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

2011年11月15日 12:15:02 　　 原文地址： 夹缝里的声音——陈有西西北政法讲座视频 作者： 陈光武律师 夹缝里的声音——陈有西西北政法讲座视频 2011-11-9 [陈光武按]有西最近讲座很多，因受北海案信息的挤压，很少转发。今天转发这个讲座的帖子，不仅是因为这次讲座的观点新颖，也不仅是因为其学术水平的精深，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样一场普通的学术讲座，为何会一度难产？我们的学生该学什么，我们的教师该教什么？我们的社会应向何处去？真有点莫名其妙了。中国这些年发达了，人民币换取的话语权足以覆盖全世界，却容不下自家一张讲真话的三尺课桌，不知这是谁的悲哀…… 一场演讲引发的故事:分裂的大学   　　 　　 400多座位的教室容纳了900多人,法大老师西安律师和市民也闻讯来听讲座   　　 我在咸阳机场落地时,教室已经挤满了同学们.但是此时音响和投影仪都没有搞定. 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刑辩班首期学员西安律师段万金拍摄　     [陈有西按]有点意外,到西北政法大学的一场为学生的公益演讲,受到了同学们空前的欢迎,可容400人坐的教室里,来了900多人,500多位是站着和坐在前排地上的。为了对得起同学们，一直习惯讲座“坐讲”的我,这次也站着演讲了三个小时。但是为了操办这场讲座,背后竟然有这许多的故事。看来我即将赶上贺卫方兄了,不是指学术水平和演讲人气,而是指“敏感”指数。这倒是个意外收获。   　　近年来，我的讲座从来还没有“敏感”过。我一直是为党政机关和学术论坛、电视台嘉宾作讲座多些，大学基本上限于我兼职教授的几所才去讲。比较内部的是全国县市公安局长培训班和各市、县委的五套班子的一些讲座。这些讲座的内容，一般没有在网上公布。   　　自从办了李庄案，我似乎有了些许争议,在上海律协的一场讲座，谈到了李庄案审判中的一些法庭真相，突然初尝了“敏感”的滋味。给上海律协的几位主办者，添了一些麻烦,内心一直不安。今日中国已经不是容不下一张书桌,而是容不下一张真实的讲台.随后贵州司法厅和律协邀请我去为全省3300位律师同行作讲座，事后从厅领导的总结点评中得知，请我主讲,他们原也有担心，想不到我的演讲非常讲政治，讲主旋律，讲得中肯，坦诚，传播了对律师工作的一种正确的理念。有利于把握律师执业的正确方向。去贵阳机场的车上,接到推荐我主讲的贵阳律师朋友的电话说，厅律管处来电话了,非常感谢他推荐了我。我才知道，愿来请不请我讲，他们一开始也有若许的顾虑。这倒让我开始审视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点象信口说皇帝没穿衣的小孩了。   　　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起于偶然,原只是为了对一个学生团体的创新精神的一种鼓励。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名人，到一个大学为学生们作个讲座，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有时间能够安排,自己累一点,给想听的年轻人说些思考的成果,也是一种济世和社会责任.而且我多次为浙江省的律师上岗培训讲律师法和律师业前景，为浙江省政府组织的大学生就业活动也讲过青年法学人才培养和律师业前景，现成的内容，讲一场也方便。因此这次到西安为律协讲课，西北政法大学的学生崔映西从我的博客上知道后，微博邀请我为他们学生也加讲一场。我很随意地答应了。他很激动,随即在网上公布,我随即告知他先落实和会场,并必须事先向校方汇报获得同意。作为一个四年级的本科生，他不大可能知道大学外请学者作讲座的一些内部审批规定，不知道请个校外学者讲座也是要受意识形态部门首肯的。事后的情况，不出我的所料，崔同学真正感受到了。