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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引发极大民愤的“富二代”杀人犯药家鑫6月7日(星期二)被执行死刑。舆论认为，在网络等媒体的监督之下，当局再也无法坐视网民的力量，因此做出了正确的判决，让平民获得了胜利。 药家鑫是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生，日前驾车将农村妇女张妙撞伤。药家鑫不但不将张妙送到医院治疗，反而将试图抄录车牌号码的张妙连刺八刀而死，以逃避罪行和赔偿责任。 *富二代* 药家鑫因为被称为“药八刀”。这起事件与河北保定某公安局副局长李刚的公子李启铭驾车撞死女学生一样，都发生在去年10月，都涉及所谓的“富二代”，因此迅速成为网友和媒体热议的焦点。药家鑫虽然没有象李启明那样口出“我爸爸是李刚”的狂言，但因父母都在国防企业供职，一审判决后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独家专访，网民因此担心药家会利用权力来逃避罪责，于是对张妙家人进行了声援，要求伸张正义，严惩肇事凶手。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复核时认为案件罪行极为严重，而且事实清楚，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判决，并在6月7号执行死刑。 *庶民胜利* 这个消息引发网友的称赞，不少人认为这是当局在网络舆论监督下做出的正确决定。湖南株洲铁路学校二年级学生刘聂在网上发贴说，这是庶民的胜利。来自农村的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就是看不惯“富二代”面对弱势群体时那种嚣张的气焰。 他说：“把人撞了，不送到医院去，反而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把人一刀捅死，我想不通这件事！20%的人占80%的财富，本来就不公平。我觉得最高兴的事情，是法治没有过于偏向有权人和有钱人那一边，没有完全被有权人或者有钱人掌控，还是看到了中国法治的希望。” 中国民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解释，“富二代”是中国贫富不均形成的特殊社会现象，民愤极大，“王子犯法”能否与“庶民同罪”，就自然受到社会的强烈关注。 他说：“‘富二代’现象，老百姓也好，网民也好，本来大家都比较反感。由于现在贫富悬殊非常大，老百姓本身就有情绪。一遇到这样的事情，大家都愿意借这个机会来进行宣泄，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这样一种民情民意吧。” 也有舆论认为，除了强大的社会与网络的压力以外，药家鑫犯罪手段的凶残与情节的恶劣，也是肇事人被判处死刑的重要原因。网络评论员黎明对网络媒体说，如果这样的案件都无法判处死刑，中国就没有司法公正可言。 他说：“如果他(药家鑫)不死的话，就意味着以往屈死的人太多，枉断的人太多。现在有些人就是该抓的人抓错了，该不抓的也抓了，就对司法形象影响太大。” 药家鑫执行死刑后，其家人还要向受害者家人赔偿经济损失45万元。

以下是美国各地主要媒体有关中国的评论。评论所反映的观点为发表评论媒体之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亚洲版6月6日发表美国哈得逊研究所研究员约翰.李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的影响力缺口：在北京国力增长之际，东南亚地区国家跟华盛顿的关系增强。”文章说，“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地区国防部长年会上发表主要讲话之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接受了提问。但是，跟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不是来自一个中国军官。新加坡前驻美国大使基舍尔.马布巴尼一直明确表示，美国应当承认自己在亚洲担任领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这次问，在中国崛起、美国经济地位相对下跌的情况下，美国如何能维持在亚洲地区的战略优势地位。” 约翰.李的文章说，“盖茨国防部长寸步不让。他跟马布巴尼打100美元的赌，说在今后5年到10年期间，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会跟今天一样。跟往年形成更为明显的对照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似乎是同意盖茨的这种看法。” 约翰.李的文章说，“从竞争的角度来看，没有人质疑中国的经济崛起肯定会意味着美国的相对衰落。但北京正在发现，把经济规模转变为地区战略和外交影响力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与会的有很多中国政界和军方官员和战略规划人员。