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

西南法律人的精神（上） 贺卫方   贺卫方按 ： 这是我于 2003 年 3 月 24 日在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为大一同学所作的一场讲座的整理稿。讲座由西南法学论坛和新校区管委会联合主办，张绍彦教授主持。原来的题目为“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现改做这个题目，同时也对一些文字作了一些修改。在这里，我要感谢绍彦教授的热情邀请和主持，同时向陶窬同学致谢，这么长的一篇讲座，他对着录音机一句一句地整理，其中的耐心和辛劳实在是应该得到诚恳的感谢的。因为是给母校的学子讲，不免有游子的特殊情感在，也不乏激发学生对母校情感的话语，某些溢美之词在所难免，尚请读者理解。   开场白   我非常兴奋能够来到这儿，跟在座的主要是大一的同学们作一个交流。对我来说，母校是一个心中永远挥不去的回忆，一种浓浓的感情。而我自己——刚才张绍彦老师已经介绍了——我在 1978 年上我们这个学校了，我是文革复办以后的第一届学生，那年我 18 岁，现在一晃 25 年已经过去了（掌声）。我自己是山东人，跟绍彦老师是老乡。当年我从山东的烟台坐火车， 1978 年的 10 月 2 日，从烟台坐火车，终点站是重庆市。在这中间要转车，在济南转一次车，在郑州转一次车，在宝鸡转一次车，在成都又转了一次车（笑声）。经过五天艰苦的旅行，才运行到了自己感到非常陌生的这一块土地上——西南政法学院，当时叫西南政法学院。那时我们的学校极其艰苦，大家戏称叫“稀烂政法学院”。拉着我们的车——是一个大卡车——到车站来接我们。 　　 我们到这个极其简陋的学校，拉着我们的卡车，在上东山大楼的时候，竟然走到中间不上去了，因为道路太过泥泞，这个车轮子就打空转，没办法往前走。结果最后，我们就纷纷跳下车来，自己跑到东山大楼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宿舍。随后的这几年的时间里，咱们的学校都是一座工地，天天是噪音不断，简直是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我们后来就一年一年地过去，然后就毕业了。因为咱们学校是所有的政法大学、政法学院里边第一个复办的学校，所以在 1977 年国务院决定复办我们的学校的时候，确定了全国的 77 所重点大学，我们的学校就是其中的一所。政法类的有两所，一所是西南政法，另外一所是国际关系学院。我的印象是这样的。我们是第一届，当时全国总共有四所院校招收法律专业的学生。一所是我现在所服务的单位——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一所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一所是吉林大学法律系，再有一所就是我们这儿。对了，还有湖北财经学院的法律系，现在搞民法的王利民教授就是那一届的学生。但是我们这儿的人数最多，我们那届同学大概有 360 多个人，我记得仿佛跟一年的天数一样多（笑声）。 360 多个法律专业同学加上师资班的同学有 400 多个同学，其他学校都是招那么几十个同学，我们这儿就人多势众。然后 1982 年毕业，我们就迅速地占领各个关键的滩头阵地（笑声），然后就开展了对于中国法制建设的这样一场伟大的事业。 　　 我们这一届同学几乎可以说是跟中国文革后的法制建设同步的人，中国的法治建设就是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然后开展民主与法制建设。我们一下子毕业这么多人，许多机构都非常欢迎我们的毕业生。西南政法学院在法律界具有良好的声誉，向来是学风严谨、勤勉、扎实，因此不少同学都到了许多很重要的岗位。当时的同学们，尤其是谈恋爱的同学，你们知道，当时有些同学想到时候回自己的家乡。比如说我们班一位来自云南的同学，就特别想回昆明。但是他又谈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却是苏州人，想能够两个人一起到南京也很好。最后毕业时，学校的政策是照顾人不照顾地方，可以把你们分到一起去，但是没办法照顾你们或者回南京或者回昆明。最后没办法，算了，你们艰苦一点，到北京去（尖叫声）。当时北京有许多机关告诉南方来的同学，你们应该到南方去，北京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沙尘暴啊，可能比伊拉克的沙尘暴好一点而已，结果我们不少同学到了北京。现在 78 级的毕业生中，在北京的同学已经达到了 80 人以上。这样的一个比例已经是相当不得了。 　　 西南的毕业生分布在司法实务界、学术界，甚至包括更宽泛的政界。