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到底有无优势？ 芦笛 我在《害怕动车》文中承认，“举国体制”在经济层面确有优势，网友立刻提出质疑。这是很自然的，老实说吧，对这个问题，本人也搞勿大灵清哉。 什么是“举国体制”？无论是歌颂它还是抨击它的人，好像就没谁界定过这玩意。这也是中国的固有传统了，不足为奇。我的定义是：“确保統治者绝对或大部控制国民经济，并在制定政治、经济国策时可以丝毫不考虑民意的一种社会制度。”换言之，在这种体制下，无论是对外对内的政治或经济政策的决定，民意都起不到丝毫作用，完全由统治集团甚至个别统治者拍拍脑袋决定。一言以蔽之：所谓“举国体制”，就是人民意志为零，施政只体现统治者意志的社会制度。 这种体制的弊病早已广为人知，柠檬网友已经列举了一大堆，就挑那最主要的来说吧：若当年不去“全民大战钢铁”，让三百六十行变成一行，所有的人都去炼钢，等于取消了农业，那也不至于举国陷入大饥荒，九百多万方公里土地上，竟无寸土不是哀鸿遍野，连个可以乞食的地方都找不到。这种烂事，亘古未之见也，原因就在于传统帝王从无这种“举国体制”。 然而唐好色网友已经说了，那是没文化的土共干的烂事，如今当国的据说是欧美留学回国的“洋共”，实行的据说是“开明专制”，也就是当年蒋介石想搞而又未能搞成的那一套。 这当然是既不懂中国国情民俗又彻底缺乏政治学常识的豪断。我早就哼哼教诲过他了：所谓“开明专制”，是伏尔泰心目中最好的政体，其基本判别指标是第一，严格实行法治。第二，实行言论自由。第三，统治者扶持奖掖科学文化艺术。以这三条标准去衡量，既往中国政府中，最接近这模式的，应该是先总统袁公领导下的中华民国政府，其次是先总统蒋公的统治。拿去套“洋共”，就是把牛逼扯到马胯上去了。任何对中国国情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现代中共实行的是“弱化了的极权统治”（weakened totalitarian regime），已经接近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但还没到那个程度，准确来说应该是纳粹式极权政体，亦即在经济上放松控制，但在政治上仍然严加控制，跟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差不多。 那“洋共”之说也是笑话。现在真正大权在握的人，不是什么海归，而是我们这一代老知青，什么薄熙来、刘源、习近平等等，都是这个年龄段的人。这些人最突出的特点是两条：第一，学业中断，青春荒废，因而不学有术，彻底缺乏现代文明常识。第二，经受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情有独锺，酷爱大魄力（薄熙来就是最佳示范）。用金枪鱼网友不客气的描述来说，便是“五十年代的红孩儿是人类历史上的怪物”。确实如此。除了少数异类如老芦者，这代人（笼统算成是50后吧，虽然老芦是40后）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这些特征都非常鲜明突出。要知道这一点，去看看社民党监委会的公告就行了——若不是您特别留意，一定会以为那是中共（而且还是毛共）中央发布的公告，那行文用语逼真忠实到了令人不能不拍案叫绝的地步。 即使不是前红卫兵，新提拔的高干（不是指业务干部）也是不学有术之辈。翻船的陈良宇似乎连高等教育都没接受过；前段倒楣的铁道部长（记不住名字了）似乎也是大老粗。我们当年厂子里一位女工的老公，如今据说已是中央委员。那人倒不是老知青，是文革期间毕业的中学生，凡是过来人都知道那批人是什么样的文盲（对不起河边老弟了，不过，老河自己也说，那拨人是“烂菜帮”）。当然，这些人现在都有博士学位。不过谁都知道那学位是怎么回事。所以，用今日中国大陆去套其经济政策由海归精心策划指导的50-70年代的台湾，未免谬以万里。 然而这不是说举国体制就毫无优越性。它的主要特点，是统治者可以完全无视民意，无限制地调动集中资源，去从事某些他们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工程。即使是土共那些文盲痞子胡搞一气，在浪费了天文数字的人力物力资源后，仍然有可能“单科突进”，搞出“两弹一星一艇”，造出了“卫星上天，木犁翻地”的人间奇迹。