他们想当然地以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不断增长的经济规模和分量会让中国得到对其他国家的相应的影响力。…中国官员看到东南亚一些小国居然胆敢不理会中国，在2010年公开鼓励美国参与南中国海的纠纷。” 约翰.李的文章说，“此外，北京还很不舒服地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这就是所有的东南亚地区国家不仅是选择寻求跟美国保持亲密关系以便保险，而且还积极地采取迂回行动，以便让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优势地位得以长存。就像盖茨在他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东南亚地区国家跟华盛顿的军事关系在加强，尽管经济力量（的重心）在从西方转移到东方。” 约翰.李的文章说，“考虑到中国是亚洲地区最大的经济体，这里有一种明显的吊诡。但了解中国将经济规模转变为相应的影响力能力有限的关键，在于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的运作。从直觉来说，中国好像拥有强有力的经济武器，可以用来最大限度地发挥战略和外交影响力。…但中国的影响力问题在于，中国跟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至少一半甚至多达二分之三是所谓的‘加工贸易。” 约翰.李的文章说，“中国可以试图对一些大公司甚至个别国家施加选择性的贸易禁绝，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假如中国真的是这么做的话，生产链就会被打断，所有各方其中包括中国都要蒙受巨大的代价。．．．中国也可以用贸易作为武器，有针对性地不让某些公司进入中国的消费市场。但这种选择性地对特定的公司或国家实行的经济惩罚的能力不足以让关键的资本改变其战略性排列。” 约翰.李的文章说，“纯粹的数字有时候会骗人的。在全球经济增长中，中国经济占有巨大的份额。但作全球增长的动力，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则没有那么大了。这是由于中国５０％到６０％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增长是由国内资金的固定投资推动的。．．．中国成为亚洲地区国内消费明显的大头、变成制造业产品的终端消费国还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者的影响力将只是局限于原材料商品市场。” 约翰.李的文章最后说，“在２０１０年，中国得知，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会导致警觉甚至恐惧，但不一定能产生影响力。因此，人们毫不惊讶地发现，到了２０１１年，中国官员又重新拾起中国和平发展以及世界和谐的老调，就像梁光烈国防部长在新加坡的会议上所表现的那样。这是一个经济大国的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的外交老套。这个大国不能在自己的地区发挥跟自己的经济规模相应的战略影响力。” 本篇英文全文网址：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02304474804576366742129254036.html?mod=googlenews_wsj 以上是美国各地主要媒体有关中国的评论。评论所反映的观点为发表评论媒体之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前夕，北京举办“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国际研讨会，有美国专家说，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以来，经过不断的调整与改变，拥有了适应时代，与时俱进的能力。但有中国学者持不同观点，他们反驳说，共产党建党90年来已经丧失了党的功能，共产党实际上已“名不符实”。 *沈大伟：中共拥有与时俱进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国际研讨会6月6日到7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联合举办，来自美国、英国、丹麦、新加坡等学术界的国际学者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有美国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90年来不断地适应变化，拥有了与时俱进的能力。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在研讨会上说，“中国共产党为民众，为国民经济，为中国的经济地位做了很多事，拥有了适应时代、与时俱进的能力。”