虽然我们 78 级同学在读书的时候，校园并没有这样一个口号：“今日我以西政为荣，明天西政以我为荣”，但是大家还是有一种非常兴奋的感觉，刚刚大学毕业，简直是豪情万丈，然后纷纷到了不同的岗位开始工作。我觉得西南政法，不仅仅是我们这一届，包括后面毕业的一些校友，都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西南政法大学虽然地处西南，但是她已经成为中国的法律界以及法学界的最具有号召力的品牌之一。她的毕业生可以说是在法律的各个领域中间都作出了相当突出的贡献。人们不禁在问，其中原因在哪里。包括我的同事，研究刑法的陈兴良教授，他在给我们的一位校友邱兴隆教授的书写序的时候，他在序言里面就说，我有一次开会到西南政法，到了这个校园里边，我的心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校园里，在这样一个偏远的校园里边，在这样不是显得非常豪华的建筑，也显得非常平实、很朴素的一个校园里边，为什么会走出了这么多优秀的人才？ 　　 西南是什么，西南在中国的法律界到底她的特色是什么？也许你们也急于去了解，你们也愿意听取我这样一个老校友的点滴体会。我想今天晚上与其说我单独作的一个演讲，不如说更重要的是一个交流。我愿意大家提出更多的问题来回答，所以我演讲的时间不会太长，我更希望作为西南人的大家能提出自己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当然问题不要过分敏感，我在这儿讲有时候涉及到学校的问题，我还是稍微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可以叫“投鼠忌器”吧，不要给校领导添麻烦。当然我跟他们私下交流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直率的。比方说，我跟龙校长说，我说咱们学校的网站实在是太糟糕了（欢呼声、掌声）。现在是网络时代，一个大学的外部形象，很重要的一个就体现在它有一个内容丰富、材料权威、界面亲切、更新及时的网站，最好还要有一个热闹的讨论区，也就是 BBS 。同学们有什么建议和批评，可以在这样一个讨论区里提出来，当然，也可以不断地发牢骚。这个时代如果一个大学没有这么一个很好的网站，这个大学就没有做到——用现在非常时髦的话说——“与时俱进”。龙校长也深以为然，说我们要好好做一下。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希望近期内能够很好地改变一下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一会儿有很多时间进行讨论。 　　 西南政法的精神，西南的精神，刚才有老师解释了一下，实际上他解释的我觉得有一半是我想到的，有一半是我的想法还没来得及说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法律的大学，法律呢，也是我们主旋律，但是她偏偏叫“西政”。这个“西政”是什么意思？西南政治学校？这个“政”我不大喜欢。大家知道，我们的学校的英文名字“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实际上这个翻译有点问题。有一位法学界的前辈曾经说，这样的一个译法是有些不准确的。大家知道， 49 年以前，我们的法律学院不叫“政法学院”或者“政法大学”，而是叫“法政大学”或者“法政学堂”，“法”字在前面，“政”字在后面。那么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成立的法学院叫“政法、政法”。为什么颠倒一个个儿？就是为了让政治能够控制法律，也就是说，法律只是一个附庸，法律只是一个奴仆，法律只是一个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所以“政”就要在前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是政治科学和法学这样一个大学而是政治性的法律大学。与其说叫“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不如说叫“ Political   Law ”。被政治所控制的法律、法律大学。所以，“政”这个字我有点敏感，有点不太喜欢。所以一般的时候问我是哪儿毕业的，我就说是西南毕业的。在法律界，只要简单地说是西南毕业的，人们都知道这说的是座落在重庆市沙坪坝的那所大学，反而，其他院校的毕业生需要多说几个字。所以说我们的这种精神应该叫西南的精神。西南的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我自己可以说是有一些体会，同时呢，也有一些比较跟其他院校的比较。