当然，从效益观点来看，那绝对是巨大的浪费，从人道的角度来看就更不用说了——我已经在旧作中指出，昂贵的原子弹工程上马时，正是大饥荒肆虐之时，那两弹一星是用累累白骨搭成的，是耻辱而不是光荣。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否定“举国体制”确有“短期内制造成绩”的“跃进”优势。 更不用说今日中共虽非“洋共”，仍与毛共有了质的区别。不管怎样浅薄，当道者毕竟不是当年那些满脑袋高粱花子的文盲白痴。在这点上，也不能说唐网说的一点道理都没有。更重要的区别他没指出：那就是，今日中国不再是毛时代的政经合一体制了，全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大企业，而是多种经济并存，从而在经济上（强调：只是在经济上）改变了王力雄说的“玻璃缸装沙”的恐怖局面，为中国经济增设了“水密舱”，避免了“中央CEO”一旦决策错误，即能造成全国破产的悲剧再度发生。 所以，比起毛共来，今日中共实行的“举国体制”的安全度极大地增加了，而之所以如此，恰是它不再那么“举国一致”了，中共对经济的垄断性控制已被外企与私企有限地打破。 那位网友说了，既然如此，把整个举国体制都打破，改用西式自由经济制度，岂不更好？窃以为自由经济也未必安全，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而中国恰因为未与国际金融接轨，可以动用国家权力人为干预金融，得以逃脱这一劫。更重要的是，若没有“举国体制”，能否有今日的中国奇迹？我深感怀疑，起码城市基建与基础设施（所谓infrastructure）不会如此先进。 网友已经给出了豆腐渣高架桥坍塌的反例。那当然是事实，但毕竟不能算普遍现象吧？我在此贴出几张上次回国拍的天津的夜景，请同志们看看，那与发达国家的景观究竟差多少，是二十年前能梦见的么？与其他大城市比，天津的城建算是比较差的了，但也成这个样子了。在这种情况下，硬要否认既往30年内中国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奇迹，我个人认为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要吃饭去，未完待续） 顺便说明一下，因为tinypic网站现在上传图像需要输入密码，我无法先将图片上传到那儿去再做链接，因此用附件贴出。但为了我在牛博的博客也能出现这些照片，贴出后又作链接，使之能出现在正文中。这网站的软件真扯淡。另外，因为没有脚架，又是夜景，曝光时间较长，无法保持相机不动，因此第三张照片有点花，抱歉。 作者： 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IMG_4168r.JPG ,  文件大小: 131.38, KB, 文件被下载或查看 708 次  描述:   IMG_4174r.JPG ,  文件大小: 147.03, KB, 文件被下载或查看 708 次  描述:   IMG_4175r.JPG ,  文件大小: 113.88, KB, 文件被下载或查看 707 次

光是那几张照片，当然不足以说明问题。但一般来说，国人的普遍生活水准确实在过往30年中上了个大台阶。即使是赤贫户，也绝对要比30年前强到不可胜计。前些天我转贴并提导的某位技术人员写的《90征文 请胡总看看我的车》什么什么的（记不得题目了），我认为说的基本是事实。从城市来说，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已经赶上了欧洲，离美国还差一截，但也不是太远了。哪怕是农村，沿海一带的也相当不错，起码我在火车上看见的新房就令人印象深刻。动车出事后，《猫眼》贴了大量照片，其中有一套拍下了出事地点周边的大批洋楼，我看那好像是一个村镇。村镇能有如此建筑，绝非30年前可以梦见： 当然也有烂房子，不过似乎不多（反正我上次坐火车旅游几千公里很少见到）： 这就是咱们讨论这问题的出发前提。若是大家不接受这前提，那我下面也不必再说了，或是您也就不必往下看了。若是能接受这事实（我认为是事实。因为生活经历复杂，我在社会的各层次都挣扎过，王洪文是工农兵都当过，我是工农学[学术界]都混过。而我这人毫无势利之心，一直都跟当年的铁哥们来往。