他还说，过去三十年，世界看到，特别是苏联解体和国外其他政党垮台后，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教训和解体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在国内进行了大量的调整和改变。 沈大伟还特别提到，中国共产党吸引包括私营业主在内的多个阶层加入，显示了共产党的开放，同时这种做法也表明了它不断的适应时代，积极采取措施迎接挑战。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沈大伟的说法似乎得到与会很多专家的赞同。 *陈子明：中国共产党“名不符实”* 但是，中国著名的异议人士北京学者陈子明对沈大伟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他并不太了解中国。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是“名不符实”，已经不再是维护底层民众的党。它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已经丧失了功能。他说：“一个政党的基本功能是发动运动、革命和选举,”在和平时期，共产党并不进行选举，“已经丧失了现代政党的功能”。他说，现在的共产党只能沦为“官僚后备队”。 他说，共产党和它的成员们之间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据说，中国现在的大学生中有80%的人申请入党，但是，在陈子明看来，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是希望日后凭借党员的身份加入公务员的队伍。一旦决定不进入公务员队伍，共产党员的身份也会被抛弃。 他承认共产党这些年来确实为民众和国民经济做了些事，但是这只是履行了政府的职能，并不是党的职能。共产党这么做，只是为了争取执政的合法性。 *陈永苗：中国共产党无力解决官民矛盾*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则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确有意愿进行调整和改革，但却没有能力进行变革，其中一个最大障碍就是庞大的官僚机构。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官与民”的矛盾，但是共产党一直无法解决。 他还说，外国的专家学者如果可以在北京当几天“访民”，真正与底层民众接触，他们就会对中国有真正的了解。 *郑永年：让多数民众分享经济成果是挑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同一个会议上表示，“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但是如何使得社会大多数人都能分享到这个发展的成果，减少社会不稳定，这些都是需要去做的。”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民众争取权益的抗议活动也不断增多。

互联网创建者的希望和设计目的就是想让信息流通可以冲破国界的藩篱，让世界各国的人都能享受到信息自由流通的好处。然而，中国毕竟是中国，国情总是特殊。自从互联网开始在中国普及以来，中国当局作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努力，力图在网络空间建立壁垒或高墙，将中国隔离在信息自由流通的世界之外。 中国政府的批评者说，这种做法是反动，倒退，倒行逆施，是建立网络空间的信息柏林墙，是逆渴望信息的人民的意愿而动，试图把人民隔离在划地为牢的信息监狱里，是愚民政策21世纪版。中国政府的支持者和战略思想参谋们则说，这是中国行使网络空间的国家主权，是为了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在网络空间发动的颠覆和破坏。 有关的争议依然在继续，似乎在可见的将来不会见出明确的结论。但毫无争议的是，经过20年来的耗资巨大的建设，中国当局已经相当成功地建成了信息隔离墙。中国的互联网已变成世界最大的局域网，中国普通网民在墙内，局域内所得到的信息跟外界的信息已经难以对接。墙里墙外已经是两个世界，不可同日而语了。 *中国与世界，开放与隔绝* 在当今中国媒体曝光率很高的中国执政党共产党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一个典型又方便的例子，可以清晰展示当今中国以及当今世界极其开放又极其隔绝这一奇景。 通过中国用户最多的门户网站 新浪网 ，搜索关于薄熙来的新闻，搜索结果第一页的头五条新闻标题分别是： 薄熙来：为困难群众张罗吃喝正是共产党的本分 薄熙来与区县党政领导座谈:发扬民主造福百姓 薄熙来称精神可以变物质 唱红打黑促进经济发展 薄熙来称“唱红打黑”可促经济发展 薄熙来称重庆发展潜力在区县 在这些歌颂或赞歌的新闻标题之下，都是的歌颂或赞歌的文字。