所以我今天想谈一下自己的一些个粗浅的看法，跟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作一个交流。   开明与思想独立   西南政法这样一个学校，它的精神的第一个方面，我认为它是一种极其开明与独立的精神状况。也就是说，它的精神状况是一种开明的，是一种，我们过去习惯用的词叫“解放”，解放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特别趋向于保守的、趋向于不思进取，或者说很僵硬、很左的那样一个类型的学校。我们都知道培养法律人本身有一种特殊的保守性，这个是勿庸置疑的。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职业家跟政治家都是不一样的，法律人由于他们非常特殊的一种思维方式，比方说，他们判决案件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向后看，看一看从前怎么办的这个案件，过去是怎么判的，现在就怎么判。我们法律有一个格言，叫做“同样的事件，同样的对待”，同样的案情，获得同等的对待，在法律里边，我们不容许有一种深一脚、浅一脚，月朦胧、鸟朦胧，这样一种高度不确定的状态是与法治的逻辑不相容的。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一种平等性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空间方面的平等，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贵州的一个人跟生活在河北的一个人，大家犯了事了，违反了法律，都必须得到同样的对待，不允许河北的这个人判刑重，贵州这个地方判刑轻。或者说同样一个合同纠纷在这儿是有效的，在那儿合同便变得无效。这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性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时间意义上的平等，那就是说，昨天的一个行为是判这样的刑罚，今天的一个行为不容许这样的一种抽风一样的，比方说，昨天判了五年，今天同样的一种行为，判刑十五年或者死刑，就是因为昨天中央传达文件要严打了。一严打就乱打一气。这样的一种做法是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的。搞法律的人有这么一种天生的性格就是说，他一定要观察从前，看判决书怎么判刑。甚至他引用法律的时候，他都清楚表明他引用的是所谓的现行法律实际上不是现在制定的法律，而是从前制定的法律。以前的时候，我们不容许国家根据特定人的行为来新制定一种法律，来制裁这个人。大家还记得《封神演义》里面有一个人物叫申公豹，申公豹的脑袋被割下来了以后又给安倒了，南极仙翁给他安上去，安上去一下子安得脸朝后了，所以申公豹这个人脸朝后，后脑勺在前面。然后他就向前走就是向后走，向后走才是向前走，那个方向是倒着的。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还受到申公豹的一种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仿佛是向后走的，而不是向前走的。比方说，我们是说未来的事情，我们偏偏要说今后我们一定要好好工作，今后一定好好工作。今后，往哪儿走了，住后走了（笑声）。我们明明是说过去的事，我们说以前如何如何。（掌声）大家知道时间观念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中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什么是时间，“时间这个东西，你不问我我还知道，你一问我我反而糊涂了，我不知道什么是时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这个时间观念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比方说西文的基督教文里，它们是以公元纪年的方式来计算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今年是 2003 年，明年是 2004 年，方向永远向前，不往后回头的时间观念。然而 100 多前，各位同学你们知道，我们不是这样的时间观念，我们的时间观念是六十年一甲子的时间观，我们有一种两个系统的搭配，不断地搭配，今年是癸未年。那么六十年一甲子，六十年一循环。我们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是转着圈走的，我们不是一直朝前走的，老是这么循环的。所以有许多西方人观察中国人，说中国人并不是一个一直朝前走的民族，她走一走就往后走。甚至我们有时候就讲“向后走”。