我和老伴当年的同事，许多都是被繁荣遗忘了的族群，极大地相对贫困化了，但论绝对生活水平仍比当年高得多，光那居住面积就是当年不敢想象的，虽然不过是贫民小区，雨天炒菜需要在厨房里打伞。可我们当年哪有什么厨房？我和太太结婚后就一间14平米的房间，那还全靠敝厂在郊外，才能享此奢侈），则下一个问题是：这生活的极大改善，与“举国体制”有无相干？若是采取自由经济，能否达到今日水平？ 我认为，当然有相干。中国是怎么富起来的？西方资本家养肥的！！！这就是对铁木网友至今还在笃信不疑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最有力的批判。这位同志貌似成人，但至今长不大，大脑给活生生地一劳永逸地冻结在12-18岁左右，居然不知道要发财，您得先有那第一桶金，光有一把蛮力顶个蛋用。咱们当年在老毛领导下甩开膀子大干、苦干、死干、蛮干加巧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累得老芦腰椎间盘脱出，从此隔三差五就要找我的麻烦，直到退休后天天躺在床上，才算停止发作。可越干越TMD穷。蠢到马克思，都还知道生产力要发展，必须先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您说铁木同志这位马教信徒咋就会不知道涅？我记得中学政治教科书好像也讲过啊？莫非他惨遭冻结竟然发生在初中以前？ 西方资本家为何要养中国？因为那儿劳力便宜，原料便宜，而且办事绝对是高效率。萧功秦教授早介绍过了。如今西方资本家要去开办什么大工厂，根本不会遇到任何阻力，那公章啪啪啪一路敲过去，跟打机枪一般，政府机关就跟淮海大战时的司令部一般，效率不是一般的高。更重要的是，鬼子绝不会遇到欧美的工会、农会、环保那些强大的阻力集团，可以以极低价格购买土地，也用不着斥重金去兴建废水废气废物处理的工程。 这种好事，实行自由经济的国家里能有么？上文已经说过了，所谓举国体制，就是人民意志等于零的体制。全靠中国人民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中国才能变成全世界资本家的乐园，变成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吸纳全世界资本与技术的黑洞。要是没这体制，中国能发起来么？咱们别的也不用说，光是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只怕外商明天就要逃走一半，而中国外贸也很可能立即变为入超，党中央就再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财大气粗了。 我也不用说这么多，俄罗斯就是个绝佳参照物。30年前，咱们和老修谁富？现在涅？就是跟台湾香港相比又如何？30年前，难道那些地方不是咱们梦里的天堂，如今呢？就连老美也欠下了咱们那么多的债，这似乎是怎么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吧？中国如果不是大发了，怎么可能当债主？ 其实所谓“中国模式”并不是痞子党发明的，中国人本来就缺乏原创力，何况是中共那个“全民智商的马里亚纳海沟”？这条路其实是日本人最先走出来的，跟上去的则是南韩与台湾，最后才是中国。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采取某种程度的“举国体制”不失为捷径，诸如动用政府权力压低劳力成本，提高出口商品竞争力，人为创造具有吸引力的招商环境，等等。只是那些国家的政府权力没有中国政府那么大，不敢也不能把事情做到极端。 我虽然对那些国家没什么了解，但我敢断言，那些国家绝对不是什么自由经济国家，政府在指导投资、干预经济中起到的作用，根本不是西方政府敢于梦想的。日本当年发家，就是日本政府事先在国外作了周密的市场与产品调查，确定以照相机为主要出口创汇商品，以后又选中了摩托车，最后又选中造船。决定了突破口后，政府便动用权力杠杆，给企业家以各种优惠。而南韩则是将钢铁定为龙头产业。这些先行模式被赵紫阳的“智囊团”看中，80年代就开始鼓吹“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定下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力的出口定向型经济。