然而，中国网民假如有兴趣、有意愿，有能力，翻越中国局域网藩篱，翻越信息柏林墙来到墙外，则会看到薄熙来，重庆和中国呈现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面目，或许会让网民不禁产生庄周梦蝶般的眩晕，难以确定自己底到底是在做梦，还是当今中国是一个梦魇。 *网上言论全面监视* 日本时事社 6月6日从北京发出的一则报导标题是，“中国重庆：因讽刺市领导人遭处罚，微博信息也受到全面监视。”报导说，“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6日表示，重庆市林业部门一位官员因为将讽刺中共市委书记、重庆市最高领导人薄熙来的短文在微博上发表，被认定‘扰乱公共秩序，’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受到‘劳动教养’1年的处罚。、 “给他带来麻烦的讽刺文字是在中国最大的互联网门户网站的微博上发表的。该文讥讽了薄熙来以及因打黑成果而获得提升、晋升副市长的公安局局长。那位官员虽然按照当局的命令消除了该文，但依然遭受处罚。中国的微博用户也在急剧增长。微博短文也是当局重点监视对象。薄熙来在明年的中共十八大上有可能进入最高领导层，看来不能等闲视之。” *‘封建社会残余’与‘文革遗毒’* 日本 《每日新闻》 6月2日发表该报专门编集委员金子秀敏的一篇分析中国政治的文章说，“温家宝总理将在2013年春结束总理任期。后继总理有可能是李克强副总理。然而，现在保守派正在卷土重来。（中共）重庆市党委书记、太子党派的薄熙来引人注目，但他不是改革派的温家宝总理意中的人选。” “今年四月，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会晤香港来访者，罕见地发出激烈的愤怒言辞。他说，中国政治改革正在受到‘封建社会残余’和‘文革遗毒’的阻碍。所谓的‘文革遗毒’是批判薄书记。薄熙来正在倡导赞美文革时代的毛泽东的唱歌运动。下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及保守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人分别到重庆进行视察，并表示赞扬。温家宝的发言传出之后，薄熙来以强硬的言辞回应道，‘即使给人说成是左派（保守派）也不能动摇。’” *重新祭起毛泽东* 德国以及欧洲主要的新闻杂志 《明镜》 周刊5月12日刊登记者韦兰德·瓦格纳的报导，题目是“毛出现在你的手机上：一个新一代的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仕途建立在过去上。”报导说，61岁的前商业部长薄熙来自从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以来，“毛泽东被重新供奉为守护圣人，（守护人们）与非常现实的资本主义的各种可能的矛盾做斗争。” “薄熙来甚至利用手机短信向市民传送鼓舞激励性的毛泽东语录。现在市民可以看到他们手机上出现‘世界是我们的，我们应当团结起来夺取胜利’或‘负责和认真可以征服世界，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是这些品德的代表’之类的句子。在这个人民共和国的其他地方，人们也在倾听。2007年，党把薄熙来从北京发送到常常雾气重重的重庆，重庆以贪污腐败而闻名。很多人认为那是薄熙来被降职。无论如何，当时显然是薄熙来在北京的权力斗争中失势，没能成为国家主席和党总书记胡锦涛的接班人。” “但薄熙来不让别人把他放逐到日常的政治生活之外。他大张旗鼓地鼓吹重新拾起中共的左派遗产。如今，这位省级的领导人大胆而肆无忌惮得令人吃惊，他把自己打扮成得到大众支持的人，可以取代北京领导层。” *阴影之下唱红歌* 美国西海岸的大报 《洛杉矶时报》 6月3日发表记者巴巴拉·迪米克的报导，题目是“中国的‘唱红歌’运动唱出一些怪调。”在这标题之下的副标题是，“在共产党90周年生日到来之前，人们在唱赞歌。唱‘红歌’运动起始于重庆，由一个富有野心的党内人物发动。一些人在其中看到文化大革命的阴影。” 迪米克的报导说，“在中国各地四面八方，人们在唱歌跳舞，歌颂共产党。唱红运动是在重庆开始的，是重庆的中共市委书记薄熙来发动的。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据信他正在设法谋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位。中国国营的新闻机构去年11月援引薄熙来的话说，‘红歌以一种质朴、纯真、生动的方式描绘中国的道路，不需要多花哨．．．只有纨刳子弟才喜欢朦胧的作品。’” 美国主要的新闻和文化杂志 《大西洋》月刊 5月13日发表资深国际新闻记者詹姆斯·费罗斯的文章说，“任何一个关心追踪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人都知道重庆如今如何大出新闻风头。重庆的(中共)党委书记是作风张扬的薄熙来。一些人认为他是希望的来源。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祸害，因为他发动了四面出击的‘红色文化’运动，即提倡老式的也就是‘红色’共产党式的价值观，以抵御现代中国无节制的市场心态。” “假如你想把‘红色文化’运动看作是希望的标志，就可以认为它是批判伴随着快速经济增长而来的惊人的贫富悬殊。．．．