但是，这位同学很能干，他能够直接通过老师找到了校长贾宇，贾据说还审查了我的事先公布的讲座提纲，认为很好，得到他的支持,才得以办成。但是当我从咸阳机场提前五分钟匆匆赶到会场，见到人山人海，却被引入贵宾室休息.因为投影不亮，话筒不响，感到有了点不太寻常。原来连校长同意的事，有关部门仍然在暗抗。结果还是接送我去大学讲课的西安律协的若干资深律师,原也是西北政法大学的兼职教授，直接进行了交涉，迟了十分钟终于得以开讲。相关的内容和效果，谌洪果博士已经写在文章中了。   　　其实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吓自己吓出病来的。我们体制内现在已经有了很重的看客心态和不合作心态。一事当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左一点比右一点好，一个有点风险的事，能够不做就坚决不做，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心态。只要自己安全没有责任,学生们有什么要求他们是可以无视的.他们根本不会去认真审查你想讲什么，只要道听途说“这人敏感”，他就先把他假定为“敏感”，这样自己的部门就会很安全，然后不会有被问责的任何风险。至于学生的愿望，学生的求知欲，他们是不用去考虑的。因为这些学生,目前不可能问责到他们。这种心态，其实怪不得西北政法大学的一些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全国好多的地方都是这样的。贺卫方这样有深刻思想和广受欢迎的大学者，居然会进不了一些大学的报告厅，就是这种自己吓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看客心态酿造的。   　　大学如果没有思想，这个社会就会到处是犬儒。长此以往，这个民族就会没有脊梁,堕落就是必然的。西北政法大学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感谢贾宇校长和谌洪果博士,感谢象对明星般待我的热情好学的同学们,感谢你们献的芬芳的百合和康乃馨,这些将长留在我的记忆中.好多同学在我网上留言和给我发信,说这场讲座坚定了他学习法律做个有责任感的法律人的信心.西安律协刑委会的一位律师朋友的女儿是法大二年级的,听了讲座后同她爸说,这辈子她决定学习做律师了.还有什么样的报答,比这更好呢?   　　明天7日上午和下午,我将在京接受搜狐网和央视网的视频采访,谈谈北大老法学家龚祥瑞的自传和他的法学思想.11月8日晚,我借到天津办案的间隙,应南开大学法学院学生会的邀请,将为同学们作 的专题演讲.时间是晚上6点开讲,地点在南开大学主楼333教室.到时将同同学们进行约三个小时的演讲和互动交流.欢迎南开的同学们来参加旁听.   　　 一场演讲引发的故事 分裂的大学 ——陈有西律师西北政法讲座散记 谌洪果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于著名法学家贺卫方教授， 获法学博士学位。 (2011-11-05 22:24:00)        我是带着负罪感写这篇文字的。2011年11月4日，陈有西律师能到西北政法讲座，完全是偶然的机缘。他受陕西律师协会邀请来西安和律师交流，在微博上发了条信息，碰巧被西北政法的崔映西同学看到，于是问，那能不能顺便到西北政法大学做场讲座啊？没想到陈律师爽快答应了，说刚好能抽出时间，只要你们那边安排好。   　　映西同学和我很熟，当晚他就和我联系，看哪种途径更方便办成讲座。我说，近两年来我邀请了一些著名学者来讲座，尤其是萧瀚讲座风波，以及之后张千帆教授过来的讲座，都受到不少压力，如果这次我出面或许会敏感难办，所以就让他先努力争取，实在不行我再出面直接和校领导沟通。但我答应一定会去当现场嘉宾，毕竟我也求知若渴呢。   　　基于我对学校许多部门人员对学术讲座避之唯恐不及的了解，我是替映西和学通社的孩子们捏着一把汗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和他保持联系，并得知了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考虑到学生们还得面临求学毕业压力以及学生社团会面临的维继压力，我在此也保持克制宽容的态度，不点名哪些具体的人在阻挠这场讲座。