亚洲的成功，证明这违反自由经济学派“规律”的模式确实是成功的。迄今为止，凡是经济上的暴发户，都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国家，从未见过有哪个信奉奥地利学派那套胡说八道的国家旦夕间暴富，只见过哈佛的伪经济学大拿把俄罗斯推入粪坑。 （睡觉去，让大伙攒点弹药，我下次再来时好万炮齐发，呵呵。其实我真想写的还是那中共裂变问题，完了再写《辛亥革命百周年祭》系列。不过这话题既然引出来了，当然只能写完） 作者： 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因此，中国的所谓“举国体制”优势，说穿了也就是“低人权优势”——政府靠强大的权力（亦即隐藏的暴力）压制人民的基本权利，人为造成人力物力资源以及环境资源的超廉价，形成对国际资本与技术的无比强大的引力场，勾引国际资本家奋勇前来剥削中国百姓。用毛共话语系统来说，中共乃是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最大的卖国买办集团，千方百计勾引帝国主义对咱们发动经济侵略。其结果却恰与马列主义的预言相反：卖国一点，繁荣一点；卖国得多，繁荣得多；彻底卖国，彻底繁荣，证明了敬爱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主席首倡的“剥削有功论”是何等伟大的真理。 勿过，后毛共与毛共貌似针锋相对，内里的哲学瓤子其实是一致的（这儿的“哲学”并非真正的哲学，而是“信条”的意思）。那就是只能搞“科学执政”，不能搞“民意执政”。“民意”与“科学”互相冲突，因此必须压制为零，实行“科学专政”，否则不是天下大乱，国家崩解，起码也要使社会陷入对抗与混乱。毛共与后毛共的区别，只在于毛效法斯大林，认定那“科学”就是靠死命压榨百姓来积累原始资本，而邓共则发现，那除了让芦某被腰椎间盘脱出折磨终生，越老越甚外，其实并没有什么鸟用。真正的“科学”，是请国外大款们来代付那原始资本。为了让大款们爽爽快快地掏腰包，必须实行“科学专政”， 以暴力将“刁民”的一切无理刁难与合理抗争统统压制为零。 事实证明，老邓的“科学”，要远比老毛的“科学”更“科学”，而且也不是毫无道理——民意未必都是科学的，可以常常是短视的。我已经在旧作中举过若干例子了：当年美国人民万众一心反对介入二战，后来万众一心反对福特政府紧急援助被北越大举入侵的越南共和国；英国的恶霸工会使得70年代的英国经济几乎破产；法国的恶霸工会使得政府迟迟不能关闭亏损国企；美国的恶霸工会使得美国汽车工业陷入萧条……，等等，等等。 然而共党“科学专政”更荒谬，毛共的“科学专政”就不必说了——事实证明那只能造成国贫民更穷。后毛共虽然好多了，但仍然弊病百出。低人权确实能使财富大量急剧注入中国，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用吸引来的财富。不管资本从哪儿来，是从百姓骨髓里无情榨出来的也好，是外国大款掏腰包也好，两共的“科学专政”要能工作，都必须满足下列必要条件： 1） 执政集团高瞻远瞩，能看到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何在； 2） 执政集团具有精明经济头脑，知道怎么合理投资，把每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3）执政集团自上而下极度理性，具有非人性的冷静，做出重大决策时绝不会受到 “为民族争光”、“震惊世界”、“创造奇迹”、“以重大建设成就证明执政的合法性”、“作出出色政绩以得到提拔”等冲动的干扰。 4）执政集团成员个个是圣人，大公无私，在毫无民意监督的情况下还能高度自律，绝不会把聚集到的财富化为己有。 若前三条中任意一条不满足，则举国体制势必化为举国蠢动；若第四条不满足，则举国体制势必化为举国贪腐。不幸的是，以上每一条都超出了人类能力。 第一条就连“先总设计师”老邓都承认了：他老人家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在人类历史上有过的一切政治家言论中，此乃难得见到的大实话。