假如你把它看作是应当令人起疑和提高警惕的信号，你就要担心薄熙来所推动的‘个人崇拜，’以及这场群众文化运动的其他一些方面。” *重耍毛泽东时代的老把戏* 英国大报 《金融时报》 5月24日发表记者凯瑟琳·希尔从重庆发出的报导，题目是“毛派做法的复兴在重庆加快步伐。”报导说，“把干部送到农村去与农民同劳动令人想起1950、60和70年代，中国已故的暴政领袖毛泽东当时把城市里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干部送到打发到乡下‘向农民学习。’这是重庆领导人、风头正旺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复兴毛派做法的最新一幕。” “如今每一个旅行到重庆的人下了火车，都会看到‘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警句’的标语口号。这种口号如今遍布全市。在这个口号之下，薄先生把老式的共产党宣传带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重庆当局还在询问当地所有的公司，了解他们的经营管理班子里有多少中共党员以及他们的身份，显示出党意图强化在工商界中的地盘。” *《经济学家》犀利俏皮* 国际间著名的高档新闻周刊英国 《经济学家》杂志 向来以其分析透彻、犀利俏皮的夹叙夹议的文字著称。在报导议论薄熙来和当今中国政治的时候，《经济学家》杂志再次不负众望。 该杂志５月２６日发表一篇按惯例没有署名的文章，讲述了今日中国正在上演的一出政治闹剧，这就是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说了大实话，指出毛泽东是一个给中国人带来大灾难的罪人，结果如同不小心捅了马蜂窝，毛派立即对他展开了猛烈的围攻，威胁要对他提起公诉，甚至要求宣判茅于轼为卖国贼。 《经济学家》的文章说，“毛派这种大动干戈展示力量的做法不可等闲视之。中国西南部的重庆市党委书记薄熙来力图恢复毛泽东那种迷你个人崇拜，已经成为毛派分子的红人。重庆市民奉命唱毛时代的歌曲，官员每年要到乡下去跟农民同住几天。在他担任中国东北一个省级的党领导人，以及担任商业部长，还没有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猜想到薄先生居然有这样的口味。但是，他是毛泽东的战友薄一波的儿子。（尽管薄一波受到毛的迫害，但依然是一个强硬派。）” “薄先生也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显然感觉到，利用大众对毛的敬仰有助于让他得到推力，使他能成就成更大的事情。他的目标是在明年的领导领导班子改组中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之一。一些分析家认为，他可能会担当至关重要的国内安全部门的总管。一些人认为，通过讨好贴近毛派，薄先生可能会让一些势力得势，让中国更加不容忍已经四面受敌的自由派阵营。” *闭关锁国难以比较* 由于文化传统、政治制度、言论自由等多种因素的差异，中外媒体对同一个现象，同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是差异很大的看法，可以说是不足为奇的。但就薄熙来以及当今中国政治而言，中外媒体的看法南辕北辙、几乎完全不能接轨，还是令人不得不拍案惊奇。到底是哪一种看法或说法更接近于客观真实，理应通过比较进行鉴别。然而，对普通中国网民来说，当局推行的信息闭关锁国使这种比较难以进行。 中国大局域网内的信息给人的中国印象是一片令人喜庆的鲜红色，至少是令人抱有无限憧憬的玫瑰红。中国大局域网之外的信息给人的中国印象则令人不禁想到深不可测的黑暗和不详。由于不接政府控制的独立的民意测验在中国无法进行，很难判断中共公众到底更倾向于愿意接受哪种看法。 但有一点人们似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中国公众对当局所大力推销的信息和新闻不但不相信，反而十分厌恶，甚至愤恨。现在，中国国内的互联网上广泛流传这样带有明显愤恨的话： “ 我最羡慕的生活就是CCTV里的那种 : 北京50平米的月房租77元，工资年增长11.2%，大学生就业率99.13%，官员不分昼夜学习八荣八耻，大学生食堂就餐平均每顿两三元，通货膨胀微乎其微，蔬菜水果便宜又好。坏人都受到严惩，好人都大有回报！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能TMD永远活在新闻联播里。” 这里的CCTV，是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的英文缩写。TMD是民间骂人的话“他X的”拼音的缩写。