我对你们保持最大的理解和尊重，但也希望你们今后不要给学生穿小鞋，真的别这样，求求你们了。不过我有必要在此引述一些令人寒心的话：   　　“这种讲座学术意义和价值不大，我院不参与这个活动。”   　　“这是个敏感人物，别让他来。”   　　“你想砸我的饭碗是不是？”   　　“没什么问题，就是不准办，教室不准用，海报全撕掉，人不准来。”   　　“学生想听讲座我不管，西北政法丢不丢人无所谓，随便丢，没关系”；   　　“没有通知，我不能开教室的多媒体。”   　　好在好事多磨，不管学生承受了多大委屈压力，讲座最终顺利进行，学生挤满教室，受益匪浅，气氛非常和谐，没见有什么政治问题。这不多简单的事情，怎么就有人这么怕一场学术的讲座呢？在此我必须表达对陈有西大律师的极大敬意。他是6点半飞机才到西安，然后律协的人接车直接到政法，舟车劳顿，饥肠辘辘，就开始这场分文没有的公益讲座，一直讲到晚上十点半。对于西北政法大学来说，这样的既无本又有面子、学校学生双双受益的“好事”，哪里找啊。怎么还有人阻挠？真是有点想不通。而且，讲座现场，来了近二十位陕西的律师，他们很多都是西北政法毕业的，回到母校，给学生如此大的见证和影响，也感受到学生的热情和希望，但却为一些小小的阻碍讲座的问题不得不等待或和学校里的“老同学们”联系解决，这让学校情何以堪？   　　但我在这里必须衷心地、大大地感谢和赞美西北政法大学的领导——校长贾宇教授。在讲座受到阻碍，学生灰心绝望，泪眼汪汪的时候，校长得知了情况，亲自出面干预，旗帜鲜明地说讲座要继续进行。哎，这学生心里的“冰火两重天”啊，恁地一个百感交集。学生们简直要山呼万岁，但我说大家不要偶像崇拜。当然贾校长也真诚地道出苦衷：学校这几年正处于脆弱的特殊情况，所以也希望学生教师们多多体谅。尽管校长公务繁忙，没有参加讲座，但讲座完后，他还亲自发短信祝贺讲座的圆满成功。   　　学生和一线的老师们当然要多多体谅校长呢，所以今后若有学术讲座，我们这些守法的公民仍然会按照正常程序申请的，不敢轻易麻烦校长。但我因此更要期待下面的老师和部门工作人员们，不能再用你们狭隘的眼光和私心辜负了校长的心意。   　　对于贾宇校长，我想说的是，我从博士毕业回到政法，在很多事关学术和大学尊严的事情上和校长有过不少争论，但我内心真的是很尊重您的，这次讲座的玉成其事，让我感到以前对校长的期待是值得的，许多误解也得以冰释。贾宇校长是有基本的法治理念并懂得大学教育应以学术为本的，尽管他有时也说些糊涂话（比如他说，要“强化政法机关对法律教育的指导和管理职能”，这话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许他的初衷是要让法律教育得到更多的体制支持），但在很多场合，贾宇校长都说，要有“法治信仰”和“平民情怀”（这平民情怀体现在学校事务，岂不就是始终把学生放在第一位？）；贾校长还说，“行政化是学术的天敌”，“回归大学本位，就是要把大学办成学校，而不是机关和衙门。”“如果教学和科研的中心地位建立不起来，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承认和尊重，学校存在的必要性就成了问题，我们管理部门、后勤服务部门的重要性从何谈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还主张，只有保证大学自由，才能“保存国家和民族的元气”。   　　这些话，都是掷地有声的，谁听了不都是充满振奋的呢？   　　但是我要说，正是在对贾宇校长的办学理念有着真诚认同的同时，透过西北政法一次次讲座的受阻，透过学校在管理和师生待遇方面的各种问题，我分明发现了这是一个分裂的大学。这种分裂让人心酸心痛。本来，学校中有教学、科研、党政、后勤等不同的部门，是非常正常和必要的，它们都服从和服务于大学的学术自由和独立，从而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优秀的法律人才。