我们通常说最美好的时代是三代之世，三代之世是从前的那个时代。我们说“人心不古”啊，我们要感叹这个世风日下的状态的时候开始说，我们说“人心不古”。来自杭州的同学记得，那个西湖边上有一个西泠印社，曾经做过印社社长的吴昌硕先生的题词，那个对联叫“以文会友、与古为徒”，越古的东西是越好的东西。人们嘲笑写文章写得不好的人说，你这文章学的这个风格是宋以后的风格，你要学最早的风格，写文章的人要学周、秦、汉，所以黎元洪大总统门口的对联叫“文章唯读周秦汉，儒术兼通天地人”。哎呀，听起来很好。就说我们中国人说，好的东西都是古代人的东西，我们总觉得时间应该是倒流的，应该是拉历史的倒车的。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但是我们法律人还是有一种保守的性格，就是说要以过去的规则来控制今天的行为，来约束今天的行为。这个是搞法律的人作决策时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也是法律人不大喜欢过分的进取，我前段时候写过一段文章，里边用了个“与时俱进”，结果总编辑一定要把这个“与时俱进”改过去，不要这个词。我这个人平常也不追求时髦，现在那些官员们讲话，好像不说“与时俱进”，就不会讲话。所以我也与时俱进了一回，结果你还不让我用，好不容易追一回时髦（笑声）。后来他们就说：“哪有你这么用的，你看你是怎么用的？”我的文章上面写的是：“法院作为一种具有保守精神的机构，就不能够处处与时俱进”（笑声、掌声）。那么我们中国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化，我们也开始慢慢地更多地思考法律人作决策的精神，思考法律职业者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间所起到的作用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作用，在这个时候保守精神得到了学术界以及法律界也作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保守并不是说的这个意思，而是指那种封闭意识下的坐井观天，心胸狭隘。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这个学校，至少从复办时开始，一直到今天，我很少能够发现在这个学校里边的人以及从这里出去的人，无论是教师，无论是领导，还是同学们，变成那种“左棍”。所谓的开明就是对世界上一切文化，保持一种开放的胸怀。所以开明就是不固步自封，绝对不老是固守在自己原来的窠臼之中而不可自拔。我们的校园里洋溢着一种开放的精神，虽然我们远离大海，地处西南，单纯从地理上说显得比较偏远，但是，在我看来，在中国当今的文化地理上，重庆以及西南地区的主要城市都不能说是封闭地区。我不知道这是否跟抗战时期许多大学内迁西南有关，总之，作为一个内地城市，重庆在思想观念方面绝地要比东部的某些沿海城市要开放得多，要文化得多。 　　 虽然地处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出去的毕业生在学校期间都是保持着一种非常开放的胸怀。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可以说乍暖还寒。那么文革刚刚结束，当时的那个时代，精神建设状况是相当地封闭、相当地保守。大家想想，我们在学校里边，我一直到一年级的下半学期，我猛然听到我们班有个同学说：“毛主席犯过错误”，哎呀，当时我们都感到非常地不理解，非常地气愤，你怎么能说毛主席犯过错误？你这个家伙简直太反动了（笑声）。在大家心目中，在 1979 年的时候，大家心目中毛主席还是一个神。没有办法想象毛主席还会犯错误。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国家的变化，西南政法的学风也迅速地走向了一种比较开放，比方说图书馆里面的西方经典著作被人越来越多地阅读。我记得当时图书馆里面有一位做出纳的老师，这位老师我现在仍然记得她的名字——肖廷秀老师，听说她已经到深圳去生活了，她的孩子在深圳那边，她早就已经退休了，肖老师特别喜欢爱读书的同学，你到图书馆去借书，老借一种特定类型的书，这位老师就会记住你。她就记得我老爱借哲学方面的书、西方哲学史方面的书。然后，当时也是半通不通的吧！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然后去图书馆里边去借。借了第一卷，然后说第二卷还没回来呢，被别的同学借走了。然后肖老师就会记得这一点，等到第二卷一回来以后，她马上叮嘱另外一个来借书的同学说：“你到 9 班去找一下贺卫方，告诉他《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已经回来了，叫他赶快来借。”