗位，而不是让一个雇员改变自己来适应某个岗位。 盖洛普的调查报告最后总结道，如果中国就业者能够有机会在日常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才智，而且他们在工作中的贡献能够得到适当的肯定和报酬，那么中 国经济在面对未来的金融危机时，将会具有更好的自我防御能力。 综合报道：雨涵 责编：苗子 德国之声

新一轮德中法治国家对话即将在慕尼黑拉开帷幕。回首这一对话机制走过的12年，以及中国目前的司法和人权现状，当年参与启动对话的德国前司法部长多伊布勒-格梅林作何评价？  多伊布勒 – 格梅林女士，您在 12 年前作为司法部长开启了德中法治国家对话，当时您抱有怎样的期望？ 多伊布勒-格梅林：我们当时设定的目标是，就人权问题交换信息，同时加强人权在欧洲以及中国的地位，当然其中也包括加强我们在全球层面上的人权政策。 到目前为止，法治国家对话已经进行了 11 轮。您当时的期望有多少已经得到实现了呢？ 我们需要有点耐心。在法律的制定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实际应用往往是相对滞后的。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有一个普遍定期审查制度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Mechanism），这提供了很好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从这些报告中看出，那些方面还需要改进，而那些方面已经有了进步，这很有帮助。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法治国家原则与人权是密不可分的。在 2000 年德中法治国家对话启动之时,双方缔结的协议中写道，两国都致力于”保证民众全面享有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尊重人权，并保证所有的国家行为符合法律”。可是中国目前的法律现状与之似乎相去甚远。您认为，人权议题是否在法治国家对话中得到了充分的讨论？ 您知道，我从2002年起就不再参与这一对话的内容讨论了。在我之后参与的公民社会层面的两国人权对话中，德中双方就国家权力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在这方面是有很大进步的，当然也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我认为，欧洲和中国还应该促进人权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国际组织中得到更高的重视，这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网络言论受控制之外，新闻报道在中国也受到严格审查 本次在慕尼黑召开的法治国家对话主题是网络：”数字时代的公民权利和国家立法”。 2003 年，两国已经就网络立法问题举办了讨论会。而提到网络和中国时，我们首先联想到的是根据”记者无疆界”组织的统计，在中国被关押的 68 名网络活动人士。在这种现状下，双方举行这类对话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关这类话题的对话总是有一定意义的。然而，即使是友好伙伴，也应该就一些存在问题和案例以及网络审查制度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我希望这次在慕尼黑举行的对话也是如此。 有些人批评道，法治国家对话是一块遮羞布，它不过是把双边关系中一个棘手的话题转移到非公开的活动中去讨论而已。您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我对于非公开的活动并不是很感兴趣。因此，我参与的两国公民社会层面上的人权对话也刻意地向公众开放。比如，我们在中国举办的对话活动会在警察学院举行，或者邀请记者们参加讨论会等。 采访对象简介：赫尔塔·多伊布勒 – 格梅林（社民党籍）从 1998 到 2002 年期间担任德国联邦司法部长。目前担任柏林自由大学名誉教授，以及亚琛工业大学客座教授。 采访记者：冯海音 编译：雨涵 责编：张筠青 德国之声