问题在于，许多部门中的人员忘掉了这份核心目标，一方面执着于或者害怕失去现有的安定和利益，另一方面却在私利高度一致的同时，无形中做着互相拆台的事情。贾校长不止一次说过，他作为校长很多时候无能为力，西北政法流传的一个段子就是校长哀叹自己解决不了学生食堂的饭菜质量问题。   　　大学的分裂意味着大学不再以学术的尊严和独立为核心，教师们失落，学生们失望，行政人员失意，学校领导失分。老师学生之间的交流、领导和普通成员的沟通、行政人员和教师群体的理解等，都存在重重的障碍。在这其中，最要命的还不是这些机构设置、物质利益等方面的分裂，而是一种大学精神的分裂，教师人格的分裂。陈有西在讲座中说，体制内多有清醒的精英，所以我们要对法治的进步报以信心和耐心，但我却不得不说，就具体的大学环境而言，如果我们忘却了大学的理念，而唯行政化是从，那你很快就会被沦为一个精神分裂的人，并且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活在这种分裂当中，你会自动选择一种平庸的生活，而不在乎自己对大学自由、对学术精神、对生命尊严，会有什么样的伤害。体制腐蚀人心的力量真的需要我们时时自省呢。   　　面对这种分裂，我想说：   　　无论一个人多么成熟，社会经验多么丰富，对政治立场多么敏感，也请保持一份理想和良知吧。如果自己无法保全，也对别人的良知和理想报以充分的理解吧；   　　无论一个人多么谨小慎微，多么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也请不要过分紧张，视学生同事如同防贼，轻松地活着，本分地做事吧，如果你无能为力，也不要充当阻拦，尤其不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无论一个人多么煎熬委屈，多么明白生活之不易，人性之复杂，也请一定知道，这是大学，学生和教师参与各种教学学术活动，不过出于坦诚率真的热情，没那么多阴谋考量，如果别人做事考虑不周，可以多批评，多宽容，但不要把我们想象得复杂，不要轻易把别人的行动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无论如何，我相信大部分老师和学生都不愿活在这种分裂当中，正因如此，我才说，我是带着负罪感写下这些文字的。我的负罪感在于，我不愿因为之前我组织学术讲座所带来的压力，而让学生和教师自发进行的学术讲座活动无法正常展开，我不愿意因为我个人的行为而带来学校相关部门诸公们的高度警惕。一时的挫折倒好承受，但我真的害怕你们无形中出于工作本能的反应，都不愿意有所担当，都主观认为学术就是政治，从而用你们的手，慢慢扼杀了珍贵的学术事业和那些为学术事业而努力的人，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所以，我很荣幸受邀参与这场讲座，更荣幸地被学生们推荐为陈律师讲座的点评人，在点评的时候，我首先深深鞠躬感谢了崔映西和那些辛苦组织这次讲座的学生们，你们的执着务实、遵守规则、敢于担当，才是西北政法的骄傲和发扬光大的根本。我看好你们的未来，祝你们平安，你们会很有出息的。   　　我也再次真诚希望我在这里批评过的那些同事们理解我的善意，如果言辞多有冒犯，我向你们赔罪，也愿意有机会请你们喝酒。我真心希望西北政法通过我们分工协作的努力，越办越好，只有这样，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越来越滋润。   　　对于这片土地，这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呢？   　　所以，我祝福你们。         上一篇： 何三畏：法律何以成为禁忌？