（掌声）这里是我要表达的西南精神中的第四个精神，现在还不要在这儿过分地展开。但是我只是说，当时有这么一个好老师，同时借助了这样一种开明时代的风气，我们的同学、我们的老师变得非常地开明，思想观念非常地解放。   我们举办了许许多多的学术墙报， 78 级有十个班，十个班每个班都出一种学术墙报。学术墙报就是用那种很大的、比较厚一点的白纸，然后请硬笔书法比较好的同学，把大家写的论文写到这个白纸上贴在墙上，然后每个班举办这样一个很大很大的墙报。让大家多多少少，各个班级中间有一个暗暗的较劲：你办得好，我比你办得还好。那么当时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思想变化得极其剧烈，昨天还是大家恪守不渝的东西，今天已经变成了一种必须告别的东西。比方说当年《大众电影》上曾经登出了一幅照片，是《红舞鞋》那个电影，男女主人公在一块相拥而吻，两个人在那儿接吻，按照中国的古话说是做一个“吕”字，“吕”啊，两个“口”在一块做一个“吕”字。这个刊物出来后，一些人就批判这期刊物。这样的一种做法简直是可以令人震惊，令人发指，必须加以批判。人家不过就是做一个“吕”字嘛！（笑声）大家想想，这样的一种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所以西南政法的同学，大家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边，不断地阅读了许许多多的西方的哲学的著作，启蒙时代的东西，还有西方的当代的著作。   当时的《哲学译丛》在我们的同学中间是特别受欢迎的刊物，我们是一个法律大学的学生，但是大家特别喜欢哲学，我的同学蒋庆，现在的蒋庆教授，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就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锋。那时，他仿佛深受南斯拉夫的实践派的影响，他在学术墙报上响亮地提出一个口号，叫“回到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回到马克思主义，就是认为我们现在的这一套东西不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回归，当时全国都引起震动啊！团中央的领导马上指示重庆市委，包括更高层次的领导，要查一下这个人。这是什么人敢提出这样的口号，这分别是抵毁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和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好像只有他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位同学、我的这位同学坚持己见，真正地恪守一个学者应有的良知、学术的良心。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居然还把这位同学留校，认为这位同学是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一定要叫他留到学校来，要他成为一个老师。把这样的一种开明和独立的精神传递到我们后面的同学身上。虽然上面三令五申要整我们的这位同学，但是他居然得到了最优厚的待遇——留校了。当然后来他也离开这儿了，到深圳去了。他是中国现代儒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几位代表人物之一。一个法律专业的毕业生能够在哲学领域中具有相当突出的成就，这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他毕业以后又开始转而研究佛学——对于佛教的深入的研究。后来又转向对基督教的研究。然后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下了很大的功夫，同时他又力求追求一种境界，那就是把儒家自身所包含的政治哲学开掘出来，以便为中国未来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指导思想。我们这位同学不仅仅要立言，而且十分注重以行为去践行儒家的追求、儒家的思想。他在他的家乡——贵州省的一个大山里边，建了一个“阳明精舍”，就是纪念王阳明的一个古典意义上的书院。他准备在那儿招收弟子，在那儿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院，让我们的新一代的学生不要数典忘祖，忘记王阳明的学说，忘记孔子的学说。大家有机会到贵州去的话，你们可以去看看那个“阳明精舍”，去看看他的那样一种奋斗的精神。