社会发展无规律可言，“社会科学”并不真是科学，没谁可以据之作出科学预言，预见到未来的社会发展大势，确定本国的长远利益何在。国家的发展，只能采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也就是老邓的“摸论”。而这恰是举国体制的弊病所在。记得萧功秦先生有专论说，西方多元化发展的好处，是通过诸多的微观试错，淘汰“试错”了的那些企业，筛选出“试对”了的那些企业，其他企业就自然会跟上来，最终结果就是全社会都采用那先进模式。而咱们集举国之力去一元化地试错，一旦错了，那灾难的规模就不是多元试错可以比拟的了。 第二条李子旸先生已经在《三个武器》（是否此题不敢保证）中讲过了：经济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就再无可能实行计划管理了。以国家领导人去冒充一个超大企业的CEO，其投资绝对不可能合理。更何况党国领袖都是经济学外行。迄今为止，中共有过的唯一内行，大概就是经济沙皇朱镕基，然而此人之才顶多只配作央行行长，也就是技术官僚，去作国务家完全是勉为其难。 第三条就不必说了吧？凡是长了眼的人都能看到，引号给出的那些考虑，正是整个官僚集团自上而下的施政动机。三峡水库就是明证，高铁建设也是最近的例子。三峡水库就不必说了。这里需要纠正拙文《害怕动车》的错误。在该文中，我说中国的高铁建设是超前发展，但那是必要的。后来看到FT中文网上的文章，才发现大谬不然。该文指出： “中国政府5年前开始大举投资，希望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建成全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修建高铁本意在于激发民族自豪感并提升效率，但现在却变成了一件令人难堪和忧虑的事情。” “这起事故中出现的停电现象，却与京沪高铁上导致列车停驶的故障情况诡异地相似。京沪高铁运行尚不足一个月，就已经发生过3起与之类似的事故。” 短期内接连发生类似事故，若都是偶然发生，则概率实在太小。这事实强烈提示：这次事故不是偶发的，是系统错误。换言之，整个高铁系统的安全性都有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系统性误差？人家已经说的清清楚楚了：“修建高铁本意在于激发民族自豪感。”所以，还是那“创造震惊世界的奇迹”的强烈冲动使然。 这并非诛心之论，已经有网友撰文给出了一系列事实，其中最令我骇然的是； “今年2011年7月1日铁道部出版的「旅客报」，说德国培训专家称「只用十天时间，要驾驶世界最先进的动车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中国铁道部要求培训十天，就要把第一列350公里时速的动车组开回北京，结果驾驶员顺利完成，中国铁道部并引以为骄傲。对此中国人民日报都发文表示，北京铁路局的高铁司机没有一个人读过大学，面对结构复杂、操作难度大的培训课程，只用十天完成本该三个月的高铁司机培训课程，简直揠苗助长。”（引自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7645404&boardid=1&page=1&1=1#7645404） 更糟糕的是，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赵坚对高铁计划一直公开持批评态度。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在相距较近的大城市间修建超高速铁路尚属合理，但如果要在相距很远、更适合搭乘飞机往来的城市间修建高铁，其建设成本将会“严重拖累经济发展”。 情况还真是他说的那样，FT中文网上那篇文章说： “官方媒体上周报道，铁道部的债务在两年间增加了两倍，达到1.98万亿元人民币（合3070亿美元）。虽然中国政府有充足财力偿还这些债务，但铁道部原本应该依靠自身的现金流来为铁路建设融资，现在的债务情况说明投资出现了问题。” 由此可见，高铁建设与三峡水库大坝呈现了惊人的相似性，都是举国蠢动造出来的宏伟壮丽的烂尾工程。主事者出于种种非经济动机蠢动的结果，不但为国家制造了重大隐患，更意味着国家日后为解决那些人为难题得没完没了地往里塞钱。 