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46)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旧文，刊于《时尚先生esquire》六月刊   十年前迷笛音乐节还只是个地下免费演出，舌头乐队压轴演出，吴吞在台上发出一段著名宣言：“如果你们的身体正在被摧毁，那就让他们摧毁吧，如果你们的心灵正在被摧毁，那就让他们摧毁吧，对于我们那没有什么，这个时代摧毁了一切，但是它至少给了你反抗的权利……骨头，不应该被埋在地下，它应该成为梯子或者工具或者绳子，但是种子必须埋在地下，埋在土壤里，那样它才会长成一棵树，一个希望的火把。重要的不是摇滚乐，重要的是你们自己。”   十年过去，社会的本质没变，但时代的氛围变了，从一代人去那儿相互死磕，到一代人来这儿相互撒娇，希望的火把烤出一串鸡翅，自由已成鸡油，鸡油引导人民，酱油引导人民，中石油引导人民，那些坑坑洼洼苦大仇深的铁托老脸一一终于被新时代的洁面乳控油成功。   有趣的是在一部摇滚纪录片当中，吴吞在迷笛舞台的经典语录——“这个时代摧毁了一切，但是它至少给了你反抗的权利”，字幕上显示的却是“这个时代没有给你们反抗的权利”。这个反动的篡改已经说明了一切。   对这个鸡油酱油石油控油的时代，即便你没有反抗的权利，好歹还有反讽的权利。是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还是让我在雪糕上撒点盐？就像雪糕里的一根鱼刺，体制内的一根鸡鸡，你慢慢软了。   无力反抗，唯有游戏。反文化——强硬的对抗性的地下文化——在今日已逐渐蜕变为消费文化亚文化，或者用一个臭了大街的词儿：创意文化。   红色文化依旧遮天蔽日，然而同样遮天蔽日的网络娱乐文化也可以消费和消解红色文化，革命至死不如娱乐至死。在革命至死和娱乐至死之间，我们苦逼地活着，苦中作乐。   比如黄艺博的五道杠，乍看是红色文化主流榜样故事，却迅速沦为娱乐段子。在这个五道杠革命励志故事中，黄艺博小朋友甚至成了弱势一方。因为他的父亲仅仅是一个退伍军人，虽有官本位意识，却远没有官本位资本，而拥有官本位资本的，满脑子想的是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你以为他们真的会从小教育孩子看cctv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看那些连他们自己都懒得看的官样文章？你以为他们会在家里教孩子唱红歌？傻孩子才学黄艺博，好孩子当学薄瓜瓜。唱红歌对他们来说不过就是差人来给自个儿唱堂会，唱堂会只是壮声威，搓麻将才是正经事——官本位权力博弈才是王道。 两岁就开始看新闻联播，一生下来就老了，从小狂打革命激素看上去阳光灿烂的小黄只是红色文化遗老遗少的一条可怜的影子，在权贵社会主义兼资本主义的官本位文化和商业消费娱乐文化之间左右不是人。   五道杠革命励志故事无非再一次暴露了中国教育的致命缺失：缺失平等教育，权力崇拜；缺失诚信教育，代儿子开微博把儿子当傀儡；缺失多元自由教育，用一元政治文化闭目塞听。   然而就在人们撩起袖子批判这种红色文化封闭教育的同时，五道杠已经在南锣鼓巷流行起来了。前几天我去参加土豆映像节，有个叫性感玉米的获奖者就是系着红领巾佩戴五道杠上台的，五道杠摇滚青年最近也开始在酒吧中出没，红色革命文化只不过再一次为亚文化消费提供了创意的银子——红歌主要是主旋律公款消费，而五道杠则属于小资文青创意市集哦。   英国报纸给小黄同学起了个威震全球的名字：mini mao。小黄掠美了，原本这样的名字似乎应该献给毛新宇将军才是。“迷你毛”——如此政治波普，一针见血地揭示政治与消费娱乐文化之间的暧昧现实：这是一种迷你的红色游戏。尽管黄艺博从不玩游戏，但游戏却会玩他——甚至真的不妨开发一种“五道杠圣斗士血洗天朝”的网游——我的意思是：您老人家用不着担心孩子们真的会通通被砌成红砖墙，如今一条道走到黑五道杠走到红的孩子还是极少数的，老毛早就被“迷你”了，政治被波普了，小黄被娱乐了，他之所以被娱乐，是因为只有他还被父亲揪着用鸡血涂抹红领巾。   那么，娱乐就是力量，游戏拯救中国？why not？与狼共舞。   然而祖国母亲总是袒胸露乳地扑过来用奶子一把堵住你噎死你。