这样的一个人，他身上这样的一种精神，我和他交谈，分明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个人深刻的家国之忧和开放的精神。这是西南的精神！这是西南的一种追求！ 　　 我们同学也向来富于一种叛逆心态，西南政法的同学不是特别的温顺，当然重庆这个地方的民风就不大温顺（笑声），重庆这个地方的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一点火气重，很有些北方化。喝酒喝得爽气，吃火锅吃得很辣，喜怒哀乐皆溢于言表，很自然就有一种桀骜不逊和反叛精神，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民风。我们这些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这儿，也不免受到这种民风的影响，也开始具有一种性格，你上面说什么，我总要问一问，为什么你要这样说，你这样说对吗？这样的一种批判精神在大学里边经常体现为我们写大字报。学校领导有什么事情做得我们不满意了，我们就写大字报。当然现在没人写大字报了，宪法已经取消了这个权利，我们当年还没有取消。我们对国家事务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我们的同学中间当年有一些人老到解放碑那个地方去发表演讲，给群众发表演讲，告诉大家“中国应当朝何处去”（笑声、掌声）。当然大家有争论，用毛泽东当年的话叫“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我们的观念肯定是不一样，但可贵的是西南政法大学这样的一个学校体现了对于一种相互辩论、相互争论的非常大的宽容。没有一个可以号称“真理在手”。 1981 年到 1982 年间，有一个人叫李燕杰的人，李燕杰这个人呢，全国都要去演讲，到处演讲，为青年朋友谈心，让青年朋友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当年很是走红。他俨然以马列主义代言人的身份到处去演讲，一直讲到自己身体都病了。报纸表扬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很关心他。好像是 1982 年的上半年吧，他来到西南政法学院来演讲，结果西南政法的同学对他颇不以为然。当时狠狠地质问了他几个问题，搞得他很难堪。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另外几种类型的学者，比方说，当时有一个日本的宪法学教授，叫一圆一亿，一块钱再加一亿块钱，一圆一亿，他就叫这么个名字，这位著名的宪法学者来中国来访问，他希望有机会向中国的学生介绍一下他的宪法理论。他到北京去访问那里的几所大学，但是那里的大学都不肯让他讲，说“不不不，宪法方面我们不可能允许一个外国的、一个日本人来讲宪法问题，你要是搞民法、搞刑法还行，宪法不大好，敏感，怕出问题。”最后西南政法大学邀请他来这儿访问的时候，校方主动提出来他给我们讲一次他的宪法学说。一圆一亿老先生真的非常地意外——怎么可能呢，应该说越是偏远就越应该保守才是，为什么到了西南，到了西南政法学院，却是如此开放？当年，大家知道， 1982 年， 80 年代初期，没有哪几个学校的学生有机会听听外国教授的学术演讲，我们有了这个幸运。我们的同学认真地听过这样一场演讲，而且大家表现出了非常谦虚的、认真学习的精神。同时，同学们也跟一圆一亿教授提一些问题。那位老先生，现在我还有点印象，好像显得很开心呀！他在重庆终于找到了他的学术上的热心听众。 　　 我想这样的一种开明的精神确实也体现在我们的毕业生们。我们这些毕业生到了全国各地，到任何一个地方啊，你可能听到西南政法的同学，也许显得不那么稳重，也许你可能听到西南政法的同学出了问题。比方说，十三年前的那场风波，在那场事件里边，西南政法的毕业生表现得很突出啊！带头游行的、参与绝食的，国家机关里边的人也不顾自己将来升迁啊，纷纷走上街头去，表达自己的家国之忧和对政治腐败的不满。我们好多同学，他们在官场的仕途最后没有走下去，去做律师了，原因就在于这场事件。这样的一些个对国家的关心真正体现在这些人的精神方面。你只是不断地听人说西南的人怎么怎么了，但是你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西南的人很左，西南的毕业生很保守，很僵硬，头脑很僵硬，或者跟着官方的口号鹦鹉学舌。从来没有，没有一个人的头脑很僵硬。我这样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点？当然我有个同学，也是我的老乡——山东人，他到北京去，年龄也不小了，别人给他介绍个女朋友，他跟人家一见面就说：“怎么你穿牛仔裤，资产阶级的嘛！”（哄堂大笑）我们山东人有一点点保守，因此理所当然地被这个女孩一脚踢开了。事实上我相信中国的未来的发展，中国将来的政治生态的改变，离不开我们这些法律人，一代一代的法律人，能够进入到政治的舞台之中，能够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能够改变我们的政治生态环境。所以，各位同学，我相信大家应当有这样的一个远大的志向，也就是说把我们西南政法的这样一种开明的、开放的、不苟且、不媚俗的这样一种精神，能够带到全国各地，带到中国的政治舞台之中。