举国蠢动之所以发生而且难以解决，除了利益集团的纠葛外，更是党国政府带头将经济决策、技术决策问题政治化，莫名其妙地将重大工程赋予“壮国威”、“证明制度优越”、“证明执政的合法性”的政治意义，毫无必要地将建设问题与政权存亡捆在在一起，从而把事故处理当成“政权保卫战”，这才会有事发后第一时间“活埋”车头车厢的人间奇迹出现。“举国体制”于此化为“举国官官相护”。 党国领袖蠢到不知道，玩猫盖屎那一套，在毛时代倒没问题，在微博、手机、视频极大普及后的今天，就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越发招致草民对自己的怀疑，激起他们的腾腾怒火，完全是蓄意跟自己过不去。胡温连慈禧处理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的政治智慧与魄力都没有，要不我怎么会说他们是“全民智商的马里亚纳海沟”涅？ 第四条就不用说了吧？大概除了利益攸关的党朋以及戴着玫瑰色眼镜对“洋共”投注含情脉脉的秋波的唐好色网友外，没谁会否认今日中国乃是举国贪腐，而且在可望的将来无法肃清，因为“科学专政”不相信民意监督。今天我才愕然看见，外汇管理局的头子出来傲然宣称：中国的外汇存底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据说，这是因为民企出口换汇后，国家银行已经给他们发放了等价的人民币！ 您能想象世上有这么无耻到极度强悍的声明么？外汇管理局是什么？似乎只是个衙门吧？世上居然能有创造财富的官府衙门，这种人间奇迹，也只有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官僚社会能创造出来。该《共贪党宣言》，雄辩地证明了我在旧作中总结的从古至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点： 第一，商品价格含有远远超过成本与合法利润之和的“剩余价值”。 第二，该“剩余价值”与生产和交换毫不相干，乃是权力介入经济活动产生的，全部流入非生产者。获得者既未参加商品的生产，也不负责商品流通，唯一的贡献就是以暴力敲诈强行介入商品的产销，除了极大地抬高商品价格外，还人为阻碍了产销，使得产业和商业失去了自发兴旺可能。 　　 第三，这种赤裸裸的掠夺，与“等价交换”、“公平竞争”、“供求决定商品价格”等西方市场法则针锋相对，而这些法则乃是从资本主义的“权利”观念衍生出来的。因此，它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利”观念及其衍生的“平等”、“机会均等、费厄泼赖”等观念水火不相容。 总而言之，我的结论是：“举国体制”当然有着巨大优势，但只限于吸纳国际财富，使得国家暴富。但那是“吸星大法”一类邪派武功。日本、韩国与台湾之所以没让那邪派武功毁掉，不但是因为人家的执政精英远比党国领袖称职与廉洁，而且从来也就没用“科学”将民意压缩为零。相反，待到国家富起来以后，南韩和台湾都相继走上了合理分赃的道路。中共只看到人家的前半截，用推到极致的横暴手段（用鬼话来说便是“市场列宁主义”）加以过度仿效，只会在国家迅速变富的同时，制造并储蓄社会危机。而且，他们蠢到看不到，“吸星大法”的好日子快到头了。国内的廉价原料业已卖完，若还想保持过去的高速发展，那就只能效法西方，去第三世界掠取原料。然而中国能否沿袭欧美老路，顺利转型为海外经济帝国，鄙人不敢乐观。一旦经济成长减速，那就是麻烦到来之时了。 （全文完）

【1体育运动无法去政治化，2李娜有个案意义，但要得出民营胜利需慎重，3即便如此，无损体制边缘创新的意义，可以借用到改革中来。】  李娜法网夺冠，可喜。大满贯，可贺。我听过的最好的赞美是：娜姐，你真是条汉子。语无伦次背后，是由衷赞叹。   赞叹之余，围绕娜姐夺冠与中国体育制度，起了不少争议，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有人说李娜获奖后没有感谢国家，这是体育去政治化，回到本身的大好事。我当时就觉得体育去政治化很困难。尽管体育运动追根溯源，或是对个人身体的教育，而竞技运动就已有公共性，与政治紧密相连。这意思是，就算你想回归到本源，将此作为私人领域的事情，政治也会追着跑过来。果然，国家体育总局就发来了对李娜的贺电。我倒不是说这是坏事，以前是国家追着要求你感谢，现在是追着感谢你，也算进步了。   