记得汶川地震周年祭时，我当时上初一的侄女写了篇作文，最后一段是：“孩子们又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汶川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我不得不提醒她：地震才过去一年，你说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恢复往日的喧闹呢？她委屈地说：“这一段是老师规定必须要写的。每个人都必须这么些。”她可怜的舅舅居然忘了这类红色作文本来就是没什么自选动作的。现在三周年了，我想在她的作文里，孩子们肯定比以前更幸福了吧。   我刚开始写作文的时候，文革刚刚结束，“两个凡是”紧箍咒犹在，大人灌输给我的作文秘诀无非就是要多引用毛主席语录。这还不容易！我的处女作写的是去广场跑步锻炼，写到结尾大笔一挥：“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从小锻炼身体。”毛主席可没这么说过吧？我生怕被大人揭穿。但是这篇作文得到表扬，嘿嘿，于是后来我变本加厉地炮制杜撰主席语录 ……我何尝不是一个mini mao？只不过小黄同学是对媒体的谎言也信以为真，而我是从小学会以假攻假。   我侄女最近考高中，考试前我忠告她作文一定要中心思想明确，要有光明的尾巴，而这，也正是当年我父亲教我的。她懂的，唯有这样才能考高分，才不用走后门，或者被走后门的同学挤掉，才不用花父母更多的“赞助费”（分数不够的学生可以多付一笔所谓赞助费“破格录取”）。   有一次，她跟我说过：“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要把同学分成优等生和差等生？为什么得罪老师就要被开除？”我告诉她，十六岁以下的学生，美国是规定一律不准开除的；我还告诉她，现在有的小学从一年级就按学费高低分成不同的班，其中一个分别是：好的班有空调，而差一等的班没有。   吾国的教育，一个是撒谎教育，一个是等级教育，或者说不平等教育。这样的社会是在自杀。    另一个教育，成功得飞起的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乃至爱国军事主义教育。黄艺博的父亲黄宏章说儿子“看到中国在国际上受欺负了，他就说我要长大，我要打仗去，我要跟他们讲理。”可笑吗？你忍心嘲笑一个孩子吗？可我们身边难道不是埋伏着千千万万这样的mini mao，就说那些三年前抵制家乐福的革命艺术家吧，有的抵制在法国举办的艺术展，有的拒绝与欧洲乐手同台演出…… 他们的脑子就比小黄强吗？   迷你毛，龙凤之国一地鸡毛。   怕就怕，五道杠不只佩在臂上，而是烙在身上，像血印。   写这篇小文正好是在5月16日，一个生于1990年的女诗人过生日，我说你生日正好是文革纪念日，她很吃惊：怎么我不知道，从来没人跟我说？我只知道几天前是汶川地震纪念日。我说：天灾可以纪念，人祸就算了。随后我做了个小小的历史调查：知道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吗？她说知道呀。我又问知道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人吗？答：自然灾害嘛！   这就是党国成功得一塌糊涂的革命历史教育：天灾，彻底抹去人祸。我跟90后女诗人说：这个时代的牛逼之处就是让你们这一代不知历史没有来历，一出道便屁股朝天大国崛起。   有《阳光灿烂的日子》，总得有《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这是十年前，木推瓜乐队一首反面乌托邦红歌，或许可以拿来纪念文革——或许，不仅仅是文革：   革命汹涌得像波浪，狂风刮到鼻子上，我们闻着口号打倒了他，结果嗅错了方向，我们红得像砖墙，赤血浸到鼻子上，我们嚎叫着热爱你啊，跄跄跄跄跄呛够了呛，我们新鲜得像嫩芽，教育烂到了鼻子上铁渣的时代呀，钢钢钢钢钢钢，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 木推瓜《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 http://www.xiami.com/song/180047