羅小朋 為何辛亥革命百年，國無寧日依舊？ 紀念辛亥革命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情無法輕松，因為大家心裡都清楚，中國人折騰了百年，代價無數，卻連最基本的國體問題都沒解決。雖然近年來中國的國力和財富有了奇跡般的增長，普通人的物質生活也有了巨大改善，但作為世界最大政治共同體的成員，中國人的內心反而越來越不踏實。官員和富人尤其如此，他們奢華揮霍無度，尤其是紛紛送子女出國，暴露出他們對中國的未來深感困惑和不安。有人會說，這和國體問題能扯上關係嗎？中國人內心的不安，可以有多種解釋，比如說缺少宗教信仰，比如說共產黨政策多變，沒有民主和法治，等等等等。 這些解釋固然都不錯，但我以為，中國人普遍的內心不安，有其更深的根源。最大的問題就是數千年政治大一統的傳統不能為中國建設現代政治文明提供必要的文化和精神資源。政治大一統反自治，尤其是反對地方自治的頑固傾向，不僅曾令中國對西方文明的衝擊難以應變，而且至今不能支持當權精英建立一個有效提供穩定預期和安全感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中國目前迅速惡化的治理危機已經越來越清楚地表明，身處快速演變的時代，中國人一日不確立自治的理念，尤其是一日不確立地方自治的理念，國體問題就無從解決，中國人就只能接受國無寧日的宿命。這是因為，地方自治乃現代文明和政治秩序不可或缺的基座，沒有地方自治的支撐，一切現代的精神、道德、文化和制度建設、以及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改善，都失去了理性的激勵基礎。 遺憾的是，中國精英的主流對此並不清醒。在當今的中國，你可以侈談“民主是個好東西”，卻不敢主張地方自治，甚至不敢相信地方自治。多數政治和知識精英，不僅不知道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前提這個當今世界普遍認同的常識，他們也不懂得，這種想要民主政治而卻不要地方自治的“中國邏輯”，並不是百年前中國精英的主流思維。恰恰相反，清末和民初，發展地方自治曾經是中國精英最普遍的共識，也正是清末民初蓬勃發展的地方自治，不僅加速了帝制的終結，促成了流血不多的辛亥革命，而且推動了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現代化啟蒙，造就了現代中國第一代思想、文化和政治領袖。 感謝汪太賢教授，他眼光獨到的力作《從治民到民治——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生與變遷》，讓讀者有機會系統地瞭解一個世紀之前的晚清，地方自治的思潮如何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濫觴，又如何在帝制中國的文明危機推動下澎湃，成為當時變革思維的主流。撥去歷史的塵封，汪太賢幫我們從百年前的文字中，看到了晚清的先賢們探尋救國之路，不僅領悟到現代政治文明的真諦是民權和民治，而且已經相當深刻地認識到，若要興民權倡民治，必先發展地方自治。早在1901年，梁啟超就撰文指出：“童子未及年，不許享有自由權者，為其不能自治也，無制裁也。國民亦然，茍欲享有完全之自由，不可不先組織鞏固之自治制。”1902年，他又進一步強調“抑民權之有無，不徒在議院參政也，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強者，則其民權必盛，否則必衰，法國號稱民主，而其民權遠遜英國者，以其地方自治之力微也。”所以，“地方自治者，民權之第一基礎也。”（見汪太賢《從治民到民治》127頁） 梁任公的這些精辟見解，在百餘年後的今天，仍為多數中國精英所不及。更令人深思的是，他的思想和主張當年不僅得到了廣泛認同，而且最終作為變革的主流思想為清朝廷接受，成為推行憲政的指導思想。而在今日的中國，地方自治竟成了一個敏感的政治詞匯。即便自認開明的媒體編輯，看見鼓吹地方自治的文章也要多幾分躊躇，怕檢察官那裡通不過。這就讓我們不能不問，中國主流的政治思維，為什麽百年來發生了如此嚴重的退化？那種當今流行於精英階層、既講不通也行不通的“要民主不要自治”的“中國邏輯”，折射了中國什麽樣的歷史困境？而陷於這個困境之中的“中國模式”又有什麽樣的可能出路？要回答這些重要問題，既繞不開對中國現代地方自治思潮興衰的歷史解讀，也需要對當前中國地方治理的狀況進行總體評價。以本文有限的篇幅做這兩個重大分析，最便捷的入手之處就是中國的廣東模式。 (《內幕》第1期。出版时间：2012.1)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56?apKey=fedd22f528 《內幕》電子版 羅小朋

香港蘋果日報 百年《南華早報》上月以100字報道民運人士李旺陽「被自殺」新聞，令外界質疑《南早》自我審查。該報24名前編採人員向集團太子女、行政總裁郭惠光發表聯署信，促她維護《南早》獨立、可信和服務讀者的傳統，又間接批評總編輯王向偉以內地中央電視台報道作衡量新聞價值是愚昧無知。 李旺陽上月6日被發現於醫院雙腳着地「自縊」身亡，死因成疑，本港各大報章翌日大篇幅報道，但《南早》零售版只作100字簡訊，比起先印刷的訂戶版佔中國版六分一版面，大為縮細。 繼半百員工聯署要求總編輯王向偉解釋後，24名前記者及編輯近日向行政總裁郭惠光發出另一聯署信，指出《南早》似乎已遺棄過去100年來為讀者提供準確和適時資訊傳統，「變成討好北京當局」，事件也激怒大批傳統讀者和支持者。   《南早》總編輯王向偉被前編採人員不點名批評他愚昧無知。　資料圖片 批評王向偉愚昧無知 對於總編輯王向偉解釋因中央電視台當日沒有報道李旺陽事件，才令他決定低調處理，信中對他作出不點名批評，「中央電視台無疑是資訊來源，但如用作衡量新聞價值指標，則是愚昧無知」。信中也指王回覆提出質疑的資深編輯時，威嚇「你若不滿意，應知道怎樣做」，令人沮喪，意味員工只能跟隨指示。 向行政總裁提四要求 他們向郭惠光強調，不欲《南早》聲譽受損，「如果再走下坡，將是重大公眾損失」。因此向郭提出四項要求：維護《南早》獨立、可信和服務讀者的傳統；以本港讀者利益衡量新聞價值；確保編採員工有清晰和易明的編輯方針可依循；鼓勵管理層以文明答案回應文明提問。 有份聯署的前編採員工，包括資深專欄寫手 Jonathan Braude、社論主筆 Sheila McNamara、助理總編輯林和立、屢獲人權新聞獎但不獲續約的資深記者慕亦仁（ Paul Mooney），以及港大專業進修學院人文及法律學院助理教授賈廷思（ Danny Gittings）。 3月才離開《南早》的駐上海記者 Will Clem，在該報任職8年，他指該報處理李旺陽的報道，加上王向偉是吉林省政協，令人質疑存在自我審查，令人感到很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