红歌是什么？ zuoluo2005 贺卫方按：唱“红歌”这种举动好像最早开始于井冈山，现在在重庆达到巅峰状态。利用了人的某种怀旧心理，加之某些歌曲旋律的动人心弦，倡导者把唱“红歌”演为一种集体和强制性的狂欢，并且试图将其作为这个时代驯服和动员民众的精神力量。作为一个从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我深知这些“红歌”里隐含或张扬着怎样的价值，如个人崇拜，嗜血的仇恨，集体主义同时压制个人尊严和自由主义。一直以来，我很希望看到对于这种沉渣泛起作出分析的文章。刚才在“猫眼看人”上读到这篇署名zuoluo2005网友的大作，特转载于此。其中惟一一处讹误是，老舍先生文革期间投湖自杀的地方是西直门附近的太平湖，而非北大的未名湖。投未名湖自杀的，我知道有一位是王重民教授。   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7269998 ———————————————————————— 红歌在文化艺术史上并无价值与风格可言，只有年鉴索引的意义，它存在过，仅此而已，所谓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艺术形式，无非是审美趣味低下拙劣的证明，——，它们当初借鉴的（称生吞活剥或许更准确）是民间艺术形式，那是它众多源头中唯一清澈的源头，[十送红军]，源于赣南客家人民间小调，罕见的优雅的长调，[东方红]，是出自陕北情歌曲调，还有浏阳河，饶过了几道弯，源头有争议，也来自民间，等等都是的道的土生土长的，内容多是关于流落，相思，爱情，属于人类最伟大的情感——乡愁系列的，那本是艺术最纯正的泉源，最后，统统为政治宣传所绑架，什么时候能正名，把那窃取的东西送回去，还它本来的面目呢？看来，还遥遥无期，至少在重庆如此，当摇尾系掏空了民间最后一点美与生动气息，它变得，也只能便得越来越粗鄙，丑陋，直到文化大革命达到它的颠峰。善意提醒一下，如果你想验证一下，请听听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首歌，之前，要谨尊医嘱，做好心理及身体上的准备。 红歌追溯他的另一个源头，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它属于与国家国家社会主义的暴力美学双峰并峙另一极权专制暴力文化的一部分，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红色，它们不是一体两面，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屈从于意识形态的幽灵，道成肉身，无论以何种面目，形式出现，其中一条异常清晰的轨迹，一条共同的纽带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如同瘟疫一样，它们流布之地，总是先激起狂热，再是愚蠢，然后是残暴，是狼烟，最后是尸横遍野。 如果说世界上最污秽，丑陋的语言是什么，是公然宣扬仇恨与暴力的语言。 红歌是什么，它就是一种暴力语言的一种，是所谓的暴力美学的一组成部分。 当然，不只是红歌，专制体制下把所有艺术都纳入宣传机器或摇尾系统的一部分，但它对于生活在几千年东方专职主义的中国人而言，尤其是不谙世事而言，更是一种梦魇般的存在，它鼓吹团结行动，崇尚简单粗暴思维，宣扬仇恨与暴力，屈从渴望奴性，赞赏流血死亡，牺牲，吞噬了无数人的血与青春，却祭献给了一个伪神，它的原型出自古老的诺斯替教义，一个非黑即白，二元对立是世界，或者用中国人的话说，一个你死我活的世界，生活在一个扁平世界，习惯于扁平思维的东方臣民为这种世界观准备了最肥沃的土壤，当西方已摆脱梦魇，走上文明正轨时，这里却还在挣扎中。 红歌是什么，当它唱得最响亮之时，也是这个国家反智反文明达到整个人类历史颠峰之时，有哪个国家会发动对一种无辜的小鸟的战争，会砍伐珍贵的植被去炼一堆堆废渣，会一边宣扬亩产万斤，一边饿殍遍地，会让自己的孩子们自相残杀，为了忠于同一个组织，同一个领袖，会唆使未成年的孩子，学生充当刽子手，打杀虐待自己的老师，亲人…… 现在整个社会的弥漫的价值迷茫与混乱主因之一是因为没有勇气与智慧彻底反省与探究文革及专制意识形态的危害，竟把这种末世景象归结为未弘扬主旋律，唱少了红歌？