三年前在大昭寺门口，听见一个摊子一遍又一遍循环播放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我爱你？”。这一次在哲蚌寺外，听见维修工人住的帐篷里，传来不知哪个歌星一遍又一遍贱兮兮的哀鸣：“如果我没有钱你还会不会爱我？”   尽管从萨嘎达瓦节到西藏解放六十周年纪念这段日子，很难在拉萨街头看到老外，然而拉萨在有些方面看起来似乎无异于某个普通四川城市，一个沐足馆比比皆是且绝不比北京便宜的喧闹城市。寺庙里的诵经与寺庙外的流行歌分庭抗礼，唯有到夜深，八廓街成千上万匍匐磕头转大昭的人们，才令市中心变得肃然沉静，朝圣的游魂会穿过一副居委会悬挂在巷口中央的“雪域高原唱响红歌”的标语横额，穿过一个音像店————白天那里震天价响售卖各种唱碟，从韩红到迈克杰克逊应有尽有，还有一张叫做“夜游魂”的“汶川地震迪斯科”光碟，用伪藏歌混搭迪斯科舞曲，配以汶川地震抗灾励志画面————这张雷人的唱片正好显示出圣城如今的另一面：一个炫酷劲爆的国产山寨后现代坎普 （camp ）之都。   整个藏区，以及中国所有的机场书店，乃至中国所有的边远国道上，如今都充斥着千篇一律的伪藏歌。一台巨大的“藏歌洗衣机”日夜不停旋转轰鸣，只要随便扔进几匹神马几朵浮云，随便扔进诸如草原，高原，母亲，月亮，远方，思念，卓玛，白塔，圣洁之类的词，就可以瞬间搅拌出一首新的藏歌，并硬邦邦地包装成“汽车专用发烧天碟”，专门用于清洗你老人家被汽车废气喷得乌烟瘴气的肺叶。   通常伪藏歌都用汉语演唱——以中央民族歌舞团和中央电视台共同钦定的晚会民族歌曲经典模式——道理很简单，这些在主旋律和流行歌之间翩跹翻飞的伪藏歌的受众主要是汉人。昌都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出版的同志告诉我：如果不译成中文不唱成汉语，音像出版社都不愿意给我们出。于是一套囊括了昌都锅庄，芒康弦子，丁青热巴的昌都非遗歌舞艺术dvd，只好可笑地搭配上两张主旋律精品伪藏歌cd。   有一家叫作“爱琴海”的公司专门生产藏歌洗衣机，如同“达芬奇”不是意大利的，“爱琴海”也并不来自希腊，他们的路子更流行，在治疗汽车自驾游强迫症患者的同时，也为藏民提供心灵鸡汤——这样的歌往往汉语藏语杂糅，并且往往是dvd而不是cd,很多藏民喜欢这样的歌舞mv。这是被游客和藏民双重映射的西藏镜像，如同西方人为自身调制出一种中国情调，久而久之中国人也会渐渐迎合这种西式中国情调，自觉不自觉将西方人眼里的刻板中国形象，真的当成了自己的真实形象，而藏人也学会在汉人走马观花的目光中，炮制一些可供复制和稀释的简易标签符号。一切，已经做作得越来越自然。   然而这往往是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之间一种扭曲关系。   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然乌湖被捧成“小瑞士”而越来越吸引游客。然乌镇有条美食一条街，藏民通常不吃鱼，然乌湖也不许捕鱼，但为了帮助贫困户，政府特许个别藏民捕鱼卖给饭馆，于是鱼成为四川人开的饭馆的一大特色。在一家四川鱼馆，我默默观赏了一帮广东广西口音驴友被驴踢了脑袋之后表演的一出好戏：十多个人，一个个举着相机或摄像机或手机或爱疯，一边拍一边指挥一帮藏族小孩列队唱歌，孩子们唱完藏族儿歌后，又被要求唱《在北京的金山上》，可孩子们不会，带头的脑残驴友于是要求老板娘出来唱，被推脱后这哥们干脆高喊“让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这下孩子们都跟着合唱了。每唱完一首歌，就会有人犒赏文具或蛋糕饼干，并且一边发，其他人一边跟拍，弄得就跟检阅藏族儿童仪仗队似的。令人发指的是，孩子们最后被要求对着相机摄像机齐声高喊”谢谢叔叔阿姨！”。   这些人看上去全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文化人，回去之后每看一遍视频，他们估计都会被自己的大爱感动得屁滚尿流，这辈子都不舍得洗裤子。   