以下是美国各地主要媒体有关中国的评论。评论所反映的观点为发表评论媒体之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6月3日刊登该报专栏撰稿人霍尔曼·詹金斯的文章，题目是“如何制止中国的黑客行为：提示：记住政府支持的海盗行为在1990年代如何被制服。”文章说，“中国最新一轮的网络黑客行为所针对的不是谷歌的网络安全系统漏洞，而是谷歌客户的可欺诈性，谷歌一定为此感到欣慰，否则就没有人性了。利用电子邮件来针对一个具体的个人，欺骗这个人透露自己的帐号密码，让其他人也可以进入该人的电子邮件收件箱和网上帐户，这种黑客做法的专业名称叫‘spear phishing/鱼叉式网路钓鱼。’” 詹金斯的文章说，“谷歌本星期通过其博客发表声明，宣布最新一轮的攻击发源地看起来是中国济南。攻击目标是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中国政治活动家、好几个亚洲国家（大部分是韩国）的军方人员和记者的Gmail电子邮件帐户。攻击者给被攻击的人传送电子邮件，其中带有附件，里面有一个像是Gmail登录网页的东西，要用户输入自己的密码。这样，用户的电子邮件往来就会传送给中国的间谍或犯罪分子。” 詹金斯的文章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正在进行调查。但谷歌的榜样得到其他公司的模仿或许才是真正有益的。人们已经知道，几十家美国公司也遭受到类似的网络攻击，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公司，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迪斯尼公司。但是，大部分公司对此保持沉默，因为害怕得罪中国。其实，让局面变得更糟的最可靠途径，就是这种沉默。如今全世界已经从先前的一个高度相关的先例得到教训。那个先例就是1990年代中期南中国海周围地区流行病一样的海盗行为。” 詹金斯的文章说，“那些海上强盗行为的支持者是倒买倒卖的中国军方官员吗？或者，中国军方官员只是对海盗行为视而不见吗？中国中央政府纵容海盗行为，从而在国际海域宣示中国的主权吗？中央政府只是管不过来了吗？人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辩论，但得不出结论，就像如今人们谨慎地辩论在新发生的网络黑客行为中北京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1990年代让局面得到实际改善的是世界各国的船运公司及其各自国家的政府，他们抛弃了胆小怕事的做法，拿出证据来跟中国大声讲理。” 詹金斯的文章说，“当时的国际海事局总干事埃里克·艾伦是一个无名英雄。他在1994年初接受路透社采访，将有关事件公诸世界。他说，‘毫无疑问，这些对公海运行的船只的（海盗）行为是得到政府授意的。’艾伦的话一下子打破了各方的沉默的堤坝。香港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香港积累了很多的证据，但因为即将回归中国大陆，不愿意公布那些证据。在艾伦将有关事件公开之后，香港详细公布了18个月期间的将近50起案例情况，详细到公布参与海盗行为的中国军方船只的编号。” 詹金斯的文章说，“一些海盗攻击行为非常肆无忌惮。Alicia Star号货船运载的香烟在海南岛被卸下来，货船被卖掉，得款给了海南政府。北京试图把这种做法称作合法的‘打击走私行动。’其他一些海盗案例则令人恐惧地想到中国接近于无政府状态。一艘失踪的澳大利亚货轮最终在中国的一个拆船场被找到，拆船的人发现，一个上锁的储藏室里是10个海员的遗体。他们被浇了汽油，活活烧死。” 詹金斯的文章说，“有关国家公开具体提出问题，最终解决了问题，并不是因为北京渴望被国际社会看作是好公民。北京渴望被看作是掌控局面。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当时倾向于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已经无力约束地方的权贵，那些人在国际上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詹金斯的文章说，“在2000年年初，中国政府终于大张旗鼓地处决了13个中国海盗。这些人身穿中国军服，在1998年劫持长胜号货轮，杀死了23名船员。自那时以来，尽管海盗行为依然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印度洋海域，但中国政府所支持的海盗行为不再是明显的麻烦来源。” 詹金斯的文章说，“中国有聪明人，知道这种事情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不原意看到世界上任何船只都可以劫持，船员被杀害，劫持者可以逍遥法外。中国和其他国亚也一样不愿意看到公司的资料被经常盗窃，或者因为害怕国家支持的黑客攻击，没有人可以放心地进行网上交易。” 詹金斯的文章最后说，“粗略地说，北京在现代的统治原则是：在哪些方面最需要让别的国家看到北京现在重新把握了控制权？让网络黑客行为得到北京重视的途径就是毫不客气地、持续不懈地让人注意中国在国际黑客攻击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篇英文全文网址 以上是美国各地主要媒体有关中国的评论。评论所反映的观点为发表评论媒体之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