体育运动与政治的关系，和功夫与江湖的关系差不多，搅在一起，分不出来。中国人练武术，意在强身健体。李小龙在美国也大力提倡功夫内在的哲学含义。但不顶用。你是除暴安良也好，行侠仗义也罢，总之，一入江湖，身不由己。《功夫熊猫 2 》其实也说这个道理。个中关键是因为这政治性的含义，并不是个人能剥离的，而是被他者赋予的。围观者会使得其政治化起来。例如记者招待会上，李娜就被问及政治性问题。个人所能做的，也就是回应“问题太难，我不清楚”了。   从 1907 年秋瑾在绍兴创办体育会、 1971 年周恩来推动乒乓外交、到 2008 年举国动员办奥运，体育政治化在中国实在是历史太悠久了。且不说金牌崇拜背后的复杂政治利益关系，就算是眼保健操，也是“为革命保护视力”。是以，在已经浸润了政治的体育运动中，期待回归体育本源去看待，是理想，但未免不切实际了。因此与持这种回归本源论的人有所不同，我认为在现有条件下，不妨以运动推改革，不管是推动某一项运动项目上头的管理制度改革，还是影响其他社会制度的变革，若能将运动中体现出来的创新和激励兼容这样的思想和精神，为其他的改革所用，未尝不是大有裨益的好事情。   第二个方面的争议是，有人指出李娜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是因为脱离国家体制的缘故。尽管这同样是用以批评体制的一个有力说法，但我以为得出这一结论需要谨慎。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国家培养和个人努力之间的复杂关系。看李娜以前接受采访的记录，她认为网管中心在自己成绩上的贡献较小，而且体制性的阻碍了其获取奖金的努力。网管中心的激励与李娜本人的激励，并不一致，而且各自在判断要分配最后的成果时，总是倾向于夸大各自的重要性，以便多分一杯羹。   从这个角度看，李娜从原先要交网管中心 60% 收入份额到目前降到 8% ，的确是逐步脱离网管中心，迈向自我负责的重要一步。因为既然相信自己的努力比较重要，就没必要将钱白白多分给网管中心，这是十分简单清楚的道理。但单飞之后，有一些固定的成本也需要自己负担，例如整个团队运行的费用，出去比赛的交通住宿等。不过这是一个经济决策，李娜的单飞选择很理性。至少从大满贯而言，其团队不仅正常运转，而且为李娜创造好成绩营造了不错的条件。   但即便如此，要得出“私营体制比国营要好，运动领域也不例外”的结论，还需要考虑以下约束，例如需要比较李娜单飞前后几年的平均比赛成绩，因为单飞后参加比赛的机会多，所以可能胜率高与比赛多有关，刨除这个因素后，如果单飞后平均比赛成绩好与单飞前，那或许能说明单飞是个影响因素。不过跟着来到问题是，可能是因为单飞后几年，李娜自己的技战术水平和经验提高，使得胜率高，而并不是因为单飞的原因。而且复杂的是，私营体制、比赛机会、技术经验等相互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要剥离出来也很困难。甚至，把这一切归于运气也是个说法。   这意味着，单纯从李娜获得法网冠军这样的个案中，难以证明私有体制优于国营体制。可以肯定的是李娜单飞去体制化与大满贯相关，但不是因果关系。不是脱离体制，就能获得冠军。可能还会有人举出丁俊晖的例子以作为私人经营更优的佐证。但实际上，在中国籍的世界级冠军总量中，依靠国家培养获得的冠军数量是占优的。这其实也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从全世界范围而言，私人体制下的世界级冠军还是要多于国有体制培养的冠军。当然更小心的论证是要统计不同项目下不同体制培养的胜出率。   无论如何，国有体制边缘有创新，并且取得成绩，这为运动员提供了额外的选择，尽管成本也绝不低廉。这种国有体制的变革运动，实际上也是中国改革过程中广泛采用的运动。是的，用运动改变一切，包括整个中国在内。这是李娜获得法网冠军带来的启示。 刊于FT中文网2011年6月7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953   【若您认为这篇文章有用，欢迎捐赠  | 接受从五毛到二百五之间的任意价格，特别是 一块二或十三  | 支付宝账户 welfarelee@gmail.com  | 所有捐赠将用于 【读品】金塘岛公益图书馆 项目 】