这正是少数民族文化地位和处境的最佳写照：他们面对的是施舍般的慈善，强权下的感恩————并且连感恩的语言和感恩的方式也是被指定，甚至被指挥的。   驴友通常满足于在美丽的然乌湖边摆几个文化苦旅兼大爱无疆的pose算逑。但只有住进山里，才知道偏远藏民大多还在用录音机听磁带。我住在雅泽村，每次当地村民骑摩托车经过，都会停下来，问我要不要顺路搭他的便车（当然是免费的!)。有一回，响遏行云的歌声随一阵摩托轰鸣而来，但摩托没有停下来，一对小两口冲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要搭车也没位置了。摩托车上挂着一个录音机，直到他们消失在喜马拉雅山顶，歌声还像炊烟一样在山顶上不绝如缕。关于音乐，这是我此生遇见的最美好的情景之一。   那首歌可不是《在北京的金山上》，或许是“在喜马拉雅神山上”吧。   金山还是神山？这是个问题，最尖锐的问题。   对从前的藏民来说，“北京的金山”意味着遥不可及的，革命与宗教混沌不清的幻境。而今天，“北京的金山”已从一个红色世俗政权的象征变成一首钱柜或天上人间的怀旧嗨曲——-它重新指代了一个金钱拜物教的黄金时代。 甚至喜马拉雅神山也金光闪闪，藏民像挖金币一样狂挖虫草。然而虫草总有挖竭的时候，山上被破坏的植被可能百年难复。旅游开发，虫草经济，加上气候变暖，令冰山和草场严重退化，牧民最终的代价可能是离开自己的家园。到了虫草季节，很多小孩都不再上学而上山干活，藏民不得不被裹挟进一种功利短视的狂潮。公益组织于是纷纷行动起来，欲从环保卫生和教育入手去改变，公益慈善需要想象力和新思维，但有的ngo却是以过于功利的方式去介入，反而可能在雪山上火上加油。   比如与政府合作开发，大搞每人收费一万五千块的所谓“冈仁波齐慈善环山赛”。去冈仁波齐那边搞慈善很好，登山更没问题。但能否别拿冈仁波齐——那是藏传佛教，印度教，耆那教的神山，那是宇宙的须弥山，宇宙的中心——来冠名？我还想搞耶路撒冷哭墙慈善攀越比赛呢！搞个环中南海自行车慈善赛，环天安门广场竞走慈善赛，环太祖纪念堂狗拉雪橇慈善赛也很酷啊。我只是想说：对宗教，请多一点尊重。那不只是一张可以买回去挂在床头发小资之幽情的唐卡。有开发公司公然将神山和圣湖揽为己有，当成其上市计划的最大资本，也令有的藏民疑心冈仁波齐迟早有一天要修观光缆车，尽管这不大可能成为现实，但在高铁时代，也拦不住有人非想着如何加速通往无间地狱。   宗教在汉文化中，总是被士大夫搞成哲学和美学，被民间草根搞成拜物教——-如今则更进一步沦为金钱拜物教。在成都的庙里，市民一到新年便掀起“投第一柱香”的狂潮，成千上万人涌向寺庙，抢着上香—与其说是上香，还不如说是投香，看谁能准确投进香炉。绝大部分香当然投不中，寺庙一时狼烟四起，于是和尚和公安一起一边扫香一边喷水以防火灾。   当佛庙成了投香赛场或博彩投注站，当转山道变成慈善赛道，我只能恭祝诸位痛痛快快花上一万五千块钱，在冈仁波齐找到自己那颗冻得像奶酪或者红得像猪肝的爱心。   归根到底在于：无神论的世界如何看待，如何对待有神论的世界。从唯物主义到拜金主义，在极权与“极钱”双管齐下中已然千疮百孔的无神论的世界，是否非要把有神论的世界也打个稀巴烂？   今年6月6号,我随澜沧江母亲协会考察队寻访澜沧江源头，在可可西里东部雪原上迷路。焦头烂额之际，路边一位藏族老太太突然手指一个方向说-——-“扎西曲洼！”——那正是藏人对澜沧江源头的命名！沿着她指的方向，我们果然最终找到了那三口泉眼，千百年来藏人认定那就是澜沧江神圣的发源地。以严重高原反应头痛欲裂浑身打摆为代价，我踉踉跄跄终于走到那块碑石跟前。   事后一位朋友不以为然：你们被骗了！科考认定的澜沧江源头还在几十公里外，你到的那根本不是真正的源头。   朋友说的没错，可惜我不是方舟子，我只是张晓舟。我并不信教，但是我相信在科学之外，始终有一个无法用科学解释和僭越的世界，我去的，是澜沧江另一个源头，历史传统的源头，信仰的源头。   在北京的金山上，我不得不仰望青藏高原的神山。   刊于《时尚先生esquire》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