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风气败坏另一个原因是权力崇拜，强权便是法律，强权便是真理，便是正义，以权力的好恶为好恶，从偶像崇拜，到权力崇拜，再到恶魔崇拜，又是一条邪恶的轨迹，瞧瞧那些政治教民的面孔，那些麻木或充满激情的面孔，当他们将孩子，妇女，老人，那些无辜者（只因身份，或权力者的一句话），便象丛林里的野兽被围猎，被虐杀，那些教民，那些新人，那些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们与生化危机里的僵尸有什么两样，不一样，他们会高唱着歌曲。 现在堕落，腐败的根源之一，是权力大于一切，是权力扭曲一切，吞噬一切，每一个肆意的权力就象一个个黑洞，既吞噬人性，又吞噬智识，让人丧失起码的分辨是非的能力。 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在10年时间里毁弃的这样彻底，这样惨烈，又是这样麻木不仁。 我们很幸运，无数堆垒的尸骨为我们指出了方向，告诉我们那列魔幻列车不会把我们带往天堂，而是相反的方向，我们又很不幸，我们把这一切遗忘了，当权力的指挥棒再度挥起，一些人保持沉默，另一些甚至不知羞耻加入合唱，甚至翩翩起舞。还有比这恶心的吗？ 我们在遭遇这个时代最卑劣的犬儒主义，如果文革时期还可以用无知盲目或身不由己做籍口，当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那么在他们的疯狂与少数大写的人的反抗之间，我们如何选择，沉默，那既意味着背信弃义，也意味着我们选择是那一条路，它直指地狱，事实上，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已被逼到墙角。   那些以为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的潜心创造的人，他们忘了，他们耐以创造的最基本的元素，语言本身是被彻底污染的语言，在老舍纵身跳入北大未名湖畔之前，他内心已经历语言的死亡，难以计数最优秀的艺术家，不甘臣服，他们选择死亡之前，在遭遇死亡之前，已经历了死亡。因为比个体生命消失更可怕的是文明之死。   所以，这个国家后来没有产生一位作家，一位诗人，除了少数伟大的心灵作为反抗的例证，屹立在地平线上，我几乎看不到一个人的身影。 所以这个国家最伟大的作品只能是见证式的，所以，这个国家所有作品加起来的都比不了一个北京学生写下的文字片段那样震撼，那样有分量，那样富有警示意味。 时间1966年8月27日， 地点在北京大兴北藏公社的屠杀。 在马村，有一对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扬土时，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奶奶无奈的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不，几十年过去了，尘土早已将鲜血掩盖，我们的双眼也一直被沙尘迷住。直到今天。   １９６８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宣判死刑被杀害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死前对难友说，如果你能去维也纳，替我给贝多芬的陵墓前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他的崇拜者是哼着他的《庄严的弥撒》走上刑场的。这里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什么？为了提醒人们注意，在所有受侮辱与迫害知识分子群中，从事高雅，纯正的艺术研究与创造的专家学者，艺术家和爱好者，死亡，失踪与流亡的比例几乎是所有类别中最高的，这证明了，美的反面不止是丑陋，还有恶。   我不明白的是，一个这样的组织，在它的统治下，有人因为热爱生活，用笔记下吟咏春天的诗句，会被判有罪，有人因为爱情，因为哼唱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会被宣告失踪，有母亲对着孩子唱摇篮曲，只因曲调来自西方，会遭受批斗，迫害。   我不明白的是，一个曾经将诸如托尔斯泰的小说，济慈的诗歌，莫扎特音乐，古代宋元绘画等等，事实上代表了整个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一切艺术成果都列为违禁品，并四处收集，付之一炬，如果谁私自收藏，一旦发现，他就是有罪的，一个这样的组织，他之中的代表，衣钵传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尽依然充当精神世界的全权大使，来指导人们的旨趣与认识，来指导人们该唱什么，该听什么，该看什么。 他有什么资格？ 他们害孩子还要害到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